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档案报社和深圳市档案局合作编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书中收编了《中国档案报》（包括《档案大观》）创刊至今刊登过的有关描写明朝的文章。书中展示着明朝片断，探究着明朝真相，讲述着明朝发生的那些真实故事。

明初第一大疑案：建文帝失踪之谜

明朝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的最终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建文帝即位后，锐意削藩，触动了其四叔燕王朱棣的利益。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靖难之役打了4年之久，最终，谷王朱櫘、曹国公李景隆打开南京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的建文帝已无影无踪，他到哪里去了呢？

《明史·本纪·恭闵惠皇帝》记载：“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大意是：南京陷落，皇宫中燃起大火，建文帝不知去向。燕王派宦官在火里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过了8天以后安葬了……还有人说，建文帝从地道中逃走了……《明史》是其后200多年清朝修的历史，对此事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

明朝记述燕王时期的实录《明太宗实录》记载：“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大意是：朱棣见皇宫中冒起烟来，派宦官去救火，到那儿赶不及了。宦官将建文帝尸首从火中找出。朱棣哭了，说你真是这么傻啊！我来就是帮助你做好事的，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过了8天以后，朱棣安排了很像样的礼仪安葬了建文皇帝，朱棣还为此辍朝3日以示哀悼。

    《明太宗实录》是明朝人写的，很多学者研究，实录不实，很多记载是不可靠的。原因很简单，当朝人修当朝史，很多历史真相是不能写的，写了就可能掉脑袋。

    自焚说最大的疑点是，建文帝的墓地在哪里。史书记载：备礼葬之。什么“礼”？有的记载说是“天子之礼”。天子之礼非常隆重，如北京的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雄伟壮观，可谓是天子之礼。建文帝如果用天子之礼安葬，怎么能没有墓地呢？显然这个焚死说是不可靠的。

《明史》记载：万历皇帝跟他的老师，即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有一次谈话。万历皇帝问张居正，听说建文帝有出亡这样的事。张居正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回答说：“此事国史无考”，他所说的国史就是《明太宗实录》。这是在建文帝死后100多年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一次对话，说明明朝人自己对此事也弄不清楚。

    《明史·本纪·恭闵惠皇帝》记载：“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应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这段记载的大意是：明英宗正统五年， 1440年，有一个和尚年90岁，从云南来到广西，到了思恩府，到了大堂上说我就是建文帝，我就是建文君。思恩知府名叫岑瑛，他赶快报告宫里，把这个自称建文君的和尚送到北京的皇宫里，朝廷派大臣去审问。一审问这个人，他说了实话，他说自己90岁了。如果建文君活到现在也不过是五六十岁。再一问，这个人是河南钧州人，名叫杨应祥。这一审问传说都是假的，于是就把杨应祥关到锦衣卫处死，其他人发去当兵戍边。因为有这么一个杨应祥假冒的建文君，所以民间又演绎出种种传说。这些民间演绎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更加扑朔迷离。民间对于建文帝的下落还一直盛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建文帝是主动让出了王位，远走他乡了。但是，民间传说不能作为历史真相。

穹隆山，就在江苏吴县，今天的苏州市。《明史》里记载：京城失陷时，建文帝带着几个忠心的随从趁夜逃出南京，几人一路逃到了离南京并不远的苏州。建文皇帝的主录僧溥恰和尚收留了他们，把建文帝藏匿在了他的普济寺里。明初，不论亲王还是皇帝都有一个给他做法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带头的僧人，建文帝的僧人就是溥洽（宗泐）。

根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朱棣的第一号亲信大臣姚广孝临死时，朱棣问姚广孝还有请求没有，姚广孝提出：“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可见，这位和尚是知道建文的具体下落的，然而他始终坚不吐实，所以，朱棣非常恨他，囚禁十余年，直到姚广孝张嘴，这才释放了他。姚广孝顿首谢恩之后就辞世了。

在明、清《苏州府志》《吴县志》上说“积翠庵，一名皇驾庵。明建文帝逊国时曾移驾于此”。据说穹隆山上有佛塔，是建文皇帝的墓，是不是溥洽（宗泐）帮助建文帝藏到江苏吴县穹隆山上呢？姚广孝是明成祖朱棣的心腹谋士，在辅佐明成祖夺取地位后，他舍弃了成祖给与他的功名利禄，毅然归隐禅寺。因此朱棣非常敬重他。史料和方志证实，穹隆，就是当年明成祖分封给姚广孝的佛门禁地！曾经帮助溥洽庇护了建文皇帝的他，很可能将建文皇帝藏在了穹隆山上。姚广孝会不会庇护建文帝？在姚广孝的著作《逃虚子集》中曾叙述，他救过一个五马贵等人。天子是用五马的，这里的“五马”是不是指建文帝呢？

史料记载，被捕入狱的溥洽什么也没招认，朱棣继续派大队人马搜查建文帝。《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自从溥洽藏匿建文帝一事败露之后，成祖遣胡濙，乔装打扮，暗查建文皇帝到底身藏何处。胡濙的这次秘密行动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直到永乐二十一年的一个夜晚，胡濙回来了，知道胡濙回来的消息，已经就寝的成祖立即起身，接见胡濙，两人一谈就是一夜。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另一段曲笔。

