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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启明星”
记忆中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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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的发展，虽留不住岁月的脚步，记忆却总是那样历久弥新，被珍藏于心匣。每每忆起读书的年代，我都会为之动情，为之沉醉。因为，那是与知识对话的时刻，与梦想共舞的年代……
时代的发展，虽留不住岁月的脚步，记忆却总是那样历久弥新，被珍藏于心匣。每每忆起读书的年代，我都会为之动情，为之沉醉。因为，那是与知识对话的时刻，与梦想共舞的年代……
　　 在村办小学读书
　　 1958年，父亲把我送进村办小学就读。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很穷，学生的书包，都是自己的母亲或祖母或外祖母，用毛巾或是方格布缝制的。有一尺见方大小，上面系着两根带子，有黑色，有蓝色，更多的是各种花格布的。
为了让我好好学习，父亲用做小买卖换来的钱，买了几尺花洋布，让母亲给我做了一个漂亮的书包。许多孩子用不起好一点的作业本，大多是用白粉联纸自己装订的作业本，父亲却毫不吝啬地给我买了几个体面的作业本。
学校就坐落在我家那条街的南头，离我家不过300米。校舍是用土坯垒起的平房，共有四间，东头隔成一个里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外面相通的三间是教室，黑板是一块大木匾，被简单油漆一下做成的，讲台是用一层砖铺垫的，课桌是用一块块长条木板搭就的（后来才换成了课桌），凳子是学生自带的，五花八门，高矮不一。
第一天去上学，我的积极性可高了，到校的时间比别人都早，受到老师的表扬。村办小学分四个年级，20多名学生，都要在一个教室学习，坐在最前面的是一年级学生，依此类推。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担负着四个年级的语文课和数学课教学。做作业的时候，懂事的我，特别认真，一笔一划，规规矩矩，作业本都是正面用完用反面，没有半点的浪费。没有演算纸，父亲便给我买了一块小石板，几根石笔。我如获至宝，非常爱惜，也很注意节约，石笔什么时候用得实在是捏不住了才丢弃。
语文书和数学书的封面，从来没有折叠破损的地方，书页内也没有乱写乱画乱涂的地方。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在父亲的关切、鼓励和教诲下，我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老师每天都要分别给不同年级的学生讲课、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于是，老师便让我担任课外辅导员和拼音领读员。
　　 那时，课间活动也很单调，就是老鹰捉小鸡、跳绳之类，但我们却玩得非常开心。
后来，西王庄小学几经搬迁，校舍也由土坯房变成了红砖瓦房。随着形势的发展，如今的西王庄小学被撤销了，学生全部进入东留善固玉兰实验学校读书。
　　 从此，西王庄小学的校舍便废弃了，成为乡亲们的一段记忆。
　　 集体住宿张三寨
读小学二年级时，为了让大人们腾出时间干农活，公社领导让我们村的小学生，全部集中到离我村一公里的张三寨村，在一户人家集体住宿学习。那户人家的西房共有两间，北面的一间有一条大土炕，土炕上铺着草栅子，可以睡十几个人，褥子和被子，都是我们自己带来的。
为防止掉下来，头顶上绑着木头护栏，我们男生便住在有土炕的一间。南面的一间没有土炕，是用木板搭的地铺，由于房间小，横七竖八都是地铺，女生便挤在这大地铺上。褥子和被子也是自己带来的，五颜六色，特别好看。村里专门指派了两名中年妇女，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按辈分，我管年长的叫奶奶，管年轻的叫婶子。
寒冷的冬夜，调皮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便想出一个歪点子，逗逗奶奶和婶子。半夜三更，我掐着嗓子大声疾呼：“尿炕了！尿炕了！”奶奶闻声穿上衣服跑过来，我装聋作哑地紧闭着眼睛，还不时地打着呼噜。奶奶看了看都睡得香甜，问了几声：“谁尿炕了？”见无人答应，以为是谁在说梦话，便扭转身回屋睡觉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故伎重演。这回是婶子跑过来，看看没有任何动静，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为我们掖了掖被角，便回去睡觉了。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是如此折腾，奶奶和婶子气坏了，把我们屋的男生叫到一起，连吓唬带哄骗地说：“是谁干的？赶紧自个儿说出来，只要自个儿承认了错误，就不追究了。如果让查出来，非开除他不行。谁要是能够揭发出来，就奖赏好吃的。”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最后，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同学揭发了我。奶奶铁青着脸，气呼呼地说：“我就知道是你，完了非告诉你家大人揍你一顿不可。”见奶奶真的生气了，我赶紧拉了拉奶奶的衣角，虔诚地说：“奶奶，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千万别告诉我爹娘，求你了！”奶奶扑哧一笑：“只要知道错了，就是好孩子，以后不能再犯了。”
自此，我不但没有捣过蛋，还协助奶奶和婶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奶奶和婶子直夸奖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在这里住宿的时间不长，我们便回到村里，继续在村小学读书。
　　 考试竞赛获名次
在村小学四年级学习期间，我报名参加了下堡寺公社张三寨片15个学校学生参加的数学考试竞赛。考试前，老师精心进行了辅导。结果，我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有位同学考了第二名，很是不服气，非要与我一争高低。
不久，学校又推荐我参加了下堡寺公社31个学校学生参加的数学考试竞赛，我和那位同学分在一个考场。考试结束时间还未到，我就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那位同学随即也交卷，第二个走出考场。我心里清楚，他是在和我较劲。结果，竞赛成绩公布，我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那位同学未取得名次，他埋怨说，都是因为我交卷太早，影响了他的考试。我没有计较，一笑了之。
由于我为大队和学校争得了荣誉，受到了物质奖励：十根铅笔、一个铅笔盒、五本作业本和一个旋笔刀。那年月，生活条件不好，这些奖励可算是非常好的奖赏了。我时刻牢记着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学习更加积极认真了。
第二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小。然而，因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考入高小，老师和父亲都考虑，出村上学没有个伴不行，劝我留一级，来年再考。
　　 遵从父亲和老师之命，我在小学4年级重读了一年后，再次以并列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张三寨高小。
