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1935年，国际货币经历了金本位制由稳定到崩溃及信用货币应运而生的时期。中国则走过了货币发展的异常复杂时期，从清中后期主要流通银两、铜钱和纸币（含私票），到晚清民初流通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纸币（含私票）等货币，以及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再到发行金汇兑本位下的信用货币（管理通货）——法币。[1]在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体系以及相关的货币史和金融史的著作已经很多。[2]但依据金融学学理，仍有深化的必要。本文研究的近代货币特指自1890年中国机制银元产生至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的中国货币，力图将历史学、经济学（金融学）、钱币学三者结合起来，对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进行分析，总结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些规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 白银核心型的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货币本位（standard）是一国货币制度所规定的货币的基本单位与价值标准。金本位是以一定量的黄金来表示和计算货币单位价值的货币制度；银本位是以一定量的白银来表示和计算货币单位价值的货币制度。此外，还有因经济发展状况及金银供给等问题引发的两本位制，即金银平行本位制和金银复本位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平行本位制下的金币和银币可以自由铸造，而复本位制下的金币与银币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的。[3]“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4]“任何时代金融交易都是贸易交易的自然延伸”。[5]金融的发展加速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进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崩溃、金本位制衍生的如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流行及向管理通货（纸币）发展几个较大的变动阶段。[6]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各参战国禁运黄金、纸币停兑黄金，导致国际金本位制实质上被废止。战后，随着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7]各国也相继恢复金本位，但实际上黄金的地位被大大削弱。除美国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和英国推行金块本位制外，其他国家则大多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美国即使实行金本位制，为了减轻压力，也极力主张以国际金银复本位制来替代金本位制。[8]金汇兑本位制经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岌岌可危。1931年9月，英国第二次放弃金本位。[9]为维持国际贸易，英、美、法均组织各自的货币集团，同时，世界币制也发生变化。随着中央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信用货币（管理纸币本位、管理通货）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10]1840年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货币本位并没有与国际接轨。近代中国的货币，种类极为复杂，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有：银两、银元（自铸和外国银元两大种类）、制钱、铜元、银行券、私票等。[11]时人多认为近代中国货币“芜杂紊乱”[12]，是“最复杂的一种”，外国学者认为近代中国货币“缺乏体系”[13]，甚至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14]。具体到光绪朝中期以前的货币本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有两种：银钱平行本位[15]、银铜复本位，[16]其学理来源均为上述西方金银平行或复本位制，实际均不确切。因为清代流通的银锭和铜钱都近似本位货币。但是银两是可以自由铸造的，[17]而制钱却被清政府严格控制和管理，严禁民间私铸，私铸首犯及匠人均治以处斩等重罪。这与金银平行本位制中金银均可自由铸造为币的原则大相径庭。此外，制钱是由贱金属——铜及铅、锌铸造而成，这与西方货币本位制度中两种货币金属均由贵金属构成，有着明显区别。无论是对货币单位，还是主辅币制度，货币本位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中国的称量货币——银两的基本单位“两”及成色在国内却千差万别。[18]此外，尽管清政府在清初就规定了银一两等于制钱一千文的比价，政府也极力维持，但实际上银钱比价随行就市、时有变化，银两与制钱并非主辅币关系，这与复本位制中两种货币金属的法定比价是不一致的。因而此时的货币与严格意义上的任何本位制度均有较大距离。那么，自光绪朝机制银元出现后，中国是否开始进入银本位时代呢？光绪十六年（1890），广东钱局银厂开始铸造银元，随后各省纷纷仿效，使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出现新的等价物——银元，掀开中国近代货币史新的一页。1905年10月，清政府财政处拟定《铸造银币分两成色章程》十条，[19]确定了本位货币为库平一两；1910年又订立《厘定国币则例》，[20]规定了银币的重量及其辅币；1914年2月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5条，[21]对银币的面额、重量、成色、辅币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有学者由此认为此时中国已为银本位。不过，这些条例仅是具文，当时流通领域中的银质货币——无论银两、银元还是银角，均按重量、成色天天有行市，彼此之间并非主辅币关系，[22]从而谈不上银本位。对于晚清民初的货币制度，学者多因纷乱的货币现实而将之归为多元本位。[23]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均为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环境之中，那么，中国近代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货币体系呢？实际上，中国近代币制是十分独特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银行学学理上的本位含义可以对应，其构成实质是十分独特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明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铜钱为币的传统改变，铜钱和白银（银锭和银元）均开始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24]清初沿袭明制，钱粮收银。