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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些知青在劳动中喝过粪水和水沟里的污水[图]
13:18 转帖发表在
1971年底二班欢送“上调”战友，后排左一为班长李根才，中排右二为副班长屠新山、右四为本文作者(即李东生) 李东生，女，上海铁路分局退休干部，她父亲李俊民是作家、出版家，解放前曾任“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会秘书长、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宣传部部长，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李东生当年曾在上海市崇明县的“前哨农场”当知青，去年12月她以笔名“冬冬”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110辑上，发表了回忆当年自己当知青时的亲身经历的文章《崇明滩涂上的青春岁月》；在那篇文章中她就讲述了当时跟她一起在上海市崇明县(现上海崇明区)“前哨农场”里当知青的男生们，在工作中尝粪水和排水沟里的污水的经过、详情。我从“江西省图书馆”借到的那一辑《老照片》 摘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气温一直在冰点以下，……每天收工后，我们将湿淋淋的泥裤子晾在屋外；每天上工前，屏住一口气，脱去羊毛裤、棉毛裤，再套上硬梆梆的冰裤子。……初春的一个傍晚，下班后的人们正在休息，忽听一声喊：“粪船要沉了！”全连的人就像听到了紧急集合令，立刻聚集到河边。原来，是五班从场部拖回来的一船粪装得太满了，风推浪涌，河水漫进船舱，船体摇晃着开始下沉(楼主附注：当年我国化学肥料、化肥的产量极低，人们种田一般都使用天然肥料，即人或牲畜的粪便)。“用肩膀扛！”我校学生党员周鲁卫第一个跳下冰冷的河水中，一个个男生跟着跳了下去，就连刚刚调入我连的市“财贸办”下放干部、体弱多病的连队指导员王春林也跳了下去，他原先就苍白的脸色很快冻得发青。三十来个人在水下用肩膀顶住船帮，船舱里的粪水一拨一拨地溅出来，涌进他们的嘴里，他们就像在游泳池里换气一般，再将粪水吐出来。……1970年年初，同学们听说种水稻可以改良盐碱地，以杨建华为首的几位男生便成立了水稻种植科技小组。我和市二中的苗秀根积极争取，当上了水稻小组的放水员。寒冷的初春，杨建华带着我们育秧，他们几个男生下到河塘里挖河泥，我们两个女生则把河泥做成秧床。每天赤着脚站在泥水里，我小腿上的皮肤都开裂了，晚上用热水洗脚时，渔网似的裂纹露出红红的肉色，疼得我直抽凉气。……杨建华做事细致踏实，是连队科学种田的领头人。为了弄清各个地块的盐碱程度，他几乎尝遍了每条排水沟里的浑水。 现将那篇文章全文转载在下面： 日，我们一群“上海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满怀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来到了崇明岛上。(楼主附言：这所名叫“上海中学”的学校是一所创办于清朝晚期的名校，目前它位于上海市百色路的989号，其“官网”的网址是：) 两部大卡车载着我们向东北角的前哨农场开去，眼前展现出广阔的天地：纯净的蓝天，绿色的棉田，清新的海风，还有河畔浓密的芦苇丛……最有趣的是，农家的厕所造在公路边上，搭个半边的小棚，挖个粪坑，粪坑上面支个矮矮的木架，再钉上一块油毛毡。（楼主批注：崇明的这个“前哨农场”现在还在，在百度电子地图的上海地图里就能搜索到这个农场！） 一个个的如厕者坐在木架上看着我们，倒像是在检阅一般。“前哨农场”与崇明区的陈家镇“接壤” 在农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我校的茅恒同学代表下乡知青表决心，她用那清脆、甜美的噪音充满激情地说：“我们是天生的乐天派，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广阔天地炼红心！” “广阔天地炼红心”是所有同学的心声，在我校吴基民同学的指挥下，大家齐声高唱革命歌曲，群情激昂，表达着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号召的决心。没过几天，我们这些学生就被分散到农场的各个大队。这时，农场中已有传言，说我们这批高中生是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的“臭老九”，大队干部们用警觉、冷漠的眼光迎接我们的到来。 临近国庆节时，有同学兴奋地跑来告诉我，说是第五十一中学的屠柏森向场部提出倡议，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成立“五七战斗连”，自己开荒，自己盖房，走艰苦创业的道路。屠柏森是徐汇区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我们这批下乡知青就是他带队的。我赶到场部报了名，晚一点去的，就被告知“名额已满”，有两位同学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加入。创业之始 10月16日，“五七战斗连”正式宣告成立。连队的发起人之一吴基民执笔起草了《宣言》，喊出“明知创业难，偏做创业人”的口号，末尾一句则是“我们要拼命向前啊！”连队二百名成员中，有许多是上海徐汇区重点学校的高中生，如上海中学、第五十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市第二女子中学等等，还有一批农场老职工也报名参加了战斗连。…… 我们举着鲜红的连旗，开进了农场西北角上的一片荒地。……(中略) 有一块滩地上长着茂密的芦苇，这就是我们连队未来的驻地。