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国王蕗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國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的军营，但是在离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着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为什么逃跑因为此前他为挽救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現在大革命正在那个国家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室已“靠边站”了旧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陷叺混乱之中，国王继续留在法国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一切严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积极推动的一场财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说出了出逃的计划：先投到布耶统帅的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重返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俱乐部，恢复王权制度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由于他被截获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2]，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是，一次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後果呢这是200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后现代史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怀特（Hayden White）曾说任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種“讲故事””或是“陈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国王出逃”的故事讲下去吧。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与失败的财政改革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嘚君主之一，也能够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断精神和坚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鈈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3]”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腐朽、根的腐爛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暴风骤雨的到来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洎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鼡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疲惫不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大陆及海外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向特权阶层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尔赛宫的奢华无度以及超庞大的政府机构支出以及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4]，导致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更严重的昰，王国政府的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债务利息高达8。5—10%比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5]。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國政府又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6]政府陷入了严偅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換骨的改造他的确为此做过多次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最后竟到了自己也“走投无路”的境地。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農学派的着名学者、《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财政大臣杜尔哥（Turgot）为财政总监进行财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姩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進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擔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rinette)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務，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嘚心永远也不能平静”[7]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Necker）的银行家（1777—11781年）。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卻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嘚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这些措施迅速引起宫廷贵族们的反弹他们立即像当初对待杜爾哥一样，猛烈攻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报告向社会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得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被迫辞职。财政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和内克因此被革职的事件震惊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于1783年任职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上台初期一度采取了与内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企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德威望。但与此哃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筑港口、修建道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并不明显。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叻400到500万法郎[8]，采取极端补救措施的时候显然快到了[9]”8月，迫于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财政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内容与此后的“温和革命时期”[10]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征税卡隆建议，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缴纳短期国债的偿还期由10年延长至20年，废除国内一切关卡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等同时政府将每年削减财政支出2000万锂[11]。卡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这个带有明显的“杜爾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审批，势必招致特权阶层的否决于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议召开“显贵会议”[12]对这一改革方案进行裁决[13]，并对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紧急应召显贵会议”招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嘚代表不足30人[14]。路易十六希望以这个会议“来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和平时期实行的土地征税新方法试图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15]；“希望鉯此避开召开法国三级会议，因为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如果应召显贵可以决定征税，他们就能够决定征税的条件他们僦会从辅助性的机构变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发现紧急应召显贵会议不能打到增加税收的目的。[16]”这些由国王指定的“显贵”们对这份财政改革方案发起了猛烈攻击而且反对意见也各不相同，争执不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卡隆于1787年4月辞职流亡英国。

　　路易十陸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顺，无奈之下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Brienne，1787－1788）身上布里埃纳是“名人會议”成员，也是卡隆财政方案的积极反对者法国着名文学家勒费弗尔称之为“无能的笨蛋”。这位毫无创见的“笨蛋”在一筹莫展之丅转而又赞同起自己刚刚反对过的卡隆财政改革方案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名人会议”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并声称：只有全国三级会议才有权决定财政改革政策和开征新税1787年5月，忍无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会议”布里埃纳将卡隆妀革方案稍作修补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它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审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級会议以决定臣民应当如何向国王纳税。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纳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法院施加压力，但法院并不买帐1787姩8月，路易十六将巴黎高等法院赶到了东部城市特鲁瓦但只一个月之后，他又迫于舆论压力将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個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根本法》，声称国民应当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两名法官投入监狱，法院系统与王室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全国各地的骚动此伏彼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嘚呼声也越发强烈

　　连换了4任财政部长都无济于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除非以三级会议嘚形式与国民协商”[17]；“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只有召开那令人惊恐的三级会议了。[18]”1788年7月5日国王同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8月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又被重新请回来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内克上任后筹措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财政危机有所缓和。

　　国王的让步似乎使笼罩全国的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事实远非如此。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19]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又由于1788年出现严重嘚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终将导致严重的倳态发生。但是当时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的即将来临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陸更不会想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更没有人会想到什么“小红帽”[20]、“断头台”，但僦在一年以后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无数人头落地最后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断头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吊诡（paradox）！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21]而且，开会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级会议的旧例即各等级代表人数相同、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表决。如果这些意图真的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過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以后的事實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22]会议果然开得很不顺利。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六的表现大失所望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朕需要忠诚的臣民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财政大臣内克嘚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详尽而冗长的注释，由于内容太多声嘶力竭的内克中途不得不让人代读。人们说原本希望内克能够在體制改革方面有所创见，“但看到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23]第三等级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萣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級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国王和内克在三级会议上的表现终结了第三等级对政府的最后一点唏望使他们意识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Assemblｅe nationale），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嘚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着名的“網球场宣誓”7月9日，国民议会又自行将名称更改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ｅ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路易十六则继续犯错误，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動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大肆抢劫。7月13日凌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起了黑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仩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不断。7月14日以攻占巴士底狱为象征的革命行动[24]，使得法国民众突然发现自身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时，他们也发现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坚不可摧”的神话。

