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背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后，SDR货币篮子权重构成变为美元权重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
　　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9伦敦年会上，该机构发布的名为《以伦敦视角洞察人民币》的“人民币追踪特刊”显示，从2017年7月2019年7月，全球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11.31%，数量从1989家增长到2214家。
　　其中，非洲和中东地区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幅最大，从2017年7月的143家增至2019年7月的173家，增幅高达20.98%。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为2.22%。同时，伦敦在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扮演领头羊角色。
　　【专题解读】
　　一、国际化货币及其职能
　　货币国际化是指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一个国际化货币的世界货币职能，就是在国际市场中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在此基础上，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具体的职能如下表：
　　通过上表可知，一种国际化货币能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具体来讲，它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货币替代、投资计价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储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币以及钉住汇率的锚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
　　1.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①提高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并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人民币国际化将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从而大大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因为它们将更容易获取大量的人民币资产。竞争力的提高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扩张。虽然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将大大有助于金融中心的建设。
　　②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
　　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是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的收益。所谓铸币税，就是货币发行人依靠其拥有的发行货币特权，从而获得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则其他国家就必须接受中国的货币收支逆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非常低的发行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的资金，从而能够低成本地占有和使用别国的资源，就像是获得了一笔金额巨大的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为我国提供一种新的国际资金来源渠道。
　　③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巨额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同时也增大了我们管理外汇储备的成本，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一部份的国际贸易将通过人民币来完成支付，这样就可减少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需要的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数量，从而有利于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并降低因汇率风险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
　　④降低汇率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更多的外贸和金融交易将由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因此，中国企业面对的汇率风险将降低;在计算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时，金融机构人民币资产权重的增加将降低风险。
　　⑤降低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历次美元加息周期，都会有国家遭殃。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进行了QE，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但我们无能为力。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时，全球资金会回流到美国，造成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要降低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十分脆弱;中国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一旦资本账户完全放开，可能会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中国正经受过度货币化。中国M2占GDP的比率为180%，一旦货币国际化，需要取消资本管制，但是如果取消资本管制，资本外流的规模可能十分巨大。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外汇交易需求将十分巨大，而且成本十分昂贵;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仍然有限，跨境资本流动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可能极易导致中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第四，中国经济结构仍然缺乏弹性，企业应对汇率和利率变化的调整十分缓慢，企业需要资本管制为其提供喘息空间;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本国货币政策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当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时，金融机构可以轻易的从国际市场获得人民币。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同理，当采取扩张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时，部分人民币会流出境外，货币政策效果也会被削弱。
　　第六，如果一种货币完全国际化，则意味着投机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轻易获得这种货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将非常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
　　1.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①金融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相匹配。更具体地说，由于货币市场存在缺陷，中国还不存在类似于美国联邦金率、英国官方贴现率和日本隔夜拆借率的基准利率，只放开了几个关键的并由市场决定的短期银行间利率。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一个更加自由的利率形成机制应该首先到位。
　　②人民币离岸市场
