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的再探讨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武国友
摘　要：关于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发端问题,从时间上看应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其"源点"并不是某一个村,而是"多点开花";农村改革是以"包"字为核心"多源汇流"的总体性成果;从全国的角度看,农村改革兴起的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适宜的政策环境和农民渴望温饱、维持生存的内在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
　　目前学术界对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发端时间、发端形式、发端原因等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就此，本文也进一步作些研究和探讨。
　　一、新时期农村改革究竟是何时发端的
　　关于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发端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最普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是由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引发的。199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新闻报道中,多家媒体把小岗称为!农村改革第一家";《半月谈》杂志也认定小岗是!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1]。权威性杂志的报道,宣传效应极高,很多学者也都以此为依据,称小岗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包产到户的真正发源地是!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其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当年的主要亲历者万里[2]、周曰礼等都认为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搞得早[3]。第二,从时间上看,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确实早于凤阳小岗村。第三,从特点上看,山南区的包产到户:一是范围较大,传播很快;二是带有明显的组织痕迹[4]。虽然以上两种观点很流行,但其"最早"或"发源地"等说法都值得再研究。
　　新时期农村改革最早的"发端",从时间上看应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其"源点"也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村,而是"多点开花"。
　　从开始实行承包制的时间上来看，"多点开花"的特点非常明显。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的时间来考察,过去流行的说法是1978年12月,或1978年冬。但从实际情况看,应该是1979年春。1978年秋,种麦之前,只有20户、115人的小岗村,根据上面的规定,分成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各作业组内部又"闹"了起来。队领导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要求再分组。经公社领导同意,便分成了4个作业组。刚分为4个组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原因是:组越小,劳动中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直接。十多天后,队里瞒着公社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作业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但父子、兄弟之间还是存在利益问题,也无法继续合作。此时,已"到了10月,&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了"[5]。梨园公社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队会计,三人组成了新的队领导班子。面对僵局和混乱,他们决定!分户单干?。然而,此时村子里的人基本都外出要饭了,除了村干部外,男人"就只剩下5个老头(关庭珠、严秀昌、严家生、严有怀、严家其)"。于是他们又开始!招呼所有在外面要饭的人回来?。!过大年不久,正月十五之前,在外面要饭的人基本都来家了?。有天早晨,他们把18户农民找来开会,一起商量后,他们!分开(包到户)了?。按此时间推算,小岗村!包干到户?应是1979年春。另外,当年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辛生回忆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也是"1979年春天"。[6]据1980年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关于《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所载:!去年(即1979年--笔者注),这个队搞了包产到户?。再有,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在回忆中也认为小岗村是!去年(1979年--笔者注)搞了包产到户"。[7]从上述几份资料看,小岗村开始包干到户的时间是1979年春,而不是"1978年冬"或"1978年12月"。退一步讲,即使是在"1978年冬"或"1978年12月"小岗村开始包干到户,也比肥西县山南区要晚一些。1978年夏秋,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由此引发。可见,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早于小岗村。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就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发端,很多地方的包产到户还早于山南。
　　有的地方开始包产到户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77年或更早。如浙江台州地区的临海镇皂树村,早在"1977年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8]。在广东省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民们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也较早地实行了包产到户。早在1977年冬种时,湛江地区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就实行了各种作物联产到户的试验,谁种谁收。到1979年上半年,该大队全面实行包产到户。惠阳地区的紫金县上义公社也较早实行包产到户,到1978年冬,该公社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现责任到户。[9]在河北,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是大名县万北村第一生产队。1977年麦收后,万北一队就开始实行农业责任制了。当时,万北一队是全公社68个生产队的倒数第一。当年春天又逢大旱,小麦亩产仅收64公斤,不仅没向国家纳粮,社员的口粮也保不住,每人只分了32公斤小麦。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建议!不如干脆把地分到户?。这个意见得到广泛赞同。夏季,队里80亩玉米田按劳力多少分到各户,"生产责任落到了地块"。[10]"责任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秋粮比上年增产30%。秋后经民主决定,以后长期实行分包责任田的办法。在云南,"1977年冬天,楚雄州元谋县大塘子生产队率先创造和实行&四定一奖&,即定面积、定产量、定措施、定报酬到组,超产得奖的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1977年9月,大塘子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元谋县委书记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集体农业必须建立严格的&四定一专&责任制,即按专业分工的原则,建立定劳力、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到作业组的生产责任制?。他的建议信引起了楚雄州委的重视,于是由元谋县委书记李香庭亲自带队组成工作组,到大塘子生产队,帮助"落实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首先于1978年底在楚雄州得到推广。根据大塘子生产队的经验,楚雄州委提出全州农村应实行"专、定、奖"(专业承包到组、定工定产、超产奖励)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1]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并日益得到发展的农村改革中,虽然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和凤阳小岗村的影响较大,但它们不是最早者,早在1977年或更早一些时候,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就已经开始萌生,而安徽的山南和小岗则是"多点开花"中的两个点。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山南和小岗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典型意义不可低估,它们的探索和试验对中央的决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新时期农村改革究竟是怎样发端的
