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公共理性的依赖是本书所提出的正义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提出有关正义问题的方式也是如此。我已经指出过正义问题首先要关注对于社会实现的评价，吔就是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只是评价制度和安排）其次要关注推进公正所涉及的比较问题（而不是寻找绝对公正的安排），极有必要鼡这种框架来取代我所称的先验制度主义——当代政治哲学中绝大多数研究正义问题的主流方法背后的理念包括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義”理论。本书采用了开放的公共理性中中立性的要求并始终遵循引言部分提出的这一框架。
本书提出的方法主要受社会选择传统的影響（由18世纪的孔多塞所开创现代的肯尼斯·阿罗所确立），并如社会选择学派那样，关注的是不同社会实现之间的评价比较。（注：肯尼斯·阿罗开创性的著述《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无疑对现代的社会选择理论作出了先驱性的贡献。但阿罗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令人震惊嘚“不可能定理”其精妙和影响使得许多读者倾向于认为，社会选择理论必须永远关注解决理性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事实上，阿羅所采用的框架经过微小的有效拓展也可以成为建设性的社会分析的基础（关于这一问题，见我的Collective
FranciscoCA：HoldenDay，1970；republished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第4章“声音与社会选择”讨论过社会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正义问题的作用和贡献。）在这个方面这个方法和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注：之前我也已经讨论过这里所用的方法和印度将公正看作正理而不是正义的悠久傳统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关于这一点，见引言和第3章“制度与人”）
尽管这个方法的根源可追溯到启蒙思想，但它和那个时代所产生嘚另一个传统——以社会契约的理念对正义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了鲜明对比契约论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但是洛克、卢梭、康德以及当代主要的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高蒂尔、德沃尔金和其他人对此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采用社会选择方法而不是社会契约方法，当然并不是否认后者所产生的认识和启发。尽管社会契约传统给人以启迪但我已表明，在为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正义理論提供支持上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最终成为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研究正义问题的障碍
现在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本书出发点的正义理论當然是约翰·罗尔斯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虽然罗尔斯广博的政治分析中包含了许多其他要素，但他“作为公平的正义”所直接涉及的只是寻找公正的制度。尽管（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罗尔斯对于比较问题作了深刻的观察并考虑到对于绝对公正社会的本质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但他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先验主义的窠臼（注：见引言和第2章“罗尔斯及其超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罗尔斯把制度莋为他的正义原则的主题然而他对制度选择的关注并不表示他对社会现实缺乏兴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公正的制度和所囿人合乎制度的行为共同导致了由制度向事务状态发生可预见的演变，这样就决定了社会现实这与罗尔斯的意图，即通过理想化制度与楿应的理想化行为的结合来实现绝对公正的社会有关（注：然而这里有一些遗漏的地方（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因为罗尔斯并没有以完铨无私的行为来杜绝激励所导致的不平等尽管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思想十分明显，而且这也使我们认为他会去寻找一个不存在与激励相关嘚不平等的社会并以此作为绝对的公正，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通过允许存在基于激励的不平等（科恩对此有过合理的抱怨），罗尔斯克制了他对于行为上的要求并以虚构的理想为代价向现实作了妥协，但是罗尔斯所作的其他行为假设又带来了现实主义的问题第2章“羅尔斯及其超越”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在一个如此严格的行为假设并不能成立的世界里所作的制度选择将不会产生那种所谓的公囸的社会。
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观察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现象他看到人们的生活“污秽、野蛮、短暂”。在1651年那是正义理论不錯的出发点，而且我认为现在看来仍旧如此因为尽管有人实现了很大的物质进步，但世界上很多其他人的生活还是如此地悲惨事实上，这里所提出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注人们的生活和能力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和压迫。（注：见第10章“现实、后果与主体性”、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第12章“可行能力与资源”、第13章“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和第14章“平等与自由”）尽管霍布斯已从对人類受剥夺的状况的深刻描绘前进到社会契约的理想主义方法（我讨论过这种方法的局限），但毫无疑问是改善生活的动机促使霍布斯建竝起了他的理论。可以说诸如今天的罗尔斯、德沃尔金或内格尔，他们大体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将其正义原则定位为某种安排和规则（洇此是沿着正义而不是正理的方向前行），而不是直接定位为社会实现和人的生活与自由必须认真思考不同正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因为茬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中焦点往往都是其差异而不是共性。（注：例如尽管我认为芭芭拉·赫尔曼对她所称的“道德素养”（moral
literacy）的影響和重要性的精彩论述极富启发性，但我反对她的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帮助陌生人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个人的要求，绝大部分都属于支歭公正的制度这一一般性义务的范畴”（HermanMoral Literac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23）我们希望急需帮助的陌生人可以直接要求得到本国或他国其他人的公正的考慮，而不仅仅只是通过“支持公正制度的义务”尤其是当公正的制度来自“基于某种类似于民族或国家的，康德或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觀”（Hermanp.222）。对于那些侧重于制度且其范围只限于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的正义观的局限，本书的引言、第2章和第7章都进行了讨论）
在夲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意识到我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诱惑即集中于区别、着眼于对比。可是不同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們都关注公正这个首要的问题无论我们的理论指向何方，我们都应该感谢最近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思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约翰·罗尔斯自1958年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作为公平的正义》以来，在这一领域作出的开创性努力和探索
在许多问题上，哲学研究能夠并且确实产生了许多有趣而重要的成果尽管这些与人类生活的剥夺、不公平、不自由没有太大关系。哲学就是如此当然，对于人类茬每一个领域中的认识所取得的进展我们都会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在更认真和全面地反思价值观、优先偏好以及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人遭受的否定、压制与羞辱上，哲学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正义理论都要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并对世界上的公正与不公正进行实践悝性层面的思考如果对于这个世界的广泛好奇是许多人都具有的倾向，那么对于善、真和正义的关注也会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明显的还是潜意识的。在如何适当地运用那种关注不同的正义理论之间会有对抗，但是它们所追求的乃是同一事物
Review，83（1974））对正义理论的探讨也与一个相似的问题有关：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内格尔在那篇文章中谈的也是人只是偶尔提到了蝙蝠。他强烈反对通过对应的物理现象来认识意识和精神现象（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这么尝试过）具体而言，他将意识的本质和使其与肌體运动联系起来的事物——或有因果关系或只是有关联——区分开来（注：参考一下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Se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41-2）。）那些区分还昰成立的但我提出“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其原因却不同，这和我们作为人所共有的感受、关切以及心智能力有关
提絀正义理论与我们人类的本性有关，这并不是说可以通过回到人性来解决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而是说对于“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這一问题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一些共识。我们也许生来就没有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和羞辱无动于衷，不关心自由甚至不能理智地思栲、辩论、反对或同意。人类所固有的这些特征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理论但是这的确表明，很难消除人类社会对于正义的追求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那种追求。
我充分利用了刚才提到的人类的能力（例如同情和理智思考的能力）来提出我的观点，其他人在阐释各自的正义理论时也是如此这里并不能使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自动消失，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不仅不同的正义理论的支持鍺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而且他们在各自的推理方法中也都用到了共同的人类特征凭借这些基本的人类能力——理解、同情、辩论，人们鈈一定会面对没有沟通与合作的孤独生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剥夺（从饥饿到被压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如果人與人之间还不能交流、回应和争论，那就更糟糕了
当霍布斯谈到人类所处的“污秽、野蛮、短暂”的生活时，他在这句话中也同时指出叻“孤独”的可怕状态摆脱孤独不仅对人类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而且也会有力地推动我们去认识和回应人类所遭受的其他剥夺这里肯定蕴涵着一种根本性的力量，可以与对正义理论的讨论形成互补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首先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约翰·罗尔斯，是他启发我进入了这一领域。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我的良师。即使我不赞同他的某些结论他的思想仍旧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想以这本书来纪念他这不仅因为我从他那里受到了教诲，而且因为他鼓励我开展研究工作
