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望广东总队在改革开放

　　40年改革激荡，40年春华秋实。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南岭以南，火红的木棉花被称作血染的“英雄花”，它迎春怒放，亦如秉持“敢为天下先”精神敢闯敢试的“先行英雄”，成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图腾和价值符号。

　　在这片热土上，涌现了数不清的先锋闯将、道不完的传奇故事，一群驻扎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前沿地区的青年军人，见证了沧桑巨变，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着春天的故事。

　　奋进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广东总队，既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又是改革开放精神的实践者、改革开放进程的捍卫者。入秋时节，记者走进这群“最可爱的人”，倾听官兵“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故事，真实的幸福感如影随形。

　　一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40年改革开放产生的强大磁场效应如何影响官兵?

　　“守护改革开放成果”的铿锵誓言如何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在总队史馆里，记者细细品味春天的故事，那展陈的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真实地记录着部队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奋斗足迹。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个总队的前身萌发于抗战烽火时期的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先辈们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铁心向党、赤心为民、骁勇善战、百折不挠”的东江纵队精神，成为改革开放敢闯敢试的巨大动力源。

　　“改革开放初期，部队最大的压力就是抓偷渡客!”回忆起那时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深圳支队退役老同志皮玉香感慨万端。“沙头角中队官兵的感受更为强烈。这个中队曾担负中英街的巡逻任务，那是‘一街两治’‘左内右港’的一条街道。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最容易进入香港的一条街道，中英街每天真实地上演着‘弃深奔港’的场景。”

　　人之不幸莫过于骨肉分离，在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的时代，贫穷落后的宝安县与一步之遥的香港形成鲜明对比。为了维持基本的温饱，人们宁可冒着溺亡的危险，也要偷渡到一河之隔的香港去。

　　走进中英街博物馆，真实的场景还原记录了当时“逃港人”的心酸，有些出去了不敢再回来，只能在最近的地方隔着“电网”喊话亲人。听解说员讲到海滩上经常有野狗争抢溺亡“逃港人”的尸体时，记者的心在流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但贫穷是改革开放初期最真实的写照。”那时候部队也是举步维艰，没地方办公就把厕所改成办公室、没饭堂吃饭就围坐在地上解决，时任总队副政委刘时英到深圳支队检查工作，管理股股长跑遍整座楼也没找到一把合适的椅子，好不容易把办公桌抽屉取出来当凳子，突然“咔嚓”一声摔到了地上，只能满脸苦笑。

　　负责基建的官兵住的地方也很简陋，竹竿做梁柱，竹篙砌墙皮，油毡加上竹叶做屋顶，“风吹竹房满地跑”是当时最形象的比喻。

　　那是一段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梦想与激情的岁月。深圳市博物馆里一张照片让记者感慨万千：一个缝纫女工在专心致志学习，旁边桌子上坐着一个3岁光屁股的小男孩。那是何等执着的年代?深圳支队史馆里，一张张照片也记录下那段充满激情与梦想岁月里，官兵们奋斗的故事。那时，支队机关办公室里灯光彻夜通明，官兵们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工作，谋划着部队建设如何跟上“深圳速度”，思考着如何提高部队建设质量。

　　一段段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进程，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攻坚克难经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坚守奉献故事。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总队过去和现在投身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不仅蕴藏着我们改革开放“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标定了我们改革开放“走向何处”的精神路标。

　　二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都是崭新的。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特色道路，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在麒麟山庄，记者遇到了皮玉香的儿子、现任深圳支队执勤十四中队指导员皮政。谈起身边的变化，皮政愈发兴奋，深圳GDP从1979年的1.97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4万亿元，已与香港水平相当。与当年“逃港潮”形成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身边的变化是最好的证据”，皮政拿身边的例子回答“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部分国家‘逆全球化’行为是否影响深圳持续辉煌”的疑问。

　　当初深圳最高楼仅有3层，如今超过100米的摩天大楼已有近千栋，道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地铁通车里程297公里，拥有近千座公园、被誉为“公园之城”，“深圳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成为官兵开展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

　　站在莲花山上，记者俯瞰深圳，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向东眺望，当年小平同志在罗湖口岸边远眺的香港国贸大厦早已“淹没”在一片高楼之中，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记者心潮澎湃。

　　在珠江畔的广州塔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售票窗口前排起长队，他们要登高一睹广州风采。在塔顶眺望，有人惊叹“中国速度”和“中国高度”;有人感慨沧海桑田、逝者如斯。记者的目光却始终盯着珠江边那排整齐的石阶，那里是广州支队副教导员郑益龙牺牲的地方，“珠江英魂”雕塑上的军装和大檐帽在灯光照射下愈加威严。

