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安全学”是研究国家安全的一门学问，它包括对国家安全基本概念的界定，对研究对象以及相关学科各分支领域及主要议题的探索。本期“学术圆桌”邀请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潇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丰围绕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发展问题，探讨哲学层面的元理论构建、国内国际安全研究的现状及重点议题的研究趋向等问题，旨在彰显中国国家安全学在起步阶段积极寻求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风格。

余潇枫：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

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一般指安全哲学，它不是对安全理论作出指标性规定或对安全实践作操作性的指导，而是对“国家”和“安全”本质含义进行设问，对国家安全是何种“实在”及其本体论基础进行阐发，阐明国家“安全性”的实质，对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基本假定与基本命题作前提性探究。

首先，元理论关注理论的元概念。

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对象由“国家”和“安全”两个元概念组成。国家是领土、人口、文化、资源与法定政权的集合体，通常是行使主权的法律实体；安全是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焦虑、主体间无冲突的状态与能力；而元理论需要对这两个元概念的本质含义进行探究。以国家概念为基，还需要阐明国家内涵及其类型，如民族国家、文明国家；现代国家、传统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等。以安全概念为基，还需要阐明安全内涵及其类型，如广义安全与狭义安全，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积极安全与消极安全、有意安全与无意安全等。对安全再作引申，还有与安全相关的补充性概念如威慑或震慑、战略或方略、遏制或防控；平行性概念如权力、主权、政权、认同、共同体；竞争性概念如和平或平安、风险或危险、威胁、紧急或危机等。如果与横向领域关联，结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样性情境，那么可以形成一个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概念群”，对此作整体结构性分析，就能揭示出学科研究对象谱系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其次，元理论探究理论的本体论基础。

元理论作为“理论的理论”，需要对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本体”进行阐发，探究国家安全是何种“实在”？客观实在论认为，安全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安全威胁完全是客观的和可评估的，国家安全则是一种没有危险或威胁的客观状态；主观实在论认为，安全具有主观性，是一种主观的难以评估的实在，国家安全也同样具有主观性，并且国家决策者对安全的主观认知直接支配国家安全决策，从而影响或改变现实安全状态；主—客观实在论则持二元论立场，认为国家安全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感受，或者是主—客观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话语实在论者超越了对安全实在的客观、主观、主—客观认知层次，认为安全是一种特定的言语行为与话语结构，国家安全不再是对国家面临威胁的简单分析，而是对国家的特定身份如何产生及再现的探究。意向实在论比话语实在论走得更远，认为安全是“意向性实在”，国家安全是一种多种可能性叠加的“社会波函数”。

其实，国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一样，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广义安全论的视角看，安全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得以呈现。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天人合一的世界是一个关系构成的世界，正是关系建构了世界而不是相反，用之于国际关系则是关系建构了国家与国家安全。所以，凡客观的、主观的、主—客观的、话语的、意向性的“实在”，均可被归入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广义关系之中，或者说广义安全论秉持的是“关系本体论”，国家安全的实质是“关系”，国家安全学的本体是“关系性实在”。从权力政治角度看，处于结盟中的国家更容易参与到联盟的国际冲突中，甚至结盟关系有时会超越地缘关系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从资本政治角度看，已完成工业化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会因产业竞争、商贸竞争乃至整体的工业化竞争而引发更多的国家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

最后，元理论设定规范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前提。

理论构建总体上可分为元理论、规范理论、应用理论三种形态，元理论是整座理论大厦的“地基”，三种形态各有其自身的理论使命，相互之间又形成既独立又促进的关系，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也是一个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元理论阐明国家安全学的元概念涵义与本体性前提，规范理论则依据元理论对学科理论作出应当性规定，并以此价值尺度对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判定与校正，如对“关系性实在”及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等假定进行基本原理建构；对国家安全演化及其变量结构与特色学说进行学理性解析；根据国家安全的经验事实，从一般原则中推演出能够指导行为的安全规范与指令；对安全原则规范的理论论证与实践运作进行归纳与分类等。应用理论是指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有实证性、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的应用理论更多地依据规范理论回答与解决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与挑战，不仅要体现一般理论法则与模式的要义，而且要形成一套维护国家安全的预警系统、安全化进路、权衡机制、行为法则和操作程序等。鉴于安全研究的“全域性”，国家安全学的应用理论可以形成众多的分支与专题类型。

