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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一个时代的故事
转自：瞳孔中央---困困的博客
诗人海子去世20周年祭日——日，我坐在开往海子家乡的火车上，同一车厢，还有诗人西川、诗人大仙和作家张驰。西川作为最广为人知的“海子挚友”，在这个日子口儿编纂完1000多页的《海子诗全集》，宣布：“海子10周年祭完成了诗人的神化，20周年祭将完成诗人的经典化。”大仙和张驰，则在海子自杀那一年，一次醉酒之后，怀着弑父的冲动朝老一辈诗人发出吼声：“你们的时代结束了！最能代表新时代的诗人已经诞生，那就是海子！”这是诗歌江湖里的小辈压抑之后的爆发，也是偶然的、狂妄的、最终竟然实现了的预言。现在，这二位年届半百，大腹便便，在餐车喝多了酒，一个问另一个：“你说，为什么我现在对生活还有点兴趣，对文学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另一个沉默许久，打起了鼾。
火车在黑夜里前行，掀开窗帘，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突然间不是很确定它将驶向哪里，只知道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抵达。也许我们也掉转了方向，逆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驶去。
那个时代，海子是欣喜若狂、有着自豪幻想的诗歌青年中的一个，他又在青春期的末尾，以25岁之躯躺在火车慢行道上自杀。这就像他诚实坦率而激动人心的诗歌最后的签名，也是他被神化的开始。这个为诗歌壮烈牺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过分简化但吸引人的幻想——伟大的诗歌并非出自特殊的历史环境及诗人的努力，而是一个永远停留在青春期的天才自然流露的情感。他自杀的时刻，又逢美学理想和生活风尚改变的关口，也是更广大改变的征兆，
“海子死了”，成为一座诗歌的界碑、一个理想主义完蛋了的标志、一个用死亡祭奠青春的传奇。
那个时代，又导引出我们今日所在的这个时代的一切，可它本身却在今天令人匪夷所思。那时的行为、趣味、禀赋，如今已经难于想象；那时追寻的梦想如今已经烟消云散；那时的历史也已经被新的历史抹平。那个时代距今不过20年，很多人都曾亲身经历，回想起来却像隔了200年。那个笔名为“海子”的诗人的时代。
“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
穿过一条香樟树丛里的乡村马路，在一湾池塘边，海子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他一度赤脚在田野里玩耍，偷吃邻居地里的茭白，像只耗子；他也在麦子收割后的夜晚，眺望被一把火烧成焦黑的麦茬地，感受“苍凉”，就像后来他写下的诗：“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现在又是三月里，这个位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的村落，查湾村，是黄色的。田畦里的油菜花开了，汇成一片，倔强地朝向天空，吸收天光的亮。村里的青壮男人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子和母亲，一个典型的皖南村庄，独处寂寞的家乡。油菜花像是乡村一年一度长出的壳，有着唐突的穿透肺腑的鲜艳。
因为一场春雨，天冷下来，海子的母亲、75岁的操采菊生起了火桶——一种皖南农村独有的取暖工具，木桶有个突出的沿，内里点上炭盆，人坐在桶边，脚伸在炭盆上烘烤全身。她腿脚不大灵便，得用手搬着一只脚才能跨进桶里，看我一旁哆哆嗦嗦，招呼我也坐进去。我们腿挨着腿，雨啪啪打着屋檐，屋子昏暗幽静。她从床沿摸出一本《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您读海子的诗？”“是的。以前不知道海子在写什么，他出事后，我就开始念他的诗。”