　　新时期农村改革究竟是怎样发端的,即如何看待它的"源"的问题。从前述"发端"的情况来看,新时期农村改革实际上是"多点开花",若从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涵来看,它则是"多源汇流"的"总体性成果"。
　　之所以认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多源汇流"和"总体性成果",主要理由有两点。
　　第一,从"源点"来看,新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多源涌流",它包含着农、林、牧、副、渔各业承包探索的有益成分。在新时期农村探索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有的是从副业生产起步的,如贵州农业合作化以后,在三年困难时期,一些边远偏僻的生产队暗中实行"包坨坨"(包干到户)的办法。从此,在贵州农村这种包干到户形式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在副业生产管理上,生产队一直公开实行包干责任制。1979年9月,省委在《关于执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情况和今冬明春农村工作安排意见》中,肯定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于是,各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由暗转明,迅速推进。[12]有的地方是从经济作物的承包开始的,如1979年宁夏引黄灌区的贺兰县在四十里店公社搞了经济作物的包干到户、联产奖励。中共贺兰县委及时总结推广这些典型经验,同年冬季在全县871个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已有680个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了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87.1%。[13]有的是从牧业承包开始的,如西藏,1978年夏在牧业生产中,"对畜群作业组实行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两定一奖&制度[14]。新疆牧区,从1979年5月起借鉴农区改革的做法,"实行以&定劳力、定畜群、定草场、定畜产品、定工分、包生产成本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为内容的&五定一奖一赔&制度"[15]。有的从专业承包开始,如一些果树、小块林地和各种专业技术项目的承包等。也正是由于各种行业的"承包"都在新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发挥了有益的探索作用,所以,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现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责任制。"[16]
　　第二,从"承包方式"来看,新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多种"承包方式逐步演变发展的结果。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农村实行过各种承包方式,在政策的"禁止"下，基本从农民承包土地这一层面退出,但"包"字在农村一些小件包工、小段包工、技术工种等专业领域或副业生产中始终存在。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农村少数地方仍然暗中实行着包产到组"[17]。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很快开始将"包"字再度运用于农业生产,采取各种"包产"的形式。在承包方式上,由"包"字出发,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终全面确立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中,"包产到组"是以作业组向生产队包产,在完成生产队的包产任务后,包产部分仍然上缴生产队实行"大锅钣"分配,超产部分虽然由作业组自行分配,但仍然在作业组内按"工分"统一分配。这种承包形式,虽然较"大呼隆"、"大锅饭"前进了一步,但不能完全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因此农民称它为"二呼隆"、"二锅饭"。于是这种承包形式很快便被"包产到户"所取代。虽然"包产到户"中的"超产"部分全部归包产者自己,但"包产"部分仍然由生产队或作业组"按工分统一分配",在分配上依然带有平均主义的痕迹,因此,其最终由"包干到户"所取代。"包干到户"是将土地、生产资料、上缴国家及集体提留的任务全部分配到各家各户,"取消工分和统一分配",农民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后,生产成果剩余部分全部归自己所有。在整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包干到户"最具彻底性,因此它最终成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从上述情况看,在新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多源流汇"的特点清晰可见,但在"汇流的过程"中,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其中有一个对陈旧保守思想逐步克服、对各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逐步选择和党在农村的改革政策逐步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边远山区和单门独户开小口子。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宽松政治气氛的呈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偷偷"搞起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为包产到户敞开了政策之门。但是,考虑到包产到户政策一出台,就等于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一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因此,当时党的有关部门为寻求稳步前进的办法,从各方面考虑,设想了三条:一是先不提放弃人民公社,只是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生产责任制,冠名为"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即继承、完善五六十年代包工、包产、大包工、小包工、包工到队、到组、到人那一套做法。二是责任制里又有多种形式,不是一刀切,可以给群众多种选择机会,包工、包产、包干、到组、到劳、到户。明确不将自己的主观偏爱强加给群众,尊重群众选择。三是先从大家最容易赞成的地方开始,一步步推行。[18]1979年春,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召集7个农业大省及其中已经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尝试的3个县的同志,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开会,讨论责任制问题。会后发出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继续规定了"&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不是单门独户的地方有人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不批不斗,不要勉强纠正"[19]。这个文件给包产到户开了个小口子。
　　第二阶段,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向整个贫困地区放开。为了解决这类地区的吃粮问题,在姚依林主持下,经邓小平同意,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1980年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明确赞成不同地区可以搞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当时提出了分三类地区,贫困的搞包产到户;先进的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中间的自由选择。1980年秋,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责任制,产生了体现分类指导的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试验的结果,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其他地区也能增产。从此农村改革就开了"大口子"。[20]
