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报告首先总结了2008年度中国基督教会内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基督教“两会”换届、中国教会对汶川地震及北京奥运会的回应、纪念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等，并着力分析了这些事件凸显出来的意义。其次，本报告从基督教史研究、当代基督教研究、基督教神哲学思想研究等诸多方面概括了2008年度中国内地学界基督教研究状况及特点。报告在最后部分从三自教会、非三自教会、准三自教会三个方面探讨了目前中国教会组织的多元存在格局，并初步分析了其中蕴含的各种张力。

 关键词：基督教 现状 基督教研究 多元存在

一 2008年中国基督教会的重要事件及变化

对于中国基督教会而言，2008年是个很不寻常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教会与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的惨剧，以及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成功举办了中国体育史上首次奥运会，而且恰逢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换届，并由此而带来不少新的变化。

处于中国基督教主体及代表地位的应该说还是大家所熟知的三自教会，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及代表并非从信众的人数论，而更多是就三自教会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所拥有的全法发展空间、政治处境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自教会”也可俗称为中国基督教的“正规军”。“三自教会”是个简称，“三自”指自治、自养、自传，它们是解放初期中国基督教界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提出的中国基督教界应遵守的几项基本原则。目前基督教全国性的组织包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全称“全国两会”，而各地方，直至县级区划根据需要，有时也设有“两地”组织。原则上说，在中国，教会只有隶属或依附于各级两地才受法律保护，它们习惯上被称为三自教会，而其他教会团体不受国家认可。①

根据2002年通过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章程》，中国基督教代表会议每五年一次，因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后一年的原则，2008年1月9～14日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于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基督教全国两会新一届领导。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代表会议前夕，上届（即全国三自第七届、全国基协第五届）常委会第六次（联席）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新的修改稿。这一系列规章的通过及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基督教会带来一些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⑥参阅王亚明、尹爱娟《推进我市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进程》，《北京人大》2004年第5期，第8页。

在上面我们谈到经登记聚会点教会模式时，简单论及一些聚会点得以产生的根源。事实上，教堂缺乏、聚会不便等因素并非所有聚会点产生的原因。它们至多是众多已登记聚会点或纳入“以堂代点”模式的聚会点得以形成的主因。“以堂带点”模式的形成并非一厢情愿之事，如果聚会点拒绝服从教堂教会或登记聚会点教会的督导、管理，这一模式终将难以发挥作用。众多在“私设聚会点”内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或团契的存在便是明证，它们游离于政府及基督教两会组织的管理及指导之外。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概在4000万人左右。①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应该在6000万～7000万人。②与以上结果对比起来，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万信徒这些数字③，显然有所出入。其原因便在于后两者未将这些参加所谓“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徒统计在内。

与三自教会对应，笔者在这里将在未经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或纳入“以堂带点”管理模式的场所内，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称为“非三自教会”。非三自教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它们不认同三自教会的三自原则或教义教理、组织体制、政教关系等内容，并拒绝通过两会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甚至拒绝任何形式的登记注册。因为上述原因，它们尚未被中国政府认可。“非三自教会”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首先，有些教会与三自教会间的分歧根源在于神学主张上的差异。虽然很多拒绝加入三自团体的教会在谈到原因时，均谈到政治因素，比如“三自的头是政府，我们的头是基督”，但不可否认其深层原因还是自由派神学与基要派神学间的龃龉，正是其中的对立导致两者对于政教关系的不同看法。1998年11月中国家庭教会代表发表的《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中谈到他们之所以不加入“三自教会”，除了政治因素外，其他因素只有一个，便是“三自教会”的根基在于基督教社会福音派，而自己则继承基要派和福音派传统。其次，有些教会之所以拒绝加入“三自教会”并不仅仅是因为三自教会本身的问题，他们还认为中国政府的很多宗教法规及登记条例与他们所信仰教义教理相违背。再次，三自教会，尤其是教堂教会由于其政治化色彩、科层制、机构庞大、信徒众多、仪式僵化等方面因素，使其无法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信徒的信仰需求，更不能满足信徒个体在灵性上的具体需要，导致很多信徒脱离三自教会，自行聚会。最后，由于三自教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致使部分成员游离于三自体制之外，组建教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联合礼拜后，教派问题不再突出，但并不能掩盖不同教派存在这个事实，这也是众多非三自教会得以产生的原因。

本文尝试将非三自教会归为以下几种类型，但这种分析并不代表所有此类教会均拒绝三自教会的主张，其中也有部分教会或团契被纳入到“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中，但客观说来，这样的教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此类教会还被冠以“私设聚会点”的名义而“非法存在”着。

