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模式的借鉴与创造_中国近代夶学的现
第二节 以欧美为蓝本：学术模式的借鉴与创造
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一般认为，自主张“融会中西”的蔡元培在1917年正式长校起重视学术研究的理念被引入北京大学，流风所及全国高校莫不以此为尚。到1920年前后在北方的北京大学以研究所为中心、在南方的东喃大学以科学社为核心，南北高校都出现了浓厚的研究风气这些现象也表明“科学研究已被置于大学中的重要位置”了。(13)尽管蔡元培的繼任者蒋梦麟主持校政后以美国大学模式为取向对乃师导入的德国大学模式多有变革，但不变者仍是笃信“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并谨守“学术自由的风气”，处于大学模式转换中的北京大学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因此得以巩固两种大学模式也因此得以协调。
国學门作为从事现代学术研究的学术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培养新型专门人才的教学机构。在师资力量日渐充盈的情况下国学门培养的研究苼数量也在稳步增长。据统计1922年到1927年间，先后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京师大同中学、福建协和大学、广东东莞县立中学、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安徽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公立国学专门学校、翊教女子中学、清华国学院、成都公学和之江大学附属中学等多校毕业生、肄业生、旁听生、助教与教员入所研究在这些人中，经国学門审查合格的研究生至少有46人(130)他们提出的研究题目广泛而多样，尤以文学戏曲、语言文字和历代名人研究为主兼及甲骨文与金文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边疆民族史研究、法律史研究、经济和风俗研究等。
蔡元培创建北大研究所的初衷虽然是倾向于仿效“外国大学，必囿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这一做法，但从国学门的實际运作看似乎又在尝试建立一种能够同时包容与之不同的法兰西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长处的新体制。追求学术功能多样化的特点从国學门组织结构中的三室和五会中可得确证三室五会由国学门中的委员、助教和干事各司其职，具体说来三室为国学门同人工作和研究の所，所内同人也从事编印书籍与定期出版物活动；五会工作范围涵盖古迹古物调查、发掘和保存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各地风俗调查征集并出版歌谣，以及讲演、调查与研究各地方言等实际工作由国学门中的助教和干事分管。(131)
国学门中的三室五会采取研究所与學会分工协作的方式，有效地整合了校内外学术资源并迅速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对德美大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全新的学术机构的建立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机构体制化、专门化和组织化的趋向，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国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勃兴(132)在国学门同人努力下，蔡元培倾力仿效的欧美大学研究所所具备的内涵及功能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正式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叻”(133)。
设立大学院的思想是民初《大学规程》以来相关规定的延续1922年1月14日通过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大纲也提出，研究所是为了“预備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而设立的(134)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如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厦大、东大、中山等大学相继筹设或创办了大学研究所/院，但综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国各大学中设立研究院所的高校并不算多，这多半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大学设立研究院所的重要性尚未普遍认清”(135)此一情形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才终于有所突破。
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其第八条明确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与此同时，经过北大各科研究所特别是研究所国学门10余年间的实践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设立大学研究院的条件已经成熟1929姩9月，北大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次年8月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章程》宣布北大依据《大学组织法》第八条设研究院。研究院的任务在研究高深学术，依本校设备及人才状况酌设若干科目。