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蹂躏河流，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河流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
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人与河流相互作用的历史。江河是人类的母亲——千万年来，人类生于斯，长于斯，与江河的关系密不可分，“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河流与峡谷构成了美丽的自然景色，千百万年来，滔滔河水在雄伟壮丽的峡谷中奔流不息，从涓涓小溪到滚滚洪流……然而，人类的肆意改造——水坝使它们面目全非，曾经的蜿蜒崎岖与野性奔放不复存在。我们人类，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也因此正在失去对大自然美景——幽幽峡谷、滔滔急流——的精神感知，以及随之而生的美好回忆、希冀或梦想。
河流的生态价值在于：自由流动的河水支撑了由多种多样的物种构成的和谐的水生态系统。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河流政策却一味地追求河流的利用价值，因此建设的大坝超过了22000座，占全世界大坝总数的46%，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共建了6500多座大坝），其中巨大的三峡大坝（图1）倍受全世界关注。
图1令人震撼的三峡大坝（图片来源：Reuters）
图5中国内陆鱼类受威胁物种的地理分布。钱塘江、闽江包含福建和浙江两省独立入海河流；青藏高原湖泊指西藏和青海两省的封闭湖泊；两广沿海河流指广东和广西所有沿海独立入海的河流
4.3中下游——枝叶断裂
长江中下游湖泊与湿地既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也提供了不少肥沃的良田以及建设用地。同时因为这里也是我国洪涝灾害的集中分布区，与此相关的水利设施的建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长江中下游的干支流曾与无数的浅水湖泊交织成一个复杂偶联的生态网络，很多鱼类特别适应于在季风气候与洪水泛滥中繁衍生息，养成了很多与洪水关联的繁殖习性。自20世纪50年代起，除两湖外，其它湖泊均与长江割裂开来。由于湖泊中的饵料丰富，而干流的饵料贫瘠，江湖阻隔导致了干流渔业资源的迅速衰退：长江干流的渔业捕捞量从1954年的43万吨下降到1980s的20万吨（降幅为40%），最后到2011年的8万吨（降幅为81%）。年长江干流四大家鱼年均产卵量高达1150亿，到1981年下降到了170亿，降幅达85%，这一年葛洲坝截流。对中下游干流渔业资源的大幅衰退而言，江湖阻隔难咎其责，虽然酷鱼滥捕也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以下分析支持上述结论。为了评估长江干流本身对栖息于其中的物种的支撑能力到底有多大，需知晓长江干流的水域面积以及其生物生产力，这样才能与连通湖泊进行比较。长江全长有6300
km，但宽度不一，从几十米到几千米不等。源区至金沙江的河段一般都只有数十米至数百米，而宜昌到宜宾江段，窄的峡谷只有100多米，宽的江段近2000米。中下游河段逐渐宽阔，一般有近千米，虽然在河口可达数千米之宽。因此，粗略地估算一下，长江干流的水面面积大概也不会大于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现有面积之和。但是长江干流的饵料生物丰度（单位面积）大概充其量只有两湖的1/7，因此，干流对物种的承载力是十分有限的。
5.漂流性卵——游刃有余
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产漂流性卵鱼类——四大家鱼的影响甚微，对这些物种的生存来说，可谓毫发未损，四大家鱼资源量在中下游干流中的衰退，与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并无关系，而主要是由于江湖阻隔引起的，因干流中饵料贫瘠，而它们又无法到湖泊中去肥育。
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在葛洲坝修建之前，在长江干流四川巴县至江西彭泽长达1700km江段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产卵场有36个之多。在葛洲坝截流之后的1981年的调查发现，在重庆到武穴的1520km江段内，共监测到四大家鱼产卵场24处，在宜昌以上江段中，除过去调查所发现的产卵场全部存在外，还新发现高家镇和奉节两个产卵场。在三峡大坝修建后的年的调查发现，对产卵场的影响主要在库区，即在三峡库区的四大家鱼产卵场消失，但在三峡库尾的江津以上江段以上却形成了新的产卵场，位于合江－弥陀江段，也就是说原库区江段产卵场上移了。三峡大坝截流后，局部江段四大家鱼苗的减少（如监利江段）并不一定意味整体情况就是如此，也许是因为水文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有产卵场的分布格局。总体上来看，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四大家鱼繁殖的影响微乎其微。
此外，四大家鱼的自然分布十分广泛，鲢分布于红河与黑龙江之间，鳙分布于珠江与黄河以北的海河之间，青鱼和草鱼分布于珠江与黑龙江之间（图6），这些物种本身不存在任何灭绝的风险。
此外，自中世纪以来，四大家鱼特别是鲢、鱅被引种到许多国家或地区，据统计，鲢被引种到71个国家，鳙被引种到51个国家。现在鲢、鱅在美国的几大主要河流已泛滥成灾（图7），生长状态极佳（图8），并威胁到五大湖的土著鱼类，可能原因有：①饵料（浮游动植物）丰富，②缺乏天敌，③美国人不爱食用。据说美国政府决定斥资180亿美元对其进行控制。
