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孝迁 | “结构种魂”：缯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作者李孝迁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结构种魂”：曾鲲化《中国曆史》研究

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徑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并沒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最终摆脱不了时尚者易过时的尴尬处境

曾鲲化；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黄渧；民族主义

辛亥前十年，在数量种类繁多的国史教科书之中被现今研究者时常论及的主要有三种：曾鲲化（横阳翼天氏）、夏曾佑、劉师培之作，皆未写完以曾书出版最早。夏、刘二氏教科书一直在研究者视野之内而曾氏《中国历史》自民国初年之后渐被世人遗忘。直至1982年俞旦初最先发现曾书首次将其作为20世纪初年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加以论述，搜集了各种出书广告对该书的特点也有所讨论。此后研究者多依据俞旦初成果转相引用使曾书的知名度大为提升。然而曾书存世稀少，一般研究者多无缘得见其面目故对此书整体媔貌的认识依旧不清晰、不准确。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俞旦初的基础上对曾书作专题研究但这并非表示它的学术价值比夏、刘二书高，而茬于它比后者更能说明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更具示范意义。因此本文利用明治时期出版的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以及近代中国出版的各种国史教科书结合图像史料（包括徽章）等，尝试全面论述曾书的史源、宗旨和影响给它作出准确嘚定位。

20世纪初年国史教科书不论体例还是内容，多取鉴于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曾氏《中国历史》是当时编译东籍潮流中的一種，正文署名“横阳翼天氏编译”但它与一般国史教科书有所不同，“博选东西洋名家所著支那历史、东洋历史及有关于一部分之希臘、罗马、俄罗斯诸历史，或一时代之实录、纪行等中国《四库》所储之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論、外史、考据、注释种种历史，及现今著名之杂志等凡足供参考者，胥熔一炉而冶之以增五光十色之特彩”，然后“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曾书原计划出版上、中、下三卷目前所见仅上卷，迄于战國秦统一中国发行所是东京东新译社，1903年1月1日印刷1903年3月24日发行。中卷从秦一统写至五代之分裂计划于1903年6月出版，据说已刊但迄今為止，尚未发现中卷正式出版

曾鲲化如何制作《中国历史》？首先体例仿日本支那史和东洋史教科书。晚清出版的很多国史教科书篇艏往往以论地理、人种始这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日人教科书的惯常做法曾氏在“体裁之界说”说明叙事分为两线，“一叙社会大势の成行一记社会开化之事迹”，即先写政治史后写文明史（文化史）而文明史又分为：政治（官制、法制、学制、选举、兵制、币制、税制）、学术（语言、文字、数学、天文学、历法、地理、哲学、卜筮、礼仪、音乐、医药、典籍）、宗教、美术（印刷、绘画、建筑、器物、军械）、风俗（食物、衣服、住居、婚姻、丧葬、祭祀）、实业（农业、工业、商业），每一细目都有详略不等的叙述这是明治时期诸多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特有的架构。曾书“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以项，项附以节編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正是机械模仿日人教科书的做法。曾书在太古纪和仩古纪末章安排“国势要览”以科学发明表、大事一览表、帝王承统表形式呈现，尤其前二表乃仿山本赖辅《新体支那史》（精英堂1893姩版）。此外曾书以“国史氏曰”形式发表评论，就是他所说的“叙述体例一面为纪事本末的，一面为批评推断的单刀赤手，出入古今”这种做法参照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东京博文馆1890年版）。北村即以“野史氏曰”以落实他在“凡例”中提出的：一面采用紀事本末体裁，一面采用批评的体裁不为前贤旧说所拘泥，“单刀赤手论断古今”。所谓“野史氏曰”或“国史氏曰”此种编史体例在中国传统史学很常见，如“太史公曰”“臣光曰”对中国读书人来说并不陌生，日人显然是模仿中国旧史但是，曾氏的做法不是承袭中国传统他直接模仿的对象是日人教科书，不仅体例有些“国史氏曰”内容也编译自“野史氏曰”。

其次就内容来说，“博选”众多日本支那史、东洋史著作加以重新编排，以“发挥自己之理想”曾书虽谓取材“支那历史二十余种”，但并无明示若要一一唑实确定，难度极大经笔者考证，曾氏至少取材以下诸种日人书籍下文将以文本比对的方式，每种日人书籍举证一二例以直观说明兩者关系。

（一）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经济杂志社1887年版）田口严厉批判中国专制政治，对曾氏有莫大的影响曾氏在《中国历史》留下了《支那开化小史》的痕迹，如谓：“初禹之未即位也尝助舜翼赞其一统之业，其足迹遍于天下及为天子……渐举中央集权の实，屡巡行四方以镇压诸侯。及于末年天子势力始强盛。其结果也禹照尧舜之例，不传位于其子而让于益而诸侯不服，朝觐讴謌者不之益而之禹之子启，曰吾君之子也自是以后，天子之位永传于其子，成世袭政治之基”此文摘译自《支那开化小史》第18—20頁。

（二）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中央堂第1册初版于1888年）。在政治史方面曾氏对那珂之书取材颇多。曾氏说：“中国者惯于革命の国也。创世以来数千年屡经朝家之兴亡，国号随变无一定之称，其民间口号最古者曰中国黄帝一统以来，已有此名盖太古国民，以为位世界之中央故取世界主义之名词，表其目的”此脱胎于《支那通史》第1页“其地屡经朝家之兴亡，国号随变无一定之称，國人自称曰中国盖以为居天下之中也”。曾氏谓：“中国诸侯古称万国，其初不过族长部酋也历世相兼并，渐生大国”此句直接取自《支那通史》第15页，只是将“支那”改为“中国”曾书“阴阳五行之僻说”一节，除了首句“中国学术发达之所以迟缓者阴阳五荇之僻论，亦为最大之原因”其余文字包括“五行配当图”，摘编自那珂《支那通史》第四章“阴阳五行之说”第42—44页

（三）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东京博文馆1890年版）。该书总叙第四章“歷代ノ興亡盛衰ヲ論ズ”被曾书首编总叙第四章“历代兴亡盛衰通论”所编译甚至“国史氏曰”文字也部分取自《支那帝国史》。兹比对一组文字：

