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节点
哈达铺，它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
哈达铺会议，它为红军长征找到了最终落脚点。
这是一个永垂史册的地名——甘肃陇南宕昌县哈达铺。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935年9月22日，上午，召开中央领导同志会议；下午，召开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庄重宣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这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历史性选择。
地处大西北的哈达铺，注定要从遥远的边陲走进近代的史诗。
一、千年古镇飘来一团红色
1935年8月，红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征服了大雪山。越过雪山，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组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党中央毛儿盖会议的正确决策，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指导下产生的。
1935年8月21日～27日，红军右路军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走出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大草地。8月29日，发起包座战斗，打开了通向陕甘的大门。9月16日，右路军抵达天险关隘腊子口，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红四团于17日早晨突破腊子口，蒋介石想把红军围歼于腊子口的计划成为泡影。当红旗插上腊子口主峰，天边晨曦中一轮红日绽放。站在腊子口坳，毛泽东同志高兴地放声大笑。他对一旁的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走，我们一起向哈达铺进发！”
哈达铺，原名哈塔川，因“塔”与“达”韵母相同，后来逐渐将“塔”呼为“达”，即“哈达川”。明代，官衙在哈达川设“铺”，故称哈达铺。哈达铺，地处甘肃省陇南市西北部，原属岷县管辖。1954年成立宕昌县后，划归宕昌县管辖。哈达铺距县城34公里。
历史上，哈达铺是茶马古道的货物中转集散基地，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旱码头”。这里地处交通要冲，东来西去商贾云集；乡俗民风淳朴，南货北销市场兴盛；回汉民族杂居，多元文化融合繁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哈达铺，盛产当归、黄芪、党参、大黄、柴胡等中药材，是陇南有名的“药材之乡”，吸引了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客商来这里做生意。据地方志记载，在哈达铺古镇一条形似哈达、长达二三里的主街上，曾经拥有过800余家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商号，塞外名镇之盛可见一斑。哈达铺的重要地理位置特点和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给这个古镇披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比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儿派有兵力不少的驻防军队；在通邮条件相对闭塞的陇南一隅，设置了正儿八经的邮政代办所，居然还有近10种报纸。
1935年9月18日掌灯时分，一队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装、稀稀拉拉根本不像战斗状态的人马，在一位挂着中校军衔的长官带领下，大摇大摆进入了哈达铺镇区。守卫在卡口的驻军和民团岗哨，见有队伍过来，立马上前盘查。他们见这位长官派头十足、威风凛凛，一下子被震慑住，连忙打开路障。哈达铺镇的镇长、国民党镇党部书记、保安队长等闻讯赶来迎接。国民党驻岷县鲁大昌师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省城回来，捎带的几驮子邮件包裹还没来得及打开，也赶来凑热闹。
这支队伍顺利进镇后，只见其中一拨人迅速包围了镇公所，一拨人控制住当地驻军和民团，一拨人直奔镇上的邮政所。在确认各路人马到达指定位置并完全掌控局势后，这位国民党中央军的中校长官向前来“接驾”的哈达铺镇的头面人物郑重宣布：“我们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我们是共产党的中央红军。”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缴了敌人的械，哈达铺成为红军的“战利品”。“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消息传遍整个哈达铺。原来，这位假扮的“中校军官”是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梁兴初智取哈达铺，是奉毛泽东、党中央和军团部首长之令，肩负着重要使命——
1935年9月17日拂晓，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此日近午，侦察连行军到岷县附近一个村庄准备宿营，军团部通知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去受领任务。在指挥部，见到毛泽东同志和聂荣臻等军团首长正围着一张地图在研究军情。参谋长左权向他俩下达了“立即向哈达铺出发，侦察敌情、筹集粮饷、相机智取”的命令。聂荣臻指示说：“甘肃是少数民族地区，你们要很好地执行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惯，做好宣传工作。”这时，毛泽东同志走过来，说：“我补充一点，你们想法给我搞点‘精神食粮’来，只要是近期的报纸、杂志，各种都给搞几份来。这可是个特殊的任务哟!”梁兴初心领神会，他清楚毛泽东专门强调的“精神食粮”意义重大。
侦察连驻地距哈达铺有三十几里地。为了圆满完成这次任务，梁兴初和曹德连进行了精心部署, 决定趁鲁大昌仓促调兵回防岷州、哈达铺防守空虚之机，智取哈达铺；分工指导员曹德连带几名战士到邮政所找“精神食粮”，副连长刘云彪带领两个排控制镇内驻军和地方武装。就这样，梁兴初智取了哈达铺。
梁兴初、曹德连“拿下”哈达铺的同时，从邮政代办所找到了一批近期报纸，从缴获的国民党少校副官随带的驮子里找到了几份最新报纸，其中有天津《大公报》《晋阳日报》《国民日报》等。为了让毛泽东同志和军团首长早点知道这些消息，梁兴初决定连夜将这批报纸送往军团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了报纸十分惊喜：“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立即派骑兵将报纸送到红军司令部给毛泽东同志看。”(《聂荣臻回忆录》)
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经过岷县旋窝、麻子川一线，进驻哈达铺。古老的哈达铺，从没有到过这么多的部队。哈达铺的老百姓只听说过红军，但是没有真正见过红军。此刻，从腊子口外飘来一团一团的红色，竟是那么的耀眼！一时间，哈达铺到处红旗招展，标语上墻，锣鼓喧天，歌声飞扬。整个哈达铺沸腾起来了。
二、几张报纸改变红军长征走向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同志和洛甫的住处被安排在哈达铺主街上的义和昌药铺。毛泽东同志住的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与其他铺面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义和昌药铺的斜对面，就是邮政代办所，两处相距不过一二十米远。毛泽东同志了解到，因为当地商贸繁荣，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很多，他们需要了解各种信息，所以成就了这个邮政代办所。
毛泽东同志“照单全收”了侦察连梁兴初、曹德连等在哈达铺缴获的一大堆报纸。自从离开江西中央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尤其是进入信息闭塞的边远山区，乃至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毛泽东同志把信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他要凭借信息来判断形势，他要依靠信息来实施决策。因为他知道，从今往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因此，毛泽东同志废寝忘食、全神贯注地翻阅起这批报纸，并加以综合分析和判断。