　　第三阶段,是给包产到户上社会主义的"户口"。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逐渐成为主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时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则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坚持不住"。75号文件说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当时的农村都说自己是贫困地区,于是就普遍地搞起来了。但是改革的阻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上层领导干部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国家农委和农业部的某些人,总是把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作为反对包产到户的尚方宝剑,有人甚至攻击包产到户是糟蹋了"社会主义的江山"。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农村改革的阻力,胡耀邦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21]。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说单干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视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胡耀邦的讲话进一步为包产到户鼓了气。但是仍有些地方基层领导干部想不通,在思想上"顶牛",撒手不管。于是,1981年12月由胡耀邦提出,在万里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最后把它作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最大贡献是它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22]文件还强调: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已"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23]。这个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农民吃了"定心丸"[24]。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中央的正式肯定。
　　从新时期农村改革个别承包现象的出现,多种承包方式的试验,以及它们最终的走向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以"包"字为核心,并围绕"包"字由专项承包、专业承包、小型承包、小段承包不断规范而逐步形成的。因此,它的"发源",实际上是缘起于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未曾间断的"包"字。
　　三、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的偶然与必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什么会在屡遭禁止的情况下再度发生,这其中究竟属于偶然还是必然。虽然已时过30年,但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目前,从人们的一些认识看,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新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看做是1978年安徽大旱"借地度荒"这一偶然事件引发的,如《农村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这样写道："1978年夏秋,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积极性。肥西县山南公社群众自发搞了包产到户。"[25]安徽农村改革之路》一书认为:"&借地度荒&这个看似有着正当理由的措施,成了诱导和引发包产到户产生的桥梁。[26]《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也认为,1978年秋,安徽的"包产到户"是"凭着&借&地的缘由","找到了复活的机会"[27]。从上述资料来看(当然,以上引述仅仅是众多持这一认识者的一部分,其余的在此不加赘述),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新时期农村改革的起因追溯到1978年安徽大旱!借地度荒?这一偶然事件上。当然,如果仅从新时期安徽的农村改革来看,这一认识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如果从全国的情况看,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兴起则另有其必然性。
　　从全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起因看,虽然其中有多种因素,但最主要的则是以下三点。
　　第一,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必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原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最终就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即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村逐步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生产关系上的变革,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并在实际上能够使用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使劳动者在生产资料面前具有了平等的权利。同时,这一经济体制,通过农业合作化,改善劳动组织,加强分工和协作,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种生产关系适应了我国当时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不过,这种生产关系在其三项构成(即所有制、生产管理和产品分配)中,有两个方面即生产管理和产品分配方面都还不完全符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因此,它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改革这种生产关系,采取更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经营管理模式就成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正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内在要求的具体体现。
　　第二,它是强调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生产力大政策的直接产物。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变革的要求,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变革,适宜政策环境的出现是变革得以实现的前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起三落",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四川等一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浙江温州专区包括有1000个合作社、10多万户农民所进行的包产到户。这场试验,由于效果很好,一度得到有力支持。1957年1月,《浙江日报》还发表文章大加赞扬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这一创造。但是,到1957年夏季,包产到户就受到了批判。195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文章,点名批判包产到户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的错误[28]。这场试验遭到失败。这是包产到户发展的一起一落。
　　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江苏、湖南、甘肃等许多地方又一次兴起包产到户。但又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反右倾?运动所打断。庐山会议结束不到半个月,江苏省委发出《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随后,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通知,强调这!实际上是在农村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发和批判?。包产到户再一次被压了下去。这是包产到户的二起二落。