她翻动诗集，开始朗读开篇一首《阿尔的太阳》。她乡音浓重，读得缓慢认真，时常停下来辨认字词，诗集被翻得卷边乌黑，生僻字旁还工整标注了简单的同音字。她又连着朗读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亚洲铜》，每读完一首，都像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长松口气。她又翻到《给母亲（组诗）》，边读，边停下来说说她的理解：
给母亲（组诗）
风很美　果实也美
小小的风很美
自然界的乳房也美
水很美　水啊
说话的时刻很美
你家中破旧的门
遮住的贫穷很美
风　吹遍草原
马的骨头　绿了
泉水　泉水
生物的嘴唇
蓝色的母亲
用野花的琴
盖住骨头和酒杯
老了，垂下白发
母亲你去休息吧
山坡上伏着安静的儿子
就像山腰安静的水
我歌唱云朵
雨水的姐妹
美丽的求婚
我知道自己颂扬情侣的诗歌没有了用场
我歌唱云朵
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
和一切圣洁的人
相聚在天堂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
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妈妈的屋顶
我要看到你
妈妈，妈妈
你面朝谷仓
我知道你日见衰老
语言的本身
总有话说，在河畔
在经验之河的两岸
在现象之河的两岸
花朵像柔美的妻子
倾听的耳朵和诗歌
倾听受难的水
水落在远方
海子的父母住在一栋“历史的房间”里。既是一栋普通的乡村住宅，77岁的查正全和75岁的操采菊晚年相伴生活于此；又挂着上书“海子故居”四字的大匾牌，承载了海子纪念馆的功能。私人和公共记忆在这里互相区分又混淆。小院里的香樟树、红漆长条凳、小桌上招待来客的茶水和零嘴、大门上“好日子舒心顺意，美生活幸福平安”的对联……，都平常而有生活气息。村口却有个旅游景点常见的指路牌（标注“海子故居”），查湾村的村民已习惯把它当成标志建筑。“海子故居”里单辟了个小房间，存放着海子的藏书、照片、遗物、诗歌、朝拜者的题字……，它们来自外面的世界，填充着“历史的房间”。
最开始它自成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次来客的到访，每一次被观看，“历史的房间”都会被唤醒一点点，散发出你可以闻得到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气味。老两口逐渐缩小了，从肉体到精神，他们好象借住在这里，从不大门禁闭，永远欢迎来客，静静并排坐着，行使纪念馆管理员的职责，感受“历史的房间”散发出的气味。
“我一生修了8回屋！”说起来，查正全骄傲又无奈。“海子故居”正是这第8回。并非海子居住过的老房子，2004年重新翻修，格局保持原样，花了5万多块，用的《海子诗全编》的稿费。查正全一人雇了个包工队，盖了整整大半年，硬是在凹地里起了一栋屋，到现在水泥地板下还悬着空，全村可找不出比这更气派、更敞亮的了。这么费劲是为什么？“老有人来看，咱不能破破烂烂让人笑话。”
老爷子瘦削、苍悍，身体由内而外勃发着个性与倔强，又被克制在骨骼里，既不显露怯懦，也不施加怜悯。他有超强的生存能力，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裁缝、插秧高手、乡村小卖部老板、豆腐店店主，他也是不容置疑的家长。偶尔，他怒气冲冲地踏进堂屋，用土话大声吼叫，就像沉着冷静的人受尽苦难后暂时的无所顾忌。他尊贵、自负，从没被打倒。他的腰板笔直。
操采菊背有点驼了，有一年摔了一跤，腰锥错位，一直没治好。她有张又薄又软的脸，嘴巴闭起时，皮肤似乎飘在肌肉上，好象一枚被风吹起的玫瑰花瓣，或者是大草垛上覆盖的黑色塑料布，风吹雨打让它失去了光泽和弹性，薄薄的表面还生出了许多气泡。她所承受的精神打击更明显一些，就蹲在她的肩头，让她那么安静、缓慢、审慎。她时常被两种情绪左右：收拾海子遗物时，那只娇黄色的绒毛小狗能叫她笑起来，那是海子工作后买的，老大不小了，还玩猫啊狗的，那长不大的老小子呦；转头铺整盖在沙发上的蓝格床单，海子生前用过的，她又神伤地嚅喏：“东西在，人却看不见喽。”
2009年春天，海子去世20周年祭前夕，一个自称“卧夫”的长发男子来到查家，北京人，是个“做出版的”，他替一位叫“世中人”的北京老板前来重修海子墓。“卧夫”和“世中人”均为化名，他们怎么都不肯透露更多信息，留下1万元，又张罗着组织一次诗歌圈的“海子去世20周年纪念诗会”。怀宁县政府得知消息后介入进来，“卧夫”和“世中人”退出。
