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们的领袖吗

> 鲁迅与陈西滢


第一章 争端:起于“風潮”(1)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鲁迅在北京家中写下了一个充满亮色的标题:希望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的题目下,鲁迅为我们描述的却是一种悲凉的心境这简直是《野草》里色调最灰暗的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而这寂寞的内涵,是因为内心里“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在这新年到来的一刻,鲁迅想到自己“大概老了”不但“头發已经花白”,“手颤抖着”而且怀疑自己“灵魂的手也颤抖着……”然而鲁迅最感到寂寞的原因,还在于他突然觉得“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鲁迅在《英文译本序》中说道:“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正因为有感于青年的消沉,所以才使他感到一种绝对的“虚妄”鲁迅的心境,在这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竟至于如此绝望,如此空虚
  在紧接着的二月十日,因为要应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作《青年必读书》。这是一种填表式的写作在“青年必读书”和“附注”栏内,鲁迅写下了寥寥数语以为回答,却不想因此卷入一场论争中鲁迅从中看到的,正是《希望》中所写到的可悲现实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鲁迅应编辑请求对“青年必读书”作了应答。在“青年必读书”一栏内鲁迅没有按要求写下一部书目,而是以“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作答。麻烦出在“附注”栏内的文字鲁迅发表了自己对讀中国书和外国书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主要内容是: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峩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的这篇应答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京报副刊》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哗然。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赵雪阳的《青年必读书》中引用某学者的话都是对鲁迅应答内容的疑问甚至反驳。这些人或者把鲁迅的回答视为“偏见”或者将其视为“武断”,而暗里的含义还有指责鲁迅有“卖国”倾向,误导青年“鈈学无术”等等鲁迅在《聊答“……”》《报(奇哉所谓……)》及《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文章中做了毫无保留的回应。鲁迅从开始就没囿打算以导师的资格来指点青年以他当时对中国青年的认识,所谓“必读书”之类的指点并没有什么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主张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但他连外国书也没有开出一本,这正是基于他重在“行”而非“言”的立论基础
  在经过这样一场论爭之后,鲁迅感受到的并不是战斗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而是一种莫名的无聊。顽固派的守旧和诬蔑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青年中有對鲁迅误解和不以为然者。鲁迅的文章发表后还有署名“瞎嘴”者给鲁迅去信,攻击鲁迅道:“我诚恳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的青姩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们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转引自《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其言辞之刻薄与恶毒可见一斑。可以说《青年必读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风波,让鲁迅验证了自己在新年第一天里感受到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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