顺治十四年（1657），“直省征纳钱粮多系收银，见今钱多壅滞，应上下流通，请令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银则尽数起解，其钱充存留之用，永为定例”[25]，从而强化了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在市场流通中，早在乾隆年间，市场用银已占据相当主导地位。当时朝廷下令“各督抚转饬地方官出示剀切晓谕，使商民皆知以银为重，不得专使钱文”[26]，商民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即使边远的西北地区也是如此。[27]之所以宜称之为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是因为近代市场上各自流通复杂多样的货币（纸币是硬币的货币符号）均以白银为核心兑换，并在市场上与之发生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货币市场，在1915年8月前为龙洋（龙洋折合银两数）行市，此后改为鹰洋行市。[28]自1919年6月废两改元前，上海货币市场每天挂出各种货币行市以及相应银两借贷利率，分别为：每日银元一元合规元的“洋厘”约期买卖的银元市价即“期洋”；银辅币十角合规元的“小洋”；规元一百两合铜元的“铜元”；银元一元合铜元的“兑换”；小洋一角合铜元的“角子”；小洋一角需贴水合大洋一角的“贴水”，这些每日公布的货币行市均是以银两、银元、银角标价的。此外，相当于当时借贷市场基准利率的“银拆”（即规元一千两之日利）也是以白银标价的。[29]其他各地亦有相应的类似组织以银两和银元为标准，每日公布当地的货币行市。[30]可见，白银居于货币市场的核心地位。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与银本位的最大不同在于：银本位制要求的是单一银本位币及相应的辅币制度，而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没有单一的本位币，银元和银两均发挥着类似本位币的作用。同时没有辅币制度，银角、制钱、铜元实质上都不是银元或银两的辅币，均可独立在市场流通。整体来看，法币改革前，近代中国的各种货币都与白银关系密切，均可通过比价折合为银元、银两，但折合比价是动态的，这与西方国家货币本位中非常重要的比价严格固定的主辅币制度毫无共同之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是中国货币向银本位发展的阶段，发展过程是日益向银收缩。最初表现就是晚清民国后造币厂大量铸造的银元，一方面取代铜钱等传统货币，另一方面侵消市场上的银两地位，并导致虚银两制度形成。虚银两制度以一些区域性的大中城市为核心，并影响广大区域，如上海九八规元、天津行化、武汉洋例、绥远拨谱、营口炉银、安东镇平银、汕头七兑等。铜元随着银元流通及自身的滥铸，价值日低，使用范围缩小，实质是向辅币地位转化。1933年，中国政府废两改元，标志着中国进入银本位时代。[31]二 外国势力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一）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核心是白银，其货币表现形式是银锭或银元。1943年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世界产银量最多的地区为北美中部、南部。17世纪秘鲁、巴西发现新银矿，18世纪墨西哥几占该世纪银产量之半。但是，以白银为币的中国银产量“殊无几也”[32]。明代以来，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国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33]至近代，中国产银量仍非常有限，[34]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年产量不足5万两。[35]1925年调查发现中国的产银地仅有五省，总额为35569两，其地域分布如表1。表1 中国各省的银产量因中国产银量有限，白银的输入自然十分重要。据杨格统计，1888—1931年中国共输入白银达103700万盎司。[36]白银由外部供给这一特点对近代中国经济影响巨大。晚清的白银外流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白银风潮均可归结于此。由于白银的外部供给，中国货币市场上极易创造出新的货币（如私票），日益激化复杂货币体系内的竞争，还导致中国很长时期内都是商品和白银双入超的国家。[37]晚清中国国门被打开后，逐渐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白银的需求日增。1890—1928年中国净入超白银627177427关两。[38]1918年中国成为白银纯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白银达2350万关两。1925—1927年的白银进口分别为6300万关两、5300万关两、6500万关两。[39]1928年、1929年两年更为突出，分别净进口白银10640万关两、10580万关两。与此同时，黄金净出口近200万关两。[40]货币量的多寡对经济是否发展影响十分巨大。因中国经济体内的货币量决定于白银的进出口，而白银的流动掌握在外人之手，导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强力控制。（二）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白银的输出入与近代中国的货币数量、价值、汇率及内外贸易均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上海的对外汇价以伦敦大条银价格为标准。[41]中国白银输入早期，由于外商对华贸易逆差，需要向上海输入现银抵补。随着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位置的确定，即沦为原料的产地及国外商品的市场，中外贸易日益扩大，国外实行金本位使白银在国外成为普通商品，再加上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日益向银收缩，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近代中国形成了对外贸易常年逆差而白银仍大量进口的奇异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居于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是唯一的白银市场。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的银价由伦敦银市确定，银价的涨跌操于伦敦银市。[42]伦敦市场有上海银条行市远期、近期两种价格，而纽约行市则仅有一种价格，一盎司白银的价格以便士或美金标明，每日9：30均由汇丰银行与外汇行市一起挂牌公布。[43]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输入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从伦敦白银市场通过外商银行购入白银。“伦敦银价的议定，常要探询汇丰，麦加利在上海交易的多寡；而伦敦现银的市价，则由上海汇丰银行隔日挂牌公布，决定当日上海对英汇价。”上海银市“大条银的交易，没有固定的市场，主要在银行、特别是在外国银行中进行，并且常常同外汇、标金互相套做”[4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地位上升、实力提高，特别是其对世界产银量控制的加强，[45]时人言：“银贵银贱，其价格定之于伦敦，定之于纽约。”