在父亲浑朴炽烈的希冀里，注入了几分欣慰和自豪，可几元钱的学费，却使父亲着实作了一阵难。身为长子的我，渐渐感觉到了“为父分忧”的责任，我几番要求缀学，为家庭尽一点微薄之力，均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他说：“就是再困难，也得供你们上学，不能让你们像我一样，做个睁眼瞎。”听了这话，我激动得不能自己。父亲东挪西凑才交足了学费，把我送到张三寨高小读书。
　　 启蒙老师马庆华
许是怀旧心理过逾之故，已过花甲之年的我，茶余饭后，总爱忆起学生时代的一些陈年旧事。而每每回首昔日的岁月，又总会牵动起我对在教育事业中默默奉献毕生的恩师马庆华无尽的怀念。
这不，昨晚几乎一夜未眠，临近黎明才艰难入睡，恩师马庆华又走进了我的梦中。天亮醒来，窗外细雨轻敲外面的世界，点点滴滴打湿了我久远的思绪。
马庆华是我的启蒙老师，生于民国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公元日），下堡寺镇东王庄人，卒于198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14日）中秋节，享年58岁。
他少年早慧，1951年，20岁的他，就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从此，他便在那贫穷的小乡村，开始了追求崇高和播撒文明的人生历程。
他任教七年后，我步入校门，成了他的学生。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差，后来，又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
为不使学生辍学，马老师亲自带领我们，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勤工俭学”活动，自力更生地解决办学和学习的费用问题。此举，既培养了我们从小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又树立了我们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家长们表示出极大的拥护和支持，公社和县上各级领导，也都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推广了我们的先进经验。
在全地区开展的“优秀教师”和“模范学校”评比活动中，马老师和我们学校均名列其中。学校挂奖匾的那天，乡亲们自发地聚到学校，敲锣打鼓地贺喜。马老师边哈哈地笑着，边抱拳致谢。我看到马老师晴朗的笑容里，镂刻着岁月沧桑留下的褶皱。
马老师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是出了名的。他的村子距我村仅两公里之遥，可他始终坚持住校不回家，从未因家中事而影响工作，把全部心思用在学生身上。
他那宽广的胸怀里，时刻装着学生、学校和教学工作，而很少装着自己。他的妻子勤劳、朴实、善良，上要伺候年迈体衰的老人，下要抚养年幼无知的孩子，还要下地干活挣工分，生活中有数不清的困难。她却很是理解丈夫，从未拉过后腿，从未有过怨言，全身心地支持丈夫工作。他们婚后的许多年里，大部分时间，是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马老师也只有星期天、节假日，才赶回家，尽一尽为人子、为人夫和为人父的责任。遇到较长的假期，他便步行到我村进行家访，了解学生们完成作业的情况，征求家长们对教学的意见。
马老师到我家的次数最多，和父亲很谈得来，赶上吃饭时间，母亲就会想方设法做点好吃的，留马老师在家吃顿饭。长此以往，父亲和马老师的关系便密切起来，就像是亲戚，但凡父亲听到家长有什么意见，就及时告诉马老师。马老师也会对家访中发现的个别问题，因人而异，个别辅导；共性问题，即刻把学生们集中起来，讲一次辅导课，解疑释惑。家长们经常私下议论，在学校，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优秀老师，可在家庭之中，他却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马老师的耳朵里，在一次上课前，他向我们交了底：“家里的事少管点没啥，学校的事不管好可不行啊。如果误人子弟，那不就成了罪人了吗？把你们教好，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是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啊！”马老师的话，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似一股高山清泉，沁入了我的心田。
为把我们的学习搞得更好，马老师煞费苦心地办起了“夜校”。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便走进“夜校”。一个半小时里，他一会儿为我们讲解重点，一会儿为我们解答难题，忙得不亦乐乎。“夜校”结束后，我们很快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马老师还要批阅作业、书写教案。那盏小油灯，常常与启明星遥遥相对。
马老师不辞辛劳，潜心教学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爱好写作的我，禁不住草成歪诗一首：“深夜，校园内一片寂静/我们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中/可是您呀，敬爱的老师/油灯下辉映出您不倦的身影/要问苦吗？您微笑着回答/苦点算什么，这是我神圣的使命/要问累吗？您坚定地回答/累点算什么，这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老师啊，敬爱的老师/您的辛劳一定会化作温暖的春风/吹绿祖国的大地/锦绣我们的前程。”我把这首诗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白纸上，送给马老师。他读了，脸上绽出了满意的微笑。随后，他把这首诗夹在一个红皮笔记本里，说是要永远珍藏。
暑假期间，马老师还要放下家里的农活，把我们组织起来，带到村北小树林的僻静处，先讲了一个隐形草帽的故事，再进行作业辅导。有半年多时间，我做梦都想拥有一顶隐形草帽，不是为了干坏事，而是想揍一些坏人时不会被发现。至今想起来，我都会为当年的幼稚感到可笑。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马老师的体重轻了，双眼也常常布满血丝。但是，他只要看到我们交上了一份份优秀的试卷，就忘记了一切苦和累，莫大的欣慰溢于言表。如果有谁学习上一懈怠，马老师准会找其谈话，打气鼓劲，启发诱导；如果有谁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要求辍学，马老师准会从微薄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代其交上学费，还买来铅笔盒、橡皮、笔记本等文具用品送到家中；如果有谁患病住院，马老师准会买一堆营养品去探望，并为其补课到病房。由于马老师和父亲走得比较近，我经常能够收到他送给我的橡皮、铅笔和作业本。
马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不容许有违背校规的事情发生，偶尔发生了，马老师也会进行处罚。处罚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在讲台前站立一小时，二是在单砖块上跪半小时，三是室外晒太阳一小时。
一个盛夏的一天，我家隔壁的远房堂姐出嫁，课间休息时，我们七八个人跑去看热闹，耽误了上课时间。回到教室门口一看，马老师一脸严肃地站在门边，进去一个就朝屁股上踢一脚。我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当马老师抬脚的瞬间，我一个箭步蹿了过去，没有被踢着，我们七八个人被罚站了一堂课。课后，马老师组织学生们去村东的水坑洗澡，却让我们留在学校院里晒太阳，并指定我负责。
调皮的我，看到马老师走远了，立即让大家到树荫下乘凉，我负责瞭望。远远看到马老师带着洗澡的学生回来了，我马上组织大家站好队，继续晒太阳。马老师看到我们还站在太阳下，心疼地说：“谁叫你们晒这么长时间了，赶快回屋，别晒出毛病来。”我们跑回屋，但谁也不敢笑出声。