很大一部分教会之所以拒绝加入三自系统，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沿革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三自革新”运动起，部分信众因对此运动不信任，而转入家庭活动，进而产生了首批家庭教会，在之后的各种运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些家庭教会继续保持聚会活动。随着1979年，宗教政策得以恢复，当时的家庭教会也得以迅速扩展，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有些家庭聚会点的扩大，他们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初的家庭，有的租用了房屋，有的甚至自己修建了聚会场所，人员也不再局限于几人、十几人，而是有了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规模。之所以称这部分教会为传统型，不仅仅因为它们有历史“传统”，而且因为这些教会在教义和行为方式上较“传统”。在信仰上它们普遍持有基要的神学主张，聚会方式也较为保守，一般不允许陌生人加入。这些教会按地域有城市与农村之分。在城市中，此类教会虽存在，但数量并不会很多。首要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宗教政策后，城市中的很多此类家庭教会被“收编”，甚至成为很多教堂教会的前身。另外城市中各项法律法规的严格贯彻、管理制度与渠道的严密畅通，致使此类教会在城市中心难以开展活动，他们不得不转向郊区或城乡结合部。但此类教会在农村地区的势力却颇为强大，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故而拥有较完备的组织体制，有的地方发展为金字塔式的团队模式，形成一些“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而有些地区则呈现为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强调分权与制衡。④这些传统非三自教会因其对政教关系、对三自教会的一贯看法和主张，反三自意向强烈，两者基本处于对立状态。当然，三自教会之外，并非所有农村教会都具有历史渊源，有一些地方教会或新兴的农村教会虽未经登记，但其聚会较为公开，管理制度也较为民主，同时其抵制“三自”的态度并不强烈，只是受某些信徒片面宣传的影响、传统观念以及发展时间较短等因素决定其当前的存在状态。

传统非三自教会因在神学上坚持基要主张，加之合格教牧人员及管理民主化经验方面的欠缺，故而在处理信仰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常走偏激路线，这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比如个别传道人这样来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⑤，认为“荆棘”就是“经济”，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⑥有的地区甚至认为看电视有碍于自己的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⑦；很多信徒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有的地区的信徒宣扬要教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中国传统吉祥物的，有的信徒开始破坏家庭生活用品及建筑，因为它们上面往往有偶像图案。⑧有的地方教会过年时不许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⑨当然，这种特征并不为传统非三自教会所独有，在农村教会，甚至是农村的三自教会信徒中此类现象也很普遍。

②引自于建嵘北京大学12月11日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③摘自傅先伟2008年10月22日，在香港尖沙咀基督教浸信会作的题为《中国教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

④参阅于建嵘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一文及其在北京大学12月11日所做的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⑤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7），原文为：“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参阅王美秀《多元社会里中国基督教的多样性——以一与多为框架探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活力与张力》，该文为“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公开发表。

⑥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

⑦侯松涛、洪向华：《关于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T县为个案》，《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⑧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

⑨参阅王思明、田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6期。

与传统非三自教会相对，在城市中还有一些新兴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他们往往因为文化差异、政治理念差异、群体差异等原因，自己组建了教会及团契，脱离三自教会体系。这些群体近些年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老板基督徒及白领信徒群体、城市流动人员群体等。在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较具典型性的是大学生基督徒群体，2008年初，一份在上海地区六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4.7%，远远高于上海市基督徒1.07%的比例。①在北京地区高校中的情况同样如此，根据2004年左鹏发表于《青年研究》上的调研报告推测，在北京某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数量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远远高出当时基督徒在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②而左鹏的这一统计数字要低于大部分相关研究。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明确认信基督教，而在2008年，由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同样题目进行的试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为2.8％；2008年9月“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人民大学获得的数字为3.8％。另据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信徒参加的是非三自教会，同时很多高校都拥有基督徒聚会场所，这些场所很少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登记。③类似于大学生聚会的情况，在知识分子内部，还有由“海归人士”组成的“海归派教会”、由大学教职人员组成的“高级知识分子教会”等。

此外，“老板基督徒”群体也是近来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个公司或企业的老板是基督徒，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尤其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众多外资企业中并不罕见。但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老板基督徒个人所拥有的信仰经常被“带进了公司和企业，并且成为公司、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④。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明显表现出信仰优先的原则，有的公司一进门便可感受到浓浓的基督教文化。有的公司或企业则直接以“天心”、“神和”、“神信”、“迦南”等基督教传统术语命名。⑤很多公司的周会与基督徒的聚会程序基本无异。于建嵘在2008年底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的“在山东，韩国的传教士比较多，他们很厉害，他们一边办工厂，一边传教，许多工人都变成了信徒”⑥这种现象在国内很多大城市中都存在。随着老板基督徒及基督徒企业的增多，在有些地区甚至还成立了基督徒企业的联谊会或工商团契，规模较大的甚至有上百位基督徒老板参加。⑦

