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历史学家，包括人类学家和早期的社会学家，总喜欢有意无意地犯一些功能主义的错误。
表现在通常把一个对象的功能当成原因。
诸如，为什么鸟有翅膀？因为它们要飞。
为什么婚姻率和婴儿出生率不断下降？因为女性主义崛起了，她们意识到了男拳社会的压迫。
为什么西方人要侵略中国？因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或者，为什么蒙古人是黄种人？因为长成黄色有助于他们在沙漠和戈壁中隐藏自己（John L·Myres《剑桥古代史》1923）。
为什么亚洲人鼻子平，眼睛小，因为这样有助于他们抵挡风沙。
为什么东方人（或者中国人）不事劳作的贵族也很白皙？那说明是欧洲的高等血统混入了东方血统中。
中国人是黄种人，是被西方人和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事实。
侯建德，王力宏都唱过的爱国主义歌曲《龙的传人》里也说：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这种描述似乎非常合理，既然我们是“炎黄子孙”，由女娲用黄色的泥土创造出来，“面朝黄土”地喝着“黄河水”，黄色又是皇帝的代表着高贵的专用颜色，一个人气色不好会“脸发黄”，在五行中黄色又代表中央。
那么我们是“黄种人”好像顺理成章。
但是有趣的是，侯建德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种族敏感性，在1990年把这句词改成了。
“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不过如果我们回溯黄种人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来源于西方的体质人类学家的概念，在被发明出来的过程中，实际上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质。
在18世纪晚期，黄种人这个概念和蒙古人种被体质人类学家、医学家、分类学家等整合到了一起。
在东西方互动越发频繁的近代史中，围绕东亚黄种人这个概念衍生的一系列研究，最终成为西方进行系统化种族歧视的"科学"依据。
至今中国社会中，对于人种问题的错误认知依然泛滥，实际上肤色差异只受到黑色素的影响
在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东方人的肤色并不是蒙古人种的黄色，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黄色这个词汇。
13世纪《马可波罗记行》以及传教士的文献中，所有有关东亚的早期文献只要提及东亚人，全部都描述为白色。
在大航海时代的亚洲人还是白色人种。
比如1512年在马六甲工作的药剂师多默·皮列士的《东方志》就指出“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他们大部分服装是用棉和丝做的”。但是因为他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富有，所以他们“更高贵”，当然也是白人。
同时期的阿尔特·巴博萨，他是一位在印度工作的葡萄牙官员，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人也被描述为拥有白色皮肤，他们是“优秀的商人，白人”。
这种描述，根本上来看，是因为当时欧洲对中国人财富、文明、力量所带来的附加印象。白色在这里更像是一种价值描述，而非客观描述。
欧洲对东方的这种印象一种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并在启蒙时代达到顶峰。
1721年，在德国的哈雷大学，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克里斯蒂·沃尔夫做了“中国的实用哲学”的讲座。
他提出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言论：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传统、常识于一体，影响了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两千年，证明了没有神权也可以有伦理、道德，而且中华文明足以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相媲美。
他的言论受到保守派的严厉打击，但是也得到了了诸如大思想家伏尔泰的支持。
英国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称赞中国很长时间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细致、人民最勤劳、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孟德斯鸠认为的，由于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制约皇帝特权的机构，所以中国是专制的制度，而且儒家思想中对祖先和长者的崇拜让中国人政治上趋向于顺从。
不论如何这一时期的西方思想家人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都浮于表面，而且对中国的描述，受到思想家自身反中世纪神权目的的影响。
西方人对东亚人的描述，不仅受到他们想象中东方的财富和力量的影响，也受到东方对西方的宗教接受情况的影响。