　　货币可兑换性和一种货币在国际定价、结算、购买和支付的使用的增加是离岸市场发展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离岸市场设立在货币发行国领土以外，不受货币发行国司法管辖，并且离岸市场是一种货币国际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发达的离岸市场，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③人民币汇率弹性
　　弹性汇率有助于远期市场上人民币的价格发现，有助于减少人民币汇率与均衡水平的偏离，减少货币价格的扭曲，特别是，人民币国际使用要求相应的资本项目自由化，那么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同时，又能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时，弹性汇率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
　　2.目前中国采取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总体路线图：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终到储备货币。
　　(1)第一阶段，实现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功能，进一步发展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持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央行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市场建设等等。
　　(2)第二阶段，扩大境内外合格投资者的数量，全面推进国际货币的双向流动，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投资货币涉及到的工作有：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包括人民币债券市场、存贷款市场、保险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资本账户开放，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流动。包括“沪港通”、“深港通”、QFII、RQFII、QDII、QDII2、QFII2、QDLP及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建设，逐步放开资本项目。
　　(3)第三阶段，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的汇率、利率市场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涉及到的工作主要是加入SDR，成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之一，这有利于外国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加入SDR的利益分析
　　(1)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可以成为很多国际商品定价国，中国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借贷，人民币可以被更多的国家需求等等。
　　(2)获得认可，提高人民币声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迫切希望通过加入SDR提升自己在IMF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声望。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实力获得认可，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配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比重。
　　(3)SDR的代表性将得到显著增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对建立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SDR货币篮子的作用明显。
　　(4)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国际货币无序变动，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下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入SDR篮子，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也有助于SDR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有序的方向发展。
　　【点评和例题】
　　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考点，随着我国国力的上升，近年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热点话题，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结合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改革等话题一起考查，颇受出题老师青睐。
　　例：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谈谈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解。
　　思路分析：
　　首先，要先点出货币国际化的定义，然后过渡到人民币国际化。
　　其次，要着重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优点，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同时也要捎带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进行对比。
　　最后，谈自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解，主要讲讲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或者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等等，还可以结合SDR的内容进行描述等等。

　　导读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中国式财政货币协同。　　要点　　3月即将迎来全国两会，中国将迎来怎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对此颇为关注。　　展望2023年，相对确定的宏观趋势是外需收敛然而内需扩张。我们认为2023年内需扩张需要依赖两个部门扩表，一是居民部门，二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扩表涉及QE、财政货币化等概念探讨，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财政货币如何协同。　　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财政货币化”过程中流动性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财政货币化”存在两种范式，中国“财政货币化”本质上是财政货币协同。　　“财政货币化”虽然常被讨论，但学界与市场对其赋予的内涵并不相同。　　学界探讨的“财政货币化”，指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这种模式下央行被财政牵引，独立性缺失，且恶性通胀风险较高。这一财政货币化模式多数国家禁止，中国也不例外。　　市场探讨的“财政货币化”，更多指代央行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这种模式下一国货币政策更多起到财政扩张的配合角色，财政和货币高度协同。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之后，中国再未出现过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　　本文探讨中国“财政货币化”内涵有二，其一是央行在二级市场配合财政扩表，其二是政策行与商业银行配合财政扩表，均体现财政货币间的协同。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历史上有四个关键时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关键时点，1993年。　　在此之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可直接向央行借款。