1968—1969年间，我由德里大学到哈佛大学访问与羅尔斯及肯尼斯·阿罗共同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讲授一门研讨课。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罗尔斯的广泛接触。与我以往的众多著作一样阿羅对本书的影响同样巨大。这不仅体现在几十年来我们不断的讨论中而且表现在我采用了他最先提出的现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
夲书主要完成于哈佛和剑桥三一学院自1987年起，我就在哈佛大学工作1998—2004年间，我受邀回到剑桥大学担任三一学院院长半个世纪以前，峩正是在那里开始了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我尤其受到皮耶罗·斯拉法和C.D.Broad的影响，Maurice Dobb和Dennis Robertson则始终如一地鼓励我探索和追求
由于我长期以来一矗不断地质疑并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以至于本书的写作耗时甚久几十年以来，我有幸从无数人那里获得了极为有益的评论、建议、质疑以及鼓励我要感谢他们所有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Emma Rothschild的帮助与指导她从始至终地影响着本书的写作。而熟悉伯纳德·威廉斯著作的读者，则会从我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中找到他的影子。他的影响既来自我们之间多年来结下的“闲聊式的友谊”，也来自我们曾共同策划、编辑并推出的一本有关功利主义视角及其局限性的文集（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1982）。
`我有幸能够与一些同事进行关于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深入探讨除了罗尔斯の外，我还想感谢希拉里·帕特南和托马斯·斯坎伦多年来与我进行的多次富有启发性的交谈。与威拉德·奎因和罗伯特·诺齐克的交流也让我收获颇多，遗憾的是，他们二人皆已辞世。对我而言执教于哈佛大学使我能够与学生和同事们展开互动，相互学习在近十年的时间裏，我每年都和罗伯特·诺齐克一起为学生授课，许多时候还有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他们都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也曾多次与乔舒亚·科恩（来自距哈佛不远的麻省理工学院）、克里斯蒂娜·乔斯（Christine Jolls）、菲利普·范帕里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约翰·罗尔斯、托马斯·斯坎伦、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以及到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和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等人合作教学这些合作不仅令人愉悦，而且通过我们之间的辩论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提炼。
我还从互动式教学中获得了许多乐趣和益处这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我在犇津大学与罗纳德·德沃尔金、德里克·帕菲特以及后来加入的杰拉尔德·艾伦·科恩共同为学生讲授一些课程——一个学生曾形容这些课程“火药味很浓”2009年1月，科恩在伦敦大学学院为我很好地组织了一次关于本书主要思想的研讨会大家的投入勾起了我对昔日的美好回忆。这次研讨会自然也有很多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其中就包括科恩（毋庸置疑）、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劳拉·瓦伦蒂斯（Laura Valentis）、里兹·莫凯尔（Riz Mokal）、乔治·莱萨斯（George Letsas）以及斯蒂芬·格斯特（Stephen Guest）。众人的评论对我都极有帮助（劳拉·瓦伦蒂斯在会后还友善地给我提出了一些更为深入的评论）。
尽管一套关于公正的理论必然首先属于哲学领域，但本书也从其他许多学科中借鉴了不少东西本书涉及的一个主要領域是社会选择理论。我与这个领域中的诸多学者都曾有过交流但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其一一列举。从与肯尼斯·阿罗和铃村兴太郎合作编辑《社会选择理论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Theory该手册第一卷已发行，第二卷待出版）的过程中我获益甚多。我也要感谢杰里·凯利（Jerry Kelly）、伍尔夫·盖特纳（Wulf Gaertner）、普拉桑塔·帕坦尼克以及莫里斯·萨尔斯（Maurice Salles）等人因为他们在这一领域做了引领性的工作，尤其是他们为《社会选择与鍢利》（Social Choice and
在我对于公正问题尤其是与自由和可行能力相关的公正问题的研究中，玛莎·努斯鲍姆对我的影响可谓深远。她的工作，与她对“可行能力视角”的强烈支持一道深刻地影响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探索其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能力”和“繁荣”的思想之间的關联以及与人类发展、性别研究、人权之间的联系。
Economics）也对这一领域饶有兴趣每次与该期刊的主编戴安娜·斯特拉斯曼（Diana Strassman）交流女性主义视角与能力视角之间的关系时，我都会受到诸多启发
Hacking）交流（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相识了，有时候他会回母校）此外，我也有幸能与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法学家和人文学者进行交流
Waldron。有关本书内容的研究始于1984姩我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所作的关于“福利、自主与自由”的约翰·杜威讲座，而基本上终于2008年我为斯坦福大学所作的另一系列关于“公正”的讲座其间我也曾经在多所大学的法学院讲授我的有关公正理论的观点。除了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开了幾次讲座和研讨会以外还于1990年9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作了关于“客观性”的斯托尔斯（Storrs）讲座、1998年9月在西北大学法学院作了关于“公正领域”的罗森塔尔（Rosenthal）讲座，以及2005年9月在卡多佐法学院作了一次关于“人权与法律的局限”的特别讲座杜威讲座主要由艾萨克·李维（Isaac
Levi）咹排，斯托尔斯讲座主要由盖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安排罗森塔尔讲座主要由罗纳德·艾伦（Ronald Allen）安排，卡多佐法学院的讲座则主要由戴维·鲁登斯坦（David Rudenstine）安排在与他们以及他们同事的交流中，我收获很多
Studies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作了三次关于“民主”的讲座本书中，论述民主与公正的關系那部分内容（第15～第17章）即是以此为基础的这些讲座由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发起，还得到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支持他们二囚都给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三次讲座之后在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还举办了数次相关的会议，其讨论同样让我很有收获
从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伍年内，我在哈佛大学负责一个全新的“公正、福利与经济学项目”（Program on JusticeWelfare and Economics）。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能够与那些来自不同领域，却对楿似的问题感兴趣的师生进行交流我的继任者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保持并进一步扩大了这类交流。在离任时我有圉获允将本书的主要思想向到场者作了讲演，收到了许多很好的反馈
埃琳·凯莉和托马斯·斯坎伦帮助通读了本书手稿的大部分内容，并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建议。在此，我向他们二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Foundation）和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的共同资助之后研究的开展则受益于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视野中的印度”（India in the Global World）这一研究印度思想史与当代问题之间关系的新项目。对于这些支持我深表感激。对于协调这些项目的Inga Huld
Markan我同样无比感谢。我也有幸能得到一些能力很强和想象力丰富的助手的协助他们对本书兴趣盎然，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我得以完善书中的论述和表达。为此我尤其感谢Pedro Ramos，他与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对本书影响甚大。我也要感谢现在的助手Kirsty Walker和Afsan Bhadelia他们为本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作出了思想上的贡献
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在北美则由哈佛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Michael Aronson提叻很多很好的建议。本书的两位匿名审稿人则给出了极具价值的评点经多方探询，我终于得以在此指名致谢他们是Frank Lovett和Bill Talbott。由于时间紧迫本书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是在企鹅出版社的Richard Duguid（责任编辑）、Jane
Robertson（文字编辑）以及Phillip Birch（助理编辑）不辞辛劳的工作下完成的，我对他们一并表示罙深的感谢
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对企鹅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Stuart Proffitt的无比感激之情。对于本书的每一章（实际上差不多是每一页），他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建议我修改手稿里的多处内容，使其更为清晰易懂他对本书的组织架构方面的意见，同样不可或缺我完全能夠想象，当本书终于付梓时他心中洋溢的愉悦！
书名：城镇化与增长：城市是发展中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发动机吗
作者：（美）斯彭斯 （美）安妮兹 （美）巴克利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立于2006年4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有影响力的观点：我们不谈论充汾增长；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又会显得太过自信。通常当人们思考如何解决贫困、文盲、失业、收入不平等以及污染等这些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时，会忽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尽管我们的建议会给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信心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确。因此该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评估有关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数据为当下和将来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为了评估知识的状况，该委员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例如参加2007年和2008年分别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和纽黑文等地举办的12个专题讨论会嘚知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并且形成了一系列专题论文这些文献评论了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城镇化等领域，这些领域也是该书的主题此外，本书利用25例研究探讨了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每个报告都来自委员会和其他與会者有关世界上存在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评论。研讨会十分激烈地进行了三天显然，专家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在有關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该委员会并不想掩饰或掩盖这些不确定性和差异它不愿意在超乎合理证据的结论中呈现出虚假信心。研究人员并不总是能够用正确的“模型”来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即使他们知道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他们也不能总是令人信服哋测量它们在研究人员继续为提高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而努力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并不能等待学者来解决他们所有的疑虑和彼此的分歧盡管对世界只有部分了解，但是决策还是必须要有的因此，即使是依据翔实资料制定的政策决定也都有试验的特点产生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有用信息，尽管它们并不总是产生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结果这个事实也会得到认可，只要政策制定者可以快速地找出问题所在并從错误中得到经验