盛大的祭奠活动从这个“历史的房间”开始，一口气来了3、400人，北京诗人代表团、安徽文化名人、各地大学生、记者、还有县领导。20年后，海子的父母再一次见到西川，操采菊一把抓住他的手，眼睛温润地端详——胖了，胡子更密了，还斑斑驳驳夹了白碴。她就像看着另一个儿子。查正全却是礼数周全不能挑出半点不是的主人，外套一脱扔椅子背上，抖擞起精神张罗来客。他们不像想象中称呼海子的本名“查海生”，而是随着众人改口叫“海子”。这时候，“海子”不是个儿子，而是个神话中的主角。
1989年，查正全与操采菊把海子的骨灰从北京领回家。按查湾的习俗，“提前归来者”不可立即入葬，必须先暂存在临时的墓中。1992年，海子的骨灰才入土，坟冢矮小，前端却镶嵌了两樽佛像——一樽释加牟尼，一樽绿度母，都是海子1988年9月去西藏时从玛尼堆拾回来的。前方墓碑竖刻着铭文：“显考查公海大人之墓”，这是按乡俗，假借海子的后辈为他立的碑，称他为“显考大人”的，是当时正咿呀学语的海子的三位侄儿。
海子墓坐落于查湾村北的一处乱坟岗，海子在长诗《太阳·大札撒》中写：“我戴上麦桔，宁静地死亡/这一次不是葬在山头故乡的乱坟岗上”，他恰好没有逃了这一谶语。
查正全和海子大弟弟查曙明花了两个月重修了墓碑，保留原来的坟冢，水泥外壳砌在上面，加宽了，小碑前又立了块巨大的花岗岩墓碑，上刻“海子墓”。它在山岗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幅陵园气派。祭拜仪式开始前，看热闹的村民头顶毛衣，坐在坟边的水泥台阶上晒着太阳。县领导致了词，将海子置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陈独秀的家乡这一背景中，“打响海子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品牌”；海子父母在闪光灯包围下向墓碑敬献花篮，老两口神色紧张，一言未发，始终紧紧攥着西川的手。
高河中学朗诵队高声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太阳当空直射，诗歌在坟岗上清透辽远。此刻好象才是祭奠活动真正的开始，纳凉的、蹲地上抽烟的、闲聊的、拍照的，都肃穆起来，仿若突然意识到，诗歌与诗人不该被遗忘。可这仅仅是祭奠仪式中，“海子死了”的又一次强调和闪回，它发生在与诗歌相距甚远的安徽农村，在外面的世界，诗歌极少被朗诵，诗人渐渐不再发出声音。关于死亡的记忆太强烈了，远远比死亡所夺去的生命的记忆强烈得多，海子的诗人形象已经逐渐消褪，“海子死了”却仍然茁壮的活着。就像每个季节都会收获的水果，或者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公务员的工作。那一刻，每个人好象都重温和理解了他的死亡。
“不理解。”对于海子自杀，父亲查正全的回答只有这又快又短的三个字。他不愿谈论再多。只有母亲操采菊不经意的轻叹——如果帮他在家乡找份工作，如果让他去南方下海经商，如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1989年下半年，海子父母觉得读书无用，让另外三个儿子全辍了学。大弟弟查曙明已经三次参加高考，最小的查舜君，初中没毕业。三兄弟已近中年，现在分别在合肥、西安和北京打工，卖点体力，做些小买卖，生活拮据。
海子的母校，也是三兄弟的母校，傍晚下课的高河中学操场上有场篮球赛。学生阵阵呼哨围了个水泄不通，操场后身，曾经是海子上课时的教学楼，早已拆尽，起了栋规矩、簇新的小楼，过去已经无迹可寻。突然有学生认出了西川，人流如同蜂群从操场边涌过来，索要签名。没人识得人群外的查曙明，他就像个长篇大论的手稿被甩在外面的句号。他继承了查家矮瘦敦实的身形，皮肤黝黑，憨厚得有点腼腆，生活的重压又盘踞在他身上，好象永远不会散去。他叹了一句：“我们的命运全改变了。”
“我本是农家子弟”
日，海子出生在父母的婚床上。那是只年代久远的香樟木海棠雕花床，结婚时打制，有50多年历史，红漆斑驳，又蒙了一层灰，好象是从更遥远的年代流传下来。老两口至今还睡在上面。诞下海子时，操采菊已经31岁，前头有两个女孩，因为只叫了接生婆没请医生，一个2岁夭折，另一个只活了7天。海子出生时，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捧起这个男孩，接下来的几年，又头碰头捧过3个男丁，分别是大弟弟查曙明，二弟弟查训成，小弟弟查舜君。查湾村有个说法，头胎的男孩命硬，既和家族中其他人犯克，又将亲属的精气独聚一身。