1543年欧洲人首次进入日本土地时候，他们记载一批西班牙人发现日本人比中国人更白，“日本人是白人。”
但是1614年基督教被日本官方禁止，之后在传教士的描述中，日本人的肤色就变成了了负面的非白色。
西方在日本传教非常成功，但是在中国确遇到窘境，利玛窦抱怨在广东十五年只有一百人信教。于是一个看法也随之产生，中国的小孩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已长大后则越来越丑陋、肥胖肤色暗沉。
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也有部分传教士坚称中国人是白色，认为中国人会乐于摆脱他们的专制政府，1587年，有位阿索隆·桑切斯的人提出一个计划，通过少量的船只和士兵，可以对中国进行殖民，就像西班牙已经对墨西哥和菲律宾进行的殖民一样。
不过总体上，西方人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描述也开始偏向负面。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1585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认为，除了除了澳门和广州人是棕色的，内陆中国人因为寒冷是白色的。德文翻译本翻译广东人和内地人都是橄榄色的。在英文译本中，广东人是棕色的，而北方人是“更黄，就像日耳曼人一样，具有黄色和红色的肤色”。
1588年乔万尼·柏德禄·马菲在《印度历史》的法文版书中形容中国南方人是铁青色的，拉丁文则认为是古铜色的，意大利文则翻译为橄榄色的。
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中国人“面露病态”。
1740年传教士巴多明写道中国人的肤色是从白到羊皮色的，大卫休谟在1748年的《民族性格》中认为中国人在“性格上有最伟大的一致”。
1741年一位德国传教士认为中国贵族看上去与白人相似，但是是一种病态的苍白。
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的《简明中国史》中，黄皮肤的描述彻底定型。“中国人不怎么英俊，他们眼睛很小，鼻子扁平，肤色蜡黄，缺少面部表情”。
黄色开始不仅代表中国人的身体，也开始代表中国人的思想特征。
1852年同样，日本也被描述为黄色的，但是一年之后，美国人马修佩里打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就成了一个井然有序居民娇小可爱的国家，詹姆斯·劳伦斯的航海日志中就认为日本人的肤色并不像中国人一样黄。
总而言之，西方早期对东方的描述，受到宗教、经济和双边关系的影响，一直在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反复横跳，但是总体上亚洲是黄色的观念已经定型，而且黄色背后代表的社会、文化、人种、智力、制度等方面的负面特性也相应的固化了。
西方人 近现代社会中对蒙古人种（亚洲人）恐惧的一种具象化表现，就是白种的女人被掠夺
二、体质人类学和19世纪黄种人和蒙古人种的合并
亚洲人既然已经定型为黄色，从18世纪开始，以林奈和布鲁门巴哈为代表的的分类学家开始纠结于亚洲人在人种分类体系中的位置和分类的依据。
现代分类学家，林奈通过1735年的《自然系统》而成名，在这本书中他通过表格，将智人划分为四个种族，欧洲白人、美洲红种人、亚洲棕色人种（asticus fuscus）和非洲黑人（Africanus nigr），在德文翻译版本中，亚洲人又变成了黄色（gelblich）的。
这本书在1758年第十版中已经成了两卷本的巨著，而对亚洲人的描述，开始从fuscus（暗色的）变成了luridus，意思是黄色、浅黄色、灰黄色、苍白的、死亡的、幽灵一样的。
这个词也在暗示中国人的懒散和死气沉沉的生活状态。
林奈本人几乎不做旅行，但是他派了三名学生去东方，可是他的学生也不完全认同他的描述，其中有一位叫奥斯贝克的，取道印度到了中国后，认为中国人完全是白人。
在1766年~1768年的第20版本中，中国人在这本书的德文翻译版本中又变成了braun 棕色的。
随着布鲁门巴哈的研究开始出现，西方在科学研究的种族主义领域形成了更广为接受的体系。
布鲁门巴哈用身体特征，特别是头骨形状取代了肤色成新的衡量指标。他在1781年发布了《人类的自然种类》的增订版，将人类的种族从4个增加到了5个。
在这本书中布鲁门巴哈受到同时代人的影响，主要有康德。
康德在1775年出版的《论人类的不同种族》中，将人类分为以四种：白人、黑人、匈奴人（梅州人包括其中）、印度人。其中印度人是橄榄黄色的，康德一贯认为印度人比东亚人更黄，蒙古人是根据外形若不是颜色识别出来的，蒙古人是一个亚种。
布鲁门巴哈不是很同意以上的观点，但是面临从布丰等人开始对人类驳杂的分类，各种不一致的标准，在1795年布鲁门巴哈在肤色以及亚洲人的的命名与划分上遇上了难题。
布鲁门巴哈还发展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退化”，出现在1795年第二版的《人类的自然种类》，这个词汇暗示，只要是欧洲民族，不论是否明确指出是白人，都属于最高等级、最文明开化、最完美的人类。
白色意味着颜色的缺失，没有被其他颜色所“污染”，在第三版中，他指出东亚人和非洲人是从白色欧洲人退化得最严重的种族。
这是明确认为亚洲人是黄种人的第一份材料，布鲁门巴哈不仅确定了亚洲人，在讨论黄种人的时候，还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种族，即蒙古人种，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亚种。
