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这个问题是遗留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哲学难题，一般人不会把“我就是我”作为一个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哲学的起源，因为在回答更难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之前可能首先得回答“我是谁？”。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我理论

托马斯·阿奎那给出了一个答案（抄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然后结合神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他说人类是由肉身、理智和灵魂组成的，这就可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了。他认为灵魂是形式或者主体，肉身借此生存。他进一步解释道，灵魂是人类独特且充满智慧的一个方面。它可以进行感知的活动，也就是说，它可以感觉和感知所处的环境。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和动物是相同的，当肉身跟灵魂的活动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得以体现。

他认为理智是人类独有的。只有肉身、理智和灵魂的组合才能解释我们是谁，单独存在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通过把人和简单动物的大脑进行比较从而把人类的思维能力归功于人的大脑，这部分得益于托马斯的启发。而且事实证明，一些人（就是那些律师）的确有爬行脑。

一直以来，对于“人类是什么”这个问题也都是这么解释的，基本上符合天主教教义。而且带有较强的唯物主义特色，认为灵魂依赖于身体，如果身体消亡，那么一切组成“自我”的东西也就都消失了。

他认为神的干预可以保护人类的自我意识，但是他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却跟现代的观念十分吻合。他对人类的理解甚至影响了我们对大脑的看法。一直以来的观点都认为大脑的某些区域主要负责管理感官，维持身体正常机能，而智力主要存在于大脑皮层，大脑的一部分甚至被称为“古大脑”，支配最基本的生存本领。脑功能成像技术的最新进展正在改变对大脑工作方式的传统认知，而且我们现在也知道了思维和其他神经功能的分布十分复杂。对人类与简单动物的大脑活动进行比较，据此对大脑功能进行历史性的划分，这部分得益于阿奎那对人的定义。

四百年后，笛卡尔提出了全新的自我理论，就从著名的存在理论（即‘我思故我在’）开始。

笛卡尔将自我进一步定义为一个思考的个体。他认为人类由肉身和理智组成，这一点与阿奎那有点相似。不过笛卡尔认为肉身和理智完全不同，理智作为构成人类的一个部分，只有具备了理智，人才能提出 “我是谁”的问题（对于笛卡尔而言则是“是我吗？”）。这就是现在所谓的笛卡尔二元论，虽然大多数现代认知理论不这么认为，但是在谈论别人神游或者估摸“灵魂出窍”的可能性时，我们总会想到这个。

笛卡尔和阿奎那都通过理性主义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自我理论。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找了一张舒服的椅子，然后坐在那里绞尽脑汁，坚信人类是理性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发现真理。

现代科学冲击传统的自我理论

现代科学崇尚实证主义，坚持理论出于实践的原则。因此现代的自我理论往往注重细节，排斥抽象的概念，至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抽象的概念。虽然存在质疑，大多数科学家对自我要素的组合方式也存在大量个人的见解。但是想让这些观点初步成形并不简单。

我们一直用遗传学的知识来解释个性特征是如何出现的：你的优点得益于你的母亲，而其他特征则遗传自你父亲的家族。

如果你想理解人的定义，同时希望了解大量细节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整合能力时，那么基因组学就是个不错的答案。许多基因变异都会对人类个性特征产生或多多少的影响，具体的例子有智力和风险认知，笼统的例子则有幸福感。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个性中的遗传部分，所以我们很快就接受了这门新科学。当熊孩子把雨伞当作降落伞从车库顶上跳下来时，我们会说：哦，他跟他父亲一样野。当然，如果他成绩优异，那就是得感谢他母亲家族的优良基因了。

现在逐渐出现了基因组学的另一个分支，可能会对传统的自我认知产生冲击，即微生物组学，也就是对存活在人体皮肤上和肠道内的所有微生物进行研究。

在人体体表和体内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包括细菌总体数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寄宿着万亿左右细菌）和细菌种类（也许有成千上万种），但这所有的细菌加起来也才几磅重。这些共生的细菌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排泄不通或者食物没有洗干净，而是因为它们生命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皮肤上的微生物有助于防止皮肤受到病原体的感染，肠道内的微生物则对消化功能至关重要。没有微生物，我们可能可以生存，至少对老鼠的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仍然是维持人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生活在人体体表和体内的微生物大概有三磅，数字庞大，这一发现可能是有趣的，也可能是恶心的，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它会意味着对自我概念的反思呢？我把头想破了可能也想不出来。那么三磅的微生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并不像帽子，我们可以随意决定戴或是不戴，它们并不被动。相反，它是人体活跃的一部分，在人的一生中可以灵活变化。试想一下，其实帽子也可以灵活多变，但是微生物可比一顶帽子复杂多了。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实际上可以说是几个生态系统，因为不同身体部位的微生物完全不同。人体会影响微生物，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调节微生物的构成。反过来，微生物也会通过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来调节基因表达式。简而言之，如果不把微生物的基因组学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在内，那么对人体基因组学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只有将其整合在一起，我们才是完整的有机体。