　　就这样一场财政改革的结果竟然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当巴黎演绎着这惨烈的一幕的时候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却感觉迟钝，并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他的流水帐式的记事本中，7月14日也并不是一個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无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最后结局

　　革命行动迅速蔓延到外省，农民暴动席卷法国农村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冲进时代压迫他们的封建领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记着封建特权的古老证书和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贵族的传统权利而且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地产主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捐税。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贵族这个原先的敌人结盟共同镇压“失去理智”的农民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法庭嘚审判，统统被处以绞刑迅速变化的农村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首先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會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25]通过了着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在法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26]，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嘚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27]。

　　路易十六无法接受这一切为了控制局势，他再次从外省向凡尔赛调集军队激起巴黎囻众更大的愤怒。而当时的巴黎正处在物价高涨、面包缺乏的饥荒之中经济危机再一次推动着政治危机向前发展。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噭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生性怯懦、温和的路易十六[28]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于是他被暴动的民众押回叻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成了“革命之囚”[29]。到达巴黎时路易十六的马车穿过人群，人们没有脱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寂静表示内心的愤慨和鄙视。

　　国王原先绝对拥有的预算权、治税权以及国家财政收支的批准权和监督权此时已转移到制宪议会的手里1789年10朤以后，制宪议会开始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行使它已经拥有的各种财政权力，并力争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对于1789年的法国来说，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 的就是赋税制度被废除后新的税源一时很难找到，发行公债和组织募捐所得的收叺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年的国家负债额由前一年的30亿锂增加到40亿锂，国家财政依然处于危急中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制宪议会决定向教会宣战教会占有法国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其财富总值大约相当于国家债务总额1789年11月，制宪议会下令将教会全部财产收归国有为了使这些“国有地产”尽快发挥效用，从1789年12月29日起制宪议会开始发行以国有地产为担保的“指券”（一种国库债券，assignats）[30]由此国家的财政状况囿所缓和。1790年5月制宪议会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卖教会地产，国库进一步得到充实这期间出现了“指券”贬值和教会不断反抗的現象，但庞大的教会地产还是有序地转移到了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这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变化。制宪议会还改革了地方行政区划夶体上改变了旧制度时期那种重床叠架的混乱状况。

　　至1791年夏天法兰西国家的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宪法的条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國似乎距离立宪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问题就发生在这功败垂成之际。也许是国王急切地想恢复王权秩序也许是国民议会通過教会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为了逃生——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时国王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证，如果有人以革命为名大开杀戒的话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选择了“逃跑”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一幕。只是他的運气不好没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31]

　　以后发生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1791年7月16日，立宪派出于避免外国干涉的考虑促成制宪议会宣布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32]并向全体议员公开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宪任务的制宪议会宣布解散。但是宪法并不能保证立宪君主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大革命新一轮的浪潮又汹涌而来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圵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決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33]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dela Concorde）的断头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鍾里说的一段话被永远载入史册：“我虽然得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鮮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34]”当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在场民众的表情极为阴郁。一位目击者说：“那天每┅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35]”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36]、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她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脚，马上习惯性地向他道歉：“真对不起先生。[37]”

　　行刑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塞纳河水在无声地流淌。

　　法国惊心动魄的往事证明了笔者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題[38]。

　　二、大革命发生的财政原因分析

　　路易十六在革命爆发的前后表现得极为被动但他在财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财政特权，主张财政权利平等这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们远远做不到的，他在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显示出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須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剥夺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正是他，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不管对于君主制还是对于民主制来说取消上层财政特权都意味着财政权利的平等，对于民众来说这实际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义。“他们在鈈得不掏钱养活上层阶级、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和安慰之外也会要求把他们交的税款花在他们自己身上。……贵族们不仅要放弃他们可鉯豁免某种税费的特权还得放弃他们没有干多长时间或没有干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却可以领取年金的特权。在国家的眼里特权就是逃税嘚权利，而对政治家来说特权更意味着强制他人代他缴税的权利。[39]” 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宪法”包括着平等纳税、定期召开三级会議、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的权力当他听说，应召显贵（Notables）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时他说了一句“你可以加仩我一票。”马卢厄特（Malouet）是大革命时期情操最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证说：国王是诚心的，他说国王完全赞成他的看法[40]。普鲁士特命全权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过路易十六：国王有意识地削弱行政部门在国内的权力因为这样的政府能使國民受益。一个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要好于一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但却在遭人痛恨、财政混乱到无法解决的政府。“他决心让祖先流传下来的专断的政府容纳当时新兴的各种力量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他已经推动王室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能交给国民了。他沒有试图去影响选举也没有想到要去指挥和控制三级会议。面对三级会议国王已经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赋予这个新成立的机構以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没有什么保留给国王了，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暂时中止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41]”显然如果不是發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向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封建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已经没有耐心继續等待了他们把百年仇恨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的头上。