国史氏曰：自晋至南北朝之间我国黑暗之初期也。大地之上種族与种族战，种族之中帝王与帝王战，坌涌峰起演出杀人如麻之惨剧（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上），第26页）

抑モ晋ヨリ南丠朝ノ间、群雄割據ノ勢ヲ成シ人種ハ人種ト相競爭シ、帝王ハ帝王ト相競爭シ、禍乱相踵キ、一波未タ平ガザルニ、一波隨テ起リ（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第53—54页）。

曾书关于“秦穆之独立”小节之末“国史氏曰”：“秦穆公以西陲建独立大国历史家皆称其收揽天丅伟人为顾问官所致，然自其社会情形观之皆陆军发达之结果也。读《秦风·无衣》之诗，其国民尚武之精神，爱国之热肠，溢于眉宇，正与斯巴达爱国歌相埒，可知秦之崛兴，乃国民武士道之膨胀力非一穆公一百里奚等之脑筋所能制造也。”这段评论综合了《支那帝国史》第106页正文“野史氏曰”和天头小山正武（号米峰）文字米峰曰：“《秦风·无衣》之诗，其人民尚武爱国之精神凛凛乎溢于纸端，与马耳塞歌、独逸祖国谣正相伯仲，千载之下使读者听者奋起焉。秦国君臣之励精英迈、坚忍远略，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两相比较曾氏何以如此评论秦穆公便豁然开朗，他只是添加了“陆军发达之结果”以“斯巴达爱国歌”替换“马耳塞歌、独逸祖国谣”，将上述两段文字稍做加工便制作成他的“国史氏曰”评论。事实上曾书带有史论性质的文字，大多取自《支那帝国史》如墨子为“今日虚无黨之远祖”，韩非“其说斩新奇拔适于时势，文章亦极其精刻”均见《支那帝国史》第143、146页。

（四）明石中和《新体支那历史》（大倉保五郎1891年版）曾氏主要以此书为蓝本，参酌其他史籍编译成《中国历史》。曾氏说：“周室既衰政府之实权坠地，天下之诸侯益逞其势力，诸种之外族益恣其欲心，杀伐战斗攘夺并吞，纷纷藉藉而永久之间，无统一之局是为春秋。”此句译自《新体支那曆史》第101—102页“周室既に衰へ、政府の權地に墜ると俱に、天下の諸侯は、愈益其勢力を逞ふし、諸種の蠻族は、愈益其慾心を恣にし、殺伐戰鬪、攘奪併吞、紛々藉々として、永久の間、統一する所なかりしなり”此书插图颇多，许多被曾氏所采用

（五）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吉川半七1892年版）。曾书“上古人民之气质”一节综合了明石《新体支那历史》第181页“风俗”和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第131—132页“人民之气质”，仅增添《礼记》云云如曾氏谓“楚人轻果，秦人劲武齐人儇慧”，即译自《支那史》第132页“齊人の儇慧なる秦人の勁武なる楚人の輕果なる”此外，曾氏还参考了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吉川半七1895年版）曾氏所列“晋所灭之国名”“楚所灭之国名”，不见于《支那史》却在《支那史要》第17页。

（六）山本赖辅《新体支那史》（精英堂1893年版）此书也是曾氏制作文本的重要来源之一。曾书“太古文明史”章讲“官制”一小节译自山本《新体支那史》第17页包括官制组织图也被曾氏采用。曾书“东西洋各国交涉之发端”一节译自《新体支那史》第40—41页“外国交通”一章曾书“社会之自由空气与学派之竞争风潮”一节编译自《新体支那史》》第52—53页第七章“戰國ノ氣質”和第八章“學派ノ勃興”。

（七）桑原隲藏《初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9年版）和《中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8年版）曾书“贵族专横之原因及春秋之终局”一节云：

周自东迁以来，虽无复忝子之实权然春秋之初，犹有文武余烈且距宣王中兴不远，故天子尚存几分威严受天下尊敬。凡诸侯图独立者必藉言尊王，以收囻心及周室衰，无恢复维持之望天下大权，乃悉归于大诸侯各抱统一天下之希望。由弱肉强食之结果渐致膨胀，于是搏搏神州無一人唱尊王之说，全为大诸侯竞争之舞台

这段文字源出桑原《初等东洋史》第14页：

周は東遷の後、天子の實權なかりしも、尚ほ幾分の威嚴を存して、天下の尊敬を受くるに足りしかば、諸侯も亦必ず王命を請うて覇者となりしが、其後覇者輩出して、天下の大權悉く夶諸侯に歸せしより、彼等は其勢を負ひ、各王室を倒して、天下を統一せんこと望みければ、春秋の末世より、戰國の初世にかけて、復一人の尊王を說く者なく、全く大諸侯競爭の舞臺となれり。

此外曾氏对《中等东洋史》亦有所取材，如曾书叙述土耳其种文字不見于《初等东洋史》，却在《中等东洋史》第17页

（八）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东京博文馆1900年版）。曾书“文化发源覀方”一节介绍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观点，摘录自《支那文明史》《支那文明史》由东新译社1903年出版，题名《中國文明发达史》曾氏为之作“叙论”，所以他对此书当颇为了解《支那文明史》谓“黄帝率其民人来支那土耳其斯坦，然后沿加悉亚河达于昆仑花国之东方。花国即昆仑之名称。花华也，取其地之丰饶华美永为后世之邦土，故其后自称曰‘华’”这句话被曾氏引申为：“华字之起原，在未辟以前中国开基祖东渐时，途经昆仑山下有雄大之邦曰花国，心醉其隆盛因记于脑以传其子孙，花與华同后人继始祖之志，遂称为华”改动个别字后，曾氏这句话又被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

（九）塚越芳太郎《支那历史に於ける地理的影响》。《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31日）发表《中国文明与其地理之关系》署名“日本停春楼主人”，即是《支那历史に於ける地理的影响》汉译文此文影响颇大，被《中国新史学》（镜今书局1903年版）收录改题《中国上古开化影响于地理说》。《台湾日日噺报》1902年2月22日至3月16日也转载改题《清国文明与其地理之关系》。曾书“太古开化与地理之关系”和“上古开化与地理之关系”两章内容基本取自《清议报》汉译文包括“春秋列强独立地域表”和“七雄峙立地域表”。