遗传功能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大多数初步研究都是针对微生物如何影响疾病的，而且微生物对糖尿病、肥胖症、癌症和肠道炎症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证实。

但是，它好像也会影响我们日常的情绪。不用觉得太稀奇，我早就学会了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去购物，因为我可能会买很多不该买的东西。人体的肠道与大量神经元网络密切相关，因此还被称为“第二个大脑”。用术语表达则为肠神经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消化过程。这一重要过程可能得花不少时间，而且在肠道神经系统与大脑之间存在很多干扰。

因此肠道微生物影响情绪并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早就有人把肠道微生物的构成和焦虑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了，只是目前还不清楚这种联系是如何起作用的。焦虑会改变肠道微生物吗？反之亦然吗？还是说人体内存在一个第三方会对两者都产生影响？有人认为微生物可以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要想弄清楚肠道微生物如何影响人类思维方式，可能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所做的研究表明微生物对人类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理智。

不管科学怎么发展，不管肠道微生物扮演的是何种角色，这都明确表明对自我的认知需要有所改变。我们是否应该将人类描述为一个生物群落？还是说人都有两个自我，只有其中一个是有意识的？显然笛卡尔的二元论是不成立的，虽然现存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笛卡尔二元论。但是认为人类的理智可以脱离肉身存在的观点并没有从现代认知中消失（例如‘思想高于物质’的说法）。是的，这门新的科学表明人的思想并不完全存在于大脑之中，而是遍布人体全身，而且在几百种不同的微生物中与我们共存。

阿奎那或许可以对思维如何运转做出新的解释，并使之与他之前的观点维持一致。也就是说，身体塑造思维，自我的智力由一个有意识的、可推理的方面以及一个单独的和相对简单的感官反应方面组成。当然阿奎那也将其他方面归于智力的范畴，也就是灵魂，一个在身体消亡之后仍然存在的不朽存在。然而他认为这一不朽的特质归功于上帝，因为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没有身体，所谓的智力也就不会成就“我们”了。但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添加微生物这一角色并不会太过分。套用阿奎那的思想框架时，我们不仅必须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形式，而且人体所携带的细菌也在灵魂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这对低等微生物而言当然算是一个新角色。

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我是谁？”，除了脱离实际的推理和基因组测序等方式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问问体内的细菌才能得出合适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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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典学派之前的公债理论

在人类几千年的中，大规模的公债活动是近几百年的事，因此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债理论，也是近几百年来即西欧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丰富起来的。它是随着欧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大规模的公债活动的出现而形成的。进入20世纪以后，公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派别，本节将介绍西方不同学派对公债理论的发展和观点。

在欧洲，公债思想已见诸文字，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中世纪的经院。在他的著作中，虽然并非有系统，但却相当详尽地研究了财政问题。他是借贷与的反对者，也反对国家公债，认为国家公债会使国家变弱，降低国家的威望。整顿铸币是国王的职责，在期间国王可以用这种办法来为其臣民购备粮食。阿奎那作为和世俗封建主利益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在兴盛时期的西方各国占着统治地位，他反对公债的言论，表明了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反对公债的。

东征以后，西欧商品经济日渐发达，这引起了财政思想的发达。法国财政学者吉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著有《国家论》一书，以“财政为国家神经枢纽”之名句，说明财政之重要性。他主张国家主要财源应为国王所有的土地收入、关入、赋税收入等三项，而避免举借公债。因为他认为公债之借入，是王室财政崩溃的主要原因，并且影响的发展。为了避免国家于战时借债，可以通过向人民课征特别费的办法解决战争经费问题。他主张国家在平时就应设置“准备金”等。

