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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无疑是人们重要的代步工具。&lt;br&gt;机院规模不大，从大门沿着湛恩大道步行至定海河堤坝，也就五、六分钟时间。然而，每日以步代车来回于生活区和教学区之间，还是挺耗费时间的。&lt;br&gt;自行车走进我的生活，应该是从邮递员开始的。&lt;br&gt;在收发室之前，机院家属区的信件和报纸等都是邮递员递送的。送信时间不是很固定，通常为下午。邮递员是二十来岁的一个年轻人，精力充沛，开朗健谈，很少见他休息。偶尔换做一个中年人，就知道年轻人当天一定有事。&lt;br&gt;邮递员穿一身绿，工作帽有时戴着有时摘了，脚下蹬一辆带有邮政标识的墨绿色自行车。平信和报纸分装在两个大帆布袋里，固定在自行车后面的车架上，诸如挂号信、电报、汇款单、包裹单等重要邮件则装在邮递员身上挎着的帆布包里。家门口的信箱用来放信件和报纸，重要邮件则需要收件人当面签字盖章。
这位年轻邮递员骑车技术堪称一流。有好几次见他把自行车稳稳当当地停在路当间，人不离座，脚不沾地，神色自若地和路过的大妈打个招呼或闲聊几句，完事继续发力蹬行。这种上海人称为“屏车”的车技让人咋舌，之后也见过好些表演“屏车”的，如邮递员这般“屏”得纹丝不动的实属凤毛麟角，十分罕见。&lt;br&gt;我家居住的124号是日本人盖的三层高楼房。从东到西一共两栋，每栋楼六个门洞，每两个门洞合一个两平米见方带台阶的平台，两侧各矗着一根四方水泥柱，顶起一红瓦斜屋顶“盖”。关于这两栋楼：有人称之为“六间头”，因其六个门洞；又有人称之为“六盖头”，因其六个“盖头”。沪语中，“六间头”和“六盖头”发音完全相同，“间”乎“盖”乎，各持一词，难以判定。&lt;br&gt;邮递员送信路线基本固定，几乎都是从里往外走：从东堂、北房开始，兜兜转转一路往西，去最后一站新房子之前，才路过六间（盖）头附近。邮递员年轻脚力健，车子蹬得飞快，来到门口“唰”地一个急刹车停住，摁一下车铃，将一侧车蹬靠在台阶上，下车分发信件。当时感觉很神奇，一个车蹬居然能撑住整个车身不倒，好些年后才知道这是力学上的三点稳定平衡。邮递员也许并不通晓力矩、力臂、摩擦系数等物理常识，然而人家却信手拈来，娴熟自然，令人叹为观止。&lt;br&gt;一天下午，门口像往常一样响起了熟悉的自行车铃声。我拉开门，正好和邮递员迎面相遇。他手里举着一个黄色的牛皮信封，看着我：“何静涵是你什么人？”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这是祖父的笔名，赶忙回答：“是我爷爷。”邮递员眼里闪过一道诧异，将信递到我手中，笑了笑蹁腿上车，嘴里似乎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一弓身飞驰而去。&lt;br&gt;牛皮信封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地址和姓名，右下方用红色仿宋体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字样。我不敢怠慢，转身回屋把信交给了祖父。若干年后祖父病逝，整理他的书桌时，发现有一沓用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牛皮信封。我不禁好奇地打开看了看，原来这些都是祖父生前和董必武、郭沫若等中央领导人交流诗词的信件。当年邮递员那个眼神终于在此刻得到了诠释。&lt;br&gt;大约是破四旧那会儿，父亲不知从哪个旧货商店里“淘”来一辆半新的自行车。
这是一辆“洋”车，英国出产的兰令（Raleigh）老牌自行车。根据头管上的车标，上海人形象地称其为“凤头”脚踏车。&lt;br&gt;车座不高，相当于26吋女式单车。整台车身油漆成褐红色，估计经常骑，三角架上管的漆水稍有些磨损。下管上别着一把打气筒，打气筒前后两端分别插在下管对应尖钩上，把手内弹簧回顶压住。&lt;br&gt;车链部分采用的是半链罩，单侧式脚撑装在后下叉左侧，和后上叉之间固定着一块铁片，上面刻着几个难以辨识的英文字母，感觉有点“噱头噱脑”。