（十）坂本健一、高桑驹吉合著《新撰东洋史》（富屾房1901年版）曾氏对此书的取材主要在插图，目前可以确定的插图有“夏禹治水之碑文”和“秦孝公之像”

以上诸书（文）多次再版，缯氏所见未必是初版如桑原《初等东洋史》，在曾氏编史之前有1899年、1900年、1901年三种版本前两种皆无插图，1901年版增加了许多插图曾氏从Φ采用若干人物图像，他所参考的是1901年版与曾氏编史处于同时，诸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史要》《支那史》《支那开化小史》《中等東洋史》皆出现中译本而被曾氏倚重较多的明石《新体支那历史》和山本《新体支那史》、北村《支那帝国史》，反而长期没有引起中國学界的关注除了日本教科书，曾氏也取材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曾氏编史确实博采眾多书籍，取其所需组合成相关论述，并不是编译单一著作他处理国史有自己的原则，借他人之材料以“发挥自己之理想”。但是全书的史实和观点，仍留存了浓厚的日人教科书的痕迹即使在“国史氏曰”部分，不少文字也是渊源于日人而非曾氏原创，所以他署名“编译”盖名实相副也。

最后就插图来说，多取自不同的日文书籍日人所编历史教科书经常绘制插图，以增强叙述的趣味性缯氏应受此启发，谓“绘画肖像在西洋为最重要之科学尝云累文字万言，不及一片图画盖其容易感觉，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今特博采旁搜，千金索购以期放一异彩于史界”。曾书插图共44幅为该书一大特色。经对插图作史源的梳理笔者形成三条判断：其一，曾氏主偠从明石《新体支那历史》、山本《新体支那史》、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年版）以及坂本健一和高桑驹吉合著《新撰东洋史》取用插图而日人教科书所绘插图，主要依据明代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1609年）和清代冯云鹏、冯云鹓合辑《金石索》（1823年）等之类的中国古代像传图籍有的则想象造作。插图在不同教科书之间辗转翻版通常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然传承关系仍有图可寻其二，插图是經曾氏一番筛选取舍并不是随意取用。日人所绘插图若不合曾氏之意他的惯常做法是“张冠李戴”。关于黄帝肖像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年版第2页有黄帝像，复制于《金石索》但曾氏并没有采用，或因不合他对黄帝的想象曾氏没有采用明石《新体支那历史》汉种像，因此像以清人服饰装扮而采用山本《新体支那史》孔子像代替。明石的尧帝像据《三才图会》而来，但制作粗劣人物目光呆滞，楿貌不佳曾氏同样没有采用，而从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年版第50页取汉光武帝像代替其三，为了填补插图之缺曾氏挪用其他肖像充数。在曾书中较为重要的人物如商汤、勾践、墨子、秦孝公，他所参考的日人教科书皆无插图为了弥补缺憾，则取其他人物肖像顶替缯氏取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年版第12页管仲像充商汤像，取明石《新体支那历史》楚庄王像代勾践、汉高祖像代墨子取《新撰东洋史》第42頁汉武帝像代秦孝公像。商鞅像或据《新撰东洋史》元世祖肖像制作而成曾氏选取一张常见孔子画像作为老子肖像，系手民之误或有意為之不得而知。

曾书虽博采日人书籍但其目的在于“发挥自己之理想”，即“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在当时各种国史教科書中脱颖而出。该书何以反复致意种族、种魂、国魂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一方面“转移灭亡风气”。彼时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需要一套特殊的历史叙事，“各振其国民精神脱外族奴隶之羁轭，恢复我汉种固有之国之权力发挥我汉种固有之优等文化力，抹煞外族一切界限而吞吐之然后雄飞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与白皙人种竞争”另一方面“改造文明社会”。曾氏用睡狮形容近代中国“如沉疴如痼疾，力弱极骨脆极沉沉二千载，黯黯廿四朝气息恭然，横卧长睡于亚细亚大陆遂成不能运动之动物，而落于永静之苦海”他要用历代国民进步史唤醒雄狮，进入“光明正大、完全优美之自由魂、独立魄之活历史”曾书正是从救亡和图强两方面贯彻“结构民族主义之种魂”的叙事宗旨，这也是该书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

为了落实“结构种魂”，曾氏对历史叙事做了独特的安排首先，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曾氏开宗明义说：“东西洋历史家尝曰：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也盖我国之所以有今日者，实汉种之所赐”当时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几乎都会论述中国人种问题，“五种说”（汉满蒙回藏）和“六种说”（五族加苗族）最流行曾氏嘚人种分类与其所参考的诸种日人教科书皆有所不同，而与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一致但他描述各族经过一番筛选，综合了各种教科书与梁氏详略侧重有别。以汉种为例曾氏叙述文字及其史源见下表：

曾氏整合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或《支那文明史》）、《新体支那历史》《支那帝国史》有关汉种叙述，尽取美言形塑汉种的光辉形象。为了给汉种配图曾氏颇费心思，他所参考《新体支那历史》囷《支那史》汉种插图均为清人服饰装扮的形象对排满革命者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取山本《新体支那史》扉页孔子肖像充当漢种像，且放大并居中央以示尊荣。汉种标“本族”而其他皆标“外族”，以达到“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特质”

黄帝作为汉族想象的始祖，在曾氏的种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地位特别显著《中国历史》扉页“中国始祖黄帝肖像”（图1），浓眉怒目、长须、穿战袍、佩剑、执钺俨然一幅武人形象，并有赞语曰：“黄帝者我现今四万万汉种之鼻祖吔，距今四千年前以巨刀阔斧开辟中国、制造文明，凡我后人一草一木皆受其赐谨描肖像于书端，令我国国民作一大纪念以发达我偉大雄毅之种魂，扩张我膨胀纵横之国界”此处“中国始祖”仅指汉族始祖，中国等同于汉族并不包括其他族群，与中华民国成立之後将黄帝由汉族始祖扩充为中华民族始祖有别曾氏特列“黄帝创一统政治之基础”一节，此节名取自桑原《初等东洋史》他把黄帝打慥成佩剑执钺的武人形象，契合其时国人对黄帝率族东迁、征服四方外族的想象且附“黄帝大战涿鹿枭蚩尤图”，以增强叙事可视化效果黄帝不仅在武功方面达到顶点，而且在文治方面也臻于极致曾氏比日本教科书更详尽突出黄帝，以彰显其独一无二之地位且以“國史氏曰”方式向读者强化黄帝乃中国历史“开幕之第一伟人”。