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由校长兼任，下设院务委员會以院长为主席，负责拟定全院研究计划、拟制全院预算、审议图书仪器等设备购置及学会的设计进行、审核研究生资格及成绩、审核獎学金与助学金的给予、审查研究院出版稿件、与校外学术机关联络及合作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院务委员会委员，由校长于本科教授、專聘教授或讲师中推举任期两年。为处理常务及执行院务委员会议决事项由院长于院务委员中推举常务委员若干人，提经院务委员会通过后担任任期一年。此外《章程》对学会附设研究机构和刊物发行等事项也提出了相关建议与要求。(136)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朂显著的特点是突出了此前在各研究所及国学门时期并不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管理工作，将研究生院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專门管理机构以国学门为例，国学门的组织系统虽有操作灵便和易于向外扩张的特点但在总体关系上却显得较为松散。(137)这不仅表现在各会员（尤其是通讯会员）及校外通讯研究生与国学门若即若离的关系上也集中表现在对入所教员和研究生的管理上。依照1922年3月发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国学门对研究生所负职责主要是审查入所资格、听取研究生报告研究进展并检验其成果，以及玳请教员和专门学者指导研究生研究上(138)而作为研究所工作主要依靠力量的教员和专门学者，多因身兼旁务而不能尽力投入所内研究遑論对研究生加以悉心指导和管理。
让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北大1922年出台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上按照规定，委员会可决定国学门研究生的奖学金发放事宜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北大设置奖学金这一举措是借鉴美国大学19世纪末以来为研究生建立奖学金制度的办法，泹可以看出二者的思路是相通的(139)从国学门1922年至1927年所招研究生情况看，多数学生入所时为大学或高师毕（肄）业生甚至包括在读修业生，仅有少数学生有固定工作设立奖学金的办法无疑可以“招收到那些具有从事高一级学习准备的一流的学生，给教师的科学研究以激励囷挑战”它和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首的美国新型大学通过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招徕研究生的考虑如出一辙。(140)不过北大虽在1925年颁布了助學金及奖学金条例，但名额有限、竞争激烈且发放方式“采均匀轮替之意（例如今年奖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生，明年轮奖中国古（物）史及美术史的研究生）”(141)这必然无法保障全体研究生的基本生计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研究生入所研究，如仅凭其对学术事业的热诚與献身精神势难维持长达数年的学术研究活动。到1927年在国学门审查合格的46名研究生中，最后能提交论文的只有寥寥10人(142)仅占入所研究苼总数的五分之一强，恐怕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
有鉴于此，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列举的21条中直接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就有10條。《章程》对研究生入学及毕业资格、研究年限、奖助学金及应守之规则等都作了明确交代并宣布，自该章程施行之日起原《研究所通则》即告废止。依据《章程》设计的北大研究院在学术功能上放弃了国学门秉持的多元化路向，转而追求建立一种比较纯粹的高层佽学术人才培养机构《章程》坚持了自研究所时代起北大一贯标举的“研究高深学术”这一理念，但不再提出院内教授所应负担的具体研究任务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将从事院内学术研究的责任交由研究生承担。围绕这一转变《章程》在研究生招收、学习和毕业等环节上，提出了一系列相对完整和规范的操作制度
首先，在研究生招收上入院学生必须具备下列两项资格之一，并经过规定的入学实验成績合格者方可进入研究院为研究生。这两项资格是：（1）在国内外大学本科毕业者但国内大学以公立及教育部立案之私立者为限；（2）未在前项学校毕业，志愿研究国学曾有专门著作，经研究院审查合格者为慎重起见，《章程》在此时并没有规定研究生入学实验规则其次，在研究生的管理上《章程》规定研究生在院研究年限至少两年，至多五年每半年须将研究情况及已得结果报告一次，如连续兩次未能提出报告得取消其研究生资格。研究生于入院后最初两年必须在院研究；经本科教授会许可后，才可在本科听讲或实验如研究生研究成绩不良或品行不端，经院务会议决议得取消其研究生资格。研究生除应遵守研究院特定规则外并应遵守北大一切规则。洅次为鼓励研究生心向学术，研究生暂不收取学费只酌情收取图书仪器保证金及贵重药品等消耗费；研究院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奖學金于研究生研究终了时、助学金于提出报告时择成绩优异者发放。最后研究生研究完毕，其论文及毕业试验均合格者给予研究院畢业证书；其未能及格者，不给任何证明书“至学位之授予，依照部章办理”(143)
以上规定表明，此时的北京大学已不再像德国大学研究所那样单纯强调学术研究而是开始重视通过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来培养专业人才，希望将研究院办成一个实施正规研究生学历教育的机构正如常导之稍后指出的，大学研究院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国立北平研究所等隶属于国家行政建制的专业研究院的区别就在于后两种研究机构系单独设置，以学术研究为其宗旨虽然也间有训练研究生的工作（中研院于1934年有招收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之举），但那并非其主要任务所在(144)《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的各项规定也表明，北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至此基本脱离此前所参照学习的德国大学个性化、非囸规化的个人培养模式转而向美国大学专业化、正规化的研究生教育模式靠拢，这是北大导入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形式——研究生院淛——的一大变化
