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末，看到馄饨妈妈驾鹤西去的讣告时，才发现，我居然也有泪腺，还挺发达。
其实，与馄饨妈妈相处的时光中，我还不太记事。有关她的故事，都是我妈一遍遍地讲给我听的，讲述着我们当年有多混蛋，更讲述着这位史上学历最高的馄饨摊摊主“自甘平庸”又令人钦佩的一生。
馄饨妈妈年轻时的模样，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时常能想起铁皮房馄饨摊的一个场景：
一脸盆皮儿薄馅儿大的馄饨，飘着香气，汤面泛着油花，在一群脏得只露俩眼珠子的小家伙面前飘过。馄饨妈妈举起一双雪白纤细的手，简单粗暴地拨开那些举起碟子的小黑爪儿，跟着便是一声怒喝：“都给我洗手去！”
用大号脸盆装，随便吃，管饱，这也是我认为吃馄饨应该有的架势。出生在伟人搞改革开放那一年的我，小时候对“粮票”并没多大概念，但我也知道，当时物资相当匮乏，家里连面条都是老爸去南方出差特意背回来的。馄饨，那绝对是奢侈品，只不过，在馄饨妈妈的铁皮房里，可以不计数，管够，也不用给钱——都是我妈跟人家按月算账的。
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开馄饨摊的，而是我爸的上级领导，一位80年代归国的留美博士。
那个年代，即使在我爸他们这种中科院直属的研究所里，大学生也并不多见，更别说留美博士了。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多次去人民大会堂被中央领导接见。大家之所以叫她“馄饨妈妈”，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叫做“馄饨”（英文名谐音）。
在中国航天工业刚起步的年代，科研人员在探索过程中也承担着巨大风险。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搞燃料催化的，馄饨爸爸老万是搞耐火材料的。在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老万不幸因公殉职。
作为家属院里啥心不操、专心惹祸的熊孩子，大人工作上的事自然与我们无关，而刚刚完成搬迁的研究所又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里面有山、有湖、有森林，还离海边不远，自然成为了我们撒野的广阔天地。荷枪实弹的警卫连战士，都选择对我们这帮能上天敢入地的熊孩子视而不见，否则，就会惨遭弹弓、石块、炮仗等“轻重武器”的远距离打击。
馄饨是在美国出生的，比我大1岁，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挺牛X，被我修理几回之后，就乖乖跟我屁股后面当小弟。
馄饨出事那年，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暑假，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那年头自行车是家里绝对的“大件”，搁家里偷出来也挺费劲，一辆自行车摞三四个孩子那是常事，警察看到都懒得管。
一整天，我们玩得老开心了。晚上8点多，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我才想起来，回程时，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赶紧下楼扯嗓子把小伙伴们都喊下楼，挨个查自行车上的人数……然后，整个家属大院，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驻军警卫连，都倾巢出动了。
一夜灯火通明，却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地方公安在儿童公园的人造湖里找到了馄饨，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
城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性格又不太合群，他溜下湖中玩水，那些五、六年级的大孩子都没发现。他更不会明白，只要被水草给缠住了，越挣扎就缠得越紧。
那天，不管男孩女孩，只要当天去了儿童公园的，都被家长收拾得一周下不了床，而我更被我妈揍得到现在都还习惯趴着睡觉。最伤心的人，肯定是馄饨妈妈。一个刚刚痛失老公的女人，又不得不面对痛失独子的悲痛。即便她是科研领军人物，祖国的栋梁之材，但她也是个女人，更是个妈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馄饨妈妈主动跟所里请了长假，又申请使用家属区最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开了间馄饨摊——她要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的儿子。即使所有人都为她惋惜，连科学院、省市领导都亲自来做她工作，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