图7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中疯狂繁殖的鲢和鱅
长江中的鳡鱼是一种大型凶猛鱼类，是原始雅罗鱼亚科鱼类适应掠食大型鱼类而特化出的一个分支，对维持长江鱼类群落结构的平衡起到过重要作用。美国河流中也有一种大型凶猛鱼类——鳄雀鳝（Atractosteusspatula，图9），它是北美第二大淡水鱼，被誉为十大最凶猛的淡水鱼之一。鳄雀鳝现在主要分布在美国南部，曾经在其分布北限的范围内数量也很多，但由于栖息地破化、无辜滥杀、过度捕捞等，在这些曾经的分布区现在已难觅踪影，因此，美国人正试图将鳄雀鳝重新引入位于田纳西和伊利诺斯之间的河流中，以控制入侵的四大家鱼。
图9 1910年在密西西比的月亮湖（Moon Lake）捕获的鳄雀鳝（图片来源：Wikipedia）
而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中，四大家鱼的资源量却迅速衰退，因在长江干流中，食物极为匮乏，但这种衰退通过食物链影响顶级消费者（如白鳍豚和江豚）的威胁远大于四大家鱼自身的物种维持问题。
6.物种灭绝——孑遗当先
孑遗物种容易灭绝。孑遗物种，也称为古特有种、残遗种或活化石，大概都是指一些曾经从主要的灭绝事件中幸存下来并保留了过去原始特性的种类或类群，或者指一些在历史时期曾分布广泛但之后大量灭绝现仅残存于局部区域的物种或类群。
6.1豚的哀嚎——饥饿与误杀
鲸绝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只有几种淡水豚类，它们可能是在中新世中期偶然地适应了河流栖息地环境而幸运地保存下来，是孑遗物种。但是，鲸体型太大，并不适应较小的淡水环境，在淡水中幸存下来的也仅限于世界上的少数大河。
白鳍豚和江豚都是以长江或湖泊中的鱼类为生。饥饿与捕捞误杀使白鳍豚灭绝以及江豚濒危。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量下降了81%（从43万吨→8万吨），这给依赖于这些饵料生物的高营养级动物——白鳍豚和江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江湖阻隔是干流渔业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河湖关系的改变阻止了湖泊渔业资源对长江干流的补充，而浑浊的干流自身其生态支撑功能极为有限。酷渔滥捕也加速了干流渔业资源的衰退，其对豚类的误杀在可统计的人为致死因素中也高居榜首，如根据年期间白鳍豚的死亡统计，渔用滚钩致死的比例高达48%，很多江豚亦被滚钩误杀（图10）。此外，由于声呐干扰，不少白鳍豚和江豚也已经惨死在螺旋桨下了（图11）。白鳍豚从1980年的400头左右下降到上世纪末的不足50头，2006年再没有发现任何个体。年期间，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数量约为2700头，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2年仅有约1040头。白鳍豚在三峡截流之前就基本绝迹了，因此，其绝灭与三峡的影响应该没什么关系。
图10洞庭湖中被滚钩误杀的江豚
图11 2013年1月8日在镇江扬中的长江江面上，一只江豚被发现惨死在螺旋桨下（图片来源：扬中市渔政监督管理站）
伴随饵料资源量的大幅下降，依赖它们的捕食者——白鳍豚和江豚的种群规模出现类似比例的下降不足为奇，可能本来白鳍豚就更为稀少一些，再加上体型更大，繁殖力更低，只限于在淡水中生活，且更依赖于声呐与外界联系，白鳍豚率先灭绝合乎情理。
像白鳍豚和江豚这样的哺乳动物，对上游并无多少依赖性，但中下游饵料生物资源的剧减，使其种群难以为继，加上捕捞误杀以及螺旋桨致死等，白暨豚几乎灭绝，江豚也危在旦夕。
6.2鲟道被断——葛洲坝难辞其咎
鲟鱼是古老的冷水性鱼类，譬如在长江中的中华鲟可能就是在冰期由北方向南方扩散而来的。鲟类是介于软骨与硬骨之间的古老鱼类，可能起源于2.45-2.08亿年前的三迭纪，因此也有“活化石”之称。中华鲟和白鲟体型巨大，活动空间大，需要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去产卵，特别是中华鲟还要到海洋中摄食（主要食物为底栖动物和小杂鱼）与生长8-14年，白鲟也需要大的生存空间，需要到中下游去摄食与生长，葛洲坝的修建就注定了这两种鲟鱼的绝灭之运。分布于中上游且体型较小的达氏鲟虽然情况略好，但未来亦不容乐观。尽管中华鲟和白鲟热爱它们的金沙江，充满着对急流与砾石的渴望，以及对饥饿和遥远里程的藐视，它们终究越不过人类建造的大坝。
中华鲟和白鲟由于葛洲坝的修建而失去了独特的产卵场，现濒临灭绝。中华鲟从大海来到长江，忍饥挨饿1年多，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到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那里有喘喘急流，河底铺有砾石，亲鱼将它们的卵粘附于砺石或掉落于砾石缝隙之中，之后亲鱼以及孵出的仔鱼再游向大海，仔鱼要在大海中摄食生长8-14年，待成熟时方游向金沙江去产卵，产卵场的范围也相对狭窄（与产漂流性卵的四大家鱼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葛洲坝的建成使性成熟的中华鲟无法上溯到原先的产卵场，一些亲鱼向坝上硬闯，撞得头破血流伤重而亡，另一些则性腺退化重返大海。在葛洲坝上游留存的少数亲鱼即使产卵也回不到大海，先后饿死。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的中华鲟繁殖群体尚有1万余尾，下降到约2176尾，年期间下降到了203-257尾，到了2010年只剩数十尾。