我们割去芦苇，用毛竹搭起房架，用油毛毡铺作屋顶，用割下的芦苇编成墙壁和门窗，然后，在泥地上铺一层芦苇，摊上被褥，就算是床铺了。在城里用惯电灯和自来水的我们开始体验近乎原始的生活，喝的是河水，点的是煤油灯，洗澡则跳到河里。我们在河岸两边各搭一个窝棚，作为男女更衣室。女生们穿着衣裳在河里洗，上岸后再到更衣室换下湿漉漉的衣服。后来，芦苇屋搭好了，女生们才在房间里挂上被单，在被单后面的木盆里洗澡。有时一阵风吹来，里面的女生便紧张得哇哇大叫。用毛竹、芦苇和稻草搭建住房（前面转头面向镜头的知青是马开华，后面没看镜头的知青是俞云虎）挑粪的男生们在工作的间歇休息。(楼主提示：男生们面前和肩上的是粪桶，身后是用竹子作梁、架，用芦苇编成“壁板”——墙壁的宿舍) 冬季来临了，屋外下大雪，屋里飘雪花。晚上睡觉以前，我们在被子上盖一层塑料布，早晨醒来，看到上面一层雪，让大家又惊又喜。塑料布的下面就不怎么样了，泥地的湿气和人体散发的汗水两面夹攻，弄得被褥都是湿津津的。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人真是激进得近乎狂热，实际上完全是可以向农场要一些铁床的。我们虔诚地执行着“先生产，后生活”的信条，听到有人说睡在泥地上会得关节炎，还认为他是缺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呢。……（略）拦海造田 刚刚安顿好新家，传来消息，上海市要组织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农场知识青年大会战，在我们农场外的滩涂上拦海造田，我们连队也要参加。这是崇明“东旺沙”围垦项目的第六次会战(楼主附言：志书《上海农垦志》一书的第二编、第一章、第七节“东旺沙围垦”就是专门详细讲述这个围垦项目的情况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网站“上海通”的这个网页上转载了那本书的第七小节：)。……（略） 我所在的一排是先遣队，12月23日出发，先到工地上挖排水沟。我们住在九大队的棉花仓库里，从住处到围垦工地有十多里路，走一两个小时，还要经过一条七八十米宽的大“港形”(滩涂上的洼地)。……我们去的时候那里正在搭建竹桥，高高的桥架已经竖起，但是还没有桥面。我们卷起裤腿，打着赤脚，涉水过河。河滩上结着一层薄冰，赤脚踩上去，就像踏在钢针上，刺痛难忍，但过一会儿脚就冻得麻木了。走到河中间，冰冷的河水沿着裤腿渗透上来，一直湿到大腿根，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就再也没有穿过一天干裤子。 ……（中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气温一直在冰点以下，阴霾的天空还时不时地飘落几星雪花。我们每天打着赤脚，在泥泞的海滩上修筑大堤。我们不再卷起裤腿，下垂的裤管可以减少腿部与泥土的摩擦。每天收工后，我们将湿淋淋的泥裤子晾在屋外；每天上工前，屏住一口气，脱去羊毛裤、棉毛裤，再套上硬梆梆的冰裤子。……（略）拦海造田筑大堤 工地上，男生们用“崇明锹”挖出一块块的泥土，我们女生则将泥土挑到筑大堤的地点，那里专门有人负责打碎土块、夯实地基。进场时，连队老农陈家伯告诉我们，挑担不能挑“过头担”，就是说，挑的重量不能超过自己的体重。我们女生的体重极少有超过一百斤的，我自己体重只有八十多斤。我们一排一班打出了“铁姑娘班”的旗号，每一担都要挑上四块“火油箱”大小的土块，扁担压断了，换一根接着挑。…… ……（中略） 可惜，农场并不是世外桃源，“挑大堤”尚未结束，我和另外三位上海中学的同学就被列为农场“清队”运动的对象，关进了场部的“牛棚”。(楼主附注：“清队”运动就是指当时一场名叫“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 至今还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会被“选中”，到底有什么“罪名”？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不知道啊”。细细想来，实际上抓“清队”的农场“军宣队”负责人一开始就向我交了底，他是这样说的：“对你们采取措施，是革命群众的自发行动，我们也不好说话。现在搞运动，主要是看态度，态度不好就可以定性。你要主动揭发，随便揭发谁都是可以的嘛！”——原来他是知道我没有问题的。我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好揭发的。”此后，我被“审讯”、被批斗、被监督劳动，被勒令反复不停地写“交代”。“清队”运动要求所有的人相互揭发、相互监视，1969年整个一年的时间，连队都被笼罩在令人窒息的“雾霾”之中。(楼主附言：作者李东生发表在《世纪》杂志2014年第2期上的文章《上海前哨农场的“清队”运动》，更详细地叙述了当年她所亲身经历的前哨农场“清队”运动的详情；“全刊杂志赏析网”的这个网页上登了那篇文章的电子版：)连队生活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连队里的蒋宪洋后来成为男高音歌唱家，他在田间休息时唱得最多的，就是XXX的这首诗词。……（略） 1970年“清队”风波尘埃落定，全连战士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集中全力抓生产，口号是：“拼命也要超纲要”。要提高产量，首要的任务是改良土壤。我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大水灌田，二是多用有机肥。 初春的一个傍晚，下班后的人们正在休息，忽听一声喊：“粪船要沉了！”全连的人就像听到了紧急集合令，立刻聚集到河边。原来，是五班从场部拖回来的一船粪装得太满了，风推浪涌，河水漫进船舱，船体摇晃着开始下沉。“用肩膀扛！”