钱钟书名字来由：抓周抓到书(0/3951)
　　钱钟书因周岁“抓周”时抓的是一本书，故取名“钟书”。人如其名，钱钟书一生钟情于书，读书不倦、嗜书如命。　　钱钟书幼时与弟弟钟韩跟随伯父读书。伯父每日早晨必上茶馆喝茶，而钱钟书总是紧跟其后。伯父以铜板一枚买一酥饼，再向书摊租一本小书给他。钱钟书吃完酥饼即开始看书，一直看到伯父领其回家为止。七八岁时，钱钟书开始读小说。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快被他读完，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古典长篇小说，以及《聊斋志异》。上中学后，钱钟书读了很多文学刊物，还读了大量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长篇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等书，还有各种探险小说，读得非常入迷。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　　钱钟书究竟读过多少书？有两个小故事似能说明问题。有一天，钱钟书和他的一位学生逛书店。他对身边的学生说：“你在这儿如果能找到一本我没读过的书，我就不算是你的老师。”学生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有听说过的冷僻书籍问钱钟书看过没有？钱钟书立刻能说出此书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未出错，学生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故事是：钱钟书、曹禺、吴组缃同为清华同学。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吴组缃听罢走到钱钟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的一张纸，很快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等，不禁叹服。　　杨绛曾说过，读书是钱钟书的日常生活。钱钟书这一生只要有书可读，便别无他求。“文革”时，钱钟书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思想改造，杨绛指着小山窝棚问钱钟书：“可否终老于此？”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读。”当时干校无书可读，钱钟书就反复地读随身携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女儿钱媛出访英国，钱钟书也只有一句交代——多买新书。　　钱钟书一生爱书，留下了不少和书有关的趣闻轶事。《管锥编》问世，冒辟疆之子冒孝鲁向钱钟书写信索书，钱钟书不与，谓：“叔子今年七十，我馈以生辰纲四十元。渠五十时，我赠以曹氏《宋百家诗存》一部四函，亦四十元。我固不作生日，渠亦未尝记忆，即记，亦只以恶诗一首表意耳。今又向山妇（指杨绛）索《堂吉诃德》，强聒不舍，已寄之矣。复索《管锥编》，因报之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耳如鼎，不能闻也。哀求怒骂，皆无动于吾中也。书岂如是易得哉！板桥润笔例云：凭他话旧论交谊，只当秋风过耳边。请为君赋之。’”黄克好“钱学”，编《钱钟书研究》，第一辑出，销量甚多，荣誉踵至，遂于第二辑《编委笔谈》中自言“名利双收”。钱钟书见而怒，道：“名研我钱钟书，意在彼书中钱！”《钱钟书研究》之刊遂三辑而亡。有人问钱钟书：“听说您翻译过《毛泽东选集》有无此事？”钱钟书道：“有。”随手取过案头一书示之，说：“此余与乔木同志共译德文本毛泽东诗词。”又云：“编译组中有一外国专家（指艾德勒）甚倨，国人所译，必加訾议，所服者惟余一人已而。”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有趣的是，钱钟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但本身藏书却很少。钱钟书的书斋中只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常用的工具书以及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一些书籍。钱钟书“痴人有痴福”，他的“书旺命”，就连夫人杨绛也不禁感叹：“作为书痴，他倒真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所以，钱钟书总能与书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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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这个人
最初看到杨荫杭这个名字，是在20年多年前的《读书》杂志上。1994年，李慎之先生为该杂志写了一篇介绍杨先生的文章，标题是“通才博识，铁骨冰心”。通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这就是杨绛的父亲、钱钟书的岳父。
当时人们对钱先生的学问钦佩有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一位毫不逊色的长辈。因此李慎之在文章中说：“补塘先生（引者按：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之博学多闻，往往使我挢舌不能下。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尤其难得的是，它们并不是专门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触事生感，随写随刊的东西。然而文章诗词，中外故实都准确得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无怪乎杨绛先生要对我说：‘我爷读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钱钟书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举‘决不会记错’。”（《读书》1994年第8期）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爷就是父亲，爷娘就是爹娘，比如《木兰辞》中“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和“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杨绛所谓“我爷”，就是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
读了李先生的文章以后，我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老圃遗文辑》。这本书收集了上世纪20年代杨荫杭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很短，但内容却涉及到中外历史、地方文化、社会不公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阅读中我发现杨荫杭有三个特点：一是满腹经纶，博闻强记；二是不写高头讲章，只写简短评论；三是继承了中国文人关心政治的历史传统。
早年求学经历
杨绛在长文《回忆我的父亲》中说杨荫杭的祖父在杭州作过“很小的小官”，杨小时候颇受祖父宠爱，记忆最深的是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一边教他背古诗的情景。杨绛还说：“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所以两代人都是只有住宅没有田产的穷书生、穷小官。
1895年，17岁的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该学堂由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第二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1949年以后又改名为天津大学，成为一所专门培养国防工业人才的学校。
当年杨荫杭之所以选择这个学堂，是因为它不仅学生一律免费，还在教员配备、教学计划、讲授内容和教科书选择、实验室器材等方面都采用美国模式，故有“东方康奈尔”之誉。
