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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这两个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析津志》载称“巷通本方言”，是1267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的，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的。
北京胡同的形成是随着北京城的形成而变化、发展演进的。大约在五十万年前，这块地界儿开始有了原始人居住，不过那时只是住在天然洞穴而已。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到四、五千年间，这儿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开始住上了易简房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45年，这儿成了奴隶制的古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可当时的城墙只是用夯土筑成的。到了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周礼·考工记》明确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见那时已非常注重城建制度了，就连城中街道布局都有作了明文规定。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秦、汉开始，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和宋朝，这块地界儿一直都是北方的重镇。十世纪初，辽朝建立，把这儿当成了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称为中都，中都城里出现了坊、街、道、巷，但至此还没有“胡同”出现。 　　公元1276年，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按《周礼》之原则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并于1285年2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贵族功臣，悉受封地，以为第宅。于是，元朝的官僚、贵族们就按此规定，在大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与另一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据元末《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当时的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天下，这方言当然就是蒙语了，本系“水井“之义。有水井的地方才有人烟，才得以居住。且当时盛行的杂剧戏词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胡同”，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就有“直杀一个血胡同”，再如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中说得更具体：“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可见北京的胡同是形成在元大都城的格局里。不过元大都当时仅记有29条胡同，因当时明确规定宽9.24米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公元1403年明朝的燕王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将这儿改称为北京，这时才有了“北京”这个名称，至今已叫了590年了，但比“胡同”这个名称晚出现了一百多年。并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城墙一改以往用土夯筑的方法，而是全部用砖包砌。大城里包着皇城，皇城里包着紫禁城（今故宫）。紫禁城位于京城中心，而紫禁城的中心又是皇极殿（今太和殿），皇上的蟠龙宝座又位于皇极殿的正中。有一条无形的线从这个宝座上穿过，它就是北起钟鼓楼南至前门楼，后又延伸到永定门，纵贯京城南北，长达16里的中轴线。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城内一切建筑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其左右，街道胡同也如此，或对称排列在它两边，或与之平行。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右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的思想。公元1420年北京城营建完工，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553年，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北京城又有了内外城之分，北京城的“凸”字型平面布局至此基本定型,面积约为62平方公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这时北京城的胡同,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 　　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北京城，就是后来也只是对紫禁城和皇城进行了一下小的改建、重修。但由于清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定都北京后便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内城居住的汉人全部迁到外城，这样就促进了原来较为冷清的外城的发展。新迁至外城的人又匆匆盖了许许多多的新房、新院，连起来就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规范或不规范的新胡同。此时对原来元朝作的胡同必须宽9.24米的规定，早已逐渐模糊了，虽街巷胡同格局“大抵袭元、明之旧”，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早分不那么清楚了，总体数目已增到2077条之多。

锣鼓巷地区是北京城内的一片居民区，与皇城只有一街之隔，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胡同、四合院、绿树，相对于红墙金瓦的皇家文化，这里的灰墙灰瓦，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民间色彩。