只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位史上学历最高的馄饨摊摊主，居然把自己的锦绣前程，全部用来祭奠儿子了。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里，父亲单位食堂的伙食也真心不咋地，好在，连家属们也可以几毛钱吃饱。
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去她那吃饭的，大人收两毛，孩子们不收钱，都管饱，想吃多少，自己去脸盆里捞。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因为她根本忙不过来，更不会去查看给没给钱。很多年后，当我第一次体验自助餐时，还在感叹，这自助餐的开山鼻祖，就是我家门口开馄饨摊的。
馄饨摊很小，只有两张大圆桌，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开张那天，副市长亲自带着领导班子来捧场，所里的各级领导也纷纷前来吃饭，单位保卫处不得不派专人来维持排队秩序。看着这盛大场面，家属院里前去捧场的大人们，干脆自己回家取了几个大号脸盆，装上馄饨后在大街上席地而坐。而我妈和一帮妈妈们，则直接开始帮忙切菜、揉面、包馄饨了。
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仅有的两张圆桌中，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过了好一阵，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替他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
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但偏偏就是这句话，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们，开始怀疑她的动机。
女人都是天生的福尔摩斯，当福尔摩斯们凑到一起时，她们不仅连犯罪动机都摸得门清，连对策都研究好了。妈妈们自发组织了个稽查队，每天派专人值守在馄饨摊附近，为的就是把那帮解放军战士都拦不住的熊孩子们，阻挡在铁皮房之外。
我妈说，馄饨出事，我必须有责任，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他死不了。
那些妈妈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一位痛失爱子又更精通化学的妈妈，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家孩子复仇，谁又能说清楚呢？更让所有妈妈们确认的是，即使馄饨妈妈确实不差钱，更有着国家和研究所对烈士家属的补贴和优惠政策，但在那个每家过年过节才能吃顿饺子的年代里，她又凭什么拿有菜有肉还有面的馄饨免费招待孩子们？
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说是因为看到小家伙们狼吞虎咽的模样，就仿佛看到了自家孩子还活着，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而这些与自家孩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长高一点，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
然而，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又有谁敢用自家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
最明智的方式，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稽查队员”，面对任何一位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绝对会祭出她们的看家本领。解放军叔叔肯定不会对孩子们出手，但这些护子心切的女人们，那可真能挥着棒子往脑瓜子上削。