在亚当·斯密之前，英国哲学家、、大卫·(1711－1776年)的公债思想已见诸文字。休谟反对国家借债，他认为国家发行公债这种有价证券，带有流通渠道的弊病，必然会引起粮食和劳动价格的上升;支付公债利息要征收捐税，会增加劳动者的负担;公大部分掌握在以食利为生的悠闲人手里，鼓励了无所作为的寄生;公债券为外国所持有，会使国家变成外国的附庸。所以，休谟提出了“公债亡国论”，他有句名言:“国家如果不消灭公债，公债必然消灭国家”。因而他主张，对于已发行的公债，国家应尽早全部予以偿还，否则会民穷财尽，国家破产。休谟关于公债的根本观点，此后一直笼罩着整个正统学派的公债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派公债理论

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标志。古典经济学派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一)亚当·斯密公债理论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引申了休谟的见解，对公债发行给予了更严厉的批评。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公债思想对以后公债理论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以专门的篇幅(最后一章)论述了公债问题。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国家之所以要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而不知节俭，这使得政府在平时能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就已算万幸了，哪里还谈得上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战争，可采用的方法就只能是借债了，举借公债是战时急速获得充实战费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他认为，公债会助长战争。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看见了筹款的容易，平时就更不注意节约，所以公债又鼓励了奢侈。当公债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国家从来不会公道地完全偿还，而常常通过提高的名义价值等惯技，借公债偿还之名，行赖账之实，使多数无辜的国民蒙受损失。

(2)公债的用途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举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来支付之时，就是把该国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抽出来转用于非生产性的国家，这样势必影响该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因此，斯密认为，举债会导致国家的衰弱。

(3)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形式，即租税和公债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他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着重指出，国家通过税收把人民收入的一部分转作政府开支，这主要是把非生产性支出从一种项目转移到另一种项目。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阻碍增量资本的形成，但是却不一定破坏现存资本，而公债将转用于非生产用途，则减少现在存量资本，妨碍再生产正常进行。但另一方面，税收对新资本积累有影响，举债对新资本积累的损害是较小的，而人民节约收入的一部分以积成资本的能力，亦因此减损较少。把租税和公债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后，他认为:“只有在战争继续的期间内，举债制度才优于其他制度。”因此，他承认在战时维持紧急经费支出的办法是发行公债，但不赞成政府在平时用举债的办法以筹措财政经费。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被誉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Adam Smith，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Oxford)求学。1751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和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这时期中，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土，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

(二)亚当·斯密公债理论评述

斯密的上述观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基本正确的:

1.他指出了公债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

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非生产性的财政收入被压到了较低的水平以维持正常支出的水平，一旦遇到战争时，支出突然大幅度增加，只能以举债筹措战争经费。首先，突然增加巨额税收，加重人民负担，可能使人民厌恶战争，而举债则将战争负担分散到较长的时期内，每年只要增加很少的税收，就足以偿还本息;其次，政府也不能任意增加税收，因为战争数额很难预先确定，如果战时增税，战后支出下降而，也不符合“税收确定性”的原则。

2.他指出了公债的非生产性，同时，如果政府取得公债收入的确来源于产业资本的话，公债也的确损害了产业资本的运行

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是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也是非生产性的财政，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公债也只能是非生产性的公债。将生产性的资本通过公债转用于战争等非生产性支出，的确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将公债一概视为只是减少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则是欠妥的。这是由于斯密没有认识到借贷资本在公债发行中所起的作用。在里，除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外，还有大量专门从事借贷活动的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家把闲置的借贷资本用于购买公债，坐享公债利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专门靠公债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级，政府举债所吸收资本大部分是这样的闲置资本，这种闲置资本本来就不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因此，亚当·斯密认为举债一定会减少用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公债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

二、大卫·李嘉图的公债理论

(一)李嘉图公债理论概述

英国古典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对公债也持有否定态度。李嘉图指出公债的重要负担于利息的转移，而在于原有资本被公债本金抽走所产生的损害。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二千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二千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一百万镑，只不过是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二千万镑，而不是为那两千万必须支付的利息。政府举债之后，并不因偿还而发生经济上的利益，的存在并不减少纳税。不管国家有无债务，人民纳税资金的来源是相同的。他又说:“所以国家不会由于支付公债利息而陷于困境，也不会由于免除支付而得到解救。国家的资本只能由储积收入与节省开支而增加。取消公债既不能增加收入，也不能减少支出。”同时，他认为公债有迅速偿还的必要，主张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征收两年至三年的财产税，予以全部的清偿，也就是经过“一次断然的努力”，来消除这一“空前无匹的灾祸”。李嘉图认为，举债的弊病除把生产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外，还有掩饰真实情况，使人民不知节俭的弊病，在举债以筹措国家经费的情况下，人民只要缴纳较少的租税以支付公债利息，从而误认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就不知节约。他还认为，如果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不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公债负担，这个国家必然会陷入困境。因此在和平时期，国家就应不断努力偿清战时的债务。而减轻债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使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用财政结余清偿债务。这就要求国家大力节约财政支出，减少铺张浪费，他指出:“如果不是从公共收入超过公共支出的部分中取得的，就不能有效地达到减轻债务的目的。遗憾的是，我国的偿债基金只是徒有其名，因为我国收入并不超过支出。我们应该通过节约，使之名副其实地变为实际有效偿付款的基金。”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由于和非女子，他父亲和他断绝关系。当时他仅有800，12年后，他赚得了亿万家财。这时候，他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并对经济学着了迷。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他全部理论的总结，在很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也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

