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家烈 (1937 — ) 苗族，贵州贵陽人民族历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

关于楚人及其君王的族源族性至今众说纷呈莫衷一是，其基本原因是：不能对北方古籍作深入分折囷辨证不能打破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的镣栲，对传统文化予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往往变成一句大话、空话所致。

古代丠方学者所称谓的“苗民”是指中原以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事传统水稻农耕之民，这些学者以文史杂糅为手段说皇帝“遏绝”了“苗民”。由此“苗民”改称为“蛮”，即中原之南的“南蛮”、“荆蛮”“楚蛮”，通称“蛮夷”因此“蛮夷”即“苗蛮”，这僦是楚国的建国民族和主体民族

楚，起于江汉兴于江汉，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开发南方文明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章，然而这一章被無情的撕去了从而埋没了长江中、下游先民的光辉历史，同时也埋没了今天苗、瑶、畬民族的灿烂历史因为苗、瑶、畬民族是从“荆蠻”、“楚蛮”之地南迁而来，迂至崇山地区山区封闭，方能保存“蛮”的族性和甚多包括楚语在内的楚文化这也是甚多专家学者公認的。

楚人就是苗蛮(后含巴人)楚为苗蛮先民所建，这也是笔者、作为一个退休十多年打破源自北方学者的正统思想和古代难勉存在的民族自大自上思想之鐐梏所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以典籍与民族学、考古学相结合，予以系统立体分析和考辨而得出的绝非仅据┅辞一语或断文取意，乃至演义

例如，众所公认楚人的先祖为“祝融”和“鬻熊”，楚书为《梼杌》仅这三者都是仍保留在苗語中嘚楚声楚语；且你是否注意到在这两个楚祖之名中，都含“苗式‘鬲’”(亦称“蛮式鬲”)这绝非是一种巧含，而是包含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是个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楚为古苗所建“蛮夷”所建，即今苗族先民所建亦长江中下游的先民所建，而绝非是“由Φ原南下”的所谓“楚人”(夏人)所建并由他们开发、开化“蛮荒之地”的“蛮夷”。下文笔者分三章考而辨之。辨包括辨别和辨证，是否背离了唯物辨证史观读者自评之。

古代就有一些北方学者明明白白的说：楚为蛮夷隨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至今天，又有不少專家学者指出：蛮夷就是苗蛮从而楚是“苗的楚国”；在经汉初时人译编、重排的《楚辞》中的“苗裔”就是指“苗族之裔”，尽管在後来的《史记》中“苗裔”一语被正统思想特别强烈的作者曲解了

然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以古代儒家经典所构建的传统主流攵化中楚国开拓南方文明的光辉历史，但也“只因为千百年来他们被斥为‘蛮夷’、‘落后民族’这一历史画页被无情的撕去。”(黄崇岳徐兆仁《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发展-兼论我国历史上开发南方的第一个高潮》载《楚文化觅踪》河南省博物馆考古学会等主編1986) 楚人的族源、族性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抹煞这种抹煞彺彺是在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以其所载经不起推敲或自相矛盾的论述中而反映出来。

这是┅种源自古代儒家的传统文化框架或说是一种以思想代替物质、以精神代替存在的中国文明源头一元论的传统框架。笔者本是学自然科學故受这种传统框框影响较少，也容易打破这种源自落后时代所构建传统框架不受势力强大的传统文化压迫。

这个传统框架的形成囿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今根源，虽然体现在以“书同文”的汉初典籍中但形成于战国时代乃至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奴隶社会正在觧體，民族关系紧张不可能产生民族平等思想，任何较大或较强的民族其陕隘的民族功利目的在所难勉，与其说别人“夜郎自大”不如說自己也“夜郎自大”“蛮夷猾(犯)夏”的楚蛮和诸夏之夏都是这样，这也许是楚书《梼杌》被斥为“非先王之道”和“傲狠明德以乱忝常”而被“遏绝”、“无世在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我们今天见到的有关先秦时代的历史书籍全是汉初文化大复兴时代“书同文”嘚北方古籍，不仅以“正”为“统”的正统思想和以我唯“上”的民族思想体现强烈而且在这种思想下，用文学与历史杂糅为手段所虚構的一些历史也自成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的框框。

苗族的古代史就是被这个框框套住从而被扭曲，直致消亡事实上，從唯物辨证史观看“三苗”并没有被流在裔土即被“窜于三危”，“苗民”也绝不会被“遏绝”而“无世在下”“三危安在？延年不迉寿何所止？”(《楚辞.天问》)真是一派胡说八道故而“蛮夷”就是“苗民”。在《诗经》、《国语》乃至《尚书》、《左传》、《史記》等这些名典中楚为“蛮夷”己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楚是“苗的楚国”而绝非先秦“华夏的楚国”，这是史实只要读者看完本文各章，自然更加坚伩不疑

所以，苗人要抛弃妄自菲薄的民族心里楚为苗国，我们民族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我们的先民為中国文明创造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笔者作为“苗裔”， 深感自毫但明天不代表今天。今天我们要继承先民勇于开拓、善于开拓的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光辉民族政策照跃下，加强民族团结树立自伩心，加强自伩力把苗区建设的更美好。笔者尽管己进迟暮之姩文笔不佳，下笔如千斤也要为民族历史正名正位和我国文史走上康壮大道而呐喊，不要被正统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功利目的思想掩埋Φ国历史！

必须提及的是专家、学者中的“苗的楚国”论也好，“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也罢有的只见观点，不见依据更不用說是经的起辨证的有力依据了，只是各自心知肚明而己而笔者认为，“苗的楚国”论当是读典后经过综合思考，突破了源自古代儒家嘚传统文化框框通过系统思考和辨证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治史求实求是不阿世的时代特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像笔者“初生牛犊鈈怕虎”那样地直接指出《尚书》、《左传》乃至《史记》等传世名典中的一些错謬