于是，在被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们，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比如，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没事再捉条水蛇、丢两只癞蛤蟆进去，吓得人家抱头逃窜，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再从所里印刷厂偷来铅锭烧化了各种帮她堵门。
这些，每位“执勤”的妈妈必定看到了，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要不是妈妈们怕出大事不得不控制火候，那栋房顶都被踩漏了若干回的铁皮房子，早被烧成灰了。
馄饨妈妈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还多次阻止父亲单位保卫干事对我们的“追杀”，甚至每次捞完馄饨后，都特意把那口大锅盖上盖子。她倒未必惧怕那随时从天而降的童子尿，她是真怕孩子们再把房顶给踩漏了，掉到锅里给活活烫死。
研究所的家属院区，连看大门的狗都算上，活口也没有过千。馄饨妈妈又是个绝对的名人，她挨欺负这事，很快就传到所领导耳朵里。不夸张地说，三十出头就已经成为研究室主任的她，得算是研究所的“镇所之宝”之一，本已不幸，又遭遇到不公，自然引起所领导的高度关注。
作为一代熊孩子的孩子王他爹，我爸被研究所高所长直接约谈了。
我爸很忙，工作的保密级别又很高，平时回家的次数也不多，因为我被所长约谈也不是第一次了。但那次得知我的恶行后，他直接请假回家了，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一寸宽的钢板尺。
印象中，对我实施各种酷刑的全是我妈，那是我爸第一次对我出手。他是真火了：“你惹祸，我可以容忍。但你欺负一个女人，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对着我爸就一阵神输出，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你们这帮老娘们，一天天净添乱。她要是真想害人，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
当人类复杂的思想，遭遇了至简的信任，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一个留美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去开个馄饨摊等警察抓？
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中，跪在馄饨妈妈面前。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失手把脸盆倒扣在馄饨锅中，立即扶起我妈：“嫂子，你看你这是干嘛呢？我还真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
然而，馄饨妈妈没说几句，自己却也忍不住哭成了个泪人，她确实委屈太久了。
两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时，我爸早召集老爷们在楼下开会了，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们，也纷纷加入了哭团。也只有妈妈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妈妈的辛酸，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了芥蒂之时。
那天之后，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终于被一群在自己头顶上拉过屎、撒过尿的小崽子们给挤满了，虽然馄饨还是主食，但也总会出现些惨不忍睹的新花样，跟着便是馄饨妈妈歉意的微笑：“不好意思哈，阿姨今天没做好，不许笑话我，更不许回家跟妈妈说。阿姨明天肯定能做得更好。”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补课班那种事物，而我们的父母都是双职工，属于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多。馄饨妈妈的铁皮房，也不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更是父母托管熊孩子们最放心的地点。不仅连写作业、带吃饭，还能听这位神人讲述去人民大会堂的见闻以及国外的各种奇闻逸事。
最让我们开心的是，馄饨妈妈从来不干涉我们的自由，爱哪儿玩哪儿玩去，到点了回来吃饭就行。唯一闹心的是，馄饨摊里根本没有女孩出没，我们数次主动邀请女孩们入伙，人家都会回我们个白眼：“我爸说了，他自己看见你们这帮坏小子都躲着走呢，还敢让我跟你们凑一起去……”