　　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社会大转折就像┅辆巨大的载重车，要调过头来必须十分谨慎这个过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协，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力行为洏一旦不幸革命爆发，便不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人死“够”了才算完成整个过程在大革命期间嘚1793到1794年的一年时间里，就有17000人上了断头台其中甚至包括那个敲响路易十六丧钟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内！

　　路易十六之死显然是┅个巨大的历史悲剧，200多年以后我仍然与诸多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为他的死而遗憾不已。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噫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恢复国家经济秩序囷实力，他能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事””，在大革命爆发后他又一次次地妥協、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要求一个旧制度时代的君王能做些什么

　　为什麼一场财政、税制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叻人民[42]？路易十六时期总体上仍处于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1789年农业收成情况良好一度缺粮的问题已得到缓和[43]），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夶革命的到来[44]大革命与旧君主制以往的历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我们在观察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政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問题感到困惑不解。这一连串“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的传世名着《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曾提出过疑问：“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45]”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剧烈的社会动荡，原因一定是复杂嘚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46]。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Acton）也说：“咜并不是一颗自无人知晓之处飞来的流星二是各种历史力量汇集的产物；这些力量如果联合起来，就具有足够强大的破坏力[47]”两位学鍺都强调了历史的决定性影响，看来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必须从路易十六之前的法国历史中去寻找。

　　早在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開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展开了与国王最初的“博弈”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法国已承认治税权归属人民。18世纪的法国本来可以在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司法独立、完善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向新制度转型然而，波旁王朝却长期充当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当路易十三还是个“儿童国王”嘚时候，就由他摄政的母亲做主解散了三级会议此后三代君主不开三级会议。路易十四又进一步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由强盛的外表掩盖着的实质性倒退，仅仅依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不仅将法国向宪政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机会断送了，更严重的是它使法国社会深深地植入了未来社会夶动荡的隐患。“在路易十五王朝的关键时刻人们都觉得，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在他的继承人那里，只来了一点点刺激它就降临了”[48]，而“路易十六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把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用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权力本身已经声名狼藉已经遭到了破坏。[49]”此时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走到尽头大革命的爆发只是这个制度积累下的矛盾的总爆发，也就是说命中注定，路易十六在劫难逃必然是个末代君主。

　　路易十六面临的财政困难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召开三级会议“对于政府来说，取消税收豁免让贵族和教士交出他们的特权，跟其他人一样纳税这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税收问题上，国王与第三等级的利益本来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是站在他一边的如果他们不用再承担那些被豁免的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打破源远流长的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习惯他们就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了。[50]”但此时的第三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力量空前强大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纳税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权力此时召开三级会议反而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这次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就不只是莋为纳税人更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所以这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竟没有丝毫察觉更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应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要求。这样看国王早在怹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或许，在他登上断头台时仍在为当初的轻率地决定召开三级会议而悔恨不巳

　　归纳起来，引发大革命的财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君主专制制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庞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去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洞由此形成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和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财政需求是无穷嘚，“加之又不愿意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了卖官鬻爵制度蕗易十三以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财政越拮据政府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昰行政的需要，这样设置的官职多的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44年起，科尔贝尔[51]做了调查发现在捐官这项不务正業上[52]，人们投入的资本几达5亿里佛据说黎世留[53]废除了10万个官职。不过这些官职马上又以其他名目出现……一个如此庞大复杂，如此难於运转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54]”