毛泽东同志反复研究着最富有信息量的几期报纸，特别是1935年8月1日、8月28日、9月2日、9月13日的《大公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等新闻消息，还配有陕北红军根据地示意图。《大公报》登载的文章中，还引用了阎锡山的一段原话：“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这些描述，让毛泽东同志感到无比欣慰，地处偏远的陕北，竟然还有如此强劲的不倒红旗和红色割据！对于《大公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上海、北京、江西等地从事革命工作的过程中，不但有所耳闻而且还亲眼目睹。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坚持“文章报国”“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和特点，是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纸媒中最有影响力和受众最广泛的报纸之一。
毛泽东同志还找来筹粮委员贾拓夫了解情况。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因被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红26军政委杜衡相继叛变，时任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委员高岗摆脱特务控制逃脱。贾拓夫只身潜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省委的工作及被破坏情况，后奉命去中央苏区直至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7月，红军长征抵达黑水、芦花时成立筹粮机构，贾拓夫成为筹粮委员之一，带领红军战士到藏区筹粮熬盐。贾拓夫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他离开陕北前中共陕北党组织、陕北红军以及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这些信息，大大拓展了毛泽东同志对于陕北革命形势的了解和判断，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下一步行动、北上参加抗日斗争的战略思考。毛泽东同志要做出一个新的决策——调整和改变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随即，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报纸推荐给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阅读。周恩来住在“同善社”，这里也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当时他因肝囊肿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看到这些消息后心里很高兴，连忙从床上坐起来，要与毛泽东同志一起讨论。大家看到这些报纸后，无不喜出望外。这些消息，对于经过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7000多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程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和形容。这是因为——
寻寻觅觅何其苦。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被迫开始长征后，湘江惨败，一路上到处挨打受阻。党中央负责同志、红军最高层指挥员一直在思考“党中央和红军到底应该到哪里去落脚”这个问题，直至“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党和红军在付出惨重的血的代价后，终于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正确路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在建立新根据地的重大问题上，党中央先后有过数次选项：一是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以贵州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根据地；三是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打回川陕甘地区去；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然而，在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上，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意见，存在着客观上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前瞻性彷徨。比如，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迭部县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央坚持继续北上，到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16日，党中央指示红一军红二师红四团进攻腊子口，毛泽东同志亲随红一军指挥战役，并于17日清晨夺取天险腊子口，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此时此刻，毛泽东同志通过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了缜密的思考。他觉得，“俄界会议”决策的前行之路，不是唯一的选择。现在，还有一个比“去苏联边界”更好的阳关大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路线。看来，要重新评估和考量“俄界会议”，要进行战略上的调整。毛泽东同志一边抽着卷烟一边自言自语，他要用更宽的视野来说服大家，用更大的智慧来统一不同的看法，从而最终形成新的正确的行动路线——挥戈陕北、落脚陕甘。
毛泽东同志就自己的思考和想法，与一同住在义和昌药铺的党中央总书记洛甫进行了沟通交流。洛甫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最新判断和主张。张闻天《读书笔记》：“这些报纸提供了如下信息：1.陕北23个县，无一县没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其中延安、延长、保安、安塞、安靖及靖边等县是刘志丹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3个师1万多支枪，下面还有14个游击队；2.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3000，于7月上旬从甘南胜利突围，与刘志丹会合，转移到陕甘交界处活动；3.甘南之东部也有游击队活动；4.国民党正集中兵力围剿。”
三、三次会议确定一个正确方向
1935年9月20日下午，哈达铺义和昌药铺。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是带着腊子口战役胜利的喜悦召开的，主要讨论了部队整编工作、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部队，需要调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做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属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
洛甫在发言中强调，要爱护干部，有的老同志有能力，但人拖瘦了。现在有马的，不必取消。他还指出：“设法派人与白区取得联系，建立白区工作。”会议同意洛甫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东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洛甫起草俄界会议提出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