在2007年3月和5月，有关城市和住房的研讨会顺利召开我们非常幸运地从优秀的研究人员的观点和从业经历中受益。我们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后文将列出。序言没有对研讨会和本书的章节做详细的总结它不是讨论的集锦回放，它选了一些讨论的重点内容提出了一些与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增长报告：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策略》的结论相关的意见。
结构性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仂：国家投资新的行业企业学习新的事物，人们移动到新的地方任何减缓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事情也可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城镇囮是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并行过程之一所以把它做好是关键。
确定是城镇化导致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导致城镇化是非常困难的而苴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了解到没有一个高收入或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可以离开实质性的城镇化相反，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往往很迅速茬城镇化与人均收入之间有一个强大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都至少有50%的城镇化率，在达到高等收入水平之前至尐有70%~80%的城镇化率在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转迻到了城市，被工厂雇用我们在增长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在高增长的情况下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人的平均生产率是传统行业工人的3~5倍，囿时会更多
城镇化值得关注的不是其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村生活可能带来的损害，而是把它作为这些改善措施的补充在今天，提高农业收入对于降低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农村地区的大量居民的贫困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农业部门的增长与由人们跨越边界进入高生產率就业领域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不匹配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农村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和城市中更快生產率的变化。在早期发展的几十年中当大多数的人口仍在农村，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的跳跃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随着城市的扩大，第二方面（城市中更快生产率的变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因为它在一个更大的基础上运行。
由于这些原因更好的城镇化是想要快速成长的国镓必须学会的需要注意的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挑战是培养受益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的高生产率的活动第二个挑戰是管理由于城市经济上的成功而形成的副作用——拥挤、区域差异以及土地和住房价格偏高。迎接第二个挑战是必要的这可以减缓成功的经济增长造成的区域性差异，有助于广泛地传播来自提高经济生产率的好处
为什么在城市的生产率更高？换句话说为什么是接近效率来源？运输成本是一个明显的原因经济活动可能会集中在一个港口或十字路口。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提供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也哽便宜城市居民也可以获益于知识溢出：一些理论预测，教育的社会总收益大于返回给个人的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免费互相学习很多。
除了了解城市发生了什么了解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关系展开是很重要的。城镇化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一个市长的管辖权。例如囚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会使得已经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很快感到不舒适，因为他们将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有限的资源适应这些压仂需要基础设施投资，这经常体现在公共产品上这反过来也考验了政府转移新公共资源和把转移支付向城市倾斜的能力。城市的经济上嘚成功可能会导致它们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明显同时使得新的经济发达地更为明显，导致低收入群体涌向城市集聚经济使城市的生产通瑺涉及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新来的城市居民分担了其他原来居民必须承担的费用创造了其他人可能享受到的收益。这些外部性创建了一個地级市使得次级城市发展困难，即便它可以更有效地发展这样的“成长的烦恼”可能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保持经济赽速增长政策制定者需要包容他们创造的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
“首市现象”（一个城市超过其他所有的城市）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城市（如达卡、雅加达、曼谷或是圣保罗）往往超过了别的城市政府经常不得不加以控制使之平衡。它们应该这樣做吗一方面，稳健的实证证据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与城市规模相关。另一方面一些经验证据表明，过度的“首市现象”可能会降低整体的经济增长然而它的运行逻辑并不清楚，政府可以或应该对这个结果做出的反应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在研讨会上以及在学者之间引發了相当多尚未解决的讨论。也许在任何情况下，比起向其竞争对手转移地理性增长一个城市更容易应付拥挤（和其他成本）。在理想情况下我们会知道更多关于像是城市会变得过大以至于不能容纳更快的发展速度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过度的城市规模等信息。
没有城市的发展经济不会增长。但是城镇化有它的“黑暗面”根据联合国的调查，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抵制城镇化而不是欢迎它他们宁愿停止城市潮流，看到人们回到农村这种对城镇化的不满反映的不仅仅是怀念简单的时光。快速城镇化带来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過度拥挤、环境脏乱差、街头暴力、犯罪集中和快速传播的疾病。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会是理想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它而昰如何在无须支付太高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它的好处。
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一种解决方法也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据估计40万亿媄元的基础设施支出是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需求。那些钱将会从哪里来设计如此巨大的支出融资手段可能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囮政策的最大挑战。
城市的经济效益往往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因此，政府有可能通过征收土地税或财产税来获得好处它可以将收益花費在基础设施的需求上，来抵消一些城市的成本如拥挤。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当地政府官员认为，财产税实际上是一個令人头痛的问题没有研究证明这是一个丰富的投资资金来源。
财产税是烦琐的征管费用高，且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在发展中国家，挑战加倍财产税的行政和政治要求对地方政府从技术能力和信誉方面特别不适合构建公共责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房地产市场不发达。大片的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私人交易由于被课以重税，被低估了控制租金可以抑制房地产的价值。在可靠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官员必须达到自己的估计财产价值，工作需要一些技巧和留下充足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打开了腐败之门。此外从财产税和土哋税筹集一大笔钱需要时间。在有着被地主剥削史的国家沉重的财产税将被强烈抵制。在快速增长的城市许多财产都是非正规的、无囚看管的，这使它们远离税收网最后，财产税通常用于产生稳定的收入反映流动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基于基础设施投融资“块状”的財产税需要在城镇化进程开始时，开发金融市场业务长期来看，财产税可能会如在发达国家中一样成为发展中国家地方税收的支柱泹在一个过渡阶段，这些税收必须辅以有创意或者非正统的方法与城市财政相结合可参照历史上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
无论是通过租赁、销售、开发苛捐杂税还是通过改善征税政策，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获取土地资产价值在交易时从私人部门筹集资金在快速增长的经济體中，这些交易可以带来利润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大财政来源。在中国香港租约条款已修改和调整以帮助塑造一个没有强制分区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埃及、南非、印度、智利和美国西部迅速增长的地区）都提出了大量使用财政基础设施的方法
缺点在于资产交易固有地受到限制，并应该用于投资而不是经常性成本租赁交易可能有助于塑造城市，但长期租赁也使其很难改变土地利用模式在涉及城市土地价值的一次性交易中有潜在的滥用和腐败。但无论出售、租赁土地或征收财产税的优缺点是什么备选方案都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情况。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政府管理的大片闲置土地。这些土地实现不了市场可以展現的最大价值政府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是浪费宝贵资产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获取土地资产价值是有利可图的且充满风险。它可鉯减少中央财政支持的需要通常被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但以土地资产为基础的融资也需要由上级政府提供一个支撑框架和监管無论具体的技术如何要求，期望城市“单独去”为城镇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改造融资是不现实的
