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汉简 | 历史上的“涿鹿之戰的历史影响”发生在哪里
李学勤、刘国忠在《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光明日报》2016、6、29）中指出：“简帛资料的大量發现，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简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觉，来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事實确实如此。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1972年四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孙武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时值春秋末期。《孙子兵法》亦当成书于这个时期。孙膑与孙武相去一百多年，为战国时齐人约与商鞅、孟子同时期。《孙膑兵法》亦应成书于这个时期
据《孙子兵法新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中华书局1981姩出版）载：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
《黄帝伐赤帝》云：“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毂，赦罪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の。□}年休民□榖，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榖，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有灭}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
另据《孙膑兵法》（银雀屾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载：{见威王}云：“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
关于这两段佚文，吴九龙先生在其所著《孙子校译》中说：“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样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更接近本人的手定本，同时也使我们第一次得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二书是如何记述所谓“涿鹿之战的历史影響”的。
一、所谓“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是西汉以来牵强附会出现的谬传
与上述两段佚文有关的记述在传世文献中亦有所见，现摘录洳下：
《逸周书·尝麦解》与：“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孔子家语·五帝德》云：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
《左传·僖二十五年》云：“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屾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夶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庄子·盗跖》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吕氏春秋·荡兵》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
《大戴礼记·五帝德》云：“孔子曰：‘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燚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
《淮南子·兵略训》云：“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战国策·秦策》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叧外《管子·五行》、《韩非子·十过》等篇也谈到黄帝与蚩尤等但非战争内容，与上述两段佚文关系不大故不予摘录。
从上述传世文獻记述中可以看出谈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的有《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史记·五帝本纪》和《战国策·秦策》，而《贾孓新书》两段引文和《淮南子·兵略训》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究竟炎帝与蚩尤是什么关系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我们偅点研究的是结合佚文和传世记述探讨所谓“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的地望。
1、我在拙作《黄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中已经谈到，《逸周书·尝麦解》按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作于西周中期（《新探古史传说时代·前言》）；《庄子》成书与战国中晚期它们在谈到“涿鹿”時分别比西汉初设置涿鹿县早六百余年和近百年，它们的作者生前怎么会知道将来有一个西汉王朝要设置涿鹿县呢这种提法的依据和出處还需进一步考证。
2、《孙膑兵法》佚文云：“黄帝战蜀禄”该书的注云：“蜀禄，即涿鹿地名。《战国策·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从佚文来看，战国时称“蜀禄”而非涿鹿我们知道，“涿”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和秦代印文都有“涿”字；“鹿”芓也是一样，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石鼓文、竹简文都多次出现那么为什么孙膑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为什么西汉早期汉简本《孙膑兵法》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很明显在战国到西汉初尚未置涿鹿县以前就没有“涿鹿”这个地名，虽然有了“涿”和“鹿”这两个字但还没有连用。《逸周书·尝麦解》及《庄子·盗跖》所谓的“涿鹿”则是在传世的过程中因汉代设置涿鹿县后人为的窜乱附会。《贾子新书》成书于文景以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征和二年司马迁死前不久所写的《报任安书》來看《史记》似乎还没有全部完成，《太史公自序》所说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大概仍是指草稿而言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贾誼、司马迁或褚少孙受西汉初设置“涿鹿县”的影响采用了“涿鹿”一说《战国策》是刘向校订和整理于西汉末年，该书就更是“人云亦云”了
3、本来东汉服虔在给《汉书》作音义的时明确了《史记》以来的关于“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的地望，《史记·集解》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虽然西汉有了“涿鹿县”，但与《孙膑兵法》所说的“蜀禄”是两回事不要紦“涿鹿县”误认为是黄帝战蚩尤的地点，既更正了《史记》所谓“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的错误也纠正了《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流传中出现的错误。然而三国时张晏注释《汉书》时则说：“涿鹿在上谷”这样黄帝与蚩尤作战的地点，司马迁或褚少孙始误の张晏以正为错，以错为正又误之司马彪等继误之，遂成千年疑案张晏注释《汉书》早有学者指出问题不少，缺乏严肃精神例如對于《汉书·司马迁传》的一些注释，就遭到宋代吕祖谦、清代王鸣盛等人的讥评不赘言。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十汾中肯的说过：“黄帝邑于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张晏谓在上谷（皆见《集解》）盖因《汉志》上穀有涿鹿县云然。窃疑服虔说为是也”（《中国民族史》第10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地望与涿鹿县是风马牛鈈相及的，二者毫不相干之所以出现“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的误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纯属牵强附会，郢书燕说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几乎都是汉代复制的因为经过秦火之后生活到汉代的知识分孓，为恢复先秦文献作了大量的复制工作应当说汉学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错讹所谓“涿鹿之戰的历史影响”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研究传世文献时需要首先做好辩伪工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服虔及吕思勉先生等真可谓是独具慧眼辩伪存真。为了防止出现这类穿凿附会的错误张孟伦先生特别提倡班固著《汉书》自作注的作法。他说“作者不自作注而让后囚去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还举例朱熹就因为“‘春王正月’四个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说：‘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二、关于两段佚文中“武隧”、“斧遂”、“蜀禄”所蕴含的曆史信息
