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接受《研究生学刊》记者的专访“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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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接受《研究生学刊》记者的专访“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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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家风是育人的第一资源
　　由人民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工会主办，北京市第四中学承办的“家风、家教、家训”主题报告会暨《家风》新书首发式12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第四中学举办。下面是北京小学校长、特级教师李明新的现场发言。
　　家风是育人的第一资源
　　尊敬的各位领导、朋友，大家好：
　　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会议。围绕家风这个主题，我曾参加了“劳动模范话家风”活动，也参与了《家风》这本书的征文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深受教育，也一遍又一遍地感悟教育。我忽然有一种认识：如果把人生的教育看成一个大系统，那么家风是这个系统中的第一育人资源。古人所总结的二十字育人要义也反映了这一点：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人养德。
　　首先，好家风给孩子一种好品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鲜明的特点之一是家文化。中国人千百年的家国情怀是家文化与爱国情感紧密相连的集中体现。所以，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中，治国如同建大家，理家如同治小国。从这意义上讲，家风建设是国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人生成长的第一基石。
　　家风是什么呢？我觉得家风就是一个家庭为人处事的价值追求和品质，是家庭成员灵魂的土壤。家庭中成长的子子孙孙，他们的灵魂受制于这个家风的土壤。这个“土壤”给他什么样的生命养料，给他什么样的人生元素，对于他的一生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家风可谓基础性建设，又可谓人生奠基工程，真是人生教育第一资源。
　　今天，我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特级教师，一方面得益于领导和组织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我在一个普通、朴素、朴实的农村家庭长大，耳濡目染，从小就懂得：一个人的真正进步离不开吃苦耐劳的勤奋品质，不能做天上掉馅饼的美梦。今天做校长工作，做教学研究，从来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甚至在做学问上一直秉承“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精神。如果工作上有一点掉以轻心，马马虎虎，自己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这种品质与责任感怎么来的？实际也是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熏陶和感染出来的。
　　因此，我觉得，好的家风不是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给孩子一种好追求、好品德。今天，在我们全民都关注教育的社会大背景下，恰恰家庭教育忽视了这一点。如果家长对孩子“重分数，少家教”，那么最终也会使孩子“有知识，没文化”。
　　其次，家风建设应该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就家风对于人成长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作用，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我认为，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风，那家风是基础，家庭是第一途径。谁把握着第一途径的方向、脉搏？就是孩子的父母、长辈。所以，家长素质的提高，让家长担负起良好家风建设的重任，这个意识应该强化。近日，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这对于确立正确的育人理念，进一步整合育人力量，促进家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真可谓“春风送暖入屠苏”。家风建设，家庭教育，终于从基础教育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谈到此，我认为要以“家长学校”为载体，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使广大家长学会“做家长”，学会“建家风” ，学会“育子女”。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家长学校建设要成为一个系统，一个整体。让我们的家长认识到他们是孩子成长影响的第一人，他们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建家风，家长必须给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总之，家风浸润于生命的成长，它是孩子教育的最先，它离人生的教育最近。谁重视了这教育的第一资源，谁就把握了孩子人生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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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8983379第三方登录：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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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对于我们这些后生来说，200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此书时，我们还是在被“非典”肆虐的初中校园内，哪里晓得外界有这本书的存在。事隔十年之后，虽然我们还在校园，只不过对外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动态跟进了脚步。也多亏华文出版社推出了新版，不然，照这本书的“抢购争读”态势，恐怕我们也难以一览此书风采。
研究生学习半年来，我跟随导师研习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史理论方法，对于民国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特别是国民党史知之甚少，我想这也是“术业有专攻”带来的弊端吧。其中难言之隐，学史者必有深切体会。当下史学界也在努力打通学术脉络，以求通达，学科也重新划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三个一级学科，但治史者往往还是要局限在一定领域内专攻，以早日有所成就和贡献。
知之甚少，不意味着你可以忽视历史本身的存在。而且治史者，更要主动了解其他领域的学者在做什么，方能以补不足。所以，我选读此书，意义即在此。同时，此书也受到众多史家和读者推崇，不读也会深感遗憾。但由于我深知自己对此域内的宏赡史实了解粗浅，不敢妄自菲薄，断下结论，只作一切肤体会吧。
章开沅先生为此书作序中多次提到历史研究要有“置身于外，神游于内”的心境和功夫，即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是章开沅先生在研究近代著名人物张謇的学术历程中领悟出来的，特别强调：“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久，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而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古人对话。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历史事件和场景的研究取向。在社会史领域逐渐兴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与这治学心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的内在相通性。
在对待国共两党历史时，作者并没有为哪方唱赞歌，也没为哪方唱哀歌，完全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不说套话假话，只用史料说话。从史料来源上看，作者根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包括蒋介石及其亲信人物的相关文献，体察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看法，又兼顾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言论。据有关学者统计，该书共征引资料五大类,其中“档案、年鉴、会议记录、工作报告”51种,“资料汇编、日记、年谱、文集、忆述资料”90种,“专书、论著”69种,“言论、论文”68种,“报刊”40种,合计318种,征引文献大都是公开出版物,其余文献则分藏于海内外8家档案馆,且全部对外开放。这些史料就是作者与历史对话的基础。
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新的认知、新的观点，无疑带来一股新的观念冲击。旧有的史实观念在经过作者对史料的抽丝剥茧、排列组合后，变得那么脆弱，赫然发现历史的真相原来如此，对于读者来说，更新了史实认知观念的基础上，又对历史增加一丝敬意。