我校学生党员周鲁卫第一个跳下冰冷的河水中，一个个男生跟着跳了下去，就连刚刚调入我连的市“财贸办”下放干部、体弱多病的连队指导员王春林也跳了下去，他原先就苍白的脸色很快冻得发青。三十来个人在水下用肩膀顶住船帮，船舱里的粪水一拨一拨地溅出来，涌进他们的嘴里，他们就像在游泳池里换气一般，再将粪水吐出来。但人在水中本身就有浮力，脚下站不稳，给不上力，粪船倾斜得更厉害了。我们女生站在岸上干着急，有力气用不上。我轻轻地嘀咕了一句：“用绳子往上拉。”我身边的女同学徐锦城嗓门大，马上吆喝起来。大家拿来粗绳，系住船头，像拔河似的排成长队，与河里的人齐声发力，协同动作。剩余的男生则拿来粪桶和扁担，突击卸粪，粪船终于浮了上来。 尽管我只是一个“小兵”，但十分关心连队的建设。有段时间我耳朵里刮来风声，说有的同学开始谈恋爱了。我心急如焚，马上写出大字报，呼吁大家要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那时我们这批学生都快二十五岁了，女生已进入大龄，男生也嚷嚷着“奔三十的人了”。但当时政策有规定，凡是结婚的，就一辈子待在农村，不再具有被“上调”的资格。尽管我反对他们谈恋爱，但心中还是有感慨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就是说，当时很多知青按照当时社会的习俗和观念，即使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了，也为了不失去回城、上调的资格，为了不一辈子待在农村，而不谈恋爱。——楼主点评)请注意这一页上的照片中的人就是前面的段落中提到了的“连长屠柏森(左)与农业指导陈家伯”！ ……（中略）崇明滩涂的守望者 在农场里，我们连队的上海中学的同学大多学得一门技能，比如我的同班同学黄致中当上了“基建”队长；夏关龙做工具保管员，学得一手木匠活；……周鲁卫在食堂做厨师，……后来周鲁卫曾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谁会想到他还有这门手艺？…… 由于“清队”的影响，我什么本事也没有学到，做着最简单的大田劳动。1970年年初，同学们听说种水稻可以改良盐碱地，以杨建华为首的几位男生便成立了水稻种植科技小组。我和市二中的苗秀根积极争取，当上了水稻小组的放水员。寒冷的初春，杨建华带着我们育秧，他们几个男生下到河塘里挖河泥，我们两个女生则把河泥做成秧床。每天赤着脚站在泥水里，我小腿上的皮肤都开裂了，晚上用热水洗脚时，渔网似的裂纹露出红红的肉色，疼得我直抽凉气。……杨建华做事细致踏实，是连队科学种田的领头人。为了弄清各个地块的盐碱程度，他几乎尝遍了每条排水沟里的浑水。我与杨建华并不熟悉，听人说他们家里是“双料右派”，即他的父亲和哥哥都给打成了右派。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名叫杨延修，有个电影叫《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就是根据卢绪章、杨延修等地下工作者开办广大华行的故事改编的。广大华行公开的身份是一个金融贸易公司，实际上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秘密工作机构，是为党提供活动经费的“钱袋子”，对党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反右之前，杨延修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是不可多得的经济管理人才。他被打成右派竟是因为他严守隐蔽战线的工作秘密，那是不能对外人说的，哪怕对方用的是组织审查的名义。杨延修忍辱负重，子女们的前程也受到影响……心怀坦荡的杨老今年刚过106岁华诞，是上海德高望重的老寿星。连队部分“上海中学”男生。后排左起：杨建华、黄致中、周鲁卫、夏关龙、吴基民；前排左起：陈重业、刘滔、郭景德、何重健。 杨建华继承了他父亲的优秀品质，在我们一批批调离农场，或调进上海市区的工交企业，或经过短期培训后补充中学师资时，杨建华却郑重其事地说他要一辈子扎根农场。改革开放后，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爱建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代董事长，杨建华仍然在相对清贫的农场局工作。按理说，60岁退休，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但他依然坚守在那片滩涂上，抓水利、选良种……当人们在农场微信群照片里看到手持竹竿、正在河水中探测深浅的杨建华，纷纷跟贴：“向杨建华致敬！” 今年已是我们66届高中生的七十大寿，记得前年杨建华组织我们回农场看看，农场的田地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当年千军万马、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已成为我们对青春年代的历史记忆。身为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农林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建华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起国营农场美好的前景：有机农业生产基地、植树造林、休闲旅游、养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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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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