[46]纽约银市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世界最大银市之一。上海大条银转而多从美国输入，数量超过了英国。如1931年，上海来自美国纽约的大条银达661000条，是来自伦敦112000条的5倍。[47]仅纽约一地就有50余家银行接受中国各银行代理白银的交易。[48]外国白银是支撑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资金链的重要砝码。《申报》时常报道大条银由伦敦或纽约运至上海，在上海银炉熔铸成上海通用的银锭（二七宝银）的消息。[49]据统计，1919—1931年，上海进口的大条银有325000条熔铸为银锭，占进口总数的39%。[50]其余的大条银则转运至国内其他重要商埠，如天津、南京、杭州等地，铸造宝银或银元。由于大条银与英汇、印汇存在投机市场，故也有少量大条银再由上海重新出口，运至印度孟买或重返英国伦敦套利。[51]1919—1931年，中国共计输出大条银41000条，占同期进口总数的5%。[52]（三）外商银行控制中国白银在近代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银行得银者得天下，银行的实力源于其对白银的控制力。汇丰银行就是如此。“建立以白银为基础的银行，是在中国实行资本迅速和大量积累的有效途径。”[53]晚清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账户由汇丰银行掌管，款项存入该行。早在金本位时代，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就控制了大量白银，向中国各省地方当局提供高额短期贷款，其利率要比付给各存户如财政金库的四厘利息高出许多。[54]为了更强有力地控制白银，汇丰银行在世界各地广设分支机构，业务上注重金银的兑换，强调与金银业务相关的新金融工具的开发。汇丰银行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55]与此同时，近代中国连绵不断的战乱却对汇丰银行的存款持续增长十分有利。为了躲避战乱，使自己的财富更加保险，中国的有钱人将白银运到上海、香港，在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国银行开立账户。[56]而汇丰又通过对资金的掌握控制了中国钱庄。“汇丰银行在中国建立买办制度。香港的董事会企图控制信贷，依靠买办提供的拆款作为担保将其控制力延伸至钱庄。”[57]真实白银的持有量更能说明外商银行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1921年时，外商银行控制中国约70%的白银储备。[58]而1921—1934年的情况，从上海中外银行存银底数的比较中可窥见一斑，见表2。表2 1921—1934年上海各银行现银存底折合银元总数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危机前的1925年，仅从单纯的白银持有量考察，在华外商银行在白银存底上占有优势。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尽管华商银行白银存底已占优势（1933年因白银巨量外流例外），但考虑到外商银行对白银进口及对伦敦、纽约白银市场的掌握，以及此后由于白银贬值引发中国白银数量的绝对猛增，在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前在华外商银行通过掌握白银而控制中国的货币是毋庸置疑的。[59]（四）外商银行操控银两制度外商银行除了控制中国的白银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与白银有关的中国金融制度。近代银两制度的确立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自明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来，流通领域或如东南沿海直接使用外国银元，或如内地将银元熔化成银锭使用。但直到清代中叶，百姓还是得简单分辨银两成色，除官方平砝外，使用当地平砝。政府只规定了税收中常用的几种平砝，如户部库平、漕粮的漕平。近代以来，随着沿海沿江口岸的开放，英国商人和银行参与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种银两制度的制定。[60]上海开辟租界后，外国银行和外国商行交易最初使用的是西班牙银元，后因西班牙银元停铸，乃由外商银行与商界公议，于咸丰六年（1856）起以上海豆麦行通用的“规元”为记账单位，所有商品交易往来收付都按银元折成“规元”入账。[61]其后规元制度辐射到长江中下游和江南一带，成为近代银两制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没有外商的支持，上海九八规元很难取得日后其在中国东南地区货币核心的地位。洋例银是近代汉口对内对外通行的一种虚银两，在长江中游影响较大。汉口开埠后，外商要求按上海规元之例，将当地估平宝银980两当作洋例1000两，以此为标准形成了新的洋例银制度，此后汉口商家相沿成习，以前各种平色的银两制度逐渐湮灭，洋例银成为主体。[62]关平银制度更是如此。[63]五口通商前，外商缴纳关税均为“本洋”（西班牙银元），行商收取后再改铸成纹银（关铜锭），上缴国库。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法、美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新税则》《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规定海关使用银币收取关税，“交纳均准用洋钱输征”[64]，废止行商与公行制度，建立海关监督特许的海关银号。1843年7月13日经在广州分析测验，中英双方确认海关使用的银两在“平”上使用粤海关的“平”，成色采用纹银。粤海关的“平”即关平。这就是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新关税制度下产生的中国海关使用的银两——海关两。新开五口缴纳关税统一实行这种新的银两单位。以外国银币交纳关税，必须折算成这种银两单位。此后《天津条约》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65]再如民国年间仍在使用的青岛胶平银亦是如此。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青岛外国工厂产品仍以胶平银计价，中国人购买洋货仍需用胶平银，外商银行则可通过吸收洋商手中的胶平银，掌握其行市，进而操纵之。[66]三 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影响货币制度的确立有赖于币制的统一和规范，而币制统一和规范的前提是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晚清以来，中国币制极度混乱，中央政府难以对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实施有效管制，多次统一币制的努力均告失败。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正是中国近代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孕育的怪胎，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并给经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一）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传导经济危机由于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核心——白银由外国控制，故而世界银价的变动会引发近代中国的经济危机，[67]从晚清时期的银贵钱贱，到20世纪30年代的金贵银贱及白银风潮，中国经济危机的发生均有世界银价变动的重要因素。