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建构越来越被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所重视。如巴里·布赞、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均有论述。中国学者也有很可贵的探索，如王缉思阐明了“安全、财富、自由、公正和信仰”为五大世界政治终极目标，其中安全是首要目标。王逸舟提出安全研究新面向：目标群多样化、形式开放化、议题综合化、关切复合化、行为体多元化和资源非垄断化等。更有学者展开了对安全核心概念、基本假定与基本命题的研究，如张宇燕和冯维江论证了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安全利益是国家第一需要，安全成本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等基本安全假定；论证了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绝对安全增加投入会陷入安全困境，国家追求相对安全当止于均衡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大禹改进”等重要安全命题；再如本文作者提出的命题：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和合主义范式的核心是“共享安全”等。

王逸舟：国家安全类型及其研究路径

目前国内最常见的一种，是按领域和层次划分的国家安全。综合各方面的解释，目前中国学者所说的国家安全，主要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清单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和需求的扩大，在现实中不断调整和充实的，它反映出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对国家安全认知的拓展。不难看出，这些安全问题种类各异，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不一，处置起来极不相同，参与解决的单元形形色色；有些直接危及民众的生命、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如军事安全），有些后果表现为全社会层面的恐慌情绪和对个人隐私的不当掌控（如网络安全），有的是特殊专业领域处置的难题（如核安全），有的是文化教育宣传等部门主管的事宜（如文化安全）。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土资源与人口民族规模不等的世界各国，必然有不同的国家安全清单。从研究方法看，这一类研究最难之处是赋权和排序，即如何给种类繁多、情况各异的安全问题赋予权重，如何安排政府现有资源的投入顺序，如何确定哪些问题是当下急需处理的、哪些是中长期的挑战。

根据安全问题出现的先后，从历史沿革角度把国家安全问题分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类。所谓“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间战争和平相关的安全问题。在国际政治学和外交理论里，传统安全之所以被称作“高阶政治”，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关乎国家存亡和政局稳定，被置于最重要、高等级的决策议事日程。比较而言，“非传统安全”是在二战之后的全球范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的，更多指战场之外发生的重大威胁，即无法依靠军事手段根除的国家安全风险或隐患。与传统安全的一个不同在于，经常被叫作“低阶政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管是它们的形态还是其影响，都更加扑朔迷离、难以定位。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上述情形，国外学术界提出了“安全化”理论。它主要探讨哪些问题应当提交最高决策层（“安全化”），哪些够不上顶层的国家安全（“非安全化”），哪些问题曾经是国家必须操心的安全但后来危险性下降，因而不必列入高层议事日程（“去安全化”）等诸如此类的动态分析；这种学说还讨论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有什么关系、彼此是否可能发生转化等理论难点，为国家安全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按安全问题涉及的地域空间范围，对比发现国家安全的特性。以中国《国家安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例。《纲要》强调，中国既重视内部安全、也重视外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它提示了国家安全与其他层面安全的辩证关系。从覆盖范围观察，国家安全问题并非孤立产生，它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周边安全）、更大区域范围的和平（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密不可分。虽说不同层面的安全问题各有其因、各有其果，各种安全存在内在联系，并且与各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安全命运共同体。我们甚至可以预想，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类走向太空新的疆域，考虑地球现有物种与外星系生命体可能的相遇碰撞，整个地球村的维系说不定会列入世界主要强国将来的国家安全议程。从国内看，国家的整体安全同样不是单向度的、平面的，而是多层次的、有关联的；国家安全离不开内部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各个基层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公民维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手段。这种开放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尤为必要，毕竟我国家融入全球体系的时间不长，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才刚刚提出，国家与全球安全和个体安全之间的关系仍有很多理论与现实问题有待探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流行，可称作“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路径。这里讲的“文化”，并非汉语一般意义上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是特指思考问题的逻辑与背景，指不同民族心理和战略思维。就国家安全议题而论，“国家安全的文化”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构造自身的安全命题，它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和思想基因。某种程度上它与更早出现的“战略文化学派”类似，都看重国家安全战略策略与历史文化心理的关系。用此方法考察，美欧尽管国家安全观本质相通，但安全文化亦存在差异：前者更注重军事技术、战略博弈和进攻手段，后者较多谈论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区域联盟以及非军事的制裁。通过这类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留给欧美国家的不同印记乃至新老大陆几百年来的异同一一呈现，甚至出现了“美国安全学”和“欧洲和平学”等提法。同“安全化理论”一样，“战略文化分析”是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比较有纵深感、有学术味道的一种探索方式，对研究者的理论学养和逻辑思维有一定要求。