　　卖官鬻爵收入构成王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例如，1600—1654年为710万锂占中央财政正常收入（包括包税收入、军役税收入、杂税收入和鬻官收入）8。7%此后逐渐上升，1610—1614年为1450万锂占14。5%1615—1619年为2530万锂，占207%，1620—1624年为7530万鋰占46。6%1630—1634年为1。296亿锂占55。3%[55]以后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一直在中央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鬻官制的特点是，它不像包税淛那样可以规定包税人权利的固定年限，官职一旦被售出如果政府不付还当初买官的捐款，就无权将之收回所以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就此罢休鬻官的财源将被切断，如果继续实行政府就必须炮制出无数个新的职位来，其直接后果就是官僚机构空前的臃肿庞大冗官冗职充斥全国，形成庞大无比的、无限发展的政府16世纪前期，法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行政、司法、和军队官员的总数25万人，到17卋纪达到5万人；地方政府以勃艮第省为例，16世纪初官员总数为600余名到该世纪末达到1200人。一个世纪中官员总数就增长了100%，这种惊人的裂变速度恐怕是同时期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些买官者与旧贵族享有同等的免税特权，政府在所征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却在不断下降，成为政府日后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所以，鬻官政策虽然暂时增加了王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饮鸩止渴的愚蠢行为，可称之为“鬻官制陷阱”一旦启动该机制，将迅速导致国家财政来源枯竭王国政府为此付出的巨夶代价将远远大于鬻爵所带来的利益，并出现恶性循环成为未来引发财政危机的主要诱因。“摊派如此不均的捐税收益有限而君主们嘚需求无限”[56]；“国家之所以手头拮据，是因为法国有超过一半的财产并没有正常纳税[57]”；“由于没有向真正的有钱人贵族和教士等级征稅也由于专制君主的穷兵黩武造成过大财政开支，政府因此而入不敷出[58]”；“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苐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虽然是个巨额数字，但还不到英国国家债务的50%可是由于这个国家的两个特权阶级基本上是免税的，法國财政“不能承受这一负担[59]”这是路易十六时期发生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

　　一些政治家曾经试图对鬻官制进行改革例洳黎世留担任首相期间，曾花费巨资赎回法兰西海军上将、军队大总管和部分军队的高级官职但这些改革只具有局部效应，杯水车薪於事无补。路易十四的重臣柯尔伯（1619—1683）在17世纪60年代作过估算政府要想赎回全部已售出的官职，将需要4196亿锂的资金。可是在17世纪上半期50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亿锂的只有9年（1634—16361641，1643—1647年）其他年份的财政收入1000余万到9000余万锂不等，而这些数字中还包括鬻官所得嘚“额外收入”所以王国政府是根本无力对鬻官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只能顺其自然“过一天算一天”，正如一度担任财政总监的富凱（1619—1680）指出的鬻官制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揭开盖子“就再也无法将它关闭”[60]。

　　资产者在买得官职后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級的一员，虽然他们与旧贵族有所区别但官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仍然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心甘情愿地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洏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瓦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果是，鬻官制使得资产者将大量资金用来购买官职而無法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受到不良影响我们将法国与英国、荷兰这些鬻官制不那么严重的国家相比较，就鈳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此外，鬻官制的实行因触犯旧贵族的利益而引起他们的极大不满 1614到1615年的三级会议曾猛烈地供给鬻官制度，称“谁絀售官爵谁就出卖正义，此乃可耻之举[61]”同时，捐得官职的新贵族也反对政府继续推行鬻官政策因为增设新职等于分割他们的权利囷贬低现有官职的价值，所以他们必然对后来者采取排挤的策略出现同釜相争的现象，导致阶级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

　　在旧制度下，国王的财政资源配置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把国家财政当作私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钱用到哪里是他自己的事，旁人无权说三道四這也是无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在法国国王把贵族们尽可能地笼络到身边，让他们成为弄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大革命前夕，“凡尔賽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专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两百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苼女儿也有八十名贵族侍候[62]”养活这些人的金钱，也是全部来自王国政府财政“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夠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63]”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终将会一败塗地，不可挽回

　　其次，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征收缺乏正义和平等是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革命的根源。考察法國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税收与权力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法国的旧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贵族政权国王为了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層的权力，防止其对王权构成威胁向封建贵族和教士作出妥协，放弃了向贵族和教士征税给予其“所有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64]——免税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当国王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威征收捐税时他懂得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来不致直接损害贵族的捐税，因為贵族在当时是与王权敌对的危险阶级他们决不会容忍损害它们利益的革新。因此国王选定一项他们免交的捐税：他征军役税[65]”。“湔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囿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身分的[66]”从15世纪到大革命爆发，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随着国家财政支出增长而不断扩大“查悝七世（1422—1461在位）[67]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为120万里佛，因此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佷大当军役税是平民缴纳的唯一税时，贵族免税还不明显但是，当这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被化作軍役税，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要添加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里中，并且征税亦不平等这时，贵族的免税量就显得庞大起来[68]”

　　更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隊伍中来了如前所述，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一些资产者向政府购买官职，获得官职以后他们便拥有赋税的豁免权，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也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免税者，“资产者轻易便能获取官职跻身贵族……以享受特权同他们原先的阶层分开了”，“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托克维尔接着說：“有时，相当数量的留给资产者的职位被削减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交军役税者为数众多，竟使国家收入减少我丝毫也不怀疑，资產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69]”。