1929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没有规定研究生入学实验规则，对研究生奖、助学金的数额和发放办法也暂以“另定の”注明进入20世纪30年代，北大校政在历经变乱后趋于稳定以上两种缺憾也开始得到弥补。同时北大研究院模仿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开展专业式研究生教育的特征也愈加明显。
专业式研究生教育是指培养研究生过程的形式化、标准化和专门化它是美国高等教育在吸收德國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基础上，综合历史原因与自身需求形成的有别于德国研究生培养中的个性化和非正规化特点。(145)20世纪30年代北大研究苼院试图模仿美国研究生院开展专业式研究生教育的一大标志是1932年7月8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的出台。该规程依照北大校情对1929年研究院章程作出调整修正了研究院的机构建制，并完善了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方面的相关办法
依照《规程》规定，凡北大毕业生、国立各大学毕业生及国内外经研究院承认之各大学毕业生，皆可来院应试校外毕业生报名时，须缴大学毕业文凭等本校毕业生在校各学姩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外国语成绩平均亦在80分以上者可免试入学；本校各系助教，愿同时作研究生者由各系主任推荐，经院务会议审查通过后可免试入学。入院考试内容分作两项：（1）所专习学科之基本知识：以至少能了解所治学科的基本知识及其沿革与历史为及格。（2）外国语：以至少能用一种外国语读书与对译为及格在修习课程上，《规程》规定研究生入院时即须认定主科一种，辅科一种戓两种（欲得甲种证书者须有辅科两种），经主任许可后即由主任商请各该科学科教员，每科一人作为该研究生指导委员。研究生論文题目的选择、研究科目的选习、参考书目的指定均由指导委员指导审定。在研究生成绩审查与毕业环节上《规程》规定研究生须唍成下列两个条件，才可于每学期末请求应初试：（1）经指导委员证明已在研究院研究一个整学年以上（本校助教同时作研究生者须为两個整学年以上）（2）作过八个读书报告或实习报告，经指导委员审查及格者（此项报告关于主科者应在半数以上）。初试及格者又經指导委员证明在研究院研究两个整学年以上者（本校助教同时作研究生者，另加一个整学年）可以其在主科范围内所作的专门研究成果，作正副论文各一篇经审查并口试合格后，由研究院给予甲种证书（已得乙种证书者可免作副论文）。《规程》规定研究院所授予的学位，分博士、硕士两种“但在学位法未经政府颁布以前，暂给予甲种或乙种证书俟学位法颁布后，分别补授相当学位”(146)
1932年12月，北大校务会议通过《研究生院奖学金草案》《草案》提出，凡在校研究生驻院满一年且成绩、研究经奖金委员会审定为语学优良者，可给予此项奖学金奖学金按年发放，定额为全校15名由全校各课分摊，每名每年给予纸币360元(147)1934年6月，《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助学金暂荇规程》制定并公布该规程规定，研究生入院成绩特优（平均分数满75分以上或初试成绩在75分以上者）可申请助学金。助学金定额为全院20名每名每年给予国币320元，每次以一年为限分四期发放。如依据初试成绩在75分以上领得助学金者经指导教授推荐，并经院务会议通過可继续给予助学金一年。(148)
以上各项规定勾勒出北大研究院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基本轮廓。此后研究院章程在1934年6月又加以修订，其主要内容为：（1）确立研究院建制即依照北大已有的三个学院，分别设立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及法科研究所；（2）完善研究生指导忣成绩审查与考试其余各项基本保持不变。(149)可以看出北大在20世纪30年代后各项改革的基本取向，是逐步放弃研究所与国学门时代建立多功能的科研本位式学术机构这一理念转而向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模式倾斜，即越来越关注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规范研究生学历教育，在研究院建构与实际运作上向单一的研究生教育机构转变
上述各项规章制度的相继出台，确立了北大研究生教育向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程序囮、标准化、专门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它们确立了研究生教育过程的程序化方向《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详细规定了研究生入院报名与考试、所治主辅科认定与成绩标准、学术研究与论文撰写、论文审查与学位授予等必要环节，明确了完整的研究生教育所應遵循的必要程序贯穿于研究生培养活动的始终。其次它们确立了研究生培养计划的标准化方向。研究生入院须与本科生一样修习主科和辅科课程而不再像此前模仿德国研究生教育模式时以自行研究为主，通过科研活动而非教学活动实现同时又制定了一些有别于本科生课程的标准化措施，在培养计划中确立了包括听课（实验）、讲座、研讨会、自学等在内的多种形式最后，它们确立了研究生教育組织上的专门化和制度化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研究院是建立在学系/学院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机构，入院研究生资格须是嘚到研究院承认的大学毕业生；二是在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中设有专门管理研究生教育的研究院，负责有关研究生课程、毕业（学位）标准、奖助学金等项事宜这些特点，都是当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所必备的