1897年，该学堂因伙食问题爆发学潮，校方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决定将带头闹事者一律开除。据杨绛说，当时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其事，但是在学校当局追查时，他因为看不惯那些事前慷慨激昂、事后畏葸不前的人，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结果他被开除学籍，离开了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
随后，他又考入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该校也是由盛宣怀创办，聘请张焕纶与福开森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它原计划分为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四个部分，前三院相当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但由于缺乏师资，只好先在师范院招了一个班的学生。有人对这个班评价很高，说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先河，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
保送日本留学
1898年，杨荫杭被南洋公学保送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随后两年，国内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气”，成立了一个宗旨不太明确的团体——“励志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励志会为庚子（1900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
1901年阳历1月1日，励志会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新年庆祝会，莅会者有戢元丞、张瑛绪、钱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宠惠、张继、章宗祥、雷奋和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等30余人。这些人之所以抛弃皇帝的年号并举行新年庆祝活动，表明了他们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倾向。
冯自由还说，早在1900年，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人就创办了《译书汇编》。该报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之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份杂志。
有趣的是，杨荫杭在日本还遇上两件趣事：一是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被大家发现；二是日本下女把留学生带去的牙粉当作化妆品，涂抹在脸上。后来杨荫杭给杨绛讲这些趣闻轶事时，还使用了章回小说的标题：“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这件事冯自由也有记录，标题是《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虽然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日本，但是留学生的生活水平好像还是略高一筹的。
东瀛归来以后
1902年，杨荫杭尚未毕业就返回中国。对于这件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一九零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想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该文被收入《老圃遗文辑》之后，在这段话后来有两条注释，可能都有讹误。
其一，对于“派往译书馆译书”的注释是：“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七二页。译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
“译学馆”是个冷僻的名词，为此我查了上海辞书出版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看到了对它的解释：“清末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1902年初（光绪二十七年底）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北京北河沿置房改设，名译学馆。……”该词条与上述注释和介绍基本一致，只是没有“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等字样。
另据杨绛说：“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所以我以为杨荫杭等人留日归来后，是不会选择北京同文馆的，他们不可能主动向清朝政府投怀送抱。
为了弄清楚杨荫杭留日归来后的去向，我上网进行搜索，看到宁波大学吴小鸥女士在《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一文中给出了答案。她说：早在1899年3月，张元济经李鸿章介绍担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开始编译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其中包括《格致读本》、《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等著述。1902年夏天，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往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有《法律学教科书》、《法制理科教科书》和《政治学》问世，雷奋编著了《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这些著述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杨荫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的。后来母校急需翻译人才，他们尚未毕业就提前回国，显然是为了解决母校的燃眉之急。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北京“译书馆”虽然只差一字，却相去甚远，所以我猜测杨绛先生所谓北京“译书馆”云云，很可能是上海“译书院”之误。
顺便解释一下，所谓“名学”是逻辑学早年的称谓。杨荫杭等人编译的这些社会政治读物，虽然是南洋公学的教材，但是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思想资源，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后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显然与他主持译书院的经历有关。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于是杨荫杭离开上海返回无锡。
执教澄衷学堂
据杨绛说：“我父亲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从这里，可以看出其科学救国的热忱。这种热忱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学会了制造毒品，并且因此而发了大财；二是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因为受其影响，去日本留学时选择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理化专业。
据杨绛说：不久她的父亲又到了上海，“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