　　郑益龙牺牲后，被武警部队授予“为民献身的忠诚卫士”荣誉称号、追授“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奖章”，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年联合会追授他“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郑益龙同时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英雄的壮举感动了南粤大地。

　　英雄没有远行，牺牲亦是永生。每逢清明、冬至和英雄郑益龙纪念日，都会有人主动到珠江边怀念英雄。郑益龙14秒21步的“英雄壮举”依旧在流传，激励着总队每一个官兵，郑益龙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符号，深深刻在官兵的心中。

　　广东改革开放40年魔术般的变迁，浓缩着总队官兵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当全国改革开放尚在起步期的时候，总队官兵已经开始书写守护改革开放火种的故事。

　　股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一经推出就举世瞩目。1992年春，深圳特区决定加大向社会集资力度，发行新股总额50个亿。消息传出，群情激动。当时规定购表者不受地域限制，每张身份证可购买10张抽签表，大量股民从内地花钱租用居民身份证赶到深圳。为了能够抢到抽签表，不分男女老少，一个挨一个站在证券营业点前排着长队，在烈日下烤，在雨水中淋，两天两夜时间里，不断有人晕倒在队伍里，不断有人被送进医院。

　　发售当天不到3个小时，抽签表就全部销售完毕，数十万人高价租用身份证、坐飞机来到深圳，最后什么都没有买到。编织的发财美梦瞬间破灭，不计其数的股民开始绝望，开始发泄，加之少数不法分子煽风点火，趁机闹事，上百万股民愤怒了。

　　总队官兵紧急出动，驱散聚集在市政府门口的闹事者，参与由交通、防暴力量组成的综合突击队，疏通交通要道，维护交通秩序，围捕缉拿现场打砸抢烧的不法分子。

　　一场股票风波终于平息。千余名官兵连续20多个小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股票引发的社会骚动，也是武警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面对以往只有在西方国家才会出现的惊人场面，在这一特殊“考场”，广东总队官兵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三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这里的官兵为改革开放无私奉献得太多。”

　　在“中国第一侨乡”，记者走进江门支队史馆，用心聆听官兵守护改革开放的故事，用情感受官兵与时代步伐一同跳跃的脉搏。

　　1998年的特大洪水，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当汹涌的洪水带着上游漂下的一批批水浮莲，相继摧毁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几座大桥，并死死堵住东炮台桥的两个拱桥，导致桥两侧形成数米高的水位差，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江门市20余万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感冒加上低烧一直未退的江门支队副政委邵荣雁接到带兵增援的电话，立即穿上迷彩服和鞋袜、夹起雨衣就往外跑。正在厨房炒菜的妻子杨丽华叫住了他，“什么任务比吃饭还重要?”“东炮台桥被淹了，我得赶紧过去!”刚走出大门，杨丽华又把他拦下，往他衣兜里塞进一瓶喇叭正露丸，叮嘱按时吃药。

　　到达现场，邵荣雁立即带领战士跳下“浮台”用锄头挖、铁铲铲、竹竿推、双手扒，在被浮莲堵死的拱桥处打开一个缺口。狂风暴雨把邵荣雁身上的雨衣打得噼啪响，满脸的汗水和雨水混杂在一起，他的肚子一阵阵发痛，先后6次蹲在地上吐起来。战士张忠胜把救生衣给他，他转手把救生衣披在战士身上。

　　深夜2时15分，突然一个巨浪冲过来，由栅栏、零碎竹枝杂物和水浮莲汇集成的障碍带被冲离岸边4米远，3名战士被卷入滚滚洪流中，眼看就要被冲往落差达3米的下游。邵荣雁奋身跃入洪流，向3名落水战士游去。

　　借助邵荣雁的推力，战士杨中华、吴培伟顺着救生绳游回岸边。当邵荣雁用颤抖的右手抓住救生绳，左手抓住不识水性的战士陈展辉的腰带时，发现陈展辉的右手被漂浮物缠着，动弹不得。他帮陈展辉解开缠绕物，使出全身力气将小陈推到岸边，自己却因精疲力竭被巨浪卷进西侧拱桥，掉下3米落差的漩涡中，壮烈牺牲。

　　在黄牛拉车山坡，苍翠挺拔的青松点缀在一座古香古色的凉亭周围。献花、祭奠、默哀完毕后，我们在英雄的墓碑前呼唤“邵荣雁”名字，集体答“到”的声音震撼了山河。

　　时光荏苒，战鼓催征。

　　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的陆丰，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在整治过程中，官兵曾遭到当地不法分子的恶意围攻和暴力抗法。