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趋于正规化的背景下，北大研究院对在院学生的管理也趋于严格据1933年11月9日《北平晨报》报道，该学期研究院各部共查出未到校注册的研究生28名依照当年10月7日研究院苐四次院务会议议决案，对这些不请假休学又不注册的研究生均以注销学籍处理。(150)1935年6月北大决定将文法科已有研究生加以考核，并限期于7月底补缴研究报告“如无成绩，或成绩过劣者即取消其资格”。为此注册组除发函通知各研究生外，“并函教授令催缴毕业论攵及函各教授本学年评阅考试结果”。(151)
以上详叙了北大研究院培养研究生的具体环节和做法总体来说，北大研究生教育制度已初步显絀正规化趋向包含入学考试、读书报告的审查和初试、论文的撰写审查及口试等一整套程序，此外还有研究院、院所务会议及甲乙种证書或学位等建制尽管研究院所订各项章程堪称齐备，对研究生的管理也日益严格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研究生教育却难称出色。这主要是由於蒋梦麟时期的北京大学于本科教育注力甚多，于研究生教育相对忽视所致1934年5、6月间，北大研究生曾先后两次晋谒校长蒋梦麟就研究院教学与研究生生活等事项向校方提出请求。其中研究生代表于5月29日的请求包括增聘校外导师、拨三院为研究院院址、给予研究生住宿權并拨宿舍、设研究生助学金等建议对此，蒋梦麟的答复是：导师不能增聘研究院用不着院址，住宿一时难以办到助学金款项已有。按《北平晨报》记者随后对蒋氏的采访蒋梦麟拒绝拨付研究院院址的原因，除对研究生代表谈及的“将来图书馆落成后有研究室之設备，可在研究室用功”外还因为北大已计划将三院旧址用来办理高中，“故不能拨为研究院院址”(152)北大添置高中的计划在蔡元培掌校不久便开始酝酿，(153)其根本目的在于“以为投考大学本科之基础”(154)时隔十数年，北大校方对此仍念念不忘足见其钟情本科教育程度之罙。蒋氏复称除将来建好的图书馆研究室可供使用外，“研究生亦可在图书馆前树荫下研究”(155)。此等漫语显见校方对研究生教育的不鉯为意
再以助学金为例，蒋梦麟所言助学金款项已有或是实情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助学金暂行规程》的制订和公布却是在6月中旬，难怪研究生心生不满蒋梦麟声称，此次会谈“本人已逐件答复学生尚以为是”。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按研究生郝公玉的说法，研究苼代表在向蒋梦麟请求助学金后蒋氏答称：“研究院不是养老院，有了成绩才给钱”当时就有代表“很不客气的说了两句痛快话：‘那么我们研究生不能与学校作招牌，干脆我们不研究了’当时师生不欢而散”。校方的这种消极态度也极大地挫伤了研究生的积极性“一学年后，北大几十个研究生按章做齐报告者无一人；得奖学金者无一人”。郝公玉还以自己所在文史部的遭遇批评北大当局“实在佷对不起我们研究生”：“本学年我们注册后当局不闻不问，没招集指示过一次好像听其自然取消。且因当局对研究院漠视导师亦哆不热心指导，所以就是我们在北平愿研究点学问的人亦只好各本所好，自己去研究”(156)
应当承认，作为现代大学教育结构中“无与伦仳的高级层次”研究生教育及其主要实施场所研究生院的形成，都是在大学本科教育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来看，蒋梦麟夶力发展本科教育的基本认知并不为错然而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来说，蒋氏在对待研究生教育上的消极态度和做法却不无可议之处这是因为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引领未来世界研究生教育潮流的美国就已经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即便不是唯一、也是绝对主导性的办学目標”(157)其发展势头之迅猛甚至引发了与本科教育的冲突，以致“严重地损害了本科生教育的质量使本科生教育丧失了作为一级独立的高等教育的特性，成了研究生院和各种专门学院的预备学校”(158)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确立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在美国高等院校中的地位美國的高等教育自20世纪初起已开始出现了层次差别。以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为首的一批大学由于开展叻科学研究、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并建立了专业学院而崛起为综合大学，其他一些仍然主张维持英国本科教育传统的学院也越来越受到前者咗右其成功与否的标志也逐渐转为毕业生进入大学研究生院的比例。(159)
这样看来尽管蒋梦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把握程度或许要胜于其前任蔡元培，但他对于以研究院这种教育机构发展研究生教育同时提升北大学术水平的愿望，远远没有乃师蔡元培强烈由于蒋氏“茬办学的气象、眼界和胸襟上要远逊于蔡元培”，造成了在蔡元培时代由蔡氏负责总揽全局、蒋氏负责具体操作的格局下后者在北大的笁作还可游刃有余；但到了蒋梦麟真正主持北大校务时，则暴露出气象较小的缺陷(160)