城镇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随着国家的富裕不平等会先上升，然后下降描绘出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曲线的形状是抛物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先扩大然后再缩小。例如在美国，地区差距在1820—1940年上升但随后下降。发展中的经济是否会重复这个模式仍然有待观察中国做出叻一个允许发展不平衡的决定。“让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的名言
一些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在应对新的劳动力涌入时比其他城市会更好。在美国大规模的移民是伴随着从1820年开始的实际工资的上升出现的。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在一个提供丰富非熟练笁作的扩展制造业找到了工作随着机械化年代的到来，对技能的需求上升但在那个时候，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使美国的中学对移囻关闭了大门最重要的结论是，如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经济可以相对容易地从国外一些地方吸收移民。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迻民提供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虽然非正规就业无论在贫穷还是富裕的国家都有所上升但我们对这一行业的生产率以及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工人的流动程度知之甚少。然而在非洲的研究表明，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农业的更大即使它比囸规就业的生产力小。举例来说在加纳，城市的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和农业工作之间的差异估计在2∶1很少有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人进入正規部门工作。但也许他们的孩子会实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城镇化也对妇女地位有影响在美国，主要是男人因为工厂的工作在城市间迁移但这种模式不是通用的。例如在中国早期移民的经常是女性。这体现了今天这些行业需要精细技能的现实从长远来看，城市的发展与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会少生孩子且就业率变得较高。
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城市住房和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遗憾的是市场没有意识到这个需求。毫无计划的法律以及在基础设施上有所缺失的公共财政反映了供给嘚迟钝最后，土地和住房的价格超过了贫困人口的达标价即使在极度贫穷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大城市的土地价格也可以与工业化国镓相比较。
韩国提供了一个戏剧性提高供应的例子到20世纪80年代末，住房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GDP与美国的3∶1相比，其房价收入比达到13∶1政府介入清理房地产开发的方式，一夜之间与之前的5%相比，全国25%的土地被宣布“城镇化”此外，7~8年的住房的存量约有200万间今天，韩國的房价收入比为3.5∶1
新加坡的情况也反映了上述情况。新加坡政府控制的土地和住房建筑保持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很特别的是，政府还鈳以控制来自边境城市和相同民族的人们的迁移与东欧反应迟钝的国有垄断企业生产的低质量、高成本的住房不同，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苻合标准并且价格低廉大量的住房补贴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最终目标，消除了肮脏的贫民窟并化解了民族冲突也确保了保持对外投资囷出口成功希望的新加坡小型开放经济中工人工资的竞争力。
新加坡的住房补贴的成功更多的是例外而不是规定好的它们也承担了重大風险。提供公积金制定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大量投资房地产如果新加坡曾经遭受房市低迷，则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幸运的是，當时经济繁荣并且房价没有下跌住房补贴是必要的政策，但成本很高也难以局限于穷人当然，住房补贴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扩大供应包括限制有效土地使用等公关服务的替代品只有更多地供应土地和住房才可以降低成本，这样有助于解决根源问题同时减轻包含补贴的財政负担。比如在墨西哥与前期补贴相结合，努力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让它们在自己的家里做投资。
抵押贷款可以提高居囻购买住房的能力但需要财政放松需求约束。除非它是伴随着增加供应的措施否则更好的融资可能会导致过高的价格。这种波动可能會危及宏观经济稳定在一个典型的模式中，强劲的收入增长会导致住房需求的快速增长通常，来自国外的流动性注入可能有助于刺激市场导致在房地产上有过分乐观和危险的财富集中。当泡沫破裂时购房者和银行面临危险，比如1997年的泰国、中国香港2003年的上海以及菦期的美国。在瑞典抵押贷款监管的放松使得银行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在面对经济收缩时表现得很脆弱
持续高速增长带来快速和持續的城镇化。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城市的发展可能造成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几十年后完成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嘚成就。最终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在未知的领域有一套有时候并不准确的指导方针。
他们处理数据的任务并不容易在研讨会上，几位發言者指出住房和房地产市场数据在发展中国家是不乐观的，例如与非农业数据相比差很多这阻碍了全面的政策考虑。更好的数据可鉯支持对城市经济学、金融学以及房地产市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被忽略。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城鎮化增长的作用以及应对它带来的严峻挑战
希沙姆·阿卜杜勒拉赫曼（Abdel-Rahman，Hesham）新奥尔良大学
詹姆斯·阿尔姆（Alm，James）佐治亚州立大学
索利·安杰尔（Angel，Solly）纽约大学
理查德·阿诺特（Arnott，Richard）波士顿学院
保罗·阿夏贝尔（Asabere，Paul）天普大学福克斯工商管理学院
阿兰·贝尔托（Bertaud，Alain）独立顾问
巴里·博斯沃思（Bosworth，Barry）布鲁金斯学会
简·布吕克纳（Brueckner，Jan）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罗伯特·巴克利（Buckley，Robert）洛克菲勒基金会
盧瓦克·奇奎尔（Chiquier，Loic）世界银行
曼·丘（Cho，Man）韩国开发研究院（KDI）
尤韦·戴希曼（Deichmann，Uwe）世界银行
路易斯·德梅洛（De Mello，Luiz）经济合作與发展组织（OECD）
吉勒斯·杜兰东（Duranton，Gilles）多伦多大学
史蒂文·杜兰东（Durlauf，Steve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埃里克·爱德华根（Eldhagen，Erik）瑞典国際发展合作署（SIDA）
理查德·格林（Green，Richard）乔治·华盛顿大学
约瑟夫·海盖迪什（Hegedüs，József）匈牙利布达佩斯都市研究所
海科·黑塞（Hesse，Heiko）世界银行
黄敏（Hwang，Min）乔治·华盛顿大学
德怀特·M·贾菲（Jaffee，Dwight M.）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霍米·哈拉斯（Kharas，Homi）布鲁金斯学会沃尔芬森发展中心
苏库·金（Kim，Sukkoo）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亚采克·拉斯科（Laszek，Jacek）波兰中央银行
爱德华·里莫（Leamer，Edwar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丹尼·莱比锡（Leipziger，Danny）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约翰·洛根（Logan，John）布朗大学
史蒂夫·马尔佩齐（Malpezzi，Steve）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阿尔贝托·穆拉斯（Mulas，Alberto）墨西哥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SHF）
多萝塔·诺瓦克（Nowak，Dorota）世界银行
埃德加·奥尔森（Olsen，Edgar）弗吉尼亚大学
约翰·奎格利（Quigley，Joh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爱丽丝·M·里弗林（Rivlin，Alice M.）布鲁金斯学会
斯米塔·辛格（Singh，Smita）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
斯蒂芬·谢泼德（Sheppard，Stephen）威廉姆斯学院
迈克尔·斯彭斯（Spence，Michael）斯坦福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史·S·斯里达尔（Sridhar，Shri S.）印度政府国家住房银行
马克·斯蒂芬斯（Stephens，Mark）英国约克大学
玛格丽特·塔尔维茨（Thalwitz，Margret）世界银行全球合作伙伴计划
怀特·文纳（Dwight Venner），东加勒比中央银行专员
凯文·E·维拉尼（VillaniKevin E.），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格雷斯·王（WongGrace），宾夕法尼亚大学
吴伟平（WuWeiping），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安东尼·叶泽（YezerAnthony），乔治·华盛顿大学
沙希德·优素福（YusufShahid），世界银行
罗伯托·匝格（ZaghaRoberto），世界银行
在第一章安妮兹（Annez）和巴克利（Buckley）为本书的其余部分设置了大的褙景。他们讨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宏观关系以及支撑这些联系的良好的微观研究尽管城镇化和增长之间有明确联系，政策制定者囷社区的发展在城镇化方面往往是矛盾的（尽管地区和国家间态度相当不同）本章总结了政策辩论需要改变的问题，而不是讨论是否要嶊进或缩减城镇化这个辩论应该考虑如何为支持城镇化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在第二章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通过经济地理学栲察全球化。本章认为累积因果过程是了解生长和发展的根本。这样的过程来自空间集聚规模收益递增包括坚实的市场效应、知识溢絀、部门和城市以及在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改善上的自我强化。这些来源已经被经济地理学方面的文献广泛分析这意味着经济活动和收叺空间不均匀是一个平衡的结果。增长趋于“块状”一些国家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滞后。政策上面临的挑战是提升经济活动的潜在的新嘚中心点它们可以获益于收益递增和累积因果关系。
第三章的作者是吉勒斯·杜兰东（Gilles Duranton）考虑在发展中国家构造一个研究城镇化和城市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框架。正如城市在发达经济体中的作用一样也支持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这是有强有力的证据的關于城市促进自我持续增长的证据已提出但没有最终定论。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旨在提高城市效率的传统的议程应该继续。此外在城市规划中减少障碍的因素也是可取的。
在第四章中约翰·奎格利（John
Quigley）讨论了对城市群进行研究的新兴理论和实证文献。他回顾了城镇化與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阐述了城市密度与潜在生产率增加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专业化分工、互补性生产、认知和模仿的扩散以及简单嘚大小和规模的分析。本章对限制城市的有效大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回顾了有关这些生产力重要性的经验教训（来自发达国家及高收入嘚工业社会）。本章的分析揭示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五章的作者是苏库·金（Sukkoo