　　2013年12月29日凌晨，总队派出1000多名官兵奔袭陆丰，协同公安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赢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毒战役。

　　这次行动一举摧毁了以陆丰籍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捣毁制毒工场77个，缴获冰毒2.9吨、制毒原料23吨。这是广东省有史以来打击毒品犯罪用兵规模最大、抓捕对象最多、打击震慑效果最好的一次战役，陆丰“第一毒村”被彻底清剿。

　　驻守改革开放和对敌斗争前沿，暴恐袭击风险凸显，突发事件多发，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以来，广东总队官兵牢记神圣职责、忠实履行使命，先后成功处置了大规模突发事件，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2015年深圳光明新区滑坡事故、2015年湛江“彩虹”和2017年珠海“天鸽”台风抢险救援等任务;圆满完成了阳江扫黑、汕尾“雷霆扫毒”，以及历届广交会、深圳高交会、珠海航展，第六届、第九届全运会，香港和澳门回归，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安保等重大临时勤务。

　　40年奋斗，如火如荼，可歌可泣; 40年历程，历尽艰辛，壮美如诗。战斗英雄羊才良、雷应川，模范班长杨康健，羊城护法英雄车孟义，学雷锋标兵陈发央，舍己救人好干部邵荣雁，羊城卫士黎桂城，为人民献身的忠诚卫士葛晓威，全国道德模范郑益龙9名同志被授予荣誉称号，魏丁未、魏文涛、杨瑞、李勇、朱广英、刘兴京、彭星7名同志当选“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60名同志荣立一等功，119名同志被批准为“革命烈士”。他们用忠诚托举使命、用生命捍卫荣誉、用行动践行诺言，抒写着与改革开放同行的壮丽诗篇!

    偷渡，在一个时期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属于敌我矛盾，被抓回的“偷渡分子”受到关押、审讯甚至判刑。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偷渡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1962年3月，平静的广州白云路火车站，突然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群众潮水般涌向铁路售票处，要买到深圳附近平湖的火车票，不管是广州人，还是来自东莞、南海、佛山的珠三角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到香港去。

    当时不知哪里传来消息，英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开放三天，也有人甚至说，香港对内地去的人不抓，还安排职业谋生。一传十，十传百，珠三角群众无需号召，无需动员,都自觉动起来了。人们起哄，嚷叫，有些人见车就爬，也不知道是否向南的列车，使得到北京上海的车全部停运。次日香港报纸大字标题：“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大陆饥民满布边境山头约七千人昨进入边界”“中共大量放人出境 万人伺机偷渡”。

    1962年，针对中央指示“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广东也自有安排。压缩？好呀，宝安老百姓不是想逃难，而是希望被“压”到香港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当然知道老百姓所想，但他没明说，而是讲，我们广东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不叫偷渡。

    广州市委也有领导人说：“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出路之一嘛。”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对老百姓为什么偷渡说得更明确：“一是英国当局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这是根本的原因。二是香港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广东人。很多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大陆，叫人长期不见面，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1962年3月，省里决定，赴港审批权下放到公社和大队，换句话说，想走的都可以批。

    这时，沙头角出事了，因为一条街分两边管辖，一是香港，一是内地，小孩滚个铁环也要到香港那边捡去，两个执勤的英方巡警经常训斥我方的人，终于引起我方不满，一些调皮的孩子用弹弓打了一个英方巡警的眼睛。冲突由此而起，双方的人员立即冲到界碑之前，持枪对视，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那时有规定，如发生重大事件，宝安可以与省里高层联系。宝安书记李富林立即拨通陶铸的电话请示，回电说：“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

    1978年，“文革”已经过去，方苞成为宝安县委书记。这时又来一次偷渡潮，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斗过，也看到宝安人民吃番薯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政策总是摆来摆去，1962年，宝安偷渡的数字是12144人，可这次偷渡的是17456人。宝安此时30万人，在香港的也有30万人。为了反偷渡，生产队长、公社支书开会时都表态自己不会参与，“我们不会给社会主义丢脸”，可是……可是……没几天全跑了。1977年11月11日，省里在广州南湖宾馆开了一个会，王首道、焦林义、王全国，还有邓小平，听了关于偷渡的汇报，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哪里出错了？”

    过了没多久，新来的省委书记习仲勋会见县委书记，听到一个个汇报时说：“别汇报了，跟我到宝安，调查研究去。”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