1984年，海子第一次向家人展示他写的长诗《但是水，水》，读者是大弟弟查曙明。
“你这个没人要，还不如写点小说，赚点钱。”
“那我就写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赚了钱，给他们在高河镇买栋大房子。”
海子父母的爱情故事，恰好与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巧合，小说里写：“诗人母亲对诗人父亲的伟大爱情，不正是对她父母那种平庸而规律生活的浪漫反抗吗？她这样一个富商的女儿，却选择了那个一文不名的工程师。”操采菊，她这样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却选择了那个一文不名的裁缝。
19岁那年，操采菊梳俩麻花辫，有种生命力旺盛的美。她在茶厂做工，生了副好嗓子，擅长黄梅调，是厂里文工团的台柱子。那年排演《卖货郎》，她反串男角“卖货郎”，得了县里的二等奖。四处巡演，到了缝纫厂这一站，遇见查正全。他小时体弱，13岁就学裁缝，20多岁手艺已远近闻名。“我就图他有个手艺。”50年过去，操采菊讲起当时的爱情，只这淡淡一句。苍老掩藏了他们的情感，在外人面前不显露一丝亲昵，可他们之间的依赖与恋慕甚至比他们相遇那天还要强烈——他们定了终身，不顾家人的反对，私奔了，徒步从怀宁走到临县祁门县，走了5天5夜。
海子还是个孩子时，是个漂亮的圆脸小男孩，皮肤光洁，脸颊宽阔，神情温柔愉悦。查家属于吃苦耐劳的一类，与当时全中国的乡村家庭一样，熬过严冬、饥饿、超负荷的劳动，做父母的天经地义的认为，吃饱，并能活下来是首要的，聪慧、敏感、浪漫，都与生活无关，如果有，那就是意外的恩赐。
不知是不是有一点随母亲，海子带了些与荒芜粗糙的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特质。他爱干净，穿着父亲缝制的的确良小套装，背一小布包，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是个孩子头儿，在街上跑了一整天，鞋上一点泥巴都没有。念过私塾的操采菊老早教他识字，随手抄起手边一本《安徽文学》，就教他念起这四个字。他喜欢看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看完了就拿一芭蕉扇再讲给小伙伴听。他爱唱歌，常唱一首小调：“毛是毛泽东，东是东方红，红是红太阳”。生产队组织演《智取威虎山》，他立刻被选中，上台客串了个小兵。
5岁那年，查湾村的“背诵毛主席语录”大赛上，海子作为个头最矮、年纪最小的选手，登台背诵毛主席语录48条；下半年他就被牵着手坐进了查湾小学的课堂。10岁跳级转入高河中学。1975年，高河中学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并没因文革停课，改造河道、半工半学倒一样儿没拉下，海子的中学同学李智提起初中升高中的一道考题：“24小时等于多少分钟？”他们所获得的最大教益，是读书，可以离开乡村。海子留给李智的校园形象非常模糊，仅仅是“年纪小”，“不偏科”，唯一的插曲来自查正全，高二时平衡文理科人数不均，海子被转入文科班，查正全的倔脾气上来了，训斥说：“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才被转班的？”
半年后他以怀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给家里挣1工分，那天海子做工上了树，村头有人喊他考上大学了，他蹭蹭爬下来，一口气跑到几里地外的高河中学。家里的欢庆仪式极为盛大，请来了街坊邻居和远房亲戚，杀了头200多斤的老母猪，“来的人比今天都多呢！”查正全至今仍很骄傲。那年海子15岁。
李智师范学院毕业后，留在高河中学做语文老师，他面临着全中国中学语文老师都曾必须应对的问题：向学生讲起选入课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究竟说它是乐观还是悲观。李智坚持说那是首积极向上明媚的诗，却也要解释老同学的自杀。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海子保留着回家乡探望同学的习惯，却也没什么好聊的，那天夜里呆到很晚，李智推一自行车，沿乡村小道把海子送回家，还途径了后来海子埋葬的乱坟岗。天气料峭，风吹得人脸疼，至于说了什么，在记忆里已经模糊，李智说，他从未真正了解已经是“城里人”的海子。