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时，经济体会受到货币数量的压力，导致物价上涨或下跌，并由此引起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种种规律性变化。由于白银的进出掌握在外人手中，这种变化只能简单地传导世界银价变动，中国经济的管理者不能进行人为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对中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银价上涨和下跌引发的经济危机即可证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金贵银贱”风潮。世界黄金购买力日见升腾，金本位国家物价日见跌落，经济恐慌发生。[68]当时国际上除中国、印度还以银为币外，白银在其他国家已是普通商品。1929年12月底金价突涨，到1930年6月金价达到最高，与1920年白银价格相差近五倍半左右。[69]风潮牵动全国。这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中国的反映。银价下跌一方面使货币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商品有利，从而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开工；并吸引了国外白银持有者涌入中国，使中国金融活泼，刺激了经济无序发展。[7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却使中国人的财富无形缩水，实际购买力下降，关税、汇率、外债、商业均受损失，“吾国货币，于国际之购买力，已减少其三分之一”[71]。银价下跌对中国财政更是致命打击。“今银价如斯低落，则向以关盐两项作担保之外债，亦将入不敷出”[72]。为了避免从清代以来诸如“镑亏”等金银比价的变化对中国财政产生影响，1930年2月国民政府在关税收纳中实施海关金单位，从而在此领域尽量抵消这一影响。中国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是银本位，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向银本位凝聚的过程。1929—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际金本位体系崩溃，从1931年9月到1932年12月，英国、日本、加拿大等17国先后放弃金本位。[73]1933年，中国政府废两改元，标志着中国进入银本位时代。1933年3月美国放弃金本位，次年6月后推行白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拉高银价，世界银价腾涨，[74]银本位下的中国，更强烈地因为国外银价的变化而发生经济危机。首先是引发中国白银巨量外流。1934年1—7月，上海出口白银达5000万元，8月份达8300万元。[75]7月至10月中旬合计流出白银约2亿元。[76]至年底上海存银总额已由上年的3.93亿盎司降至2.53亿盎司。[77]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中国的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下降到2.88亿元，[78]白银外泄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金融恐慌，并引发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金融市场票据收解寥落，各业款项收付呆滞。[79]在经济领域则是物价惨跌，大批工商业者破产，国际贸易衰败。[80]（二）价值尺度失衡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经济发展要求货币是单一的价值尺度，货币自身发展运动的结局也是如此。货币作为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重要职能就是简化商品价值比较，提高交易的效率和作用，是交换的润滑剂。[81]简言之，交易成本是订立和实施作为交易基础的合同的成本。[82]“使用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减少了需要考虑的价格的数目，从而减少了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当经济日趋复杂时，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功能所提供的利益愈益显著。”[83]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由于没有建立起主辅币制度，货币体系的几个层次在市场上均是相对独立的计账工具。如市场上存在多种货币，且其相对价值时常发生变化时，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职能就会发生混乱。近代上海，企业家和商人手中常常要掌握银两和银元两种货币以应对市场，这在近代资本极为缺乏的中国不仅是巨大的浪费，更是货币对市场流通和商品生产的阻碍。货币价值尺度的紊乱失衡使得市场价格体系失灵。以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核心银两和银元为例，市场上的商品以银两、银元两种货币定价，货币撕裂了市场。由于流通货币种类繁多，地方商会必须每天开会计算当天该地区市场上流通货币的相对价值。[84]银元和银两之间的价格变化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波动，[85]价格成了误导生产和市场的标向，大大增加社会生产成本。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由于其不同层次可单独地行使价值尺度职能，还加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铜币成为农民和市民生活的货币，而白银是城市、政府、商人的货币。复杂的货币体系还滋养了钱兑业等食利中介，是中国政治分裂、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之一。（三）币制落后引发相关经济制度滞后综观中外货币史可知，困扰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些现象，在百余年前的西方国家也曾出现过。近代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层面——银两是称量（计重）货币。作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核心，银两一直未能完全从原来的计重货币，抽象蜕化为“货币的货币”。实际上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的铜钱，经过漫长的演化才从名义上脱离了重量单位，抽象出“文”这一货币单位，发挥“货币的货币”的作用。而近代中国银两，亦经历了货币单位的抽取过程，第一步就是虚银两这种记账单位日益发展，但从整体上看，各地不同的虚银两由于强烈的地域性，总体上仍然没有完成从重量单位向货币单位的转变。相反，欧洲人早就知道货币的计算，并不需要真正的硬币，“在比较不同硬币的价值时，货币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86]。货币制度是金融制度的基础，币制落后，影响信用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发展。