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有纳粹倾向怎么办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6-23 06:22 标签： 纳粹标志在我国有禁止吗

每年四月中旬那天，所有人都停下来默哀。早晨十点，所有孩子在校园站成一圈等待空袭警报声，那标志默哀的开始。此刻是为了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亡命的六百万人。

对于在以色列长大的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警报拉响时紧张的笑声是儿时熟悉的记忆，恐怖故事塑造了我们的部分民族认同，特别的黑色幽默方式也是年轻一代的特征。

多年之后，在远离家乡的纽约，我意外于自己有不少来访者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第二代和第三代。所有这些高效的事业有成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点：被迫害的鬼魂以无法预期的方式在不可预知的时间出现。外表之下，他们携带幸存者的创伤和负罪感。

我儿时就了解到，纳粹大屠杀的画面和白日梦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甚至他们的家长从不谈论战争期间家里的情况。即使他们无从知晓，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仍活在他们的身体里，这些侵入性的想法和画面常常被忽视，有时我会在做咨询的几年之后才听说。

当他们谈起那些故事，我们才明白那段历史怎样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辨认出过去以怎样的形式在当下重演，怎样在家庭掩埋的故事中存在和复活。

瑞秋的外公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我们第一次做咨询时，当我问到她的家庭史，她简单提了一下，并不觉得这和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当然也不是她来咨询的原因。

“后来我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说的。”瑞秋微笑着抱歉地说。“每个家庭都承袭一些创伤。这是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许久之前。二战有多少年了？”她看着我马上回答：“七十多年了，我觉得，很久了。我的外公外婆已经过世了。”

瑞秋的外公出生在布达佩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二战结束后，他移民到美国，在这里认识了瑞秋的外婆，她来自一个犹太家庭，二战开始时随家人从欧洲逃了过来。他们恋爱了。一年之后，瑞秋的母亲，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了。她的外公外婆从不提及关于战争的事情，母亲也描述她的童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郊区故事。

表面上，他们的家庭创伤在他外公离开欧洲时就结束了，把过去甩在脑后了。瑞秋来咨询是为了讨论其他事情，讨论她对于要孩子的矛盾，这也是她和丈夫马克之间危机的源头。

我总会好奇，想了解来访者生命中的决定——为什么他们决定要，或者不要？比如：性生活，恋爱关系，家庭，事业。随着他们慢慢敞开心扉，他们想要拥有的和他们能够忍受拥有的之间的差别开始明显。为什么如此多人对爱情求之不得？想要事业但不能成功？想要前进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在同样的怪圈？

“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瑞秋提出了一个我还没问的问题，推进了一个深层的两难课题，我们后来才完全明白。

在这个阶段，要不要孩子的争论看上去只存在于瑞秋和丈夫之间。马克认为他们应该要孩子，但是她存疑、困惑、模棱两可。不过很快，瑞秋的内在矛盾表现出来，很明显，正面和负面的声音都是她自己的，是她自己和自己争论：要还是不要？

瑞秋谈起她的恐惧。“这个世界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如果把孩子生下来，”她更加大声地说，“认真讲，我能对孩子承诺什么？充满战争的世界？即将毁灭的星球？仇恨和暴力？我的孩子会对他们的孩子承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认为这个宇宙需要更多的孩子——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她告诉我她计划离开纽约搬去另一个国家。她觉得也许她和马克在别的地方会更开心。

“你想搬到哪里？”我问。

“以色列。”她马上回答。我看上去一定很意外，因为她又说道：“我知道你从那里来。我想搬去那里不是因为你。我一直想住在以色列，从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开始。我不确定为什么。”

瑞秋说我阔别的家乡正是她梦想的应许之地。

“如果我有孩子，我想住在那里。你知道以色列的每个孩子都要学习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吗？”她问道。

我们沉默片刻。我记得校园里的我们怎样站在那里等待警笛拉响。我记得二年级时一个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来到我们班，她跟我们讲她的童年，说她和我们一样大时曾赤脚在雪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每次有人抱怨冷时，我们都会提起这个故事。

“你永远都不会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我们曾经这样互相调侃。

我记得五年级时，有一次课间休息，孩子们列出人们躲避纳粹分子的所有藏身之地。我们讨论可以藏在哪里。我想起故事里有的母亲试着让婴儿安静，这样不会暴露他们的藏身之处。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想象纳粹党人来我们家时我的小弟弟会哭。第二天，我决定练习和他一起藏身。我装好他的安慰奶嘴和一些婴儿玩具，把他带到我们卧室的衣柜里。我们待在那里，感觉有很长时间。每次我听到声音就嘘他，保证他不会暴露我们的下落。当我听到母亲来了，我们才出来，然后我把他放回婴儿床。那曾经是个秘密，直到多年之后弟弟长大了，我才告诉他。

纳粹分子总会出现在我们的噩梦中，孩童时期我们总会害怕坏人会找到我们，杀掉我们。

“是的，每个以色列的孩子都知道纳粹大屠杀，”我对瑞秋说，“你希望自己小时候知道这些吗？”

“是的。我真的希望。小的时候我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以及他们个人活下来的故事。我没有看过照片，比如多年后我才看到的孩子穿条纹制服的照片。我只知道我的家人在欧洲有过不好的遭遇。”