慢慢地，随着新生代小屁孩的加入，一张桌子已经不够了，馄饨妈妈便又征用了两张桌子，还是坚决不收小孩的饭钱。每到饭点，连高所长来了，都得拎着小板凳到门口的脸盆里自己捞。
妈妈们都是善良的，即使每家都不宽裕，但也不能臭不要脸地一直占便宜，一帮老娘们再次碰头开会之后，遂决定以“包月”的形式付款。给多给少全凭自愿，统一装到信封里塞到脸盆下，还再次组织了个志愿者队伍，每天轮流去馄饨摊帮忙。
男人们更简单直接，不管肚子饿不饿，只要路过发现门口的脸盆里还有馄饨，捡个盘子捞几个，再往脸盆底下塞几毛钱。就算脸盆里没有馄饨了，他们也能捞点汤，同样塞上几毛钱。
馄饨那玩意再好吃，天天吃也真反胃，家长们“捐”的钱越来越多，甚至每天都会出现几张10块钱的大票，退还不回去的馄饨妈妈，只能变着花样地往回找。馄饨摊也开始兼营其他主食了，即使每次推出新品时，都经常是惨不忍睹的造型，但谁能去笑话一位女博士的厨艺呢？而且，没几天，水平绝对赶超饭店大厨了，因为妈妈们出手了，又迅速被馄饨妈妈实力碾压了——油盐酱醋咋搭配，各种火候、各种温度，不也是化学的一部分吗？
记得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模样，我在学校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概念，立即举手：“报告老师，我家门口就有个社会主义的馄饨摊。”
老师怒了：“你个破孩子又搞事是不？你家把社会主义用在馄饨摊上？”
很多年后，当我自己有孩子时，我才发现，原来那不叫“社会主义的馄饨摊”，现代人给它起了个新名叫做“托管班”。
但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托管班都是以投资盈利为目的的，那真得叫“资本主义”。而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根本就是倒贴的，不仅平均分配，还是群策群力的，那不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模型基础上的吗？
而且，馄饨妈妈的业务范围，不仅涵盖了“托管”，还有太多功能，比如，帮熊孩子们“摆事”，别管这事有多大、多难办。
在金大侠的影响下，能拥有一把“倚天剑、屠龙刀”是每个熊孩子的心愿，血色浪漫的年代里，家长更是连自家菜刀都得藏起来。偶然间，我看到了一个同学拿了把“剑”，即使只有几厘米长，但依稀也有“宝剑”的形状，好奇一打听，他说是他哥把钉子放在火车道上轧平了……
聪明如我，一点就透——火车道离我家太远，但家门口不就是有轨电车道？那俩玩意的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迅速带领小伙伴们混进科研区各种收集地上的钉子，再送电车轨道上一轧，果然生产出几把雪亮的“宝剑”。于是我便脑洞大开——为什么不生产一把更大的宝剑呢？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一根足足20公分的长钉子，再次扔到电车轨道上，躲在暗处等着电车驶过。
结果，钉子太大，电车重量不够，直接把电车干脱轨了。
我们撒腿就跑，但那也没什么用，有轨电车公司保卫处的人，迅速联系到我爸单位保卫处。人家都不用过脑子，直接带电车司机和站岗哨兵去馄饨摊上认人了，哨兵就算认不出别人，还认不出追屁股撵过多少次的我吗？
这事要搁到现在，我爸就废了。即使在那个不太流行“索赔”的年代里，我爸也不会太好受。然而，我爸还不知情，倒是馄饨妈妈替我出头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保卫处长认识我爸，更认识她，为难道：“谭工，这事您出头不方便吧？”
馄饨妈妈微笑：“我也是孩子妈妈，有什么问题吗？”
那事到底是如何处理的，我至今都不知道，后来我爸知道了，追问过馄饨妈妈很多次，她自己都不说，还不让保卫处长说。
馄饨妈妈从保卫处回来后，只是幽幽地对我说了一句：“幸好车速不快没伤到人，下次你要再敢干这种坏事，我就直接告诉你妈，你看她怎么收拾你。”这种套路，我并不陌生，每个孩子惹完祸，她都会这么说，孩子们还真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件事让我又发现了个新思路，此后每当我在学校惹祸被请家长的时候，总会厚颜无耻地找到馄饨妈妈。她也不生气，大大方方地去学校各种跟老师赔礼道歉，然后回来还是那句：“下次你要再敢犯这种错误，自己找你妈承认错误去。”
再后来，当我上了初中之后，馄饨妈妈也去过一次我学校，但在走廊上趴窗户观察到老师的模样时，自己笑出了声：“这次我真帮不了你了——这位老师姓郭吧，我都替大鹏他妈开了三年家长会了，她认识我。”
那时，我才想起来，管她叫妈妈的孩子，实在太多了。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我妈的各种酷刑，而是馄饨妈妈。尽管她的学历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位老师都高，但她从来不会主动辅导我们学习。