人们曾期待在葛洲坝下会形成新的产卵场，再现适宜于中华鲟产卵的同样的水文与底质条件，刚开始，确实给人带来过一丝惊喜，但在坝下所形成的新产卵场其规模小得可怜（图12），根本难以扭转中华鲟衰亡的厄运，中华鲟的种群数量依然在快速衰退。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最近时有停止产卵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三峡大坝改变了坝下产卵场的温度，使产卵时间推迟，但问题是，推迟也应该产啊。我更愿意相信，当亲鱼的种群密度低到一定的程度时，在坝下产卵场见不到亲鱼产卵也不足为奇。
图12葛洲坝修建前后中华鲟产卵场的变化
中华鲟的产卵场在上游但又必须回到海洋中去摄食与生长，当葛洲坝建成后，它的灭绝就已经注定，三峡大坝最多只是完成了最后一击。
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白鲟（图13）的命运与中华鲟十分类似，它的体型大，活动空间也大，虽然它对大海的依赖性没有中华鲟样强烈，但其活动空间也涵盖了中下游和邻近海域。它在长江中以鱼为生，每年春季上溯到四川省泸州以上江段产卵，集中于江安县附近的长江河段和宜宾柏树溪附近的金沙江河段，那里水流较急，底质多为岩石或鹅卵石。白鲟显然无法在葛洲坝上江段中平安地生存，无法忍受生存空间被如此大范围地压缩，在葛洲坝下也没有发现新的产卵场。现在，白鲟已难觅踪影。
图13世界上最长的淡水鱼——白鲟（Psephurus gladius）（图片来源：黄宏金等）
达氏鲟属淡水定居型鲟种，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体型比中华鲟和白鲟要小得多，活动范围也主要在中上游，性成熟个体上溯至长江上游的重庆至宜宾江段繁殖，卵粘着在石砾滩底上发育。达氏鲟比中华鲟和白鲟的生存状态要略好一些，但也是处于极危状态。
总的来看，在上游水流湍急的石砾滩底上产粘性卵的大型鱼类（如中华鲟、白鲟、达氏鲟、胭脂鱼等）其产卵场具有不可替代性，似乎难以在葛洲坝下形成或形成足够规模的新产卵场，可能没有或没有足够规模的砾石底质能满足卵附着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鱼自葛洲坝建成以来就开启了绝灭之旅。
鲑也是冷水性鱼类，体型一般也较大，它们多是在海洋中肥育，但成熟后都需要在淡水中繁殖，只有少数陆封型种类（这也表明它们并不太适应纯淡水的生活）。因此，鲑一般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在长江上游分布的虎嘉鲑和秦岭细鳞鲑是海产遗留种，成鱼均主要以鱼类为食，它们是冰期自北方南移的冷水性残留种，冰期结束后，它们选择了停留在海拔较高、水温较低的河流中，并生存了下来，成为了陆封型物种。虽然它们能够完全在淡水中生活，但它们的生存空间有限，容易被人类活动所压缩，乃至走上灭绝之道。川陕哲罗鲑在1960年以前数量较多，是产区的一种大型经济鱼类，最大个体可达50
kg，仅1971年玛柯河地区的捕获量就在2500kg以上，但目前在四川、陕西境内已经绝迹，青海省玛柯河成为其唯一分布水域，数量极为稀少。
亚口鱼科鱼类绝大部分都生活在美洲，仅1种（胭脂鱼）生活在长江，表明亚洲并不是它们的宜居之地，据说历史上从非洲扩散而来的胭脂鱼在亚洲大部分已经灭绝了。因此，长江的胭脂鱼也是一种残留种。胭脂鱼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亦需要上溯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等河段中产卵，之后需回到中下游去生活。与鲟鱼一样，葛洲坝的建成就切断了它的生殖洄游通道，在坝下虽形成了新的产卵场，也阻挡不了野生种群不断下降的趋势。胭脂鱼曾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如据1958年宜宾市渔业社的统计，在岷江的渔获物中，胭脂鱼占总产量的13%，但到70年代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以前，胭脂鱼资源量就已明显减少，70年代中期已降至2%，葛洲坝截流后，上游的胭脂鱼几近绝迹。
鲱形目鱼类也是古老而原始的真骨鱼类，90%以上都生活在海洋，因此，淡水并不是它们适宜的生存之地。鲥是一种洄游性鱼类，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虽不能上溯到长江上游去产卵，但亦在鄱阳湖上游的河道中产卵。赣江平流梯级枢纽工程的兴建，阻断了鲥鱼的产卵洄游路线，加上经济价值高，人们对其疯狂捕捞，这些导致了鲥鱼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长江鲥鱼的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约为309-584t，80年代产量下降到12-192t，1986年仅12t，已不能形成鱼汛。
除了鲥以外，上述濒危动物都是大型种类，都需要巨大的生存空间来完成生活史，生境的片段化往往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这些水中的巨无霸纷纷走上灭绝之道，演绎与很多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相似的命运。它们在进化上过于复杂化，牺牲了对生存环境波动（特别是强烈人类活动干预）的可塑性，容易走向绝灭之道。
7.即将失守的最后阵地——洞庭湖和鄱阳湖
长江多年（年）平均实测年径流量8956 X 108m3，约占全国总径流量的37.7%。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其库容十分巨大——洞庭湖167.0 X 108m3，鄱阳湖149.6 X 108m3，它们多年平均径流量分别为3126 X 108m3和1460X
