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杜小安

张岱年（）是当代中国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他先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70余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张岱年始终秉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传统，桃李满天下，并潜心治学、笔耕不辍，一生著作达400万字。他一生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建设以“综合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新哲学与新文化。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范畴进行“综合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宇宙论、方法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组成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将从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形成过程、哲学思想、历史地位等方面对张岱年的学术贡献给予评价。

一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形成过程

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最先提出于上世纪30年代。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理论观点才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关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然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起着指导性作用。

（一）第一阶段：上个世纪30年代

在当时中国的哲学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辩证唯物论哲学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彼此排斥，各不相容，门户壁垒森严。在兄长张申府“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张岱年以宏大的气魄和深邃的智慧，大胆突破门户壁垒，主张萃取三家之精华，综合于一，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学术思路。1935年，张岱年发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1936年，张岱年先生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探索出一个新路，主张“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其中“唯物”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的辩证唯物论；“理想”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与人生哲学；“解析”即西方的逻辑分析法。他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道路；在理论上，应该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这就是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说的基本内容。

年，张岱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该书副标题是中国哲学问题史。该书以哲学问题为纲，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发。在第一部分“宇宙论”当中，他分别阐述了中国哲学的本根论、大化论。在本根论的 “气论”两章中，他主要阐述了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的“气本论”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唯物论传统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他从新唯物论的立场出发阐释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气学思想，并对中国宋明理学的气学思想极力称赞。在第二部分 “人生论”中，他详细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及人生问题论，并对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大加褒扬。在第三部分“致知论”中，他精辟地分析了知论和方法论，包括知之性质与来源、知之可能与限度、真知问题、名与辩问题等，对罗素逻辑分析的方法推崇备至。《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较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他还在年间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五部哲学论稿，被称为“天人五论”，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解放后，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试图进一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二）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大好形势。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个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研究热潮，人们一般称之为80年代的“文化热”。这个“文化热”从1985年兴起，并在随后的两年达到高潮，被海内外普遍看作是继“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在“文化热”的讨论中，针对古今关系、中西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一时间诸说纷起，百家争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派：主张“全盘西化”论的学者认为，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前途在于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实现全盘西化；持“儒学复兴”论观点的人认为，在中国应该建立中华民族文化本位上的现代化，重视传统的道德精神，以返本而开新，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提供某种精神的动力，被称为现代新儒学；持“综合创新”论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前途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构成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最佳互补结构，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正是“综合创新”论的代表人物。

这个时期，张岱年先生虽然已年近八旬，仍然以满腔热忱投入当时的“文化热”高潮。他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明确提出了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 文化观，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模式。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前途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与他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文化“综合创造”说在内容上一脉相承，即融会中西文化精华于一体，目的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由于这个新模式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适应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因此，一经提出就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至今在学术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1994年，受教育部委托，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了大学公共教材《中国文化概论》。在由南开大学周德丰教授撰写的该书最后一章就充分贯彻了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本原则。1999年，张岱年与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合撰写的论文《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一文，他提出要“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活智慧、西方最新科学发展中的新智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智慧，都综合起来，构成现代新型方法论——大成智慧学。”这既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相一致，也是张岱年长期提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直接体现。

二、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思想

张岱年提倡的综合创新论并不是一种凭空想象的抽象理论，而是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依据的思想智慧结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岱年就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哲学，又自觉地挖掘整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并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促使辩证唯物论中国化，同时他对新实在论提倡的逻辑分析法十分赞赏，由此建立了一个“唯物、理想、解析，融于一体”的新哲学体系，提出了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他的理论构想包含了辩证唯物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人生价值论、罗素的新实在论三个方面。他的哲学思想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吸收中国古代哲学把唯物论思想与人生理想相结合的传统，把辩证唯物论与人生价值理想作进一步的结合；同时吸收穆尔、罗素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对辩证唯物论进行更细密的理论论证。由此可见，辩证唯物论、中国传统的唯物论思想与人生哲学、罗素的新实在论是构成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三大哲学基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等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打到孔家店“的利器。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光芒。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一种政治革命学说（即“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而且主要是与社会革命联系最为密切的唯物史观。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唯物史观是不够的，必须更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决定在唯物史观之后再开展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了解和完整把握。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道理，决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样便产生了一个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文化运动。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秘密出版机构，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在出版界掀起了一个社会科学读物出版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唯物辩证法研究在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狂飙突起、风靡一时，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热”。