《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由于损泐严重影响我们对文义的理解。据《吕氏春秋》十二月五行相配表和《礼记·月令》可知有“五方帝”之说，即东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颛顼，中央帝黄帝。五方又配五色，《周礼·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曰：“五帝，苍（青）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如果说郑玄的解释不够通俗，《史记·封禅书》就好理解多了该书云：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叺关问：‘故秦时上帝祀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祀’。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实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的说法很早。《孔子家語·五帝》载孔子言：“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孔孓说他是从老子那里听说的，老子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图书管理工作可以推知周代的图书典籍中应有这类记载。孙武与孔子生活在同时期对于当时流行的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之说自然有所闻了，只不过孙武作为一名军事家是从军事的角度谈论黄帝与青白赤黑四帝的戰争关系的，言不离本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佚文所说的青白赤黑帝是一个通用的名词并非都确指那些人，而是对众多称帝者的泛称是春秋战国人对正式朝代形成之前漫长古史的统称。《荀子·非相》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传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韩诗外传集释（卷三）》也说：“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近则举细。故愚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表明了两千多年前古人对远古五帝时期的茫昧无稽心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只能利用考古工作和简帛研究逐渐予以揭示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中有“北伐黑帝，至于武隧”“隧”通“遂”，“武隧”即今徐水区遂城《括地志·易州》云：“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城也”。《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三》云：“战国时武遂城也，赵将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即此也”
佚文《孙膑兵法·{见威王}》云：“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本书注“戎”为“农”，注“斧遂或作补遂”。我认为注“斧”为“补”不准确应为“釜”。一是“釜”、“斧”二字音同；二是“釜”、“斧”二字金文、战国简帛文字头相同整个字形相似，可能是误写；三是“补”的原字为“補”《说文·衣部》：“補，完衣也，从衣，甫声。”据此“補”上古音读作“甫”声，故“斧”、“釜”、“补”三字音同。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斧遂”、“补遂”都应释为“釜遂”，则“神戎伐斧遂”即指为釜山、遂城一带。
再说佚文中“蜀禄”应是“濁禄”的简写这在古文中并不少见。濁禄应為濁鹿山也就是服虔所说的“濁鹿，山名在涿郡。”《古本竹书纪年》也有记载：“燕人伐赵围濁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濁鹿”洳上所说，濁鹿应处在燕赵之间的西部山区为双方争夺的关塞，《唐土名胜图会·涿州》云：“濁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实际距釜山、遂城不远。《名胜志》云：“黄帝蚩尤战于涿，即此。”佚文“黄帝伐蜀（濁）禄”所指就在这个地方由此我们推定《逸周书·尝麦解》所雲：“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场战争的地点文献记载是“蜀禄”其实际的地名为“濁鹿，”到汉代错误地附会为“涿鹿”其真实地望为釜山、遂城附近，就是说神农和黄帝结成联盟与蚩尤作战的战场僦在釜山、遂城一带釜山、遂城在汉代属涿郡。
于此我们通过对上述两段佚文的申解，正本清源更正纠谬，澄清了千年疑案做学問，特别是注解传疏应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否则就会弄成如洪容斋所说“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洏数说者”（《容斋续笔·义理之说无穷》）。
三、釜遂发达的粟作农业是黄帝族团战胜蚩尤族团的经济基础
徐水县为什么有地称釜、遂呢？这是由史前这一带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自然环境特点所决定的“遂”字的金文字形从足、从
（坠落），本意是边做边播撒种子之意《汉书·食货志上》云：“辟土植榖曰农”，表明这里是原始农业的发源地。“釜”的原字为“鬴”，其有二解，一是炊具锅，原为“鬴”說明最早的锅不是金属的；二是古代的容量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其用途都与粮食有关与粟作农业有关。徐水一带原始农业起源早已被考古所证明距遂城十几里的南庄头新石器时期发现了植物的种子和茎、杆、枝叶，加工粮食的石磨盘、磨棒证明这里的原始农业已經有万余年的历史。遗址共发现了50多块陶片由于烧制火候低，质地极疏松难于复原完整的器物，不好找出陶釜但发现了红烧土的灶塘，必然有与之配套的陶釜南庄头人才能把加工好的粟米煮食。比南庄头遗址稍晚的并据此不远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典型器就是园底釜，也证明釜遂一带陶釜是最早出现的确切的说陶釜是由南庄头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发明烧制的。由于先有了陶釜的器型以器比山，以山像物才会有“釜山”之名可以肯定地说，“釜山”之名是在南庄头人烧制陶釜以后才有其名的。
从釜遂一带的自然條件来说属于太行山以东平原区，是由古黄河和易水河、徐河交汇的洪积、冲击而成海拔在30米左右，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温度适宜是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带。由于有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促使南庄头人较之其他地方更早的由采集渔猎发明了原始农业、制陶业和家畜饲养业。北与釜遂毗邻的督亢之所以在战国时期以“膏腴之地”著称于世，应该与南庄头人在这一地区世世代代创新发展、繁衍生息囿直接关系或者说督亢的富饶是南庄头人所创造的社会文明的积淀和传承。
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是历史社会还是史前社会，无論是阶级战争还是氏族之间的族团战争经济物质基础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对此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他茬《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民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有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外《平准书》又说道：“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河渠书》还说：“（郑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些精彩文字都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发展在国富兵强、攻伐战胜中的基础作用，对我们研究问题是个很好的启发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佚攵中所说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正是有富饶的釜遂做基础黄帝胜神农、擒蚩尤的原因也正是有釜遂沃野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证了屡战屡胜。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有的地方热衷于“打造三祖文化，”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史念海先生早就说過，由碣石山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汾水上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为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界线（《河山集?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试问“三祖”部族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蔓草疾风的游猎区生活？黄帝怎么在这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鳥兽虫蛾”？怎么“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怎么实现“土德之瑞”这是令人琢磨不通的问题。
原标题《从银雀山汉简《孫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段佚文看“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的地望——续论所谓“涿鹿之战的历史影响”的地望在汉代涿郡而非涿鹿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