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钟后，男子终于被围观群众和前来交警叫醒。
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两周，引得不少村民前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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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逝世八十周年（）。我记得以前这两个日子，是有不少活动的。“诞辰纪念”，“逝世纪念”哪个意义更重大些？好像到了整数年，这意义方能凸现。鲁迅诞辰一百年的一九八一年，专门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和二十周年（1956年），都有大的活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即含纪念的意思。
　　八十年了。我想起了八十年前鲁迅死后的一个挽联所写的：“鲁迅先生你死了/我们誓要继续呐喊；鲁迅先生你死了/谁启示我们的彷徨？”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挽联：“呐喊如狂人为国而已/华盖育彷徨导民中流。”这两个挽联都是把鲁迅最有影响的两个书名恰到妙处地镶嵌在悲痛的情感里。挽联是生者对逝者敬重与怀念的一个表达方式，随着逝者的渐行渐远，后来者的表达方式会与最初有所不同，他们开始一本一本地搜集鲁迅著作的早期版本――这是参与者最多的方式，这种最常见的纪念方式最终使得鲁迅著作的早期版本越来越难以收集，甚至到了令集藏者绝望的地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知难而退”，这与“畏缩”无关，这么做了，我们也许同样可以达到我们向往的目的。我的“鲁迅逝世纪念刊”专题，就是面对现实的一种选择。史家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以后的纪念文献浩如烟海，不胜搜寻”。
　　我自己尤其对鲁迅的“纪念号”“悼念号”有兴趣。最近淘得一册《生活知识》，很普通的一本杂志，却隐藏着很不寻常的意义，它竟然是鲁迅逝世后，最快报道这个举世震惊“悲讯”的杂志。
　　《生活知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内九号寓所。最早向外界发布消息的是上海《大沪晚报》：“中国文坛巨星殒落，鲁迅先生今晨逝世，昨日起突发恶性气喘症医治罔效，今晨五时长逝遗体送万国殡仪馆。”我曾经写过：“报纸的消息报道速度比之杂志是快得多的，报纸是当日事当日见报，而最快的杂志已是鲁迅死去后的第六天了，这本杂志是《生活星期刊》，时间是日，它刊出的悼念文章仅两篇――胡愈之《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白危《记鲁迅》。”现在得到了《生活知识》，这个“最快的杂志”的荣誉就不属于《生活星期刊》了。
　　在逝世当月速度上胜出的刊物还有：《学生与国家》（10月25日），《通俗文化》（10月30日），《文化与教育》（10月30日），《现代青年》（10月30日），4本杂志共计刊登11篇悼念文章。十一月出版的鲁迅逝世纪念刊就非常之多了，知名的有《文季月刊》，《文学》，《中流》，《作家》，《光明》等。此时的纪念刊，由于组稿时间较为宽裕，外形及内容都厚重起来(自此，人们对鲁迅的逝世已从初期的沉重“悼念”慢慢转向持久的沉思的“纪念”)。再往后，每年逢临鲁迅诞辰与忌日，总会有一些杂志想到要用出一本纪念专刊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如今，这些鲁迅纪念刊已成为颇具长远珍存价值的出版物。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纪念刊的特殊意义，鲁迅去世一个月那天，许广平，茅盾，孟十还（《作家》主编），黎烈文（《中流》主编）等，去万国公墓悼念鲁迅，随后，田军（《八月的乡村》作者，鲁迅曾为此书作序）也来了，他除了和大家一起向鲁迅致敬，更是要把《中流》和《作家》两本鲁迅追悼专号焚烧在鲁迅灵前，让鲁迅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够看到哀悼文字。
　　鲁迅的逝世，在当年引发的震撼，于每个阶层是不同的。有说“就是我生身父亲死了，我也没像这样流过泪”――有说“鲁迅之死，比苏联的高尔基之死，损失要大到万倍”――有说“我们在嗷嗷待哺的时候，丧失了我们惟一的乳母”――有说“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有说“南腔北调，故事新编，威比热风，状隐彷徨”。每个人沉痛的程度有所不同，或如丧父，或如失友，但都可见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的影响，波及最大多数的心灵。
