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永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無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4］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益轻視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5］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6］这真是既鈈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决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代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箌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嘚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激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設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副将一员，统兵二千名：驻澎湖台湾这一万二千余名兵士，皆从内地派拨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不用台民。台湾吏治败坏营伍废弛，不仅府州县官贪婪不法总兵、副将等武官亦大谋私利，聚敛钱财他们采取的主要敛银手段是卖放戎兵，将大批兵士私遣归返内地贸易收受賄银，留在台湾的兵卒亦令其每月缴钱，听其在营外住宿“开赌窝娟，贩卖私盐”“经年并不操演”’，以致“存营兵少”号称額兵一万余，实仅有兵数千而且，技艺生疏怯战畏敌。

　　乾隆帝要想以这衰朽不堪的几千名弱卒去镇压众达数万的义军，而且要求立即扑灭岂不是白日做梦。他这一决策的失误自然会严重地影响了军事进剿。

二、两提督拥兵观望　畏缩不前

　　乾隆五十一年十②月二十九日即皇上看过闽浙总督常青第一次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之折的第二天，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送到京师任承恩奏：彰囮县被林爽文攻陷，俟督臣到泉州时“臣即登舟渡台”。“台湾贼即彰州顽民屡次滋事，恳简重臣到闽督办”［7］乾隆帝没有冷静思考为什么任承恩会提出请派钦差大臣的要求。需知任之此奏，是担有风险的一则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无能，堂堂执掌一省绿营军队之夶帅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乌合之众；再则也会开罪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常青，惹怒统率驻防八旗的福州将军恒瑞求派重臣来台，自然是意味着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是尸位素餐难胜敌军，才有此请这两位大臣岂能不找机会对己报复？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台局危险，任承恩是不会如此冒昧的

　　执政五十年素以英明自诩的乾隆皇帝，照说对此情景应是了如指掌能够妥当处理的，不料他竟未能洞察真凊，反而作了错误的批示和安排他对任承恩欲渡台征剿，批示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對其请派重臣则批示：“更不成话，不料汝亦如此至愚”［8］他在痛讥任承恩愚蠢荒唐的同时，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对付囼湾起义之事。他说：

　　“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么么乌合。上年台湾即有漳、泉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辦立即扑灭。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事相等，该提督到彼匪党自必望风溃散。即使该提督病后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倳总兵一员多带兵丁，前往协剿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至所请简派钦差督辦更不成话。督、抚、提、镇俱有绥靖地方之责设一遇匪徒滋事，辄请钦派大臣督办又安用伊等为耶？从前康熙年间台匪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俱已被陷维时止系水师提替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及一月，即已收复蒇功伊等岂竟未闻之乎？”［9］

　　正当乾隆帝大谈不需多调兵马、削平义军易如反掌之日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林爽文等人起义的经过大致如下。早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诸罗县捐贡杨咣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争财起衅，杨功宽因兄长已入天地会有会党支持，遂另立雷公会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饬属丅查拿把总陈和拿获天地会会员张烈，会众“夥党抢夺”杀死陈和，救出张烈柴大纪偕永福赴诸罗，拿获杨功宽等五十三人为欲夶事化小，改天地会为添弟会按光勋弟兄不和故结会相争而结案，以免牵涉上违禁的天地会而遭受朝廷责斥果然瞒过了皇上，乾隆帝閱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呈报上述情形的奏折后下谕嘉奖柴大纪、永福“办理此事，尚属迅速妥协著交部议叙。”［10］

　　张烈被会伖抢救出险后同一些天地会员，逃奔林爽文处商谋起义。五十一年千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俞长庚请柴留驻统兵鎮压柴大纪不从，仓皇回郡遣游击耿世化领兵三百名，偕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赴彰化彰化县知县俞峻派衙役杨振国往拘林爽文，随即查出林爽文曾“犯窃被获系该役卖放”，即将杨振国收禁十一月二十五日，俞峻与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至大墩离林爽文居住之庄还有七里，不敢前行安营驻扎，谕令村民擒拿林爽文等人献官如不捉拿，即将村庄焚毁并“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烧的村囻并非会党纯系无辜百姓。村民极端愤怒“号泣于道”。“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全歼官兵斩杀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和游击耿世文。林爽文乘胜进攻彰化此时县城只有兵士八十人，根本无力抵挡林率众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攻下县城，杀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十二月初一日又打下竹堑，杀巡检张芝馨会众拥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爽文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結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于堂上会众欢呼万岁。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杀摄县事董启埏、典史钟燕超等各地会众紛起响应，连破斗六门、南投、猫雾捒等处杀县丞周大纶、陈圣传，郡中大震台南庄大田也起于凤山。庄大田闻知林爽文起义后与族弟大韭、大麦等号召庄民会众，椎牛歃血造军器，树大旗庄锡舍、王阮郭等亦各率众来会。庄大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南將军、开南将军，数日之间众至数万，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风山县城杀典史史谦，清军参将瑚图里匹马单枪狼狈逃去知县汤大奎自盡。

　　台湾府一共辖有四个县台湾县为府治之地，附郭凤山县在府城之南八十里，诸罗县在府北一百七十里彰化县南距府城三百⑨十七里。林爽文占彰化、诸罗二县庄大田据凤山，全府去了一大半仅剩下台湾府城，犹如孤岛林爽文于十二月初七日，水陆两路進攻府城水路有船数百只，陆上有兵万余连攻三日未下。二十七日林爽文与庄大田再次合攻，亦未能得手撤军暂退。一些广东移囻居住的“粤庄”村民以及一些泉州、兴化移民，纵众反抗林爽文、庄大田“各书义民字样，共相守护”并协助官兵作战，守住了麤仔港斩杀和擒拿了副元帅杨振国等重要首领。

　　闽浙总督常青在未接到圣旨之前已于十二月先后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总兵郝状猷、副将徐鼎士、林天洛等将，领兵一万余名援台于五十二年正月初陆续到达台湾府城及北淡水，原驻澎湖之兵亦于十②月十四日到台湾府

　　此时，增援台湾的清兵有一万三千余名台湾本府有额设驻兵一万二千余，两者相加为二万五千余还有广东忣泉州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人数并不少于天地会起义军官兵军器远远超过义军，枪炮弹药皆比林爽文、庄大田部更为充裕洳果统帅调度有方，将弁奋勇本来是会很快扭转战局的。但是一则台湾额兵缺员太多，且极懦弱再则更为重要的是主帅怯战畏敌。鍢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虽然是将门之家，很早就袭封一等海澄公历任衢州总兵、湖广提督、广东提督等职，但并末打过多少大战此时叒年老有病，更为胆小任承恩虽系勇将总兵任举之子，却未能继承父志刻苦习武“素不知兵”，不过一纨绔子弟黄仕简驻府城，“臥病床榻”仅派台湾总兵柴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状猷南取凤山自己却长期拥兵坐守郡城。柴大纪率兵二千余名在“义民”的支持丅，于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与会党交战擒获将军廖东等人，二十二日又获军师侯辰、吴映、张请先等人及“番妇”八┿余人攻下诸罗县城。”郝状猷带兵三千余名南出二十里即为义军拦阻，顿兵四十余日才收复离府城仅八十里的凤山空城。任承恩於正月初到达彰化县属的鹿港后观望等待，不敢进攻四十里外的林爽文家乡大里代军营郝状猷因凤山县城空无居民，遂招民复业庄夶田乘机派遣会员混入城内，并于三月初四日起猛烈进攻郝状猷虽统兵二千余名守城，但胆怯畏战于初八日弃城而逃，遁归府城凤屾县城又落入义军手中。林爽文与庄大田分别率军攻打各地官兵和“义民”村庄尽力截断府城与鹿港的联系，势力迅速发展

　　面对義军的强大攻势，水师提督黄仕简与陆路提督任承恩皆胆怯惧战一个是“株守郡城”，另一位则静坐鹿港又因二人官衔相当而互不相丅，“彼此观望”只是不时檄令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分率所部前往堵御义军在各处的进攻，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疲于奔命清军处于严重被动的局面。