从此以后，欧洲对于蒙古人的入侵的历史记忆、对于亚洲人的潜在恐慌，通过蒙古人种这个词在科学界和社会文化中固定下来。
他还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最不满意，因为他们的身体与其他人类不同，所以他们会扭曲自己的身体（缠足）。
更重要的是蒙古人方形的头骨与欧洲人“完美的、匀称的”头骨形成了最明显的对比。
在布鲁门巴哈和一系列分类学家的研究之后，亚洲人的肤色已经大体确定下来，问题是如何定义“蒙古人种”的肤色。
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居维叶继承了这一思路，他将人种分为三个：白人/高加索人、黄种人/蒙古人种、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种。白人位于进化的顶端，接近黑猩猩的黑人位于底端，自然科学从人文、自然环境解释人种的理论中脱颖而出。
人种不再被视作气候或者文化实践的影响的短期结果，而是更为永久的、而且更加科学的生物学的因素所影响的。
这种理论让人类来源不是同源的理论开始蔓延，而且成为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合理化的借口，西方的优越性得到了生理（科学）上的证明。
1933年~1842年问世的，洛伦兹·奥肯的《自然史》，认为只有在白色、透明的高加索人中，而黄色的蒙古人只能放在第二等级。肤色和人类等级的高低被联系起来了。
在布鲁门巴哈时代，蒙古人还是个新鲜词汇，对于东亚、北亚人经常用“鞑靼人”来指代，早期中国的传教士认为元朝成吉思汗是鞑靼人，鞑靼人一词在欧洲是地狱的双关语，主要是因为欧洲有蒙古人入侵的恐怖历史记忆，在1585年门萨对中华帝国进行描述之前，中国在欧洲经常以鞑靼人代称。
1570年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出版的西方世界地图集中，也没有中国，只有大汗之国，卫匡国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原的著作也叫《鞑靼战纪》。
还有比较重要的文献，彼得·西蒙·帕拉斯的《蒙古民族资料集》，克里斯托弗·迈纳斯1793年的《人类历史大纲》只把人类分为两个大种族，高加索人和蒙古人。
这些研究都读布鲁门巴哈的人种分类学观念有了影响，在迈纳斯看来，人类最主要的区别是美与丑的区别，只有高加索人是“担得起美丽这个词汇，而蒙古人则应该被称为是丑陋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蒙古人血统，而且这两个民族都是肤色暗淡的半开化民族，具有难看的蒙古身材。
迈纳斯的这种人种等级的论述，直接为一个世纪以后的德国人纳粹构筑了思想原型。纳粹认为在欧洲人中，最美丽和白皙的人大部分都是德国人。
布鲁门巴哈和迈纳斯都认为东亚人是蒙古人，而且具有蒙古性格，也就是野蛮游牧民族的屠杀者。
蒙古人是一个边缘种族，随时有可能威胁由欧洲人主导的世界和平。
这种观点表现在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哪里，就是认为人口过剩和食物短缺会导致亚洲人的移民浪潮，就像当年匈奴王和成吉思汗的入侵。
19世纪的分类学家开始关注人种分类新的设想，但是不论如何分类，只有白种人是真正自由、勇敢、仁慈和慈悲的。
当中亚的蒙古部落在一个统治者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时，战争和荒芜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他们毫不慷慨，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毫不同情，甚至没有最起码的对于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匈奴王、成吉思汗、帖木儿的征伐如同洪水、暴雨、飓风一样，席卷了一切。——《lectures on physiology》
既然蒙古人种的落后已经是既成事实，那就要找出证据来证明，所以人种学家开始关注于对蒙古人种肤色的测量。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布，这本书让基本的种族分类成了明确的事实，同年，法国医生保尔布洛卡在巴黎建立了人类学学会，他为所谓的体质人类学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他发明了二十多种测量装置，包括颅测量器、测角仪、微测圆规等等。
他还设计了肤色色卡，该设计在二十世纪依然在使用。这个设计收录在《人类学研究与观察的一般方法》，他的测量包括对象的头部、面部、躯干、四肢，测量的结果要求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下来。该手册还列出了体重、脉搏率唇形、鼻型、胡须生长、牙齿以及肤色等等。
但是在这个测量中，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处于中间”的颜色，以往白黑红黄的颜色并不能直接用，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肤色是真正属于这个颜色
布洛卡的表格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印刷出来的颜色并不稳定，1904年在美国的《体质人类学信息搜集与采样指南》建议观察者通过更简单的和印象主义的颜色判断。
1927年色卡发展到了巅峰，亚瑟·幸茨把三百五十八中颜色印在14个硬纸板上。
随后，又有一种“颜色陀螺”的肤色测量工具被发明出来，这个本来是用来教育孩子们关于基本原理和颜色混合的儿童玩具。