升学考试时，四年级就我一个人被录取，马老师和父亲商量，上下学没有一个伴儿不安全，建议我重读一年。就这样，我留了一级。马老师的脸上觉着挂不住，非常的自责和内疚，更加拼命地教学。
由于马老师常年累月地超负荷工作，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胃病发作时，大汗淋漓，痛苦不堪，我们劝他去大医院看看医生，他满含深情地说：“你们就要毕业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你们，要是四年级的升学率再那么低，我无法向乡亲们交待。”
那年，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全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小。马老师得知消息，满意地笑了。望着马老师消瘦的面容，我百感交集。那校舍、那身影、那笑容，还有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交相辉映，成为我心中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
高小毕业后，我报名参了军，离家时，我专程看望了恩师马庆华。他叮嘱说：“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我期待你捧着立功受奖喜报归来！”
在凛冽的寒风中，作别教我育我疼我爱我的恩师，心中感到格外的沉重与伤感。在军营静寂的夜晚，我曾一千遍、一万遍地把马老师深情地呼唤。这呼唤，激励我战胜了重重困难；这呼唤，鞭策我摘取了顶顶桂冠。1991年，我探亲时，特意把六张立功受奖喜报和出版的书籍带回了家，准备让马老师一同分享我的喜悦。父亲双眼含泪：“孩子，别去了，马老师两年前就病故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我肝肠寸断，泪如泉涌。一位知情人哽咽着说：“马老师患的是心脏病，他是因操劳过度而累死的！”我发疯似地跑到村南的小学校，呆立于校舍前，追忆着往日情怀，仿佛还置身于痛苦的离别氛围中，马老师生前的一言一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师恩如山。马老师留给我的宝贵财富，决不单单是扎实的文化知识，主要的是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
2000年8月，我写出怀念散文《难忘恩师马庆华》。写就此文，不仅是为寄托哀思，悼念英灵，更重要的是，让后人学习和秉承恩师那种无私奉献、忘我至公的崇高精神！
日，回家探亲的我，驱车来到东王庄村，想找一张马老师的遗照。在马西英同学高广兴的指引下，我到马老师的故居一看，大门紧锁。于是，高广兴帮助打通了马西英的电话。当我在电话中说明来意后，在下堡寺镇校区教5年级数学的马西英，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骑电动车赶回家，翻箱倒柜地找出马老师的身份证、工会会员证和从教三十年纪念证书等遗物。1982年10月，河北省人民政府为从教三十一年的马老师颁发了“纪念证书”。上面写着：“庆贺您，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特发此证，以资纪念”。手捧“纪念证书”，我肃然起敬。
猛然间，我发现客厅里摆放着一台电脑，便将我写的散文作品《怀念恩师马庆华》和几本书稿全部拷贝下来。当我告辞时，马西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非要留我吃饭不可。因为有事，我不便久留。握别的瞬间，我看见马西英的双眸里，有晶莹的泪珠在滚动。顿时，我的心里也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在翻腾、涌出，弥漫在清新的空气中。
2014年春节，马西英发来信息，恭贺新年之禧，我即刻回复拜年。舞动指尖的瞬间，我又想起了恩师马庆华，一种深深的思念之情弥散在心头。
多事之秋上高小
由于师资、经费、生员以及人口较少等综合因素，我村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
因而，1962年，我考入了张三寨高小。校长是与我同村的远房叔父王玉春，我和他的儿子王清海在两个考场，却考了同样的分数，并列为第二名。可在公布考试成绩时，因王清海的父亲是校长，排列为第二名，我只好屈居第三名。
张三寨离我村仅有一公里，路途不远，却要跨越一条小河，不太好走。由于贫穷，张三寨高小以村北的一座破庙为校舍。坐北朝南的高大庙宇，为高年级的校舍，我们新生被安置在三间平顶南房里。
到校的第一天上午，我们新生都默默不语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教室内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响动。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男老师走了进来，同学们赶快起立，异口同声地喊道：“老师好！”
老师站在讲台上，环视了大家一周，微笑着说：“同学们好，请坐下。”我们应声坐下。老师又笑容可掬地说：“我叫任振明，张三寨村人，语文老师，也是你们的班主任，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说完，老师走下讲台，在课桌边的过道上走过来走过去。我低头玩弄着手中的那杆铅笔，不敢抬头看老师一眼。突然，老师走近我，用手中的书本，轻轻地拍打了一下我的后脑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升级考试第几名？”我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叫王友明，是西王庄的，升级考试是并列第二名。”任老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笑容可掬地说：“看你腼腆得像个小姑娘，考试成绩也不错，你就当学习组长吧。”有点紧张的我，只说了一个字：“是。”任老师相继又指定了卫生组长、安全组长、副班长、班长。紧接着，便为我们讲了第一堂语文课。
任老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首先讲清了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强调了语文学习是其他各科学习的基础，要想学好其他各科知识，就必须学好语文；其次，树立了语文学习的榜样，让升级考试中语文成绩排在前三名的学生，介绍学习语文的经验和方法；第三，授以语文学习的方法：认真听、大胆问、广泛读、勤奋写。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进入新的学校，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与向往。任老师的一席话，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点燃了我们求知的火种，激发了我们求知的兴趣。
下午，是数学课。老师名叫崔玉振，也是张三寨村人，个子不高，但很健壮，25岁的年纪，长年累月地辛勤教学劳动，却给他的眼角留下了些许的鱼尾印迹。
崔老师不苟言笑，看起来比较严峻古板，就是这样一位没有笑容的老师，却受到了我们的欢迎和爱戴。原因是崔老师讲起课来，总是那么的热情洋溢、生动活泼，把枯燥乏味的数学课讲得风生水起，不断地在学生们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
每每遇到不懂不会的问题，我或在课堂上举手提问，或在课余时间请教，崔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直到听懂学会为止。