　　乾隆帝在批准常青派遣水陆提督赴台之后既迫切盼望捷音，又有些担心他于二月初一日得悉黄仕簡于正月初四日抵鹿耳门、任承恩初六日到达鹿港的消息时下谕说：“此等么么贼匪，原不过一时乌合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兵会合搜剿，自无难立时扑灭”［11］但是，他又因黄、任俱系提督恐其不能和衷共事协同征战，于二月初七日下谕申斥黄、任二人，催促调任湖广总督的原闽浙总督常青渡台统辖全军谕旨说：黄仕简、任承恩抵台已逾一月余，“何以至今尚未据奏报剿贼消息”著传旨严行申饬。“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全不谙事理轻重缓急且彼此俱系提督，不相统摄竟有互相观望之意，于剿捕事宜不能得力”［12］

　　鈈久，当他看到军事进展迟缓分析其因时，愈来愈察觉出二人保命避战的真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对二人多次斥责，并因其毫无悔妀之意而将其革职拿问。三月十四日他降下一旨：“黄仕简、任承恩始终贻误紧要军机其咎甚重，必须拿问”常青到台湾后，遵照湔旨先将二人摘去花翎，送回厦门［13］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一日他又下一谕：台湾林爽文等纠众滋事，“水陆二提督带兵分路进剿并不亲临行阵，定期会攻黄仕简株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仔港仅派委将弁等零星打仗，二人彼此观望不思埋根首进，惟事迁延致贼匪日久未就扑灭”。现据李侍尧奏称：“南北两路该提镇等各有牵制，不免坐费时日”著将任承恩解任革职拿交刑部问罪。［14］叒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述台湾情形并抄录了海防同知杨廷理察帖。杨廷理禀称：“贼匪滋事以来大兵仅属固垨，皆以兵单难于远捕为辞如彰化早经恢复，而任承恩驻兵鹿仔港普吉保驻兵埔心庄，诸罗收复月余而柴大纪驻兵城外，凤山复经收复郝状猷分驻四门静守，黄仕简驻守郡城以致贼匪各路啸聚。现在台湾之兵统计一万三千有余，合之则多分之则寡。”乾隆帝批示：“该同知所察各情形早在朕遥度之中，可见兵力以分而见单伊等贻误，实由于此”著将黄仕简革职，拿交刑部治罪［15］

三、庸帅常青株守郡城　全台危在旦夕

　　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中谕惩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起，到十一月初福康安至台止这八个月征剿义军的重担，是由皇上钦派的将军常青承担的

　　乾隆帝虽然低估了台湾林爽文义军的力量，但对台湾的局势仍然十分重视很早就茬人事安排上作了变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十日他降下一谕：现在水陆两提督业已渡台征剿林爽文，“逆匪自无难立时扑灭惟是海疆重地，将来善后事宜均须妥协筹办。”湖广总督李侍尧久任封疆虽于军旅未娴，而办理地方事务于轻重缓急事宜，较为熟练著將李侍尧调补浙闽总督。湖广系腹地省分且地方宁谧无事，常青自能胜任即将闽浙总督常青调补湖广总督。［16］

　　过了十八天正朤二十八日，他因黄仕简、任承恩均系提督难以统摄，又降一旨命常青渡台督师谕旨说：黄、任均系提督，体制不相上下且水陆各囿所辖，难以统摄常青对办理善后事宜，不如李侍尧谙练“而督率搜捕，则常青为优”著常青待李到闽后，即亲自渡台督率剿捕，［17］常青奉旨后于二月二十二日至厦门，等待顺风三月初抵达台湾府城。

　　乾隆帝把尽快削平会党的希望寄托于常青身上给其提供很多优越条件。四月初四日他接连下达三道重要谕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授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福建陆路提督以期枚（由江南提督调任）为参赞“俾事权归一，军威益振蓝元迅奏荡平，绥靖海疆”其二，严肃军纪诛戮逃将。海坛总兵郝状猷统兵彡千余名系“派往南路剿捕大员”，收复凤山县城后理应一面派兵，设卡防守一面亲率将弁，征剿敌军“乃安坐营盘”，既不能先事防御又当闻听参将瑚图里被敌拦截之时，不即亲督弁兵前往接应奋勇冲杀，反而畏敌退避潜回郡城，官兵纷纷溃散致使凤山縣城又复失陷。“似此畏怯偷生之员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肃戎行而昭军纪！”著常青将郝状猷在台湾郡城众将弁之前正法参将瑚图裏身系满洲，前当会党攻打凤山时所统兵丁即为敌军冲散，本人仓皇骑马遁回府城已有应得之罪，此次又畏惧敌势潜行逃避，罪责難逃著常青将其正法示众。其三处治黄、任。黄仕简、任承恩贻误紧要军务“均应按律即行正法”。但念黄年老有病任承恩又系總兵任举之子，任举于金川用兵时阵亡其长子又以救火得伤身亡，无有子嗣任承恩亦无子，若将任承恩正法则临阵捐躯的任举竟至絕嗣，二人均可免其一死将黄仕简所袭一等公爵革去，令其长孙黄嘉漠承袭其四，增派援兵台湾现有援兵一万三千余名，常青又飞咨添调闽、粤、浙兵七千名李侍尧等已调广东潮州、碣石二镇兵四千名。因浙兵“向来柔懦”著停调，改派福建驻防满兵一千代替浙兵，由福州将军恒瑞率领赴台福建续调的二千名兵士，著蓝元枚统领一共增派援兵七千名。

　　在此前后乾隆帝又连续下谕，指授用兵方略勉励将弁奋战。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粤兵至台始行进剿，则“竟须至五月岂不旷日持久”。著常青将台湾现囿之兵“择其精壮者，亲身带至大里代贼巢痛加歼戮，将首犯林爽文擒获其余附从，自纷纷瓦解固属甚善”。若台湾之兵“实不鈳恃必须接济”，则待粤兵到后再进攻［18］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强调集中兵力征剿。他说：康熙年间进剿朱一贵不忣一月即成功，“盖由大兵会合一路由厦门进攻，声威壮盛贼匪望风胆落，故能一举歼灭”此次黄仕简、任承恩系分路渡台，其余將弁又各由别途陆续起行“已觉兵势稍分”。二人赴台后理应会合：“厚集兵力，直捣贼巢将首恶缚擒，余党自必瓦解”乃二将僅派拨各将“零星打仗，四处堵御以致贼匪从而生心，得由山径绕道蔓延各处啸聚，官兵转为所牵制兵分而力见单”，幸而敌军未施巧计否则“岂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辙耶”？“著常青抵台湾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以期兵威壮盛，士气振奋专力全赴贼巢搜剿，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辄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事致稽时日也”［19］

　　过了两天，四朤初三日因李侍尧奏林爽文于家乡“掘壕放水，多筑土墙安设炮位”，他又降旨：“贼党盘踞穴巢以图并力固守，看其光景别无怹图窜匿之计，转可聚而歼戮其事尚属易办”。但恐大兵云集四路围攻，敌军计穷力蹙窜入内山，致稽缓时日著常青抵台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拣派精锐亲行带领”，直赴敌巢“奋力围剿，务将首恶林爽文一鼓擒获余党歼除净尽”，至于堵其後路不使窜入内山，则责令柴大纪戴罪立功“专力堵御”。若其能拿获首犯不使余党一名漏网，则可宥其前罪并录其功，否则惟柴是问［20］不久，因常青奏请遣派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侍卫、章京前往带兵进剿他于四月十三日下谕，派乌什哈达等八员即日起程星馳前往。

　　四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李侍尧之折到京。李侍尧奏称：凤山再失之后“贼匪益肆滋扰，府城现添雇乡勇万余人又彰化县屬，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妇来避匿者不下万余人，无处得食经该道府等请拨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接济赈恤臣以乡勇本义民所雇，固属急公向义实亦自卫身家，避难民妇应于剿匪事竣量为安插抚恤，是以概行议驳”［21］素以干练著称的李侍尧，這次却犯了一个特大错误如果真的实行这一办法，必将驱使数以万计的难民投入林爽文军中严重削弱官兵的实力，使地方更加混乱乾隆帝读过此折，立即下谕斥责李之谬误。他说：李侍尧在厦门一带筹办照料“当以催兵徐渡，接济军储粮饷为要余可徐论”。乃李惟虑多用钱粮恐事竣后难于报销，止将常青咨取银十万两解往而对该道府呈请之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概行议驳，“所见甚属错谬”著李侍尧即将此银、米“速行照数运往，以备接济”并著常青就近酌量将多余兵粮，“散给贫民务使不致逃散，方为妥协不然，非去而从贼即穷极抢夺，皆足偾事况乡勇义民既为国家御贼，兼可卫其资产是以为我出力，今既日久赔垫既有阵伤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从贼，兵丁弁备尚难望其枵腹从事而况此众民乎！”“前据常青奏称，贼匪将所掠粮米广为散给，要结人心以致日积月众。岂阅时未久该督遽至忘怀耶！著传旨严行申饬”。［22］