108m3，占长江年经流量的52%。根据年的统计资料，洞庭湖四口多年平均径流873亿m3，占洞庭湖总径流量的30.8％。三峡大坝运行前（年），鄱阳湖平均倒灌5.15天，倒灌量12.83 X 108m3；三峡蓄水初期（），平均倒灌15.83天，倒灌量35.91 X 108m3，三峡水库175ｍ试验性蓄水（2009年）以来，平均倒灌至2.14天，倒灌量仅1.46 X
108m3。因此，从与长江的生态联系来看，像四大家鱼这些产漂流性卵鱼类的幼鱼现在已很难在洪水季节进入鄱阳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长江干流渔业资源的影响可谓雪上加霜。
两湖曾经都是我国特有的淡水豚类——白鳍豚的故乡，白鳍豚的模式标本还采自洞庭湖，也是江豚的重要栖息之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部门对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江豚进行了多轮的现场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湖中的江豚数量在85-200头的范围内波动，表明三峡截流并未引起两湖中江豚数量的明显降低。
20世纪50年代以来，洞庭湖的鱼产量并未呈现系统性的衰退现象，虽然湖泊面积由所下降（1958年3141 km2→1995年2625
km2）。除1996、1998年溃垸因素，捕捞量较高外，洞庭湖鱼类捕捞量绝大多数情况下在2-4万吨之间徘徊，多年平均约为3.3万吨（图14）。与洞庭湖类似，鄱阳湖的鱼产量也在2-4万吨之间徘徊，而且20世纪90年代之后比s更高（图15）。这与长江干流的资源量从1954年的43万吨下降到2011年的8万吨有着天壤之别（图16）。同样都是酷鱼乱捕，为何两湖与长江干流渔业资源的走势如此天壤之别呢？依笔者之间，这恰好说明，酷鱼乱捕可能不是长江干流渔业资源衰退的主因。
图14洞庭湖渔业捕捞量的历史变化（根据湖南水产部门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
图15鄱阳湖渔业捕捞量的历史变化（根据江西省渔政管理局的数据绘制而成
图16长江干流渔业捕捞量的变化
自2003年起，农业部在长江干流、一级通江支流和鄱阳湖区、洞庭湖区分段实施了春季（４～６月）禁渔制度后，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最近有学者建议在长江休渔十年，这些——都值得赞赏，但这可能还无法迅速扭转局面，因为过度捕捞并不一定是长江鱼类资源大幅衰退的主因，因此，即便是在长江干流休渔十年，未必能够恢复长江干流的鱼类资源量，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江湖阻隔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76%，而干流的饵料稀少。
洞庭湖和鄱阳湖是目前在长江中下游仅存的与干流保持自然的自然湖泊，虽然它们仅占20世纪中叶长江中下游总湖泊面积的24%，但对现在干流渔业资源的维持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如果被阻隔开来（图17），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将进一步衰退，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链式灭绝效应。虽然鄱阳湖湖控工程提出了“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湖两利，动态调控”的口号，并承诺汛期4～8月闸门全开，江湖连通，只是在汛末对湖区水位进行节制，缓解湖区水位下降过快导致的问题。依笔者之见，这只是考虑了鄱阳湖对水的截留，但问题是无论如何调控，必定会改变原有的江湖关系和水文节律（虽然有一定的波动性），江水倒灌不可能改善，而只会更加困难，事实上，2009年以后每年平均就只有2天的倒灌（王雪等2017[72]），湖控工程的实施可能使倒灌彻底消失，鄱阳湖对长江干流渔业资源的补给作用可能因此而进一步削弱。
图17拟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效果图
陈家宽等批评道：“用工程措施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脚，并将造成不可预计的生态风险。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必要性在哪里？究竟是‘为’生态，还是‘伪’生态”？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负薪救火的方法！正如利奥波德（1997）所言：“我们的自大和完美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忧郁病患者，它是那样为其自身的经济健康而困扰着，结果反而失去了保护其健康的能力”。
湖南省也正式提出了在东洞庭湖的出口河段（君山至城陵矶）建设岳阳综合枢纽工程的方案（图18），其理由也是因为三峡工程使洞庭湖枯水期提前以及枯水位下降等带来的问题，如果该工程实施，洞庭湖的面积将从现在的2600 km2增加到4100
km2，总装机容量20万千瓦，年枯水期发电量4.8亿千瓦时。这居然被称之为洞庭湖生态建设的“龙头工程”。以笔者之见，洞庭湖枢纽比鄱阳湖枢纽的生态危害更大，不仅因为它的强控制性，而且因为洞庭湖对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支撑比鄱阳湖更为重要。如果两湖相继建闸，江豚将失去两个最重要的栖息之地，将很快灭绝。
图18拟建的岳阳综合枢纽工程效果图
8.灭绝——无法阻挡？