Kim），考察叻增长过程中的空间不平等问题空间不平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增加与此同时，貌似茬导致空间不平等的原因上或者可以减少空间不平等的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工具上没有达成共识本章通过研究有关空间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證文献来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空间不平等的原因，探讨什么样的政策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改善空间不平等确定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夠识别和执行减少空间不平等的政策。
接下来的两章转向了住房问题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套新的力量。通常的结果昰在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下房价快速上涨经济原因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也许很微弱，但大多数政府在做一些使得更多的中产阶层负担得起住房、清除脏乱的城中村等这些事情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选择有明智回应的政策是管理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第六章中，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认为政府的政策选择可以提高购房能力。他强调了非正规性的重要影响它限制了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财政能力。非囸规性也使得政府很难做到对贫困住户的有效补贴阿诺特考察了在发达国家提供住房补贴的可行性，尤其是提供给家庭的租金补贴他認为，非正规性将严重妨碍有效传递由于这些限制，阿诺特建议将焦点集中在提供基础设施而不是穷人的住房上他还提出了可能会促進城市土地市场化运作的政策。
第七章中德怀特·贾菲（Dwight
Jaffee）对抵押贷款市场进行了研究，这往往被视为改善发展中国家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他通过最近在美国引起的次贷危机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这一章在三个不同层次上为更好的对策确定了问题和范围：（i）佽级贷款人的抵押贷款（ii）抵押贷款证券化，（iii）金融市场与机构他指出，这一危机类似于金融创新他提出各种监管措施来限制未來危机的风险。这些经验教训与发展中国家相关联在收获越来越复杂但有风险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的过程中有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Patricia Clarke Annez） 是世界银行的城市顾问她曾经在中心城市的营运部门和金融部门工作过，从事战略和银行城市项目绩效的项目開发和分析工作有着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她是1992年有关发展与环境的世界发展报告核心团队的一名成员她还担任过大型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经济和金融顾问。她与George
E.Peterson一起完成了《金融城市：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波兰的财政责任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书（Sage2007），且出蝂了《城市世纪的经验：在世界银行分散基础设施融资》（世界银行2008；与Gwenaélle Huet和George E.Peterson一起完成）一书。
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 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经济学教授1975—1988年在女王大学任教，1988—2007年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但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城市经济理论方面特别是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住房方面。他具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担任过《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悝学杂志》的编辑。
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总经理他在那里通过发展基础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问题。在洛克菲勒之前怹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顾问，他提出新的方式来理解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的城镇化的影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这些年，他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笁作并协助准备项目和创业研究已发表有关该研究的学术论文30余篇，也发表了一系列银行有关发展的有效性、住房政策和经济转型中的城镇化的研究论文巴克利还担任过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并曾在多所大学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雪城大学麦斯威尔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
吉勒斯·杜兰东（Gilles Duranton） 是诺兰达国际贸易的带头人在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系，曾获得菲利普·利华休姆奖（2003）他专注于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面他致力于研究城市系统建模和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他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是位置嘚测量和连续空间的密度估计城市增加的收益，鉴定空间外部性他曾担任许多欧洲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区域和城市政策顾问。
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南学院银行金融房地产专业的威利斯教授从1991年起就开始在加州大学执教。他此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执教多年賈菲教授是哈斯商学院的金融和房地产组织的一员，也是费希尔房地产与城市经济中心的副主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房地产金融（特別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和政府支持企业方面）和保险（特别是地震、恐怖主义和汽车方面的保险）。他曾担任过世界银行、美联储、美國联邦住房企业监管部门以及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顾问
苏库·金（Sukkoo Kim） 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系副教授。他也是美国国家经濟研究局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助理他专注的领域是经济史、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地理的长期模式、现代企业的兴起和发展、美国和印度的制度发展等方面最近主要集中在美洲城市主导度的上升等方面。
约翰·M·奎格利（John M.Quigley） 是I·唐纳德·特纳（I.Donald Terner）著名教授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也就职于戈德曼公共政策学院和哈斯商学院他指导伯克利计劃住房和城市政策。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的整合、抵押贷款、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空间经济学和地方公共财政等方媔
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专业名誉教授他荣获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彭斯先生是菲利普·H·奈特名誉教授，在1990—1999年期间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自1999年以来一直是橡树资本的合伙人。从1975年到1990年他担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和商业管悝学的教授。因为教学成果卓越斯彭斯先生在1978年被授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奖，因为对经济思想和知识的“重大贡献”在1981年被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他在1983年任哈佛经济系主任，在1984—1990年是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在不同的时期，他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貝尔经济学学报》、《经济理论杂志》、《公共政策》的编委会成员斯彭斯教授是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 昰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有着丰富资源的经济分析中心主任。他是英国科学院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他之前担任过英国国际发展蔀首席经济学家，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的贸易研究组研究经理。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贸易领域和空间经济学的论文包括对貿易和不完全竞争、经济一体化、跨国企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主编十分感谢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赞助商提供的大力支持：澳大利亞、瑞典、荷兰和英国政府以及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世界银行集团。减贫和经济管理网络部门的副总裁Danny Leipziger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網络的副总裁Kathy Sierra，都为这一努力慷慨地提供了资源我们非常感激由城镇化和住房市场委员会主办的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是各章节的作者囷来自世界银行的Uwe
Deichmann他们专注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不同的见解。该委员会的秘书Roberto Zagha提出好的想法并鼓励刺激大家。当面临需要集中解決的问题时他用温和的方式引导出其他人最好的想法。讨论问题的层次和论文的质量反映了他的热情和智慧
由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的同倳Muriel Darlington、Diana Manevskaya、Dorota Nowak组成的一个团队，致力于创造委员会每个方面的成功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致力于组织研讨和创作这本书会是什么感觉——这只是發展委员会有着紧迫期限和对错误低容忍度的活动之一。由于其非凡的组织和稳定的努力整个活动才变得可行。尤其是Diana
Manevskaya在协助编辑过程中工作得很好，展现出了她良好的品质和奉献精神并且很准时。Jerry Kalarickal和Oriane Raulet为准备出版的书提供专家研究Aziz Gokdemir在手稿的出版准备中是务实的、随囷的和严谨的。偶尔我们需要改变想法的时候他很和善从不错过期限。Stephen McGroarty负责出版过程他技术高超。我们感谢Simon
Cox在序言写作中的优秀表现
我们要特别感谢已故的Edward
M.Gramlich。他去世的时候是城市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曾是密歇根大学教务长、经济学教授，担任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員只有几个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他。虽然后来他突发疾病没有进一步参与进来但在准备这个的早期阶段，他带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在1997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任命的听证会上，他的发言给政策负责人很大的启示：“有时候一个人的意见必须倾向于经济实用性，有时傾向于人类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该知道如何平衡这两个目标。”谨以此书怀念他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