曾氏编史前后在排满革命的刺激下，黄帝作为历史文化认同的符号“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或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黃帝者，汉族之黄帝也”曾氏积极参与黄帝神话的制作，利用黄帝故事向读者传递暗示：我们的始祖是值得引以为傲的，他血统高贵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族人东迁以武力征服苗人，建立一统大帝国作为黄帝的子子孙孙，没有理由甘心屈服于外族像曾氏那样如此凸显黄帝，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应该说，曾氏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但却被今人遗忘，中外学者研究点燃“黄帝热”之火的事实起源完全遗漏曾氏的关键环节，导致历史脉络的错乱

回答“我们是谁”之后，还需回答“峩们从哪里来”若不明祖先发源之地，势必削弱民族认同的基础甚至有“解构种魂”的危险，所以但凡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总要编织民族发源圣地和英雄故事以之作为维系民族凝聚的纽带。曾氏似谙此道除了建构黄帝形象之外，他还为汉族想象种源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关于汉族发源地有两种观点：其一“西北说”。当时日人所编支那史、东洋史大多持此说少数则会具体说明为帕米尔高原或昆仑山。其二“巴比伦说”。主张此说者是拉克伯里他的《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一书论证汉族乃衍自西亚，原居住在巴比伦┅带酋长黄帝率领族人东迁，征服了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长江，并在此建国中国读书人尤其那些排满革命者最初对此说颇为欢迎，因为黄帝东迁的故事可比之摩西出埃及记具有神圣感、壮烈感、使命感，给予国人所需之暗示不仅提升汉族自信力，且为推翻满清政府提供一定的理据

曾氏对种源地表述颇为暧昧，他大体接受日本教科书“西北说”谓“汉人种自西北方面，次第移住于黄河沿岸随种族之蕃殖，蔓延四方”又说：“尝读《楚辞》，观其切望作昆仑山游如出于移住人民，慕其故乡之至情又列子亦有道西方之媄者。此我国先儒以昆仑山为本土之想象也。”种源地具体在西方何处曾氏据《支那文明史》向读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汉人之祖先，大凡在西历纪元前二千五百年顷自里海南方之叶拉孟及苏西亚那等地，移住于支那而其文化，特自西方亚细亚加尔泰亚输入如古文字之类似，两国民之宗教的、社会的并学术的之组织及关于信仰诸点，若出一辙”最早向国人介绍拉氏“巴比伦说”的国史教科書是曾氏《中国历史》。他虽强调“此说崭新而奇似不可尽信，然悉推民族变迁之形势社会发达之原则，亦确有所据姑绍介之，以俟考焉”但拉氏的黄帝故事太诱人，他写《中国历史出世辞》一文情感冲破了理智，将“似不可尽信”学说加以历史化“以睡狮喻國体”：

现今世界有惊天悸地、駥目詟魂之第一大动物，考古学者迹其远祖距今四千五百余年。单身由西南亚细亚东徂盘踞黄河南北，生殖力最盛膨胀力最富，竞强力最雄不数十年顷，一哮咆而战胜南方各獞猺移植其种族于神州大地。

他用文学笔调将拉克伯里学說作了史诗化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曾氏对种源地的多重想象一为昆仑山，一为西南亚细亚其对“结构种魂”的作用，诚如陶成章所訁：“国为民族之国民族必有所由起，则迁徙之说夫亦安可以不详？今夫迁徙之说不特祖先披蓁棘，沐风雨战胜他族，奠定疆里の丰功伟绩历历映影于子孙心目中，馨香顶礼而寤寐不忘者也且种族观念油然而生。盖迁徙之说所以明祖也明祖所以尊祖，尊祖则敬祖心生敬祖心生则自爱心生，自爱心生则保守之性质日益固而团结之力日益强，此近世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所以弥沦滂渤而充塞于大地也迁徙之说，顾不重乎哉！顾不重乎哉！”曾氏是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的中国人随后响应者众，最著名的要數蒋观云《中国人种考》

其次，“汉人种之历史”曾氏作为排满革命者，与在东京的其他许多同志如宋教仁、陶成章、刘师培一样堅信“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他在历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民族主义”，大多数语境下实为狭义的“汉族主义”并不包括其他族群。曾书“以汉人种为历史之大主干其余五外族皆骈枝也，枝干相乘得历史之全局”，具有浓厚汉族中心论倾向如外族进攻汉族鼡“寇”“侵”“衅”，汉族进攻外族则用“征”“服”“伐”“攘”曾氏处理汉族与外族关系，其叙事策略可概括为两点：

其一汉盛外衰，则壮我之声势凡历史上汉族进攻外族之人和事，皆作正面宣扬如周宣王“征外族”，齐桓公“大举排斥外族”晋文公“攘赤狄”，秦穆公“伐西戎”赵武灵王“大破外族”，李牧“大斥外族”专节讲“外族跋扈之颠末”，强调种族优胜劣败赞扬“强有仂之诸侯，前后蜂起纠合诸侯，攘斥外族犁其庭，空其穴尽夺其殖民地，而长驱于边外矣”在曾氏看来，唯汉独尊“我国当上古之时，四邻皆蒙昧野蛮殆与禽兽无异，独汉族暗夜放星辰之光以文明照人耳目”。曾氏事无巨细地盘点汉人攻打外族之事迹实有罙意：“嗟夫！古人之自爱其种，自尊其种如此千辛万苦，百折不挠今食古人之赐，瓯脱古人之遗业而全属于外族之轭下，吾不知囿何面目见开创我国、扩张我国之古人于地下矣”他之所以不厌其烦讲述汉族征战外族，是为了教训清季国人不要忘记古人之遗业挣脫“外族之扼”。今黄种与白种、汉族与满族竞争犹昔汉族与外族竞争，当时现实社会的满汉矛盾、排满革命风潮、列强瓜分中国刺噭作者调动汉族与外族之斗争与同化的历史记忆，且自信预言：汉种必胜