Buchanan)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十七章《以外的其他商品税》中表述了如下思想:政府为筹措战争或其他经费，采用征税还是发行公债的影响是等价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征税和政府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一次性总付税)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政府债券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元的税收。面对在时间上的调整，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元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公债本息而增课税收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思想在于:公债不是净财富，政府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以公债形式来取得公共收入，对于人们经济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财政支出无论是通过目前征税还是通过发行公债筹资，没有任何区别，即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债务和税收是等价的。根据这个定理，政府发行公债并不提高，对私人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不会增加的，这些仍然未得到实际经济运行的论证。

该定理是以封闭经济和政府活动非生产性为前提与条件。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因为它是在一系列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不是经济的现实。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 －1832年)根据法国发行公债的经验，持有与亚当·斯密同样的观点，坚持反对政府举债与赤字财政。他认为政府的支出和个人家庭的消费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公私消费均将造成价值的毁灭和财富的损失，因此限制政府经费和限制个人消费一样，都可加大工商业资本累积，因而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政府举债不但由于资本被消费而造成反生产的效果，而且因为以后每年还要付利息，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公债利息决不可以认为是资本这个母体所产的“幼仔”，借债还债的结果纯粹是消费性的，这是由公债的非生产性决定的。当然，政府有时也将公债收入用以兴建营利性的公共工程，这可能产生将民间小额消费基金移用于公共投资的结果，而发生积累资本之功效。但这同时又伴随着若干危险，因为这样做了，政府可能浪费国民储蓄。除非政府为如道路、运河之类投下的资本，是完全而永久地用于公众方面的，否则，这项资本就会失去其效用。一旦公众对于此项不再需要时，自然也没有理由再为该笔公债支付利息了。他还指出，发行公债最可怕的是遇到缺乏责任心的政府，财政往往因此而难免陷于枯竭，民间资本也为之荡然无存。

萨伊一方面认为公债所筹集的资金，使国家一部分民间资本从生产型投资转向非生产性消费方面，促使通货膨胀，公债是后代的赋税负担，在课税上优待公债持有者等等是公债的弊端。另一方面，萨伊认为公债的优点是能够把意外紧急时所需的费用在若干年内分摊。

四、约翰·穆勒的公债理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将公债看成是筹集财源以供给战费或其他非生产性支出的手段。他认为公债是从资本中取出来的借款，因而必将使国家贫困。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如果以公债为财源而实施大型财政支出计划时，尽管是非生产性支出，也谈不上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减少，相反则迅速增大了财富和资源，而对国家起了繁荣的作用。

穆勒认为，在国家资本中有一部分是由机器设备和建筑物等构成的，公债借款决不应从这部分资源中取得。但如果从另一部分资本，即用来支付劳动者报酬的部分中取得，则劳动者要受贫困，这对劳动者阶级不利，而对资本家阶级是有利的。穆勒还认为，当资本能够在国内作为生产资本使用时，将这种资本吸收为公债，是坏的财政手段。他批判这种公债制度说:由公债这种迂回的方法从劳动者身上榨下来的价值，将不在国家之手中，而为劳动的雇主所得，国家除负有债务外，还承担着永久付息的义务，这种状况下的公债制度可以说是最不好的政府筹款手段。并且为公债支付利息而课征赋税，还会在生理上、道德上、政治上引起许多问题，产生着纯粹的损失。