    《明史·本纪·恭闵惠皇帝》是这样记载建文帝的出亡的：“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以及上面谈到的《明史·姚广孝传》“有言……”都是有人说的意思。就是说，史书上并没明确建文帝的逃亡，而各地留下的众多有关建文帝的遗迹，也是真伪难辨。

    据《长沙晚报》2006年8月27报道：“明建文帝踪迹有新说，改名何必华隐居湘潭。披露这一重大发现的，是湘潭地方文化学者何歌劲……”

    该报报道：“……何歌劲告诉记者，湘潭锦石何氏内部历代流传着一个传说，始祖是明洪武皇帝的后裔，从血海中逃出，娶妻湘潭银塘何氏，遂改姓何氏。 

“但此说法因为无资料可凭，无法深究。2000年10月5日，他在老家射埠镇民间意外得到了《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第八册，他据其中所载第七代祖出生年月，与自己的出生年月相参照，推导出平均年龄代差，从而上溯估算出始祖当出生在明初洪武年间。对照历史背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始祖极有可能就是在‘靖难之役’中失踪的明建文帝。在此之后，他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开始了五年探索之旅，广搜资料，潜心研究，先后获得《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湘潭银塘（五甲）何氏族谱（八修）》《湘潭银塘四甲何氏支谱（四修）》等珍贵的族谱资料，并最终对建文帝下落得出全新结论：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大将何福之弟何禄及禄妻戚氏，何禄之子魁二、魁五与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军都督顾成之孙顾兴国，战殁鄱阳湖的旗武将军齐成之子、千户齐兴（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宗族之始迁湘潭祖），以及他们的眷属，共同组成一支极具隐蔽性的队伍，护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抚州临川来湘潭。朱允炆先隐居于银塘，后移居于县城东隅金泥湾（今栢荫塘）和西南乡之碧泉，并在湘潭娶土著何氏何惠之长女，在湘潭传下后人。此族后人于清乾隆年间建宗祠于锦石之阳，称湘潭锦石何氏。因而湘潭锦石何氏始祖何必华就是明建文帝朱允炆。湘潭旧城内迄今犹存的著名古迹‘三义井’，即为此族第三派后人何萱所开掘……”

    明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毛佩琦称：何歌劲先生的说法是全新的。他提出了全新的材料和全新的结论，使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有可能再次推进。也就是说，建文帝落籍湘潭说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关于建文帝下落，还有种种传说。例如，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就是去找建文帝等等。但都有很多疑点，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目前史学界对于建文帝失踪之谜，还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结论。

〖朱棣铸造永乐大钟之谜〗

    北京西北郊的觉生寺，因藏有一口明永乐年间的大钟，故俗称为大钟寺。1985年辟为北京市古钟博物馆。

    这是全国唯一一家收藏、陈列、研究古钟的专题性博物馆。馆内藏有古钟五百余口，质地各异，铜、铁、陶皆有；大者可达两层楼高，小者可把玩于掌上。时代，远者可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近者可到清末乃至现代。造型各异，琳琅满目。

中国古钟文化渊远流长，我们所知最早的古钟，是河南陕县庙底沟原始社会遗址中出土的，时间为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000年。该钟由细泥红陶制成，体上细而口外敞，中空，上有一柄，素面，外表磨光。肩部两旁各有一孔通向壁内，可能是悬挂铃舌之用。最早的古钟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其制作时间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形制与商代铜铙相近，陶质、体长方、中空、有柄、火侯很高，质地坚实。到了商代出现了青铜铃。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铃，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公元前1600年。此铃顶部较平，上有一环状钮，铃身外敞。铜铃的产生是一大进步，铜铃坚固耐用，它的声音也更加清脆悦耳。铜铃作为一种响器流传下来，直到现在。大约在西周时期，随着礼制的产生出现了编钟。它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据《周礼·春官·小胥》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郑玄注：“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之一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编钟史上的辉煌。全套编钟共65件，青铜铸造，连同钟架总重量达4.5吨，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大约在两汉之际，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古钟一跃而进入了寺庙的殿堂，成为佛家净土中的法器。这时的钟已从合瓦形（编钟造型）变为正圆形。目前所知最早的佛钟是南朝陈太建十年钟（575年）。此钟现在日本。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但佛教的鼎盛恐怕要首推唐朝了。唐代，天下寺院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这个时期的古钟千姿万态，比比皆是。目前保存最早的一件唐钟是陕西富县宝室寺钟。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铸，距今已逾1300余年。此钟浑厚凝重，状如馒头，钟身遍布花纹，有莲花、飞天、朱雀、青龙等，布局活泼不拘一格，栩栩如生，是典型的唐代佛教艺术的写照。宋元时期留存下来的古钟不多，馆内收藏宋代钟仅2口，铸造工艺平平。这或许与宋代佛学的地位下降有关。

但宋以后，明清两代京城内外乃至各地寺庙，无所不在，有寺必有钟。因此明清的古钟可以说俯拾皆是。所以明清是佛钟铸造的最高峰，无论造型、质地、纹饰亦或铸造工艺可谓巧夺天工、独具匠心……