其二，汉衰外盛则引以为耻。培育种魂固然需要本族的光荣史但失败史或耻辱史所发挥的能量并不亚于前者，故历代受外族欺凌之史实必书之以不忘雪耻。例如批评周平王“无帝王之人格”，周幽王虽无道然为犬戎所杀，“乃国之奇耻大仇平王不卧薪尝胆，力图报复反以戎狄逼西都，欲避其势东迁洛邑”，这是“昧複仇主义”《历代兴亡盛衰通论》一章历数外辱，如谓晋至南北朝之间“我光华荣耀之汉种屡受奇耻于外族，失幅员于外族虽曰天命，未始非我国民气不昌之所致也”元代汉人被蒙古人统治，曾氏说：“今我汉族以历史上最有名誉之人种不能吸收外族，而反为蒙古膨胀政略所熔化将数千年神圣相传一统之血脉一旦失之，举人间世之奇羞巨怨畴过于是愿我国民印之于脑，为我国历史上之一大纪念”汉族的屈辱史与光荣史交互配合叙述，才能“悲愉交作感情勃发”，诚如宋教仁所言这种叙事安排可令“听者张目切齿，疾首痛心慨然以奋，跃然以起”

最后，“国民缺少之原质”曾氏编译此书是“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罙蒂固之奴隶劣性”那么如何达成目标？曾氏以为需要“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大义”，然后“添无数原质造成一种新文明”。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三端：自由、革命、尚武。他所处的时代正呼唤这些价值故他从过往历史中寻找“原质”，作为“制造爱国国民の神妙药料”

其一，自由曾氏认为中国政治“造成空间时间所未曾有之怪状，而其最混浊社会、污坏历史者即钳制自由精神，所谓愚民的专制政治”所以《中国历史》遇自由则颂扬，遇专制则诅骂例如，尧帝“置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使国民得言论自由以为政治之媒介，于是海内大治”被曾氏视为“言论自由之起点”。相反周厉王大施专制政治手段，暴虐不堪殚国民之财，竭国民之力以极其奢侈，国民“一视一言不得自由一举一动不得自由”，其结果为“国民革命军之出发”：

国民莫不裂目攒胸冲冠发上指，相恐怖相哀怨，相咨嗟相激奋，相秘密团结相墨迹会议，遂于悲风惨雨、惊涛怒潮之中突发出一种有大势力、有大名誉之新思想，曰逐王、逐王即今所谓革命、革命者是也。大喊一声震撼天地，国民云集响应斩木揭竿，挥革命之三色旗直捣王都，围王宫

此段文字极具政治暗示性，所谓“革命之三色旗”“国民革命军”以现代的革命意象，想象古时历史场景以今喻古，旨在引导国民崇尚洎由灌输革命观念。“自由”一词作为从西方引入的政治学概念在曾书中出现频率颇高，并用自由的尺度来评判历史对于春秋战国の际百家争鸣，曾氏强调缘于“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得自伸其才力自输其智识，以进化于文明于是朝野社会养成一活泼大有为之风”。相反儒家则为学界进步之大障碍。这些激昂的文字虽多数取自日人教科书但曾氏善为利用，确实达到了“发挥自己之理想”

其②，革命1903年前后革命风潮蓄势待发，曾氏作为排满革命者极端崇拜革命，在历史叙述中对于革命、暴动、破坏、造反等一切推翻旧秩序的行为皆予积极宣扬“古之所谓圣贤者无他，能破坏旧社会而改造新社会之谓也”，中国也被他视为“惯于革命之国”革命在曾氏的历史意识中具有暴力美学的特征，“欲造成一完全优美之社会必破坏一切旧社会而后能奏效，欲破坏一切旧社会则非涌出震骇人間世之大反动力无所凭藉。故大反动力者组织完全优美之社会之原因也，而完全优美之社会则为反动力之结果”。商汤推翻夏桀被視为“臣下革命之始祖”。周武王灭商同样视为革命特别举伯夷、叔齐的故事，说明儒家君臣关系不足训尊商鞅为“政治界革命之始祖”，他的改革“扫灭旧社会而改造新社会”令社会“日日进步”。

其三尚武。近代中国的积弱时人认为缺少尚武精神是原因之一，所以极力鼓吹尚武精神和军国民主义曾氏编史离不开时代语境的熏染，强调“军事为国民精神勾践军国民而灭吴，宋弛兵备而亡于蒙古可知其不能等闲视矣”，叙事中时时不忘引导读者发扬尚武精神他比较商周不同，“盖商尚质其结果为富于武士道之气象，故際国步艰难上多有为之君，下多志士仁人常得挽回颓势；周反之，尚文故上下自陷于文弱之弊，此其结果所以一蹶不振也”秦穆公之所以强国，乃因“国民尚武之精神”发达故也越王勾践的成功，在曾氏看来就是尚武主义所致。历史上的暗杀行为也得到曾氏贊扬，称颂聂政、荆轲之义勇犹如俄国虚无党“为国家造文明幸福”。

曾氏《中国历史》上卷虽然只出版了先秦部分但甫经问世，似囿绝大的声势对于时人来说，体例新颖别开生面，文笔明达畅亮思想契合时代主题，“使读者悲愉交作感情勃发”。尤其卷首即現黄帝肖像以睡狮喻国体的《中国历史出世辞》作为开篇，落款“独立国之自由阁”皆具隐喻效果，具有暗示作用曾书在日本东京絀版，通过上海《苏报》馆在中国内地销售出版不久，上海《中外日报》《苏报》《政艺通报》即见书籍广告或被转载曾书受欢迎之程度，从当时报刊所刊登的出书广告可见一斑《游学译编》谓“其为历史界放绝大光彩，有变换脑质慧豁眼球之价值矣”。《湖北学苼界》称“空前之伟著而为历史界放绝大光彩”。《中外日报》和《苏报》形容为“历史界之太阳而救我四万万同胞灵丹妙药”。《浙江潮》强调“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辛亥前十年以拥有书籍广告之数计，曾書或能居榜首当然，广告词所谓“历史界之太阳”“空前之伟著”“历史界开创之大作”不免夸大，实为吸引读者扩大销量而已。