此外，城市流动人口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因为这些信徒在城市教堂教会中很难得到具体的属灵关怀及群体认同感，而遭到边缘化；城市中另外一些家庭教会（比如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教会）因为文化、生活背景差异等方面的因素，也同样无法成为这些城市流动人员信徒的栖身之处。最终，在城市中，这些信徒不得不建立自己专门的民工聚会。这种聚会往往因为老乡关系介绍及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吸引到更多的打工者加入其中，从而发展壮大。比如在北方某大城市的一个民工教会，从2002年的两对夫妻发展为20个聚会点1000余名信徒的规模只用了短短3年。⑧

城市新兴教会及团契与传统非三自教会有较大区别，它们往往没有历史渊源；神学观点虽仍趋保守，但在对待一些传统教义礼仪及民间风俗问题上，观点较为开放；同时它们的聚会也较为公开，往往欢迎慕道者参加；虽对政府的某些规章政策有抵触，但力图通过对话的形式解决问题，它们往往有着合法化的愿望，但它们中大部分教会和团契不主张通过“三自教会”来进行登记、注册。当然，城市新兴教会及团契并不完全集中于大学生、企业界、城市流动人员群体中，还有“社区教会”等新生事物。另外，很多新兴教会亦属于混合型聚会，其中信徒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年龄段，只不过以上几个来自工、商、学的群体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罢了。在非三自教会中，还有一种情况不得不提及，即从三自教会中分裂出来的信徒群体。这些信徒本属于三自教会，但因信仰内容不同、利益纷争受挫等原因在三自教会内被边缘化，遂从三自教会体系中游离出来，形成自己的聚会点。同时还有一些非三自教会拥有教派背景，虽然在中国教会中实行联合礼拜，但它们并不愿放弃自己的教派立场，这些教派有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自立会等，目前，在浙江、山东等省还有很多直接以此命名，但未加入“三自教会”的教会。这里我们不妨分别以分离教会与教派教会加以命名。

①据上海市民宗委2005年的统计数字，上海共有基督教信徒18.26万人，以上海总人口1700万计算，基督徒比例为1.07％，转引自华桦《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状况调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学生为例》，《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②参阅左鹏《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调查》，《青年研究》2004年第5期。

③根据上述左鹏的研究，84.1%的大学生基督教经常参加“家庭聚会”。

④参阅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李向平教授有关中国“基督徒企业”的演讲稿。

⑤参阅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李向平教授有关中国“基督徒企业”的演讲稿。

⑥参阅于建嵘在北京大学12月11日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⑦中国地产界精英王石在其博客中，就曾讲述过他偶然参加一次这种联谊会的经历：“2008年初，接受朋友邀请参加福建的一个企业家春鸣会，到会才知道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企业家的聚会。有海归、也有文化程度初中的，有当地出名企业家、亦更多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白领。活动是第二天举行，当晚聊天至凌晨3点，话题就是劝说老王感受主的荣耀。大意是，圣经上预言基督教将在东方发扬光大，这个东方难道不是指的中国吗？我没有被开化，但翌日春鸣会上唱颂我主耶稣的开场却令人感动。” 

⑧黄剑波：《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余国良编著《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411页。

介于三自教会与非三自教会之间还有一种教会存在模式，本文将之称为准三自教会。之所以如此称呼，主要是因为它们虽与三自教会有联系，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有实无名。它主要由两类教会构成：独立教会和未予登记教会。

有些教会为了合法办教需要，虽通过基督教“两会”在政府及相关部门办理了审批登记手续，但在教牧和管理方面仍处于独立状态。它们不接受上级基督教“两会”指导，自行安排讲道、同工培训、儿童主日学等事工。“三自”名号只不过是它们合法存在的幌子，我们这里不妨将这些教会称为利用三自传福音的独立教会。用它们的话说“政府利用三自控制教会，我们利用三自传福音”，这些教会除了派人参加基督教“两会”组织的各种例会外，基本和基督教“两会”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而相反，此类教会与海外教会、其他非三自教会却联系紧密，有些独立教会甚至请非三自教会人员主领培灵会等。所以从实质上说，独立教会更倾向于非三自教会，但其有三自教会之名，甚至挂上基督教“两会”的牌子，我们这里将它归为“准三自教会”，实不为过。就地域来说，独立教会往往分布于基督教信仰历史悠久地区以及“鞭长莫及”之地。因为前者信徒群体庞大，后者三自教会无从顾及。