从历史起源和生态学的双重视角来看，以水利工程为主的人类活动对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通过累积的方式使这种负面效应得到了致命的显现。特别是，一些孑遗物种的生态位被压缩，或生态廊道（如繁殖洄游通道）被阻断，它们完成生活史所需的时空完整性以及生态过程完整性受到了损伤，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总体承载力明显下降。
旗舰物种——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复活的幻想。旗舰物种——江豚也处在灭绝的边缘，因为长江中下游由于江湖阻隔与过度捕捞导致其适口的饵料资源过于稀少，虽然迁地保护也许能阻止其快速灭绝，但由于中下游干流的渔业资源不可能有根本改观（除非大量拆除导致江湖隔离的节制闸），因此，江豚的前景不容乐观。如果江豚真的仅限于淡水生活，它们的灭绝可能也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旗舰物种——中华鲟和白鲟的灭绝已不可避免，因为它们的产卵场已无法在坝下有效复制，葛洲坝和三峡大坝也不可能拆除，而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其生活史也不大可能。胭脂鱼因为个体相对较小，人工饲养也比中华鲟和白鲟容易，人工繁殖也比较容易，因此，比鲟鱼的前景相对乐观。
8.2水坝是祸首，酷捕是帮凶
水利工程对长江干支流豚类和一些珍稀濒危鱼类生存的打击是毁灭性的，50年代开始的江湖交汇处节制闸的建设（加上酷渔滥捕）导致了白鳍豚和江豚的衰亡，葛洲坝的建设导致了3种鲟鱼、胭脂鱼的衰亡（三峡大坝只是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上游水电建设加上酷渔滥捕导致了冰期遗留种——虎嘉鲑和秦岭细鳞鲑逐渐走向衰亡。
长江流域的特有鱼类主要分布在上游水系，它们基本都是适应激流环境的种类，有些还要进行迁徙（或长或短），已建成的数以万计的水电站对许多鱼类栖息的水文情势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阻断了不少鱼类的迁徙通道，很多鱼类的栖息地被片段化，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
酷鱼乱捕对物种濒危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几乎所有濒危物种都曾是人类猎杀的对象，有些后来虽然被禁止猎杀，但也免不了被误杀，譬如，中华鲟虽然已十分稀少，但还是时常被渔民误捕（图19），因为是被网误捕，抢救及时还救了一命，如果是滚钩，就必死无疑了。在长江以及两湖中酷鱼乱捕现象严重，导致鱼类资源小型化（群落结构低龄化），这使得产漂流性卵的大型鱼类的资源不断衰竭，而在干流中这意味着豚类等的适口饵料大幅减少了。
图19 2014年11月15日，湖北新洲渔民用3层流网误捕了一条长3.3米，重700多斤的中华鲟，年龄在15至20岁，闻讯赶来的专家正在为其体检与救治（图片来源：向军）
我们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各种惠益，但如果我们盲目追求眼前效益，就会使得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给能力受到损害。人类的短视和贪婪总是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为了享受，他必须拥有、侵犯、占用。欲望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疯狂的肢解与掠夺，但长江是一条生命之河，它的活力来自于干流、支流、湖泊和湿地的血脉沟通形成的独特生命系统。
世界各国正在采取一致行为以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物多样性危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里约宣言》，在所发布的《地球宪章》中指出，“地球提供了生命演化所必需的条件，生命群落的恢复力和人类的福祉依赖于：保护一个拥有所有生态系统、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肥沃的土壤、纯净的水和清洁的空气的健全的生物圈。资源有限的全球环境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多样性和美丽是一种圣神的职责”。《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6个缔约方，中国是最早的缔约方之一。该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和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依赖于我们的自然价值观，而侠义或极端的以人为本主义助长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与猎杀。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自然保护的伦理问题。美国保护生物学家缪尔（John Muir，）认为，自然的内在精神价值要高于其可以触摸的物质价值，提出了自然内禀价值（intrinsic value）的概念，强调无人类干预的纯自然保护。美国林务局首任局长平肖（Gifford