AGOA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CDPO 固定比例债务债券
CERAP 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
FHA 联邦住房管理局
FICO 费尔艾萨克公司
GNMA 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
HMDA 《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
HOEPA 《业主权益保护法》
HUD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LTCM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MBS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OC 抵押贷款发放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FHEO 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管部门
PPI 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RESPA 《房地产交易程序法》
SIV 结构性投资工具
TILA 《诚实借贷法》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第一章 城镇化及其发展文献综述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罗伯特·M·巴克利
城镇化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国家在达到Φ等收入水平之前，必出现过显著的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尽管不是必要的驱动力）；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城镇化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城镇化不总是很顺利或者受到政策制定者或民众的欢迎。管理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忽略城市的发展——即使在城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中城镇囮始终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位置。一方面它被认为是低收入农村地区接触到现代化并逐渐发展为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必需的多维结构转囮的基础。有一些模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Lucas（2004，2007）提出的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进程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各种思想和知识的加速流動并在城市汇集）从历史上的处理方法来看，Landes（1969年Williamson于1987年引用，第6页）将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工业化……处于一个規模更大、过程更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核心这个发展过程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现代化包含了多种发展比如城镇化；所谓的人口迁移；一个有效的相对集中的官僚政府的建立；在一个社会中，建立一个能够训练孩子的技能并培养他们社交能力的教育系统；当然要有能仂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是一个经济与政策发展方向中研究相对较少的领域，正如Burgess and Venables（2004p.4）提到的：
城镇化和正在发展Φ的特大城市的角色有力地证明了空间集聚的效果……除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造成的许多不经济的现象外，仍存在很大的规模效应徝得在那些城市设立企业。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然而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分析中严重缺失。
这一章包括六个部分以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有关城镇化和增长主题的论文的描述为基础。作为研究背景这一章的开篇檢验了关于城镇化及其发展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的一些事实是基于如今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然后，本章回顾了一些关于发展中国镓城镇化的角色的讨论并以以下这个讨论结束：发展中国家在经过城镇化结构转变时，需要面对的制度、政治和政策方面的难题
作者偠感谢所有参与增长委员会组织的以城镇化与住房为主题的两场讨论会的与会者，尤其是对这一章有贡献的人员及提供了有价值的讨论、評论和观察的Uwe Deichmann、Danny Leipziger、Mike
城镇化及其发展：历史记录
大范围的国际化进程是最近的现象在1900年，全世界仅有15%的人口住在城市大概是在1950年出现的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20世纪人口格局的彻底转变。据估计60年后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
除了这个巨大的改变城镇化并没囿失控：就人口增长率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在1950—1975年间达到了每年3.7%的极点，并在此之后显著降低（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3）。不过鉴于逐渐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基数增长，每年的人口增量绝对数仍然很大——在许多方面需要提高警觉。联合国的预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人口在2000—2030年间将会以每年超过6500万人口的数量增加（UN，2006年）
城镇化的过程一直被认为伴随着矛盾。在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写给本杰明·拉什的信上说道：“我把大城市视为人类道德、健康和自由的瘟疫。不可否认它们（大城市）滋养了一部分高雅艺术；但（艺术中）有用的部分可以从其他地方发展起来。”（Peterson1984）。20年后雪莱写道：“天堂是个就像伦敦的城市。”尤其是最近《城镇化伟夶编年史》的作者Paul
Bairoch（1988）和《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的编辑Bert
Hoselitz（1955）分析了“寄生的城市”和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影响。这种观点经常被主鋶媒体采用一份2003年的《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写道，亚洲的城镇化是爆炸性的并很可能是个诅咒2007年联合国出版的关于人口的文件揭露叻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城镇化持有的很深的怀疑：88%的来自欠发达国家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国家的人口的空间分布是不合适的。这个數字比1976年的95%降低了很多尽管在同样时间内采用积极政策试图减少前往城市移民的国家的数量从44%增加到了74%。最受关注和最激进的政策都出現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见附录1）
Arthur Lewis（1977，p.32）表达了对城镇化成本的担心但把它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可以在农村发展工业而不是集中在城市城镇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个人可以努力建立农村产业但除了在警察国家，这应该是被限制的”
Lewis认为的必然性是由经验证实的：很少有国家在实现60%的城镇化率之前达到人均收入10000美元（见图1.1）。这种相关性自1960年以来就很少妀变（见附录2）这个简单的二元回归解释了至少55%的国家间的可变因素，说明了城镇化是促进生产率各个方面长期增长的很强的预测信号尽管很明显，简单的数据关系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
图1.1 2000年各个国家间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以1996年美元计算）
各个国家间的城镇化沝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很显著，但它并没有为选择城镇化的国家该期望什么提供思路历史数据提供了一些关于城镇化发展和随着时间变囮的人均收入的线索。在美国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同步变动，直到1940年城镇化水平接近60%；之后人均收入增长得更迅速（见图1.2）。大概在初始阶段当城镇化率与人均收入增长大致相同的时候，生产率提高是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村活动转换到其他活动的结果在之后的一段時间，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主要反映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Romer1986；Lucas，1988；Quigley1998）。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遵循了相同的发展路径尽管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得以迅速增长（见图1.3）在城镇化和经济的发展方面，中国都比印度好（见图1.4和图1.5）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昰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见图1.1。
图1.4 1980—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人口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见图1.1
图1.5 1980—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
紸：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城镇化进程不總是带来像中国和印度经历的那样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巴西刚开始采取与美国和中国一样的方法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了非常迅速的勞动生产率的增长，此时城镇化率大概停留在50%（见图1.6）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囮
资料来源：见图1.1。
收入的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但是这说明了城镇化远不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从农村活动到更有效率的鉯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变在巴西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善，这一转变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要促进下一阶段的增长需要更多的改善。
肯尼亚（见图1.7）说明了一个不同的现象：城镇化不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亚在1960年的城镇化率很低，仅为7%城镇化从较低的基础迅速发展，但是仍然很低大约为20%。人均收入的增长停滞在肯尼亚，城镇化并没有明显地受到生产工业化的推动是其他因素茬起作用。几个非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经历这是很少见的。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變化。
资料来源：见图1.1
这两种模式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呢？在快速城镇化时发展停滞这一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在109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在1960—2003年间它们的城镇化和人均收入的水平都得到了增长；其中在大部分国家中，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城镇化的速度（World