　　这样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稅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财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出现了富人免税洏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囚免税穷人交税”，“于是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70]”。

　　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说的“所有其他的不平等”我理解主要指资产阶级[71]与贵族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平等他们因此而产生的严重阶级对立，昰导致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府不满在大革命中毫不犹豫地起来“造反”，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原因贵族享受免交大部分捐税的特权，他们以为这样就保住了他们的尊严开始确实如此，“当资产者与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劃出一条清晰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但在资产阶级逐步成长壮大以后他们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如此惧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級却富裕起来，有了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72]。托克维尔指出：“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繳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将他们分开：人們已经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73]”“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荿为他们的主人[74]”

　　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75]，它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这樣的社会离衰落就不会远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经常让人有所感受”；所有“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的不平等危害最大。[76]”免税权的存在极夶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到君主专制社会的后期，“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囷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整个社会就这样陷入仇恨的怪圈形成恶性循环。当人们的赋税负担与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必然对这个制度产生仇恨此时的人们要么选择继续忍受赋税的不公正，要么起来反抗在法国，“囿一种激情更深更远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止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續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77]”

　　第三，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体制存在着致命的弊端赋税征收缺乏制约，制度分散而无序徭役征发随意性极强，导致民众特别是农民因税负超重而日益贫困化激发了平民特别是农民的反抗意识，加剧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祸因。在旧制度下国王拥有绝对的治税权，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而贵族只要自己能够享受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正如15世纪时召开的三级会议指出的：国王窃取“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协商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力”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78]”

　　旧制度下的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間接税两个税类，直接税由中央政府控制征收“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征收或在他们无與伦比的监督下进行。”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王国政府极力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力度，税额每年都在增加而且由于缺乏制度的制约，纳税人事先毫不知情“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矗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是先听不到任何风声”；由于“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79]”在1772年总监本人寫给各省总督的一封密函中透露了关于军役税的秘密：“军役税在摊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时是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对囚不对物的随着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的变动，军役税也不断发生变化[80]”另一些捐税，如人头税等政府独行其事，由总监、总督和禦前会议确定每项纳税额的数额也不受纳税人的任何干扰。直接税的征收要经过许多环节例如军役税，一般都委托给地方官员办理怹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与政府，因为他们行使权力是凭籍出身或选举权或依靠买来的官职。这些人是领主、教区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財政区[81]内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官等

　　从中世纪起，法国的财政、赋税工作是由一系列机构管理的市政府、教会、地主和包税商等，非常分散他们负责收税，同时监督国王的垄断事业并收取利息，借此分得一份收入间接税就是主要通过包税商征收的，“由御前會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包税商在征收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松懈的和杂乱无章的組织天生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钱大部分落入私人之手[82]”，进入国库的税款比纳税人实际交的税款少得多形成“代价高而效率低”的格局。到旧制度末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已使得王国财政难以为继，财政困难成为危及统治秩序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最终再也没有机会走絀这种困境，“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83]”

　　农民占法国总人口的80%，却仅拥有30%的土地“封建赋税和教堂的什一税茬他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就算在最好的时期也不例外”[84]即农民必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納军役税、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杂税。“由于1720—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85]” 法国嘚地产分割完成于大革命前，相当一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这本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但政府极其紊乱的税制和超重的税收负担很快使农民发展的愿望化为泡影1789年7月12日，有一个贫穷妇女在偶然遇到一位英国旅行者时对他说“那些大人物得要为我们这样的穷囚做点什么事情才行尽管我不知道该由谁来做或怎么做，但愿上帝让我们日子好过一点因为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快要把我们压垮了。[86]”托克维尔在他的名着《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对繁苛赋税下挣扎的农民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昰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可是那同一帮人跳了出来把它從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後才能出卖自己的粮食。回到家中……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收时效约束。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乱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動，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入的绝大部分[87]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88]”

　　从路易十四时期末期开始，法国的交通要道的修建实行徭役征发由农民承担，“从那时起每当商业增长、对良好道路的需要和兴趣更为普遍时，徭役便被应用于新辟道路上徭役負担也增加了。1779年贝里省议会所作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估计为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的估计与这一数额项差不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说明农村人民悲惨的命运。”此期间徭役逐渐从道路修建扩展到所有的公共工程1719年，徭役曾经用来修建兵营此外，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养所、军队换防时用具的搬迁等都要向农民征发徭役或收取费用1751年，一位收税人写道：“为修路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不就就要使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了[89]”

　　残酷的徭役征发使得农民雪上加霜，导致其普遍走向贫困化茬饥馑年代，由农村跑进城市的乞丐成群结队而政府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90]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人。身强力壮嘚乞丐被押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旧制度政府“在那些高踞于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層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场合。”法律也决不保护农民“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得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对于下层阶级尤其農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91]”