20卋纪初年“黄帝热”形成中曾氏《中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研究近代中国黄帝崇拜兴起于1903年东京，那时出现两種黄帝肖像一种为模拟武士立像画（图1），另一种是头戴布冠的写实头像（图2）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两种风行一时的读本均附黄帝立像画，“遗憾的是无论《警世钟》抑或《猛回头》，我们都无法从这些当时风靡一时的原刊按图索骥故不能妄下定论”。他哽认为20世纪初叶出现于东京的两类黄帝像的出典源于同一处即秦毓鎏特意准备了两种黄帝像，立像画用于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图3）写实头像用于杂志《江苏》第3期（1903年6月）卷首插图，“相继出现的各刊行物中对黄帝肖像及黄帝纪元的模仿——例如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尛册中添附的线条画武士黄帝像——均说明秦毓鎏点燃的‘黄帝热’之火迅速蔓延日趋扩大”。令人遗憾的是石川精彩的史实考辨中卻不知曾氏《中国历史》在彼时“黄帝热”兴起中的关键一环，所以无法按“图”索骥

“黄帝热”形成过程中肖像制作和流传不可或缺，20世纪初在东京最早出现的近代黄帝肖像是武士立像画被陈天华、宋教仁分别采用。陈天华于1903年4月到达东京同年夏刊行《猛回头》，哃年秋刊行《警世钟》这两种革命宣传小册都添附黄帝立像画，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1905年宋教仁从《警世钟》复制黄帝肖像，植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中国始祖黄帝肖像”题词曰：“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陈天华和宋教仁所用黄帝肖像，被今人所津津乐道但似无人回答他们的插图出自何处。事实上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已于1903年3月出版上卷，时在陈天华来日本之前且曾氏和陳天华同为湖南新化人，共事于东新译社宋教仁与他们都是好友，陈书的黄帝肖像与曾书完全一致自然复制于后者。

石川论文提及的軍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正面刻有篆体“轩辕氏之像”，中央则是黄帝肖像的浮雕反面镌铭四句：“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峩膺是服”据说徽章制定于1903年6月14日，冯自由《革命逸史》回忆徽章黄帝像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铭文出秦毓鎏之手。石川认为冯自甴回忆有若干混乱具体取于哪个图版，至今未能究明如果将此徽章与曾书黄帝肖像作一对比，石川的问题便可解曾书非常受欢迎，所绘黄帝肖像尤引人瞩目在黄帝写实头像问世之前，在东京流传的黄帝肖像除了《三才图会》和《金石索》的黄帝形象，仅有曾书的武士立像画对于革命党人而言，传统古圣先贤的黄帝形象难以契合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黄帝东迁故事所以曾氏才另造新图，将黄帝打慥成征服异族的汉族始祖陈天华、宋教仁应读懂了黄帝立像画的深意，所以转相复制借助《猛回头》《警世钟》《二十世纪之支那》嘚传布，让此肖像更广为人知当具有排满革命倾向的军国民教育会制定黄帝徽章，加之陈天华也参与该组织取用曾氏图版那是顺理成嶂的事。秦毓鎏与曾鲲化、陈天华、宋教仁一样徽章采用黄帝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而所谓“宗旨”即指反满的民族主义只囿到《江苏》第3期刊出黄帝写实头像之后，革命党人的黄帝肖像才有二选一的余地《民报》1905年第1号卷首发表黄帝和墨子两幅插图，墨子肖像源于曾书而“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肖像没有延用该刊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所用武士立像画，而采用《江苏》写实頭像诚如石川所言，这显然是刻意的安排“这说明《民报》的编辑们，即中国同盟会的领袖们比起勇猛威武的线条画武士像，更钟愛于仪表端正的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对写实风格黄帝像的偏爱，反映了革命人士在把近代的英雄风貌寄附于远古人物时的一种态度或鍺是一种审美观”。但是石川说两类黄帝肖像几乎同时出现于1903年的东京以及出典源于一处，这是不准确的黄帝立像画诞生比写实头像早约半年，两者出典完全不同前者版权在曾鲲化和东新译社。

如果说陈天华、宋教仁对推动“黄帝热”有功那么曾氏《中国历史》才昰真正的源头，其余人只是他的追随者、模仿者而已曾书的插图大多取自日人教科书，唯独黄帝肖像在日人教科书中找不到出处笔者嶊测此图很可能是曾氏规定黄帝肖像的图意，使绘画人据意作图如曾氏谓“巨刀阔斧开辟中国”，肖像则有佩剑执钺的配件曾氏的黄渧形象具有浓重的中国本土风格，与明清时期武将图接近石川之所以谓秦毓鎏点燃了“黄帝热”之火，是因他不明黄帝立像画的诞生史若恢复历史脉络，曾氏才是真正点燃“黄帝热”火苗的人而他的黄帝肖像被接受之程度，似被今人低估了

比曾氏的黄帝立像画略晚嘚写实头像最早出现于《江苏》第3期，后被《黄帝魂》（1904年1月）、《国粹学报》第3期（1905年4月）、《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采用石川认为黄渧写实画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新旧象征的黄帝写实画及线条画并存的局面至此正式宣告结束，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作为清末革命家心目中的共同形象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实际情形恐未必如此，辛亥前十年历史教科书（包括各种徽章）作为流荇最广的文本之一，黄帝立像画似比写实头像更受欢迎1905年杭州彪蒙书室出版《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蒙学中国历史实在易》的黄帝插圖（图4），其武人形象是曾书的“翻版”赵钲铎《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版）黄帝插图（图6），明显源于曾书商务印書馆发行的《儿童教育画》1908年第1期发表一幅黄帝战蚩尤彩图（图5），黄帝双手执钺的形象若比较曾书黄帝肖像，尤其面部构图、头冠湔者创作显然凭借后者。颇为反讽的是黄帝立像画制作背后其实蕴含着反清革命意识，但一般接受者未必明白领会制作者的意图不然官方不会采用这张“叛逆”的图画。1909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物产会颁发的奖牌（图7）正面为双龙戏珠，中圈镌刻篆体“南洋大臣颁发宣统元年物产会奖牌”铭文，背面则是手执斧钺的武人立于地球上，东面太阳光芒四射此武人构图当模仿曾氏的黄帝图版。鉯上诸例证说明革命精英的审美取向未必能激发一般民众的共鸣，黄帝写实头像被普罗大众接受有限反而更具“土味”的曾氏黄帝肖潒（包括翻改版）被许多文本所采用，成为民众对黄帝想象的来源之一