永乐大钟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铸造的。朱棣为何要铸造这样一口大钟，这还要从朱棣夺取其侄儿皇位说起。建文帝朱允文即位之后，采取“削藩”的办法，收回各藩王的权力。当削到燕王朱棣头上时，早有夺位野心的朱棣便乘机起事，和侄儿打了起来，一直打了三年，最后攻入南京，逼得侄儿建文帝投火自焚，也有人说是出家为僧了。朱棣夺得政权，又连带杀了数万人，登基后的朱棣迁都北京，改年号为永乐。朱棣笃信佛教，认为自己是武力称帝，又杀了这么多人，怕遭来世报应，总想得以解脱。由于佛法认为铸造佛钟能消灭灾难，于是，朱棣便在“惟功大者钟大”的指导思想下，决定铸造一口满饰经咒的特大佛钟，既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又表达了“歌功颂德，志面定鼎”的意思。这样，一口全国最重、铸有经咒铭文最多、质量最好的特大佛钟便问世了。

永乐大钟音响能传９０里

永乐大钟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它是采用地坑造型、表面陶范的泥型法铸造的。铸造时，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熔化的铜汁沿着泥做的槽道注入陶范，一次成形，工艺高超。大钟重46.5吨，通高6.75米，最大外径3.3米。一位外国铸造专家说：“永乐大钟的铸造成功，是世界铸造史上的奇迹，就是科学发达的今天也难以实现。”

永乐大钟铸成后，先是挂在汉经厂，后搬入万寿寺。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风水先生说，北京西北方向的觉生寺是风水宝地和吉祥之处，奏请皇上将永乐大钟迁入觉生寺。觉生寺随后也因有了永乐大钟便改名为大钟寺了。大钟自1751年被置放妥当后，一直没再搬动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发生了一件奇事，大钟横梁支撑处原来留有一寸左右的缝隙，大地震时，大钟曾有大幅度摆动，摆动时，突然“啪”地一声响，缝隙竟然合口，大钟却安然无恙……。

永乐大钟钟声悠扬悦耳，经专家测试，其声音振动频率与音乐上的标准频率相同或相似，轻击时，圆润深沉；重击时，浑厚洪亮，音波起伏，节奏明快优雅。其振动频率最低为双赫，最高在860赫以上，声音最远可传90里，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令人称奇叫绝。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给人带来美好祝愿的新年钟声，就是永乐大钟的钟声。这口大钟已敲击了500多年，至今仍完好无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最近，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国家航天部621所合作，对大钟的合金成分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永乐大钟除含有铜、锡、铅、铁、镁外，还含有金和银，而且含量很高，其中含金18.6公斤、含银38公斤。

    专家分析，金铸在铜器中，可防止锈蚀，银则可提高浇铸液的流动性，这正是永乐大钟500多年保持完好、钟声依然洪亮悠扬动听的原因。

论重量，世界最大的钟是俄罗斯的一口大钟，重１９３吨；第二大钟是缅甸的，重90吨；永乐大钟排在第三位。但俄罗斯那口大钟在制作时就破裂了，后被埋在坍塌的废墟中达100多年，到1836年才被挖出来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石头台座上，作为一个文物供人观赏，但这口钟从来没被敲响过，被人们称作“世界上一声没响过的大钟”。而永乐大钟被敲击了500多年，至今仍完好无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永乐大钟铭文数量被探明

永乐大钟不仅制作工艺先进、钟型巨大、音质优美，而且钟体上的铭文数目也很多。大钟钟身内外铸有佛教经咒17种，其中外铸《诸佛来菩萨尊者名号集经》、《弥陀经》和《十二因缘经》等，内铸《妙法莲花经》等，钟口铸有《金刚般若经》、蒲牢处铸有《楞严经》。上下内外都铸满了文字，每字1到1.5厘米见方，皆为楷书。字形古朴遒劲，排列合理、准确、巧妙。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的手笔。但对钟上到底有多少铭文，一直没有一个准确说法，有说227000多字，有说23万多字。1988年，大钟寺博物馆的五位工作人员决心弄个清楚，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将永乐大钟上的铭文数字之谜解开了。他们查清，永乐大钟共铸有汉文佛教铭文22.5939万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总共23.0184万字。

    对于大钟上的梵文内容，几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季羡林大师生前将其破译成功。他考证出这些梵文属“蓝蹉”体，是一种拼音式的古印度文字，其内容写的是佛教教义及其规范。

人们看后无不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力学知识赞不绝口。此钟年代久远、铸造精湛、钟声浑厚、铭文浩繁，实为世界钟林之最。500多年过去了，永乐大钟依然高悬于古钟博物馆的大钟楼上，每当新春佳节，悠扬的钟声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电波传向海内外，祝愿着祖国繁荣富强，祝愿着中国人民幸福、吉祥……

〖明成祖朱棣为何选择郑和下西洋〗

    《明史·郑和列传》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团船队下西洋的动机之一，是“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那么，堂堂大明派一个太监率团出使，岂不会有损国威吗?原来，郑和一身兼具多种优势，是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最佳人选。