　　南锣鼓巷地区位于东城区的西部。东邻交道口南大街，西靠地安门外大街，北接鼓楼东大街，南是地安门东大街。占地约一平方公里。
　　按照中国古代的营国思想，首都的道路在南北与东西方向应该各有九条干道。南北的道路称经，东西的道路称纬，简称九经九纬。今天的交道口南大街、地安门外大街，是大都九经的遗存。鼓楼东大街，地安门东大街。是大都九纬的遗存。南锣鼓巷地区便位于这四条经纬之间。它的南边是皇城，北边是大都路总管府、警巡院、万宁寺与中心阁。大都路总管府相当于明清两朝的顺天府，万宁寺是皇家的寺院，中心阁是大都的中心，是重要的城市标志。它的西部是万宁桥与烟波骀荡的什刹海。西南是通惠河。万宁桥今天还在，是元代的重要建筑遗存。什刹海旧称海子，当时大运河的北端，大都的漕运码头，最繁华的地方。通惠河也还在，只是改为暗河。暗河上面的道路即今天的东不压桥胡同。在元代，南锣鼓巷地区位于大都的中心区域。
　　南锣鼓巷地区在元代分为两坊，东部称昭回坊，西部称靖恭坊。两坊之间是南北方向的道路，即今天我们所称之的南锣鼓巷。根据北京城市地理专家研究，这一带的胡同基本是大都时代的遗存。但是，其时无称，今天的称谓，只可以上溯到明代而已。东部，也就是昭回坊，东西方向的胡同，从北向南是：菊儿胡同、后圆恩寺、前圆恩寺、秦老胡同、北兵马司胡同、东棉花胡同、板厂胡同、炒豆胡同。西部，元代的靖恭坊，胡同有：前鼓楼苑、黑芝麻胡同、沙井胡同、景阳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蓑衣胡同、福祥胡同。这些胡同宽阔、笔直，基本上保持了那一时代胡同的原貌。这些胡同的集合，便是那一时代坊内的布局。根据历史记载，在坊的制度下，坊内不可以进行经营活动。宋以后，坊的制度开始解构，但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不能说，在元代，这个过程，已然彻底结束，最明显的证据是，南锣鼓巷地区的胡同在那时均没有称谓，说明大都的城市单元依然是坊，而不是巷，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胡同。至今，这一带的胡同里，基本没有商业设施，只是在两坊之间的南锣鼓巷内设有不多的商店，便是坊制的遗风。
　　四合院，是北京民居的独特样式，举世著名。什么是四合院？具体地讲，北面是正房，东西是厢房，南面为倒座。这样，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房子了，中间是天井，北京人称之为院子。按照北京人的规矩，地道的四合院，应该是坐北朝南，大门设在院子的东南角。四合院可以在南北方向，也可以在东西方向组合。南北方向的组合，是纵向的组合，一座四合院称一进，在北京，大的院落，甚至有五进的。东西方向，是横向的组合，在这样的组合中，称路。根据所在的方向，标以方位。如东路、中路、西路。
　　北京的四合院，在元代开始出现，在明清两朝成为定局。我们今天所见，大都是清人的遗留。在礼制上，清人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比如，房屋的间数，屋瓦的样式，大门的种类。即使是官居一品的大学士，他所居住的四合院的宅门，也只能是一间，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但是，同是一间，在大门的样式上，却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只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可以使用广亮大门与金柱大门，轩昂辉晔，百姓是不可以采用的。在南锣鼓巷地区，广亮与金柱，尤其是在东部的胡同，真可以用鳞次栉比形容，说明历史上这里的居民身份，即因此，这里的四合院，也壮丽深宏，前门在一条胡同，后门在另一条胡同，是北京四合院的精华所在之地。有许多四合院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比如，黑芝麻胡同13号；秦老胡同35号；板厂胡同27号；帽儿胡同5号、11号；沙井胡同15号；雨儿胡同13号；其中秦老胡同35号与帽儿胡同11号由于宅内的花园而最为著名。
　　秦老胡同35号是晚清时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的花园，建有假山、亭台、池榭，还有一座模仿江南建筑的船形敞轩。这座花园称绮园，至今还有刻石流传下来。帽儿胡同 11号为清末协办大学士文煜所建。分三路。东路是下房，中路是花园，西路是住宅的主体部分，总共有五进院落。中路的花园，是著名的可园，北京最美丽的私家园林。与绮园不同，可园分前后两园，前园的北面构有一座秀丽的建筑，其东是爬山游廊。后园则槐香满园，极为幽静。
　　南锣鼓巷地区的历史深厚，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自明至清，迨至民国，代有人出，而且留下了斑斑可考的遗踪。
　　在今南锣鼓巷65 号，是明清之际著名人物洪承畴的家祠。在明的崇祯时期，洪承畴做过三边总督、蓟辽总督，后来降清，做了招抚南方，经略五省的大学士，帮助清人敉平了江南。据《燕京访古录》：洪承畴府第在后门外方砖厂东口外路东，今已废，唯府门外二铁狮巍然独存，府后门在南锣鼓巷，尚居洪氏子孙。这个府后门即今65号，院内的北房尚好，据说是原物。
　　炒豆胡同77号，以及板厂胡同32、34号等处院落原是清末僧格林沁的王府。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咸丰八年（1858）与大学士瑞麟在大沽口驻防，整顿海防，次年击败英法联军。十年（1860），再次抗击英法联军，失守了大沽，被革去王爵。同治四年（1865）在山东追击捻军时，死于捻军之手。光绪年间在炒豆胡同南侧，今地安门东大街路北47号，为其立祠，称僧格林沁祠堂。现在祠堂与王府都在，而且祠堂的后门与王府的大门在一条胡同，这在北京是仅有的孤例。

　　寿比胡同6号，菊儿胡同3号、5号，是荣禄之父的宅第。荣禄是清末的重要人物，做过军机大臣，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向其告密，从而导致变法失败。荣禄在这里出生。这个宅子很大，分三路，东是住宅，中是花园，西是洋式楼房。
　　帽儿胡同35、37号，是清的末代皇后婉容结婚之前的住所。原是普通民居，婉容被册封为皇后，其父即授内务府大臣，封三等承恩公，此宅升格为承恩公府，加以改建。宅门由原来的一间，改为三启一式，两侧是坎墙棂花隔扇，中间的大门装有镀金门环。此府在民间俗称皇后府，1984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帽儿胡同11号，北洋时期曾售与大总统冯国璋。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冯国璋，是北洋政府的第三任大总统。冯国璋，河北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先在淮军洋枪队当教习，后随袁世凯去天津小站练兵。1915年，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持反对态度。袁死后，冯被选为副总统，成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两年后，任代理总统，次年任满去职。
　　东棉花胡同39号中央戏剧学院所在地，原来是靳云鹏的宅第。靳云鹏，山东人，同冯国璋一样也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1912年任北洋第五师师长，次年升为山东都督。1919年任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皖系失败后，由奉系支持再任总理。1921年辞职到天津做寓公。
　　后圆恩寺7号，原是清末庆亲王奕劻次子的宅第，民国时售与法国人。中西合璧式，中部为西式楼房，前面是圆形水池，周围点缀圆明园刻石；东部是西洋风格的圆亭；西部是一座中式的四合院。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抵京，做过行辕。1949年以后，做过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址，现在是友好宾馆。1984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后圆恩寺13号，茅盾故居。1974年茅盾从东四头条迁到这里，在这里生活了七年， 1981年病逝。这是一座不大的两进四合院，茅盾故后，被辟为茅盾故居。
　　雨儿胡同13号，清代中、晚期的四合院，建国以后，齐白石曾在此短暂居住，后因不安于枕席，而返回跨车胡同。
　　东不压桥胡同20号，詹天佑故居。詹天佑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名声藉藉，是我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他所设计的京张铁路，最为世人称道，他在八达岭火车站上的塑像，精美庄重，可惜他在东不压桥胡同的故居零落不堪了。
　　以上这些人物，从呼吸通天的国家元首到泽溉后人的文化巨匠，都曾经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与活动，从而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层积，遗踪又卓然可证，这就格外值得我们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