张岱年正是在上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热”当中接触到辩证唯物论哲学的。他在长兄张申府的引导之下，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译本，还阅读了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读了这些书后，张岱年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十分信服。他坚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最伟大的哲学。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在宇宙观中既肯定物质为本原，又承认精神的能动作用，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中则解决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论则解决了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新唯物论的主要哲学观点归结为三个基本点：存在即发展历程；此历程之根本规律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法则；一本多极，宇宙以物为本，而依其演化而有物质、生命、心知之不同等级，宇宙有其普遍规律，各级亦有其特殊规律。他认为辩证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主要区别在于，辩证唯物论舍弃了旧唯物论的本体观念，并把对宇宙的机械理解变为辩证理解。根据这些认识，张岱年在30年代撰写了大量关于新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研究的文章。青年时代的张岱年被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折服，由此奠定了他的思想观念和治学理论基础，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张岱年（张季同）积极参加了30年代中期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作为新唯物论派的主要参与者，他的思想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当时学者孙道升在1935年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四十五期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将当时的中国哲学分为：“纯宗西洋哲学”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和新唯心论，以及“兼综中西哲学”的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和新程朱派。在“新唯物论”条下，孙道升说：“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导之哲学也。……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臂的。……这一派哲学的哲学家为数最多，如陈独秀、李大钊、李季、叶青、陈豹隐、李石岑、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诸先生都是。……这许多新唯物论者又因仁智见异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张岱年在当时是“许多新唯物论者”之一，他属于新唯物论中的一派，即“解析法的新唯物论”。

由于张岱年并不是通过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途径，而是通过寻求哲学真理的学术途径而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这使得他在30年代宣传新唯物论时显示出自己独到的特点。一方面，由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素养，所以他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说能够自如地运用中国古典哲学的某些范畴和形式。另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罗素的逻辑分析派哲学概念明晰，论证缜密，应加以吸取。他主张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础上，吸收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所以，他的哲学被称为“分析的唯物论”。

（二）中国传统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与人生哲学

（三）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

在冯友兰、张申府、金岳霖等学者的影响下，张岱年对逻辑分析方法十分着迷。他对什么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的对象、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和直觉方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同时，他又积极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和自己的哲学思想创建中熟练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剖析中国哲学概念的含义和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试图把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受其兄长张申府“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启发，张岱年十分重视吸收罗素逻辑分析派的哲学方法，通过对哲学概念、范畴、命题的严格分析，来把握辩证唯物论、中国哲学思想的确切内涵，克服中国古典哲学不注重逻辑分析的缺失。他的哲学论文《谭理》解析了“理”的五项不同意谓，即形式、规律、秩序、所以、至当，强调注意区分“所以”与“规律”，分开“应当的准则”与“自然的规律”，是最早对“理”进行语义分析的代表作，也是张岱年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具体范例。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也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方面的概念、范畴、命题进行缜密分析的杰作。年间先后写成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都比较熟练地运用了逻辑解析的方法。在张岱年以后的哲学研究和教学生涯里，注重对哲学概念和范畴的清晰分析是他始终贯彻的基本方法论。逻辑分析方法也就成为张岱年提倡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方法论。