    一、郑和是元初重臣、色目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是穆罕默德的后裔

1218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军消灭了盘踞在今新疆、中亚交界处的契丹西辽之后，曾向西域派遣了一支由400多商人组成的骆驼商队，以寻求贸易。不料，商队遭当时的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截杀，货物被抢。暴怒的成吉思汗于1219年亲率20万蒙古军发动西征，不久即攻陷了花剌子模号称“文化之都”的不花剌城。

居住在不花剌城的赛典赤·赡思丁(1211年生，1279年卒)，这年只有8岁。他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他的名字前面的尊称“赛典赤”即“圣裔”之意。赛典赤向成吉思汗贡献了斑豹和白鹰，率部众千骑归顺，受到信任，被授予官职。

当时蒙古统治者将西域归顺人称为“色目人”(因其眼珠多为蓝、黄、绿色)，定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重用“色目人”以协助维持统治。赛典赤成年后，历任太原、平阳、燕京等处地方官，参加过攻略四川和围困襄阳。蒙古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做了元朝皇帝之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命年已63岁的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云南省长。

    赛典赤在云南任职6年，将境内多民族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收拢至行省政权的统一管理下。对待武装抗拒的地方势力，他不主张以武力征服，而是以仁德感化。他在云南组织屯田，兴修水利，创办学校，还推广了内地先进的耕种技术。他还安抚了邻国，与其君主结为兄弟，使他们不再侵扰国境。

至元十六年(1279年)，68岁的赛典赤病逝，云南百姓为之“巷哭”。赛典赤的儿孙后代继任，世守云南，并被封为滇阳侯，驻扎昆阳，即今滇池南岸的晋宁县。至今那里的白鹤山还留有祖墓和古碑。

    1371年，郑和生于昆阳的滇阳侯府中，小名“三保”。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去过回教圣地麦加朝圣，在回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当时穆罕默德的汉译为“马哈默德”，许多信徒都以“马”字作为自己的姓氏，以示虔诚。人们常说的“郑和本姓马，叫马和”，就是这样来的。

    1368年，元朝被推翻，朱元璋开创明朝，定此年为洪武元年，在南京登上皇位。但偏远的云南尚在元统治之下。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副将军蓝玉、沐英率军30万攻略云南。郑和的父亲兵败被杀。战俘及家属被擒获入官为奴。年仅10岁的郑和遭阉割，送往南京充作宦官，后又被“分配工作”至北平，至燕王府去侍侯朱棣。原为回教徒的郑和，为了排遣被阉割后的痛苦和郁闷，按当时宦官们的通例，又信奉了佛教。他的佛教法名叫“福吉祥”。

    三、参加“靖难之役”，屡建战功，得到提拔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去，由其早逝的皇太子朱标之子、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因改下年为建文元年，史称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借口朝中有奸臣，在北平起兵去南京争夺皇位，史称“靖难之役”。朱棣知道自己发动战争的借口非常牵强，他对带兵的将领存有戒心，于是重用自幼在燕王府长大的亲信宦官们，充任监军，掌控兵权。这一年28岁的郑和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屡建战功。

建文四年(1402年)，南京陷落，建文帝失踪，生死不明。朱棣抢到了皇位。永乐二年(1402年)，朱棣提拔“靖难功臣”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并赐他姓郑，原来的“马和”此后才称“郑和”。

    内官监，是明代为皇家服务的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之一，掌管土木瓦石、油漆火药诸作坊，负责营造宫室陵墓类似皇家工程局。朱棣1421年迁都北京，内官监就设在今北京西城区恭俭胡同一带。而“恭俭胡同”，就是民国时期对“内官监胡同”旧称的雅化变更而来的。

    在明代，而非所有阉人宦官都能称“太监”。“太监”，是皇家十二监衙门长官的官衔，是正四品官员，相当于知府级别。

    明代政治的弊端之一，就是皇帝不信任文臣武将，却对太监情有独钟。因为谋反篡位，是皇帝的大忌，而太监没有后代，篡了皇位也无人继承，所以太监被视为不具备篡位动机。当年明成祖朱棣为下西洋的船队配置了2.7万余人的卫队，选择统帅，自然要慎重。

当时34岁的郑和，身材魁伟、相貌威严。他自10岁起就在朱棣身边，深得宠信。他参加过“靖难之役”，具有军事经验。最重要的，是他具有穆罕默德后裔的高贵身份，对信仰回教的西洋各国，很有号召力。他又是佛教徒，在与东南亚各信佛国家交往时，也极具亲和力。而且，下西洋的船队还负有皇家采购团的使命，需为朝廷带回中原所罕见的珍奇宝物。所以船队中的主力船型、长达44丈的“宝船”，又被称为“取宝船”(还有座船、粮船、马船、兵船)。《明史·郑和列传》说他“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

郑和兼具众多优势于一身，难怪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将永乐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之间6次远航的重任托付于他，并且信任有加，始终不渝。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身兼外交大钦差、船队“总指挥”、“卫队总司令”、商贸“总经理”等全部要职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由长江口内的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扬帆启航。

五、漂泊半生，终老于北京三保老爹胡同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复命时，他所效忠的明成祖已于当年七月死于北征蒙古归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继承皇位的明成祖之子、以勤政爱民、减税节俭著称的明仁宗，即位之初就下旨“罢西洋宝船”，并派郑和率出使卫队去守备南京。