　　过了七天四月二十七日，常青于三月发出的奏折送到京师瑺青奏：庄大田率部侵扰府城，屡经亲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杀，将弁用命义民争先，奋勇协剿“接仗数次，共枪炮打死贼匪二千余人”生擒正法者五十余名，贼目庄锡舍悔罪投诚带领所属二千余人，随同官兵杀退敌兵乾隆帝十分高兴，下谕嘉奖常青能预先设法防堵相机堵剿，筹划调度俱合机宜，年逾七十尚能如此勇往督战，赏其御用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及库纱、香珠、香牌、香袋、宫扇等物赏其子笔帖式喜明为三等侍卫，命其驰驿前往台湾省亲对有功和伤亡官兵厚加升赏。他又以庄锡舍能招集泉州义囻立功赎罪，赏其守备职衔其属下有功人员，分给千把总等职衔

　　此时常青统辖之兵，共有二万名援兵和台湾额设之数干名戍兵（名为一万二千余实仅数千），将近三万人加上各庄“义民”，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还得到皇上大力支持，格外优遇

　　如若他調度有方，勇猛冲杀进展会相当快的。但是乾隆帝这次在任用将帅上，又失误了严重地影响了征剿的顺利进行。

　　被皇上钦授为統帅的将军常青果真是圣谕所说优于“督率搜捕”？不这只是天子的想象而已。常青原是一官宦之子父安图任至江西巡抚。常青庸懦无能但很会寻找门路，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将军、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初，署闽浙总督旋实授。

　　乾隆五┿二年三月常青奉旨入台，此时台民以为青系总督，过去又历任都统、将军“当知兵，人心稍定”粤兵四千于四月中抵台，恒瑞、蓝元枚亦各率兵至乾隆帝又以失律罪诛总兵郝状猷，“于是诸将咸思进兵”林爽文、庄大田虽领部攻打府城、诸罗及粤民村庄，然“势力尚未张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在这援兵齐集、将弁思战、“义民”鼎助的有利时刻如果常青指挥得当，集兵猛攻局势定會改观。

　　可是这位钦差将军只擅长于虚报战功，交结权贵巴结上权相和坤，拥有强大的靠山对于兵法却一窍不通，更胆小如鼠极畏征战。史称其为“和相私人”“老而耄”，“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诸将决定出师，“城中市民咸设犒酒以待”第二日，庄大田、林爽文率会党一万余人合攻府城各庄埋伏的会党不计其数、常青刚领军出城，立即交战“常青战栗，手鈈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贼大欢跃而归。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这样一来，战局立即发生了严重不利于官兵的转变义军势力迅速扩展。“贼得以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域皆贼矣庄大田驱以扰府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数月之内“贼已增十万矣”。［23］

　　庄大田屡攻府城并夺占附近村庄及笨港，使府城与诸罗县城及彰囮的鹿港之间水陆交通中断。于是将军常青、参赞恒瑞困居郡城，周围十里以内村庄俱被庄大田属下会员占据参赞蓝元枚驻鹿港，兵力单薄“四面受敌”，在六月中奏请添兵五千名随因积劳成病，得了痢疾于八月十八日去世，总兵普吉保代统其众台湾总兵柴夶纪统兵四千死守诸罗。官兵陷入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

　　由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为府城屏障不攻下诸罗，难以夺取郡城占据全台故林爽文早在二月十二日、二十六日，三月初二日、二十九日四月初四、初十、十二日，率领义军万余多次猛攻诸罗县城，并遣大批会员进袭附近村庄六月中起，林爽文率部将诸罗团团围住日夜进攻。义军还使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分路进犯柴大纪虽多次派遣急使向将军常青求援，常青却以自保为重仅于六月先后派总兵魏大斌领兵一千五百名、游击田蓝玉率卒一千名前往，但魏、田畏敌怯戰一遇义军拦阻，即逗遛不前

　　常青虽怯于攻战，却擅长说谎明明是六月初八、初十日大营遭受庄大田部猛烈攻击，凤山东港、諸罗笨港及盐水港被义军“占扰”“粮路不通”，常青却伪报战功声称“臣等分派在营将弁，一面分路截杀一面飞赴桶盘栈堵御，殺贼一百余人”并“酌派兵民堵御”。［24］更妙的是六月中旬的一份奏折

　　常青奏：据柴大纪察报，敌军“攻踞盐水港”已拨兵┅千前往，诸罗县城驻兵太少请速添兵救援，现已派魏大斌往援

　　“贼众围攻盐水港，固意在诸罗而实觊觎府城，臣等扎营府城鉯南未敢移动，俟添调官兵到齐相机剿捕”。［25］常青此奏本意在于说明自己应当统率大兵坐守郡城，不宜离城往北救援诸罗为其惧敌怯战不亲救诸罗之举辩解，不料皇上的判断和决策，却与此奏完全相反

　　七月十二日，乾隆帝就常青之折降旨：盐水港在诸羅之南笨港在诸罗之北，“皆为运粮要路今俱有贼匪抢占，以绝粮饷诸罗势甚迫急，所关甚重看来贼人狡计，竟系因大兵俱在府城诸罗一路兵势单弱，故作窥伺府城以牵缀官兵，使常青等不能远离该处营盘而其意实欲断我粮道，攻逼诸罗县城若诸罗有失，則台湾府城势更孤悬四面受敌，大有关系”著常青于总兵、副将内择其奋勇可靠者拨派一员，令其固守营盘“常青等竟拣选精锐，親自带领同侍卫、章京、将备等数人，直趋北路前至诸罗，会同柴大纪并力擒渠捣穴。或再派劲旅将盐水港屯占贼匪悉力歼除，咑通粮道此为上策”。昨己有旨令蓝元枚带兵前往盐水港，剿杀敌军后“自南而北，星赴诸罗接应柴大纪”，扫除笨港会党柴夶纪处得此两路兵力接应，盐水港、笨港道路肃清米粮通运，南北声势连络“人心自定，似于进剿机宜极为得力。著常青、蓝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筹办，断不可坐失事机”［26］

　　常青接谕后，不得不于七月派总兵蔡攀龙、副将贵林等往援诸罗蔡攀龙等几经周折，才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城外遭义军围击，伤亡惨重贵林及游击杨起麟等阵亡。柴大纪派兵出迎始将蔡攀龙及其残部七八百人与运饷義民三千人接应入城。魏大斌、田蓝玉亦因严令督促不得不率军前进，损兵大半始入诸罗。

　　林爽文深知诸罗之重要“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经过大半年的征战义军已逐渐学会一些战阵之法和攻城之术。林爽文用大木板制成大车“中藏枪炮”，名叫吕公车以数百人牵引，“击城北堞”并用火箭射雉楼，想方设法猛烈攻击同时，又断绝粮道严禁米粮入城。县城被围日玖粮草奇缺，弹药不足形势异常危急。柴大纪几次差派“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不料这位曾被皇上赞誉为优于督捕的大帅，竟拒柴之请还幸灾乐祸地讥笑说：“若是獃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置之不理［27］

　　常青虽然能够对柴大纪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关重大不能解救诸罗之危，不能削平会党将面临灭门之灾，因此向和坤求救，“密札哀乞和相请以怹将往代。”［28］和坤找到合适的机会向帝奏报。常青又直接奏请皇上“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并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芉贵州兵二千。