她只会举些生动的例子。比如，馄饨是什么馅儿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吃饱肚子。学习也是这样，学什么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掌握的学习能力。这话有点绕，我帮她翻译一下，那就是：学习是你自己的活儿，别指望任何人。
当然，她给我们“打鸡血”的方式也很特别。
比如：“你们连数都算不明白，搁家里怎么克扣零花钱？”
再比如：“你们语文这么差，犯了错误怎么逃避老师的处罚？”
毫无疑问的，相对于我妈那种“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的励志，馄饨妈妈说的理由，我们真能听懂，而结果也真能做到。
我妈说，馄饨妈妈真正在意的，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因为我们与馄饨同龄，更是馄饨生前最亲密的小伙伴。我爸也说，其实从我们上初中开始忙碌起来后，馄饨妈妈也已经走出了失独的心理阴影。她也想过回到工作岗位，但又实在放不下一代代挤进铁皮房、管她叫“妈妈”的孩子们。
其实，不仅我爸我妈，又有几个家长能忍心看着一个女博士天天这样给孩子们当饲养员呢？
在妈妈们的鼓励甚至要组团承包她的铁皮房时，馄饨妈妈确实跟所里提出过复工申请，但她又同时要求，得跟孩子们一起放寒暑假，以便于照顾馄饨摊的孩子们，工资待遇方面她都不计较。
如果放在几年前，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连保卫处的狗都会答应。但已经几经更迭的所领导，似乎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而那些更年轻甚至从外面空降来的领导们，压根不了解这位资深女博士的苦衷。多重原因之下，馄饨妈妈的复工申请，迟迟没有回复。
最后，连我爸那书呆子都看明白了，他晃着脑袋叹气：“这他妈的就是官场，又岂是我们这帮搞技术的人能弄明白的呢？”
我当然好奇追问，被我妈一嗓子喝止了：“大人的事，你个小屁孩瞎打听啥？”
其实我也听说过——这不就是新任所长他孙子要上小学了嘛，花多少钱能请个博士来给孩子当托管老师？
本就左右为难的馄饨妈妈，干脆撤回了自己的复职申请，又办了离职手续，直接在本市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找到了份工作。当大学老师，不但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还能和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平时不上课的时候，她还有精力继续照看她的馄饨摊，继续听着孩子们管她叫“馄饨妈妈”。
1995年，我们已经上了高中，馄饨妈妈领养了个父母出车祸双亡的女儿，小丫头叫徐兰，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她跟我们年龄相仿，初中就辍学走了不少弯路，在新妈妈的影响下，她一面积极备考成人自考，一面尽心尽力地帮着妈妈打理着馄饨摊。
那段时间，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放假，无论寒暑假，一个个平均身高都已经超过1米8的大小伙子，扛着书包臭不要脸地挤在一帮上小学的小崽子中，抢桌子、抢盘子、抢勺子，经常气得小破孩们哇哇大哭。馄饨妈妈总是挥舞着大勺把我们往外撵：“你们滚出去吃，我都怕你们把我房子挤塌了……”
是啊，一晃十多年了，那间连厨房都算上也不过三十几平的铁皮房子，确实已经容纳不下这帮大小伙子了。
尽管所里为了奖励馄饨妈妈对孩子们的特殊贡献，多次拨款、拨房子给馄饨妈妈换个条件更好、更宽敞的地方，甚至在修建老年活动中心时，特意给她留了栋足够办间中型幼儿园的独楼，但都被她婉拒了。孩子家长们的集资款，她同样婉拒。几次修缮那老破铁皮房子，都是她自掏腰包。
她说，这栋铁皮房就是馄饨还活着的寄托，她压根就没想过、更不会靠这里去赚钱：“再大的房子，再好的条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了，对于眼前这帮她看着长大的坏小子们的贼心，她又如何看不出来呢？她挥舞着大勺子追了出来：“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们这帮小坏蛋吃饱了都给我滚远点，小兰是你们妹妹，都把小尾巴给我收起来。”
说着说着，她自己却有些伤感了：“是啊，你们都长大了，也到了该找女朋友的年纪了。”
我们异口同声：“馄饨妈妈，我们保证不找女朋友了，请不要告诉我们妈妈！”