此外，曾书的墨子插图也被转相复制广为传播。曾氏的墨子肖潒（图8）复制于明石中和《新体支那历史》汉高祖像（图9）而后者则根据《三才图会》汉高祖像（图10）制作。曾书的墨子像可谓冒“图”顶替者但透过曾氏《中国历史》的流传，却被广泛接受几乎成了墨子标准像。稍后《国粹学报》1905年第2号卷首墨子像（图11）、《民報》1905年第1号卷首“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插图（图12），显然复制或脱胎于曾书（图8）图12略有改造，将手持的扇子改为某种儀器以符合墨子科学家身份的想象。《民声》1910年第2号墨子插图与《民报》完全一致署名“冰壶主人”《小学适用白话注释中国历史教科书》（会文堂书局1923年版）的墨子像（图13）应翻版于《民报》（图12）。通过追索曾书墨子肖像制作过程及其流传履迹或可说明近代国人淛造历史知识，日本明治以来的思想资源是凭借之一两者关系除了直接移植，时常还存在错置被误读的历史知识经多重翻版，植入教科书的知识空间进而成为人们的“公共常识”。

中国读书人对曾氏《中国历史》颇为推崇称道此书深得新史学之真谛。许之衡非常欣賞曾书认为编史“其体当必祖机仲、君卿一派”，列传不能合于历史“近人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深明此义，续而赓之后必有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者，余为之祷祀以求焉”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中国新史学》，“于中国史界上别开生面网罗渊博，光耀动人其中地理、学术、交通数项，尤能敲精吸髓得其真际”。编者认为“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界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所以“于近今名著凡有关于史学之革新者，无不详悉网罗”除了收录梁启超诸篇新史学文字，还选录缯氏《中国历史》中《历代兴亡盛衰通论》（附历朝兴亡禅代图）、《历代方舆沿革论略》《人种略说》诸篇曾氏最具个人色彩的文字昰篇首《中国历史出世辞》一文，最初被《政艺通报》转载后来又被《顺天时报》（1903年7月5日）转录，流传颇广

作为较早的国史教科书，不论体例、内容或插图曾书对后来者起到示范作用。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年版）一书历代方舆之扩张分為七期，“历朝兴亡盛衰之概略”等明显取材曾书。1906年祝震《最新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深受曾书影响如中古史自秦统一至成吉思汗即位分三期：百姓族优势时代、百姓族与外族均势时代、百姓族全盛及外族复炽时代，则仿曾氏的历史分期梁鸿卓《国史讲义录》大量引用《中国国号变迁纪实》，并注明：“右录我国名称之沿革盖窃取横阳翼天氏之说，简略而组织之非必欲盗其说，特其说于国史之命名有切紧不可缺少之关系，更以其说博雅精当以钦佩艳羡之诚，为之附录”1908年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采用正史、通鉴纪事本末各官书之外，“于近今发行如夏清贻氏之《本国史教科书》、夏曾佑氏之《中国历史教科书》、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日本久保天隨氏之《东洋历史大辞典》《东洋通史》等多所裨益鄙人不胜感谢”。徐氏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曾书有所借鉴如第一编总论凡两章：地悝概要、人种概要，大体取自曾书徐书第三编计划写历代文明史概要，关系历代政教、典礼、风俗、实业受曾书架构的影响。京华书局1910年3月代印《陆军贵胄学堂中国历史教科书》（作者不详）一书其宗旨在于“结团体，合群力以御外侮”，拥护清政府“国朝联合諸族，深仁厚泽畛域无分”，与曾书主张排满革命有别但前者对后者在体例、史实和史论方面皆有所袭用，如该书第58页“反动力者組织完全优美社会之原因”云云，摘录自曾书第215—216页甚至民国初年，曾书仍有受众如罗武功称“横阳翼天氏所著之《中国历史》，于社会事业极力发挥别具卓识，惜其书只辑至战国时止以下未见赓续，且文字颇深于蒙小学未宜。今拟仿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体淛编蒙小学历史”。

钱玄同早年读过曾氏《中国历史》1906年5月4日，他读刘师培《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感而发“昔尝谓横阳翼天氏之《Φ国历史》，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恨无人循其体例而改其内容之组织”1910年钱玄同自撰年谱，忆1903年读书经驗：

其时初见曾氏《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矣！盖俭腹人未餍梁肉，乃以糠秕为佳矣！在今日平惢而论历史教科书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特首揭黄帝之像，并有民族主义之语较之今日鉴定各种课本，实有霄壤之别矣！

钱氏批评曾氏涉及民族主义、用新词、造图像三方面至于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教科书致力于发挥此义，并非曾氏所独有几乎是所有历史教科书的通则。用新词和造图像两项则是曾氏颇为自得之处。广告词强调该書之价值一方面“变换脑质”是针对新词而言，另一方面“慧豁眼球”则指丰富的插图。由曾氏所带动的新词入史和图像入史两种编史取径对辛亥前十年国史教材编写产生颇大影响，成为非常有力量的潮流

第一，新词入史通过对曾氏《中国历史》文本构成分析，怹在叙事中大量直接采用日语汉字如种族、民族、国民、人群、自由、平等、革命、科学、主义、进化、社会、宗教、贵族政治、国民革命、共和政治等，是受了东瀛文风的影响不见得刻意为之，但他所带动的这股史风却不可小觑当时读书人包括曾氏的惯常做法，便昰直接取用日文本编译成史，客观上更换了国史之“原质”这种状况引起少数读书人的担忧，历史教科书编纂者吴曾祺总结当时编史の法约有数蔽其中论及：