1935年9月22日上午，哈达铺义和昌药铺。洛甫主持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人参加。
毛泽东同志向与会同志报告了根据报纸提供的消息和贾拓夫介绍的陕北红军情况，提出了改变“俄界会议”计划，到陕北去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合，建立陕甘根据地的建议。与会领导同志对长征的落脚点问题，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议切合实际，并做出了“红军长征最终落脚于陕北”的重大决定。会议还讨论确定了红一方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的实施方案，研究了陕甘支队前往陕北的行军路线；针对当时的敌情，制订了
“佯攻天水、北渡渭河”的作战计划，确定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
将红一方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是9月12日“俄界会议”上，中央根据彭德怀的提议而商定的。但由于当时军情紧急，时间仓促，还没有来得及组织实施。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进一步讨论了彭德怀提出的意见：“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必须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为了照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历史，必须保存一军团——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并形成了马上组织实施的方案。“我这个提议，得到了军委和毛主席的同意。我坚决执行缩编计划，召开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彭德怀自述》）
1935年9月22日下午，哈达铺关帝庙，党中央、中革军委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194名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15位女干部。大家席地而坐，聆听中央和红军最高领导同志的报告。
会上，洛甫代表党中央宣布了“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定；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宣布了部队改编的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到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2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
在形势分析中，毛泽东同志还谈到了四方面军与张国焘：“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杨成武《忆长征》）
在报告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提高嗓音，挥手向前，用洪亮的声音发出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挥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杨成武《忆长征》）
作完主旨报告后，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整编决定：“为了适应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简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一军团改编，第二纵队由三军团改编，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杨成武《忆长征》）
宣布完红军整编方案，毛泽东同志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8000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是经过两万多里长征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聂荣臻回忆录》）
短短3天内，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3个会议，这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表明哈达铺会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洛甫在9月22日当天的笔记中，以《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为题，写道：“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同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联系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和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博古也根据报上刊载的资料和会议精神，写出了《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这两篇署名文章，同时发表于9月28日中央军委前委机关报《前进报》（第3期）上，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指明了长征前进的方向和任务。
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立即在红军部队中进行了传达讨论。红一军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仑及时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个县广大的红区。迅速北进，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党中央的正确主张，随着嘹亮的歌声在哈达铺的上空回荡，鼓舞着红军将士的斗志。全军上下目标明确：向陕北进发！
四、红军在哈达铺“加油”
经过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又经过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的艰难困苦，当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时，将士们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这是当时长征中红军的写照——
“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出腊子口，行军中时常见到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彭德怀自述》
“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江西出发,冲破蒋介石反动集团前堵后追中截击的重重包围,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越人烟稀少的藏族地区,红军指战员的身体已非常虚弱了。”（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
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回忆：“在行军途中遇见一个掉队的小红军,让他骑一会儿马，还把干粮分一些给他。可他拒绝了,拍着干粮袋说有粮食。结果，当再一次看到时, 红小鬼已经死了。吃惊之余,打开干粮袋一看,发现里面竟是一个有着很多牙印的牛膝骨。”
这又是当时红军到达哈达铺的景象——
因为盛产药材、市场繁荣，这里却是出奇的货物齐全、难得的物价便宜。一头百十斤重的肥猪，5块大洋便能买到；一只肥羊，只要2块大洋；二毛大洋能买1只鸡或20多个鸡蛋。......