查《中国近代史词典》有关词条，可以发现这说法也有问题：《时事新报》的前身是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到1911年才改名为《时事新报》，而1906年杨荫杭已经赴美国留学了。另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时报》：一个是1886年在天津创办的《时报》，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主笔；另一个是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时报》，由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担任主笔。杨荫杭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以后，他的同学雷奋和杨廷栋都在后一个《时报》馆担任过编辑，所以我怀疑杨绛先生所谓《时事新报》，很可能是《时报》之误。
前两年澄衷学堂的教材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但是人们对该校的其他情况似乎兴趣不大。据我所知，澄衷学堂是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在1900年创办的，胡适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所以他在《四十自述》中说：“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我在东三斋时，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上‘言论自由’四个字。”杨天骥与杨荫杭不仅是近亲，而且二人都在澄衷学堂当过教员，所以杨绛说：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
陈衡哲与她的丈夫任鸿隽都是胡适的挚友。1928年，胡适、徐志摩、叶公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后，钱钟书和杨绛都是该杂志的作者。钱署的是笔名“中书君”，写的是书评；杨署的是本名“杨季康”，发表的是译文。据说当时杨绛和钱钟书正在热恋之中，有一次钱领她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叶公超先生。叶知道她是学英文的，便让她翻译了F.S.Marvin所写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一文，发表在日出版的《新月》第4卷第7期上。从此以后，杨绛便走上了翻译之路。
远赴美国留学
1906年，就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异常活跃的时候，杨荫杭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开始对西方民主法制作系统研究。对于父亲这一选择，杨绛有如下评论：父亲出国以后，“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
1910年杨荫杭学成回国。他的硕士论文是《日本商法》，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杨绛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自己的学位和论文，倒是钱钟书是个有心人。有一次他在岳父书橱的最高层看到一本红皮书，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就是老岳父的硕士论文。那个时代的人对学位论文是不当回事的，他们认为如果只有学历没有能力，只能是一个两脚书橱。回国时，杨荫杭还路过欧洲游历一番，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回国以后，杨荫杭经末代状元张謇推荐，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肃亲王善耆听说他精通东西方法律，便请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为自己讲课。善耆是清朝末年锐意改革的一位皇室成员。义和团动乱以后，他引进了警察制度，修整了王府井一带的路面和大大小小的店铺，还建成了东安市场和文明戏院，为北京成为首善之区做出不小的贡献。此外，他还因为同情革命，主动释放了刺杀载沣的汪精卫。
据杨绛说：“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着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两位同窗好友
杨荫杭经张謇推荐任教，可能与老同学雷奋有关。雷奋是上海松江人，留日回国以后，他先在上海《时报》编辑，主编《本埠新闻》，并在城东女学、务本女塾等校任教。后来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积极从事立宪活动。在此期间，雷奋经常在“宪政期成会”和资政院演讲，对形势条分缕析，听者无不动容。此外他还主编《法政杂志》，推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雷奋受聘为张謇的高级顾问，清廷电令张謇北上议政，张犹豫未决，雷奋曾经劝他成行。民国成立以后，据说许多法律规章是由雷奋起草的。袁世凯称帝之前，雷奋退出政坛返回家乡。后来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事、湖北高等检察厅厅长，都因病未能赴任。1919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48岁。
杨荫杭的另一个同学杨廷栋（字翼之）留日归来后也在《时报》当过编辑，据说与陈冷、包天笑等人以精辟的时评和精彩的文字蜚声一时。2015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有章士钊撰写的《杨翼之秋夜草疏图卷书后》，九张信笺拍了172500元。章士钊说：据杨廷栋回忆，《秋夜草疏图卷》是1911年由张謇、杨廷栋、雷奋三人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的一份奏疏，其中有解除皇亲内阁、下诏罪己、提前宣布宪法等内容。由于该奏疏已经超越君臣规范,所以被视为江苏响应辛亥革命率先独立的先声。章士钊还说，1945年他与杨廷栋在重庆见面时，发现对方“英气犹照眉宇而矜躁尽矣！”
《秋夜草疏图卷》由杨廷栋集成，在上面题诗作跋者有张謇、梁启超、张一麐、夏敬观、陈葆初、徐果人、叶恭绰等人。卷末附有刘垣撰写的《杨君翼之家传》，还有吴大徵的后人、著名书画家吴湖帆的配画。后来，该图卷由杨廷栋的继室徐夫人收藏，1970年徐夫人请薛光前带到台湾，捐赠给台湾历史博物馆。第二年，台湾江苏文献社影印出版了《秋夜草疏图卷》，杨廷栋的儿子杨之游在影印本序言中说：“卷中所附当日名公巨卿之手笔以及书画诗词，尤具文采及艺术价值”。
后来，杨廷栋投入开发生产改善民生的事业。1922年，他与张一麐的弟弟张一鹏（字云博）在无锡与常州之间创建利民纺织厂、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和一系列近代企业，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司法独立
辛亥革命以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回避制度，因而他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
杨荫杭上任后，曾接手一件恶霸杀人的案件。据说这个人仗着自己与督军有裙带关系，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甚至把杀人不当回事。民国初年，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长，实行三权分治的制度。当时浙江的督军是朱瑞，民政长是屈映光。屈曾为这个恶霸说情，但是坚持司法独立的杨荫杭还是以“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将这个恶霸判处极刑。为此屈映光在晋见袁世凯的时候，以“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为由，先告了一状。据说幸亏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麐也是江苏无锡人，在他的干预下，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字，然后把杨荫杭调到北京。