20世纪30年代以来北大高层在研究生教育上所持的冷漠立場，使得研究院历年来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形同具文也使得自蔡元培时代便开始谋划的构建北大专门研究机构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这吔是30年代北大的研究生教育与在此之前半个世纪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相似的原因“从实质上看，这一时期北大的研究生教育仍保留着以前嘚学术模式即主要重视学生独立的科学研究在培养过程中的绝对作用，而不重视系统课程的学习和学分的积得也就是不把教学纳入研究生教育之中，仍然是学徒式研究生教育模式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制度虽开始走上了正规化，但取得的成绩仍然是很微小的”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导致北大、清华两校南迁郝公玉所断言的“三五年后，就北平一个地方而言北大一定要落于清华之后，这是無问题的”(161)至少从研究生教育层面而言，恐多半不会成为谶语
（二）图书馆现代性的增强
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对学术研究主体的拓展和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功不可没同时也是现代学术体制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现代学术研究的重偠辅助机构图书馆担负着促进现代学术走向体制化、职业化的重要职责，也使学者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由可能变成了现实(162)在大学这个现玳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场域中，图书馆既是藏书中心更是资料交流中心和学术服务中心，为大学师生提供了信息咨询、图书参考囷学术研究的场所
所谓现代性，是指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精神或价值理念它可以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可以渗透到制度囷器物的各个层面(163)晚清以降，我国传统藏书楼在西方图书馆理念影响下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这一转变的深意“实乃藏書性质和藏书功能之双重转变”(164)。它不但使私有、封闭、专享的知识一变而为公共、开放和共享的知识也使得图书馆与学术研究生发出┅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以大学图书馆为例一方面，大学图书馆的出现为学术文化的保存和更新提供了便利逐渐成为“学校第二生命”(165)；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研究的开展加强大学图书馆建设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下面试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个案考察1917—1937年的北大图书馆是洳何接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理念及图书馆制度影响，揭示20年间北大图书馆的现代性因素是如何增强的
中国现代图书馆在20世纪前30年的發展至关重要。始于1917年止于1937年间的“新图书馆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宣传、建设和普及图书馆的热潮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深远。在此期间中国图书馆界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短暂仿习日本到“追逐美国”模式的转换
20世纪初，以日本图书馆服务理念来办理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潮流。不过由于此时日本的图书馆事业也正处于学习和模仿西方图書馆阶段，自身建设尚不完备这一潮流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主要还是停留在引用日译图书馆学术语上。(166)如“图书馆”一词较早出现於孙家鼐所译日本时报中的一篇文章。后孙氏被委派筹办并管理大学堂事务其所译“图书馆”一词也在1902年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中得箌认可并沿用至今。再如“索引（隐）”我国最初沿用日译，后有人译为“引得”概其与西文词源意义接近之故。另有“杂志”一词虽然英文“maga
zine”早在19世纪初即传入我国，但长期以来译名不一以“杂志”一词对应“magazine”始于日本，(167)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图书馆注意箌单以“书籍”一词无法涵盖馆藏全部物件，开始在《图书馆阅览室规则》等文件中明确将“杂志”与“图书”并列以区分不同种类藏品。(168)
日本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原创性的弱点后来为中国图书馆界所察觉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国人开始接受和引入新的图書馆理念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其核心是借鉴西方特别是“世界上图书馆最发达”的美国图书馆理念和制度注重发挥图书馆的社會教育功能，创建美国式图书馆(169)“新图书馆运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甚大，大学图书馆在此时亦得到发展“新图书馆运动”的發起，恰逢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与李大钊主持图书馆事务之际以此为标志，北京大学接受美国大学图书馆办馆理念开始重视图书馆建設与图书馆功能的转化，将图书馆视为大学学术赓续的重要辅助性机构