　　这么多的纪念专刊，当然也是代表了各个阶层的意愿，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写法自不能免。《多样文艺》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日出版），里面有8篇哀悼文章，其中有2篇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们眼中的鲁迅――“我一看他的神态，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身材不高，面色微黄，几乎有点像抽大烟的――DD这是他所深恶痛疾的恶习之一。”（董秋芬《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一霎时，掌声雷动，讲坛上便挺立着一个老头儿。他的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头，如果说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胡行之《关于鲁迅先生》）在当时和以后的许许多多悼念或纪念鲁迅的文章中，我喜欢读的是与鲁迅有过亲身接触者写的文字，他们的直观感觉总比泛泛之论来得有意思，他们在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悼念情感时，又敢于如实地表达自己对崇高者外貌的直观印象。我们可以对一位我们从未有过来往的贤者发上一番敬仰之情，但是这份情感里或多或少欠缺一点真实，因为距离才能产生敬仰，而距离又往往误导我们的判断。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被与他交往过的人中的大多数和未与他交往过的人中的大多数都共同崇敬的话，这个人才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人。鲁迅，无疑是这样的人。
　　而今，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作家，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恐怕一位都不存于世了吧。这样的话，假使有什么纪念刊物要出的话，也不会超得过以往了，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奇谈怪论搀杂进来，那样的话还真是不必多此一举的好。
　　纪念专刊（也有称专号，特辑）除了文字资料非常丰富，还留下很多珍贵图片（照片，木刻，速写），更有鲁迅遗容的即时照像，即时速写，诸多艺术家被最大的哀痛激发出最大的才华，在不容有丝毫差错在不可能重复的极短时间里，为我们为后世保存下来鲁迅最后的魂魄。感激这些名字：司徒乔，力群，楷人，沙飞。纪念刊中图片最多的是《作家》杂志，多达八十余幅。
　　1946年10月，时逢鲁迅逝世十周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出了“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第三卷第四期，日出版）。编者就“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求答问，组织了一批很有意思的文章，作答的有：萧乾，刘西渭（李健吾），臧克家，罗洪，施蛰存，茅盾，王西彦，沈子，林焕平，田汉，熊佛西，安娥，魏金枝，周而复，任钧。
　　有几位假设鲁迅活到1946年，也会像闻一多那样死去。“也许鲁迅先生会活到抗战胜利。但今天，鲁迅先生也必然已经死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侥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说这话的是与鲁迅有过争论并占了上风的施蛰存；“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恐怕也难免被刺，正如闻一多和李公朴一样。”（任钧）；“假如诗人闻一多先生会走出书房；假如老夫子马叙伦先生会放下经典；假如温柔敦厚的君子叶圣陶先生会哑声嘶喊；假如银行董事篑廷芳先生会请愿挨打；假如一个秀才会被逼得造了反，我不敢想象鲁迅先生活到现在。”（刘西渭）。
　　不能想象，不可想象，也许，本就没必要去想象。你可以以一个十年的历史来想象鲁迅，再以第二个十年来想象鲁迅，再再以第三个十年来想象鲁迅（因为鲁迅短寿，他活到八十岁是有可能的），到今天以第七个十年来想象鲁迅如果还活着。鲁迅，给了我们大而无边的假设空间。有时候，我们提的问题，连历史都回答不了。非要一个答案的话，任钧的假设也许最说得通：继续呐喊，绝不彷徨。鲁迅离去八十年了，这连绵至今的一本一本纪念刊物，象征着鲁迅精神依旧鲜活地代代相传，而且必将被后来者更深刻地理解着更正确地发扬着更珍爱地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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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路和大陆新村