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1917年，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任用亲信担任铁路局长，并假借调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进贡一千元。另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卖官鬻爵，济南铁路事务所所长、徐州车务段段长、浦口港务处处长等人皆因贿赂许世英而得到官位。更恶劣的是，许世英还在对外交涉中有致使国家财政损失上百万元的嫌疑。杨荫杭得知这些消息后，便下令传讯徐世英并把他羁押起来。
许世英字静仁，安徽秋浦人，是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早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就因为护驾有功得到清政府重用。1907年东北设立行省后，他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10年，他奉命赴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又考察了十余个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被视为近代司法制度的专门人才。辛亥革命期间，他与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上台。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按理说许世英也是司法界元老，杨荫杭的前辈，但是杨却不顾一切地传讯了他。许世英被扣押后，许多人前来说情，致使杨荫杭家“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过。
对于这件事情，有人说杨荫杭在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就与许世英结怨，因此这一次纯属报复。也有人说杨荫杭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就下令抓人，不仅是鲁莽之举，还有滥用职权之嫌。
最后，许世英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杨荫杭也辞去高等检察厅厅长，于 1919年离开北京回了无锡。
为此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还不如‘褫夺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在《老圃遗文辑》中，附有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声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其中有《司法部呈文》和《杨荫杭抗辩书》等文件，这应该是进一步研究这一公案的原始材料。
加盟《申报》副刊
回到家乡以后，杨荫杭患了伤寒，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到了准备后事的阶段。据杨绛说：“我父亲在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想见到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在这句话的后面有注释说：“1992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
这里所谓近代史所，显然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吧。另外，陈光甫是著名的银行家。他1881年生于江苏省镇江，1909年获美国宾州大学商学士学位。回国后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开设中国旅行社，是将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引入金融界的先驱者。著名学者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先生，曾在该银行担任过高管。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与胡适临危受命前往美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桐油贷款”协议，对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0年，杨荫杭病愈之后再次到了上海，出任上海《申报》社副主编。《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也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典范。特别是该报副刊《自由谈》自1911年问世以后，始终以文人论政为特点，在主张民主自由、抨击社会时弊、揭露官场腐败、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杨荫杭已经年过不惑，他能够加盟这家报馆并担任要职，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收集了杨荫杭在1920年到1925年间，在《申报》发表的600多篇文章。其中都是短小精悍的评论，当时叫“时评”和“常评”。这些评论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而且那信手拈来的史料功夫和发微探赜考证本领，实在令人叹服。
晚年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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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杨荫杭因为不喜欢上海的复杂环境，便“迁居苏州，专营律师事务。兼为报刊撰文。”当律师要有律师事务所，于是杨荫杭买下了被当地人称为“一文厅”的大宅院定居下来。
“一文厅”是明代高官徐如珂的宅第，当年徐因为得罪魏忠贤被赶回苏州服毒自尽，后来当地民众为纪念他，每家各捐一文修建此厅，故称为“一文厅”。杨荫杭买下以后，经过简单修缮住了进去，然后请张謇书写“安徐堂”三个大字，挂在正厅中。杨绛听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额。”杨荫杭这样做，既为宅第的故主留下痕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一种抱负。当时杨绛才十二三岁，正处在娉娉袅袅的豆蔻年华，因此安徐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钱钟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给杨绛的信中，附有“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的词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介绍了杨荫杭晚年的许多趣闻逸事。比如他把律师的工作，称作是与别人“吵架”；他在法厅上为人辩护时，经常跷起二郎腿；他午睡的时候，喜欢女儿陪在身边玩耍；孩子要上大学，他完全尊重他们的喜好；杨绛从外地回来，他居然有心灵感应……。
此外，杨荫杭还爱好收藏古代钱币。据说他在著名收藏家宣古愚的引荐下，曾经买到四盒古钱。这套钱币上自周代刀币，下至隋代五铢，极其珍贵。对于这件事，杨绛也有记忆。她说：“父亲曾化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替掉些父亲的心力。”杨绛读了大学以后，杨荫杭突患中风，居然在法厅辩护时说不出话来，从此他放弃了律师工作。后来他致力于《诗骚体韵》一书的写作，大概是自己觉得不满意吧，后来他把这本书毁掉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夫人在逃难中去世。战争期间杨荫杭流离失所，辗转于苏州和上海之间。由于在战乱中倍受煎熬，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享年77岁。
对于父亲的死，杨绛在回忆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这段话不仅让我想起杨绛在《新月》上的那篇译文，也看到了她对文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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