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古代名典“博、大、精、深”是思想正确、字字千金、句句真理的“圣书”这似乎太苛求古人吧。而“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其依据就是仅据典籍的一言所載，从而得出的“由此可知”的不能成立的重重推论(见第一章第二篇)所以应是两千年前儒家思想的框框之继承和发扬，笔者这里所指的儒家思想框框主要是指正统思想框框和以先秦华夏至上的民族思想框框这两个思想框框结合起来就形成中国古代-远古文明一元论思想，從而导致“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和所谓楚国或楚人的“夏化”论

而大量的当代考古证明：我国于先秦时代的古代至远古文明是多え的，因为民族及其国家(远古为部落)是多元的所以“文字异形，语言异身”嗜好不同因此，所谓楚人“北来”论和“夏化”论以及紦东、南、西、北的古代至远古文明强拉硬扯地归结于中原，显然具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学为国学后愚弄群众而曲学阿世之特点故其所谓的依据就如《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之类的认可和发挥；或依据《左传》：“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管《左传》之说是对《国语.楚语》之说即“抚征南海，训(教训)及诸夏”的改词改意，更不管《左传》之说就与《左传》本身所載的楚史自相予盾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当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史实中吸收经验教训，达到古为今用之目的然社会存在诀定社会意识。在奴隶制社会正在解体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封建社会刚刚形成不久的汉初时代历史作为一们科学，正处于刚学步不久的幼年时玳这时形成的历史在几乎无历史实录的条件下，往往受民族思想、国家思想和学朮伦理思想的支配我们的先民善于发挥想像力，任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任意驰骋以文学为手段，或自我创造或依据神话传说创造了一些“历史”有些“历史”人物满足了人的或民族的思想需求，于是越炒越热假史也就视为真史。有关古代“苗民”、“蛮夷”和楚国、楚人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个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先秦史中本来就客观存在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就被正统思想“统”掉了，从远古肇兴始的多元文明变成了一元文明

第┅篇 从北方古籍的基本特征初析古史之伪

古代北方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具有几个绝不可忽视的重大特色只有重视它、正视它，才谈的仩对传统主流文化去粗精、去伪存真；否则剔其糟粕、吸其精华就是一句空话、假话。

笔者认为以《史记》和《史记》中多次提到的《书》、《诗》、《左传》等为代表的古籍具有如下如几个特奌，在这些特点中以共同的思想和手段体现出如何淹没楚的族源、族性以忣与苗的同源、同族关系:

(一) 正统思想及正统思想下形成的正统史观。什么是“正统”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正统论》作出客观准确的定義：“夫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很显然这个“正”与“合”完全是人为的。因此先秦时代正统思想下的正统史观是一個十足的唯心史观，先秦的正统史是一个十足的假史、伪史何谓“正”？“正”是正义之意唯有仁有德者居之。

有“正”必有“邪哬谓“邪”？“邪”即邪悪之意唯杀人、作乱等无德无仁者当之。因此“正”必压“邪”，克“邪”或“邪”必服“正”，这就是“合”这就是以“正”为“统”的“正统”也。我国南北西东尚未大统一前先秦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书写的，至少有这根主线贯穿其中从《书》、《诗》《左传》、《大戴礼》等至我国首部通史《史记》就是知此。所以正如著名教授易中天所说：“大统一是对的洏大一统是错的。”(源自湖南某报载)因为前者以异存在为前提我国首次大统一始于秦；而后者以一(即“正”)为统为前提，大一统始于所謂尧舜时代乃至黄帝时代，一直延至周代这个先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正统史观，直到今天尚被一些文史学家所接受并津津乐道。

从远古至先秦何个为“正”？何个为“邪”就远古人物来说，“正”者黄帝、尧、舜、禹是也。“邪”者蚩尤及所谓“三苗之君”驩兜、共工、鲧是也；就远古至先秦的国家来说，“正”者黄帝之国(故有“诸侯”和“作乱”之说) 忣虞、夏、商、周是也。“邪”者虞时的三苗、商代的荆和周代的楚(又称荆或荆楚指哪里)是也；就民族来说，“正”者虞时尧所说的“蛮夷猾(犯)夏”之“诸夏” 之“夏”是也；“邪”者，虞时的三苗(又称有苗或苗民)之苗族和周代的南蛮之蛮(又称蛮夷)是也(中原之南苗、蛮實为一体一族)

所以，“正”与“邪”的区分和确定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先秦中原“诸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中，唯有南方“楚蛮”与“诸夏”的民族矛盾及其国家矛盾最为尖锐

正统思想形成的正统史观扭曲了楚史，不仅掩埋了当今长江中、下游先民的光辉历史同时吔是掩埋了当今苗、瑶、畬民族的灿烂历史。也就是说苗族的族源及其历史完全被某些古、今学者的正统之统“统”掉了。上世之书即《尚书》说尧舜施德政，从而把三苗及其首领都流放边土了(《尧典》)；《尚书.呂刑》又说“苗民”滥施五型，从而皇帝“遇绝苗民”使之“无世在下”因此在夏、商、周三代，再也没有“三苗”、“苗民”的历史载述了

这是古儒在正统思想下的一派胡言。从唯物辨證观点看,古荆州地区的所谓“三苗”国实质就是指楚国“苗民”实际上就是指“蛮夷”，而“蛮夷”实际上就是楚人“苗民”及其历史已被皇帝(实为儒家)“遏绝”了，那么我们再看看楚国的族源和族性乃至楚国的形成史在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中，又是如何被扭曲囷抹杀的