发布日期: 15:21:20
作者：惜珍
摘自：上海的马路
&&& 在多伦路的斜对面，和四川北路相交的一条小马路就是山阴路。山阴路的名字让人想起绍兴的山阴道，鲁迅先生的散文《好的故事》把它描述得美不胜收。不过，鲁迅住在这里的时候，这条路不叫山阴路，它叫施高塔路，是以1896年任工部局总董的英国人JamesLScott姓氏命名的。1943年改名为山阴路。这条路由工部局于1911年越界筑造，长约600米。沿路两侧主要为上世纪20至30年代建造的里弄住宅和花园住宅。建筑风貌依然如昔，只是当年窄窄的马路如今拓宽了，这让原先躲在深处的老房子被无奈而又突兀地裸露在熙熙攘攘的马路当口，无数优雅的围墙篱笆被拆除，自然少了不少韵味和神秘感。而一些曲径通幽的小弄堂也已永远消失，连同它们里面的故事。
&&& 好在鲁迅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大陆新村&还在，藉着它依然可以回到这条路的过去。
&&& 鲁迅先生是在日由拉摩斯公寓迁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1弄（今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是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于1932年建成的6条弄堂共61幢独门进出的新式住宅，包括今山阴路132、144、156、168、180和192弄。大陆新村的房子都是红砖红墙、红瓦盖顶的三层楼建筑。原本是大陆银行给自己职员盖的宿舍，内部条件在当时是非常好的。租金十分昂贵，几十两黄金也只能买个使用权，每月还得交不菲的资金。鲁迅当时化名周裕斋。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他是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 大陆新村是新式里弄，鲁迅住的是132弄的最后第二幢。现在按照鲁迅生前居住时的情况复原。推开黑漆铁门，迎面是一个十二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侧西墙下有一个小花圃，上面种植着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右侧东墙下，曾种过鲁迅喜爱的牵牛、丝瓜以及内山完造夫人送的南瓜籽，并曾结出过两只沉甸甸的南瓜。穿过天井，踏上台阶，进屋便是会客室。中间摆着一张黑漆西餐桌，周围摆着5把椅子。沿西墙放有书橱、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留赠的西式拉盖书桌。书橱上方挂着一幅《读&呐喊&图》的油画，东墙上挂着一幅《太阳照在贫民窟》的木刻画，下面是海婴的玩具橱，南窗下是许广平的缝纫机。会客室后面是一间用花玻璃隔扇隔开的小间，里边放着一张八仙桌，4把镂花圆座椅，这是鲁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通过餐室，沿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前间是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靠东墙是张双人黑铁床，沿西墙放着大衣柜、茶几、两把藤椅和一只梳妆台，梳妆台上陈设着外国版画。北墙五斗橱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海婴出生后16日的油画像。南窗上糊着彩色玻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和茶具。桌前时一张木头转椅，书桌右侧是一张藤榻，想来，先生写作累了便会靠在上面休息并思考吧！后间是储藏室，两边的木箱上盛放着鲁迅举办版画展览时的镜框，一只多层用品橱内放着着鲁迅的修书工具、药品和医疗器皿等杂物，还有一只瞿秋白留下的红色破皮板箱。三楼前间是海婴和保姆的卧室，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一米长进两米的阳台。一次，鲁迅和许广平呕气，就独自去躺在阳台上，小海婴以为这样躺着有趣，也挤进去躺在父亲旁边。鲁迅的气一下子烟消云散，哼了一声，下楼吃饭去了。室内除了一张大床外，陈设简单。后间是客房，泛着简易的卧具、桌椅和书橱，瞿秋白、冯雪峰都曾在这里避过难。三层楼上还有一个晒台，可以晾晒衣被，逢年过节，还能燃放烟花。鲁迅住在这里时，前门平时不作进出用，除非生客来访才开启，以示隆重。信件、邮件、报纸、杂志等也从后门投递。在这里，鲁迅会见过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和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人。&&& 大陆新村所在地为越界筑路&地区，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书斋为且介亭&，并以此为名编了《且介亭杂文》集。