西方学者评论民国初年仍在营业的山西票号业务让他们想起“17世纪晚期的欧洲”[87]，而民国初年兴盛的中国钱庄业类似于百年前德国货币复杂的情形。[88]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重要的信用、金融制度的形成上，中国也落后于西方。早在12、13世纪欧洲就产生了结算制度及众多相应的信用工具，诸如追随商品交易而产生的信用工具——汇票。13世纪意大利商人利用汇票冲销债务，减少了易货贸易、现金支付的必要。[89]16世纪初，意大利通行的期票已十分普遍，本票也大量在市面上出现。“到了19世纪初，票据经纪人变成交换的供求之间的单纯的中间人；他们自负盈亏，依靠从银行得到的短期贷款。较大的票据经纪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成为贴现银行的。”[90]反观中国，传统的汇划制度出现于19世纪，而追随商品的汇票（而非山西票号等发行的单纯汇票）、庄票（特别是上海钱庄庄票）不但发挥作用的地域有限，而且出现的时期也很晚。[91]尤应注意的是，制度差异导致在西方基于货币制度自然出现并日益完善的金融制度，如股份制，[92]在近代中国大都还停留于制度引进的状态，呈现出传统经济制度下非自然的历史进程。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很值得深入研究。四 余论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相对统一，中国的币制改革迎来转机。废两改元是中国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进一步收缩的重要环节，这一体系的核心由两元并用而收缩为只用银元，是政府、银行、钱庄在当时经济环境下博弈的结果。传统钱庄掌握的银两体系及商业联系限制了银行的金融业务空间，引发银行与钱庄业务上的矛盾和竞争，实际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桎梏，也是导致1933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废两改元的重要因素之一。[93]银元取代银两、两元归一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近代货币自身运动的结果。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运动的方向，只能是银本位的建立。废两改元的成功，对于往日异常繁杂的货币体系是一次大的清理，顺应了经济和货币发展潮流。但相对于国际上更先进的币制而言，银本位仍然落后。由于中国不能掌握白银，很快就又陷入因世界银价上涨而引发的新一轮货币危机。1929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危机发生后，英、美、日等国极欲扩大海外市场，转嫁本国危机。中国成为列强共同的目标。美国首先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以“白银政策”影响世界经济，在国际币制发生动荡之时力图用美元取代当时英镑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执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牛耳；在亚洲，则利用白银政策使中国币制发生对美国有利的变化。它先是将白银纳入美元的货币准备，以便进一步与黄金脱钩，贬值美元；同时照顾本国白银资本家的利益，推行白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拉高白银价格。由此导致中国白银巨量外泄，引发了以银为币的中国金融恐慌。[94]日本则以侵略的方式直接获得市场，占领中国东三省，加紧在华北的分裂活动，利用银价高涨之机大量走私中国白银，加剧中国的金融危机。英国在不开罪日本的前提下，支持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力图把中国货币拉入英镑集团，从而进一步维持英国在华的传统利益和地位。[95]1933年后，各国更是以货币贬值为手段，开打货币战，以刺激商品出口，拉升本国经济。这对以银为币而无法任意贬值的中国经济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使中国货币在世界银价面前陷入两难境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改革。主要内容是：将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白银，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法币政策公布后，国民政府又推出一系列币改配套方案。[96]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认为：“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这场币制改革的特点被巧妙地掩饰。因为公开放弃使用白银作为通货，将使美国的白银政策显得荒谬绝顶——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了全世界最大的白银消费国脱离了银本位制。”[97]（见Maddison，1985）但是法币也有缺陷，打开的另一扇门是由于货币发行基本不受国家所持有的贵金属的限制，因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日后，国民政府正是由于战争因素所引致的法币滥发，导致民心更迅速地丧失。（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1] 本文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视域下的中国近代货币研究”（课题号10GJ015）的成果之一。洪葭管亦认为法币为金汇兑本位。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2] 相关研究论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映岚《中国货币沿革史》，东京砥斋1911年版；章宗元《中国泉币沿革》，经济学会1915年版；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世界书局1929年版；耿爱德（E.Kann）《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戴铭礼《中国货币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史纲》，周伯棣编译，中华书局（上海）1934年版；朱偰《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千家驹等《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 参见武康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页。[4] 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5]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7页。[6] 参见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7] 参见［美］约翰·H.伍德《英美中央银行史》，陈晓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8] 参见马寅初《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47页。