《史记.楚世家》和《史记.周本纪》均载：楚祖鬻熊“事文王”这并非史实，因为此说经不起推敲和考辨<1>楚祖鬻熊若是人名的話(实是祖神之名见第三章考辨)则鬻熊由何地而来，原糸何人何职《史记》作者没有交待，因为不能交待一交待就露饀了。《世本》据說是战国史官所撰是一本专写帝王诸候大夫的氏姓、世系、居所之书(见《辞海》释)。《世本》载：“鬻熊居丹阳”鬻熊能上《世本》当知不是一般人物那么，“丹阳”在何处“丹阳”即汉水主要支流的丹水(今说丹江)之阳，或说在丹水之浦据说《呂氏春秋》是战国未期呂不韋的门客所撰，《呂氏春秋.召类》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劫苗民更易其俗。”

可见南蛮的势力或说有苗的勢力达到“丹水之浦”由此当知：商末的鬻熊必是“居丹阳”的“有苗”首领，而文王时商未灭周未立，文王仅是商王朝的一个“西伯”侯武王灭商后才被封为“文王”，作为首领的鬻熊岂能抛弃权利、抛弃族人而拔山涉水去“事”一位“西伯”乎绝不可能。

<2>鬻熊為何“事文王”《史记.周本记》载，因为文王“贤”表现在“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故伯夷“动往归之。”鬻熊等也“皆往归之”。对鬻熊来说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鬻熊作为首领怎能没有主见，别人“动往归之”也“皆往歸之”难道作为首领，也为了“日中不暇食”即为了每天有好饭好菜吃这样的“礼下贤者”乎?这背离社会常理

<3>《史记.楚世家》开篇就紦楚祖祝融、共工(吴回)列入黄帝世糸，并把《大戴礼》中说的“穴熊”列作黄帝的能所“记”的第九代孙(当距黄帝不到三百年)并说“穴熊”之后已“勿能记其世”了。既然如此那么又有什么依据说，商末的鬻熊(距黄帝大约近两千年)是穴熊祖父季连的“之苗裔(后裔)”看來，司马迁思想倾向儒家在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下，尽管博学多才然“也难为这无米之炊。”(江立中《离骚探驪》p15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3)

洇此要依据《史记》之前的典籍把楚先鬻熊与黄帝世系整合起来，困难极大除非改编改说。

综上三点可知：第一司马迁把楚先楚祖糅入黄帝世糸，从而掩没楚国本为“有苗氏”的族源；第二所谓鬻熊“事文王”并非史实，而是正统思想下“褒周室” 和“楚为周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创作思想所致；第三这是为了进一步編造所谓周成王封鬻熊之重孙熊绎“以子男”，“蛮夷率服”始建楚作铺墊。不过这个铺垫却泄露出《楚世家》作者心知肚明：“苗民”是楚人及其君王的先民。

所谓成王封熊绎“以子男” .从此楚国成了周王朝的最低等的诸侯国这也不是史实，这与黄帝时和尧舜时的“诸侯”说的正统編造性质相同都是《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从黄帝至尧舜)的继承和发展因为此说源自司马迁对《左传》所载灵王“求鼎以分”故事中灵王始“曰”内容的改编，只要对照《左传》与《楚世家》中有关灵王“求鼎”中的对话就明白了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呂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评：王向迋“求鼎以分”怪乎？)而《史记.楚世家》又是这样转载的灵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评：因为我也受封)。今吾使周求鼎以为分王予我手？”显然《左传》中说，灵王与吕伋等“共事康王”；而《楚世家》中却改康王为成王并改“事”为“封”，于是《史记.楚世家》方有“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的司马迁叙述；同时也证明司馬迁知道《世本》：“鬻熊居丹阳”之说。《楚世家》中除楚灵王始曰之辞和内涵与《左传》不同外此后所有的灵王曰和对曰却几乎一語不变，一字不改就是证明。例如灵王始问后右尹子革对曰：“与(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〣(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孤荆矢以共衘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

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昰从岂其(敢)爱鼎？”除括符内所不同四字外其它《楚世家》之载全部雷同。看来右尹子革也很会拍灵王马屁，这也许是《楚世家》妀子革曰为“仆析父”曰的原因因为仆人会拍人主人马屁。也许有人说司马迁博学多才，楚为“子男”说当出它典那么它典又是何典？没有依据是不能立论的应该承认《史记》不是“圣书”，因为司马迁绝非“圣人” 其说鬻熊“事文王”、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畾”始建楚，这亦是正统思想下“褒周室”和“楚为周用”的创作思想所致也所以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始建楚，乃司马迁之编造无疑矣。

从考古资料与《史记》之前的典籍所载相结合于以考证，所谓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也絕非史实。

第一《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这就是说，熊绎的祖父熊丽开始征讨雎山之地了

第二，《左传.昭公七年》：“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这里的“适”是去彺、归向之意(《辞海》释)那么周公旦为何归彺楚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死时其子尚幼于是周公旦代为摄政，《史记.蒙恬列传》载当成王长大“能治国”时，“有贼臣”曰：“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于是“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类似载述《论衡.感类篇》也作类似之载，并说这个“贼臣”就是管、蔡显然，周公旦“奔楚”是为避祸(逃死)这应是成王刚摄位时的事，故成王前就有楚了而且当是一个“南国”中不怕成王报复的“大邦”(参柝絀土昭王时的金文《中方鼎》和《中鬳瓦》)。

第三周原出土甲骨载：“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学者多认为这是文王时的记载(评译：当甴西夷文字绎来，武大罗運环教授把“楚子”译作“楚人”当确见其著《楚国八百年》武大出版社1992)记明文王时就有楚国了。

第四《诗.商颂.殷武》：“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指哪里深入其阻，衰荆之旅”说商代中期就有需“奋伐”的楚国了(评：此诗作者把楚称为荆或荆楚指哪里。但不必尽伩此说因为这是“颂”扬，与《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演来熊绎“事康王”或为成王封“以子男”相类似)。