这一套，我们早就倒背如流了，尤其每当她要睹物思人之时，逗她开心，早已成为习惯了。馄饨妈妈果然笑出了声：“我可没让你们不找女朋友哈，谁要有对象了，赶紧领回来给妈妈见见！”
2000年，随着本市房地产开发浪潮侵袭，父亲单位那块本就在市区里寸土寸金又依山傍海的风水宝地，自然被一堆有背景的开发商盯上了。按照科学院的行政体系，研究所并不归地方管辖，但当年土地手续确实并不完善，有些能力通天的开发商，连研究所隔壁的导弹部队都能切下块肉来，他们又怎能不对知识分子占据的数平方公里地块虎视眈眈呢？
但在国家越发重视科研兴国的大背景下，开发商们最终没有得逞。研究所维持原状，但是研究所的家属生活区域，被划给了地方街道管辖。而“拆除违建”，就是街道接手后的首要任务。
馄饨妈妈那深藏在居民区里的铁皮房位置原本并不好，但因为家属区不再属于警戒区域，街道考虑车辆出入方便，就多开了两个门，其中一个门距离铁皮房不到20米。毫无疑问，馄饨妈妈的那间位于住宅区入口的破铁皮房，第一个被纳入了待拆除清单。
这个消息传来后，已经发展壮大到数千人的生活区，彻底炸锅了。
当天傍晚，我带了一大帮哥们从学校赶回去。尽管去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示威的妈妈们还没回来，还是有数百人在铁皮房四周的街道上自发聚集了，连一些已经坐着轮椅的老院士都被推了出来，众志成城地捍卫着这间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童年记忆的铁皮房。
我们那帮最不省心的熊孩子，连在北京、上海读大学的，都已经订了机票往回赶，在本市就读的哥儿四个，干脆把各自的死党加同学们，全部带来了。
隔了太多年，哥儿几个再爬上铁皮房顶也没那么利索了，光着膀子站上去，不仅点燃了自己上衣各种挥舞，还用从保卫处干事手里抢来的大喇叭开始喊号：“炸了所里的办公楼和实验室，拆了所长办公室，都跟我们都没关系，但拆馄饨妈妈的铁皮房，绝对不行！”
知识分子们绝对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原本只静坐不闹事的和谐，瞬间被哥儿几个给勾起火了，逐渐有人开始向铁皮房靠拢了。陆续赶来的，把铁锹、扫帚、锅盖子都扛出来了。
人员的大量聚集，派出所民警很快到位，却被人群拦在马路边。警察们发现现场人员还在潮水般涌入，立即呼叫着特警、武警的支援。
研究所领导们也赶到了，一边控制着现场人员情绪，另一边也在跟政府和街道的领导们沟通。当然，他们还指派保卫干事们，端着灭火器对房顶的我们一阵猛喷，但保卫干事们也只是往天上喷了个热闹，他们又真的想让铁皮房被拆吗？我手中的大喇叭，不也是他们故意让我抢到的吗？
还算和谐的场面中，双方就那样对峙着，群众也只喊号、不闹事，警察也只是在一旁警惕地看着。很快，特警的中巴车和武警的卡车也陆续到位了，但同样远远地停在一旁，没有人下车。这也不难理解，连辖区派出所、分局、市局都有若干个铁皮房子走出的孩子，警察们又何尝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在等待，等待着馄饨妈妈回来，只有她才有资格跟陆续赶来的领导们对话，因为她才是铁皮房的真正主人。
然而，从学校赶回来的馄饨妈妈，直接无视了等在一旁的领导们，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房顶，我以为她也想喊两嗓子，便把大喇叭递给她，却被她抬手就是一巴掌。我身旁那接力用大喇叭喊号子的哥仨，一个也没跑了，一人挨了个大嘴巴。
馄饨妈妈自己哭了，哽咽着说：“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现在就给我回家老实待着！”
大伙都被抽懵了，这可真是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们。
馄饨妈妈又接过了大喇叭喊道：“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不能给国家添乱，有什么事也可以好好沟通的。大家要是认我这个孩子们的妈妈，还是请回家吧，千万不要再闹事了！”
众人茫然，并没有人动地方。
馄饨妈妈急了，直接给大家跪下了。
她这一跪，让人群立即又像潮水一般四散而去，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们，都纷纷动容了。
我们扶起她的时候，她抱着我们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太了解她了，没有人比她更想保留这间铁皮房了，但为了她那些活着的孩子们，她宁可失去这个有关“馄饨”的最后记忆！
我对馄饨妈妈的所有记忆，定格在她那把警犬都感动得流泪的那一跪。
老旧的铁皮房子确实严重影响城市的市容了，尽管相关领导了解情况后也有意进行重新翻修，把它改造成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的工业风，但馄饨妈妈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就不是属于馄饨的馄饨摊了。