依据的原理是19世纪50年代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所做的关于颜色和色觉的实验。
1895年这个玩具被布雷德利申请了专利，用于儿童的教育。
这种玩具的由色盘和陀螺轴构成，色盘的比例差异在陀螺转动时候的混合颜色，然颜色混合情况可以被量化了。
但是人类学家就是用这种玩具作为使用的研究工具，而且在美国非常流行，主要是因为在测量黑人时候特别有用。
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在1909年出版的《家禽遗传》中，让很多种类的鸡进行交配，目的是研究人群之间的杂交繁育。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使用了颜色陀螺进行黑人和白人的“杂交”研究研究。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很明显的缺陷，色盘上黑白红黄的颜色并不能准备地进行判断，达文波特选这四种颜色只是主观认为每一种颜色构成了人类色素中的一种颜色。
深究起来，他更有可能认为四种颜色代表人类的四个种族。
这种测量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哥伦毕业的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使用颜色陀螺证明了美国只有百分之20的黑人是血统纯正的黑人。
在1926年一项研究测量了黄皮的中国男性和马来女性，在1939年的一篇论文中，结论指出肤色只取决于黑色素及其衍生色素的多少，但是文章还在使用黄种人这个词汇。
实际上达文波特在1911年的专著《关于优生的遗传》一书中很清楚的说明了自己的研究目的：
是为了提醒读者提防哪些属于错误的种族的邻居的流入产生的有害影响，因此需要对外来移民进行控制，立法以反对不必要的通婚，甚至再用强制避孕的手段。
三、西方人对黄种人身体的污名化
当黄种人概念被逐渐固定下来，除了人类学界之外，医学界也在使用“蒙古人的”来形容、描述与远东居民，这一概念强化了这个地区的种族化。
主要有“蒙古褶”“蒙古斑”“蒙古症（唐氏综合征）”。
蒙古褶被称为蒙古眼，认为东亚人眼睛小的记录从中世纪就存在于西方，在18世纪蒙古人种的概念被固定下来之前，欧洲的学者认为东亚人最具代表性的身体特征就是他们的眼睛的形状。
西方最常见的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动作，这种思维的来源早在15世纪在远东旅行的作家、传教士就有大量的描写
之后的西方作家在东方人的眼睛上进行了大量的描绘。
主要的词汇有“小猪的眼睛，狭长而深陷”“突出的尖锐的眼睛”“眨巴着狭窄的眼的家伙”等。
19世纪三十年代前往日本的医生西博尔德认为蒙古人种的“内眦皱襞”是蒙古人种的主要特征。
西方人对东方人小眼睛的偏爱，让他们在各种可见的领域里都在不断的强化这种印象，这种潜在的种族歧视至今不绝
蒙古斑这个概念有19世纪末期在日本工作的德国医师戈德温·贝尔兹发明，在1883年他在东京的德育人种学杂志上发表了日本人的解刨学长文。其中多章都涉及到蒙古眼，而且他注意到日本新生儿在臀部有深蓝色的斑点。
不过问题在于所谓的蒙古斑并没有在蒙古居民发现，他在1901年又改了口径，将这些斑点称为辨别绝非白人的关键标志。
日本解剖学家足立文太郎指出买这些斑点在白种人身上也有，其差别仅仅表现在量上。
之后的20年中，有大量的讨论文章出现，支持贝尔兹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这种斑点出现在白种人身上，那就是收到黄种人血液遥远影响的指标，可以追溯到匈奴对欧洲的入侵。
蒙古症则由1866年被英国医师约翰·朗顿·堂首次使用，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唐氏综合征。
在唐的研究中，在他的病人都是白人的情况下，对他的病人按照种族进行了分类，他按照布鲁门巴哈的标准把病人分为四类，其中一种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对于他来说，“蒙古症”代表了人类的返祖现象，蒙古症病人的特征代表了“蒙古人”的典型特征，是白种人像黄种人退化的现象。
克鲁克山1924年的著作《在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人类的三幅面孔》，这本书在欧美社会影响非常大，认为唐氏综合症只存在于白人，是一种返祖现象，而且中国人和猩猩的 大脑是同源的，所谓蒙古人种、猩猩、唐氏综合症带来的“蒙古白痴”其实是同一来源的不同变化而已。
这本书还大量援引了欧根库尔兹在上海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指出，中国人的大脑和欧洲人的大脑有显著的不同，中国人的大脑虽然比人猿进步一些，但是远远小于欧洲人的大脑。
更重要的是，黄种人代表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人类分支，这个分支与猩猩同源。
在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书中对比了猩猩和中国人的外形照片，认为二者同源
直到20世纪前半页，唐氏综合征才被认为不是高加索人种的特有病症，但是总体上，西方文化已经接受了蒙古人和唐氏综合征有类似的许多特征，唐氏综合征患者“像中国的小孩子一样”“犯着像中国人说的蹩脚英语一样的错误”。