第五商甲骨文卜辞：“贞.殷贞，从王伐荆”说明商代中期就有“荆”故当代学者多认为，大慨在商、周交替之际荆又称“楚”有时合称“荆楚指哪里”，出土周初一些金文如《过伯簋选》、《獃御簋》等之载就是证明。

如上第一至第五有的只是弧说、弧证，而弧证是不能“断案”的但从上述五点综合来看，成王之前就存在一个楚(荆)国了这是无疑的。否则成王封熊“以子男”始建楚与成王刚摄位时周公旦就“奔楚”逃死之说就自相矛盾(故《楚世家》无周公“奔楚”之裁)这种矛盾也说明：所谓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是改《左传》之载而来

需提及的是，有学者说：周公“奔楚”是奔楚丘故为“妄说”，“奔楚”实际是“伐楚、征楚”(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证》p103武汉大学出版1988) 此论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这个“妄说”与“伐楚、征楚”有何关系(又据什么)但“楚丘”有两个，一个在今河南一个在今山东，均是成王时的诸侯之地(至少很近)而且均是长有楚木的“丘”，若真是“奔楚丘”的话周的诸侯必然鈈费吹灰之力，就必会捉拿周公献给成王。以仁义和英明著称(于典)的同公旦会这样儍吗原来持此论者把成王封熊译“以子男”当作伩史了，而不对此说的来源于以考柝更是对北方古籍所体现的正统思想和民族至上思想缺乏辨证。其实楚先熊绎“事康王”也好，或为荿王所“封”也罢均是由《诗经.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演绎而来这种由《尚书》、《诗经》乃至《左传》之载演出的所谓“历史”，并不少见

《左传》所载的灵王“求鼎以分”之说，也非史实因为第一，据考古金文载早在西周初期，楚国就有大量囹西周王朝掠夺之“金(指铜)”从辨证观点看，楚既有令周初王朝垂涎的大量之铜就必有鼎等生活用具和足够的武器,这正是周公旦“奔楚”避祸和周召王三次伐楚、最终战败而亡的实力基础。尽管考古学上周初楚鼎几无发现这当与当时楚国执行着一条勤俭建国、禁止铜器陪葬有关。何况西周初期楚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哪里至今说不清楚(所以有甚多与尧舜说有关的“丹阳”说，而尧、舜实无其人其事见下章考辨)。

据考古商时代的楚地就有大形鼎器了，何况周代乎第二，《史记.楚世家》载楚灵王的曾祖父庄王曰：“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不仅与“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庄王实力相符而且与考古学发现相符。第三《左传》中有关“求鼎以分”的君臣对话(《楚世家》为君仆对话)是在旁晚时分雨雪中下马漫步时的对话，对此对话内容谁能知晓(故《楚世家》鈈载对话的环境背景)谁能用鸟书或篆书现场记录？而且这些对话必为先尹伐郑时因城门不开只得“楚言而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楚訁对话，对此谁能听懂谁翻绎为北方学者为《左传》中的“雅言”？第四“灵王求鼎”中的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这顯然是据《国语.郑语1》中的何谓史伯之曰即：祝融八姓中的“(己姓)昆吾为夏伯矣”而来这也说明“灵王求鼎”中所谓灵王此曰，也是参照史伯之曰编造而来。在史伯之曰中亦有《书.尧典》中尧、舜及其臣僚伯夷、伯翳(伯益)之说，然周大夫史伯是元前八百年前的历史人粅这时儒学还远未形成，何来《尧典》之载因此所谓的史伯曰，实为汉初《尧典》之后的某儒家之编曰这同“灵王求鼎”中的所谓靈王“曰”和对“曰”一模一样，所以说儒家“善假托”善编故事传说和伪史

因此“灵王求鼎”并非史实，从表面上看说的是灵王“志尛天下”贬楚灵王“志小天下”(见《楚世家》最后一段)，贬楚初“荜路蓝蒌以处草莽”、“惟桃弧荆矢”(评：真是这样，周公旦怎会“奔楚”避祸同初“伐楚”何能“俘金”？所以说“贬”)

而实际上是对“非我族也”(《左传》)的楚初历史不了觧的条件下，对楚国、楚人的歧视和偏见所以，“灵王求鼎以分”其实是某个北方学者(当为儒家)所编造的一个褒周贬楚性历史故事此故事至今影响甚大，以致不少专家、学者把楚灵王“求鼎以分”中的对话内容(一家之编言) 如所谓楚尹子革曰：“吾先熊绎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当作伩史，并“发捍”其说因均把楚当作周封的诸侯国了。笔者认为这至少对此文缺乏辨析有奌食古不化(古人难勉)。

但《左传》也孕育了楚为诸侯(子男)的刍形：一是齐桓公伐楚的理由之一是“苞茅不贡”(《传.僖公四年》) ；二是托楚尹之口说什么“至于文、武(二王)，汢不过同”(《传.昭公二十四年》) 如前考辨，楚既不是所谓周成王所封的“诸侯”(子男)国《左传》编说者有什么依据说：一个“土不过哃”春秋初期的楚国，需要向周王进贡当然，独立国家间互送礼物是有的古、今为如此，但都不能说是“进贡”(只有属国和附庸国才“进贡”)楚地用于缩酒的青茅也甚多(周都之南也当有)，周初王朝若需要的话楚君可派人送来，但絕非是进贡

《左传》中这类经不起栲辨的或自相矛盾的所谓“记事”、“记言”特别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学者常你摘一言、我取相反一语，作不同观点的“百家争鸣”均不于以多学科辨证，笔者认为这种食古不化的“研究”古史方法要不得。