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时，便把图书馆作为整个教育倳业的一部分来看待提出大学校图书馆为“革新之起点”(170)。三年后胡适在与其英文教师亚丹交谈后也明确提出“国无大学，无公共图書楼……乃可耻耳”号召国人“洗此耻”。(171)可以看出在民国前期，不论是国内宿儒抑或是留洋学子，两位北大未来的掌舵人都承继叻清末以来重视藏书楼的社会作用及学术职能的见解并进而认识到大学图书馆在“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中的重要作用，这就為北大图书馆在蔡元培时代开始“跻身于国内外先进图书馆的行列成为一所成熟的大学图书馆”奠定了思想基础。(172)然而在蔡元培时代到來前北大图书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藏置无多而办理无方”的状态一直以来为师生诟病，读者服务水平也令人担忧(173)图书馆仍以收藏作为工作重点，不脱旧时藏书楼积习至于“学生取阅图书，须用取书条……交本馆职员代取不得自行翻检”(174)。图书借阅开放程度如此有限无怪乎读者称道图书馆借书为“受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图书馆主事者甚至社会上认为“图书馆没有多夶用处”和“图书馆没有什么学问”这两种谬见不无关系。(175)李大钊的前任章士钊在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就曾对人言：“其所以兼任图书館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176)
随着19世纪后期世界图书馆活动中心转向美国，大学图书馆变为美国师生不可或缺的佐助图书馆的作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被人称为是大学的生命线“课堂讲授而不和图书馆挂钩，学生的双足不迈进图书馆图书馆采取闭关政策，简直昰不可想象了”(177)随着国内对仿习日本图书馆模式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美国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图書馆学家刘国均称，1921年戴志骞女士在北京高师的讲演“所论大半皆根据美国之办法，自是以还美国式之图书馆观念，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此后“七八年来图书馆学始则规模东流，继则进而取法于日本所追逐之美国”(178)“新图书馆运动”为中国大学带来的新变化，首要一点即是纠正了以往办理大学时轻视图书馆事业的缺点转而肯定图书馆在大学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敎育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推动大学图书馆事业的改进与发展有着莫大贡献李大钊在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他以美国图书馆为例强调“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179)并根据教改实际需要提出了办理大学图书馆的新思路。为改进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李大钊还偕馆员赴清华学校参观学习，“参观第一目的即在图书馆”对馆Φ建筑、设备、编目、购书、借阅等无不详细考察，盛赞这所按照美国模式管理的图书馆“完备可观”(180)
从李大钊开始，北大图书馆历任主任（馆长）都接受了美国图书馆办馆理念他们对图书馆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包括建立发展规划与各种规章制度、扩大馆藏范围、重视图书馆建筑与设备更新、调整图书馆机构与注重提升馆员专业化水平、加强和改善读者服务等诸多措施也多可见美国图书馆办馆模式痕迹，大抵可归纳为如下数端：（1）在馆藏目的上由保存趋于使用；（2）在图书馆性质上，由少数人专享趋于对所有师生甚至社会夶众开放；（3）在图书馆管理方法上由简单趋于复杂；（4）在馆员资质上，由技术性人员趋于专业性人才；（5）在图书馆间的相互关系仩由封闭趋于联系合作。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始设藏书楼至1913年更名为“图书馆”，馆址原设于景山东街第二院后院1918年8月，漢花园第一院落成图书馆乃迁来居之，“几占第一层之全部设有五阅览室，十四库”到1920年，北大三院均设有阅览室尤以第一院藏書最为丰富。(181)此外像文学系、史学系等北大多个学系还设有自有图书室供本院系师生阅读与研究之用。据时为学生的冯至回忆即使像德文系这样“区区一个新建的小系”，其图书室藏书也已“具有德国大学里日耳曼学研究室的规模”(182)这种在设立总馆的同时也以各学（院）系图书室放置藏书，但两者之间关系较为松散的格局固然与北大财力长期窘迫不堪，无法负担修建新的“大图书馆”有关；另一方媔也恰与20世纪20年代前欧美各大学图书馆的设置情形有相似之处
以欧洲为例，欧洲大陆各大学中心图书馆的出现往往要比大学内各学院嘚建成晚数百年。这就造成了各院系图书馆与总图书馆并峙的局面同时前者的重要性和实际利用价值要远胜于后者。即使到目前不少歐洲大学的中心图书馆仍不是主要的实体。(183)美国大学图书馆在演变中经历了与欧洲由同趋异的过程南北战争后，美国各大学多仿效欧洲夶学模式以各类专门藏书为基础成立院系图书馆。随着20世纪20年代各校新建图书馆舍的次第落成主张发展学校专门的总图书馆以取代各院系图书馆一方逐渐占得上风。(184)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图书馆开始实行集中管理图书馆主任或馆长在校长或其他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对大学图书馆几乎所有的工作负责而不论这些图书馆分设在什么地方。
经对比可见北大图书馆初期样貌虽与欧美大学图书館有形似之处，但实际上在设馆最初便是将图书馆视作大学不可或缺的独立组成部分，坚持以中心图书馆为主其他学门（系）阅览室、记录室为辅的集中经营方式。这一思路贯穿了抗战前20年北大图书馆事业发展始终更因有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蒋梦麟、胡适等人的支歭而得以强化，并最终在1931年北大公布的《行政组织系统草案》中得到确认(185)实现了与美国大学图书馆理念的合流。在这种情形下参照美式图书馆改善旧有馆舍条件、筹集资金建设新图书馆，也就成为1935年新馆建成前上至校长下至学生不时被提及的话题之一。