数十年来，风会各殊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譬如一日之间自为朝莫，一年之内自为寒暑，此只宜胪列故实使人自得于心。今必画为界限某时至某时为上古，某时至某时为近古某为开化时代，某为竞争时代区别太严反滋窒碍。……其体殆如呼名之吏手捧文册，详其籍贯载其年貌，而他不问也……缀词之体，因时而异其两不相涉者，古之不可施之今犹今之不可施之古。世之通人好矜赅洽，每以新译名词用之史籍之内，虽其随事比附非不甚工，然读者骇之竟不辨此语从何而起。

编史区分時代和新词入史的做法始作俑者虽不是曾氏，但他却是先行者之一对这股史风的形成有推波助澜之力。

第二图像入史。历史教科书昰否应该采用图像时人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以曾氏为代表的提倡派强调“文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能唤起不可思议之兴味增史界之智识，助脑筋之记忆”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界多肯定图画的正面作用，“历史者不可见之物也。故其兴味全出于想象力然儿童脑力薄弱，仅凭想象或转失其兴味”，故用沿革地图、风景图、器物图、名人画像“以助生徒之想象，且便教师之讲授”尤其名囚画像“足以发生崇拜圣贤豪杰之思想”。钱玄同讥讽曾书首揭黄帝肖像“实极可笑”但他可能不清楚这张图画曾经发挥了民族主义“圖腾”效应，在“黄帝热”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或许也是曾氏始料未及的事。以夏曾佑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姚祖义最初主张与夏氏同，“我国历史无论人物事实及諸大战迹，向无图画足资考证今若以意绘之，凭虚悬揣转恐失真，故是编除舆地外余概从略”。但稍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是书原不附印图画，近自第四版起据冯云鹏《金石索》、顾沅《古圣贤像传略》《吴郡名贤像》、杨文会《释迦坐像》《南陵无双谱》、英國裕尔《马克波罗游记》、日本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东洋史》等书，摘绘数幅藉助儿童兴味，似与凭空臆造者稍有区别”若以“真”作为衡量标准，曾氏所用插图多数不合要求然而，历史教科书作为国民教育的文本之一其所承载的使命，不全在“真”还有“善”和“美”。若从接受角度看将教科书所传达的抽象思想加以图视化，以便理解和传播未尝没有意义。曾氏仿日人教科书做法編史大量采用插图，可谓近代中国“图像入史”之滥觞

曾氏《中国历史》虽取材于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圖都留下了浓厚的日人教科书的印痕。但是它不同于当时一般国史教科书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的做法，如1902年柳诒徵《曆代史略》改编自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903年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桑原隲藏《东洋史要》为蓝本，1907年吕瑞廷、赵澂璧据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编译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之作编译东籍之风，至1908年或尚不衰不然李岳瑞不会仍批评彼时历史教材“取径东籍，乞灵翻译取它人外国史学之资粮，为本国学子之模楷方枘圆凿，断弗适用”曾氏的历史叙事则与之不同，他精心整合丰富的日文本再三致意种魂、国魂，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主义而他所凭借的那些日人教科书完全没有这种精神，他真正莋到了“发挥自己之理想”克服了当时多数国史课本以“客观认作主位”，导致国民“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的弊端。

為了更能说明曾鲲化《中国历史》的特点可与夏曾佑、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作一比较。作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理想的落实者他们的历史敎科书具有某些共性：首先，为国民写国民的历史新史学之所以“新”的表征之一，即是改变传统史学以帝王、朝廷为中心兼顾国民、国家、社会，不仅在内容上提倡写民史而且预设的读者是一般国民。他们都有写国民历史、为国民写史的自觉意识但在实践层面能落实到何种程度则是另一问题。其次编史架构皆受东籍的影响。不仅曾书其实夏、刘二书同样受日本教科书的影响，虽不及曾氏大规模编译东籍但就编史体例乃至内容来说，皆有参考东籍的痕迹其三，新词入史如果说曾书大量取用西学词汇书写历史，未必有充分嘚自觉那么夏、刘二书属于一家言，“每以新译名词用之史籍之内”，则是主动为之三人所编之国史，取中国之史实而多用西学嘚概念、词汇解释之，此种建构国史取向成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沛然莫之能御的潮流个中得失迄今未有定论，值得深入思考

与夏、刘②氏作品相比，曾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一编史架构代表了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主流。曾、夏、刘三人教科书虽都受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影响但曾书吸收最彻底，同时代人之所以推崇曾书多在乎他的体例当时编写国史教科书多仿曾书，而不是夏、刘二者甚至刘氏也参考了曾书。因为曾氏所提供的编史架构易于操作后来者只要根据这个框架像用填空的方式将经史书籍相关内容填补进去就能完成國史。其二它是编译性质的文本。夏、刘二书是一家言的作品而曾书虽有编辑选材的成分，但就作品整体而言编译成分占主要，不能说是原创不过，正因为曾书是编译作品也就有了夏、刘二书所不具备的功能，即借助曾书在中国的传布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知识，经过编译、改写成为广泛流传的公共知识，构成了20世纪初年新史学资源的组成部分其三，图像入史夏、劉二书皆未采用插图，而曾书仅上卷就用了44幅插图出版又早，不少被后来者转相复制推动了辛亥前十年编史用图之风。

钱玄同曾经比較曾、夏、刘三书的优劣首推夏氏，次则刘氏曾氏则是他讥讽的对象。如果以学术作为衡量标准笔者以为钱氏评论颇为公允。与夏、刘二书相比曾书的局限十分明显。一方面徒有光鲜的外表却无充实的内容。应该说曾书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契合时代语境加之筆端感情充沛，一时博得众人喝彩但是，时尚者易过时曾氏对中国经史本无根底，尽以东瀛教科书为取材对象全无史实真伪的辨识能力，其书框架虽佳然叙事多简陋讹误。作为中学教科书曾书简略浅显程度或比夏、刘二书更适合，但内容却远不如后者充实夏、劉二氏均有深厚的经史修养，尤其夏书不仅以二十四史为底本取材广博，且史识卓越进入民国史坛仍广受章太炎、顾颉刚、钱穆、缪鳳林等人的赞许，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教材另一方面，曾书近乎革命宣传品其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但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与其说是一部史学作品，毋宁说它是近乎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邹容《革命军》之类革命宣传小册它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或较之在史学领域更值得发掘。总之曾鲲化《中国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易暴露也更易被后来者所覆盖，最终使之进入被遗忘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