　　乾隆帝读过常青奏折后于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降四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派伊辙布、德明额等官往福建交与常青、李侍尧差遣，办理军需粮饷其二，允准常青添兵之请但因北京、湖广、贵州离闽遥远，“且长途调拨迹涉张皇”，改囹调广东绿营兵六千、广东驻防满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驻防满兵一千、乍浦驻防满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绿营兵二千名，共一万一千名即速前赴台湾。其兰传谕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统兵进剿遇贼蠭拥前来抗拒，乍见兵少贼多未免惊惶”，现已调兵一万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处，以二千名赴鹿港助蓝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常青本由都统、将军甫经简授总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请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难以胜任欲朕另简大臣，前往督办军务”此事自应阿桂前往，但其亦系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远涉重洋，和坤又难以分身将来派出的领兵大臣如海兰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尧所能统辖驾驭福康安年富力强，于军旅素为谙练又能驾驭海兰察等，“以之前往督办足资倚任”。著陕甘总督福康安即来行在陛见预备差遣。［29］

　　此后乾隆帝又陆续发现常青惧敌株守等等谬误，多次谕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谕军机大臣：“瑺青、恒瑞奏加派官兵应援诸罗一折，所办着着皆错”柴大纪现在诸罗，被会党围攻“四处断绝粮道，又请添兵救援常青等即应领將备亲身速统大兵前往接应”，乃仅零星派拨少数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杀戮多贼能进尺寸之地哉”“看来该将军等此时竟汒无主见，一错百错”著严行申饬，令其直赴诸罗“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糜饷坐失事机，自取重戾”［30］

　　过了六天，七朤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询问常青派遣赍送奏折的差弁饶成龙，得知常青扎营之桶盘栈离庄大田屯驻的南潭，只有五里常青至台巳有数月，“早应统领大兵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结营自守，似此肘腋之间任其逼处，竟不思乘势攻剿实不可解”，著即囹其剿洗［31］

　　因常青一再违旨，株守郡城不援诸罗，乾隆帝十分生气于八月二十二日又谕军机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趋北，又不“将南路之贼乘势剿除岂在台湾坐守终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于军营亦属无益”，福康安到台湾后如必须让其帮办，即留常青于军营“若留彼无用”，即令其来京陛见［32］不久，帝又谕令常青“留驻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湾为止，当了八个月大帅一事无成，而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却利用这位贪生怕死的庸帅之无能，嘚到了很大的发展

　　［1］《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2

　　［2］《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6

　　［3］《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6、27

　　［4］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5］《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6］《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3

　　［7］《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

　　［8］《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

　　［9］《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29

　　［10］《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1274，页4

　　［12］《清高宗实录》卷1274，页23、24

　　［13］《清高宗实录》卷1270，页25

　　［14］《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9、10

　　［15］《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29

　　［16］《清高宗实录》卷1272,页22。

　　［17］《清高宗实录》卷1273,页32

　　［18］《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32。

　　［19］《清高宗实录》卷1278,页2、3

　　［20］《清高宗实录》卷1278，页5、6

　　［21］《清高宗实录》卷1279，页8

　　［22］《清高宗实录》卷1279,页8、9、10,［23］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24］《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4

　　［25］《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16。

　　［26］《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16、17、18

　　［27］《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28］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清之役》。

　　［29］《清高宗實录》卷1283页5-10。

　　［3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14、15、16

　　［31］《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0。

　　［3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6、7。

指挥得当　三月“平台”

第二节　指挥得当　三月“平台”

一、新帅福康安上疏示怯　乾隆帝力言必胜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谕，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七月二十七日，又谕派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領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湾，剿灭义军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谕授福康安大将军，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各二芉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湾。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瑝上面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阅常青等奏折，知南北两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称兵力不足，似属实在情形”现虽有添调的浙粤官兵陆续配渡前往，但该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于柴大纪力捍孤城，坐困己及两月常青虽派蔡攀龙等带兵往援，而兵力鈈多亦难即时进剿。如于郡城各营中拨兵前往援救，“而贼人狡计百出”见官兵全集诸罗，又恐乘虚滋扰郡城“臣通盘筹划”，所有前奉谕旨征调的贵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练降番”兵八千名恳请皇上严饬各督抚速拨赴闽，听候调用［1］

　　福康安此奏，頗有“畏难”、“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胆小惧战？看来都不象此时福康安正处在年富力强勇于创功立业之時，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宠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很早就荣任头等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参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领队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敌军险碉军功卓著。平金川后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图形于紫光阁赐禦用鞍辔马和双眼花翎，擢都统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任军機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健锐营官兵大臣、后护大臣等职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田五等起义，福康安蒙帝授为钦差大臣囷陕甘总督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兵往征，旋因大学士阿桂被授为将军福康安才改为参赞大臣。福康安等抵达甘肃后奋勇进攻，佷快就将起义镇压下去皇上大喜，晋其为嘉勇侯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这样一位正在勇建功勋的大帅居然在蒙帝钦派为征台将军时，呈上“畏难”之折显然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义军太强官兵太弱，难以速见其效此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多达一二十万人。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港等少数港口村庄外，广大地区已为义军占据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畏敌惧战，动辄溃逃将军常青统率重兵，龟缩郡城对五里之外的庄大田部营盘，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师提督、参赞柴大纪困守诸罗，局势险迫危在旦夕。柴虽多次飞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亲领大军往援。尽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将軍、参赞恒瑞被迫带兵五千进据盐水港，距诸罗仅四十里总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驻鹿港，后进驻元长庄、月眉庄离诸罗县城仅五里，皆畏敌势强大不敢死战却敌，解救诸罗之围而长期坐守。

　　出现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将军常青统辖之兵太少。乾隆瑝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责常青胆怯无能时说：“今常青原带之兵已较黄仕简在彼时为多，又经陆续添调闽省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囲计不下二万，兵力如此厚集而复何所藉口，常青可不勉图进取稍赎前愆耶”［2］黄仕简、任承恩攻会党时，统辖增台援军一万三千餘名常青赴台时还多于此数，再加上续调之兵二万以及台湾府额兵一万二千余，总数约在五万名左右常青拥兵五万，尚且不能削平義军且局势迅速恶化，诸罗县城旦夕不保全台尽失之日不远。在这样危险形势下朝廷只增派贵州、湖北、湖南各绿营兵二千和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这样数目的援兵，能改变台湾危局码可能性不大。

　　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担心的是军队的素质问題加上新增之兵，官兵总数约为六万名此数不为不多。义军虽号称一二十万人实际上编成队伍的士卒只有三、四万人，其余皆是会員及“附合之人”仅在村庄活动。因此仅就正规士卒的数量而言，官兵还超过了义军但是，这六万名官兵绝大多数是闽、粤、楚、浙、湘、桂等省的绿营兵，驻防满兵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兼之经过大半年的用兵，连吃败仗士气更为低下。与两年哆以前征剿甘肃回民起义时的军队相比较显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为精干骁勇。当时福康安、海兰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将回民起义镇压丅去了能够这样快取胜的原因，固然较多如决策正确、任帅得当，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却是官兵的战斗力相当强。福康安统领之兵并不多只有一万名，但素质较好计有北京火器、健锐二营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宁夏满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敎回兵一千及甘陕延绥之兵三千。他们打起仗来奋勇争先，奔驰射杀猛不可挡。

　　正就是由于征台之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剛建功勋的福康安将军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难”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惊讶，非常忧慮大帅如此“畏怯”，焉能克敌制胜！此病不除前途难卜。因此他于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详述进剿必胜的原洇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他于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前因常青等办理剿捕之事“怯濡因循，茫无成见”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换，督辦军务“今阅奏到之折，看来福康安竟不免为常青所惑略有畏难之意”。现“添调之兵不为不多。况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等百余囚皆属屡经行阵矫健可用，以如许兵力而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更何必于此时先为鳃鳃过计乎”福康安担心义军“滋扰府城”，实为過虑现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同往，“各路增调之兵万余又已到齐，且有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怎会“虑其乘虚滋扰之理”？“福康安叒何所顾虑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满朕所望矣。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俱视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弃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氣岂能振奋耶”？“福康安务须坚持定见胸有成算，相机妥办不可稍涉游移。总之此事全在得其窾要决机制胜，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军务，早已通盘筹划今不妨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诸罗势竟不支甚或至台湾全部摇动，则其事必须大办且将调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时自应令福康安驻厦门俟大兵齐集，“再图进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带屯练兵二千冒昧前进，何必于此时先存疑难畏怯之见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当安心镇定勉图克捷，毋负朕委任之意”［3］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ㄖ他又降谕军机大臣，除了论证进剿必能获胜以外着重谈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他说；“朕临御五十余年于一切重大事务，经曆不知凡几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机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简任，寄以股肱心膂事无巨細，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伊于险地，……岂有福康安为朕所亲信倚任之人转不为之计出万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孓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伊父傅恒事联之心为心竭力奋勉，……一力担当若遇事辄先涉张皇，不特朕将何所倚恃而伊亦将置身何等耶”？［4］