[9] Gary Richardson and Patrick Van Horn，“Fetters of Debt，Deposit，or Gold during the Greect Depression？The Internation Propag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1，”Economic History Yearbook，Vol.52，No.2，pp.29-54，2011.[10] 参见李成主编《货币金融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5、30页。[11] 详见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货币金融史》（与陈晓荣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2] 这是日本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评价。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说：“一等国用（支票）转账，二等国用钞票，三等国用硬币，若四等国，并币而无之，则用生金银。”（《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编：《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而英国人毛里斯·柯里斯则称：“中国人是没有铸币通货的。其交换媒介就是作为金属的白银。”（［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页）[13] 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82，p.8.清末度支部币制顾问、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荷兰银行总裁卫斯林认为中国没有实质的本位制度，“Thus far China has had no real standard”，（Dr .G.Vissering，On Chinese Currency，Preliminary Remarks about the Monetary Reform in China，Amsterdam：J.H.De Bussy，1912，p.5）。[14] 赵兰坪编著：《货币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500页。[15]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485页。1962年杨端六先生就明确认为这是不完整的平行本位制（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页）。[16]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年）》，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第5页。[17] 乾隆时期，江浙大县银匠多的有数百名，小县有十余名。参见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奏陈整顿钱法之末议事》，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770-047，缩微号052-06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8] “清代时中国各地行用的平，总计起来，当不下一千种。”（张惠信：《中国银锭》，台北齐格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在清朝，中国全国所用的‘平’无虑几百几千种。”（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78页）“据民国初年中国银行调查，各地通用的平砝，即有一百七十余种。”（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30页）[19] 参见奎濂等校勘《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7辑，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180页。[20]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清政府统治时1840—1911》第2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3—789页。[21]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22] 参见金侣琴《银辅币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1927年3月10日；沧水《论推行新银辅币之必要》，《银行周报》第4卷第3号，1920年1月。[23] 192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博士（Edwin W.Kemmerer）受聘为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顾问，提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实施草案及其理由书》，认为中国当时为多元本位（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年）》，第5页）。[24] 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25]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3《钱币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6]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7] 参见甘肃巡抚鄂乐舜《奏复查办通省钱价大势平减事折》，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771-059，缩微号052-09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28] 参见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29] 参见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华通书局1931年版，第97—98页。[30] 20世纪30年代江西南昌汇划公所附设于钱业公会组织之下，“规元、洋例、银元、口拆、铜元、盐封、申钞、杂钞等行市，皆由公所挂牌，以为全市交易之标准”（参见杨祖恒《南昌之金融》，《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2—3号合刊，1933年1—2月）。[31] 因银本位刚一确立就发生白银风潮而导致法币改革，故本文所探讨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截至1935年的法币改革，即与白银基本脱离关系为止。[32] Tomoko Shiroyama，“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in the 1930s and 1950s，Tokyo：Hitotsubashi University，2008，p.4.亦可参见邵金铎《银价之研究》，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8年版，第1页。