Pinchot，）认为，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就是在最长的时间内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资源应当在个体间以及当代和后代间公平分配。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保护的目标是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健康，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并成功地说服政府建立原野保护地，他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利用者。我很欣赏利奥波德的一段名言：“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以值得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谈话的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保护与开发永远都是一对矛盾。一方面，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如火如荼，这毫无疑问将使长江的生物多样性维持与水环境保护面临空前的压力，另一方面，自然保护的力度也在加大，如在长江流域已有国际重要湿地18处，湿地自然保护区167处，国家湿地公园291处。在长江中下游还有江豚自然保护区4个，白暨豚自然保护区2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2个，四大家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4个；在上游还有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12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3个。保护与开发的激烈交锋还将持续。
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现在的危机，因为，现代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格局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演化的产物。亚热带季风气候是长江水系独特生物区系的基础，而东亚季风气候又是青藏高原隆升（由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所引起）的结果，至少它使季风加强了，随之三峡河段贯通，古长江改道东流，这些重大气候与地质事件，是长江生物多样性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基础，从中可以窥视鱼类区系的特有性以及它们的生态需求，以及物种的多样性是如何维持的。只有知道了物种多样性的历史成因，才容易理解人类活动为何导致了水系中生物多样性的大量丧失。我们需要了解各个物种完成生活史所需的时空（如江湖连通性）连续性以及生态过程（如水文过程、温度过程）的完整性。准确预警物种的濒危其实十分困难，拯救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或再自然化，虽然这在大江大河中基本是不可能的，但这样的努力依然值得，因为这至少可以延缓或逆转一些水生动物的衰退或濒危趋势。
能否扭转现在的颓势，不可轻易乐观。长江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它的全长达6300
km，流域面积180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18.7%。事实证明，目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对长江水系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进行科学管理，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的思想虽然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80年代才提出了理论框架认为，依据科学数据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必然要受到自然过程的大尺度、高度的自然变异性、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人类行为所固有的不可预测性所制约。对长江水系的生态系统管理来说，莫不就是如此。
8.5杯水车薪——人工放流、生态调度、保护区与十年禁捕
人们曾对人工放流寄予厚望。为了拯救中华鲟，从1984年起就开始向长江内放流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幼苗，据估计，在1984～2005年间，已累计放流中华鲟幼苗453万余尾；自2005年起，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省昆山市东方特种水产有限公司和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5家单位共同承担了中华鲟的人工繁殖放流工作，每年继续向长江投放10万以上的中华鲟幼苗。但问题是，这并未能阻挡住中华鲟灭绝的步伐。既然无可挽救，是谁以及根据什么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策？中华鲟的人工放流可能难逃彻底失败的命运，但我们至少得知道为何失败了吧。也许中华鲟根本就是一个救不了的物种（可能因为它的体型太大，寿命太长，生活史太复杂，对产卵场的要求太苛刻，对环境的可塑性太弱……），我们从一刚开始就必须选择放弃，既然我们选择了大坝。