2000年9月份，当铁皮房最后一批孩子走进校园后，用脸盆装馄饨的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年近半百的馄饨妈妈，也回到了真正属于她的那片天地。
从那以后，她很忙，基本不在家，除了过年，我们并没有机会见面。即使过年能见个面，所里当年分给她的那间六十多平的老破小，每天还得承受上百个登门拜访者，我又有几分钟能跟她说上话呢？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太多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未必真能想起她，因为那时候我们基本还不记事，连小学班主任叫什么名都未必能想起来，又怎会记住一位“托管班”老师呢？
但孩子们的家长，永远忘不了这位和他们一起跨过了一个时代的老街坊，更忘不了她对于自家孩子的改变。从我妈那辈人开始，一代又一代地讲述着有关馄饨妈妈和馄饨的故事。
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秘密，尤其像馄饨妈妈那种心地善良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女人，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早就帮她赶走了岁月的痕迹，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但按照我妈年龄计算，她至今顶多七十岁。
现在，她走了，真的去见馄饨了，我又怎能不让她帮我给馄饨带个话，说声亏欠了太多年的“对不起”？
不幸的是，她走的时候，刚好是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连单元门都被封闭了。幸运的是，我破产了，还正在从事生鲜行业运输，那台平日被警察撵成过街老鼠的破依维柯大面包上，偏偏有张能让我在疫情管控期间通行的通行证。
高速已经被关闭，各地、各区甚至各村的不同管控标准下，200公里的路，我跑了11个小时。当我连蒙带骗加忽悠地突破重重关卡、终于抵达馄饨妈妈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在本市居住的那三个发小也早就到位了，他们没破产当然没有通行证，但这帮从小就在精修如何绕过警卫连战士干坏事的熊孩子，自然各有办法来送馄饨妈妈最后一程。
按照防疫规定，葬礼只能出一台车，而我那比灵车更大、还自带通行证的大面包，自然派上用场了，少个司机还能多去个人，即使它实在太破，但馄饨妈妈一定不会嫌弃的。
清晨5点，天刚蒙蒙亮，当一行人准备出发之时，驻军部队的指挥车居然闪着警灯来了，司机也并没有下车，挥手示意我们跟着他，带着我们进入了军事管控的科研区，一路驶过一栋栋威武壮观的科研楼，特意在馄饨妈妈曾经战斗过的大楼下停留了1分钟。
让所有人泪目的是，一路驶过的每栋大楼、每一盏亮着灯的窗口，都有个白大褂在向我们挥手，贴在玻璃上的各种A4纸加马克笔的标语，诉说着他们的离别之情——这是疫情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作者们，在用他们的方式送别馄饨妈妈。
当我一路鸣着已经严重破音的喇叭驶出科研区时，按着喇叭的手却始终不能松开，因为引路的吉普车，又一头扎进了生活区，一路穿过主动让开通道的层层疫情防护隔离，一栋又一栋地绕着居民楼转圈。居民楼上，不少窗口都探出个脑袋挥舞着各种标语，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场，但他们也同样在用这样的方式，来送别这位让所有人尊敬的馄饨妈妈。
军车也得执行防疫规定，只能送我们到主路口，两位军人下车摘掉口罩，站得笔直，敬军礼致敬。我忽然在想，就算高所长去世了，他能有这待遇吗？如果没有疫情，他的葬礼，应该很体面、很风光。有了疫情，他不也就一台灵车直接拉走吗？但无论有没有疫情，军车肯定不会为他开路，更不会有数百人早起等候在窗边，只为了向他挥手告别。
疫情，确实影响了太多，但绝对不会影响到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女人，接受这个世界对她的敬意与膜拜。
馄饨妈妈走了。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再有她那样自甘平庸的故事，更不会再有用脸盆装馄饨的壮举了。但所有从脸盆里捞过馄饨的人，永远忘不了她。
她已经与那个时代同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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