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60年前的那个金秋，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旧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这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划时代的跨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起点。

站起来的亿万人民从这里出发，60年间演绎了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迁，谱写出追求富裕、走向强盛的壮丽诗篇。

体制机制跨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活力奔涌而出

25年前，40岁的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里凭借20万元资金，办起了一家小公司。谁也不会想到，这家小公司如今已成长为在16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联想集团，跻身全球500强。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非凡跨越。联想集团的成长轨迹，生动展示了这一跨越所迸发出的强大活力。

“新中国成立时，国力贫弱，百废待兴，急需搞建设。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符合当时的认识和国情。”经济学家厉以宁说。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凸显“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过程中，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朝着完善的目标迈进。

“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创举。这是60年发展中最关键的变革，最重要的跨越。”厉以宁说。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时代。当市场经济的闸门开启，中国人的节奏和步伐陡然加快，创造、创业的朝气喷涌而出……古老中国变得更加年轻、更有活力、更有力量。

改革正向纵深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其他各项改革也在有序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为生产力的解放、财富的创造打开更广阔的通途和空间。

对外格局跨越：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参与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9月10日，为全球瞩目的夏季达沃斯年会第三次在中国举行，中国与全球讨论克服危机、重振增长的重大主题。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命运日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60年前，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隔绝、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人基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对苏“一边倒”，到60年代前期前苏联撤援后的“自力更生”，再到60年代后期的“闭关锁国”……中国习惯了关起门来搞建设。

1973年，中国占世界出口额比重达到历史最低点，仅有0.65%。

打开国门搞建设，古老的中国向世界敞开胸怀。1979年，邓小平提出试办经济特区，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接着，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智力以及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工作全面展开。

打开国门搞建设，封闭的中国融入世界。“从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设立，开放进而向沿海、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直至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半开放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发展开放型经济带来多少辉煌：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0年增长2266倍；利用外资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2年以来一直居世界前3位；对外经济合作从无到有，2008年合同金额达到113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从微乎其微到跃居世界首位……

开放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

“未来十年哪个国家会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在刚刚闭幕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一场近百人参加的投票中，中国得了67票。

从G20华盛顿峰会到伦敦峰会，再到即将举行的匹兹堡峰会，中国正以与其实力相当的角色发挥着这个发展中大国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银行副行长詹姆斯·亚当斯说：“如同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20世纪美国崛起一样，20世纪中期后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一个贫穷的大国不仅改变了它的自身，而且使它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关键因素。”

综合国力跨越：从贫弱走向富强，迈入经济大国行列

上海世博会园区，巨大的展馆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再过7个月，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将在这里开幕。

举办世博会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150年前，世博会的前身、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在伦敦开幕。那时，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铁路里程和船舶数量占到世界的一半。

150年后的今天，世博会首次来到发展中国家。这折射出中国综合国力60年的巨大跨越。

6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由曾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快速滑落至只有世界的二十分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微不足道。”詹姆斯·亚当斯说。

60年后，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国力以滚雪球般加速增长：经济总量从1万亿元到10万亿元，用了15年时间，从10万亿元到20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从20万亿元到30万亿元，只用了短短两年――书写着惊人的“中国速度”。

“从世界范围看，60年中国经济跨越之大、之快，是少有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评价道。

仔细掂量一下中国的分量――

60年来，经济总量增加7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4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5倍，外汇储备增加近14000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国力的跨越带来国防实力的跨越：一个曾经领先世界两千多年，又被动挨打100多年的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告别了战乱纷争、备受欺辱的年代，正在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实现着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60年的跨越，实现了中国国力从衰落走向强盛的历史性转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经济建设跨越：从一穷二白到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

回忆起开国大典的一幕，86岁的张利民自豪中带着感慨：“当时我所在的石景山发电厂承担了保证电动升旗的任务。”石景山发电厂是北京当时唯一的公用发电厂，发电能力只有5.5万千瓦时，还不到今天的一个零头。“电动升旗这一现在看来很简单的技术，当时也费尽周折。”

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的中国，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对工业化的追求，但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只是梦想：工业基本上处于空白。人均产纱、产原煤、发电、产钢、产原油量，只及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水平。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中国当时是一个被众多先进工业化、现代化强国环伺的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是实现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胡鞍钢说。

“一五”计划时期建设156项工程，以及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三线”重工业建设，成功构造起中国工业的基本骨架。

鞍钢、武钢、攀枝花钢铁基地等，终结了一个坚信“没有钢铁就等于被解除武装”民族的憾恨；大庆石油会战、华北石油会战，彻底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西南成渝、宝成、成昆三大铁路干线建设，疏通着经济的动脉……

如今，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钢铁、电力、煤炭、石油加工等传统工业部门逐步壮大，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都有。

60年艰苦奋斗，60年辉煌跨越。中国，由一个只能制造初级工业产品的国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工厂”。

“放眼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以60年走过发达国家工业化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说。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有两个中国独有的世界奇观格外引人瞩目：一个是2亿多农民离开土地，投身到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是数百万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是亿万农民改变自己命运的自主行动和伟大创造。

胡鞍钢说，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推向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轨道，因而赶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