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历史地位

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1932年开始，张岱年就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对中国传统哲学里蕴含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大加阐扬，对中国古代哲学里的道德理想主义人生哲学推崇备至。这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论调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和抗争。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做了较全面的阐述。他首次提出宋至清的哲学思想有三个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论，即程朱理学；二是唯心论，即陆王之学；三是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的学说，着重讲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对宋代以来的唯物论进行弘扬，在中国哲学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以后，他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张横渠的哲学》等论文，对王夫之、张载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论述。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普及中国哲学，他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读物《张载--中国１１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还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为新中国的学术繁荣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张岱年迸发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为阐发中国哲学的积极价值呕心沥血。1980年，他在《孔子哲学解析》中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进行透彻的辩证分析，指出孔子思想蕴含的积极因素。他撰写《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一文对《易经》年代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并对其本体论学说与辩证思想作了较详细的阐发，肯定了《易经》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积极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岱年从振兴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高度，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文化寻根。他在《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民族之根，认识民族之根是民族团结进步、兴旺发达的基础。每一个民族之根都有其复杂的内容，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的文化传统。”他指出：“寻根是为了达到更深的自我认识，培护深根，是为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辩证地处理好“古”和“今”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推陈出新，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现代价值。2002年12月，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发表《中华民族精神为什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精神之林》一文，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张岱年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探索具有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张岱年一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艰苦求索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和功能的总结，对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基的概括。通过阅读《张岱年全集》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和功能。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根，是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基础，是爱国主义的力量之源，是激发民族创造力、抗御全盘西化思潮的强大精神武器，是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精神脊梁。2004年，张岱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论文集《文化与价值》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体现了他为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而进行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其中《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生命力》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几篇论文可以说是张岱年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做出的经典概括。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肯定的态度。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号召。由此可见，张岱年一生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所做的艰苦努力已经上升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再次，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新实在论哲学的逻辑解析方法，充分体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树立了开放的学术视野。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被迫向西方文化开放，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各个领域对中国实施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和勇敢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西方文化学习，从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一步一步迈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五四运动时期，主张用“民主”“科学”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主张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主张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反对关门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从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吸取营养，才能在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壮大自己的精神力量，推动历史向更加理想完美的方向发展。张岱年早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因此，在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上持辩证的观点，注意选择吸收其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盲目排外或全盘西化。张岱年很早就积极学习借鉴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来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因此，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他在1935年3月18日，在发表于《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期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认为，文化现象有其内在的矛盾和规律性，因此，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同年发表于《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九、二十期的《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一文中指出：“一切文化都有其内的对立、内的矛盾。”他指出，文化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对文化的系统及其若干要素成分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然后继承和吸收不同文化当中的有价值要素成分，再进行综合创新，从而构建出更加合理的新文化。他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包含若干要素的一个系统，不同的文化系统既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又各自包含一些不同的文化要素。通过对其他文化系统若干要素的逻辑分析，选择性地析取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性、可以被本民族文化所吸收、可以促进本民族发展的要素，使这些要素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实现创造的综合，从而成为一个新的系统，这才是文化综合创新的基本途径。在张岱年一生的学术研究中，他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始终秉持着逻辑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系统地分析，并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张岱年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在于重理想而轻效用、重协同而轻竞争、重继承而轻创新、重直觉而轻知解。为了矫正这些弊病，需要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而进行调整和创新。例如，应该吸收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克服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和德力分离的倾向，倡导义利统一、德力并重的价值观；应该吸收西方文化重逻辑分析、重实验的科学方法，克服中国文化的缺乏实证科学的弊端；应该吸收西方的主权在民和民主法制的传统，克服中国文化崇尚君主专制而缺乏民主制度的弊端。张岱年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没有产生出实证科学和民主政体，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缺陷，这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的原因。因此，他始终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是切中时弊的，其方向是正确的。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的实证科学传统和民主法制传统，结合中国文化的积极因素，经过综合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辩证地处理好“中”和“西”的关系，主张立足本国实际而又面向世界，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反对崇洋媚外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由此可见，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形成鲜明的一致性，为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文化建设树立了开放的学术视野。

最后，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西文化的利弊得失，纠正了全盘西化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偏颇倾向，促进了中西文化价值观从冲突走向综合、从偏执走向辩证立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创立了新的学术范式。张岱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贯穿了“兼和”的思想。“兼和”即辩证唯物论中的统一性，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将“兼和”界定为“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他认为，“兼和”就是实现多样性的统一。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张岱年就主张建立了一个“唯物、理想、解析融于一体”的新哲学体系，提出了文化的“综合创造”观点。自80年代以来，面对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的重新兴起，他再次明确地重申自己早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观点，并将其称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解释说，所谓综合，就是指兼综中西文化之优长，创新就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一贯反对复古主义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他指出，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大国自居，以高明自居，走复归中国古代文化的老路，是危险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丧失自己民族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他强调说，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就在于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不同意以中学、西学分文化之“体”“用”，而主张发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以“今中”为体，即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原则为“体”，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从而创造出超越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坚信，走综合创新之路，任务是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几千年来延续发展的中国文化必将显示出新的生命力”。他的这一哲学思路正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习惯所说的“中、西、马”的结合的道路，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与融合的道路。在当代中国各种文化主张中，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也成为最有力地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一种主流文化观点。

综上所述，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杰出代表。他从青年时期就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建设以“综合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他一生始终确信辩证唯物论是最伟大的哲学，并努力把它与中华民族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他的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和“综合创新”的学术思路为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从学术立场上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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