在崔老师的精心哺育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都很好，每次考试，均位居前三名。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尽管任振明、崔玉振老师教我的时间不是太长，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和美好的。
每天早课，老师都要求我们背诵“老三篇”，只一个早课时间，我便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都默默地复习背诵，使之牢记于心。老师提名我背诵时，我一口气能够背完，从没有打嗑的地方，即使老师倒着让我背诵，也能一字不拉地完成，受到老师的表扬。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日，一场特大的洪水袭来，张三寨村的民房和村北的大庙全部倒塌了，学校只好停课。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我们的高小新校舍，也很快在张三寨村东北角的一片空地上拔地而起。校舍的墙壁还未干透，我们就开始在里面上课了。
这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换成了何风山老师（数学老师依然是崔玉振）。因为每天早晨都有早自习，时间观念必须增强，可家里穷没有钟表，每天早起，只能听鸡叫、看天色。尤其是明亮的月夜，感觉是天快明了，赶紧起来往学校跑，其实才多半夜。学校的门紧锁着，我们就打开窗户钻进去，常常是趴在课桌上睡一觉天还不明。夏天还好说，寒冷的冬天，就要遭受好多罪了。
后来，老师告诉我们，凡是外村的学生都可以住校。尽管我村离学校不算远，为了免除奔波之苦，我选择了住校。
住校生都是自带干粮，家家户户的生活境况都不好，大多带的干粮为窝窝头、红薯干，好一点的，是白面掺杂玉米面蒸的二面馍，纯白面馍几乎没有，学校食堂负责蒸热，各吃各的。每个人再带点玉米面、小米之类，凑在一起，或熬玉米面糊糊，或熬小米汤。菜类，除了自己带点咸菜外，学生们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种植一些蔬菜，免费给学生吃。食用油供应非常少，炒菜时只放几滴，说是炒菜，倒不如说是白水煮菜。
一天晚上，食堂的厨师说，要吃白菜大烩菜，最爱吃烩菜的我，高兴万分。因学生多，每人只能分到一碗烩菜。端过碗一看，油花很多，香味四溢，可表面飘浮着一层小蜜虫。有同学抱怨说：“这么多小蜜虫怎么吃呀？”我笑呵呵地说：“蜜虫也是肉啊，多香呀！”我一口气吃进了肚子里。
现在想来，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烩菜，香味好像仍然萦绕回旋在我的唇边。
有个同学名叫王河彬，幼年丧母，生活极为窘迫，穿着寒酸，手总是黑乎乎的，还时常脱皮，脸上整天也是脏兮兮的，每天吃饭时，同学们都躲躲闪闪地不愿意靠近他。
看着王河彬忧郁的神情和孤苦的身影，一种怜悯之情袭上我的心头。我敢紧端着饭碗走过去，和他坐在了一起。从此，每顿饭我都是同他坐在一起吃，偶尔王河彬带了白面馍、烧饼、油条之类，从不独享，大部分都是均给我吃。我实在不忍心吃他的东西，只要见到他带了好吃的干粮，我都想方设法躲开他。实诚的王河彬，便想出一个办法，趁课间休息的空档，偷偷地把我带的不好吃的干粮吃掉，逼着我吃饭时吃他带的好吃的。我俩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最要好的同学。
有一次，学校催交学费，王河彬因交不起几元钱的学费，而要中途辍学。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回家对母亲说了此事，母亲二话没说，给了我三元钱，让我转交给王河彬。仁义的王河彬拉着我的手，流下了串串热泪，就是说啥也不肯要。最后，他还是去亲戚家借来了学费，才得以继续读书。
每逢明亮的月夜，我俩都会爬上学校边上的柴禾垛，躺在上面，仰望着天空中最美丽、最明亮的那一颗星星，互相诉说着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我说，毕业了我要去当兵。他说，他也要去当兵。我们俩还打赌，看谁能当上兵。结果，我当兵了，他务农了。
1972年，王河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想要一本毛主席语录，并说明了另外一层关系。原来，他娶的是我老伴的妹妹。这样一来，我们便成了连襟。不管哪层关系，我都没有推脱的理由。我当即购买到一本1969年1月版，由天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的“内部发行”的袖珍《最高指示》，给他邮寄过去（日，我回家时，陪同岳母住在了王河彬家，他把依然保存完好的《最高指示》又交给了我，让我珍藏）。这可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也是一份真挚情谊的见证啊！
艰苦的岁月，养成了我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可班上有个叫孙宗梅的女同学，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点，便不注意勤俭节约，经常将吃剩下的半拉干粮丢弃在抽屉里。
老师何风山和班长时常教育她，要爱惜每一口干粮，不能随意浪费，并严肃指出，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她就是不听，依然故我。班长生气地对担任副班长的我说，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一定要开个批斗会整整她，看她还敢浪费不。我建议向老师汇报一下，看看老师怎么说。班长说，这事绝对不能告诉老师，咱们自己悄悄地开会。
那天，趁老师不在学校，班长立即组织全班召开了批斗会，让孙宗梅站在讲台下面的长条板凳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起她的不良习惯来。性格外向的她，根本没把批斗会当回事儿，一直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班长的气不打一处来，飞起一脚踢倒了板凳，孙宗梅重重地摔倒在地，哇地哭出声来。
班长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赶快走过去边扶孙宗梅，边喊着：“散了，散了。”老师知道这件事后，把班长和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但通过那次批斗会，孙宗梅再也没有浪费过干粮，我心里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让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是，日16时19分，家乡发生了7.2级大地震。正在教室上自习的我们，突然听到门窗哗啦、哗啦地响起来。旋即，房子和桌子也摇晃起来。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快跑！”同学们不顾一切地蜂拥而出。大地不停地抖动着，根本站立不住，我们便脸朝下爬在空旷的土地上。抬头一瞧，校舍随着大地地抖动前倾后仰。前倾时，校舍仿佛挨着了地面；后仰时，校舍像是倒塌下来。四处尘土飞扬，吓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地震过后，校长宣布：放假，等校舍维修完毕再开学。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学校来了开学通知，我们便兴高采烈地又开始了正常的学习。
七月初，老师让我们六年级学生结伴，去邯郸地区邱县中学参加升级考试，我骑车前往。
当走到邱县马头镇坡留固村的水泥桥上时，我只顾全神贯注地扭头观看水泥桥，没有注意前面有一辆地排车，一下子撞进了地排车的轱辘内。自行车的前轮弯曲了，车把歪斜了，又没有办法让人家赔偿损失，只好自认倒霉。我把自行车推到一个维修部，修车师傅说，前大梁已经断裂，需要大修。我囊中羞涩，只能简单修理了一下，便直接进了考场。拿到考卷，我怎么也做不下去，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撞坏自行车的事儿，害怕回去挨父亲的打骂。快到交卷的时候，我才勉强做了几道题，结果可想而知。