&&& 在这里，鲁迅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四年半的岁月，除了写下大量杂文外，还翻译了《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文学作品。时至今日，大陆新村鲁迅卧室窗边的日历还停留在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日，梳妆台上的闹钟指针也静止在那个悲伤的时刻：凌晨5时25分。
&&& 大陆新村对面就是东照里（今山阴路133弄），隔仅一条不宽的马路。东照里原名日照里，建于1920年，是一群仿日式的三层楼建筑，东照里12号2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朝南居室是瞿秋白夫妇曾经住过的地方。1933年2月初，瞿秋白夫妇从南市紫霞路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寓所避难，但鲁迅家也并不安全。鲁迅便托内山夫妇租下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的一间房，瞿秋白4月初搬入，4月11日也从拉摩斯公寓迁入东照里对面的大陆新村。那段时间，鲁迅几乎每天都去看望秋白夫妇，有时带些书籍、文具或日用品、食物，附近面包房有刚出炉的面包就买些趁热送去。瞿秋白在晚上也常去马路对面的鲁迅家坐坐。瞿秋白在东照里居住的短短三个月里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任务并写下了17000多字的序言。东照里12号这个房间是他俩友谊的历史见证。
&&& 山阴路133弄口的墙上有一块镌刻着瞿秋白故居的铜牌，上面写着山阴路133弄12号的字样。走进弄堂，却不见12号的门牌，连11号都没有，只能凭借相邻的10号和14号的门牌来猜测12号的所在。是不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厌烦了过多造访者的打扰，故意把门牌摘下的呢？我不得而知。只能略带惆怅地望一眼被树叶掩映着的12号二楼的窗户，悄然地离开了。不久前再度造访时，发现12号门前已挂上了瞿秋白寓所旧址的铜牌。
&&& 在山阴路四川北路的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正门左侧的墙上，镶着一块白色碑石，碑石上端有鲁迅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的塑像，这里便是内山书店的旧址。
&&& 1929年，内山完造辞去了推销员的工作，并在施高塔路11号（今四川北路2050号）增设了内山书店营业部，不久，这里便成了内山书店总店。施高塔路上的内山书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沿街弄堂房子，书店楼上为内部用房，底层是营业部。中间是书店入口，店内东西北三面墙和中间摆放着书架，中间书架后面是个小小的空间，中有圆桌和一只日式火钵，四周是一些椅子，顾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谈。其中靠书架的一只椅子是鲁迅的专座&，椅子面朝里，坐在上面，店堂里的人只能看到鲁迅的背部，起到了保护鲁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内山书店门口沿街处摆着为行人供应茶水的茶缸。
&&& 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现代日本文学830种中译本绝大部分是由内山书店经销的，尤其是左翼作家翻译的330种书，全都是通过内山书店销售的。鲁迅就曾在内山书店买了1000册以上的书，内山书店还出售国民党当局禁售的各种进步书籍，因为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当局也无可奈何。当时鲁迅的书几乎都被禁了，但在内山书店却依然能买到，而且销路很不错。不过售禁书毕竟有风险，因此这些书并不公开陈列在书架上，熟悉的读者，只要询问店员，店员就会视情况悄悄出售。&&& 那时，鲁迅常常到内山书店去，除了买书，还常常坐在他的专椅&上和老板内山完造聊天，内山夫妇也常去附近的鲁迅寓所作客。为进一步扶植新兴木刻，日、15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合作在施高塔路的千爱里40号举办了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参观者如潮。鲁迅在大陆新村楼上窗口望到隔壁的千爱里双流不息的人群，便高兴地放下手头的工作，跑到会场去照料一下亲手布置的展览。