除了以物种保护为目的的人工放流外，还有以资源增殖为目的的人工放流。2003年开始，长江流域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十个省市陆续开展了鲢、草、鳙、青鱼的人工繁殖放流工作，2005～2007年三年间，累计放流10万余尾。这个放流数量简直少得令人笑话，因为20世纪60年代，整个长江干流四大家鱼年产卵规模高达亿，1981年也还有173亿，1992年仅在长江中游洪湖江段中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就有16亿之多！且不说这个杯水车薪的放流数量，其实，放的再多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中下游干流中的饵料生物过于贫瘠，等待这些鱼苗的可能仅有无情的饥饿。
生态调度也被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希望。曹文宣（2008b）指出，“如果在长江上找不到几尾参加繁殖的亲鱼，再好的人造洪峰还是等于零。所以，长江的休渔和禁渔，比人造洪峰更为迫切”。笔者完全赞成前一句，但仅部分赞成后一句，因为休渔和禁渔虽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亦无法真正扭转颓势。
在上游还有12个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23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毋庸置疑，这些保护区在维持上游物种多样性上能起到一定作用，虽然远远不足以改变颓废的局面，但至少可以守住一点地盘，以免被我们的“大开发”损失殆尽。
如果对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成因进行粗略的估算，节制闸和水电站等水利工程“贡献”了七成，酷鱼乱捕等其它因素“贡献”了三成。码头林立堤岸硬化导致的自然岸线丧失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绝大部分鱼苗需在离岸10m以内的近岸生境中度过一段关键时刻。当然，假若制定和执行好渔业管理政策，酷鱼乱捕的影响是可以较快消除的，而水利工程的影响基本是难以改变的，它对不少物种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像人造洪峰这样的“生态调度”不过是掩耳盗铃的伎俩罢了。总体来看，江豚、中华鲟、白鲟等诸多物种的绝灭似乎在所难免。
如果不将长江干支流与附属湖泊的通道打开，如果不将葛洲坝、三峡以及上游数以万计的水电站拆除，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危机不会得到根本性解决，但全面拆除这些水利工程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三峡大坝或其它水电站的生态调度、鱼道或人工放流等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些举措难以拯救膏肓之疾，充其量能起到一点“延缓”作用，更贴切的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种“作秀”罢了。
我当然赞成长江十年禁渔的主张，但认为这还不够，还必须在洞庭湖和鄱阳湖禁渔十年，并对沿江阻隔湖泊进行“顺灌”——在产漂流性卵鱼类繁殖季节，当江水水位高于湖水时，在育苗汛期开闸引水，纳入鱼苗，而在秋冬季，让成熟的亲鱼返回长江（为此在河湖通道中必须禁捕），以便翌年春季可以逆江上溯产卵繁殖。这样既可以提高两湖的渔业资源量，也可为干流渔业资源提供充沛的补充，从而使江豚的食物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同时还可减少捕鱼对江豚等的误杀，这也许是拯救江豚的唯一办法。
8.6以人为本——为“野蛮”撑腰
有人划分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态观——“生态野蛮”和“生态愚昧”，前者追求不计环境后果、只顾眼前利益的掠夺性开发，后者将人和自然完全对立，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人类什么也别做”，并将反坝者视为“生态愚昧”，并宣称“加快水电建设、提高蓄水能力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当务之急”。利奥波德（1997）曾说，“文明用各种新挑战、发明和经纪人，把最基本的人—地球的关系搞得热闹非凡，以致把意识也搞糊涂了”。
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永远都会是以人为本，所有的动物都会以自己的种族为本，只是人的能力最卓越故得以统治大自然，因此，大自然中不可能做到众生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往往只是一个口号，没有哪个物种会主观地去与别的种族和谐相处，即便现象如此，本质却是受制于自然调节的结果。而对人的自然调节往往只能通过灾难的形式，即因果轮回，否者我们不会敬畏自然。对人来说，人命肯定比动物（譬如长江中的豚类、鱼类）之命要重要得多，保护在绝大多数时候也都必须给开发让路，或者按上面的说法就是，“愚昧”必须给“野蛮”让路。水电对在陆地上生活的人每天呼吸的空气质量来说是绿色与安康，但对很多水中生活的鱼儿来说，就是黑色与灾难。
在人类历史上，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因为在征服者这个角色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他就是权威，即只有这位征服者才能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以及在这个共同体的生活中，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没有价值的。结果呢，他总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征服最终只能招致本身的失败。
