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下新加坡的生育补助政策。
今天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社会发展水平最高，也是人均拥房率最高（92.2%）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大家讲的内卷啊，房贷压力啊，新加坡肯定也是有的，但是客观说，还是远远小于中国一线城市的。特别是人均拥房率，简直冠绝全球。
那它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
1.14
https://www.singstat.gov.sg/modules/infographics/total-fertility-rate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韩国是0.96）。中国是1.48。但是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总和生育率，因为计划生育带来的额外冲击，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其实是大大滞后了。作为对照，新加坡每千人出生婴儿是8.8个，中国按2019年是10.48，差异大大低于总和生育率差异。
客观说，新加坡政府的生育政策还是很友好的，某个程度上几乎已经是世界上最友好的那个国家了（毕竟新加坡就这么大，空间问题是现实的），因为从维基百科的页面里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by_bonusen.wikipedia.org
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生育福利其实是压倒世界任何别的国家的（只考虑生育福利，而不是低收入或者整体福利，也不考虑社会环境），而且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发钱（最多是控制一下钱的使用去向）。
我们这里列一下：
新生儿出生第一年的现金津贴：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每个8000新币。第三个第四个孩子每人1万新币。只限前4个。
新生儿额外储蓄津贴（在特定账户，可以用来支付医疗教育房屋等）：第1/2个孩子每个6000新币，第3/4个孩子每个12000新币，第5个开始每个18000新币。
个人收入所得税津贴（这个不是抵税额，是可以用来扣除所得税款的总额，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从育儿来说，也可以看成现金，只是分成几年发出来）：第一个孩子5000新币，第二个孩子10000新币，第三个以后每个20000新币。
托儿所津贴：每个孩子最后总额不超过53000新币。但是这个和上面那些基本算是现金的东西有些出入，就是每个月大概国家补贴150-450新币不等的托儿所费用。整体上大多数人应该是拿不到那么多。
假期：每个孩子4个月女性产假，1个星期男性产假，由政府负担。每年政府还负担带薪假（0-7岁是7天，7-12岁是2天）。
更不用说新加坡几乎不存在父母要给小孩买婚房的问题，绝大多数人用政府的组屋就能解决了。
效果呢：新加坡的整个生育刺激计划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4年加码一次。在这个力度下，终于把总和生育率从2001年的1.4刺激到了2019年的1.14。或者换个说法，从2001年的每千人13.8个婴儿到2019年的每千人8.8个婴儿。
PS：当初新加坡政府推出生育刺激计划的时候，花钱请专家做的研究认为刺激计划可以提高生育率0.2%。这个笑话比我们的计生委专家们说开放二胎后就会生4000万的好笑程度大概要低一点，但是从结果看，更让人绝望。
新加坡这点可怜的生育率还靠马来族拉升了不少，要是只算华人生育率只会更低
上海的户籍居民生育率只有0.9，全靠没户口的外来人撑生育率…
对比一下新加坡，然后看看我们的客观现实，要么引进国外移民，要么真的就只有洗洗睡了.......
“若你不喜欢中国方案，那你的呢？”没说完就被拖走…
西班牙首相下周访华？外交部回应
三天出访，两份《声明》，什么信号？
沙伊同意复交后，又一大突破将至？
女子点链接泄露位置被前男友杀害，APP经营者也被判刑

近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公布了2022年的人口数据，生育率过低引起了广泛的担忧。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这个数据仅为2016年的一半。六年时间减少一半，这是非常恐怖的。
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内有疫情反复，外有俄乌战争，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人们对于生育率降低的情况、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官方公布的数据，依然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早在2019年中国科学院就给出了预测，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之后疫情爆发、预测年份又被调整为2027年。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时代给出的标准答案竟然是2022年。
中国人口太多、各行各业内卷严重，人口负增长并非坏事；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极度依赖劳动力的制造业大国，如果人口下降太快，难免会损伤经济。
准确来讲，咱们焦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人口负增长”，而是“人口负增长提前了、速度加快了”。
2月17日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了《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根据这份报告的计算，如果中国不采取有效的生育激励措施，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4.79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7%暴跌到4.8%。
所以，采取稳健措施刺激生育、减缓人口负增长速度，已成为一件火烧眉毛的事。
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案例基本都属于“边富边老”或者“先富后老”，咱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未富先老”，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所以，解决人口问题，我们基本没有现成的作业可抄，只能自己摸索出路。
相对而言，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比较接近，“日本经验”无法照搬、但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看清现实。本文试从四个维度对中日人口问题进行比较，供大家参考。
1、日本在人口负增长前38年就出台了生育激励政策，中国是6年。
在日本，人口问题被称为“少子化问题”，这个提法切中要害，因为人口问题的本质就是年轻人不愿生孩子。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日本出生106.9万人，比上年减少2.2万人，总人口减少7.5万，这是日本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意识到生育率下降过快的危害，1971年5月，日本正式颁布《儿童津贴法》，对养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发放经济补贴。这项法律从1972年开始实施，起初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3000日元，后来逐年提高，目前的标准是：从出生到小学阶段每人每月1.5万日元，中学阶段每人每月1万日元。