    在收留所，有几个被反绑着的农民在地上蹲着。习仲勋要民兵把绳子解开，其中一个还有张小纸插在口袋，拿过一打开，是偷渡路线图，习书记问：“怎么要跑呀？”一个小青年望望习仲勋，说：“往香港跑的，每月几百块钱寄回来。”

    习仲勋没作声，对方苞说：“要抓这里呀。”他指着脑袋，指加强思想教育。方苞也不知那来的勇气，说：“抓？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我们天天吃番薯根。”习仲勋没有回话。

    回去后，习仲勋对宝安县的干部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冷冷清清，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

    习仲勋视察宝安后，分析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原标题：《大逃港》作者陈秉安: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陈秉安，湖南人，1951年出生，记者、作家。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首次揭秘了大逃港事件。

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以及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的历史。当陈秉安看到这段剧情时，无限感慨：“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提到逃港，陈秉安最有发言权。1988年，他在深圳一家杂志社工作，此前他在采访时听很多人提过逃港，并深受触动，就决定写一写这个题材。此后22年间，他奔波于深圳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入笋岗桥收容所听逃港者们的倾诉；也曾游走在香港穷街陋巷以及高楼大厦间，听逃港者谈他们的坎坷与得失。在他采访的数百名大逃港亲历者和见证者中，不乏富商巨贾，比如金融集团总经理叶小明；也不乏政界高官，比如广东省委原书记习仲勋。

陈秉安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说：“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变化，可折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据我掌握的资料，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我接触过一个舞蹈演员，那时在《红色娘子军》里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一瓶养乐多。他告诉我，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5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

我还见过一个逃了12次的人，都被抓回来，到了第十三次，边防战士都不好意思再抓了，他终于跑过去了。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后来我看到陆续有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逃港的经历，比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乘小船偷渡过去的；香港“期货教父”刘梦熊则走了6天6夜才到海边，从天黑游到天亮，最后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抵达了对岸……还有千千万万的逃港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故事形形色色，却又大同小异。

上世纪末，香港近半富豪是逃港者

逃过去的人，最早还是比较受香港欢迎的。当时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急需劳动力，所以对逃港者既不抓，也不主动遣返，还出台了政策：只要抵达市区又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

逃港成功的农民大多做了工人，他们在楼房天台上搭建简易住所，在家庭作坊里粘纸盒、缝袜子、勾纱。刘梦熊曾说，香港老板最喜欢用逃过去的人做工，因为他们体力好、能吃苦、要求又低。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我先后采访过几十位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他是1962年逃港，当时只有十几岁。他的母亲在逃港途中被洪水冲走、淹死了，他含泪埋了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在香港，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干到了一家金融集团的总经理，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一次参加会议，他激动地说：“今天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进入60年代，逃港者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够了，港英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实施“即捕即遣”政策。但许多逃港者与香港市民都有亲友、同乡的关系，很多香港人都对逃港者采取同情、帮助甚至庇护的态度。

70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地知青。这批人跟之前的农民不同，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过去后直接带动了香港的文化发展，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电影界没什么会作曲的人，配乐通常是用凤阳花鼓、黄梅戏的调子充数，罗文、梁立人这批人过去后，香港的音乐、影视才慢慢发展起来。

对于建国后逃港的总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少则70万，多则200万。据我估算，应该在100万以上，这是指在香港落了户口的，此外还有很多人迁到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1949年，香港人口是100多万，1980年是500万左右，现在是700万。那30年中，从大陆过去的人口数量可见一斑。仅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忽视香港与大陆的关联。我在一次讲演时说，香港文化研究者要多研究一下逃港者，我们所说的“香港精神”――吃苦、拼搏、肯干，其实都是来自这些人。

从堵，到疏，再到改革开放

对于逃港者，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数是被堵住、抓住的，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高峰时期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要收容，当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满为患。

文革后政策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说开会忆苦思甜，演革命样板戏，批判香港是“人间地狱”，学毛选……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红灯记》，大幕一拉开，演李玉和的演员却不见了，原来他已经逃港了。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我是，但还是要讲。”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确实是这样。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

前面提到的那个演洪常青的舞蹈演员，在香港学了制衣，改革开放后又回来办了服装加工厂。现在他退休了，定居蛇口，在一个艺术团里做领舞。再提及那段经历，他说就像过眼烟云一样。

如今，反而是大量香港人涌入内地。所以我总说，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变化，就是一个越来越实事求是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很多干部为治理逃港做出了贡献，甚至付出了代价。

看到大逃港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世人关注，那些曾经秘不外宣的事实被解密，我感到很欣慰。历史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30年中，这些逃港者，他们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习仲勋回深圳参加庆典。他接受采访时对我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