与家乡的隔阂也渐渐渗透，那是种被风吹得四处翻滚，却发现根并没有拔断的感觉。他与父母，弟弟，很少交流，好象有许多话讲，又只有小事可以讲起——就算已经在北京上了班，他还是爱干净，假期回来，硬要在家里开的豆腐店那扇大锅里，烧上一锅开水，爬进去，洗个热水澡。他安安静静，喜欢在冬日寒冷的天气里，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坐下奋笔疾书，操采菊问他：“你都工作了，干吗还那么用功写？”他答：“你不懂。”
李智随身带着一张海子的黑白一寸照片，他还执意要讲讲他所理解的海子自杀的原因：“源于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崇拜毛主席，心红眼亮，海子到了北京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他选择山海关卧轨，既有献身国家的意味，也是愤慨和无奈。你看他留的大胡子，又密又长，马克思什么样儿，他就什么样儿。”
1986年-1987年间，海子在《诗人叶赛宁（组诗）》中写：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是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北京：诗人诞生
1979年夏天，海子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临走前一天正好赶上查湾村放露天电影，演的《铁道游击队》，父亲查正全用全村都听得到的声音对他说：“今天你看火车，明天就坐火车喽！”海子从合肥火车站出发，穿着父亲缝制的崭新中山装，拎着母亲做的花布棉被，查正全掉泪了，海子看不出一点伤感，对未来跃跃欲试。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新生，学校还有些应接不暇，宿舍不够用，一个班30多个男生10几个女生，都住一间大平房里。同班同学刘广安第一眼瞅见海子，他混在兴奋嘈杂铺盖床褥的新生里，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个头真小，年纪也小，几乎是个孩子，还有他的花布棉被在一群绿色的行军被中十分扎眼。法律系课程松散，教材也不齐备，大伙憋着劲儿看书，考古、哲学、文学、诗歌……找到什么看什么。
80年代的大学校园显然不提供社会经验，连职业技能也不训练，他们本能地获得训诫——进入高超的、脱离现实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希腊、德国、法国、美国的思想传统为传统，那些新移民，就像入伍的新兵一样，两手空空，脑中无物，他们最好的老师是他们自己，找衣服穿，找东西吃，找智力上有限却五花八门的供养品。刘广安说，大学四年让他变“老实”了，同窗都是各地状元，都有点自负，又十分上进，到了三、四年级，便各领了风骚。他本也写点诗，看过海子的诗后，“不好意思写了。”
1983年，海子剃了个光头。已是大四，他只有19岁，娃娃脸，架了副眼镜，总被当成小孩，就像他日记里写的“我过早失去童年”，又有了与年纪不相称的老成持重。大约为了挣脱那个令他不满意的孩童的壳，他随着同宿舍的同学把头剃了，有人去找他，一排光头从晾晒的裤子里钻出来，海子是个头最小的那个。
那一年北大组织了一次校园诗歌朗诵会，能装1700人的礼堂，站的站挤的挤涌进了2000人。诗社也遍地开花：龙头老大是中文系的“五四文学社”和《未明湖》，还有《启明星》、西语系的《缪斯》、政经系的《窗口》、图书馆系的《学海》、法律系的《钟亭》……海子既不登台朗诵，也不加入社团。
《钟亭》创办人、法律系的陈陟云第一次见海子费了些周折。绕过热闹纷繁的信息集散地“三角地”，海子的宿舍在38楼，位于校园西南角，偏僻幽静，楼道里兜兜转转，拐了好多弯才找到。同宿舍一同学在门口给海子刻蜡纸，帮他油印平生第一本诗集《小站》，收录了海子1983年写的15首诗。正是这本诗集引逗陈陟云到访，诗歌让他认定了海子是自己人，同在法律系又叫这关系近了一层。没想到是那么个腼腆羞怯的小个子，话不多，仿佛一个远离喧闹与中心的隐士。可《小站》后记里，海子又引用了惠特曼的一句诗：“陌生人呦，假如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写“我期望理解和交流”。