宣德五年(1430年)，明成祖之孙明宣宗，因登极已五年，“而诸番国远者犹末朝贺”，又命郑和率团历访“忽鲁谟斯(波斯湾霍尔木兹)等十七国而还。”

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归来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他被尊称为“三保老爹”，他所居住的胡同，也被称为“三保老爹胡同”(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代北京城图》)，即今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的三不老胡同。

宣德十年(1435年)，一生历尽坎坷和显赫、半生飘泊在海角天涯的“三保老爹”，终于在自己家的床板上寿终正寝，享年64岁。

今天，在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还有一条飞龙桥胡同，得名于明代建在此处龙德殿背后的飞虹桥。多部记述北京历史地理的书籍，如明《长安客话》、清《宸垣识略》、民国《燕都丛考》，都说飞虹桥石料精美，雕有诩诩如生的鱼龙海兽，非中国固有，系郑和船队当年由西洋带回。飞龙桥、三不老、恭俭，北京这3条胡同，当年都印有郑和的足迹。

《明史·郑和列传》结尾写道：“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元旦，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称北京为京师。奠都北京是明成祖晚年完成的一件大事。北京从此成为明、清两代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历史上，北京首次并从此成为汉民族为主体政权设立的首都。明成祖迁都意义是深远的。

 明成祖朱棣，以燕王封地北平为基地，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从其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朱棣即位之初，定鼎金陵（南京）。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为此，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必须审慎行事。

 他首先为北平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他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耕牛、农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样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因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1416年，他命令文武大臣讨论营建北京城的方案。1417年始，朱棣前后从全国各地招来20多万工匠，上百万的民夫，还有难以计数的军队。建城所需材料来自全国各地。百年以上的珍贵木材，是从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伐，经过千山万水运送到北京的；城砖与墙砖，则在山东日夜烧制；宫内铺地的“金砖”（大方砖），则烧制于苏州。

 营建北京，主要是建设宫城（紫禁城）和皇城。今天的故宫，基本上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风貌。明朝时期的北京，是在元朝都城的基础上向南推移。紫禁城也从元朝的皇宫向东推移，原来元朝的皇宫是在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明朝在永乐年间还同时建了天坛，现在北京的天坛和先农坛也是明朝永乐年间所建。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宣布迁都北京不久，紫禁城发生了一次火灾。这场大火烧毁了紫禁城中三个主要朝觐大殿，中国古人的一种观念，这是上天所降的灾祸。上天发怒，说明皇帝在执政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所以苍天要降灾警醒。明成祖朱棣为了遵守古训，召集群臣讨论火灾的原因。群臣纷纷上疏：大多认为迁都违背了祖训，因此上天才发怒，烧了皇宫。朱棣愤怒了，他说，当初我迁都的时候，“与大臣密议良久”，你们现在说迁都是错误的，“彼书生之见，乌足以达英雄之略哉！”你们都是书生之见，怎么能知道我英雄的胸怀与谋略呢？

 史籍中没有记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真实目的。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有两点：一是明成祖朱棣当初被封为燕王，驻北平，故北京是他势力范围所在。“靖难之役”，燕王直捣南京，但南京并不是他的势力范围，因此才迁都到北京；二是蒙古的势力在成祖时虽然有所削弱，但也不容忽视。当时北元势力仍是对明朝有威胁的，于是明成祖自永乐八年（1410年）起，五次亲征漠北，打击瓦剌和鞑靼的势力。为要控制蒙古起见，成祖把首都移驻北京，以便指挥。

 明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毛佩琦先生认为：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将明帝国建设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国家，是明太祖迁都北京的真实目的。  

 毛佩琦先生论据有二：第一，明成祖朱棣经营蒙古，经营东北，经营西域，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开设贵州，一直把明朝的疆域拓展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整个这样一个版图，实际上是以北京为中心，这是继承了元朝当时的版图。第二，明成祖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他所理想的天下秩序，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共存共荣的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理想，集中就反映在郑和下西洋当中。所以，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和迁都北京是一样的，他要实现他的建国理想，实现他的天下理想。他的天下理想是什么？就是要用儒家理想的天下观来建立一个天下秩序。这个天下秩序，在郑和带给世界各国头目和藩王的诏书当中说得非常明确。诏书是这么说的：“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循礼安分，毋得违约，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大意是：凡是天地之间，当地的人民，老的少的，都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生活，按照他们自己的理想，不至于流离失所，没有产业……要按照规矩办事，不得违规。不许以多欺少，不许以强凌弱……大家共享太平之福。

 明成祖敢于迁都北京，将首都定在国防的最前沿，纠正了自北宋以来汉民族政权在北方国防上的退让政策。这对巩固国家发展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起了重大作用，也保卫了先进的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能使之以顺利发展。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举，对于开发边疆和维护统一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成祖在北方一些边陲重镇设立军事要塞。《明史·地理志序》记载：“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

 这就是所谓“九边”之地，这些军事基地主要是防止蒙古的进犯。另一方面，在辽东更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理东北之地。成祖建都北京能有效地控制边塞要隘，对维护政权是大有帮助的。