手把竖管的车头碗上固定着一个灯牌，是用来安装摩电灯的。兰令的摩电灯比较老款，开关就在灯罩顶端，是一个红色塑料旋钮，左拨或右拨都能接通电源。灯罩下端有一根黑色电线，是连后上叉直流发电器的。发电器通过滚子和轮胎接触摩擦滚动发电。&lt;br&gt;这辆车手把偏女式，正面呈V字形，两握把略微下倾。左手横把上安了一只车铃，是弹簧击打式的，铃声秀气，不如邮递员车铃那般雄壮。右手横把上固定着这辆车的灵魂部件：“变速器”。变速器有慢、中、快（分别对应于1、2、3）三档，通过变速缆进入后轴的内三飞。变速时，变速缆内的钢线通过缩放拨动内三飞的齿轮套片，改变啮合齿轮大小。内三飞空转时，会清脆地发出“啧啧啧”的声音，比一般自行车动静大。&lt;br&gt;兰令自行车的后轴是一个复杂的部件，不仅用来变速，而且还兼顾着刹车功能。内三飞同时也是刹车涨闸，工作原理和变速类似：右手捏刹车把时，左侧刹车缆钢线拽动内侧的闸片抵压滚动的外圈，通过两者产生的摩擦力制动。前轴刹车原理和后轴相用，结构相对要简单许多。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在自行车刹车设计上，并没有和常规的“左后右前”通用原则背道而驰。
第一次送兰令去机院门口做保养，摆修车摊的洪师傅识货，仅只瞄了一眼，就立马说出了这辆车的名字。&lt;br&gt;十九世纪初，兰令创始人福兰克鲍登在英国诺丁汉市的兰令街买下一家小型自行车公司，公司就以街道名字命名。从此，兰令鸟冠状的品牌标识，成了全球知名标志之一。&lt;br&gt;早些年，在国内享有与兰令同样知名度的英国品牌自行车还有三十年代创立的亨白（Humber）内三飞涨闸大弯管自行车。也许考虑到西方女士身高马大，亨白自行车虽然采用了女车专用的弯管结构，车身高度却相当于28吋男车。机院内就有这么一辆，一名中学上班的女教师几乎每天骑着进出。
学骑自行车，应该是文革初期的事。&lt;br&gt;那会儿，已经有好几个小伙伴学会了骑车，看着他们在马路上“耀武扬威”地快速骑行，心里头痒痒的，不禁跃跃欲试。说实话，家里头那辆兰令，和别人家自行车相比，总感觉矮了一头似的。佶屈聱牙的英文字母和与众不同的独特造型，在那个年代里尤其扎眼。内心虽不太喜欢，然而“聊胜于无”，毕竟当务之急是为了尽快掌握骑行技巧。&lt;br&gt;学车第一步是“荡车”。所谓荡车，就是人在一侧双手握着车把，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另一只脚轻蹬地面，让自行车朝前滑行，这是人车平衡的基础练习，也是蹁腿上车的热身动作。先练习荡车的唯一好处是无需助力，一旦车身外倾，蹬地面的那只脚伸过三角架就能站稳。不知道为什么，我“鬼使神差”般地选择了右侧荡车，自己平时也不是“左撇子”，兴许感觉更安全吧。&lt;br&gt;荡车练习持续了能有一个多星期，终于能双脚离地晃晃悠悠地滑行一段距离了。&lt;br&gt;接下来就应该学骑行了。初学者们大多喜欢到院内篮球场或大操场学骑车，那里场地宽敞，来往的人也少。通常身后都会有一个会骑车的，帮助扶着后车架稳住车身。单人练习骑行只有一个练习方法：“三角撑”。三角撑实际上是荡车基础上的“进化”：待滑行稳定时，悬空那只脚伸过三角架，去踩蹬另一侧的脚踏板。
最初，一脚高一脚低地踩蹬会使得车身左右晃动，为了保持平衡还不敢双脚轮换，蹬一半赶紧往回缩。就这么歪歪扭扭地蹬行，心里就已经美滋滋得不行了。渐渐地，左右脚配合越来越熟练，从单脚运作“演变”成双脚交替，车身越骑越稳，车速越来越快。终于有一天下午，抬起左脚战战兢兢地跨过三角架，能站立着骑行了！&lt;br&gt;现在回想起来，仍难用笔触描绘当时的内心感受，耳旁的风呼呼地吹着，路旁的树一排排掠过，似乎有一种飞起来的幻觉。我骑着车离开了平日练车的小学操场，拐上了湛恩大道，向东一路狂骑：教学大楼、卫生所、大礼堂、定海河堤…，自我感觉身后是一片羡慕的眼光。从下午一直骑到看不清路了，我才余兴未尽地推车回家。&lt;br&gt;从“三角撑”到站立，直至四平八稳地坐着骑行，自始至终无人辅佐，期间竟然还没摔过，为此颇为自得。兰令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伙伴，走过上海不少角角落落，甚至去了一次闵行。走得最远的，莫过于川沙之行了。&lt;br&gt;有好几次，六间（盖）头昔日邻居王克提出一起去观海。经他绘声绘色的一番“鼓动”，终于被说动了心。出发之前，我俩在地图上反复确认观海地点，最终将目标落在了川沙的东海镇，感觉这个名字应该不会白给。&lt;br&gt;三天后的清晨，天公不作美，飘起了绵绵细雨，我俩如约登上观海之旅。我套着塑料雨披在前面蹬车，王克钻在雨披里大马金刀地坐在后座，俩人冒雨朝海边进发。&lt;br&gt;沿着军工路一路南行至定海桥，换乘渡轮过江到达浦东的庆宁寺。以庆宁寺的小火车铁道为参照，我俩继续往川沙骑行。