这个补贴水平大概相当于日本平均月薪的十几分之一，如果咱们也采用这个补贴力度，差不多相当于每个孩子每月补贴两三百直到中学毕业。
这项政策由于力度太低，效果几乎没有，1972年日本生育率为2.14，1973年勉强持平，其后再次大幅降低，1974年跌至2.05，1975年跌至1.91。
可见，即使提前38年采取激励政策，如果力度不够，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中国仅仅是提前6年放开了二胎，当时并没有拿出真金白银的补贴。
2、结婚率减半、离婚率翻倍，日本用了50年时间，中国只用了十几年。
东亚国家很重视伦理，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比日本还要讲究一些。因此，结婚率与离婚率会对两国生育率形成非常直观的影响。
日本的结婚率在上世纪1970年左右达到顶峰，其后一直下降，50年内数据减半；同期，离婚率从0.9%上升到1.7%左右，接近翻倍。
在这两项指标上，中国交出的数据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中国结婚率在2013年达到顶峰、接近10%，2022年降至5.22%，不到10年接近腰斩；离婚率更是离谱，在20年内上涨三倍有余，目前已经突破3%，远超日本水平。
众所周知，结婚与离婚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风气问题。中国近二十年来社会风气变化非常快，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峻挑战，这一点，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日本从1992年开始重视女性权益问题，中国目前还在探索中。
在东亚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一直不高，性别歧视一直存在，成为影响生育率的又一大关键因素。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日两国女性相继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如今，女性需要和男性一样参加工作，同时，他们还得承担生育子女的责任；而男性的观念却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在中日韩三国，不少男性依然抱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对家庭事务漠不关心。
在这种情况下，生育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性别剥削”：女性既要赚钱又要生育，一个人当两个人用；男性的赚钱责任被分担了一半，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日本政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92年的《国民生活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提升女性就业率、促进女性工作与生活平衡等政策。
在最为敏感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上，日本通过立法保障女性权益，先后推出了《生育休假法》、《育儿护理休假法》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等法律，大部分妈妈都能享受到长达一年多的育儿假、休假期间也可以领取部分工资。
在婚姻保障问题上，日本《婚姻法》坚决保护原配利益、严惩小三，一旦发生出轨现象，丈夫和小三都需要支付巨额赔偿金，家庭主妇甚至可以得到丈夫一半的养老金……
当然，这些法律能否落实还要打一个问号。日本这个国家向来对女性不太友好，但是至少他们的方法是对的。
在保护女性权益这方面，咱们尚在探索之中，最近正在保障非婚生育、整治天价彩礼，出发点未明、效果也不好预测，这里就不展开探讨了。
4、受挫三四十年之后，日本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回升企稳，中国处于探索初期。
2005年，日本生育率一度跌落至1.26（这个数字和中国2022年的水平差不多），2012年，这个数字回升至1.42，此后十年一直维持在1.38左右。
不靠移民逆转生育率曲线，日本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呢？我想主要原因是认知的改变。
2009年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时，日本政府已经积累了三四十年的刺激生育经验。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光靠鼓励生育，根本就无法提升生育率。
生育率过低，表面上看是因为“妇女不愿意生孩子”，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只有全盘解决了生育、住房、就业、养老、医疗等问题，生育率才有可能企稳回升。
2010年，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政府确定了“社会政策4大本柱”和“12项主要施策”，囊括了生育、养老、医疗、就业等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后，他们又在政策上不断加码，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然，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漏洞百出，比如大家极为关心的养老问题、日本政府就反复掉链子。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人家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总结一下： 日本在“少子化”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政策落地效果也不理想，但至少他们已经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成功逆转了生育率K线图。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复杂程度远超日本，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财富去瞎折腾了，在“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执行细节，或许是一个走出困局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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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怎么算(生育率怎么算低)？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来看看！
人口生育历史新低，咋个回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简单活者2007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生育率怎么算(生育率怎么算低)1
前一段新闻报道：2020年出生人口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即0.87%，自1978年以来创43年来新低，青年男女对于结婚的热情也在降低！
专家表示：负增长可能提前来临！ 年轻网友搭话：还没想过要结婚！
另外，不久前上海市对全市开展了一次生育愿望统计：49.3%希望只生一个，11.4%不想要孩子，原因是教育费用是抚养子女最主要的经济负担！