 成祖还很注意与北方各民族的联系，例如在辽东开原、广宁等地设马市，在西北地区也扩大了茶、马贸易，刺激经济发展，这都是成祖经营北方的成果。

 定都北京，亦有其弊端，首先是粮食运输的问题。迁都北京后，大量军队驻扎首都及周边之地，而北方粮食根本不能够供应这么多的兵马，故需要从南方运粮食上来。因而，明代在处理粮食运输上设计了一套完善的计划。明朝运输东南的粮食往北方，有水路和陆路两种。永乐九年（1411年），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治理运河，并派遣12万军队在运河沿线护卫，以保证漕运畅通无阻。

 北京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明太祖与明成祖皆有能力经略北方，以武功取胜，建都北京，自然没有问题。而成祖以后的君主，主要是采取防守的策略，因此受威胁的机会也就多了一些。北京城以北一带是平原，便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作战，无险可守。假若敌军越过长城后，便可长驱直入。北京成了政治中心，万一受到外族的入侵，便容易发生危险。明朝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危机是英宗年的“土木之变”。当时蒙古瓦剌以两万骑兵进犯北方，明英宗受宦官王振的唆使，决定发兵50万亲征。但英宗未经战阵，指挥不当，在土木堡大败，且为瓦剌所俘。明朝上下震惊，许多官员纷纷逃难，有人以为北京守不住，甚至主张迁都返回南京。幸得兵部侍郎于谦坚持抵抗，否则回师南京，北方又势必陷入外族之手了。可见定都北京，若疏于防范的话，其潜在危险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明朝把全国的智力、物力和财力过于集中在北京，没有注意到对各个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做出战略储备和部署。因此，明末清兵大举进攻的时候，明朝即发生了都门告变，全国解体的形势。

  ◆明永乐年间修建的皇宫紫禁城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天的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至清乾隆时期最终建成

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是永乐。后人将朱棣在位的22年称为永乐盛世。《明史》卷七《成祖本纪赞》记载：文皇帝朱棣年少习武带兵，厉行节约，及时赈灾济贫，无一丝耽误。知人善任，表里如一，武功谋略与朱元璋相符。他出师平定蒙古，至其晚年，威名远扬，四方臣服，朝贡的国家有30多个。国土版图超过了汉、唐,达到了非凡的兴盛。明成祖朱棣是如何开创的永乐盛世呢?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强化皇权，借胡惟庸案，取消了自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多年的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来统率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虽集中了皇权却大大加重了皇帝的负担。朱元璋曾经设立春、夏、秋、冬四辅官来帮助他处理日常事务。但是这四辅官并没有决策的职能，只是帮助皇帝处理一些日常公务、公文。

    建文帝朱允炆上台以后，对于朱元璋的制度有所调整。他将文臣的地位从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以至在靖难之役当中，朱棣的谋士就发表过檄文说：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但现在不是一个丞相，反倒有6个丞相了。六个部的尚书都官至二品，都和丞相差不多，这是在败坏祖宗的制度。

朱棣登上皇位后同样不能够直接面对六部来处理这么繁忙的政务，因而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当时叫做“备顾问”，帮他起草文书，处理皇帝交办的一些事情。这些殿阁大学士没有办公的衙门，也没有下属，就是在皇帝身边办事,这就是后来内阁的雏形。内阁在明成祖时期初具规模。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其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

    内阁制度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的一大完善。这个制度被明朝沿用了200多年，清朝也继承下来了。内阁制度的完善，可以说是明成祖朱棣对中国政治制度向前推进的一大建树。

    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推翻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登上的皇位。因而朱棣的内心深处，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塑成贤王圣君的形象。中国的儒家理论，恰恰符合了朱棣这一需求。

永乐四年（1405年）三月初一，朱棣至京师文庙亲行奠礼，又命太学将《五经》授予国子监祭酒胡俨，并率三品以上文武官吏及翰林儒臣听胡俨等讲授儒经，又谕曰：“《六经》，圣人之道，昭揭日星，垂宪万世。朕与卿等勉之。”其后，他同意了礼部奏请并亲自撰写了祭礼碑文：孔子“上以承尧、舜、禹、汤、文、武之传，下以为后世植纲常，开太平于无穷。而世之极其尊崇之礼者，非于孔子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惟皇考继统帝王，尊师孔子，举天下皆约之，使由于斯道，是以治化之盛，沦浃周编，薄海内外罔不向风慕义。朕景仰宏谟，夙夜祗敬，思维继承之道，不敢迨凰”。这是朱棣在称颂其父既“继统帝王”而又能“尊师孔子”的同时，把自己标榜成为一个“继承”父道的儒家皇帝。

    北宋理学家胡瑗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朱棣深谙此道。

朱棣在为孔庙撰写的碑文中还写道：“朕惟帝王之兴，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朱棣重视科举，把科举制度化、完善化。从永乐年间开始，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人才，朱棣认为，从举人当中选拔这些进士，远远数量不够，也有些举人没有考上进士，朱棣就选了一些人继续在太学当中进行培养，在这些复读的举人中出了很多的人才。