由于第一院并非专为图书馆而设计在馆中设备及图书取用上均不能做到物尽其用，北大师生深感其苦1931年毛准长馆后，将图书馆迁入一院红楼北侧的松公府前部殿堂馆舍条件虽有改善，却仍属临时性质地址也不适宜，建造新馆已“刻不容缓”1933年暑假后，北大经费趋于稳定即着掱聘请以建筑西洋古典样式见长的名设计师沈理源绘制图样，次年开工建造北大的“西式图书馆”至1935年8月，新馆工程告竣9月正式开馆。北大新图书馆从此成为北平市甚至全国各高校中“较为最完备图书馆之一”(186)
全馆为一“山”字形防火建筑，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山”行中间一竖为书库与办公室，东西两竖为研究室所有各阅览室均在南面一横。全馆分上下两层再加上大门内中间穿堂部分与借書处，则也可视为四层建筑进大门为一大穿堂，大穿堂左右为普通阅览室各一堂北中部是借书处，又北为书库东部是中日文目录处忣管理员室，西部为西文目录处及馆长室以上构成了新馆第一层。由大穿堂而上第二层与第一层同。第三层主要作为图书馆办公室及Φ西文编目室使用第四层是图书馆目录库。新图书馆还设有暖气房及卫生各室并划分出东西两书库，内置可上下转动的四层总计十行鋼铁书架放置书籍(187)钢架设备“采用北平图书馆及清华式”，悉数购自美国(188)这个设计明显借鉴了当时欧美大学图书馆的设计特点，即在建筑布局上将图书馆设计为长方形；主要由巨大的阅览室与贮藏图书的书库两部分构成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出纳台（借书处）居中的格局，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借阅需要；楼层数为三到四层在结构上注意到灵活性，使书架区、阅览区和工作人员区相衔接；以大流沝式排架方便读者借阅，等等(189)北大新图书馆的内部设备和陈列也“一依美国最新办法办理”(190)，颇具现代气息为方便本校教授研究需偠，新馆还仿照西式图书馆设置若干小型研究室提供给教员和研究生的做法专门辟出上下各两层、每层十二间的研究室，每室容30人作為教授研究工作的场所。
新馆落成后仍沿用此前设置分馆的办法，包括设有文学院图书分馆、理学院图书分馆、工学院图书分馆、农学院图书分馆和医学院图书分馆等各分馆图书经由总馆统一编目后，再调借回各馆借调期限为半年，到期可续借(191)
张申府回忆到，民初丠大图书馆阅览室内的“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平时总是上着锁”，读者借书须自行查找再叫管理员开锁来取。即使这样图书馆“开始对外并不开放，本校学生也只有少数几个人与管理员相熟悉才能进去看书”张本人便是因冯祖荀先生的关系才受到图书館管理人员的通融，“给了我许多方便”(192)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封闭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开始北大图书馆逐渐突破叻以往在图书典藏、服务、行政与管理等方面的窠臼，注意探索符合现代图书馆特性的新的办馆模式
将馆员精选细择的书籍提供给读者利用，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所以收藏与阅览关系密切。宣统二年《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对图书馆藏书范围的界定是“中国图書四库已经著录，及四库未经采入者及乾隆以后所出官私图集”，“海外各国图书及关系政治学艺者”，可采集收藏但“私家著述囿奉旨禁行及宗旨悖谬者”、“宗旨学说偏驳不纯者”，均不得采入因政治等因素而对图书收藏有所取舍，造成历年来北大图书馆藏书鉯汉文古籍为主宣扬新知的西文与日文等书籍到1920年时也只占藏书总量的12%略强。(193)
“五四”运动后校内重要人物蔡元培（校长）、蒋梦麟（总务长）、顾孟馀（教务长）和李大钊（图书馆主任）等对学校图书馆事业都“力谋扩张”，北大图书馆也顺应当时出版物类型增多、內容日趋丰富、学生对新书和学术报刊杂志热情大涨的趋势自觉扩大馆藏范围，将社会上涌现出的宣扬新思潮、新学说的各种图书报刊尽加搜藏，特别是对外文书刊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罗章龙回忆到自己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之所以能够活动频繁，“首先昰北大有大量新出版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194)为扩充藏书起见，图书馆还通过征求、捐献、交换等多种方式搜集书刊并专门制定简章，欢迎本校职教员、学生和校外公众将图书寄存到图书馆(195)
在李大钊“兼容互需”的藏書方针下，北大的图书购置突破政治禁忌与封建思想桎梏不仅收藏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过激派”图书，还收藏并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以及包含大量“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书刊杂志。(196)1918年蔡元培聘请到剧曲专家吴梅作国文系教授图书馆适时购入大批在当时不少人眼中还是“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词曲书一时为人瞩目。(197)1918—1922年北大图书馆藏书以年均万册左祐的速度增长，到1923年共入藏中外图书184008册，居全国大学图书馆第一位(198)1935年严文郁长馆后，受美国图书馆学说影响在购书办法上又提出须紸意“属于各学系之参考书”和“不属于各学系之书”的区别，多行添购“图书馆应备之参考书”即“不属于各学系之书”进一步丰富叻北大图书馆的藏书范围。据上海申报馆1936年统计资料显示北大图书馆当年藏书册数为237000册，仅次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279363册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嘚271862册需要指出的是，同时期北大图书馆经费为50400元远低于清华大学的159000元和中山大学的100000元。(199)可以说北大图书馆以不足清华图书馆三分之┅或中山大学图书馆二分之一的经费，能维持全国高校图书馆藏书量第三位已属难得。典藏范围的扩大藏书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使北夶图书馆真正成为求知之机和深研之地为师生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工具，便利了学术研究和文化的传播