姑且叫作“功能分析”，它从横向角度，尝试把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各个要件找出来，看各自所属领域和作用方式。在这个路径下，讨论的对象可以包括：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国家安全的基本理论，国家安全的不同目标，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国家安全的文化特色，国家安全的领域层次，国家安全的制度建设，国家安全的治理手法，国家安全的统筹过程，国家安全的教育培训，国家安全的研究机构等。这种分类的好处是容纳几乎无限的课题，让有兴趣有专长的人各尽所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它的不足是难以形成有共识的评价标准，经常是各说各话、互不通气，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和精力的分散。从积极意义上讲，朝向高标准、学术严谨的国家安全学，已有的各功能性问题的讨论，各专业研究的持续开展，都可看作初级阶段的有益工作。事实上，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正是通过不同方向各自的努力逐步推进的，比如国际战略研究和教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国际政治史研究和教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区域国别问题专题研究和教学等课程，都奠定了从国际范围思考国家安全挑战的学理基础；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的教学和科研，则从国内一般学科建设的角度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大量基石和要件。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不是单一的理论观念，而是某种复合性的知识架构，它需要的不仅是某一领域的因果逻辑，更是跨学科多领域的分析工具。

刘丰：美国联盟政治研究与国家安全

联盟与反联盟是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在民族国家体系下，联盟内部展开合作与抗争，联盟之间形成竞争与对抗，是最为常见的交往模式。主要大国的结盟和再结盟过程，有时能够维持彼此间关系的平衡，有时则会导致地区和国际冲突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联盟政治既是国际安全分支学科中的一个成熟研究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理论积累，也需要面对国际政治变化所提供的新事实并加以完善。

在国际安全领域，联盟是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的一种基本方式。缔结联盟的国家以正式或非正式协议的方式确定了彼此负担的安全义务，协调参与方在面对特定安全形势时相互提供支持和应对第三方的行为。根据承诺内容的差异，联盟参与方保证提供军事支持以抵御第三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或进行磋商。

联盟基于明确的军事安全义务和承诺，因此，应对安全威胁是联盟最为基本的功能，是否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安全合作形式的主要标志。联盟的承诺可能是秘密的、口头的，也可能是公开的、书面的。联盟的形成和维持并不依赖于具体的制度形式。在二战之前，联盟的制度化程度总体是很低的，更多体现为和平时期的战略协调和战时的联合作战。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是高度制度化的，但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形式也有很大差异。

联盟可以弥补一个国家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的能力不足，缩小相对于对手的实力差距，或者减少需要面对的对手的数量，以便于集中应对主要威胁。与此同时，由于联盟明确或潜在针对第三方，联盟的缔结和存续不可避免会引发与联盟之外国家的紧张甚至对抗。当然，在实现安全功能之外，联盟还可以显著增强盟友之间在更广泛议题上的战略协调，在处理彼此关切的国际问题时采取一致立场。在实力差距较大的非对称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会以提供安全保护作为条件，换取中小盟友对它的服从，为其实施地区或全球战略提供支持。