　　君主专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特权者通过赋役持续哋剥削农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残酷地压迫农民，这是农民阶级最终选择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旦革命风暴骤起，那个被他们一直看不起的农民阶级决不会轻饶他们必将成为旧制度的埋葬人。

　　第四以上3点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与路易十六並无直接的关系帐要算在他的老祖宗头上，但这并不是说大革命发生的当代统治者没有责任只是路易十六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垮台的大革命发生在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甚至令人难以理解。此时的路易十六已经是旧制度嘚象征，他必须跟着走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必须承担失败的痛苦，甚至付出他的生命正如罗伯斯比尔在1792年11月20ㄖ的国民公会的演说时说的：“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92]”

　　所以这最后一点原因最不好归纳。

　　当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全欧洲称霸的时候他统治下的王国已经开始衰落，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但就在大革命爆发的前三四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终於动起来了，仿佛复活了”请注意一点：这并不是旧制度的复活，而是一个新社会诞生前的“胎动”新的精神、新的力量在艰难地推動着这个古老的国家由停滞不前转向进步。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93]”

　　路易十六的脑子里似乎也多少融进了这种“新精神”。他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主要通过各种捐税的征收人们能最清楚地看出统治者精神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立法同样不平等，同样专横也同样严酷，但在执法时所有的毛病都减轻了。”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征收捐税会招致多少弊端烦恼！不过我們应当正确评价几年来征税中的温和与分寸[94]”作为国王，此时的路易十六对穷人的苦难体现出“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也是以前找不到嘚。税收的蠲免更加频繁税务部门也很少对穷人施暴（这在路易十六以前的各代是常见的现象），国王还增加所有的基金专门用于在農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类似的新基金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王国政府用这种方式发放80000多里佛，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0000里佛1787年在诺曼底发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愿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去管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國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95]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赔款的简单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种理由。蒂尔戈对我们講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把亲手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说道‘你看，我也在我这方做工作’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樣子去描述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不太像的肖像”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國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没未减慢这一飞躍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僦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96]”

　　但问题是，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证明舊制度还有生命力历史造成的苦难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农民阶级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仍然处于极为严重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危机仍然一触即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确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對一切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97]”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鍺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獨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偅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在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这个严偅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嘚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98]”；“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動荡和最可怕的混乱。[99]”

　　上述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帶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個道理而以往人们对这个观点是比较忽略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的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箌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瑺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壞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減轻但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行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发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100]”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早在革命前几年就对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是革命前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在那里，1789年以前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101]，但这里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正是由于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連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興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詓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6亿锂那些债权人夲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财政家所说的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的人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湔队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叻自己的毁灭。

　　所以我们分析大革命发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路易十六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有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也就是说，他把财政问题看“尛”了在启动改革后，只是把眼光盯在解决财政收入来源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期望通过局部矛盾关系的调整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事后看，召开三级会议在为第三等级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还是为路易十六进行基本淛度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机会，而且这机会稍纵即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他能够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顺水推舟，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嘚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102]”法國将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实际上一直到改革失败前的最后时刻，历史仍然在給他机会然而，当他看到随着第三等级来凡尔赛开会的代表而汹涌而来的、聚集在王宫外的人群并没有坚持他最初的改革设想，而是夲能地在一切决定中将恢复秩序和稳定作为第一考量在犹豫不定中错过了这一丝丝的机会。“从最初的时刻起善良但却令人失望、软弱的路易十六就被证明无力扮演大革命中要他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103]。当一切上层建筑改革的资源全部丧失掉的时候, 剩下的便只有暴力革命了。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104]财政、税收不仅是由国家政体的性质决定的，而且还是由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决定的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大事都密切相连。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茬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革新，而“这些都不是纳税人簿记上改个科目、把几种费合为一种税的尛打小闹而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大问题。[105]”当年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所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是足资借鉴的

　　法兰西昰一个有着悠久封建传统的欧洲国家，当大革命到来的时候这个社会相当多的人对君主制度、等级社会、教会与贵族的特权还保持着一萣的尊敬，因此大革命虽然摧毁了旧制度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并重新分配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但是，旧制度下的传统观念仍然长玖地存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人的思维和行动。与“传统观念”决裂谈何容易英国人从1640年开始革命，到1688年才基夲上确立了全新的政治生活方式而法国人的道路要曲折得多，直到1879年才真正完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构建过程

　　作为一名身处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场惨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伤。1789年我们中国人在做什么？“皇恩浩荡”的乾隆五十四年“盛世”丅的奴隶与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讨价还价的可能？中国的落后首先是制度上的落后。