估计以后上海逐渐不用再为控制人口规模而发愁了，“大城市自带避孕套”被再次验证十分灵验外加确切。
近期，为了鼓励生育，全国各地都在不约而同地增加或延长护理假、生育假、育儿假，真是鼓励、奖励外加诱惑，但是网友们一致表示：我们缺的不是假期！
另外，多省市规划新增人类辅助生殖机构，曾经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转身变化为人口生育指导委员会，国家为个人生孩子真是操碎了心，而80后表示已经生不动，90后表示还没考虑要结婚，00后都在追寻YYDS！
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1、人口生育规律
首先，拉长一下时间周期，看下建国以来人口生育的规律和趋势，有点类似开车时的绿灯波带，当个人出生那年赶上了高潮年代，很有可能下一代也会紧随其后，不过如果专门研究一下，为了降低下一代的竞争力度可以进行一下人工干预，比如读个博、出个国啥的。
其实，建国之初我们只有4亿人，第一波人口高潮发生在ZRZH结束后那几年，主要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活动主要靠人力推动，另外生孩多家庭所能获得的收益也多，而且受到传统的“养孩防老”观念影响。
在低娱乐、贫物质的时代，人们对于生育下一代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25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开始进入生育期，所以当第一波生育高峰的孩子长大成人后，顺延性地在1985—1990的五年期间产生了第二波人口生育高潮；
然而，在80后这代人长大之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社会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网络信息时代也一同到来，整个80后的思维认知提升了很大一个档次，同时结合高等教育扩招，顺延推迟了大学毕业青年男女的结婚年龄。之后在房子、教育、医疗的三大压力共同使劲下，80后的生育观念也进行了改变，差不多都是在30而立之年，且在爹妈的唠叨与关怀之下，才开启生娃的意识，结合国家的二孩政策鼓励，2016—2017年重新带来了一波生育高潮，然后就急速下降，直到今天这个境况。
2、区域流动与城村差异
目前的总体人口情况是男生多于女生，得有3000多万人打光棍；适婚男子比女子多1752万，只有吉林和辽宁两个省女生多于男生，广东男性占比最高，海南次之，另外农村地区性别失衡更严重，如浙江温州市平阳县超30%青年男生未婚，对社会治安带来一定的影响。
安徽育龄妇女年均减少20万，年人口流出约900万，这个很明显地代表了中西部地区的普遍趋势，像大雁一样一路向东、向南流动。
其实，本质上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途径。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位置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
如果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未来中西部地区，人口还将继续向东南沿海都市圈迁移，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集聚过程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有很多中西部的年轻人汇入东南地区经济核心城市！
而在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吸聚与农村推斥下，年轻人进入城市这个繁华地儿，房价高，消费贵，即使这样也坚决不肯回到农村坚守平淡。
生活不能靠想象，留在城里结婚过日子得有个地方住，这就筛掉了一大片无房且无潜力的平凡男生；读研读博的优质女生以及自己买房买车的优秀女士的择偶标准怎么也不能低于自己太多，这又筛掉了多少普通上班族男士，所以就形成了现今一、二线城市遍地剩女的突出现象，而单身男性青年则痴情于虚拟网络，游戏不止。
在城市高房价与高消费的筛网过滤下，部分能力有限的男青年都被筛回了老家，而女青年通过吸附能力大部分仍然留在城市，未来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或与能力较强的男生搭伙一块儿立足生存。
同时，留在农村的单身女生，或者离婚女士，也都成为了香饽饽，但至少还是要在县城里有套房，结婚礼金也不能少于一定金额。结果就成了农村里剩男躺平，城市中穷男宅隐，优质女一直在选择的路上。。。
因此，国家也在喊话，各地也在制定政策，一致要求降低结婚成本，控制礼金数额，目前一直强调的“房住不炒”以及即将开启的“房产税试点”政策，也是为了走向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能够让年轻人都可以婚有人结、住有所居！
3、婚育观念低迷
生育率走低的前提是婚恋观念的变化，结婚登记人数已经连续7年下降，2020年又创17年来新低，离婚率受到影响反倒罕见回落。
另外，2013年是初婚人数的最高峰，达到2386万人；而到了2020年，初婚人数就直降为1229万人，7年下降了48.5%，接近一半。
其实，90后目前已经逐步开始三十而立，但是真正能够自立的却是屈指可数，身边的90后年轻人还都在忙着吃喝玩乐，暂时没空考虑结婚，生孩更是不见踪影，真是自由幸福的一代，80后表示羡慕嫉妒恨！
另外，在如今的各方面共同压力作用下，很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低头向现实屈服，比如在上一篇《我们不努力，下一代人需要更辛苦》的留言中，都是“我就不生”、“关我屁事”的态度，感觉只剩下了“凉拌”。
4、咋办？
在历史朝代中，国家可以出台婚育政策规定，如宋朝明文规定：民间男子15岁必须娶，女子13岁必须嫁；唐朝初期，政府对男子20岁以上、女子15岁以上未婚的要进行处罚。另外，曾经还有采取对剩女“惩罚”、对“剩男”奖励的措施来促进人口增长。
但是，现今的文明社会，肯定不会再有惩罚政策，只能反向鼓励。
所以，近期各地都在不约而同地增加或延长护理假、生育假、育儿假，奖励加诱惑，但是众网友们一致表示：我们缺的不是假期！
另外，相关研究表明：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女方就业率会降低9.3%；青海市二孩家庭愿意再生的只有8.1%。
所以，国家十五个部门联合规定：不得因女职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另外，人口学专家建议用法律保护稳定的同居关系。
还有地方提出建议：一个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输出剩男；一个是鼓励留下来的农村女青年。
很明显，现阶段留是肯定留不住的，从就业、生活、娱乐等各方面来看农村地区还提供不了足够的支撑，城市化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旧是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极。当前，人员流动促进效率提高和收入增加，只有农村地区土地和个人的收益比提升至或者超越当地城市的平均水平时，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才会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流动！
由此，如果要落实生育假，相关政策配套要到位，比如广东就可以作为模范生：将探索给予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全面删除与生育政策不相适应的制约措施，同时补充细化配套支持措施；再婚夫妻可生育三孩，不用再交社会抚养费。
其实，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一下东南亚地区的外籍新娘，当然要符合政策规定，虽然我们觉得生活这么难，相比之下，在他们眼中，我们的生活就蜜罐，比如巴铁的丈母娘们都希望自个的闺女找个中国女婿！