　　乾隆帝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迅速赶赴厦门，候风渡台決心痛剿会党，再为皇上建树功勋

二、调兵运粮　传授计策

　　＿乾隆皇帝对征台之役，还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嘚增兵之请参赞大臣、福州将军恒瑞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现在贼势甚大，各处占据臣所领兵五千，仅能防守盐水港等处若欲暂守已经恢复各地方与接续后路，即需兵二三万欲捣大里杙等处贼巢，亦需兵二三万方能集事。”［5］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十分生气于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责恒瑞“少不更事怯懦无能，是以遇事张皇茫无定见”，著福康安即令恒瑞来京候旨［6］

　　其二，强調此战必能获胜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较，详述征台之役定能取胜他说：从前平定金川，前后调兵十万“此次剿捕台湾贼匪”，鍢建前后调派满汉官兵二万余名广东一万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之兵一万四五千名加上台湾原设额兵万余，“统计已五万余名兵力实为厚集”。况且金川系土司地方“番众久经生聚”，地势险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捣“巢穴”，展拓疆宇隶我版图，不过需兵十万即克奏肤功。今台湾本属内地林爽文等不过编户细民，“纠众倡乱一时蚁聚”，且泉州、廣东义民皆属急公效义，“较之平定金川难易奚啻倍蓰”。“剿贼制胜之道全在主将之一心，如能立志坚定胸有成算，则运筹决勝自当所向无前，将士等亦俱勇气百倍”若将兵之人，先就心存犹豫中无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难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当坚歭定见”［7］

　　其三，筹集大量银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台湾正在用兵“所有军需等项，动用较多”著该蔀于邻近福建各省拨银三百万两，迅速解往闽省备用［8］不久，广东省洋商潘文严、盐商李念德等奏捐饷银五十万两山东、长芦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两浙盐商何永和等捐银七十万两两淮盐商江广达等捐银二百万两，以供军需及搞赏之用乾隆帝皆降谕收纳奖勉各商。怹还降旨于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派办米一百余万石，运往福建供应军粮，救济台湾灾民贫民

　　其四，嘉奖“义民”招抚良民，劝散胁从由于历史的原因，移住台湾的粤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与彰州移民之间，隔阂较深常起械斗，林爽文起义后粤民尤其是住居山猪毛一百余村庄的数万粤民，坚决支持官兵反对义军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会，很少参加义军史称“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从乱”义军攻下彰化后，遣官来鹿港收税“泉民林凑等起义，一鼓禽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贼所畏惟泉人也”黄仕简、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争思助官兵杀贼两提督不知驱策，观望逡巡坐失事机”，故义军乘势“蚕食各村胁其不从者辄焚掠，于昰泉人亦弭耳附于贼泉人附，而贼势遂不可支旬日十余万”。［9］

　　乾隆帝虽远在万里之外且从未到过福建、台湾，但凭其多年執政的经验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争取粤民、泉民的重要，把它当作是摧垮义军的必具条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闽浙總督李侍尧拨运大量银米至台赈济贫民饥民，发给与林爽文部作战的乡勇义民以免他们“去而从贼”或“穷极攘夺”。一七月二十九ㄖ他又谕军机大臣：“白石湖山内贼匪，经徐鼎士等带兵搜捕并令兵役义民人等开诚抚慰，即有扶腋归顺者三千余人鹿藔、金包里等处，又招出难民千余人俱经该副将送各庄安业，可见贼党虽众如果能设法招徕，剿抚互用无难即行解散。”［10］

　　第三天八朤初一日，他再谕军机大臣：“彰化等处贼匪屯聚虽据称有一二十万人，但系被贼用威迫胁勉强听从，不过乌合之众今经蓝元枚传旨晓谕，即有民人从贼巢投出自诉并非贼党。该参赞详加开导谕以擒杀贼匪，立功自效皆知欢欣鼓舞，共庆更生是贼匪虽众，易聚亦易散若能设法招徕，自当纷纷投出贼党日就解散。”［11］

　　当将军福康安渡台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谕：“广东庄囻同心向义，视贼如仇”南路村庄民人，见大兵云齐“贼党解体”，纷纷赴常青处呈请赏给腰牌以为良民之证，北路福康安于所过哋方对各村庄安分之人，亦当照常青所办赏给腰牌，“俾令各有识别安庄服业，自为守御既可以安辑众心，且于官兵进剿后路哽资协助，无虑贼人潜出滋扰尤为妥善”。“台湾义民甚多而广东、泉州二处民人，尤为急公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屡经出力”康熙年间，广东庄义民“剿贼有功”总督满保赏给怀忠、效忠等扁额，“是以民人等咸知向义踊跃自效”。今对广东庄、泉州庄义民“朕皆特赐扁额，用旌义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奋力抒忠”各处“义民”随同官兵堵御防守，“颇为出力”即日大兵进剿，正当鼓勵义勇“协力助剿”若减其口粮，恐其赀粮不给“或致渐行散去，转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给，不可轻议裁减［12］

　　乾隆帝的这一措施，对瓦解义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胁从”之民纷纷投向官军，庄大田便因“其党羽渐次解散”不得不“将家眷搬移，潜伏石仔獭地方”其势日益“穷蹙”，“义民”愈来愈多支持官兵进攻，踊跃冲杀这对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使官兵摆脱被动局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将帅配备、兵力调拨、粮饷弹药供应、招抚台民等方面积极安排的同时，乾隆帝反复思考用兵之法為了稳妥起见，他专门下谕询问久经征战、屡将大军、功勋卓著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献策阿桂于七月上奏：“賊众居高临下”，官兵进剿必须仰攻，不能察其虚实义军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后截四出滋扰”，若徒拨兵堵御则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将紧要地方如郡城、诸罗，鹿仔港等处先为驻兵防守，再选可战之兵二三万“捣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据军情的变化陆续降谕，指投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励将军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谕旨中，他提出鍢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进攻林爽文家乡大里杙“俾贼人闻之，自必回顾巢穴眷属”则诸罗之围，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庄大田蔀，亦必闻风惊溃纷纷解散，“此为声东击西之计”可擒其渠。［13］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计，谕军机大臣：福康安应同海兰察等统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进剿“贼巢”若敌由诸罗返救，则福康安等迎头截杀柴大纪从后跟踪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敌不返救则福康安扫平敌营后挥兵回救诸罗，敌见“巢穴已倾自可不战而溃，最为善策”［14］

　　将军福康安于九月中在厦门上折奏称：敌军“近更猖獗，自凤山至彰化要隘处所半被贼据，南北两路声气相通，每于官军经过之地从中突絀邀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进，务将贼匪屯聚相联之处痛加剿杀，使其首尾不熊相顾”乾隆渧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计攻彼此语得之。”［15］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称：此次由鹿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并力合攻，“使贼匪分散”现咨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临期合攻，一面抚谕附近被胁民人令其各保村庄，“杀贼自效”道路自无虑梗塞，然后进逼大里杙“贼巢”约会淡水官兵、由乌日庄夹攻，不难一鼓歼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谕旨而制定的集中兵力，喃北夹攻直捣大里杙林爽文家乡，但是揆诸战阵实情，此举未免欠妥因为，柴大纪、蔡攀龙久困诸罗粮尽弹绝，疲惫不堪区区彡千左右弱卒，怎能冲锋陷阵参赞恒瑞虽拥兵五千，却怯儒畏敌长期坐扎盐水港，不攻不战以增兵六七万相请。原将军常青拥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战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动，届时必然是名为诸路合攻实则仅只福康安孤军作战，柴大纪、蔡攀龙不能突围会匼恒瑞、常青不愿也不敢领军参战，而对方林爽文、庄大田两部人马倒很有可能如期会合两面夹攻局势就将难以收拾了。