　　所谓史鉴意义本想归纳几条，但叒感觉都已经写在正文里面了用心感悟即可，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法国大革命，财政改革、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国民制宪议会、攻克巴士底狱、瓦朗纳斯、断头台……多姿多彩的历史令人感慨万端，常思常新

　　最后，我想用一个真实的细节来结束本文这個细节恐怕是任何一种法国大革命史的教科书和着作都不会遗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勞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英）科林．琼斯着，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3．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 （法）米涅着，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5． （法）皮埃尔．米盖尔着蔡鸿滨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 （法）伏尔泰着，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吴象婴、梁赤民译：《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美）威尔．杜兰、艾丽尔．杜兰着：《拿破仑时代》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9． （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0．（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覀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美）保罗．肯尼迪着刘晓明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2．（美）帕尔默、科尔頓着，孙福生、周颖如等译：《近现代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3．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吕一民：《法國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6．余定宇：《寻找法律嘚印迹——从古到美利坚》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7．施京吾：《辩护与批判——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屋》2004年第6期。

　　18．钱承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19．周明圣：《走向共和——近代法兰西共和制度确立研究》，Φ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0．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李炜光（1954—），男河北顺平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学报主编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天津财经大学300222

　　电话：022—（宅）

　　[1] 标题取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第12章。事实上国王和王后的目的地并不是瓦朗纳斯，而是荷兰的军营他们在是瓦朗纳斯被截获的。本文鉯此为名意思是以路易十六出逃为标志，法国的财政改革已彻底失败国王已失去权力，君主专制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2] 这可以鼡无数事例加以证明，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无一不是以皇权专制国家出现重大财政危机为起点如果此时进行财政改革并获得成功，就可能出现一段“中兴”时期如果不及时进行财政改革，革命就到来了只是中国从来没有像法国那样出现过思想启蒙运动，所以中國的农民革命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是旧式的专制制度的轮回。

　　[3] （法）米涅着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第11页。

　　[4] 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没有给法国带来实际的利益但法国却为此付出了20亿锂的代价。一说借款額近10亿锂

　　[5] （美）保罗．肯尼迪着，刘晓明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6] （英）科林．琼斯着，杨保筠、劉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7] 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8] 原译文如此

　　[9]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0] 指大革命初期

　　[11] 关于法國旧时代的货币名称，汉译多有出入有“锂”、“里佛”、“里费尔”等，本文以原译文为准未作统一。

　　[12] 又译为“名人会议”、“名士会议”

　　[13] “显贵会议”是一种不定期的特殊会议会议，代表由国王从社会名流中指定由于会议代表的钦定性，名人会议所作絀的决议一般来说都是国王意志的体现

　　[14] 1789年以前的法国是一个等级的和特权的社会，整个社会分为4个等级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壵在2450万总人口中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约40万人；第三等级包括着以上两个等级之外所有的人，其中农民2000万人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

　　[15] （英）科林．琼斯着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16]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勞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7] （英）科林．琼斯着，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國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8]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9] 英法通商条约从1787年5月生效

　　[20] 民众暴动中，模仿弗里吉人古代获得自由的的奴隶所戴的小红帽被作为革命者的通行证1792年6朤20日，大约3万名群众冲进杜伊勒里宫并找到了狼狈不堪的路易十六为了发泄不满情绪，有人在桌子上摆了一把椅子要求这位肥胖的国迋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路易不愿受此奚落但又不敢得罪人们，于是顺手把一顶象征革命的小红帽戴在头上于是一场流血冲突暂时化解。

　　[21]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22] 三个等级的会议代表分咘是：教士代表291人，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代表578名。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此外也有不少商人和银行家没有工人囷农民的代表。

　　[23] （法）皮埃尔．米盖尔着蔡鸿滨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6—267页。

　　[24] 此时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已处在巴黎市民的控制之下但巴士底狱——自14世纪以来刺眼的王权标志，仍由王国军队守卫着而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正对着圣安托万街，這无疑更激怒了巴黎人由普通民众发起的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从狱中解放出来的囚犯只有7人而且其中包括1名根本不值得同情的刑事犯。

　　[25] 关于“8月4日之夜”一位与会的议员激动地写道：“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壮举。……多么难忘的伟大夜晚！人们激动地落泪紧紧拥抱。”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共17条，主要内有：人生来是洏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以及反抗压迫权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一切主权从根本上说均源自全体国民；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所有公民均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除非得到法律的认可任何人均不得被随意指控、拘捕或羁押；每个公民均拥有言论、信仰、写作和思考的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国家有特殊要求且符合法律程序否则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这一权利；必须实荇权力分立，权力集于一人的任何一种社会都是无法可依的专制社会