&&& 内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爱里3号（今山阴路2弄3号），建于1928年的千爱里是日本式样的里弄住宅区，即今四川北路号街面住宅8幢及山阴路2弄内三层住宅5排45幢，内山书店在街面第一排。内山寓所在弄内，是一幢三层砖木结构住宅，红红的洋瓦，三角形的天窗，所有门窗均配有穹形的木框，外墙用卵石装饰。当年，这些小巧精致的房屋多为日本侨民居住。当时取名千爱里，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及千家&之意。内山夫妇住在这幢房子的底层，斜直对着内山书店的后门。门口过道呈半圆形，走进去，前半部是内山先生的书房，后半部用作内室，中间用四扇中式落地长窗相隔，内室的柳安木地板上铺设有榻榻米。走道尽头是卫生间，里面有一只洗澡用的半人多高的大木桶。1934年因内山书店两名店员被捕，为防意外，内山完造在8月23日请鲁迅在自己的寓所避居到9月18日，两名店员被释放后，鲁迅才回到大陆新村。鲁迅与内山完造相交十年，内山深刻理解了鲁迅，也深受鲁迅精神的感染。鲁迅也把内山作为可信赖的朋友，鲁迅逝世前一天，他还支撑着写了一封信给内山：&&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许广平拿了信，急忙赶到书店交给内山。这封信竟成了鲁迅最后的绝笔，现存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内。
&&& 内山完造在充满日本生活气息的千爱里一直住到1942年，前后达十年之久。当年，这里的房前设有木栅，庭院里植有红松和杉树，并种着各式花草。而今屋前的木栅已被砖砌的围墙代替，原先用卵石装饰的外墙面现已改为拉毛水泥装饰，唯有当年种植的两株杉树还在，而且已经长得高过屋顶了。你可以看到大门上悬挂着内山完造寓所的牌子，只可惜物是人非，里面早已住进了许多毫不相干的居民了。不过，千爱里还是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条弄堂一边是高高的围墙，把原本窄窄的弄堂衬托得很幽深。最难得的是千爱里的绿化，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两个浅浅的花坛，上面种着冬青、黄杨等常绿植物，而且所有的围墙上都爬满了藤本植物，深锁的庭院里露出高大的树枝。去时正值初夏，结满了累累硕果的枇杷树伸展着繁茂的枝叶，碧绿的水杉直冲天际。每一条支弄里的树叶两边相结成一条绿色的甬道，像这样情调浓郁的弄堂委实不多见，更难得的是它的静，只听见鸟声不绝于耳，还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使人几疑误入桃花源中。突然感觉，比起这里，沪上的那些新建的豪宅似乎便俗了。
&&& 与鲁迅住处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3弄9号（今山阴路156弄29号）是茅盾住过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这里。与鲁迅相邻，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两人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兼以《申报&自由谈》为阵地，写下大量抨击市政的杂文。1933年春节，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的郑振铎回上海过年，顺便来大陆新村看望茅盾，商量创办《文学》。1933年7月，三十年代上海大型文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由茅盾负责创办了。茅盾在这里住了两年，于1935年3月迁出。他在这里写下了《春蚕》、《秋收》、《残冬》农村三部曲。&&& 1946年5月，茅盾夫妇从香港来沪，因此时上海的房子已不好找，于是，便住进大陆新村1弄6号（今山阴路132弄6号）朋友欧阳翠家的二楼，和鲁迅的住处在一条弄堂里，只相隔两个门牌号。可惜，鲁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无缘相聚了。茅盾在此写下大量的杂文、文艺评论、翻译作品，并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反内战斗争自由宣言》。同年12月，茅盾夫妇应邀访苏，大陆新村茅盾居处的二楼聚集了许多来送行的人，郭沫若、叶圣陶等还一路送到船上。1947年12月茅盾奉命离开上海去香港，结束了在此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寓居。
&&& 山阴路恒丰里77号是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及全家于日回到上海的暂住处，当时，这里是冯乃超经营的群益出版社所在地。郭沫若在这里只住了几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阳路上。