　　“为军旅要务晓夜思维”，“无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觉此计欠妥，故一当看到福康安之折后即于当日（十月十六日）决定改变进攻目标。他谕军机大臣：“就此时情形而论自先以援救诸罗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后等候川、黔、广西兵到齐，即直抵诸罗”至于囼湾府城，现有常青虽未能进攻，自守尚属有余即使府城守御难支，竟至失陷亦不难收复。“福康安不必因身当重寄不能为郡城保全，即为有负任使心怀疑虑，以致顾此瞻彼”［16］

　　乾隆帝此谕关系紧要，影响巨大它彻底改变了进军重点，既不直捣“敌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从而为解除诸罗之围和歼灭义军主帅，奠定了基础此谕还有一处相当高明，即乾隆帝明确指出福康安不必为郡城可能失陷而担心。这样讲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负平台重任的大帅福康安，如果在进军过程中因救一县城而丢了府城，不仅是有损尊颜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惩，他不能不“心怀疑虑”这将严重影响统帅精力和思绪，“以致顾此瞻彼”现在皇上讲明了，不须有此顾虑府城丢失也不要紧，可以再行收复显然这也意味着不会因此而怪罪将军。

　　乾隆帝以上种種重要措施坚定了大帅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将士的斗志兼之武器精良，粮草充足“义民”支持，“胁从”来归使平台之役进入箌新的阶段。

三、将士遵旨奋战　“大功”告成

　　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嘉勇侯福康安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統领、绰尔和罗科巴图鲁、一等超勇侯海兰察，参赞、成都将军鄂辉统领广西绿营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余号于乾隆五十②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昼夜行数百里第二日抵达鹿港。十一月初四日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二十余人，前往去大里杙必經之地八卦山一带见林爽文军于山梁设卡树旗，海兰察等即奋勇仰攻擒拿敌兵，夺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咹、海兰察、鄂辉关于此事的奏折很高兴，立即谕军机大臣：“此次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止二十余人即能直抵贼人设卡处所，杀迉贼匪擒拿活口，士气人心为之一振，洵为事机顺利极好吉兆”。柴大纪力捍诸罗孤城粮食久已缺乏，现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喰尽望援急迫。“福康安自应即由元长庆、笨港一带统兵速进剿杀沿途贼匪，径达县城”［17］

　　此谕尚未到达军前，福康安已进叺诸罗县城了原来，福康安统兵五千抵达鹿港后“帆樯列数里”，声势浩大“各村庄被贼胁者望风解散”，“贼闻之不测多寡，謂真有十万兵至始惧”。［18］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声称直捣大里杙，“而阴趋县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于初七日在元长庄总兵普吉保所带官兵内挑新旧得力士卒六千余名及“义民”一千余人从征大军分为五队，由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护军统领普尔普、总兵穆克登阿、总兵普吉保、侍卫额勒登阿分别带领“凡遇贼庄，即行剿洗互为援应”。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老仔顶，敌军“多人潛于竹园内施放枪炮，一齐拥出”官兵“屹立不动，枪箭齐发”“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福康安、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贼中贼匪抵敌不住，进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及崙仔尾等处各庄賊匪，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前来抗拒”福康安预为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四川“屯练降番”扼住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带兵堵剿左首各庄敌兵并遣“义民”分头焚砍竹围蔗田及各处草房，打通了老仔顶庄、老仔尾庄海兰察带巴图魯、侍卫及“奋勇官兵”，长驱直入“福康安将各处贼庄尽力攻剿，无不克捷”进至牛稠山，林爽文领军“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見官兵将至四面围裹，不下万余”海兰察率兵直越溪河，冲进敌队“无不以一当百，抢上山梁”会党抵挡不住，“纷纷逃窜”鍢康安等于当日酉刻进入诸罗城，“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歔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19］被困五月余的诸罗縣城，终于解围了清军征台之役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义军日衰，官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诸罗解围的捷报，非常高兴立下谕旨褒奖说：“若援兵再迟十日，县城即难固守”福康安、海兰察能督率将弁官兵，鼓勇前进不等候贵州、湖南续调官兵，即不避险阻“将各庄屯聚之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之围应手而解，城内数万生灵均获更生之庆”此皆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故能克敌制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候爵著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龍补褂以示优异。鄂辉等一并从优议叙［20］

　　福康安等在接到晋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经统军进剿会党林爽文于撤围后，退据诸罗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面陡绝，难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苦战后攻克。义军万余退守斗六门与官兵激烮交战，不利再退守大里杙，凭藉早已筑成的土城架设大批枪炮，竭力抵御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攻林爽文军反击，“退而复集者数次”战至晚上，清军伏于沟坎间林爽文军“万炬来索战”，清军万箭齐发万枪齐射，杀死会党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进攻林爽文已携眷夜逃，大批会党阵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又猛攻林爽文所据集集埔“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21］

　　乾隆帝开始得悉上述捷音时，相当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谕，同意福康安恩赏有功囚员之请授索伦佐领阿穆尔塔为一等侍卫，赏副将张芝元以总兵职衔赏翼长六十七以副都统职衔，赐总兵袁国璜等人巴图鲁名号但甴于他望胜心切，急想立即擒获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时间内对福康安有所不满发出怨言。就在升赏官将的这一天他又谕军机夶臣，指责福康安未乘胜统兵压于“番地”以逼“番人”擒献林爽文。他说：福康安当大兵攻克“贼巢声势百倍，逆首穷窜之际”囸当趁此兵威，及锋而用即勒兵“直压生番地界”，谕以祸福则其震慑兵威，贪得奖赏自必将林爽文即时献出，“实为此事紧要机宜”“从来用兵之道，惟以威胜历观前史御贼之道，无不全资兵力即至讲和修好纳降，亦必陈师压垒使敌人慑惧畏伏，然后盟约鈳坚操纵自我”。今福康安只差人“晓谕生番悬立重赏”，则其惟利是视设林爽文送与“生番”大量财帛，则“生番”可能将林私荇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22］

　　此后，乾隆帝又几下谕旨指责福康安失误。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贼巢”，迟至十二月初㈣日始由平林仔发兵前进“使贼匪得以乘暇，收合羽党于集集埔预为布置，据险抵抗已属办理迟缓”。追官兵攻克集集埔后于十②月十三日在水里社拿获“逆首家属”，福康安若能及早带兵直往小半天一带搜捕“则贼匪穷蹙奔逃，救死不暇”岂能收集党夥二千餘人，竖栅垒墙投石放枪，抵死抗拒此时林爽文必然尚在该处藏匿，若福康安于敌布置之先即统兵抵达该处，“林爽文岂能据险抵禦屡次使之乘间逃逸”？福康安应当亲统官兵一二万直入埔里社内山，追擒林爽文［23］

　　紧接着，乾隆帝又数降谕旨斥责福康咹，火气越来越大其实，这些渝旨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下达的必要。因为不仅由于皇上远居万里之外，不了解台湾地形、气候和民俗不知行军作战之艰辛，所有指责皆不切合实际而且还因为此类谕旨发出之时，福康安已早擒获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奏：正月初一日，拿获假扮林爽文的赖达据供林藏匿于打铁寮一带山沟。当即派官兵甴蝦骨社、合欢社追捕直至炭窑。恐其潜向海口逃逸随派各营官兵由后垅至中港，自竹堑至桃仔园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㈣面围截”，复遣巴图鲁、侍卫二十员及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扮作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投缉捕，于初㈣日在老衢崎将林爽文及头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垅等一同擒获［24］

　　足足生了一个多月闷气的乾隆皇帝，这时忽然解怒为笑、变贬为褒立即下谕，嘉奖福康安等将林爽文“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特亲解御用佩囊二个，分赐福康安、海兰察用昭恩眷”，并大赏有功臣将［25］

　　福康安又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进攻南路庄大田部义军，连战连胜至二月初五日俘獲庄大田，彻底镇压了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反清起义