通知书下发后，自然没有我，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相信，一直学习优秀的我会考不上。
过了几天，老师又让我到临西县第一中学参加升级考试。不知怎么回事，那天，我的自行车在学校门口放了仅仅20来分钟，就是吃了一顿饭的功夫，自行车的前后胎全被人放了气，一股无名的怒火，从我的心中窜起，直顶脑门子。
走进考场，我依然无法克制愤怒的的情绪，结果，自然又是名落孙山了。在老师和父亲的多次劝慰下，我又回到了高小继续复读，争取来年一举考中。
没想到，地震重灾区的创伤还未抚平，一场人为的风暴又刮将起来。我们学校立刻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之中。
一个暮色渐浓的傍晚，从县城和镇中学来了一伙左胳膊戴着“红袖章”的人，一进学校便给校长和班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被押上了批斗台。在邱县中学读初中的同学小戈，因把毛主席像章挂在了腰带上，被指控为对伟大领袖不忠，多次挨批斗，还被关进小黑屋。
一时间，黑云翻滚，我深感压抑、困惑、迷茫、哀痛。正常的学习不能进行，取而代之的是参加批斗会，游行喊口号。
面对此情此景，我仰天长呼：我们小小年纪何以这般不幸？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深深的沉思之后，我恍然大悟：这并非是我们一代人的厄运，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曲折，中国大地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这些高小生，一律不准升学，也不准退学，几个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在一起，大家都成了“同班同学”，也没有什么书可读。后来，学校干脆就停了课，年龄大的学生搞串联去了，年龄小的学生只能留校，不是学习政治，就是参加批斗会。由于我的年龄小一点，不让参加红卫兵组织大串联活动，只好参加了红小兵组织。
有一次，造反派让我在批斗校长和老师的大会上发言。校长王玉春，是我村的一个远房叔父，他的儿子王清海和我是同班同学，老师何风山是我的班主任，我怎么能够上台发言呢。我想出种种理由拒绝发言，均遭到造反派头头的斥责。他恶狠狠地恐吓说：“你的发言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上不上台发言，是态度问题，如果你的态度不端正，是要受到批判的。”
没有办法，我只好答应发言，但我一直绞尽脑汁地寻思着金蝉脱壳之计。在排队前往批斗大会场地的途中，我突然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喊叫痛。造反派头头看到我一脸的痛苦样，踢了我一脚说：“滚吧！”我猫着腰，嗨哟、嗨哟地往回走，看着队伍走远了，我撒腿跑回了教室，不由地暗笑起来。
我们还时常被派到下堡寺公社的集市上，查收做小买卖人的违禁物品。
有一天，我又一次被逼着到下堡寺镇集市贸易场查收违禁物品时，突然看见一位同学，正欲没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挎着的柳条篮子。我赶紧跑过去，老奶奶流着眼泪说：“我篮子里就20来个鸡蛋，想到集上换点零花钱，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吧。”见状，我立即行使了小组长的职权，以命令的口气对那位同学说：“这里我来处理，你去别的地方看看。”待那位同学走远了，我轻声对老奶奶说：“老奶奶，快回家吧，今天集上查得紧，不让卖。”老奶奶说了句：“你真是个好孩子！”
望着老奶奶扭转身向集市外走去的身影，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我不愿意违心地干这些无用的事情，几次申请辍学，均被斥责为对运动态度不端正，遭到拒绝。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忍受着。
为了不枉费光阴，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复习功课、背诵课文、默写生字、练习作文。心想，多学点文化知识，总不会有错吧。
谁知，有人却指责我受“读书做官论”的毒害太深，是只知“低头读书”，不知“抬头看路”的典型。为此，我受到了批判，加入共青团组织的事儿也泡了汤。
经过这些事情，也未能改变我的追求，只是促使我将学习转入“地下”。我实在不愿意随波逐流，只告诉了班主任何风山老师一声，就冒着被抓回批判的风险，悄然无声地离开了学校，回村务农了。
1967年，学校让我们这批未能拿到高小毕业证书的学生，集中到东留善固村继续上学，名曰：初中。教课的只有一名40多岁的男老师，名叫龙学德，邢台县东汪镇人。学生没有任何书籍，只是老师有一本语文书和一本数学书，课堂教完学也不布置作业，更没有考试一说。每天，老师还要完成政治任务，读报纸。这种学习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又回村务农了。过了没有多久，同学们纷纷找到我说，我们这批学生，可以免试到下堡寺职中（职业中学，学历等同于中学，分为职业初级中学和职业高级中学）读书，父母也劝我去上学。已经对上学心灰意冷的我，婉言谢绝了所有人的劝说。
自此，我的上学梦想，便在多事之秋中化成了泡影。然而，我的各种书籍保存得却完整无缺，每每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每每不眠之夜，我都要捧书苦读，还常常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小文，寄给报社。
我的同桌王清云
1965年，王清云考入张三寨高小。上学走的头天晚上，她的母亲领着四妮来到我家，诚恳地对我说：“友明，咱们的门不远，又同住在一条街，你是哥哥，上学以后要多照顾点四妮。”我还未开口，一副热心肠的父母就满口应承下来。
于是，照顾四妮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时的王清云，饭量很小，每顿饭就像是小猫吃食。所以，体态纤弱，娇小玲珑，总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大她几岁的我，从心底深处，把单薄无助的四妮当作亲妹妹，加倍呵护。
上学的途中有一条小河，水不多，却要沿着浸在水里的砖墩行走。到了雨季，河水上涨，就得趟水过河。第一次过河，是在一个晚秋时节，她不慎掉进了水里，弄湿了衣服。她瑟缩着哭了，哭得是那样的伤心。我赶忙把外衣脱下，裹在了她瘦小的身躯上。
从此，王清云胆怯了，不敢再沿着砖墩行走，我便每天上下学背着她过河。特别是雨季，我更是背着她，在水里一步一挪地用脚尖探着路，艰难地淌水过河。好在她的身材瘦小，体重较轻，否则，个子不是太高，身材依然瘦小的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的。每每背王清云过河时，她总会重复一句话：“友明哥，谢谢你，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给我的帮助。”我总会嘿嘿一笑说：“四妮，别说客气话，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被集中到一个班里，成了“同班同学”。班里分桌时，我几次找到老师，请求把我俩分到同桌，理由是便于照顾她。老师满足了我的请求，她兴奋地手舞足蹈。
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后，吃过晚饭，她一准到我家，一同复习功课，一同研讨问题。夜深后，尽管我们两家相距仅有300余米，我也总要提着盏小马灯，护送胆小如鼠的四妮回家。