北大时常“流窜”来一些各地的“天才诗人”，83级中文系的藏棣接待过一些，大吵大闹牛气烘烘。还有几位合印一本《西风·沉诵·太阳节》，癫狂傲慢，慷慨激扬，宣布要打破一切传统，在废墟上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殿堂。海子在侧，总安安静静来，闷声不语走，如同配角，非常不“诗人”。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骆一禾的形象更鲜明：面目清秀，身形挺拔，声音很轻，又时常引经据典颇具气势，老穿着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贴着兜、掉了色的那种，脚踩一双蒙了灰尘的白球鞋，好象从远方跋涉而归，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他来自79级中文系，“五四文学社”骨干，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小站》让海子结识了他，接着是81级西语系的西川，和79级中文系的老木，后来被戏称为“北大四才子”。
他们年龄都在20岁左右，海子最小，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写诗和在写诗的时候活着，有一种刀枪不入之感——看不出这世界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们。有时会去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喝酒，毕了业挨家聚会，也不嫌麻烦跑去海子所在的昌平，谈论的无非是读书与写作。骆一禾侃侃而谈，是话语中心；老木有点要跟他呛着干；海子听得多，说得少；西川，作为20年后唯一的回忆者，“总是回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样子。”他们谈论黑格尔，讨论康德的翻译，憧憬但丁的《神曲》：“天堂、地狱和炼狱三章，我们一人写不出三个，那就三人各写一个。”他们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小宇宙，那里的空气是温暖、潮润而不流动的，就像一间从早到晚关着窗户点了煤气炉房间里的空气。聚会又会以“集体睡觉”作为结束，多半发生在昌平海子的宿舍，一个歪在椅子上，另外三个横倒向一张单人床，第二天中午再被穿透轻薄的蓝色窗帘的阳光晒醒。
总与骆一禾作比，海子更加内向，可能有点乡村青年的羞怯，可他爱干净，不邋遢，只是会把白色的汗衫洗染成花的，旁若无人穿着，透着野小子的执拗。在西川的工作室，让他讲点更记忆深刻、更惊心动魄的友谊故事，他想了半天：“友谊就是平淡的，没什么戏剧性。打个比方，友谊它就是有人睡我家脚臭得要命想把他赶走，可海子干干净净，平易可亲，使人想跟他呆在一起。”
那时候他还被称为“查海生”，他骄傲的诗歌理想暂时蛰伏，他不够疯狂，过于谦逊，在回忆画面里近乎透明。被叫做“海子”，是后来的事了。
“在这城里，有我的一份工资，一份水”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做编辑的海子，像许多80年代青年一样接受了时代在他身上的复制，既没有选择权利，也不必担忧未来，校园生涯结束了，社会生活拉开序幕；作为一个头脑嗡声作响的诗人，他又习惯了这样的猜测：昌平隔绝了诗人期望交流的灵魂，增添了诗人的孤独。昌平位于北京东北侧，安放着几座皇帝陵园和一潭水库，偏远静谧，1984年-1989年，20岁-25岁的海子在这里度过。
1983年夏天，一帮人先被安置在“大钟寺大队”。现在已成为北京三环路边的繁华地段，那时候挨着乡政府，小巷子一拐，一排猪圈对面，正是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宿舍。气味扑鼻，当然闻着闻着也就习惯了，宿舍顶棚上从早到晚趴着黑压压一片苍蝇。大热天也喜欢穿长袖衬衫、走路喜欢脚拖拉地的海子，拎着水壶到宿舍顶头打开水，与新同事相遇、结识。