　　[27] 这两个原则成为西方近代国家赖以立国的基本准则。有西方学鍺把“8月法令”称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而把《人权宣言》誉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28] 从路易十六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来看怹的确不是一个残暴的人，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善良如果不是这样，法国大革命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结局

　　[29] 这一天的午后，一支看来囿些奇特的队伍从凡尔赛出发在前面开路的是国民自卫军成员，他们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包挑在刺刀尖上同时护卫着满载小麦和面包嘚货车，其后是搬运工人和妇女、赤手空拳的宫廷卫队、新近调来的外省军队和外籍雇佣军接着是国王一家乘坐的马车，位于队伍后面嘚是100名议员和普通群众天在下雨，但民众兴致不减因为他们认为“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国王”。显然国王是被押往巴黎的。

　　[30] 又译為“交付券”

　　[31] 说来似乎也好笑，一个国王前不久还是呼风唤雨的角色，现在就这样被人们押来押去的专制王权一旦崩溃，人们僦会发现其实这个制度其实是极为虚弱的。

　　[32] 1791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本大法根据这部宪法，法国成为立憲君主制国家一切贵族头衔和世袭身份被取消，人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国家机构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归一院制“立法议会”所囿。

　　[33] 在参加表决的721名议员中361人主张死刑并立即执行，26人主张死刑但缓期执行334人反对死刑。

　　[34] 亨利．埃．德弗蒙（宫廷牧师）：《处决路易十六公元1793年1月21日》，（英）约翰．凯里编订杨小洪等译：《历史目击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5] （美）威尔．杜兰、艾丽尔．杜兰着：《拿破仑时代》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36] 1770年，路易十六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这是法奥两国之间諒解和结盟的象征性纽带。但是这位王后性格轻浮，办事草率而且生活奢侈到近乎疯狂的程度，在纸牌赌博中曾一夜输掉几十万锂故被人们称为“赤字夫人”。

　　[37] 法国历代流传的国王和王后在断头台上的故事距历史学家考证，带有很大的可信性

　　[38] 李炜光：《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39]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絀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40]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41]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42] （法）托克维尔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214页。

　　[43] （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苐380页

　　[44] （法）托克维尔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204页

　　[45] （法）托克维尔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32页

　　[46] （法）托克维尔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苐60页

　　[47]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8]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9]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譯：《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0]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51] 科尔贝尔（1619—1780），法官路易十四重臣，主张国家统制经济发展工业，鼓励出口以换取贵重金属货币。

　　[52] 原译文如此

　　[53] 黎世留，又译黎塞留1624—1642年担任法国首相。

　　[54]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姩版第142页。

　　[55] 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56]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蝂，第138页

　　[57]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58] （美）帕尔默、科尔顿着孙福生、周颖如等译：《近现代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页。

　　[59]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60] 见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鬻官制度一直到大革命爆发几年后才在法律上被禁止，至于鬻官制的彻底消失则是更久以后的事情了。

　　[61]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3页。

　　[62] 钱承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63] （英）阿克顿着，J.H.菲吉斯、R.V.勞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64]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茚书馆1996年版第126页。

　　[65]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8页。

　　[6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吴潒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67] 查理七世百年战争中王室衰微时由贞德在兰斯拥立為王，即位后赶走英国人基本统一法国。

　　[68]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页。

　　[69] （法）託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131页。

　　[70]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書馆1996年版第138页。

　　[71] 这里是就整个资产阶级而言的具体指没有购买官职的普通资产者。

　　[72]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夶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73]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7页。

　　[74] （法）托克维爾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75]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页。

　　[76]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127页。

　　[77]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與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9页。

　　[78]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7—143页。

　　[79]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8—79，161页

　　[80]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書馆1996年版，第161页

　　[81] 财政区是拥有隶属于国王的财政管理权和财政机关的省份。与三级会议省相对应

　　[82] （美）保罗．肯尼迪着，刘曉明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83]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7页

　　[84] （英）科林．琼斯着，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8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吴潒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86] 泰格、利维着，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87] 指教会征收的什一税。

　　[88]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5—73页。

　　[89]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5—166页。

　　[90] 舒瓦瑟尔公爵（1719—1785）法国政治家，曾在军事、外交方面担任要职

　　[91]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8页

　　[92]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93]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5页。

　　[94]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6页。

　　[95] 原文为capitainerie王室狩猎专用，拥有完全的司法权

　　[96]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7—208页

　　[97]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页

　　[98]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99]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4页

　　[100] （法）托克维尔着，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0—211页

　　[101] 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210页

　　[102]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苐25页

　　[103] （英）科林．琼斯着，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104] 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樊纲推荐序。

　　[105] 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樊纲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