[33] 傅镜冰是较早涉足此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1933年发表《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行月刊》1933年第6期），考证了明清两代外国白银输入中国的不同时期和途径，并推算明末至清朝中叶外国白银输入的数量总计3.5亿元左右。另可参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34] 洋务运动中，银矿仅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广东香山天华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广西贵县天平寨银矿等开采，但成绩不大（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35] 参见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36] 参见［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37] 早在19世纪晚期，与英国皇家金银委员会有关的学者就对中国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每年要用100万至200万镑黄金平衡贸易，但是在1864—1886年，中国每年平均出口了10万多镑的黄金。而在中国出口黄金的同时中国的白银进口超过了白银出口，1877年，差额达530镑”（Royal Commission on Gold and Silver，Minutes of Evidence，p.21，转引自Wen Pin Wei，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New York：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ombia University，1914，p.35）。杨端六、侯厚培等通过对1858—1885年的研究，亦认为中国是金出口而银进口的国家，1889—1928年中国净出超黄金96760217两（参见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年第4号，第159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64—1065页）。[38] 参见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年第4号，第159页。[39]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40]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812—1930》，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版，第70页。[41] 参见潘世杰《白银市场》，杨荫溥主编《经济常识》第2集，经济书局1935年版，第90页。[42] 参见菊曾《伦敦的银市》，《钱业月报》第14卷第12号，1934年12月15日。[43] 参见杨荫溥编《经济新闻读法》，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38页。[44] 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62页。[45] 到20世纪20年代时，“属美国权利所管理之银矿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六”，“世界矿产之银，几有百分之九十系英美资本所控制。提炼产银于1929年所出产者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亦均为英美资本所控制。美国者占全世界总生产百分之七十三”（［美］Y.S.Leong：《银价研究》，杨先垿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1、93页）。[46] 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13页。[47] 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1932年1月。[48] 参见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第255页。[49] 参见《沪上商业之乐观》，《申报》1919年1月15日，第3张第10版；《一星期铸银数》，《申报》1919年9月1日，第3张第11版；《前日由美来沪之大条银》，《申报》1921年1月21日，第3张第10版；《一星期之熔银调查》，《申报》1921年1月23日，第3张第10版。[50] 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1932年1月。[51] 参见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52] 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1932年1月。[53] 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09.[54] 当时掌握汇丰银行的杰克逊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白银专家”，开创了1865年建行至1902年的杰克逊时代。在这个时代，汇丰银行的资产从4300万元增至22000万元，年度纯利润从50万元，猛增至1898年的600万元之巨（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第63页。另可参见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p.269）。[55] 中国以银为币，黄金白银的转换实质就是外汇交易（参见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1840—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56] 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57] 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p.512.[58] Frank M.Ta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ublications Office，1942，p.103.[59] 由于外商银行掌握白银，法币改革前汇丰银行能掌控中国货币的稳定，蒋介石曾授予汇丰银行经理郭礼宾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勋章（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页）。[60] 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页。[61] 参见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159页。也有学者认为是咸丰八年秋季（参见杨荫溥《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第88—89页；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62]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内国汇兑计算法》，中国银行管理处1915年版，第202页。