海子是唐师曾在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朋友。他也来自北大，“爱国卫生委员会”开会时，见到了那个趴在桌子上萎靡不振的圆脸校友。“不是开玩笑的，真有这么个组织，‘爱国卫生委员会’”，唐师曾说：“每个科室都要派一个刚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负责打开水、扫地、点炉子，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暖水瓶上，如果有谁拎起暖水瓶是空的，那简直如芒刺背。”由己及人，唐师曾直觉海子也有点懦弱，不会来事儿，北大毕业也没用，会写诗也没用，爱拍照也没用，社会鲨鱼的大嘴已经张开，把你吞下去，灭掉你的锐气。
1984年，他们被一辆大巴拉到了昌平，校领导踌躇满志站荒地上给他们讲规划：这里盖教学楼，那里是图书馆，一直盖到山脚下。这群年轻人心不在焉地听着，学校没盖好，他们倒先住下了。西环里的住宅区是昌平早期的楼群之一，六层红砖小楼，白漆点缀，依山而建，高级又气派，15号、16号两栋楼被买下做教工宿舍。两个人住共用两室一厅，再有一人常住城里，那就一人独享。海子几乎独自享用着15号楼302，比起挤大宿舍的同学，住筒子楼的同事，舒坦得多，第一年做教辅工资45元，第二年升助教工资56，既无需争取，也没有悬念，既不多也不少，商业文明和市侩作风的城市巨龙还没开始发育，多挣点钱、多花点钱的欲望不会对任何人起作用。
一群“文艺青年”在食堂里熟识起来。他们是北大诗人海子、华东政法诗人吴霖、爱画画的孙理波、还有住海子楼上的常远，他的本领是“人体特异功能”。海子年纪最小，个头不高，被当成腼腆好玩的小兄弟。他有口音，叫孙理波不叫“孙”而是“森”，还给吴霖说过一个有关家乡怀宁的歇后语：迎风撒尿——怀淋（宁），在他读起来，“淋”和“宁”是同一个音。起初在校刊发表诗歌时，海子用了个笔名“扎卡”，没过多久，便自称“海子”，取意青海的高原湖泊。
在孙理波看来，海子算得“时髦青年”。他们总相伴去看电影，海子订了电影杂志，喜欢〈乱世佳人〉，迷恋嘉宝；时不常听点卡篷特的磁带，看到孙理波画油画，海子也试着来上几笔；他的打扮看不出乡村青年的痕迹，整洁朴素，偶尔露花俏，有一次穿了件红毛衣，在一群黑灰蓝中很扎眼，校领导在班车上隐晦地表达了意见。他们看〈等待戈多〉，喝时兴的果子酒，喝到兴起走在路上大声吹牛，傍晚溜达回宿舍，瞥见副食品店门口摆摊卖菜的老农，突然对那平常景色生出些异样的感觉，海子嘟囔：“别以为我们荒诞的生活才是生活，你看，粮食和蔬菜，这才是生活。”孙理波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那句“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正来自于此。
可他的创作过程还是神秘的。在昌平蜗居的5年是创作的高峰期，就像一只桔子，他没办法把自己从里往外全翻给人看，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布满凹洞的圆壳。有一年从贵州来了位狂放诗人，听过海子大名，颇有兴致地提议去游览十三陵，在大红门，海子留下了日后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阳光下他伸展双臂，头高高昂起，帽子捏在手上，阳光穿透他在地上留下阴影。孙理波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他说，也许叫人失望，海子生性内向，不擅表现，这姿势是那位狂放诗人的主意，海子学样来了一张。20年后，狂放诗人早不写诗，被捕了两次，出家做了和尚，传说中练就神功：7天7夜暴走而不歇脚。
尤其因为自杀这样的结局，当人们回忆起来，不免会去强调那些当年发生而在今天看来预兆性的、狂乱的、一定会引发不幸的事情，却极少谈论那段时光的其他特点，比如欢乐情绪、无忧无虑、毫无顾及的自由，用孙理波的话说——他强调了好几遍——“小日子有滋有味。”他把海子分成了“诗人海子”，和“同事小查”，后一种身份，可能难于发现他的灵魂开出的到底是小白花还是小黄花，却易于察觉这个年轻人，连带的，还有他们这一群人身上平凡的、转瞬即逝的欢乐。