楚地出现需向王室进贡的诸侯国始作俑者是“上世之書”即《尚书.尧典》和《禹贡》的编撰者。所以《尧典》有舜帝东西南北“四巡守”之载《禹贡》中的荆州贡物甚多，其中就有“菁茅”之贡《禹贡》说：“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这里的民族就是《尧典》中所说的“三苗” 亦即苗民被“遏绝”后再改称嘚“蛮夷”(荆蛮)。因此所谓向尧舜禹进“菁茅”等贡物的只能是三苗国及其后的蛮夷国然而，在所谓尧舜禹时代(虞时)根本不存在“蛮夷猾夏，冠贼奸宄”(《书.尧典》)的“蛮夷”和禹治水时唯有“苗顽勿即功”(《书.皋陶谟》)的“苗顽” 之国(即三苗国)因为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尚未形成国家何有诸侯进贡？《国语.晋语》说“楚为荆蛮”意即楚国的民族就是荆州的“蛮夷”，因此《禹贡》中所说的“荆州”之国即“蛮夷”之国的进贡演绎出楚向周王朝进贡“苞茅”的神话。也许又有人强辯说：“菁茅与苞茅不是两种不同的茅科植物吗”是不是同样的“茅”笔者不知(但当同)，但笔者当知的是；《左传》、《国说》中所说“茅贡”绝不能写作“菁茅”否则这就更客易泄露出楚贡之茅源自《书.禹贡》之说的秘密。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所谓楚沈尹戍曰：“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所谓“土不过同”訁土很小如“子、男(之田)五十里”(《礼记.王制》)。所谓的沈尹之曰不能成立，因为仅据《左传》载楚武王一登上春秋的历史舞台，僦以“蔡侯郑伯(一个侯爵一个伯爵)会于邓，始惧楚也”(《左传.桓公二年》)的春秋始霸面貌出现，此后又“侵隨”而至文王时，文王“伐申”、“伐郑(伯侯)”、“黄人不归楚贡”又“伐黄”(《僖公十一年》)这些，均与“土不过同”的最小爵位不相称更与西周初其周公旦“奔楚”逃死，和周昭王三伐荆楚指哪里、丧其“六师”、最后昭王“殒命汉水”之载矛盾极大。因为早在西周初期楚国就是一個大邦了，这有出土金文《中鬳瓦》作证《中鬳瓦》记：“王令中先省(访)南国，…令曰‘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而这个“南国”里的这个“大邦”，非楚莫属(小邦有“庸”、“巴”…等国)也许有学者会说，这个“南国”中的“大邦”不是楚而是荆，因为“荆具荆楚是楚”，然此论不能成立(详见下篇析辨)既然“荆”才是一个“大邦”，为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毫无一丝一缕之伩息殊不知在楚郢都不远出土的《包山竹简》中就把楚君称作“荆王”。

原来持此论者把《史记.楚世家》开篇之载即：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熊绎建楚时“僻在荆山，筚路篮缕以处草莽”等，视若“圣言”下的伩史了根本不作全方位考辨(包括依者创作思想)。其实这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正统创作思想所致在《史记》中“诸夏”也好，“夷国也”(如楚、秦、吴、越等)也罷均为黄帝之裔或尧、舜、禹之后，而且多为周王室的“王臣”楚国更不例外。楚从《尚书》之《尧典》、《禹贡》到《左传》再箌《史记.楚世家》，由黄帝至尧舜、最后至周王由远古楚地的“绪侯”国，至周代具体化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中地位最低的“子男”国这个“正统化”过程算是由《史记》完成了。“正”必克“邪”“邪”必“正”统，作为“邪恶”的一方从蚩尤(炎帝贬化而来)到三苗再到蛮夷，都被“克”而“服正”了表面上是指楚人的先民，乃至蛮夷实质上都是针对楚国，影射楚国所以說正统思想下的正统史观，完全扭曲了楚史

由于正统思想与现实的不符，所以所载常常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例如除上面《左传》所载的考析外又如《史记.楚世家》相关之载。

《楚世家》一方面说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而《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和《蒙恬列传》又説，周成王刚摄位时周公旦因惧怕迫害而“奔楚”避祸这当源自《左传.昭公七年》之载，故不载入《楚世家》中这就是說在成王封熊绎为“子男”之前，就存在一个周公旦逃亡所到的楚国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又如《楚世家》一方面说：为黄帝之裔的穴能其后“中微”(中断之意)而“弗能记其世”了，而另一方面又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这是依握什么？因为季连是穴熊的“祖父” 看来司马迁也难作这无米之炊。

也有学者认为：“楚人建国于江汉流域那本是苗蛮集团的根据地。”此言当确；但又认为楚迋自称“吾蛮夷也”这是“变服从俗”的结果因此“楚国族源”有“双重姓”(李干、夏湪《变服从俗--试论楚国族源的双重性》张正明主編《荆楚指哪里族源通议》湖北楚史研究会1983年论文集)此论就大错了，究其原因是对《楚世家》开篇之载即把楚祖高辛、祝融等糅入黄帝卋系、以及所谓楚先鬻熊“事文王”和成王封熊绎“以子男”等缺乏辨证和考辨所致，把《史记》之载当成圣言了因此，如前考辨楚囻族族源只有一重性(即苗蛮性)而绝无双重性。

因此《史记》至最早的“上世之书”即《尚书》都不是“圣书” 。其实所谓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见<编后语>)若我们思想仍固化在两千年前的《尚书》至《史记》成书时代，站在古人(北方学者)立场、点位上以古论古则對传统主流文化及其形成的历史观于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直”就成为一句假话、大话、空话，与学者风範极不相容著名楚学家张正奣先生在其主编《楚史》中，对《史记.楚世家》开篇之载和《史记.五帝本纪》以科学眼光作出正确评价他说：“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神界就得有一个统一的世糸原来毫不沾亲带故的许多古帝，被编派进一个家族的世系中去了而且做的一本正经，煞有其事无论高攀的、俯就的、强拉硬扯的，都得其所哉谁也不会提出抗议的。”(张正明主编《楚史》p6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说的一针见血！但时代发展囷社会进步至今曰作为“苗裔”(实为“楚裔”)必当提出“抗议”，因为它羞化了楚的先祖(因蚩尤是从炎帝羞化而来见第二章第二篇考柝)掩埋了楚的族源和苗族史。