90年代初经历高通胀之后，1993年国务院发文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　　第二个关键时点，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彻底切断财政和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联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　　第三个关键时点，2009年。　　为落实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融资，此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与商业银行、政策行联动扩表，开启了中国预算外财政货币化路径。　　第四个关键时点，2013年-2014年。　　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有三种模式，所致流动性效果不尽相同。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分为三种模式：　　模式一，直接买卖国债或接受政府相关负债为抵质押品。　　模式二，创设并投放新型流动性工具。　　模式三，敦促商业及政策性银行信用扩张。　　模式一和模式二中，财政扩张同时央行一般会配合流动性投放，所以财政货币化过程大概率伴随着流动性宽松。　　然而模式三大为不同，财政预算外扩表，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同步扩表，这一过程的直接效果是银行间资金面反而收紧。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对2023年资金面影响。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流程是财政发行国债，然后央行在二级市场上或直接购买，或接受政府债券作为抵质押品，因而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往往对应着银行间流动性宽松。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以有三种模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流动性宽松。回溯历史，某些特定年份，例如2016至2017年，财政货币化同时银行间资金面收紧。　　2023年，预算外财政扩张或仍将是财政主流选择。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及政策性扩表是2023年财政货币化的主要模式。　　这一模式下，流动性格局或将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财政货币化同时央行不必然配合流动性宽松。　　第二，全年维度，2023年流动性波动率或提高。　　目录　　　　正文　　一、财政货币协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　　“财政货币化”虽然常被讨论，但学界与市场对其赋予的内涵并不相同。　　学界常常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指央行直接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的行为。　　一国财政扩张时，若政府直接对话央行要求资金支持，央行随即在一级市场购入政府债券（例如国债），央行与财政直接同步扩表，即学界所称“财政货币化”，意在刻画一国央行为配合财政而缺失独立性现象。　　市场上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更多指代央行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间接与财政联动的行为。　　如果政府先绕开央行，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后续金融机构再从央行获取流动性，央行间接与财政扩表，即市场所探讨的“财政货币化”，其更多反映一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　　1995年以后，由于受到法律的约束，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从未在中国发生，因此讨论中国式“财政货币化”，自然将央行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行为排除在外。本文即将展开讨论的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不仅包括央行在二级市场配合财政扩表，还包括商业银行、政策行对财政的信用支持。　　　　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政策规范演绎　　（一）当前政策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主流国家（美日欧）都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不同国家均以相对严格的法律形式约束央行直接认购国债，譬如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美联储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日本财政法指出央行原则上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但英国、日本等主流经济体也在特定时期或特定情境下容忍央行直接认购国债）　　央行一级市场购债被禁止，因为这种方式会挤压央行必要独立性、同时带来道德风险，一旦财政“不负责任”扩表，将带来恶性通胀等不良后果。　　中国也从法律层面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首先，1993年财政部被禁止直接向央行借款。1993年以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曾直接向央行借款行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布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1663.57亿元[1]）。　　在央行与财政协同且缺乏约束的背景下， 1993年中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胀，通胀率高达14.7％。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下发，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预算先支后收的头寸短缺靠短期国债解决，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　　随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进一步切断财政和央行直接联系。《中国人民银行法》其中第二十八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1995年以后中国央行恪守《中国人民银行法》，至今未曾在一级市场对财政融资。　　　　　　（二）当前政策允许央行二级市场购债　　绝大多数主流国家均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观察不同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美国、日本、英国等主流国家均有对政府债权科目，一级市场购债被禁止前提下，说明各国央行允许在二级市场购债。原因之一是可以为低利率国家的货币政策找到出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20年疫情冲击期间，日本、美国、欧洲开展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均在二级市场上开展。　　原因之二在于，二级市场购债能够反映政府信用的真实价值，一旦政府信用陷入危险，二级市场国债价格将迅速走低，从这一层面上，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货币超发风险。　　中国同样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入国债。　　中国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及外汇。”明确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现券买卖。　　2013年-2014年后，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三）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历史上的四个关键时点　　上文仅讨论央行于财政的协同，如果将商业和政策行对财政协同的政策也纳入讨论，我们将得到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四个关键时点。　　第一个关键时点，1993年，财政部禁止向央行借款。　　