联盟与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及其后果紧密交织，从而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绝大多数议题无法脱离联盟的模式单独探讨。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联盟政治研究涉及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联盟现象本身的动力。与任何政治组织形式一样，联盟有其形成、维持、转变和瓦解的完整周期。安全需求既是联盟的基本功能，也是导致其生命周期呈现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动力。共同而紧迫的安全威胁使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之间达成合作，也可以让宿敌超越分歧，短暂或持久地维持联盟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共同安全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联盟关系也会发生破裂。探究联盟发展演变的过程，探求其产生、存续和衰败的内在逻辑，是联盟政治最经典的议题。

第二，联盟与国家行为。结盟和不结盟之间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如果一国选择结盟，会面临结盟时机、对象和类型等不同考量。联盟一旦形成，则需要考虑如何经营和管理。对内而言，联盟需要提升彼此间军事合作的强度，在训练、情报、后勤、作战等领域强化合作。对外来看，也要规避卷入冲突的风险。分担责任、彼此约束、威慑对手，这些既有矛盾又有冲突的需求增加了联盟管理的难度，也使得国家间互动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即使一个国家在安全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也面临如何应对一个敌对联盟压力的问题，产生了内部制衡和分化对手联盟的需求。

第三，联盟所引起的国际政治后果。联盟与战争、冲突、危机等重要国际现象联系在一起，其影响突出体现在重大国际安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以来重要的国际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这两场全球性战争以及海湾战争等地区性战争，都是某一联盟对抗另一联盟（国家）的战争，其他的国际冲突中也只有较少一部分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入21世纪，联盟仍然在大国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美国领导的联盟实施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场军事入侵行动。北约的持续扩张则引发了最近的俄乌军事冲突。

联盟政治研究的拓展空间

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对联盟政治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多有探讨，从不同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联盟动力、联盟行为和联盟影响的研究。当然，在新的背景下，也存在以下可以拓展的方向。

第一，丰富联盟经验案例的范围。现有研究主要依赖欧洲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尤其是一战之前），以及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来展开理论构建，存在经验事实有限的突出问题。尽管当今国际体系中除了美国领导的多边和双边联盟之外，并没有其他竞争性联盟出现，但是在不同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国家间联盟现象。将更多的历史案例纳入进来，可以拓展经验检验的案例集，有助于检验和修正许多既有理论论断。

第二，考察联盟与其他安全合作行为之间的转换。当前，国家间安全合作形式具有多样性，除了以明确安全承诺为基础的联盟仍然存在，安全机制、联合阵线和安全伙伴关系等在不同地区的安全架构中也很常见。即使是美国有众多正式盟友，也越来越倾向于以双边或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形式开展安全合作。安全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传统联盟范畴，很大程度上是在已有联盟基础上开展更加偏重具体领域的协同合作。考察主要国家对这些安全合作形式的偏好和权衡，可以更好理解国家随着国家安全环境变化采取不同战略选择的动因。

第三，关注中小国家在联盟中的能动性。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联盟形成的过程，更多强调非对称联盟中大国的结盟动机和主导作用。实际上，中小国家通常会利用大国竞争和对抗提供的空间，在联盟中争取一定的自主性。在联盟维系过程中，中小国家会就承担的防卫责任、提供军事支持力度以及政策立场协调等问题与大国展开讨价还价。这些互动过程使得联盟内部关系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制约了大国影响中小国家战略的成效。

第四，联盟在非安全领域的延伸效应及其限度。随着大国竞争更多以非战争形式呈现，也由于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关联性变得愈发紧密，联盟的战略协调功能在安全以外的领域不断扩展，在技术竞争、供应链和海上安全等涉及大国战略竞争的议题上尤为明显。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构筑壁垒，重组关键产业的全球供应链，频繁使用经济制裁和强制性手段，这些措施都依赖于盟友的参与和配合。联盟的延伸效应使得联盟内外的互动形态变得更加丰富，但也需要注意到非安全领域的协调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安全关切和获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