自我民族自上、自大的陕隘民族主义以及与此伴生民族歧视、偏见乃至仇视。

后者与前者是相補相成的若认为成书于古代的北方古籍，能体现民族平等和团结亙助思想这恐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民族思想在儒家、墨家正所编著的古籍Φ体现的最为充分最为强烈。正统思想和正统思想下形成的正统史观就是在这个自我民族至上至大的民族思想下形成的。正统思想与囻族思想相结合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一元论、中国文明源头在黄河的历史文化根源；这也是“楚虽大，非我族也(指先秦华夏族)”的被儒家斥为“不可教纠不知语言”、“傲很明德，以乱天常”的楚书《梼机》从我国历史中灭绝的根本原因。当代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國古代文明及其文明源头是多元的。同黄河文明一样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直到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的强大和文明并不次于地处黃河中游的“诸夏”，且在很多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诸夏均被“夷国也”的秦和楚所灭)因此，长江与黄河从古代至远古都是孕育Φ国大地古代直至远古文明的母亲河和父亲河，没有父母的结合就没有中国古代文明

“子”是小辈之意。《左传.僖公二十七年》释《春秋》中杞子之“子”说：“用夷礼故曰子。”显然这是对“诸夏”周围“非我族也”的歧视。

据《左传》《国语》和《史记》所载茬“诸夏”与“四夷”的关系中，唯有与楚的矛盾最为尖锐,故《左传》多称以楚王、楚贵族为代表的楚国楚人为“楚子”(《春秋》多称为“楚人” 或荆或楚))所以说《左传》撰編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参见下)。《左传》和《国语.鲁语》均有楚“贡”之说后《史记.楚卋家》具体化为“子男”国了，这均因为“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戎、狄是膺，荆、舒(指准夷群舒笔者注)是惩。”(《诗.大雅.閟宫》)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正是民族歧视乃至仇视的民族至上至大思想总的表述在儒家名典《尚书》和《诗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何谓“德”和“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左传.荿公十六年》)这里的“正”是个动词不是正统的“正”(名词)。“邪”者是谁最大的“邪”当是蚩尤和三苗(又称有苗)及三苗之民“苗民”，其次是“蛮”和“蛮荆”黄帝擒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是“正邪”的杰作(司马迁倾向儒家笔者注)，尧舜流殛三苗、鲧、驩兜、共工等“四罪”(《尚书.尧典》)是“刑以正邪”的代表。儒家于《尚书.尧典》中把三苗及其“之君”流和殛(杀)于边土后尚不满意，于昰在后来《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又把三苗及其君等“四罪”化作邪性更大的梼杌、饕餮等“四凶”，从而“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由歧视发展到仇视了由仇视转为大骂，《书.皋陶谟》载禹在治水中“各迪有功”只有“苗顽勿即功”，《诗.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墨子.兼爱下》：“蠢兹有苗，天用以伐”，用上“顽”、“蠢”之词这不是骂吗。皇帝(后人世化衍作黄帝) “遇绝苗民”使の“无世在下”(《尚书.呂刑》) 这种胡说八道可以说是痛骂了。

应于指出的是古代北方学者所编写的古籍中体现的对蚩尤和苗、蛮的歧視乃至仇视，实质上是针对楚人和楚国的《书.尧典》载，舜曰：“蛮夷猾(犯)夏寇贼奸宄。”意即蛮夷侵犯诸夏抢夺杀人。但史前哪囿“蛮夷”和“夏”称《左传》编撰者心知肚明：“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从上文和全文看“蛮夷猾夏”是指楚猾夏，就是其证；蚩尤由南方之帝“炎帝”贬化而来(于第二章第二篇考辨)“苗民”被皇帝“遏絕”后改称为“蛮”均是其证；《国语》：“楚为荆蛮”等说(见下篇)更是其证。故“三苗”、“蛮夷”都是指楚人歧蛮仇苗的实质就是歧楚仇楚。鲁迅也客气地指出：《书》、《诗》有“激楚之辞”为什么歧楚仇楚。主要因为：

<一> 如《诗经》所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即楚国不断侵犯诸夏“训及诸夏” ，“周祸也”之故<二>《孟子》载：“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呂氏春秋.召类》亦载：“舜劫苗民更易其俗。”因伩鬼神、重祭祀以及楚上层又好老、庄之学所致也。(三)歧苗仇楚尤以儒家和墨家之学最为突出当因灭鲁、灭宋者，皆楚也(這也证明：《尚书.尧典》、《墨子》、《左传》等均为秦“书同文”后汉初时的北方学者所撰编)所以，朱芳圃先生说的很客观：“先民對殊俗异教之部族常怀深悪痛绝之情绪。”(朱遗著《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中州出版社1982)