由于我们互帮互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和学校领导的表扬。不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只要有人敢欺负她，我总是挺着胸脯站出来，以男子汉的气概护卫她。她也尽己所能帮助我，比如擦桌凳，比如削铅笔，比如缝衣服钉扣子……
我们同桌时间不长，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越刮越大了。母校，顿时被卷入了呐喊的浪潮。学业荒废了，追求淹没了。我噙着泪花，辞别母校，悄然无声地回到村里。
复课后，她找到我，缠着要我和她一起去镇中学读书。我婉拒了，她无奈地独自走了，她是一步一回头地哭着走的。
1970年12月，我报名参了军。她得到口信儿，一夜未眠，精心缝制了一个绣着“留念”二字的绿色针线包，还将姐姐青秀保存的一本《毛主席诗词》索要到手。离家的那天清晨，她请了假专程从学校赶回来，亲手把针线包和《毛主席诗词》送给了我。
我知道，这小小的针线包和这本诗词，凝聚着她的一片深情啊！手捧针线包和《毛主席诗词》，我的鼻子酸酸的，不只是感动，说不清的情感，像潮水一样在我的心中激荡。
1999年阳春三月，回老家时，我驱车120余公里，去邢台看望担任市政府法制办主任的她。她满面春风地置办了一桌酒席，还约来小学同窗李东芳陪我喝酒聊天。当四妮得知我即将转业时，真诚地劝说我，要回到邢台市工作，并许诺她可以帮忙周旋。我告诉她说，正团实职干部，必须要经过邢台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四妮一听，哑口无言了，脸上呈现出一种无奈的表情。那天，四妮谈笑风生，可没显露丁点儿有病的迹象啊。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次相见却成为了诀别。
而今，针线包几经搬家已不知了去向，那本《毛主席诗词》一直被我珍藏着，王清云却步履匆匆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每每翻阅《毛主席诗词》，每每凝视四妮扎着红领巾，一脸微笑的照片，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便涌现心头。
语文老师何风山
1986年初夏的一天，高小语文老师何风山，专程从河北老家来临汾找我。多年不见，何老师那额头上已经爬满了道道皱纹，两鬓已染上了丝丝白发。
当时，我在北京军区后勤部驻临汾某仓库当政治教导员、党委书记，何老师一见我，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因为家里比较穷，没有钱，让我给弄三四吨便宜柴汽油送回家嫌点钱，好为儿子盖房娶媳妇。
那时，全国油料都是特别的紧张，别说三四吨，就是几百公斤也很难弄到。没有办法，我只好把当兵后第一个存折1000元钱取出来，又提前支出了当月的工资，给何老师买了返程车票和汾酒，把剩下的800元钱，也悉数交给何老师，老师含泪收下了。
老师走后，我立即给在石家庄、长治等地的战友和家乡的同学取得联系，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没钱没物的出力，在大家的帮助下，房子盖了起来，何老师的儿子也娶了媳妇。
过了几年，这件事我淡忘了，何老师心中却一直有一个结。每每回家看望他时，他都会在我的面前流泪，因为家里穷啊！后来，他的条件好了，不顾我们的劝阻，把借我们的钱一一归还了。回到临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想着何老师衰老的面容，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那学生时代，忆起那段难以忘却的师生之情。
何风山老师是我的班主任，生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卒于20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公历6月23日），享年60岁。
初任教时的他20岁刚出头，长得眉清目秀，浑身透着一股“帅”气。因为，他和我们在年龄上差距不是太大，有着共同语言，所以，我们都愿意同他接近。他教我们语文，第一课上完，我便对他那漂亮的粉笔字、伶俐的口齿和渊博的学识产生了好感，同学们也都为能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
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事业心极强，讲课批改作业，一丝不苟。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成为何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的作业本上，每次都在“优”字后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的名字——何风山。我深知，那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何老师辛勤的心血和汗水!
为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他创办了“夜校”。每当夜幕降临，他不是组织我们复习功课，就是为我们解答难题。完了，我们躺在床上进入梦乡，他还要批改作业，书写教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何老师的体重轻了，双眼也总布满着血丝。但是，他只要看到学生们交上一份份优秀的试卷，就什么都忘记了，莫大的欣慰溢于言表。如果有谁学习成绩稍一落后，他准会找其谈话，了解原因，打气鼓劲，启发诱导，就像大哥哥给小弟弟促膝谈心，那话语好似一股股清泉，滋润着学生干裂的心田。
有一年夏天，下了几天暴雨，小河便开始涨水了。一次，我和张光辉趁中午上学之机，下到小河里玩起水来。我俩脱掉裤子，用草绳扎紧裤腿，两手撑开裤腰使劲住水里一按，裤子里便灌满气体膨胀起来，用手抓住拧紧裤腰，将下巴放在裤裆处，当成游泳圈。玩了好大一会儿，我估摸着快到上课的时间了，赶紧喊张光辉上岸。张光辉玩兴未尽，不肯上来，经过我再三催促，才勉强走出水来。
不料，走出水来，张光辉才发觉裤子不见了。我们赶紧下水去摸，水流很急，根本没有裤子的影子。我说：“别摸了，肯定是让河水冲走了。”张光辉急得不得了，光着屁股转圈圈。我急中生智说：“光辉哥，你穿着我的裤子回家拿裤子，我先躲在玉米地里等你，快去快回啊！”骄阳似火，晒得几乎所有的植物都失去了精神，感觉身上的汗水似小溪水般往下流。同时，也伴随着我的不耐烦。一段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张光辉，我穿上裤子，飞跑着来到学校，第一堂课已经结束了。
我俩被何老师叫到办公室。我心想，不是挨顿骂，就是挨顿打。结果，问明原因，何老师没有打骂我俩，只是讲了一番道理，提了几条要求，还给我俩补了课。那一瞬间，我非常感动，眼睛模糊了。
何老师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业，而且关心我们的政治生命。一日傍晚，我找到他，腼腆地说:“何老师，我想入团。”他问：“为啥?”我愣了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人家都说入团好。”看着我那纯真而又幼稚的劲儿，何老师扑哧一声，笑了。他拉我坐在身边，给我讲了一大通为啥入团，怎样争取入团的道理，使我心胸豁然开朗。在他的启发、诱导和帮助下，日，我填写了《入团志愿书》。报上去以后，我盼呀，盼呀，盼着能早点戴上那枚神圣的徽章。
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骤起，我那平静的母校，顿时被卷入了呐喊的浪潮。何老师，也因为他父亲何玉轩是校长——所谓的“当权派”，而受到牵连挨了批斗。我望着昏沉沉的天，昏沉沉的地，深深地忧虑、叹息。何老师却坚定地对我说：“人生，就像一叶小舟，行驶在大海之中，总会遇到风浪的，但只要有勇气，终会到达光辉的彼岸!”
听了这叩动心扉的话语，使我对他的尊敬又升高了一步，好像面前的何老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圣像，是那样的可亲可敬!