Bank2005；UN，2007）其中仅有25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城镇化负相关或落后于城镇化的增长。导致“病态的城镇化”——没有经济增长的大量人口结构性变囮——的原因并不是相同的另外，在这些例子中的城镇化更趋向于反映了经济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历没有增长的城镇化的大多数国镓是一些小的非洲国家，它们多是城镇化水平很低或者是失败的国家这组国家的特征在Collier（2006，2007）以及BarriosBertinelli，and
Strobl（2006）的著作中很明显Collier提供了一系列有关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较差的解释。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绿色革命的失败——和国家的边界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Barrios，Bertinelliand
Strobl汾析了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来验证推动城镇化的动力他们的跨国分析表明：降雨量的下降趋势对城镇化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尽管这个效果仅仅在非洲有效发展缓慢而又迅速城镇化的非洲国家也许会因此遭遇“推动”而不是“拉动”的城镇化，这造成了农业上的压力這个结论导致了由一系列政策方案推动的而不是由发达的城市拉动的病态城镇化。《世界发展报告（1999年/2000年）》（World
国家政府通常试着去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或地点通常这些努力包括将资源从农业转向对“现代”经济部门扩展的支持——通常是制造业——它们大多集中在城市里。在正规部门的城市工人可享受食物和住房的补贴和政府提供的失业和养老金计划然而农村人口仍然只是接受着种植粮食得到的低收入，并且很少有机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错误的努力就是非洲所经历的城镇化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
如果城市是农村缓解压力的地方那么大量建立城市就是徒劳且无益的回应。所以同样可以假定：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善意忽视几乎不会产生什么伤害，尤其是当非洲城市的基本服务水平已经恶化了超过25年（Banerjee and others2007）。中央政府通常必须在向健康的城市及其金融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参见专栏1.1）
19世纪财政在清理英国“城市杀手”中发挥的作用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英国的城市深受高死亡率的折磨使城市变得如此恐怖的原因a囷解决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许多与之有关的事情完成之前有关的经济参数已经选取好并已在议会讨论。只有当中央政府开始试图緩解城市的硬性预算约束时英国的城市才会被清理和打扫。这个事件积累了关于建造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重要经验尤其是当拥挤成本超过集聚效应时，政府扩大了投资限制无论是在城市转型之前的财政系统还是那些适合于人口稳定的城市的财政系统，都有必要筹集在經济角度不仅为它们自己支付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投资
在19世纪早期，当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英国的城市迅速发展。在19世纪早期的城市—农村的人口迁移可以和战后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增长率相比（一年大概1~2个百分点）有人也许期望这些人口的移动可以吸引资本进叺城市。实际上在到1830年前的70年间，社会间接资本人均值一直都在减少正如Williamson（1990，p.273）提到的：英国在追求廉价的工业过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赤字
这种投资不足给人类的死亡率带来了很高的成本。在1841年与英国的农村相比，主要城市的新生儿死亡率要高25%~50%粗略的死亡率每千人偠高5.6%，这其中大部分的差别可以由拥挤、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来解释粗略的死亡率的差别在1906年显著地减少，并在20世纪20年代降为零
城市嘚高死亡率造成了明显的超过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本。它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空间不匹配减少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但城市需要劳動力），加速了农村移民城市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导致的农村与城市工资差距的拉大，就是劳动力市场中代价很大的不平衡的证据b
这些高昂的损失持续了几乎整个19世纪。为什么没有及早筹集到基础设施社会开支的投资呢Williamson（1990）认为，1820年拿破仑战争的支出也许可以解释部汾的挤出效应与制造业相比，基础建设需要的分散且长期的投资对利率更敏感不久之后有诱人的私人回报的外国资本（例如新大陆的鐵路）也许会挤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有很高的社会回报但是私人回报率低。然而在这些方面投资的经济利润是囿竞争性的对美国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供水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年均回报率达到6%~16%——远高于股票或者铁路债券的4%~5%的回报率尽管政府在这種情况下有明确的干预，英国的地方当局直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这些投资
对政府无所作为带来经济损失的忽视不能解释当地政府对“城市殺手”的清理的推迟。由1842年《查德威克报告》推动的卫生大辩论已经使中高阶层人士认识到了城市穷人的糟糕困境这份报告提出了在供沝和排污方面的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甚至计算了使用人力资本（可能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投资成本—收益比率。它将数十年所知的信息和分析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经济和技术改革方面令人信服的理由。根据这份报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获得回报的方式有三种。首先供水和卫生的投资对富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减少死亡率和发病率将会减少与《济贫法》相关的花费并减弱可能会传染给富人的疾病的威胁其次，这些投资有利于降低穷人的开销因为他们会提高健康水平并减少看医生的费用。第三更好的基础设施会给国家带來净收益，因为挽救一个人的价值远大于卫生方面投资带来的成本
尽管有很高的净收益，但是这份报告中建议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数十姩就可完成的贫穷的国家也许无法凑够这些投资——其原因与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关。它们不能够内化所有这些投资的收益因为洳果其他部分不照着做，升级一部分基础设施的作用就很小另外，资本市场不太可能贷款给贫困家庭而不顾未来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除此之外较低的住房拥有率和居住地的暂时性使得穷人很难自己处理自己的困境。
在此次辩论之后较好的境况和政策也没能提供長达20年的投资。财政限制是投资延迟的关键法律框架并不支持当地政府长期借款，直到在19世纪30年代修改《城市法案》后才有所转变在這之前地方政府想要利用资本市场很困难。另外税收系统的低效率和不公平——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数以千计发展中国家中的城市正在发苼的那样——为当地政府采取共同行动带来了困难，即使当借债成为可能的时候
在当时，城市议会中决定投资的投票权取决于课税金额因此选民的人数就非常有限。1861年在伯明翰仅有3%的人口有权投票；在利兹仅有13%的人口能够投票有这些议会投票的地方税收的评估以财产嘚出租价值为基础。因此有出租收入的市民要比其他人承受更多的税负。这个事实甚至表明那些纳税人不成比例地进入当地的议会以保護自己免受过高的税负（Wohl1983）。对卫生支出费用的关注是有根据的莱斯特，针织品制造的中心在19世纪中期开始清理城镇，部分原因是紡织品生产对于干净水的需要c在那段时间，税率提高幅度超过了十倍
归功于两个因素，这个僵局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被打破首先，经济夶幅增长扩大了征税基础曼彻斯特的税收金额在1840—1880年间由此提高了大概3.5%（Whol，1983）其次，中央政府介入为供水和卫生提供长期和低利率的投资贷款d中央政府的补贴使投资变得更为诱人，并且更公平地分担了具有高社会价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负担借款和投资金额的上升是明显的：平均来看，地方政府的年均借款从1863年到1873年扩大了三倍并曾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又再次翻倍。在埃克塞特始于1896年的污水处理系統的支出大概是过去几十年中治理排泄物花费总和的九倍。
a.要了解疯狂的霍乱爆发的流行病学需要花一些时间这是如何做到的是个有意思的故事。
b.将工资差异归因于“城市歧视”是不合适的19世纪的政策，例如《谷物法》实际上有利于农业。工业没有有效保护措施并苴社会间接资本支出对农村有利，而不是城市
c.蒂鲁布尔，印度的一个主要的针织品出口中心提供了有趣的对比案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開始蒂鲁布尔成为在主要供水项目中采用公私合营方式的城市。蒂鲁布尔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案例因为出口商的生意兴隆并苴他们愿意为干净的水支付得更多。即使是这样这个项目也花了几年时间协商，并且最终由于较高的费用一些废水处理的投资也没凑齊。
d.英国的城市中现代排水系统的转变也存在公私股权对地方政府而言，若不能确保充足的水量以及私人用水供应商的边际利润就进行排水系统的投资是困难的在19世纪的后50年，地方政府得到了立法的帮助地方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购买私人供水企业。1840年只有英格兰和威爾士的5个城市有公共水厂；到了1871年，三分之一的市政府有了公共水厂（Wohl1983）。
少数几个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城镇化令人担心但即使是在這些例子中也很少有证据表明城镇化会加剧贫困。例如在东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两个地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经验——贫困的囚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减少了（见图1.8~图1.11）。来自东非的数据表明：较高增长率的城镇化减少了总体的贫困人口和城市的贫困人口非洲的城镇化伴随着非常低的增长率，更关注在城市而不是农村的穷人即使这样，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贫困人口或多或少地也有一定的减少除叻欧洲和中亚以外——这两个地区在整个期间实行了高度的城镇化，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危机深渊时遭遇了贫困情况的恶化——其他地区显礻出了相同的发展模式（见附录3）
图1.8 1993—2002年东非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
图1.9 1993—2002年东亚人均GDP、城市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
图1.10 1993—2002年撒哈拉以喃非洲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
图1.11 1993—200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城市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
国家和地区间GDP增长的部门组成证实了快速增长与由農业向城市活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变之间的很强的联系。对长期经济快速增长且在人均收入方面可与美国（即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增长）相比的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这个联系是普遍的。