国家从整体大局出发，也连续出台了“房住不炒”、“教育双减”、“医疗惠民”、“全民养老”等一系列利民政策，都是为了确保所有人走向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住有所居、幼有所教、老有所依、病有所医，一起走向幸福与祥和！
生活在如今大好时代的中华儿女，在享受前人牺牲贡献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应该要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尽力做好自己的义务，站好自己的这班岗！
生育率怎么算(生育率怎么算低)2
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应当说，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为可怕的是，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尤其考虑到身体条件对于生育的影响，很多即将错过育龄的中年妇女，往往会在政策解禁后的第一时间就预备生育二孩，从而会在特定时间内带来额外的生育率。
对于堆积效应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根据2019年的数据来估算——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7，其中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0.146。这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二孩率高于一孩率。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实际大约只有一孩率的一半（因为根据调查显示，生一孩的家庭中只有不到一半有意愿生二孩）。所以面对上述反常数据，可以大致推算出，堆积效应使得近几年的生育率比自然生育率多了0.2~0.3个孩子。
按此推算，虽然2020年的生育率为1.3，但去除堆积效应后，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精细的计算要等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这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少了0.5个孩子。就算跟少子化严重比日本相比，也要比他们的1.4还少了0.3个孩子。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严峻。
再次强调，虽然1200万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相比现在将锐减30%以上。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印证上述预测。首先，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到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面对这些严酷的数据，有些学者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群？其实根据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一点也不奇怪。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详细可以参考我的人口经济学课程）。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呢？除了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所形成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就拿幼托机构举例，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中国非常缺少托儿。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养育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如果北京的生育率是其他城市的先兆，那么中国城市的生育率真可以说是深不见底。
有人说，中国不是还有大量农村的年轻人口吗？他们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判断看似正确，但也进一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即使有了这些农村的年轻人，中国的生育率仍然降至如此之低，那么未来当这些年轻人进城以后，生育率只会变得更低。在中国城市化率比较高的东北地区，生育率也只有0.7，作为一个地区也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都是世界最低的。而且，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未来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面临的养育成本的压力比起城市户籍人口更高。
综上所述，如果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中国的养育成本世界最高。所以，尽管这次普查报告的生育率数据看似低得令人惊讶，但在仔细分析背后的各种因素之后，就会发现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国家，比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还要低很多。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而且仅有放开限制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以下是我写的一些具体政策建议文章，包括鼓励生育、教育改革、土地供应和女性友好等四个方面，这里有相关内容的链接，点击即可了解详细内容：
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一：重金，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
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二：教育，用第一性原理解决内卷
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三：房价，为孩子增加土地供应
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四：社会，生育友好就是女性友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鼓励生育要有成效，需要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在国家的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已经预示了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政策的目标是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并养得起孩子，从而缓解迫在眉睫的低生育率陷阱。
虽然提高生育率是个世界难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挥体制上和资源上的优势，还是可以解决这个世界难题。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绕梁说”，“人口经济学15讲”系列课程：
梁建章：什么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梁建章：打开人口经济学的大门
梁建章：世界人口的冰与火之歌
梁建章：中国人口概况
梁建章：减少人口是否有利于提高人均GDP?