运动越搞越大，学校停课了。当我要告别母校之时，一股依恋之情袭上心头。我紧握着何老师的手，眼里噙着泪花，久久、久久，不忍松开。他拍着我的肩膀，赠给我一句话：“走出校门，千万不要忘了学习，知识可是无价之宝啊!”这句话，我牢牢地记在了心底，不论走到哪里，都坚持在学海里泛舟。
后来，何老师担任了临西县摇鞍镇中学校长。他仍痴爱着教育事业，痴爱着他的学生。就是在他患胃癌期间，也毫不例外地关心着教育事业，直至走完他最后的人生之路。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在军旅生涯中，刻苦自学，取得了初中、高中、大专文凭，多次立功受奖；转业地方工作后，在文学创作上更是进步很大。每逢人们赞扬之时，我总忘不了他，高小语文老师何风山……
“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我想，这不正是对何风山老师最美好的称誉吗？！
参加文化学习班
1983年初，根据部队的统一规定，凡是入伍前没有初中毕业的干部，一律要参加文化学习班，补习初中全部课程。要求是“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时间八个月，由各师级单位自行组织。我们属于北京军区后勤部石家庄第七分部管辖，便在石家庄宜安物资库参加了文化学习班。
学习班学员共有80余人，分八个班，每班两间相通的房子，十个人的铺位连在一起。当兵的睡通铺，已经成为了习惯，可是，我最怕有响动。白天不要紧，最怕的是晚上，呼噜声、梦话声、磨牙声，此起彼伏，让睡觉特别轻的我，真是受尽了折磨。尽管如此，终于可以有机会学习初中文化了，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2月21日，我走进了文化学习班，晚上，我爬在床铺上写了《参加文化补习班》小诗一首，抒发了自己激动的心情：“脚踏校门情激昂，四方学友共寒窗。携手相助同起步，文化补习谱新章。”
参加文化学习班的学员，文化程度、入伍年限、出生年月参差不齐。为了摸清底数，文化学习班特意组织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因为我高小还没有毕业，只学到小学数学的通分。当拿到考试卷一看，傻了眼，许多数学题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稀里糊涂做完题交了卷，最后只得了24分。
上数学课时，我看到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潦草的字母X，不知怎么回事，便举手提问：“老师，这乘号为什么还要拐弯？”
老师笑着说：“这不是乘号，是英语中第24个字母，读音eks，代表为什么。”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写为什么，为啥要写X？”
老师说：“现在给你说不清楚，以后你会知道的。”
话音未落，教室内响起了一阵哄笑声。
从不服输的我，发奋学习，刻苦钻研，时间不长，便赶了上来。第二次数学考试，我得了95分，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一次数学自习中，遇到一道难题，同学们商量来商量去，怎么也解不开，去问老师，恰巧老师不在。中午吃饭时，我边吃饭边琢磨，蓦然间，我想到了解法。饭未吃完，我就兴奋得一溜小跑着回到宿舍，一口气将这道数学题解了出来。有个同学看了我的解式，不相信地摇着头说：“就你那点文化水平，能解出这道难题来，太阳真的就从西边出来了。”我拉着他找到了数学老师，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课堂上点名表扬我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希望大家要向王友明同学学习。”
这一下，我在文化学习班出名了。但我没有骄傲自满，学习更加一丝不苟了。3月18日夜，我写了一首《攻关》诗：“课程进度日渐深，拦路虎守文化门。海迪精神刻心间，奋发攻关送难神。”我以此激励自己刻苦学习，奋勇当先。
文化学习班除了数学、语文、地理、历史外，还有化学课。我从未接触过化学知识，虽然学习了一段时间，仍然学习得不扎实。第一次化学考试，我得了56分，没有达到及格水平。
从此，每当上化学课时，老师总是点名让我回答问题，解化学式。我感觉既丢人，又厌烦，却无可奈何。一位同学悄悄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考试及格，老师才专门点你名的，老师的书本背面写着你的名字呢。”趁课间休息老师不在的空档，我查看了一下老师的书本，背面果然写着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名字，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如梦方醒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下次考个好成绩。午饭和晚饭后，别人或午休或散步，我却独自爬在床铺上复习化学书，遇到不懂不会的问题，不是请教老师，就是求助同学，星期天，更是如此。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次考试，我便得了99分。老师有点不相信，在黑板上专门列出一道化学方程式，点名让我来解。我走上讲台，迅速解开了方程式。老师立刻又列出一道化学方程式，点名让另一位同学来解。这位同学扭扭捏捏地走过去，在讲台上站了很长时间，就是解不出来。老师笑眯眯地推了一下这位同学说：“下去吧，你考的100分是假的，王友明考的99分是真的。”
结业考试时，我所有的课目全部达到了90分以上，荣获“优秀学员”称号，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
10月20日，是我们结业的日子，文化学习班负责人作了小结讲话。与其说是小结会，不如说是告别仪式。负责人带着感情说：“同学们，在你们光荣地完成了文化学习之际，我们满怀着对未来军营生活的无限憧憬，对文化学习班十分眷恋的心情，最后相聚在这里，共度‘告别文化学习班’这一难忘的时刻。握不住的只能是那些逝去的时光，留给我们的，却是八个月的美好回忆，以及同窗的深厚情感。当你们就要与文化学习班挥手离别时，请带走我最真诚的祝福：祝你们工作顺利，捷报频传！”
听着这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我的心湖泛起一阵阵情感的波澜。于是，我写出了一首《黄壁庄抒怀》：“黄壁八月弹指间，四场应试唱凯旋。学友挚谊紧结缔，一朝辞离泪如泉。今虽依依惜别去，昔日同窗难忘还。待到征程回首时，留却诸君忆当年。”
每当忆起这些往事，一种温馨，一种快乐，依然会流淌在我的心田。
文补校里读高中
1985年1月，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按照部队首长地安排，时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驻临汾某仓库助理员的我，同仓库主任樊俊胜，副主任张金国、许振江，卫生所医生孟庆福等战友一起，就近参加了临汾市（县级）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读高中课程。
我们进入文化补习学校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我们每天半天时间，要在部队正常工作，只有半天时间参加文化补习，根本就跟不上课。但是，我们还是加班加点，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我的数学基础比较差，可语文基础比较扎实，尤其是作文更是胜人一筹。每次老师布置了作文作业，我都能完成得又快又好，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
两个月后，便到了毕业考试阶段，拿到复习范围资料，我不分昼夜，抓紧复习备考。经过考试，我们的各科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并颁发了高中《毕业证书》。
从老师手里接过证书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真是沉甸甸的，毕竟这份证书来之不易，更多的是靠老师的辛苦教育和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同学们一个个充满感谢的鞠躬，一张张喜悦的脸庞，让这场毕业典礼有了一个最快乐的内容。
此时的教堂，早已被感恩之情所塞满，感谢老师的谆谆教诲，感谢同学们的友好陪伴。就这样，伴随着喜悦与不舍，我们结束了毕业典礼，大家依然不愿离去，或站或坐地谈论着曾经，憧憬着未来！