　　从1960年冬天起,中央再度开始了被"反右倾"打断了的纠"左"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面对经济十分困难的形势,"河南、四川、安徽、甘肃等省区"再次兴起"包产到户"[29]。这一次,波及的省份更多,范围更广。在全国,以各种形式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几乎占总农户的20%。这一次复发的包产到户,在安徽,得到省委书记曾希圣的支持;在中央,还受到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田家英的支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但到1962年包产到户又被压了下去。这是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一方面说明包产到户是适合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如果没有适宜于其发展的政策环境,也是难以坚持和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得以迅速发展,正是强调解放思想、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生产力这种适宜的政策环境使然。
　　第三,它是人民群众渴求温饱"冒险闯关"的直接结果。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三起三落的历史,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起步的一道严重障碍。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之初,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敢公开支持包产到户,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也没有哪一个是公开支持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相反,有关文件大都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尽管是一些"不许",但人们在"温饱"和"生存"的严峻考验下不得不"冒险闯关"。从安徽省的情况看,1977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30]。1977年冬,仅"凤阳县外流逃荒的农民就达到1.3万"[31]。小岗生产队"大部分人都在外面要饭",他们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每天能有两顿稀饭"[32]；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原来的政策和制度(指人民公社化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实行了几十年以后,首先引起了农业经济危机。人口增长,吃饭问题无法解决;人均粮食始终只有300多公斤。其中除了吃的口粮,还有饲料、工业用粮;在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粮食不能自给,要靠进口。整个经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33]对这种经济状况,后来江泽民指出:"当时有二亿五千万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34]正是面对"温饱"和"生存"的严峻考验,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维持生存",不得不甘愿"冒着&受批判、&蹲班房&的风险&[35]",开始偷偷地进行农村改革。农民"吃饱肚子"、"维持生存"的渴望就成了驱动农民进行农村改革的直接动力。
　　综上情况不难发现,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发生并迅速推向全国,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安徽的!借地度荒?,而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适宜的政策环境和农民渴望温饱、维持生存的内在要求等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北京　100080)
　　参考资料：
　　[1]《半月谈》资料室:《难忘的"第一"》,《半月谈》1999年第23期。
　　[2]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3]参见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第315页。
　　[4]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5]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6]《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159、305、307、236页。
　　[7]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国农村改革发端》(内部资料),第175、35页。
　　[8]台州晚报?日。
　　[9]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印发〈关于当前农民工作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日)。
　　[10]《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河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74-375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88--289页。
　　[12]参见《贵州农村合作经济简史?编写委员会编》贵州农村合作经济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3]张远成:《"塞上江南"展新姿,改革开放结硕果---改革开放前期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第174页。
　　[1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第98页。
　　[15]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第12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63页。
　　[17]《安徽农村改革之路》,第168页。
　　[18]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社会科学报》日。
　　[19]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社会科学报》日。
　　[20]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社社会科学报》日。
　　[21]吴象:《胡耀邦和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2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第页。
　　[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第1064页。
　　[24]吴象:《胡耀邦和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25]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第13页。
　　[26]《安徽农村改革之路》,第184页。
　　[27]陈锡文、赵阳、罗丹:《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28]《人民日报》日。
　　[29]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30]参见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万里的代序言]第7页)。
　　[31]《安徽农村改革之路》,第158页。
　　[32]《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305、304页。
　　[33]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新华文摘》2004年第8期。
　　[34]《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35]《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170页。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宋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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