瑞秋的家人试着保护孩子们不受他们的创伤影响，对此从来闭口不谈。瑞秋知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过，但是具体并不了解。她有一些不好的感受，但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她希望家里能有一个叙述出来的故事，或者具体的照片，帮她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仅是她的想象。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呈现出来。对于创伤幸存者的下一代——继承者，怎样更好——告知还是不告知？假如我们祖辈的创伤不管怎样总会潜入我们的心理，这是否还有必要？

许多家长都专注于这个难题，担心他们的痛苦对孩子的影响，试图让伤害减到最小。家长希望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承受自己的痛苦；孩子试图保护家长，不让他们揭露或者重温他们的创伤。家长和孩子之间潜意识中串通的目的是避免痛苦，因此压抑那些经历，让它们成为未说出口的秘密。

描述创伤性事件可能会让人压力过大，或许会造成“二次创伤”，即我们接触到他人创伤时所产生的心理痛苦。让人不安的报道或者残酷的照片重新演绎创伤性事件，让那些未曾有过直接经历的人感到创伤。

瑞秋告诉我，她希望自己能了解得更多。她家庭的历史被缄默了，未被处理的家庭创伤成了压抑的秘密，没有任何相关的语言或象征性的想法。这类秘密在我们心中像不明物一样存活，我们无法认清、触摸或者改变，它像鬼魂一样传给下一代，能感觉到，但是不能识别。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经什么都害怕。”瑞秋说。她停顿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吗？从六岁开始，我睡觉时会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刀。”她温柔地说，“我的父母不知道。这是我的秘密。我记得第一次的情形。半夜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去厨房。我打开抽屉，找到一把橙色的刀，然后拿到我的房间里。”

“你害怕什么呢？”我问。

“那天晚上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里我抱着一个婴儿，有人追我们。我得保护那个婴儿，我抱着他/她跑。”她看着我又说，“我对这个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晚之后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做了好几年。”

“你和婴儿一起躲起来吗？”我问。想起我也曾经和弟弟一起藏起来。

“没有，我找不到地方藏身，所以我只能跑啊跑。没有避难所，没有地方让我感到安全。”

我想象瑞秋为她的生命奔跑，怀抱着婴儿。她开始有这个重复的梦境时自己还只是个孩子。我们谈话时许多问题冒出来：那个婴儿是谁？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安全的瑞秋自己吗？她在逃离什么，逃离谁？

没有藏身之地，婴儿在那个世界里不安全。

我让她告诉我自己描述这个梦境时脑子里的任何联想。

“纳粹党人。”她点头，“我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这个。也许我在布达佩斯，逃离纳粹党人。每天晚上我都伴着那把橙色的小刀入睡。早晨我会把它藏在书桌里，睡觉前我再把它放到枕头下面。直到现在，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那时你觉得不安全，所以你现在害怕把一个婴儿带到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你不想让婴儿感受到你儿时的感受。”我说。

“我想让我的孩子告诉我任何事情。如果他/她害怕，我想紧紧抱着婴儿让他/她感到安全。”

瑞秋开始想象她自己的孩子。她谈论儿时的恐惧越多，也越发明白为什么不能想象自己有孩子，推测他/她可能会像她那样经历生活。不要孩子是她保护他/她的方式。

瑞秋叹息。她说：“我不得不藏起我的恐慌。我无法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恐惧是我童年最大的秘密。”

瑞秋多年来觉得她似乎携带着一个禁忌的秘密，但是或许，我猜测，她的秘密是为了保守其他人的秘密。

“你的外公的秘密是什么？”我问。

瑞秋没有回答。她很严肃地看着我。

“谁知道呢？”她小声说，“我从不过问。”

当父母在暴虐下存活，攻击性会散落于他们的心智，也因此存在于我们心中。他们的创伤让他们高度警觉，对威胁的容忍度很低，并且会本能地快速进入攻击性过强的自我保护机制中。他们自己的攻击性本能通常会被分开考虑和否认（“我们不是施虐者，我们是受虐者”），他们接触到的任何暴力都会唤醒高度焦虑和过度反应。也正因此，受害者会变成施暴者，对他们自己的作恶毫无觉知。

记住创伤的两难困境在于一方面它承担向受害者致敬的需要，珍视这个身份和遗产，试图防止罪恶重演；另一方面它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捆成一团，下一代被要求认同上一代，被卷入前人的创伤和痛失中。

涉及创伤时，我们总要寻求微妙的平衡，谈得过多还是不够，什么太露骨、什么太遮掩，哪些会带来创伤、哪些是被压抑的，因此还是在保留其原始的、沉默的形态。我们经常会陷在这样的两极中，因为涉及创伤时，规范与控制总会充满挑战。

过去的痕迹无处不在。压抑的秘密成为无名的恐惧。它们活在我们心中，像是辐射一样，没有形状、颜色或者味道。我们的心智无法阻止过去的毁灭性影响入侵我们的心理，在瑞秋的案例中，她家庭的创伤一次又一次重演。

本文内容节选于《创伤遗传：心理咨询师和她的11位来访者》，作者加利·阿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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