令红军感到意外欣喜的还有：国民党军鲁大昌部败退时，丢下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等军需物资。当彭德怀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后，毛泽东同志说：“好哇，我们进驻哈达铺之后，我想提一个口号，要让大家都吃好。”彭德怀说：“为了让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我建议供给部再给每位红军指战员发1块银元，让大家改善伙食。”
为了尽快恢复指战员们的身体，党中央、红军总部作出决定：部队在哈达铺休整补给；全军上下每人发1块银元。红军总政治部还特别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于是，各伙食单位杀猪宰羊，买鸡买蛋，大办伙食；并把驻地的老乡请来，一起进行会餐。中央电台局请了4户房东老乡,其中有一户是回民。为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还单独为他们设了一席。这对60多岁的少数民族夫妇说:“自古以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好的军队。红军先生,你们不走就好了!”
红四团团部驻地是在一户汉族老乡家，几位干部加上通信员、警卫员、马夫，并请到房东大爷，也来了个小会餐。房东大爷经受过土匪、白匪、军阀等反动武装的多次骚扰和侵害，见到纪律严明的红军部队十分感动，他把自己65岁那年珍藏在地窖、准备过70大寿时享用的一坛老酒拿出来，送给红军战士们喝。“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完，而且利市三倍。我们这些福建、江西、湖南籍的干部战士，很久没有闻到米饭香了，一见大米、白面，做了不少的菜，顿时胃口大开，真比过年还热闹。”（杨成武《忆长征》）
这天中午，“义和昌”药店的老板回请毛泽东同志等红军“长官”吃了一顿饭。毛泽东同志风趣而感慨地朝洛甫、王稼祥说道：“我们的长征走了10个省，在哈达铺我算是吃了一次最好的饭了。”
这天，红军总部向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份电报：“朱、张、徐、陈及各军首长: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处境现在改变了。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原来，这份电报是由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等人联名签发的，他们要把哈达铺的盛况，分享给遥远的红四方面军战友们。
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印发了《回民地区守则》，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做到秋毫无犯。红军宣传队在村里墙上、道旁，书写了“抗日反蒋，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是穷人的亲兄弟”“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等宣传标语；晚上，红军蹲在墙根边冒雨露宿。群众见红军爱护穷人，尊重民族习惯，深受感动，很快打消了疑虑，纷纷回家，争着为红军腾住房，送粮食。清真寺阿訇丁振邦代表全村人给红军送去了羊腿，还把毛泽东等红军首长请到自己家中招待，并将自己心爱的怀表送给毛泽东。而毛泽东同志也将名贵药材藏红花和一张盖有红军印章及自己签名的纪念物回赠老教长，一时传为佳话。红军各级宣传部门每日组织开展“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活动，使哈达铺的老百姓知道了红军的来意和主张，极大地感动了当地群众，感受到眼前的红军才真正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老乡们热烈欢迎红军，好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主动与驻扎的红军联系，腾房子、送粮食、送鸡蛋、送蔬菜、送锅盔（后来群众称它为“红军馍”），很快建立起拥军爱民的鱼水之情。
在相对没有敌情干扰的休整期间，红军指战员洗澡、理发、缝补衣物，上街、购物、娱乐，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经过休整，特别是改善伙食后，大家的体力得到了恢复，个个脸上浮出红润之色，显得特别精神。部队通过补给，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为挺进陕北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休整期间，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专门抽出时间巡视部队，看到士气高涨、斗志昂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队伍，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是呀，离开中央苏区快一年了，经过了多少流血牺牲，经历了多少风雨苦难，眼下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前景，他们的心里是多么欣慰。
“在哈达铺虽然只是那么短暂的几天，可它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强烈。毛泽东同志在关帝庙里鼓舞人心的讲话，给我们增添了战斗活力。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杨成武《忆长征》）
是的，红军长征需要“加油”，需要源源不断的正能量补给。
遵照党中央哈达铺会议的决定，经过整编和休养补给的红军陕甘支队，斗志昂扬，精神抖擞，继续北上。9月26日，胜利突破敌人精心设防的渭河封锁线。9月27日，到达通渭县西南重榜罗镇。当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确认哈达铺中央领导同志会议作出的“到陕北去”的决定。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入保安县吴起镇。至此，宣告了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即将结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落脚点；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接近抗日前线的位置，有了领导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
1935年9月19日至26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活动7天。在这非同寻常的日子里，党中央连续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中央领导人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等3个会议，部队进行了整编、休整、补给。
哈达铺的7天，对于红军的前途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正是在哈达铺，党中央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长征中的党和红军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充沛的加油站，找到了最终的落脚点，使长征近一年来飘忽不定、不断转战的党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家在那里”的归属感。