&&& 如今的山阴路上静悄悄的，甚至找不到一处可以喝咖啡品下午茶的去处。路旁的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式样，虽然陈旧，却不失典雅的韵味，绿叶掩映中深锁的重门足以撩拨你的想像。路上梧桐树阴下有几条油漆斑驳的木头长椅，上面坐着的老人很有气质，也许，是不经意间被这条路熏染出来的。走在这条路上，你会感受到一种恬淡、安宁和祥和。上海文联-鲁迅先生在我的青春――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去世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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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我的青春――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去世80周年
　　在文学的高点看上海，可以看到一个很坚实的背影；曾经在旧上海彷徨和呐喊，是一面旗帜……　　许多年过去了，鲁迅的文字已融入我的生活。儿时，看到“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故乡》）居然并不觉得怎样的好；我也写得出的呀。许多年以后，隔着无数个冬日，空气清冽，往日的温润，被抹了去了。天是一色的灰，落光了叶子的枯树，静静地立着，才觉得，“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那是一支有灵魂的笔呀。　　我的小学和中学，就这样在鲁迅的文字里度过。　　许多年，总是要寻觅鲁迅的踪迹，像歇歇就要回到一所学堂，回到一个家，想起先生带我去见识人生的那个遥远的黄昏……这就是我心目中青春的鲁迅。　　青春是我读书的光阴。青春是我长见识的辰光。青春有我的鲁迅先生。青春期的日子里，总也绕不开鲁迅。我有个亲戚也在大陆新村，是27号。儿时，去走亲戚，到了这里，总觉得是要去拜见鲁迅先生，总觉得就像到了鲁迅先生的家一样，一种景仰与神圣。　　鲁迅的家――我一直以为，鲁迅故居，最具有家的实在……　　先生1927年10月回上海后先住在景云里。1933年4月，搬至现山阴路132弄（原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鲁迅先生在上海最后的寓所。　　大陆新村是一群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故居底层前间是客厅，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狭小而简朴。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东面是张铁床，沿西墙放着大衣柜、茶几、藤椅等。南窗糊着彩色玻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等。窗边壁上的日历维持着原状：民国25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凌晨5时25分，显示着先生逝世的日期和时间。距今八十年。　　这里的讲解员带游客参观，总是将人带到9号门口，自己拿钥匙打开门，就好像引领客人到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亲近感。先看到客厅，吃饭的地方，中间有屏风隔断的，碗橱里放着很多日式的餐具，讲解员说，这是内山完造从前跟鲁迅家经常走动，互送吃食后留下的。感觉这真的很生活。　　“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鲁迅《上海的儿童》）1933年9月，鲁迅是这样描述“北四川路一带”的，可以看出，那时的鲁迅还是有点好心情的。郁达夫夫人说起当年鲁迅在虹口的日常生活，也认识“这三个寓所都在东区，我们则在沪西，相距很远，但毕竟交通尚便，搭1路有轨电车即到。景云里是一条石库门弄堂，大陆新村9号是一幢单开间的三层洋房，也很普通，底层为会客室，里边放有周海婴的玩具，二楼为卧室和书房，三楼为客房。”　　鲁迅和许广平的双人床是黑色的旧式铁床。两头有四根铁杆，可以撑蚊帐，前面两根铁杆上挂着一长条绣花的“帐沿”。这是用十字布制的，绣花的是许广平。郁达夫夫人回忆道：“鲁迅问我绣得好不好，我连说：‘很好、很好。’这倒不是溢美之词，她确是绣的十分灵巧生动。”在这里，总会想到鲁迅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某一个细节，如看到晒台，就想起先生的文章中说到他有时和许广平拌嘴赌气抱着海婴到晒台上睡觉的事情。晒台在北面。大家就去看晒台，一边遥想当年先生抱着孩子在晒台上的样子。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无题》）这是日，先生在这里发出的声音。在晒台上，放眼望去，前面是距离很近的相似的房子，先生就在这里连着他的浩茫的心事，并于无声处听得惊雷。　　在这里，先生还给他的母亲写了48封书信，多为介绍自己、广平以及海婴在上海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尤其说了许多小海婴的成长经历和上学情况，舐犊之情充满了字里行间。