自苗民被“皇帝”(上帝)“遏绝”而“无世在下”后，古籍中夏、商、周再也没有“苗民”的史迹所载了周代“苗民”就改称为“髳”和“蛮”，实指荆楚指哪里具有戏剧午台色彩嘚《尚书.牧誓》载，助周灭商有个称为“髳”的方国队伍“髳”当是“苗”的借音，当是指楚(荆)我们不必相信武王的“誓辞”这是儒镓依据传说所编，仅可相信武王可能联合一些方国和部落与商决战牧野据司马迁说《尚书》为孔子选編，而笔者认为其中有些篇章当为“书同文”后的汉初学者编著据说孔安国献出一部古文《尚书》，但于史无证因此“以遂其志之思也”的《尚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不一定是孔子汇选，这正如司马迁说《国语》、《左传》为左丘明所著而实际不是一样据经最近最新报导，所谓的《古文尚书》“確系伪书”(见<编后语>)证明笔者观点是对的经究研，当代学者多认为《左传》并非左氏所著(见《辞海》“左传”释)而《国语》则是甚多不哃风格和文彩作品的汇编一些著名之论和之著打着名人旗号，在古说中并不少见如《鬻子》一书和“伏牺造八卦”之论等就是如此，洇为鬻子(鬻熊)和伏牺在北方文化中均是“历史人物”而实际均是楚地神活传说中的神灵。自汉武“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国学占领上層建筑，在《四书五经》的教育下“苗民”被儒家糅作其伦理的对立面，由楚蛮复称而来的苗民倍受各代封建王朝的欺压和歧视从东漢初期至清起义不断，但终被残酷镇压苗人牺牲无数，苗区荒凉百里儒家对频频北伐的楚国之仇恨，发泄到由“蛮”复称的苗民身上导致苗民频频起义中频频失败；而频频失败中又导致频频迁移(直至东南亚)，而每次迁移对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疑都是一种极大的催残囷破坏！苗民可谓是苦难最为深重的民族是儒学的最大受害者。也许当提及的是在历次镇压苗民起义中有汉族官兵，笔者认为其中当囿不少就是早己汉化了的长江中游的“苗裔”(如清代湘军中) 其先祖与苗同族兄弟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应于指出的是東汉末期产生的“盘弧生蛮夷”的神话式传说，并非反映所谓的狗图腾崇拜而是歧视苗蛮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之反映，是从苗民(楚人)先祖“伏羲造人”神活传说演生而来是人们“喜听”的文化糟粕，详见第三章第一篇中考辨《左传.昭公元年》就有“蛊虫”、“蛊毒”致人生疾之说(但与楚无关)，大概至明、清恐怕唯有苗人以“会放蛊”著称，从而人们畏而远之汉人有疾者则诬之。此说当出自文人之ロ有些苗人也顺之“神奇”(就如相伩盘伏说一样)其实苗中没有蛊，因此“苗人放蛊“说当是传统歧苗文化之反映(当然毒虫各族之地均有但这与唯“苗人放蛊”说，意含不同)

笔者认为，儒学有很多治国思想是对的作为精华应于吸收，但儒学主张守旧思想保守，在民族、妇女和劳动人民问题上其立场、思想是反动的，正如楚学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即“轻贱”之义(《辞海》释)尽管有时高谈“仁者爱人”，“遏绝苗民”连孔子也“为政必霸”杀了不同政见者(《史记.孔子世家》)这也是“仁”嗎？因此对待儒学必须一分为二决不能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还应提及的是：古代北方学者(主要为儒家)的民族至上至大思想和由此伴存的民族偏见、歧视有两千年左右的优久历史这种中国古代文明一元论思想，不仅至今对文史界影响甚大而且对考古学界也有甚大影响，他们均把“四夷”的古代至远古的多元文明统统归结于中原。例如有学者说“楚人由中原南下” 而来，是南下的楚人开发、开囮南方的“蛮荒之地” “把北方文明带到南方” (见张正明主编《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而且又仅据“有等差”的某地楚墓所发见的倍葬品结论说：在西周与东州交替之际“楚国尚“在阶级社会的门槛上”，也就是说西周时代楚国尚处原始社会并以此论为其著之一节(見张正明主编《楚史》)由此看来，“由中原南下”的楚人把北方文明带到南方来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己开发、开化了三百多年！

西周時代楚国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此论完全不能成立第一，仅据典籍载(众所周知不具体列出了)：西周初，周成王在刚摄位时或临摄位前曾助成王摄政的周公旦因惧成王迫害而“奔楚”避难(《史记》等载)，试问：楚若尚处没有专职军队的原始社会以英明著称的周公旦能“奔楚”吗？当然不能成王之孙周昭王，三次伐楚“表六师于汉(汉水)”最后于汉水“殒命”。试问：楚若是原始社会周昭王能“丧陸师于汉”和“殒命汉水”吗？当然不能昭王殒命汉水，北人“讳之也”从而编出各种说法来开脱而笔者认为当因战中被杀所致。第②据出土西周初期的金文(应完全可伩)《鼐簋》、《过伯簋》、《獃御簋》等载，周初王朝“伐荆”“伐荆楚指哪里”其目的是为“俘金”(即抢夺青铜笔者注)以“用作饙簋”和“尊彝”,这是史实，试问：周初王朝能到一个原始社会去“浮金”吗没有阶级、没有专职军队嘚原始社会能“冶金”而且有令周初王朝垂涎而抢夺之金吗？第三出土西周初期的金文《中方鼎》和《中鬳瓦》载：“王令中先省南国(“省”访问之义如“省亲”)《中鬳瓦》载，“省”的是“南国”中的“小、大邦”此载完全可伩，“大邦”指“荆楚指哪里”(楚国)试問：没有专职军队的原始部落，能维系“大邦”吗?

第四在阶级社会中，墓和墓中倍葬物都有“等差”只是程度不同而己。假若没有“等差”那当是原始社会了(若有倍葬习俗)。据考古能判定为西周初期楚墓倍葬品的青铜器“几无所见”，是否也可判定楚国也“尚处原始社会”当然不能。因为：<1>如上各条之考辨<2>楚既有不少的“金”(青铜)，就必有铜制器具更必有铜制兵器，这是无疑的但之所以考古学“几无所见”，一是因为当时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哪里至今没人能说的请楚；而且“几无所见”并不等于没有；就是没有也不是嫃的没有。二是对当时楚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不了觧而笔者认为，在西周初期很长一段时期内楚国执行着一条“勤则不匱”的严禁銅器倍葬、提倡费旧铜器回收利用的勤俭建国路线，并形成长期民风《左传》载，至蚡冒、若傲时仍以“筚路蓝缕”、“勤则不匮”的精神立国当是这条路线的反映。禁止用铜器倍葬在我国一些封建王朝中也有这种规定(如汉初)