梁建章：中美人才科技战胜算几何？
（课程持续更新中）
生育率怎么算(生育率怎么算低)3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给出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一时间，我国老龄化趋势加深、劳动人口规模缩减相关话题引起热议，甚至引发各界担忧。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应对老龄化的客观现状？北青报记者对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进行了专访。
焦点数字
2020年总和生育率1.3
北青报：从数据上分析，我国少子、老龄化趋势是否到了很严峻的时刻？
于洪：这次公布的数据，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少子化、老龄化来到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时间节点？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并不存在一个数据上分明的指标，所以并不好量化。少子化、老龄化是一个需要长期观察的宏观的趋势，而我国进入这样的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较为严峻的周期之中。正像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所表示，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北青报：2020年总和生育率1.3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于洪：此次公布的2020年总和生育率1.3显然是偏低的。从定性的角度理解，社会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它的回升压力会比较大，也就是说出现反弹的情况会较难。我们在观察国际上其他国家生育表现的经验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5以后，这项指标就很难再回升至此前的水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韩国等国处于少子化困境后，其总和生育率长期较为低迷。
第六次人口普查距今已经10年有余，两次总和生育率对比虽然看起来数据有所改善，但是二者之间有可能存在计算口径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因此并不能判断认为2020年总和生育率代表着生育意愿情况的改善，这样简单的对比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隔十年的两组数据都处在较低的区间，值得注意。
解读1
如何理解人口红利继续存在的说法？
存量劳动适龄人口超过8亿
北青报：如何判断我国所面临的老龄化趋势？
于洪：去年新生人口1200万，较前一年继续减少。新增人口连年减少，肯定表明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在持续加剧。目前从数据上来看，每年总的新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还看不到明显的逆转可能。
毋庸置疑，人口是经济增长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资本、技术一样，人口可以创造、产生价值。因此如果不考虑新技术等非常态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放缓、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小肯定是一个不利信号。
北青报：国家统计局认为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如何理解？
于洪：关于人口红利继续存在的说法，客观上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存量的劳动适龄人口仍然很巨大，超过8亿。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社会上的担心程度也很高。这是由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化的趋势并不容乐观。此次普查数据显示，劳动适龄人口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减少4000多万人。
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劳动适龄人口存量很大，但持续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口红利虽仍然存在，但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消退期。“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断崖式消退，可能会经历一个20年上下的较长周期。”
解读2
怎么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需要打造综合的政策“篮子”
北青报：为应对少子化趋势，有何建议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于洪：像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分析的一样，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政策去鼓励、去改善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但总体上某一项政策能够有多大的效用，还是存在一定的未知因素。
我个人认为，改善年轻人生育意愿，需要俗称为“一篮子”政策的出台，多方面综合去促进。聚焦到每一个个体而言，其不愿意生育的原因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需要尽量去打造一个应对各种需求的政策“篮子”，从多方面改善总体的生育环境。打个比方，例如发放生育补贴、更多提供育儿场所、生育后妇女的职场关怀、提供学龄人口补贴、减缓年轻人住房压力等等。
北青报：面临老龄化加剧形势，应如何应对劳动力红利消退带来的挑战？
于洪：首先，老龄化群体的增加本身也会催生更大规模的养老、医疗等产业。从经济发展角度，这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其次，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素质、健康水平也都有了较大改观。因此积极采取措施让已经步入现行标准下的老龄化人口更多发挥潜力，也是一个考虑方面，比如延迟退休等。“其实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考虑到人类平均寿命增长，对于老龄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
再次，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措施，从另外的维度来降低我国对于密集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一个考虑思路。例如，外界多有讨论，人工智能更加广泛的应用或许可以弥补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鼓励年轻人更多生育，不要让少子化的趋势更加恶化。具体的鼓励政策的制定，如前面提到的，可能要是一个较为综合考虑的政策“篮子”。
本组文/本报记者李岩统筹/刘晓雪
来源：北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