但穆勒又指出，如果公债是由外资或国内的过剩游资应募时，则劳动阶级不受损害，也不扰乱本国的产业资本的正常运转，而会发挥有利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借入的是外资，这是世界资本蓄积的剩余部分。如果借入的是本国过剩资本，则公债手段使得这些过剩游资免于在非生产性消费中浪费掉和投资到外国去。在这种情况下，公债制度是可以不受到严厉斥责的。当然，如果政府发行公债过度了，吸收了本来将用于民间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引起了利息率的上升，则此时的公债制度就应受到斥责了。

穆勒还对公债的偿还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应以财产税来立即偿还公债，而主张以继承财产税作为支付公债利息的财源;他不主张只由遗产税来充当偿还公债的财源，主张应由一般赋税来供给。他还认为，保有公债以课税支付利息的方法比一次偿还公债的方法为佳，更符合均等牺牲的原则，反对通过增加课税以偿还公债的办法。穆勒还认为，偿还公债的财源中应包括国有土地在内的国有资产。他认为，以财政岁入的结余用以偿债是公平而可行的。

总而言之，穆勒认为政府举债将削弱资本的力量，但并非完全反对公债制度。这是因为，穆勒所处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国内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过剩闲置资本，公债为过剩资本的使用提供了一条出路。为适应资本的这一变化，他尽管还保留了一定的公债有害的看法，但已与古典经济学派的公债有害论立场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开始赞同在存在过剩闲置资本的前提下发行公债的主张。由此可见，穆勒既沿袭了古典学派的公债思想，也吸收了时代的要求，通过修正古典沉浮的公债理论，使自己的理论与时代要求相吻合。

五、西斯蒙第的公债理论

西斯蒙第是出生于瑞士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坚决反对国家发行公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公债是一种破坏性支出，对社会的资本积累和形成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西斯蒙第进一步认为，公债与私债不一样，个人或企业举债后用于生产，会形成产业资本，转化为生产过程中的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从而带来利润和财富;而公债则不一样，是一种空想的资本。“国家有息证券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种空想的资本，它代表着支付国债用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应称为公债的公分母的资本被浪费掉了，但是，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它，因为这项资本在任何地方也不存在。但是，新的财富是应该由劳动和工业产生的;而在这些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会借出被销毁的财富的人了;这一部分要用赋税的方式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的手中夺取，然后交给国家的债权人，而且人们要根据本国通行的本金和利息的比例，对这种空想的资本制定一项债权人所应获得的年利。”西斯蒙第还批评了那种认为公债持有者抛出公债变现后就可能转化为资本的观点。西斯蒙第认为公债持有者抛出公债，用变现后的现金去投资，表面上看起来有新资本在形成，实际上是购买公债者从生产领域中抽逃资本，只不过生产资本从公债的购买者手中转移到公债的出卖者手中，公债所代表的那部分本金早已经被政府浪费和消灭掉了。

六、对古典经济学派公债理论的评述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念和研究中，对于公债和赤字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基于对自由主义的信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政府应该是“小政府”、“廉价政府”。在他们看来，政府规模的扩大必然对私人的自由构成潜在的威胁，而大规模的政府很可能导致非生产性的开支且具有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倾向;同时，相对于债务筹资，税收能更有效地抑制政府的支出。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主张在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都应实施平衡预算，其目的在于:一是限制政府干预私人部门的倾向，特别是抑制政府发动战争的动机。二是将平衡预算原则作为政府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三是平衡预算有利于实现社会的(代际)公平，因为通过税收为政府支出筹资的平衡预算将促使人们对于政府支出的成本和效益仔细权衡，而通过举债为支出筹资的赤字预算则由于财政幻觉和资产幻觉使得支出的成本和收益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例如，当期举债能使当代人受益，但是当未来为偿还公债而征税的时候负担却会转移给后代人，所以，当代人愿意通过债务筹资增加支出。平衡预算能够有效地保护那些没有受益于政府支出的团体的利益。四是防止不断增长的公债将资本从私人生产领域转移到浪费性的非生产领域，产生“挤出效应”。在公债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公债非生产性用途的反对态度，是与他们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及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因此，他们认识到了公债对生产资本的损害和不利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

但是，古典经济学派没有认识到公债所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为公债还本付息来源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税收取得的，是从全社会征收得来的，而公债的认购者则基本上是富有的资产阶级，是食利者阶层，资本主义公债为他们定期带来大宗的利息收入以及在买卖公债券交易中所获得的利益，这就使社会财富更加向富有阶级这一端倾斜。古典经济学派对公债总体上持有的否定观点，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脉相承的。这些观点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存在一些错误，但总的看，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和它的整个经济理论一样，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