在此之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可直接向央行借款。90年代初经历高通胀之后，1993年国务院发文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　　第二个关键时点，1995年，央行被禁止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被允许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开启预算内财政货币化。　　《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彻底切断财政和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联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　　第三个关键时点，2009年，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城投获得商业银行、政策行信贷支持，开启预算外财政货币化。　　1996年《贷款通则》明确借款人并不包括政府，及政府无法直接从金融机构借款。而在2009年3月央行、银监会下发〔2009〕92号文，为落实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融资，至此以后，地方政府得以通过城投与商业银行、政策行联动扩表，开启了中国预算外的财政货币化。　　第四个关键时点，2013年-2014年，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支持财政预算内外货币化。　　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不只有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一种路径，也意味着央行不仅可以支持财政预算内扩表，也可以实现对财政预算外扩张的支持。　　三、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三种模式　　根据实施财政货币化的主体以及使用货币工具的不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模式一、二是央行对财政的协同，模式三是商业银行、政策行对财政的协同。　　（一）模式一，央行直接买卖或接受抵质押品　　模式一是央行配合财政扩张的方式之一。央行可以基于自身意愿，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买断或接受政府债券抵质押，进而投放流动性实现财政与货币的协同。　　2013年以前，央行更多采用现券买断投放流动性。　　2000-2003年，当时央行为了调节市场流动性，多次在债券市场上进行现券买卖。2001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明确提到，在当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中，现券的交易量明显增加。　　2013年以后，央行更多使用逆回购、MLF、SLF工具，通过接受抵质押品投放流动性。　　2013年以后，在各类创新货币工具的加持下，央行不局限于外汇资产派生基础货币，而是接受政府债券、政府富有偿还义务的信贷、信用债等优质资产作为抵押投放流动性。这样一来，央行可以实现对财政预算内、外扩张的协同。　　当然，买卖、接受抵质押品的主动权掌握在央行手中，财政扩张时，央行没有义务100％进行配合。　　模式一中，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借助平台融资的加杠杆，必然伴随着宽信用。央行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或者接受政府债券作为地址押品，投放MLF等结构性工具，那么这一过程伴随着流动性投放。　　　　（二）模式二，央行创设并投放流动性工具　　模式二是央行配合财政扩张的方式之二。　　在这一模式下，央行通过创设不同种类的结构性货币工具，金融机构先向政府提供贷款，随后央行向金融机构输送流动性（即先贷后借），最终实现财政货币协同闭环。　　针对政府扩表而开展的流动性工具包括PSL（2014年创设）、设备更新再贷款（2022年创设）。　　2014年开设的PSL（补充抵押贷款）实操模式中，政策性银行首先向地方政府提供棚改贷款，再将相关贷款或其他资产抵押给央行获得流动性支持（贷款本金的100％）。　　2022年创设的设备更新贷款， 实践流程中，先由21家金融机构向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提供用于专向用于设备更新贷款，随后再从央行获得资金支持（贷款本金的100％）。　　结构性货币工具秉持“先贷后借”原则，金融机构在“贷”后必然跟进“借”的操作。在这一模式中，政府扩表同时伴随着流动性同步宽松。　　　　（二）模式三，商业及政策性银行信用扩张　　和前两大模式不同，模式三中央行的直接参与度下降，而是由政策行与商业银行配合财政进行扩张。　　除了购买政府债券，商业银行和政策行还能向政府提供信贷类支持。　　2015年以前，政府扩表主要依赖商业银行扩表。法律约束下，商业银行不能直接给政府贷款，但在多年的实践中，出现了商业银行接受政府资产（譬如土地）抵押，向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商业银行接受实体企业或个人的政府购买承诺抵押，向企业提供贷款等方式，实现商业银行对政府扩表的协同。　　2015年后，隐债监管趋严（对融资平台监管力度加大），政府更依赖政策行扩表。对于政策行而言，一般通过政策行信贷或者设立专项建设基金（即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形式扩表。譬如2015-2017年设立2万亿专项建设基金、2022年设立0.7万亿建设基金，新增逾8000亿政策行信贷。　　现实中，中国财政扩张更多借助模式三。模式三也是预算外财政扩张的主要渠道。值得强调，模式三中的财政货币协同，财政和银行同步扩张，会消耗流动性。除非央行后续跟进流动性投放，否则模式三的直接效果是带来流动性收紧。　　　　四、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之下的流动性启示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往往对应着银行间流动性宽松。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流程是财政发行国债，然后央行在二级市场上或直接购买，或接受国债作为抵质押品。　　这一传统财政货币化进程中，财政扩表需要央行在公开市场上投放流动性，最终实现央行和财政部同步扩表。央行终究需要投放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　　这一传统财政货币化模式中，财政扩张的同时央行维持流动性宽松。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以有三种模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流动性宽松。　　尤其模式三，财政通过预算外渠道扩表，普通商业银行或者政策性银行开展信用扩张，这一过程不仅没有对应央行流动性投放，相反会消耗银行间超额准备金，效果是银行间资金利率收紧。　　当然，央行可以在后续跟进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流动性投放操作，最终可以缓解预算外扩表带来的流动性压力。但单纯从中国式财政货币化模式三而言，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扩表的直接效果，的确是造成流动性收紧。　　回溯历史，某些财政货币化年份反而伴随着银行间流动性收紧。　　一个典型的宽财政时期，2015-2017年，当时财政同步启用PPP、棚改贷款、政策性金融工具三项准财政工具。财政刺激下，这一时期基建和地产投资需求得到提振，社融增速高企，宽信用效果显著。　　反观资金面， 2016年末至2017年资金利率快速抬升，流动性趋紧。这一时期呈现出典型的财政扩张、信用扩张（社融增速抬高），然而银行资金利率收紧。　　原因比较容易理解，2016年至2017年，政府通过PPP、政策性银行扩表等形式进行财政扩张。与此同时，央行在银行间市场未投放足额流动性，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资金面结束了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宽松，最终在2016年下半年迎来收紧。　　2023年，预算外财政扩张或仍将是财政主流选择。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及政策性扩表是2023年财政货币化的主要模式。　　我们曾在《年度财政基建展望》中提出，中性情形下，今年仍有0.7万亿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待发行使用。　　这一模式下，流动性格局或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财政货币化同时，央行不必然配合流动性宽松。第二，全年维度，流动性波动率或提高。　　　　