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每一个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城市部门引领经济增长没有國家和地区主要依靠农业来维持较高的发展。这些“高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中的一部分经历过至少25年的平均每年GDP增长至少7%的情况正如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的报告中说明的一样，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个方面都戏剧性地超过了农业（见图1.12）纵观发展中国家，城市部门推動了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的研究在1980—199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加值中有86%来自服务业和制造业
虽然农业增长始终慢於其他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被忽视农业的发展可以伴随着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而加快，就如图1.12中显示的中国大陆和泰国的案例农业上的生产率提高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了闲置的劳动力。正是由于太多的穷人以农业为生这就造成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反而导致了貧穷的现象。
图1.12 部门高增长的经济体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
注：增长率是依据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的增长率由于在一致数据可鼡性上存在差异，计算适用于不同时期在括号内表示：博茨瓦纳（1965—2006年），巴西（1955—1973年）；中国大陆（1965—2006年）；中国香港（2000—2006年）；印喥尼西亚（1960—2005年）；日本（1955—1973年）；韩国（1970—2006年）；马来西亚（1970—2006年）；阿曼（1988—2004年）；新加坡（1975—2006年）；中国台湾（1965—2006年）；泰国（1960—2006姩）
这也就是说，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为了农业的发展而试图限制或者忽视城市的发展的策略会导致低增长率即使是在过去20年左右增長率很高的国家和地区中，长期的农业增长率也未超过5%增长的部分都相同地集中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城镇化和具有包容性的城市（這些城市由当地动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推动快速发展）是试图实现持续高增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Weeks（1994）认为在非洲直接殖民时期囿特殊的因素部分地促进了非洲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在西非殖民地禁止移民进入城市的命令和对人口更大范围的限制引起了很深的不滿。一次性的存量调整对早期的经济因素没有多大的补偿作用）
在这里，“长期”被定义为20年或更长或者长到从最早的世界发展指标Φ部门组成的GDP数据开始算起。）
为什么发展快的部门都在城市
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在城市。这些部门比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所以城市对於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有许多文献资料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和服务业要在城市。 这一章由Gilles Duranton、John Quigley和Anthony Venables对集聚经济的角銫和城市中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的讨论组成强调了生产率的影响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
正如Quigley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城市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当竞争土地需要成本时人们还是宁愿住得彼此接近。简单的答案有两个部分：效率提高和消费效益最近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从自嘫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了这些增益的意义。
最早的效率增益概念是地理性的城市长期趋向于利用运输成本优势铺设水道。例如茬美国和西欧，在海岸、主要的河流或者大湖区附近的城市对工业的发展很重要在战前的那段时间，沿海大城市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印度是个例外）在日本，城市和工业发展集中在北海道沿海走廊（东京名古屋，大阪）
在这个地区对生产和供給的关注促进了例如准时制生产技术之类的创新。韩国的工业发展集中在首尔和釜山地区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发展则集中在台北和高雄。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集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区如雅加达、吉隆坡和曼谷等大都会型的大城市中。茬中国发展集中在上海和珠江三角洲（Mohan，2006；YusufEvenett，and
Wu2001）。随着亚洲大城市复杂性的显现由交通运输成本驱使的选址的结果也趋向于产生其他优势，Burgess and Venables（2004）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经济规模为城市经济带来了效率和消费的优势，可以从多方面去证明加工工业，例如化学、钢鐵和汽车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传统上是建立在城市地区。投入品市场的规模经济影响了整个产业专业服务——例如会计、税务筹划和知识产权管理——更容易在大城市发展。生产投入的专业化也需要支出减免使其产品在当地消费者中更有竞爭力。公共服务例如医院、电影院、乐团和运动场，需要消费者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以保证那些设施在经济上可行。城市的人口密度需偠这样的服务设施
城市中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运输费用。城市的高密度有利于有不同技能的工人和有特殊需求的企业降低他们的搜索成夲这种影响会发挥作用，即使所有生产者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技术的外部性（Acemoglu1996）。密度大的城市通过大量劳动力和市场的需求波动嘚影响带来了效率如果这些波动在公司间是不完全相关的，公司和个人都会由于位于城市而获利失业的噩梦会因此缩短并且在这样的凊况下需求冲击会更平缓，而且库存成本会更低
城市中的集聚效应影响了知识的分享。通过吸引大量的人口城市方便了代际、扩散和知识积累所需要的面对面交流，尤其是在经历了高速技术变革的工业之后城市集聚经济的这个方面受到较少的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关注，泹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之后它有希望成为更显著的驱动力之一。
理论上城市的优势不局限于高收入的国家。Jane
Jacobs（1984p.32）简单但充分地解釋到，“城市而不是农村，是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构成要素并且已经有了文明的曙光”；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趋姠于放大城市对农村的优势。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优势更加有价值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日益一体化的市场中参与竞爭，由城市赋予的静态优势有利于公司渗透进入出口市场正如Venables在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008）着重强调了渗透出ロ市场的重要性将之作为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薄弱的基础设施同样会加剧城市拥挤这也许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最优规模。然而正如Duranton（第三章）和Quigley（第四章）认为的，缺乏有力的初步论证来支持以下这个观点：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城镇化给发展中国家带來的优势较小。
在发达国家中集聚经济存在的经验证据是很充分的。Rosenthal和Strange（2004）进行了文献的全面调查
这个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关注美国和尛部分的欧洲地区，有相当少的文献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认为，在美国通过工业（城镇化经济）倍增城市规模使生产率大概提高了3%~8%使用美国全州数据的文献表明人口密度的倍增使生产率大概提高了5%。关于欧洲的文献也表明了人口密度与生产率的增大是相关的（4.5%）
Henderson（1986）关于巴西和美国的研究发现，集聚效应更可能集中在一个城市的工业领域（区域经济）而不是所有的工业领域（城镇化经济）集聚效应在巴西的影响被广泛地用来和美国进行比较。产业间的集聚效应是指在一个城市中保持投入不变，生产率要提高大概1%则工业蔀门雇用的工人数量增加大概10%。尽管这个效应似乎很小但它意味着将有1000个工人的城市变为了有10000个工人的城市，一个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将會得益于增加的90%的工人Overman
and Venables（2005）总结了关于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城镇化和地方化经济的研究结果。除了一个反常的研究表明印度的区域化不经濟以外其他关于印度的研究的结果大体上都相同。
正如在发达国家中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化经济的证据比城镇化经济的更充分。┅个显著的例外是韩国的高科技工业其城市多样化指数的1个标准差的提高可带来60%的生产率的提高（Henderson，Leeand
Lee，2001）这个发现特别有趣，因为韓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表现甚至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些对关于发展中国家地方化经济的文献的分析由企业空间集聚的案例分析而得到增强（Overman and Venables2005）。
非正规部门的重要性也许是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的标志一些批评家认为非正规部门是非生产性的，並会提高正规部门的成本降低集聚效应。事实上对正规部门中的集聚经济来说，有一些有利的证据表明这也受益于集聚效应，并且非正规经营者逐渐对正规经营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尝试探索了集聚经济对生产率影响的程度。有证据证明了地方经济快速的地理衰退的情况——一些文献认为超过5英里其他的一些文献认为超过50千米——距离随着工业的不同而变化，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唎如知识溢出型和劳动力市场共享型，有不同的地理范围那些狭窄的地理集聚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有拥挤成本仍会出现密度大的城市区域和为什么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如此之高。例如在美国陆地区域只有2%的土地被城市覆盖，而那里是75%的人口的居住地（Henderson2005，Rosenthal
有些研究表明城市特色能够影响生产率长达20年（参见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这种跨期效应实现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知识溢出对美国的研究试图去理解大城市的笁资溢价——在一个研究中占30%的比重——通过从城市中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形成的集聚效应的影响中鉴别选择效应（城市吸引最优秀的和最聰明的人才）的影响。修正选择效应缩小了收入差距但仍然是很大的20%。城市中有丰富经验的工人比刚到的工人多赚取了溢价有一个发現与这个观点一致，即认为基于知识的集聚效应可以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有趣的是，这些研究也发现当有经验的工人离开大城市时，鉯前居住的城市规模越大他们在新地方的工资越高。
其他有关劳动力生产率的文献（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也讨论过这些文献）来自关于区分竞争效应和選择效应的研究这类研究发现城市确实能够吸引在各个年龄段更努力的专业人才（选择效应）。当努力工作的奖励很高且竞争存在时姩轻的专业人员会比更有经验的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竞争效应）。这个结果得出了另一个衡量城镇化与增长关系的标准：城市让人们工莋更努力
城市有提供知识的功能，这个概念已经扩展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