日，先生在书信里写到：“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亦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狲称霸王而已’。”文字俏皮而亲切。从这一时期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到，先生的身体大不如前，但他还一直在信中宽慰母亲。　　在先生去世的前两天，即10月17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还说，“此病岁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可见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一日，先生在日记中还记到“往内山书店”，但在18日给内山的日文信中已觉出不好，拜托内山给须藤打电话速来看一下。其实在9月5日，先生似乎就已有预感，并交代自己的后事，其中就有“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死》）　　“山阴”是绍兴古县名，是先生的故乡。山阴路就这样与先生联系起来，也与我的孩提时代、青春生活、文学启蒙关联着。　　先生让我感受着上海，在那时，便培养起我最初的伤感，像是这个城市里一类特别的学龄男子。“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鲁迅：《孔已己》）那好像便是在说我。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的我，骨瘦如柴的体格，甚至还有过气胸的病史。我现在觉得，便是这些呼吸道与肺胸的不良症状，让我在那时，颇容易地走近了鲁迅。还有，便是年轻时候那些个深夜，精神特别亢奋，点起香烟的时候，便想到鲁迅的事儿，翻来覆去读几本鲁迅的书，一些句子――“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还是在冬天，在虹口，白昼出奇的短，夜里便多了读书写字的辰光。“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在虹口，鲁迅似乎从来没有困觉的辰光，瞌睡也没有。“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从此，我便晓得了深刻。　　这便是我青春的日子。时间失却了意义，语言似疲惫了，眼睛里看到的，都在变老，还咳嗽，骨头倒是越来越硬；奋力地散着微光，像冬天里的日头。鲁迅带着我，似旅人匆匆地赶着路。据说他穿黑色胶鞋。比较酷。从中学生开始，那时候，我们吃过早饭――泡饭，大饼油条，“多乎哉？不多也。”在课堂里直坐到日高中天，饿瘪了肚皮，其中的功课忘记了，惟有鲁迅的文字，记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终于松了口气。下课的铃声响了。　　日落西天，暮色四起，天也就黑了。在那时，没有什么娱乐，城市沉入一片静谧之中，“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下了一天的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一切是死一般的静，死的人和活的人。”“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这些句子像是鲁迅专门在深夜为抽烟的男人准备的。他自己也是在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抽着烟弄出来的。咳嗽着。这使我觉得，住在虹口，到了夜里，就可以写小说了。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只要夜里睡不着，便可以写小说了。就开始写小说。　　先生还告诉了我许多快乐。春天里。“这一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我不知道，这“罗汉豆”是否就是小豌豆。每年春天，我都买来小豌豆，当偷来的“六一公公”的罗汉豆来吃。小菜场里买来，煮一大锅，滗了水，洒了盐，连锅端，翻上几翻；一边吃，一边就念叨着――“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许多个夜晚，我在心里默念着鲁迅的文句，外出，归来。去虹口公园，看鲁迅先生，每一次行走，总会有所收获。我心满意足地离开，将一本书卷起来握在手中。那书卷在握的感觉让人想到书卷气。对于男人来说，那是个“美誉”，从形象到内在。我为此去虹口公园走的时候总把自己拾掇得干净整洁。这符合人们心目中的读书人的形象……我的青春少年时光里，以自己习惯的姿势，跟着先生漫无目的地观望，随想，有一些东西一闪一闪。我有一度缠绵于想象，在那些细节的杂乱和分解之中，某种东西在记忆里持久，犹如一座桥；它时常在夏季生命露裸于户外的时候，架在一片水上。
来源:上海观察&作者:程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