其实，只有人才明白自己仅仅是进化旅途中的其它生物的同路者，这应该使我们具有一种与同行的生物被亲缘联系着的观念，我们有生存的欲望，也应该允许它们生存，而且生物界是一个被各种关系编织出的复杂而连续的系统。人类现在正是探险船的船长的时候，但人类本身已经不是这只船唯一的探索目标了。
8.7灭绝——木已成舟
一些生态学家在大自然的复杂性面前倒是谨小慎微，譬如Ludwig等（2003）坦言，“政治家、资源管理者和利用者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生态学研究会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这是因为对生态系统的认识过程往往是很慢的，等待科学研究获得完备的答案实际上是徒劳的；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决策必须依据当前的知识立即做出；在很多自然系统中唯一的可以了解它们可持续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开发它们”。对长江这样一个全长达6300
km、流域面积（180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18.7%、以及数千种水生生物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与水沙背景下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来说，生物及其生态过程对人类干扰的响应充满着不确定性，一些物种的兴衰与命运需要在相当大尺度的时空演绎之后才会被人们所感知或察觉，而此刻往往为时已晚，因为木已成舟。
遗憾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却被一些不懂生态的人痛批为肆无忌惮的神秘主义。就如利奥波德（1997）所说，“今天，普通的公民都认为，科学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但科学家始终确信他不知道。科学家懂得，生物系统是如此复杂，以致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了解它的活动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水中的生死轮回及其隐藏的深刻寓意，既在河流的演化历史中留有记录，也镌刻在物种的进化历史之中，但它经历了数以千万年的变迁与累积，大多数证据早已消逝，所形成的千古之谜决不会轻易让人知晓。
在此我并不讨论应该建坝还是拆坝，但可以说，水坝像把双刃剑，利弊都很突出，它造福人类的能力无与伦比（发电、蓄水、灌溉等），但对一些生活在河流中的物种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且两者不可调和。我只是想客观地评价它与长江水系生物多样性危机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如果这能为决策者与社会大众对水坝生态效应的认知提供些许帮助，就心满意足了。
针对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我的看法是悲观的。我们难以恢复中下游的江湖关系以使河水在干支流、湖泊、沼泽、洲滩等构成的复杂水网系统中自由自在地漫流，也无法疏通干支流的鱼类洄游通道。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恢复原来的自然生命网络！我们欢乐了，而长江却哭泣了，因为它耗费数百万年的时光辛苦囤积起来的自然遗产，顷刻间将灰飞烟灭！
8.8长江的生物多样性需要生态文明的呵护与维持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存也倚赖于自然的生态过程，尽管在人的眼中是那样的平庸，而正是这些‘鱼、树、草’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才是我们得以雕刻出那种可称之为文明“珍品”的原材料，但人并不能超越大自然，也得在自然历史的长河中漂流。人只有犯罪后才进班房，而鱼则被水坝无端囚禁。我们不可以也不必要榨干每一滴河水。我们应该对大自然的原始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给予尽可能多一点的呵护，这并不是人类的施舍或怜悯，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呵护，谁说一定不会遇上因果轮回呢？当然，这绝不是让我们重回蛮荒的过去，而是睿智地与自然和谐共存。只有这样，人才可以从动物野蛮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才有超越野兽的客观证据，才配得上“文明”乃至“生态文明”的称谓！
利奥波德（1997）曾有一句名言：“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对河流来说，莫不是如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我们如何修复？如何保护？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对此的科学探索亦是生态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