    明成祖通过独尊儒术、完善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人才，使天下有志于学的穷人也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朱棣用人不疑，如果是他看准了的人才，就会一直重用。内阁大学士杨士齐，他先后辅佐了4位皇帝，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4朝，在位43年；金幼孜，内阁大学士，在位30年；内阁大学士杨荣，在位37年；杨普，在位22年。六部尚书也都是久任：吏部尚书蹇义，在位34年；户部尚书夏严及，在位29年；礼部尚书胡濙，在位32年。这说明朱棣能够坦诚待人。

    朱棣完善了科举制度，但在选用人才方面，又不拘于科举制度。例如，杨士齐虽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但明成祖凭其真才实学，认为杨士齐是可用之才，他被朱棣重用为内阁大学士，最后还担任了《太祖实录》的总裁官。

    朱棣在位期间，亲自率领部队五出塞北，给虎视眈眈的蒙古骑兵以重创。他在位期间，主持编纂了史无前例的浩瀚巨著《永乐大典》，并派郑和建造当时最为宏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并迁都北京，修建皇宫紫禁城，缔造了名震海内，辉煌一时的永乐盛世。但这些从另一方面讲，又耗费了大量经费，加重了百姓负担，造成国库空虚。

当时，无论在明成祖北征蒙古的时候，还是他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很多大臣都上疏反对。奏疏写道：“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意思是连续的南征北讨，连年的军需物资，耗资巨大。迁都北京并盖皇宫，而经济中心在南方，要让南方的供给到北方来，疲于长途跋涉。奏折还写道：“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明成祖在北京，还让他的大臣姚广孝为他建造了两口青铜巨钟。这两座大钟，现在还剩一口，叫永乐大钟，目前在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永乐大钟重400多公斤，高7米，外径3.3米，上面铸满20多万字的经文，据说这些字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该钟是北京的传世珍宝。古人云：“惟功大者钟大”，永乐皇帝认为他的功业最大，所以他才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钟。

    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健全官制、独尊儒术、完善科举，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以及他的用人不疑，极大地促进了明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朱棣的穷兵黩武与好大喜功，却使当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356年，明太祖朱元璋攻占了元朝江浙行省的集庆路，他将集庆路改称应天府。洪武元年正月（1368年春），朱元璋登上皇位，建国号为“明”，定都于应天府，即南京。当年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占大都，元朝灭亡。朱元璋撤销了大都路的京城建制，将其降格为北平府。

 1370年，朱元璋将11岁的皇四子朱棣封为燕王，将北平划为燕王封地。1380年，21岁的燕王朱棣移驻北平。1402年，43岁的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应天府，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取《易经》“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义，将昔日的封地北平府升格为北京顺天府。永乐十九年元旦（1421年春），朱棣正式宣布迁都北京。

 明代各府的长官是正四品知府，使用铜印，而顺天府为了彰显国都地位，设长官为正三品府尹，使用银印。顺天府下辖5州22县，据万历六年（1578年）统计，辖区总户籍101，134户，总人口706，861口。

明代顺天府沿用了元代大都路总管府的衙署，府前的街道被称为“顺天府街”，即今鼓楼东大街。京城以中轴线为界，东部归大兴县管辖，县衙在教忠坊大兴县胡同，即今东城区大兴胡同。西部归宛平县管辖，县衙在积庆坊皇墙北大街，即今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相传若是发生了凶杀案件，死者恰好倒在中轴线上，就要依死者的头部倒向哪边，来决定由哪边的县衙审理。

 位于大兴胡同南面的府学胡同，因明代设有顺天府官办学校“顺天府学”而得名。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述，元亡那年，有个僧人在此建造了报恩寺，就在寺院完工尚未安放佛像之际，明军攻入了大都城。僧人担心寺院被征用为军营，闻听明军有令不得侵占孔庙，遂临时借来一块孔子的牌位谎称这里是孔庙，结果寺院被征用为大兴县学，朱棣迁都后又升格为顺天府学。

 顺天府学东侧的文丞相祠，是元代大都路兵马司牢房旧址，南宋丞相文天祥曾在此坐牢四年，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长诗《正气歌》。文天祥被害的刑场柴市，就在胡同西口附近，明初为纪念文天祥，将这一带命名为“教忠坊”。明洪武九年（1376年），掌管司法的按察副使刘崧在牢房旧址建造了文丞相祠。明代宣德皇帝规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由顺天府的府尹代表皇帝来此致祭。至今在祠堂庭院还有一株向南倾斜的大枣树，相传是文天祥当年手植的“指南树”。

    明永乐大帝朱棣共有四子，分别是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四子朱高燨。永乐年间，朱棣的前三子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嫡大战。

长子身残志坚  智勇仁厚

朱高炽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母徐皇后。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朱棣的世子。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脚有些残疾，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对于一生嗜武的明成祖朱棣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因为朱高炽一点也不像他。但朱高炽却深得爷爷朱元璋的喜爱。

    洪武年间，朱高炽作为燕王的世子，被朱元璋委派和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世子分别去检阅军队。朱高炽很晚才回来。朱元璋问他为什么落在后面，朱高炽解释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意思是说清晨太冷，他一直等到军士吃完早餐以后才开始检阅，所以晚了。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