未登记教会往往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不愿进行登记，而另外一种便是相关部门不给予登记的教会。虽然两者同样未作登记，但性质截然不同。不给予登记的情况有很多，比如因聚会点在居住条件、参加聚会的人数、教职人员或者其他物质条件方面达不到《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设堂、建点要求。但也不排除有些地区的宗教管理部门为了控制基督教的发展，而在聚会场所数量上给予控制，毕竟聚会场所的增多对于地方管理者政绩来说不见得是好事。但无论哪种情况，该聚会点教会是意欲通过三自教会登记的，只不过没有获得批准罢了，这种情况在各地均存在。比起上述独立教会，未给予登记教会虽不属于三自教会，但本质上更倾向于三自教会，我们也可将其归入准三自教会的行列。对于这些教会，云南省某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曾对笔者说：“没注册不等于它们不是纯正的信仰，已注册不代表它们信的就纯正，这个要辩证地看。”①

结语：中国教会多元存在形态中的张力

中国教会形态的多样性在中国基督教界及宗教管理领域引发的并不完全是多方密切合作关系，还有充斥其中的种种张力。比如政府的有效管理与三自教会现实处境之间的张力；②政府的宗教政策与非三自教会的法外存在状态之间的张力。③三自教会与非三自教会之间的“羊群”之争。同时还有三自教会和非三自教会各自内部的矛盾及张力。以两者内部张力为例，在三自教会内部存在新旧管理模式、堂点之间的种种张力。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必然导致教会为适应环境而进行改革，于是“堂管会”、“堂务委员会”等组织应运而生，这与教会原有的管理方式必然发生抵触，比如有的堂管会上任后，马上停发某些教牧人员工资，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改变教会传统的“家长制”作风，力图使教堂的工作更加民主化，这就必然导致新旧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在三自教会内部，新、老一辈管理者的神学思想和教牧观念也存在某些分歧，老一代负责人多经历过众多政治运动，在行为方式及信仰取向上有着较多的政治考量，而年青一代的教牧人员的成长经历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过程紧密相关。在他们的实践和信仰上，有着更多开放精神、属灵考虑，而少了些政治色彩。这让三自教会的新老管理者之间不免存在某种微妙的张力。此外，基督教“两会”与基层教会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张力。虽然如上所述，基督教“两会”在其章程中指出它们对于基层教会具有“联系”、“服务”、“指导”、“督促”的作用。但在日常的运行中，它们往往有意无意间演变成基层教会的管理者，基层教会的教职人员必须由基督教两会来审批，其传教活动要受基督教两会来约束。在教堂教会、已登记聚会点教会及其他隶属于它们的聚会点团契之间也有类似的矛盾。聚会点虽有教堂教会进行引导，但毕竟这些聚会点在其形成的初期，因群体、地域、社会阶层等原因而具有特定的信仰模式及独立意识，因而在大教堂介入管理时，必然会对传统信仰及行为模式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聚会点的分裂。同时大教堂虽然起到教牧、管理方面的督导作用，但并不能代替聚会点进行日常的管理，甚至由于教牧人员缺乏等原因，也不能完全执行预期的讲道计划，于是在一些聚会点中，仍为一些自由传道人留有讲席，这也为某些聚会点的再次独立或被异端思想所侵袭留下余地。在非三自教会中，因为各家庭教会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处境不同，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信仰内容及架构体系，表现出各自为政、各立山头的特点，排他性、封闭性很强。虽偶尔有家庭教会之间的横向交流，但“各自为神”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以上我们对中国教会的多元存在格局及其间蕴含的张力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多元存在格局，如何化解其间种种矛盾，本文无意也无力提供解答。因为化解矛盾，要么减少矛盾主体，要么消解矛盾源头，抑或使矛盾各方相互制衡，而这些均非易事，只能暂求各方存异求同，毕竟有良知的个人、团体、政府，乃至信仰体系都应以共同生活于这一处境中的个体的福祉为务，而不论什么信仰与信念的不同。

①摘自笔者2008年11月27日在云南省XW市城区教堂的访谈笔录。

②这主要表现在三自教会谋求信徒发展、教会壮大的现实任务和众多非三自教会脱离三自体系这两个方面。

③这主要体现在非三自教会的非法存在及发展状态及其定性问题上。

著者 段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