[63] 关平银（关平两、关银、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计账货币单位，属虚银两。清朝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时，开始并无统一标准，中外商人均感不便。为统一标准，遂以对外贸易习惯使用的“司马平”，又称“广平”（“平”即砝码），取其一两作为关平两的标准单位。一关平两的虚设重量为37.7495克（后为37.913克）的足色银锭（含93.5374%纯银）。由于各地实际流通的银锭名称、成色、重量、砝码互不一致，折算困难，海关征税时，依当地实际所用的虚银两与银锭的折算标准进行兑换，关平银的实际计算标准并不统一，即使同一海关在同一时期用同一地方银两纳税，兑换率也不一致。1930年1月，中国政府废除关平银，改用“海关金单位”作为海关征税的计算单位（参见宫下忠雄《中国币制的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第11章“关平银制度”，日本学术振兴会1952年版）。[64] 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53、61页。[65] 从1843年的税则和1858年的改订税则里，还看不到“关平银”“Haikwantael ”或“Customs tael ”，这样的用语，只能见到“两”或“Tael”这样的货币单位，或者是“Sycee silver”“纹银”这样的用语。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1875年开始使用“关平银”这一货币单位。海关贸易统计发表开始于设置总税务司制度的1859年，同年Annual Returns of Trade 发行，1864年发行Annual Reports of Trade，1882年两书合并成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在海关统计中，价格单位1868年以前，“两”（各地方的银两）和“元”（外国银币）并用。1869年以后采用地方两制度。1875年采用关平银制度（参见宫下忠雄《中国币制的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第407、408页）。[66] 江礼璪：《述青岛废除胶平银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3卷第31号，1929年8月。[67] 参见姚庆三《近十年来我国金融演变之统计的分析及若干正统货币理论之重新的估价》，《国民经济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15日。[68] 参见路易士、张履莺《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版，第1页。[69] 参见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金贵银贱问题丛刊》，工商部工商访问局1930年版，第1页。[70] 参见［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29页。[71] 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6页。[72] 资耀华编：《金贵银贱之根本的研究》，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44页。[73] 参见李立侠、朱镇华《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74] 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75] 参见［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76] 参见《二十四年十一月份财政部钱币司工作报告（1935年12月21日）》，魏振民编选《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77] 参见耿爱德《十年来中国外汇之回顾（续）》，《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4号，1936年4月。[78] 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79] 参见魏友棐《现阶段的中国金融》，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6年版，第31页。[80] 参见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232页。[81]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探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82] 参见［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83]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李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84] 参见［俄］R.苏莱斯基《奉票的盛衰（1917—1928）：中国军阀时代的货币改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85] 马寅初举了一个关于布价格变化的例子。他说：“财政部的物价表上有一百几十样东西，几十样是用银子来计算的，还有几十样是用洋钱来计算的。”（《马寅初全集》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86] ［美］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87] 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n，and Finance in China，p.71.[88] Wen Pin Wei，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pp.40-41.[89] 参见［美］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5页。[90] ［德］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王庆余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5页。[91] 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92] 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是这一系列发明中最为突出的（参见［美］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第73页）。[93] 柏禹邨编选：《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94] 参见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95] 参见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96] 参见魏振民编选《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97]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