越往南走，风似乎越来越猛，裹挟着雨水劈头盖脸地直往我脸上扑，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王克不时地在身后给我加油打气，“快到了，风越大，说明离海边越近了！”&lt;br&gt;早晨不到六点离开机院，一路骑行到川沙县城，差不多走了近四个小时。路过一家百货商店时，我俩决定进去避一会儿雨。稍作休憩，我俩辨识了一下方向，离开县城，继续向预定目的地出发。道路有些泥泞，显然不如原先那么好走了。&lt;br&gt;一个多小时后，路过了东海镇，眼界变得开阔起来，远处隐隐约约显出一道堤坝。王克兴奋地喊道：“前边一定就是海边了！”我不顾酸胀的双腿，铆足了劲，加快了车速。&lt;br&gt;我俩来到堤坝下，停稳了车，嗖嗖地爬了上去。只见沿着堤坝有一大片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芦苇，后面才是黄澄澄的水面。极目远眺，低垂的云层和浩淼的水面相互交融，已然分辨不出水天之别。难不成这就是翘首以盼的蓝色大海？
稍顷，俩人神情沮丧地转身走下堤坝，取出随身携带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lt;br&gt;这时，雨停了下来，风似乎也小了。王克低声说道：“我们回去吧！”和来时不同，回程倒是顺风，比来时快了不少，骑得似乎也不那么费劲。俩人如同霜打了的茄子，沿途一路无语。这一趟，来回一百六十多里路，是我唯一一次载人骑行最远的记录。&lt;br&gt;次日，我将一身泥泞的自行车洗干净后，决定送去保养一下。&lt;br&gt;兰令内三飞结构复杂，保养维修只能找洪师傅。自搬来机院，洪师傅的自行车修理摊似乎就已经在那儿了。他有事没事嘴角上老叼着一根烟，干活时不得不眯缝着眼。洪师傅手艺没得说，疑难杂症在他那里都不叫事，分分钟解决。也许是进了水的缘故，兰令摩电灯发电器彻底失灵，怎么摆弄都不亮了。洪师傅对我摊了摊手，一口浓重的苏北腔：“晚上马路有路灯，有没有摩电灯都没得关系”。于是乎，摩电灯从此成了聋子的耳朵。&lt;br&gt;有时路过洪师傅修理摊，我会站上一会儿，看他修理自行车。久而久之，补胎、拆洗、上油等活儿，自己依葫芦画瓢地也能上手了。&lt;br&gt;插队下乡后第一次回沪探亲，家里的兰令自行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28吋凤凰牌男车。父亲告诉我，兰令老出状况，被送到提篮桥海门路上那家寄卖商店卖了。&lt;br&gt;那个年代，上海生产的凤凰牌以及永久牌自行车是走俏货，哪儿都得凭票购买。由于缺乏竞争以及供不应求的缘故，生产质量每况愈下。这辆凤凰牌是半罩链，罩链板“天生残疾”，老和链条闹不和，每蹬一圈都会发出“刺啦”的一声，调整好没几天又“故伎重演”，令人挠头。骑了没几年，钢圈镀铬层剥落了好几块，罩链板、前后挡泥板和三角架上的油漆也似乎患了“斑秃症”。这辆车没有兰令的变速功能，但骑行起来还是相当轻快的。
自行车在农村是稀罕物，一个大队才一辆，是那种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三天两头“撂挑子”的旧车，还轻易不外借。插队那些年，出个门走个远路，全靠徒步。招工进矿工作后（详见美篇《知青岁月篇：人生之转捩》）攒了一笔钱，从别人手上购来一辆九成新的加强型永久牌自行车。这辆车前叉增添了一副保险杠，后座支撑也从单根变成了双根，特别适合在乡间坎坷不平的石子路骑行。那些时日里，我精心保养这辆车，它成了我来往于煤矿和县城的交通工具。回沪上大学前，因托运行李受限，我不得不“忍痛割爱”。&lt;br&gt;回到上海，家里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已经“满目疮痍”，旧得不成样子了。父亲让我骑去学校，这样平时或周末回家也方便。我彻底保养了一遍，给所有轴承上了一道油，又买来了黑漆通身油漆了一遍。尽管车子有些年头了，却依然“皮实”，同学之间借来借去的，一点儿没事。&lt;br&gt;毕业留校后，感觉这辆车有点“寒酸”了。这时，朋友特地为我弄来一张凤凰牌自行车券。为此，我紧巴巴地攥了好几个月工资，买回一辆当年顶级配置的28吋凤凰牌全罩链自行车。那辆大学时代的代步工具被我送进了当年卖兰令的寄卖商店，没放几天就给人买走了。&lt;br&gt;这辆凤凰牌全罩链自行车跟了我一年多，出国后我把它留在了家里。自此，我的自行车史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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