逻大哺育我成才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形势迅猛发展，各层次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有效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同时，也为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业荒废的遗憾，以圆我的大学梦，我于1985年9月，报名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党政专业的学习。捧着函授入学通知书，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终于可以圆我的大学梦了。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以在职成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函授为主要教学手段。每天工作之余，我都潜心阅读各门函授书籍，按时把完成的作业邮寄给辅导老师，辅导老师批阅之后，再邮寄回来。党政专业共有逻辑、现代汉语、写作、哲学、中国古代史、应用文写作、古代作品选读、法学概论、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应用等十几门课程，均采取开卷考试的办法。学习进程采取学一门考一门的办法，考试成绩及格就颁发结业证书。考试题比较难，由于我学习认真刻苦，每次开卷考试，都能取得及格以上成绩，连年被评为优秀学员，顺利结业。1988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毕业证书。
逻大不仅圆了我的大学梦想，给予我知识与智慧，而且成为我走向光明的人生之路与文学创作成功之路的阶梯！
2002年3月，逻大2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了《时代英才——逻大学子风采录》一书，我的《没有逻大，就没有我的进步》一文，被图文并茂地靠前刊载；日，逻大22周年校庆之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学习之星”表彰大会，我获得了“学习之星”荣誉称号，深感光荣与自豪。
说心里话，我非常感激逻大，如果没有逻大的哺育，就不会有我今日的成长和进步。
工作之余忙充电
学习，经世致用，提升自我，从来都是干部从政的一个关键词。我经常想，自己作为一名军队干部，必须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才能胜任本职工作。
1985年1月至12月，我自费参加了《未来》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期间，我写出的散文《留下一片荫凉》，发表于《未来》杂志1985年第2期；诗歌《他，带走了……》，发表于《未来》杂志1985年第4期。诗歌后面的评语是：“‘独特发现’给诗人注入灵秀之气，战士离队时，摘下几片树叶，镶进相册，这是诗人独有的发现，他发现的是一颗眷恋军营的心，不必去解释那些概念，这种独特的生活细节，在人们的思索中，揭示了战士的思想品质。”
1985年2月至1986年2月，我自费参加了《女子世界》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取得了结业证书。
1986年1月至12月，我自费参加了《杜鹃》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期间，写出的诗歌《湖边的柳丝》，发表于《杜鹃》杂志1986年第1期。
1986年4月至1988年6月，我自费参加了北京财贸金融函授院会计系审计专业的学习，取得了毕业证书。
1986年1月至12月，我自费参加了《草吟诗报》文学创作函授班。评论文章《一枝红杏出墙来》，发表于1987年3月《草吟诗报》头版。
1988年1月至12月，我自费参加了《记者摇篮》报社举办的第3届第3期新闻写作函授班。期间，写出的通讯《胸有大局襟怀宽》，散文《十五的月亮》，评论《一枝红杏出墙来》，写作体会《通讯“六要”》，均发表在《记者摇篮》报。
整整几年的函授学习中，我系统性地学习了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取得了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学员。
1991年9月至1992年7月，我又参加了新闻学学习，掌握了新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业务知识与技能；了解了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国内新闻工作现状与发展趋势。
特别是后来几年，我担任了领导职务，尽管工作繁忙，事务缠身，我依然想方设法，利用工作之余忙充电。这些，为我独立进行采访、报道、创作，并获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从事的工作，更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读书年代的记忆，始终铭刻于心，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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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把学习文化当作启明开智的话，作者对读书时代的回忆，其实就是对“启明星”的回忆。出身于寒门的作者，从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便立下了“发愤学习，出人头地”的宏愿大志，在马庆华、何风山、任振明和崔玉振等老师的启明教育下，他夯实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虽说在“文革”运动期间被迫无奈辍学，但是，老师们语重心长的教诲，却像一颗闪耀的启明星，时刻闪耀在作者的心头。这颗启明星，后来一直照耀着作者前进的方向，给予作者以不竭的学习动力。在军官文化补习班，作者以不服输的精神，克服了学习中的一个个难题，完成了从初中到高中的补习，后来又自费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圆满地完成了逻大的全部学业，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大学文凭。并且在启明星的照耀下，作者又参加了新闻写作、文学创作和财会审计等专业的函授学习，均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结业证书。文章语言流畅，描述细腻，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堪称佳作，推荐共赏。【编辑：湖北武戈】【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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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王友明&马上参与评论
验证码：&&&&&
1&楼&&&&&&&&文友：&&&&&&&&
17:02:19&&&&删除评论
　　衷心感谢老弟的精心编辑！精彩的编者按！有关启明星的论述，太好了！学习，这真的是我人生征途中的启明星啊！祝福老弟快乐开心，秋日安康！
2&楼&&&&&&&&文友：&&&&&&&&
17:25:11&&&&删除评论
　　回忆那些为自己启明心智的老师和相关的往事，心中便会有一股暖流在涌动，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欣赏佳作，问候王老师，顺祝秋季安康。
回复2&楼&&&&&&&&文友：&&&&&&&&
　　老弟说得非常好，每每回忆起来这些往事，我的心中除了一点伤感外，最多的就是温暖。感恩那个时代，感恩那些老师！
3&楼&&&&&&&&文友：&&&&&&&&
01:02:48&&&&删除评论
　　以往的生活几乎家家贫困，学习条件也艰苦，可学习劲头很足。苦中有酸，酸中有甜，酸酸甜甜最后都化成温馨与别样的幸福。
活到老，学到老，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做真实的自己。
回复3&楼&&&&&&&&文友：&&&&&&&&
　　说得好！这样的酸酸甜甜的回忆，的确成为了幸福的记忆。正是那样的艰难困苦，锻炼了几代人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迎难而进的奋斗精神。谢谢妹妹的关注留评！
4&楼&&&&&&&&文友：&&&&&&&&
04:59:47&&&&删除评论
　　生活本是酸甜苦辣咸。王老师，您这是先苦后甜啊！作品的前半部分，感谢恩师的画面，看到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真的！如果有一天，您的作品能拍成一部电影，就太完美了！祝您创作愉快，秋季安康！
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
回复4&楼&&&&&&&&文友：&&&&&&&&
　　谢谢老师的光临、关注和评论！拍电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的素材还没有达到那么丰富。谢谢您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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