如我们以往的认知观念是，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从一个组织松散乃至频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但作者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疑虑的是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经过作者的严密考证后，认为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第28页）。作者首先打破一种以往观念，即依据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这份史料，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入党，并占很大比重。作者认为，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接着利用各省份的党务史料和相关记载，制成一份“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表，认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又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力量。并从时代背景、文化结构、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了青年学生趋向国民党的原因。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形态上，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剖析了国民党基层党务的松散以及吸收党员的泛滥化。作者一针见血指出，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同步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可见作者并没有把考察的对象仅仅停留在制度形态的表面层上，而是深入到组织的实际运行层面。这样，作者的逻辑论证更具说服力。
在论述1924年-1927年的国共关系这一敏感问题时，作者进行了动态了考察，认为两党关系不是简而易之就可以概括的，两党关系的形式、内容和表述，要根据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第51页）。作者细加考察，认为国共关系自始就存在两重性，一是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第二，中共在国民党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既是“容共”，又是“联共”。作者的这番提法，确实拨开了我们对那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迷惑。在后来的力量对比中，国民党从“容共”转向“联共”。其中作者审视《整理党务案》这一事件的看法，无疑让我们读者的观念再次发生转变。作者认为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他们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
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第60页）。我们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中共实际上满足了其在两党关系表述上的合作对等关系。虽然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这并未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加强了。并且在中共的一套口号、话语宣传工具和魔力下，不少国民党员因不满于本党组织涣散纷纷加入中共。作者总结了这番原因，认为国民党仅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内蕴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想脱离（第93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此外，作者对“清党”的考察，无异于现在的“爆炸性新闻”那样让读者惊喜若狂。长期起来，我们主要关注清党对中共的沉重打击，而其实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等量沉重（第142页）。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作者也从多方面给予了论证。国共合作时期因中共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身份，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作者也同样依据相关史料，绘制成“年清党运动中各省被捕杀被杀人数统计”表，令人信服。而且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这场“逆淘汰”的结果是国民党的组织愈加涣散。国民党本是要靠清党运动，增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反而导致了党的严重虚脱和分裂蜕变（第151页）。
不难看出，此书的论点新意迭出，读者心理也是随之跌宕起伏。从史学层面上看，这与作者的选题和治史路径有关。作者认为：“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其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是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有‘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鉴于以往国民党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那么作者这本书就以“治党史”为中心，探讨国民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如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这些方面都是以往国民党政权研究较少涉及或忽视的领域和角度，而又是至关重要的内容。难怪此书的新意那么引人入目。此外在治史路径方法上，作者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来描述。作者在的副标题是“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可见是从组织研究的角度来把握国民党的政权形态。按照陈向阳老师对组织的定义，“为实现特定目标而有意识建立起来并具有正式成员、结构、功能和规则的次级社会群体或社会机构。”并且，组织研究在状态上，要把组织实体研究和组织过程研究要素结合起来，而通常的做法是以组织实体为基础或研究单位，在研究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组织规则和组织管理等组织实体要素的同时，研究组织运行和组织变迁。从组织史研究的角度上看，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有“治党史”的研究路径了。
作者全书的中心观点是提出了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可谓是震人发聩的评论，既痛心于国民党的弱势无能，又痛恨于国民党的强权独裁。在读者心理层面上，也易于接受作者这样的中性评价和结论。
但读者也要警惕的是，并不可以仅仅依靠这本书有限的知识和史料来了解国民党在民国时期的所作所为。这本书所呈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这本书对国民党的缺陷如虚弱、独裁、派系斗争批判过多，其实我们也应该对国民党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予以正面对待和评价，不宜置若罔闻。难怪作者有这样的疑问，即一个在执政之初就丧失民心的政党，为何能在中国统治达20年之久？如果我们从“主动失败论”的角度出发，就能难理解了。国民党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应得到学者的客观对待。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著作里，就积极评价了国民党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历史上经常有这种由来已久的通例，即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谴责。南京关于袁世凯和军阀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时代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封建落后、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弊
端达到了顶点。然而，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10年是1911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现代化研究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也有同样的认识，抗战前的南京政府，它所掌握具有现代化的军队已开始向国家和革命目标效忠，它超越了自1850
年以来影响中国政治命运的军阀主义。南京政府十年提供了新而强大的国家象征，这为战时动员铺平了道路。国内学者如虞和平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二卷第三、四编用众多的史料再现了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种种贡献，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陷。有助于我们的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
总之，本书予以的学术启发和问题意识是受之不尽的，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秉着一颗冷静客观的态度，在史海中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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