“从夜渡于都河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究竟上哪儿?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确实谁也很难明确,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又有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反对他的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而坚持北上向东建立根据地。原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在哈达铺得知陕甘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的,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长征琐忆》）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哈达铺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红军总政治部在这里印发了《回民地区守则》，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政策文件；红军在这里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孕育了陇南地下党。
1936年8～9月，红四、红二方面军长征先后途经哈达铺，哈达铺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筹办粮秣6万多斤，以及部队所必需的肉、蔬菜、烧柴、饲草等物资。这些粮草、物资不仅满足了部队驻扎期间的全部需要，而且为下一步行军作战准备了足够的军需物资；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哈达铺、理川、宕昌地区组建了2000余人的地方游击队；哈达铺有一大批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诗词作注。他充满深情地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的一座历史丰碑。哈达铺的7天，是红军长征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很难设想，如果红军不到哈达铺，如果党中央不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如果毛泽东同志不坚持“去陕北”的决心，那么，红军长征的命运，乃至中国革命的命运将很难预测。由此，我们可以充分肯定地下个结论：党中央在哈达铺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是与张国焘机会主义、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决裂后走向辉煌的开始。
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是一部永垂不朽的教科书。它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红军长征战士的骄傲，是镌刻在建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红军长征，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全人类的进程，它是一部感天动地的英雄主义史诗。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精神是举世无双的。长征也是突破国度、阶级的永存的历史财富。特别是红军战士信仰的坚定和英雄气概，是人类精神的丰碑。
哈达铺，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为红军长征找到了最终落脚点，使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到陕北，最终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党中央在陕北13年，通过领导抗日战争，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今天，革命先辈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正在向着民族复兴胜利前进。纵观党中央到陕北之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党中央在哈达铺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也更加反映出哈达铺的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
哈达铺是不朽的，它是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党中央在这里果断作出“到陕北去”的英明决策；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丰富的物资补充和休整；一方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陕甘支队），义无反顾大踏步地向陕北进发。
80多年过去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及陇南市、宕昌县各级关怀下，今日哈达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在哈达铺设立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将毛泽东住室、洛甫（张闻天）住室、周恩来住室、关帝庙、邮政代办所、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李达住室）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投资将哈达铺建成全国一百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哈达铺镇被国家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哈达铺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缅怀先辈英雄业绩，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正在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眺望前方，豪情满怀。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站在“十四五”新征程的起跑点，让我们始终牢记党的历史，牢固树立不忘初心的红军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力量，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激发革命青春，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本文原载于《时代报告》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