风险提示　　经济修复节奏超预期，疫情发展超预期，海外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　　本文源自：金券商研报精选作者： 周君芝、周恺悦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增长之快速，但也逐渐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比值。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寻找我国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数量经济关系，结合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探究其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和理论意义。【关键词】m?2 gdp 计量分析 比值 意义一、引论与概述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该比值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业越发达；反之，则经济货币化程度越低，金融业越落后。根据国际经验，该比值在一国发展初期一半是增加的，到达一定程度后，货币化将被证券化所代替，表现为稳定或者下降的趋势。该比值最优为1.15：1，最高界限为2：1。我国当前的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很高的，但我国的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并不高，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业仍亟待发展。在当前经济危机下，如何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继续增长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商品、劳务交易为基础计算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交易中介，也是统计基础，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必然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用广义货币来代表货币供应量，探究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关系对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内部所存在的问题。二、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的计量分析为了说明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简单的数量经济关系，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资料，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gdp=19538.43+0.558938m《》2(8.498695)(44.75909)r-squared=0.992077，adjusted r-squared=0.991582durbin-watson stat=0.322450，f-statistic=2003.377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系数为0.558938，即广义货币每增加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0.558938亿元。三、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关系分析为了探究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1990-2007年数据资料，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lngdp=2.487990+0.764874lnm?2(16.04879) (56.86453)adjusted r-squared=0.994769durbin-watson stat=0.444117，f-statistic=3233.575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广义货币没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长0.764874%。四、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实际情况分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除了1985、1988、1994这3年以外，我国的m?2与gdp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1990年以来，我国m2／gdp的水平快速提高，从1990年的0.70增长到了2004年的1.85，增长了1.6倍，1990年至1996年，该比值每年上升2-8个百分点，从1997年开始，该比值出现加速上升，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最多上升13个百分点，已高于同期美（0.63-0，67）、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为0.6左右）的一般水平。（列举数据）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变化图（n-年份，b-比值）五、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理论意义意义一：通过以上对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和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可知，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则由此可判断，若要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通过广义货币的增长来实现是一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对于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指导意义。意义二：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很高，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远远超过最优比值，接近最高界限，说明我国广义货币所产生的效益下降，增加相同数量的广义货币而促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在逐年不断下降；也说明我国的金融业货币化已过度，而其证券化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当前我国的金融业亟需更深一步的证券化发展和进一步的创新。意义三：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二者的依赖性越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依赖于广义货币增加量的增长，广义货币的增加也更依赖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广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大，也致使国家的货币政策实施较难把握。意义四：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国家经济的风险越大。发行的货币是国家的负债，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国家负债也逐年越多，从而会扩大潜在的金融信用风险和通涨风险；同时也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偏快，在这种情况下，将增加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宏观金融稳健运行。参考文献：[1]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7.[2]魏永芬.货币供求与m2对gdp的比例.广东社会科学，2003，（6）.[3]戴根有.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金融研究，2000，（9）.[4]列明志.中国的№／gdp(1980—2000)：趋势、水平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1，（2）.[5]方阳娥，张幕濒.理论有效性与实施有效性：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述评.经济评论，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