有一次，朱元璋要他分阅章奏。凡是关系军民利病，必须先呈给朱元璋御览，有的奏章中有文字错误，他也并未表出。朱元璋指着奏章中的错误问：“儿忽之耶？”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核对奏章中的文字。朱高炽对曰：“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德。”偶有笔误，不足以妨碍您来阅读，所以未曾表明。朱元璋又曾经问：“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大意是尧、汤时候，水旱连年，百姓如何生活？朱高炽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意思是尧、汤仁政，惠及民生，因此水旱无忧。朱元璋大喜说：“孙有君人之识矣。”朱元璋对胖孙子的喜爱，对朱棣最后的立储有很大的影响。

在朱棣与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部队南军来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朱棣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燕王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亲自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终于得到皇位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高炽王妃张氏分娩前夕，朱棣曾经梦见太祖，授以大圭（大块的玉璧），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认为是瑞征。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对这个皇孙很是钟爱，出征时总是带在身边。

朱棣当上皇帝后并没有马上立太子，朱棣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京，却把朱高煦留在南京随侍，这一疏一亲，已经是显而易见了。朱棣立谁当太子下不了决心，于是去问著名的文臣解缙，解缙应声答道：“皇长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朱棣不说话，解缙又说：“好圣孙”。后来朱棣画了一幅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就是老虎的幼仔，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

    朱棣终于被感动了，永乐二年(1404年)，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同时，二子朱高煦被封为汉王，封国在云南；三子朱高燧被封为赵王，封国在彰德（今河南安阳）。

汉王英武善战  专横跋扈

    朱棣二子汉王朱高煦与朱棣颇有几分相像，身高七尺余，“轻巧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朱高煦英勇善战，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朱棣于危难之际。朱棣曾向他暗示：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可见朱棣对二儿子朱高煦是非常赏识的。

    朱高煦在朱棣身边总是说朱高炽坏话。“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曾修书一封给朱高炽以燕王之位相诱，以期离间朱棣父子关系。宦官黄俨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朱棣。朱高煦在旁对朱棣说：世子朱高炽一直对建文帝都很好。但朱高炽技高一筹，得到赐书后不启封，立即派人飞马集报朱棣。朱棣开启了建文帝的赐书，感叹道：差点误杀了我的世子。

    朱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进谗言使得立储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后在监狱里被用酒灌醉埋到雪里活活冻死。由于朱高煦的诽谤，一次朱棣亲征漠北，得胜回朝，竟然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对朱高炽大加训斥，把朱高炽身边的一些大臣逮捕下狱，其中包括名臣黄淮、杨溥等人。

汉王朱高煦对自己被封到云南很不高兴，曾说：“我何罪，斥万里?”迟迟不肯就藩。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高煦被改封青州（今山东益都），但他还是不愿意去。朱高煦趁朱棣北巡之际，私自募兵3000余人，不服兵部管辖，还在京城纵兵劫掠杀人。兵马指挥使许野驴逮捕乱兵，朱高煦竟将许野驴用铁瓜打死。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发现朱高煦私自使用皇帝用的乘舆器物，私造兵器，暗养死士，招纳亡命之徒，操练水战。朱高煦野心暴露无遗。朱棣大怒，将其召来当面质问，夺取他的衣冠，将其关在西华门内，并要将其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来为他求情。朱棣厉声说：“我在为你做大事，不得不这样，你这是在养虎遗患。”经朱高炽苦劝，朱高煦得以保留亲王身份。朱棣下令消减朱高煦的两部护卫军，将他改封在乐安州（今山东惠民），理由是乐安距北京很近，只要他敢反叛，朝廷马上就能抓住他。朱棣这次没有再纵容朱高煦，令其尽快前往封地。朱高煦只得就藩。

赵王多行不法  密谋篡位

    赵王朱高燧前期很受朱棣的器重。朱棣未迁都前，曾安排赵王居守北京，命令各部门政务都要请示赵王以后施行。史书记载，朱高燧依仗父皇的信任“所行多不法”。朱棣因此将赵王府长使处死，剥夺赵王的冠服。同样由于太子朱高炽的劝说，赵王才免遭更严厉的惩罚。

赵王与汉王一样，同样有夺嫡的野心，不时在朱棣面前说太子朱高炽的坏话。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北京（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因赵王及宦官的谗言，朱棣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朱棣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忠厚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自汉王朱高煦受到处罚后，赵王朱高燧加紧了夺嫡的步伐。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赵王府护卫指挥孟贤等人勾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官杨庆养子，谋划毒死朱棣，伪造诏书，计划待朱棣死后发布伪诏，废太子而立赵王朱高燧为帝。阴谋暴露后，同谋者都被处死。震怒的朱棣喝问朱高燧：“这事是你干的吗？”朱高燧心惊胆战，没有回答。太子朱高炽又一次极力为弟弟开脱，说：“这都是下人干的，高燧肯定不知道。”朱高燧因此被免于治罪。至此，太子朱高炽的处境开始柳暗花明。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65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返京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智勇仁厚的太子朱高炽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阴谋诡计是无用的，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这也正是所谓无为而治，看似无为，却是最有作为。他能笑到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编辑：刘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