科学技术跨越：从重点突破到全面创新，向科技强国进发

2009年9月1日，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大飞机C919项目正式开工制造机头工程样机，标志着大飞机研制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大飞机梦想”正在加速成为现实。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具备制造大飞机的能力。

历史不能忘记：60年前的中国，科技的全部“家底”就是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不超过5万人的科技人员队伍。

新中国的诞生，是科技事业腾飞的光辉起点。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制定实施“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集中力量形成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缩短了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翻开了科技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科学技术从此突飞猛进。

超级杂交稻培育成功，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首款64位高性能通用CPU芯片问世，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精确图绘制，“太空漫步”成功实现，“嫦娥”探月工程实施……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记录着科技跨越发展的脚步。

目前，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近500万人。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与研制“两弹一星”倾一国之力不同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科技与经济、市场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国家倡导自主创新，企业和个人创新的激情也被点燃，迸发出强大的创造活力，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创新主体，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2007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的72.3%，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占全国的68.4%。

创新无处不在，创新无时不有。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新能源汽车等；抗SARS、甲型流感等疫苗和新药；互联网、多功能数字电视、高性能计算机、手机……科技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科技元素也已融入百姓生活。

科技的作用，既在于支撑发展，也在于引领未来。当前，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阶段，中国正在能源、生物、信息和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等技术领域积极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走过60年，中国已成为科技大国，正向科技强国进发。

市场供应跨越：从处处短缺到物物丰盈，卖方市场转型为买方市场

凭票供应、排队购物、露天电影、几分钱一本出租的小人书、冬储菜、停电等曾经是中国百姓习以为常的生活经历。

而在1993年，流通了41年的粮票取消了。2000年冬，全国最后一个为市民协调供应冬菜的“会战指挥部”撤消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发生了商品短缺到物产丰富，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的根本性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工业制造、服务能力的全面跨越。从此，普通群众有了物质文化消费选择的自由。

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百货大楼客流量的变化，是这一变迁的缩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顾客为了早买到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晚上来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二楼鞋帽柜台前，常年都有固定的铁杠子，怕挤坏了柜台。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商品供应量迅速增大，抢购的现象渐渐少了。而现在，打折促销也看不到排队的现象。

曾经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解决了。1998年中国农民第一次为卖粮而犯愁。这个曾经保证不了群众口粮的国家，成为重要的粮食援助捐赠国。

曾经的奢侈消费，变成了普通消费。家用电器、手机、计算机、轿车等，这些最初只有有钱人才能拥有的商品，如今都是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商品。

曾经的公务消费，变成了大众消费。交通设施的快速完善，让以往只有凭介绍信才能乘坐的飞机，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百姓的交通工具。

曾经的本地消费，变成了全国消费甚至是全球消费。市场流通的活跃，改变了人们出差捎回土特产、出国捎回洋货的习惯，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得到外地的、甚至是国外的商品。

60年间，市场供求关系的跨越，彻底结束了在农业社会、计划经济年代的短缺经济，进入了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年代的富足时期。

人民生活跨越：从温饱到小康，生存型生活转向发展型生活

一场亘古未有的变革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展开：2009年8月19日，国务院部署在10%的县市先行试点，10年内基本实现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千百年来，“养儿防老”的传统将被社会养老所取代。

让广大农民“老有所养”，是继免除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

“小康”生活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永不停歇的梦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夜，人们连最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那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4000万灾民等待救助。

60年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近15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108倍，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增加2.5万倍，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超过22个百分点，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消费结构和小康水平。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3岁。

从短途的城市周边游到国内游、出境游，从简单的跟团游逐步发展到自助游，旅游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需求。茶楼、酒吧、咖啡屋、书屋、度假村等多种休闲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人人享受教育的权力，人人得到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中国正在着力实现的美好图景。

“人民生活正在从关注温饱的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也就是从单纯地过日子变为享受新生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们所有跨越的落脚点，只有实现了民生的跨越，我们所有的跨越才变得更加真实，更有意义。”石仲泉说。

法制建设跨越：从无到有、从分散到形成体系，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强法律基石

包郑照，浙江苍南县一位普通农民，却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987年，他因不服县有关部门强行拆除其房屋的处罚，一纸诉状将县政府告上法庭，被称为“民告官第一人”。

22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已很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大国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前进的脚步。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为建立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及其立法、执法、司法制度，廓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诞生，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革”前的17年，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多达1500多件。社会主义法制由此奠基。

1979年，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新时期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篇章。

一部部事关国家权力、公民权利、经济民生的法律不断出台。现行的1982年宪法又与时俱进，进行了四次修改……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分散到形成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如今，我国生效的法律已达230多部，现存有效的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

这是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障，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

60年的艰辛探索，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古老中国，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的重大跨越。

“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公正等理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李林说。

9月的一个午夜，北京天安门广场。这里正在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进行着彩排，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一列列朝气蓬勃的群众组成方阵从天安门城楼前走过。

这座修筑于500多年前的雄伟城门，见证了中华民族命运的波澜与坎坷。在1900年它见证了西方列强的野蛮，在1919年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1949年它见证了一个崭新共和国的成立……今天，她正在见证这个伟大民族跨越新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