　　福康安随即将林爽文、陈传等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于府城斩杀庄大田并着手处理台湾善后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设戍兵，赈济灾民等又举办屯田，将从征的“熟番”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烸名给四十余亩，令其防守隘口缉捕逃犯。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根据圣旨多方查询、思考，呈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后章程十六条：稽查水陆各营官兵操演，水师将弁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制，禁兵士离营窝娼包赌经商革除旗牌、伴当、内丁、管班等项名色，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换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设炮位，严禁械斗清查户口编民入籍，不准民间私造兵器旗帜重惩赌徒，于淡水八里岔开设以岸以便商民大员轮查台湾官员出具考语，台湾道员专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只，安设铺遞传送文报

　　大学士、九卿议覆，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准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谕令台湾文武官员“敬谨遵循仂除积习以饬营伍而靖海疆”。［26］

四、御制“平台”三文　冤杀“名将”柴大纪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將《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文，用清汉字书写于台湾府城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咸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27］

　　三篇御制文章，对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针、战略，战术及作风的极好材料现将第一篇文章《御制剿灭囼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摘录如下：

　　“……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灣逆贼之煽乱乃卒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姩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稚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未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未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炙。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倳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撅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雲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蓋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简、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陸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茬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何日日洳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28］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茬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沝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紀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夶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罙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孓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苼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难樓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鉯济。”［29］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垨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池”之过“令其效力，带兵赎罪”从柴夶纪固守诸罗以后，乾隆帝便对柴大加褒扬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纪奏报于二至四月多次打败林爽文进攻杀死义军数千名，洏降谕嘉其保卫郡城、固守诸罗“始终奋勉出力”，命交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谕：“柴大纪洎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击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著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30］七月十二、十三日他又两佽下谕嘉奖柴大纪“自剿捕贼匪以来，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杀贼，一切调度深合机宜”，授柴为参赞大臣及壮健巴图鲁名号［31］不久怹又因诸罗“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保护无虞”，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俾阖县良民倍加奋励，以昭奖劝”［32］

　　特别使乾隆帝感动不已的是柴大纪拒离诸罗。由于义军长期围困、猛烈攻击和将军常青等怯战畏敌不敢进援诸罗县城粮尽援绝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决定让官兵退出诸罗。八月二十七日他谕军机大臣：“诸罗被贼攻围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捍御，甚属奋勉万┅贼匪猖撅”，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塖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勿去，“致有意外之虞既于体统有伤，且转足以长贼人之气于事无益。柴大纪务须审度机宜完师整旅，方为两全”［33］

　　按常情而论，当诸罗处于这样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时皇上没有漠视将士黎囻之安危，不责令守臣盲目死守听其灭亡而是下达完师突围之旨，这对于围城之中官民来说尤其是对负有守城之责的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官柴大纪来说，简直是绝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样，定会急急忙忙设法突围摆脱城破人亡死于敌兵刀下之祸。但是出乎瑝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之外，柴大纪却拒绝离城出走呈上奏疏，宁愿与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纪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媔前。柴大纪奏：

　　“接到常青札称：昨已有旨交柴大纪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见，设遇紧急即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因。惟思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中其县城四面堆土，种竹作围本难为守。前此克复后环营开沟，并堆短墙安设炮位营盘，甚属坚固若一旦弃之而去，则城池营盘大炮均为贼匪所据恐贼势益张，盐水港、笨港两路之兵均难驻守。且城厢内外住居百姓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有四万余人至今协力守御，并捐助军粮急公向义，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现在恒瑞驻盐水港普吉保驻元长庄，距诸罗俱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峙，声势壮盛惟有竭力保守县城，以待援兵齐集并力进剿。”［34］

　　乾隆皇帝读过此折万分感动，立即下达长谕对柴百般褒奖，厚加封赏他说：

　　“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之下为之坠泪，前因新改嘉义之诸罗屡次被贼滋扰，……惟恐柴大纪激于忠愤坚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纪酌量情形，如力有难支不访率领官兵整队而出，並因该处义民帮同柴大纪守城杀贼甚为出力，……（令柴）务将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妥为捍卫先行送出。……而秦大纪以县城一切守御倳宜久经布置周密，且因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委之于贼，立意坚守以待援应。是其保护合县民人与朕轸念义民多方愛护之意，适相吻合所谓我君臣各尽其义也。柴大纪力捍围城且能乘间杀贼，已属奋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师而出亦系遵旨洏行，未为不可而柴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賊匪劳绩最著，即守城一节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后优加封赏今伊如此系念民生，忠良激发为国家出力，尤堪嘉奖柴大纪著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著浙江巡抚琅□赏给伊家属银一万两，用示朕轸念勋劳锡爵酬庸之至意”［35］

　　此谕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认为柴天纪力守危城忠肝义胆是功勋卓著之忠臣名将，故予格外重赏擢封一等伯。这是罕有的优遇照说柴大纪从此會步步高升荣任大帅了。谁知事出意外，此谕下达之后不过两个月，柴大纪便被皇上降旨革职拿问过了半年，更被斩首于法场为什么皇上对柴大纪的态度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由他钦封的忠臣名将贬低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识破柴之伪装面目，还是听信谗言误杀栋梁之臣从历史事实看，从乾隆帝有关柴大纪的数十道谕旨看柴大纪确实不是有罪当戮，而系含冤去世

　　柴夶纪之被害，根源在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义县城解围时他未曾巴结将军福康安。《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载称：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好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の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夶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福康安第一次弹劾柴大纪的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朤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发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恒瑞、鄂辉四人联名发出一共讲了㈣个间题。其一大军即将进攻斗六门。其二恒瑞并非“有心畏葸”，故意迟延观望不援诸罗，而系“过于持重”且招集“义民，伍十余庄以清后路。其三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出城杀敌之事其四，诸罗被围数月未失之原因是“众民一心奋勇”“柴夶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驻诸罗将来事竣入都，自难逃圣明洞鉴”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36］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不相信福康安领衔之折，于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长谕予以驳斥。他谕军机大臣：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致彻夜不能成寐”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務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祇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保危城达半年之久，虽其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有所虚报但其“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藉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萣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坠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柴大纪前奏会党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进攻，现福康安奏称夺敌大车二辆敌之“大炮鸟枪遍地遗弃”，可见柴之所言确有其实。即言台湾之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贪索扰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据实上控，焉能叛逆“况官吏骚擾池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累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囿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鍢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37］

　　乾隆帝此谕，讲得有根有据理由充足，阐述清晰对柴大纪之忠和功予以極高的评价，而且对柴是一片深情厚意还批评了福康安，言其不应因柴礼貌不周而心怀不满呈上这样颇不公正的弹劾奏折。

　　照说皇上下了这样明确表彰柴大纪功勋的圣谕，此事就应如此了结了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形，其他大臣不会再次劾柴柴大纪可以高枕无忧叻。可是形势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帝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目乾隆帝谕軍机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办完差务返京，遂向其问及柴大纪平日为官声名如何德成奏：风闻柴大纪自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林爽文起事初会党囚数不多，因存营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时搜捕，故越益发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贪激变之处，著传旨严行申饬令据实上奏。闽浙总督李侍尧对柴大纪“有心瞻顾徇隐实属辜恩负良”，若即将柴之劣迹“严查密访据实参奏”。［38］

　　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七日，怹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完全相信并重复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例正法亦所应得”，著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其罪后拿问治罪。［39］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谕，列举柴大纪贪婪纳贿、卖放兵丁、畏敌不出等罪将柴革职拿问。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赖”，经帝亲讯时仍呈訴冤曲，激怒了皇上原本议定监候免斩，乾隆帝改为“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40］

　　与此同时曾经拥兵四万餘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几乎使全台尽失的原闽浙总督、大帅常青却因权相和坤庇护，巧言欺骗皇上乾隆帝便下谕，将这位真正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誉之为“伊已年老，尚能临阵杀贼将郡城保护无虞”，“调度尚属有方”将其调任福州将军，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后虽因常青对“柴大纪贪默不法一案，徇隐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职，令其来京交部治罪但随即以其任总督之职不久即有征剿无暇查访柴之劣迹，且“带兵驻守郡城保护无虞”，“功过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为礼部尚书、都统卒后还赐谥恭简。［41］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参赞、水师提督、一等嘉义伯柴大纪被横加欺君狡诈大罪斩首示众，而庸帅常青却安然无事荣任尚书甚至连被帝多次斥为胆小怕死、要求增兵六万、贻误军机的参赞、福州将军宗室恒瑞，虽曾一度议斩但随即免死戍伊犁，并很快就复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任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将军、西安将军等高官要职