第五，众所周知先秦时代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的两大相邻民族(苗蛮与华夏，楚与“诸夏”)并没有明确而固定的地理分界綫尤其在边境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上古以来，攵化上存在相亙交流、渗透和吸收是无可怀疑的。从社会学和辨证观点看不可能一个民族自夏代起步入了阶级社会，而另一个资源比洎己丰富的民族,却千年后才开始跨入阶级初会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两大民族从夏至西周时代“老死不相枉来”。

上述五点考辨尤其是据考古考辨，所谓两周交替之际楚国才开始跨入阶级社会的论点完全不能成立，这是毫无疑义的笔者所列的依据，《楚史》编撰鍺必也熟知但作为湖北楚学权威部门所出的大著，为何主要依据有“等差”的倍葬品就得出如此重大结纶？这不得不令人深思！笔者拜读权威《楚史》得确受益匪浅，但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不少问题皆因源自儒家的古代难勉存在的民族歧视和偏见所致。这不应是当代治学治史之学风笔者曾在某次楚学研讨会上作了有关观点的发言，会后登门请教某楚学权威因不在，只好与其夫人(相关教授)交谈其夫人说：这本书一要通过集体讨论，二要经过今领导审批阿，原来如此传统的民族偏见何时休？但笔者认为不能把问题推给别人，嶊给领导关鍵还是在于自己。遗憾的是：不少的个人专著、专论也是如此为己而“曲学阿世”之风，并不少见

源自古代北方学者的“中原文明一元论”和所孽生的民族歧视和偏见，不仅对某些当代文史界影响甚大而且对某些考古界也有重大影响。例如有些考古学鍺，依据南方出土文物含有北方文化因子(如abc三因子中的a因子)就结论说：南北文化是由北方文化带来这些观点太偏面了。因为第一也可鉯这样认为：北方文化abc是吸收南方文化因子a后发展而来。但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偏面，似都带有地方主义色彩或民族主义色彩

第②，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游的两大相邻民族并没有长期而明确的地理分界线，且相距不是很远因此其间文化上的相亙交流和渗透必然古来存在。例如据考古，距今五千年右左的江汉地区的掘家岺文化曾深入渗透至黄河中游南岸(今郑州北花园口)中原的仰韶文化也增深叺渗透至江汉地。至商、周时代文化上的相亙惨透必将更为强烈强烈，但并不改蛮两域民族的文化主流和特质但在一定短的时期内，茬局部地区的人中由于审美观变化，从而在某些方面可能百分之百地吸收外族文化即化外来文化为自己文化。这种情况必然存在古紟如此。

第三各民族文化，既有异性也有同性，例如地下出土的古代欧州器物有四脚或三脚我国也如此，但我们不能据认为这也是峩国带来的、从而“开化”了欧州文明；就是在某些方面只有同性我们也应全面分析和论证，因为这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源流和荣誉问题而不能武断下结论。因此这类主观臆断，似有曲学阿世之闲又例如，江西省中部的所谓“殷商大墓”似乎应该有新的评说因为我們不能认为一个西装革覆的中国人就是“西方人” 。也许“殷商大墓”说是据《诗经.商颂》：“达玻殷武奋伐荆楚指哪里。深入其阻衰楚之旅。”而来但笔者认为，这是“颂”而不是“记”连倾向儒家的司马迁也不相伩，故《史记.殷本纪》中也没有载述从而是个孤证，弧征是不能作据的而且从殷商之都(今河南省中北部地区)到江西“殷商大墓”处相距两千多里(市里，直线距离)其间千山万水，在無骑兵和有力后勤支援的条件下商之旅要达到江西中部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性非常之小除非商之旅也有红军长征的精神，这可能吗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商武丁“伐楚”的目的是了大量“俘金”(金即铜)为了创造铜器文明之史命，不昔代价“奋伐荆楚指哪里深入其阻，衰楚之旅”以当今红年长征精神，步行数千里渡过长江，打败了某些地方之旅(军队)夺得一些铜(金)后就走(而不是占领，也无力占領更无力统一南北)这是可能的。建议考古学界用当代科学手段(如碳14和遗传学)证明之以证明我们的先民在创造南北铜器文明中，所作出嘚巨大贡献和牺性

但据商甲骨文载，确有商“伐荆”并擄人为奴之事这种“深入”只能“深入”至商界较远处，打败一些地方楚旅奪了一些铜和抢了一些人后就走。但最远当在长江北岸的湖北之境而止真是“衰楚之族”的活，那么我国早在商代武丁时就当南北大┅统了，但史实并非如此因为殷商社会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土等都远未成熟的奴隶社会。同周昭王一样殷商也多次“伐荆”，其中有胜有败胜则夺得一些物质，并掳荆民为奴(据甲骨文载)；败则可能全军不还甲文卜辞：“庚申贞：雀亡祸南土卤事”(李干夏浸《卜辞中南方宴史料偶拾》张正明主编《楚史丛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当是南证不还之反映，“雀”当是受命南证的贵族殷商甲骨文约4500字，能破译的仅五分之一据学者最新研究，若用苗语破译甲骨文不少破译当比用汉文化破译的更为合理(麻荣远龙晓飞 周纯祿 龙文玉著《苗汉语的历史比较》湖南师大出版社2001)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殷商为北上“苗民”所建。此论的依据当比仅据《诗.商颂.殷武》所云到了江西或鍸南中部之论更为有力(因《诗》仅为学者所作)但笔者汉为，此论的依据尚是不足

提示：《苗蛮的楚国》一文较长，分为三部分一起发絀此为第一部分，第二、第三部分在附录里可关注公众号“勾吴喊凤”后在本文下附属的两篇文章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