他们就那么住在昌平的西环里，在免费供给的两室一厅里，带书架、书桌、床、教研室随便搬回来的发黄的木头椅子、还有用电丝弯好的电炉，桌子上摆着昌平本地产的二锅头，或者果子酒，兴致起了还能煮杯咖啡。那是一个个愉快的傍晚，平均每周在海子，或者孙理波的房间聚会三次，毫不扭捏地朗诵他写的诗，谁也不会对这些诗感到厌烦或者大加评论。海子会一面用床单擦眼镜一面发出“恩”声表示赞许。“这首诗写得够好，可以再朗读一遍，”常远会这样说。有个叫马琛的，常远的朋友，他用职业演员的歌剧男中音朗读海子的诗，他认为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朗诵得更好的。有一天下午，我拨通了已经在广州做教授的马琛的电话，他即兴给我朗诵了一段《悼总理》，80年代著名朗诵艺术家林中华什么腔调，他就什么腔调，一点都不夸张。
小武第一次出现在海子宿舍，大伙揶揄他：“行啊，有女孩儿了。”那年海子20岁，小武是外语系大一新生，身材玲珑、活泼伶俐、通得人情世故。关于他们的相识，有个甜美的传说：海子上课问学生喜欢哪些诗人，小武站起来答：海子，引来哄笑和一段恋情。没有人确认这个说法。在他们相恋的年，海子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愉快的爱情诗——“一匹跛了多年的/红色小马/躺在我的小篮里”，“我们合着眼睛共同啜饮/像万里洁白的羊群共同啜饮”，“两片抖动的小红帆/含在我的唇间”……烦扰也许像甜蜜一样不为人所道，有个同事记起政法大学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小武得知后万分紧张，误以为是海子。临近毕业，他们分开，她去了南方。
在海子仅记的3篇日记中，日他写：“我一直就预感到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被毁了。……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
大约前一天，傍晚，海子与同事孙理波坐在政法大学从学院路开往昌平的班车上，车子破烂，窗户呼呼漏风，在初冬凛冽的空气中开了一个多小时，临近昌平时，俩人已经冻透了。拐过昌平的标志“李自成像”，郊区城镇临近，却是一片漆黑，全城停电。海子骂了句：“真像座鬼城！”在政法大学教工宿舍——昌平西环里，二人像行李一样被卸下，孙理波提议干脆去他屋里喝酒聊天算了。街口，他们在副食店买了几瓶昌平本地产二锅头和果子酒，配上几只羊蹄，吃的时候才发现，黑灯瞎火的，羊蹄的毛都没蹄干净。越发感到颓丧，闲聊到11点，海子郁郁离去。第二天一早，昌平下了当年第一场雪。几天后，海子对孙理波说：“那天你救了我一命。我本来打算干掉自己，喝了点酒回去就睡了，第二天起来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突然就不想死了。”
之后出现了小刘，一位昌平文化馆的朴实女子，她到西环里参加了几次聚会，便经常留在这里洗衣做饭，时间不长，又不见再来，孙理波问起，海子敷衍说：“她总想成家。”
1988年末，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悉数搬离西环里，住进新建的学校宿舍。那群文艺青年恋爱的恋爱，成家的成家，海子每逢春节回家，父母都催：“该谈亲了。”他闷声不答。孙理波也忙着结婚，新房刷墙时，找海子帮忙，向来温和有礼的海子拿一滚子，墙上没滚两下，怒了：“以后有这种事别叫我！”孙理波感觉唐突，事后一想，海子大概不想接受这个小团体的疏远与解体，几个“文艺青年”都忙着应付生活，青春的假期就要结束了。
有天深夜，孙理波想到北京城里还有些牵挂的事儿，班车又没了，辗转难眠，正好海子敲门，他突发奇想：“咱们走去北京城吧！”他们上了路。拐过“李自成像”，踏上乡村土路，军都山像鬼影子一样立在身后，还有些奇怪的鸟，看不到却听得到。海子走在后面，拖拉着脚，扬起灰尘。走到一半，他们在西三旗附近找了个路灯坐下歇脚。灯火绚烂的北京城已在眼前，海子投身其中时，抬起头仿佛看到一只闪光又压抑的巨龙腹部的鳞片，在远处观察，又觉得巨龙覆盖了整个天空；越来越远的昌平则灯光星星点点，在这个年轻的诗人眼中，真说不上来，是安详还是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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