1965年蒙古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改变这一病症的名称，但是1978年还有一篇论文在为“蒙古症”这个词汇进行辩护，副标题指出，“唐氏综合症的儿童的行为毕竟与蒙古人相似”，换言之，在四十年前，依然有大量的西方人认为蒙古人（亚洲人），行为像遗传疾病的唐氏综合症。
“黄祸”和黄种人观念在亚洲的影响
在19世纪末期，黄种人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和文化中彻底固定了下来，并固化成为了“黄祸”这个概念。
在19世纪晚期，黄种人这一概念在科学上的“证明”已成定局，同时因为中期有大量的东亚人移民到欧洲。
19世纪的晚期日本人经过明治维新，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后开始崛起，黄种人的威胁开始浮现出水面。
1877年，人类学额家卡忒法乐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图中显示全世界地图的44%被亚洲人占领。
1880年，格宾诺认为，如果“东方人进入欧洲”被允许的话，那么15世纪（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情况将会再次发生。
对于西方人来说，当他们成为了想象中这个世界中宗教、技术、经济和文化的顶尖位置之后。
黄种人这种位于人类进化序列低端的种族，因为具有天生的暴戾和落后性，所以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压制，一旦亚洲统一在一个领导者之下，对西方文明将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黄祸”这个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95首创的概念，随这东西方的互动越来越多，早期全球化的的雏形开始形成，中国和日本也对黄种人这一概念发生了反应。
图中，远处冒着火焰的佛像和隐藏在云中的龙代表着亚洲的威胁，图下有威廉二世手书，“欧洲的国家，包围你们最神圣的领地吧”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基本接受了黄种人，但是排斥蒙古人，而日本人完全不接受这两个概念，认为自己属于更高等的“白种人”。
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就认为白人和黄种人之间将形成一个以儒家为基础的大同世界。不过考虑到康有为对西学的理解其实基本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他对于黄种人概念背后的种族主义含义应该没有认知。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一位黄种人是“金色的人种”，相应的要高于银色的“白人”。
1904年，孙中山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将不会是黄祸，而会成为“黄福”。
中国人对黄种人的接受，暗地里与等级制森严的中国社会对上层群体白皙的崇拜有关。
随着欧美在文化、军事对中国全方位的胜利确定之后，欧美人的“白种”特性与中国人对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形成了，白种人成了整个国际权力关系中的“上层”。
黄祸，图中对亚洲人的外貌符合典型的体质人类学描述和一般社会大众对东方人的认识，细长眼睛，高颧骨和较方的脸型
日本因为自从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甲午战争之后彻底打败了中国，所以他们完全不接受黄种人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把日本人和中国人捆绑了起来。
明治维新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田口卯吉认为：
我们应该拒绝日本人是黄种人这一败坏日本人名誉的观点。
不过因为日本国力在近代以来的强盛，很多西方学者同意日本人的皮肤相比中国人并不那么黄。
即便是如此，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坚信日本和中国都属于黄祸，而且要避免日本和中国这种泛东亚的联盟的形成，否则难免再现15世纪欧洲被蒙古人入侵的情况。
在1882年《排华法案》的出现，就是为了避免“黄色蒙古人种带来的影响”，1922年，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赫德利奇卡，被要求在国会上证明，日本人永远“不可同化”。
在结尾，再回到《龙的传人》这首歌。
对于这首带着专家学者的思想影响的痕迹，然后传播到大众文化的流行歌曲中，即使后侯建德边改过词，依然有两个问题：
第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一首为“东方人”写的歌，为什么要用“遥远的”这种描述，对于谁来说东方是“遥远”的？
第二：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是不是意味着明显有很多人“不愿意”做“遥远的东方的龙的传人”，为什么？
能琢磨清楚这两个问题，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明关系，为什么特朗普背后的美国要将中国的崛起视作一个巨大的威胁，甚至国内的女拳认为白人男性有更优秀的“基因”，这些各方面的怪相。
你都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