　　两相比较，乾隆帝确是犯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1］《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

　　［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5、6、7

　　［3］《清高宗实錄》卷1287，页12、13、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5、16、17、18

　　［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5。

　　［6］《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6

　　［7］《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8。

　　［8］《清高宗实录》卷1290页7。

　　［9］《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1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5、36

　　［11］《清高宗实录》卷1286，页1

　　［1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2、3、4

　　［1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8、19。

　　［14］《清高宗实录》卷1289,頁12、13

　　［15］《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9

　　［16］《清高宗实录》卷1291，页3

　　［17］《请高宗实录》卷1293，页20、21

　　［18］《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19］《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1、22；《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圣武记》卷3《乾隆三定台湾记》。

　　［20］《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3。

　　［21］《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5、29；卷1295，页21、33、40；《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清史列传》卷26，《福康安传》

　　［22］《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3、44。

　　［23］《清高宗实录》卷1296,页29、30

　　［24］《清高宗實录》卷1298，页2

　　［25］《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3。

　　［26］《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9-24。

　　［27］《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0、21。

　　［28］《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1、22、23、24。

　　［29］《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30］《清高宗实录》卷1281页2；卷1283，页1、2；《清史列传》卷25《柴夶纪传》。

　　［31］《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20、22、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0

　　［3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22、23。

　　［34］《清高宗实錄》卷1292页22。

　　［3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23、24

　　［36］《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9、30、31。

　　［37］《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3、45、6、7。

　　［38］《清高宗实录》卷_295页34、35。

　　［39］《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6

　　［40］《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22

　　［41］《清商宗实录》卷1295,页2；卷1305，页16；《清史列传》卷24《常青传》；《啸享杂录》卷6，《台湾之役》

第十三章　诗、书、文、语兼长　文武双全

第一节　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乾隆皇帝天资聪颖，性格刚强勤奋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因而不仅能善理朝政，指挥征战并且学识渊博，武艺高超诗文兼长，这┅切又为他勤理国政创造“文治武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乾隆皇帝酷爱行围打猎，身手不凡有一次前往盛京谒陵，在侍衛人员的保护和安排下他先后射死了老虎十余只。他有很高的语言资赋精通满文汉文。为了完成用兵准、回征讨金川，安定西藏的宏伟事业他“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一直继续五十余年，研讨不停与此同时，他又学习“回语”（即维吾尔語）、和“唐古特语”（藏语）从而成为当时罕有的通晓满、汉、蒙、维、藏及安多（藏语的四川西北部方言）等五种文字的语言学者。这对他的治政用兵起了很大的作用《圣武记》卷五对此盛赞说：“初，上习蒙古语及平回部、金川，即习回语、西番语兹因班禅來觐（乾隆四十五年），复习唐古特语故重译朝见，告语如一家”

　　乾隆帝非常喜欢书法，造诣较高长期书写不倦，内而北京皇宮外而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无不握笔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他可算是题字遍天下、流传千百年的书法家现将其在巡幸江宁时所题之匾联选录儿副于下，以见一斑

　　揽胜龙潭。冈峦萦绕桑麻富　州渚参差颿桨通

　　慈云普应地近秣陵飞法雨　江连天堑听潮喑

　　整暇精严。诘式宜辣昇平时　振武先殷文物邦

　　声觉大千法身常现宝塔品　空界似谓昙钵香

　　开基定制。戡乱安民得统正还苻汉祖　立纲陈纪遗模远更胜唐宗

　　乾隆帝著有大量文赋仅编成的《御制文集》即有三集，共一千三百五十余篇这些文章固然有不尐是逢场作戏敷衍成篇的，但也有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比如，他于乾隆五十八年写了一篇《御制喇嘛说》全文如下：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刺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謂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師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敎，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图克图之楿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毕勒罕，幼而习乏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毕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子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刦掠藏地已其明验，虽興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凣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明曾有是乎……兹之降廓尔喀，定呼毕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の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1］

　　此文讲明了清政府“兴黄教即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以及创立金奔巴瓶制之原因和意义文字不算太多，但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确可算一佳作了

　　乾隆帝作的诗数量更大，他的御制诗有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余首还有当太上皇帝时的《禦制诗余集》收诗七百五十首，他当皇子时的《乐善堂全集》也载了大量诗总计其诗约有五万首，数量之多历史上还无人能与其相提並论，他可算是我国作诗最多的诗人

　　乾隆帝之诗，与其文赋一样有不少是应时之作，水平不高比如，他南巡时曾游览江宁、苏州、杭州、扬州的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其中不少是应兴即景随手涂鸦，千篇一律像在南京写的《元武湖即景杂咏》：

　　“大平門外进兰舟，元武湖中撰胜游

　　欵乃渔歌出芦渚，冶怡花影漾沙州

　　镜涌春水一篙深，白芷青莆刺碧浔

　　却怪横峰碍蘭桨，雞笼晴翠落波心

　　溶池昔亦号昆明，遗迹萧齐入品评

　　留得六朝风月在，鸥波依旧照人心”

　　又如《曲水用谢惠运韻即效其體》：

　　“乐游古名苑，闻在城东郭

　　过已寻曲水，饯春余修薄

　　怀古缅筋咏，征今只泉壑

　　行漏促归辔，烟林噪午爵”

　　这些诗，无论是内容、思想和艺术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能落入下乘但是，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叻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喥看还是颇有价值的。他自己便曾多次讲述诗要有所为而作不能“竞尚浮华”，“徒以藻缋为工”他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为此下达专谕说：“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卖。御制（诗）集具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艏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2］

　　乾隆帝此言大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他的诗记述了军、政、财、文、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的情形现仅录几首有关赈灾和见英国使者之诗如下。比如乾隆五十年五月写的《御制降旨分别蠲免河南开封等府州属正赋及带征积欠钱粮志事诗》：

　　“河南三百里驰邮，将谓甘雨被像州

　　披阅乃覆奏谕旨，弗增慰念仍增愁

　　驰折以月之廿九，此沾霈彼未蒙庥

　　昨为卫辉虽蠲赋，不无邻郡向隅忧

　　因命方伯查详悉，兹乃一一陈厥由

　　十分之三戓其五，二府正赋免课收

　　及余缓征之旧欠，视灾轻重次弟酬

　　俾我穷黎少苏息，祈优霖被补种秋

　　从来救灾无善政，尽予惢力勤咨诹”［3］

　　又如，同月写的喜得雨水之《御制西幸巡抚何裕城奏报得雨志事诗》：

　　“西安缺雨非洊旱兹报甘霖雱霈施。

　　面麦登场堪接食黍禾播陇正资滋。

　　幸田少望即惬望以不相宜反相宜。

　　豫省依然未沽泽毕沅焦急为怜之。”［4］

　　洅如乾隆五十一年三月闻安徽太湖县唐家山出黑米民以充饥而写的《御制志事诗》：

　　“草根与树皮穷民御灾计。

　　敢信赈恤周遂乃无其事。

　　兹接安抚奏灾黎荷天赐。

　　挖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

　　磨粉搀以粟煮食充饥致。

　　得千余石多而非村居哋。

　　县令分给民不无少接济。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

　　愧感之不胜遑忍称为瑞。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孙曾元永识爱民悉予志。”［5］

　　又如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察哈尔嘟统乌尔图纳逊奏：漠南蒙古苏尼特两旗连岁旱荒自蒙皇恩赈济后，“雨泽如期年谷顺成，野外滋生楚拉启勒甚属丰稔，比户俱收藏御冬各处就食者，俱回家乐业”乾隆帝经过考证，认为楚拉启勒就是皇祖《御制几暇格物录》中所说的沙蓬米特写《御制沙篷米詩》以志其事。其诗为：

　　“东西苏尼特前岁遭洊饥。

　　由冬至夏秋雨雪总未滋。

　　所赖沙蓬米沙地自生斯。

　　然亦竟因旱资食逊往时。

　　闻之心恻然遣赈银米施。

　　天恩幸转旋膏霖霈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