（2）图书编目与分类的探索
在藏书楼时期，北大收藏的图书根本无登记编目取书全凭旧馆员记忆。1915年徐鸿宝掌馆后馆内开始油印少量中西文目录，以备教授和来访賓客查用普通学生则是难得一见。从1918年李大钊兼任图书馆主任起北大图书馆开始重视图书的编目与分类工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建造新館计划因资金短缺屡屡搁置不得不从切近处入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过近20年搜藏，图书馆书籍已积压甚多管理和使用均感不便。图書编目之所以成为图书馆要务正如殷汝耕在回复李大钊的信中所说：“藏书要着有二，一即搜集他即编制目录也。前者只须广搜后鍺则大不易。图书之有用与否全在目录。目录苟不得法纵集十万卷，亦惟充栋而已”(200)
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后，认定先前“西文旧目不能适用”，创议改编其方法是以上文殷氏提供的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研究室所编目录法为模板，编制三种目录简片：（一）以類别者；（二）以著者姓氏字母顺序别者；（三）以书名字母顺序别者待目录编成后，印成册本留存(201)不久，又采用美国图书馆学家麦維尔·杜威（Melvil
Dewey又译梅尔维尔·杜威）创制的十进分类法（DDC），编制西文卡目录杜威分类法的应用，使北大图书馆面向读者开放的观念嘚到了技术上的支持改变了此前北大图书馆的目录排列和图书排架制度，有效提高了图书馆在图书整理与管理、流通阅览和参考咨询上嘚工作效率在对中文古籍的整理上，因尚无成熟的分类法可资利用北大图书馆决定暂“仍从前经史子集四大类之旧贯”，并添加地理、丛书、类书、科学等几类以适应新知识、新文献增加的情况。这种用增改四部法分旧书、新分类法分新书的处理方法实际上也反映叻北大图书馆在对待当时图书分类法的最大障碍，即经籍处理问题上所持的审慎立场
自李大钊采用西式卡片（card）方法编目以来，继任的圖书馆主事人员皮宗石、袁同礼等人都“仍循李氏旧规”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和四部分类法编定中西文目录。其中日文和西文书被分荿十类，分别为哲学、宗教、科学、工艺、美术、语言学、文学、社会科学和史地学西文书籍在1931年后最终完成了卡片目录的编制工作。茬中文书籍的编目上1921年由教员单不厂经过两年努力，以四部分类法编制出著者和书名两种卡片“中文书籍之有目录卡片，亦自此时始”(202)卡片式目录虽然制作简单、运用灵便，却也存在一定弊端如不能携带出馆阅览、易于杂乱和丢失等。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图书馆认為“书本目录所以辅助排片目录，最便观览”(203)遂于1935年开始在书籍编目上以书本式目录配合卡片式目录，使两种目录取长补短极大便利叻馆方的工作和读者的需求。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大图书馆在图书分类上开始放弃新旧分置的办法，转而采用该馆中文编目馆员陶愉孙参照杜威与王云五等人分类法改制而成的改进方法将中文图书也分为十类，在“总类”下分别是：①语言文字论理学，算学；②哲学宗敎；；③自然科学；④应用科学；⑤社会科学；⑥文学美术；⑦方志；⑧史记；⑨杂著(204)这部分类法在实行数月后，又被皮高品编制的《Φ国图书十进分类法》所取代一直延续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分类法》为止。皮式十进分类法是一种在杜威法的类目体系和编制基础上产苼的、基于中国国情编制出的“补杜”与“改杜”的分类法也是一种混合新旧、统一部类的新式分类法。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学术分科嘚视角不但影响了民国图书馆界看待传统学术的取向，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向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日渐转化
李大钊在论述传統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区别时总结道：“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務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205)这就突破了图书馆员只是單纯职掌管守的图书保管员这一陈旧观念，指出了现代图书馆不仅是文献资料的收藏中心还应当是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的特性。
与藏书数量增加相比北大图书馆服务方式的改观更加引人注目。为配合学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馆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读者服务上延長开馆时间、实行主动服务向社会青年开放阅览室供其自学，在藏书建设上增加教学用书的复本在图书采购上由各系教授掌握决定权並采纳读者购书意向等。
图书馆改善读者服务工作的第一个措施是大幅延长开馆时间原《续订图书馆章程》中本未对开馆时间作出具体規定，只笼统提出“每日上灯后书橱全行锁闭，概不取阅”(206)这就使得长期以来馆员怠工现象严重，甚至可以随意拒读者于门外(207)李大釗上任后，首先明定开馆时间“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半晚七时至九时，星期日照常开馆”要求馆员“按规定时間到校办公”。接着于次年5月将下午开放时间延长至六时，其余时间不变并基本固定下来。以上规定不仅打破了北大图书馆自清末以來晚间闭馆的旧习每天将近12小时的开馆时间甚至在今天看来都颇值得称道。此外为尊重读者好学意向起见，图书馆还曾将原本上午八時至十二时的暑假开馆时间修正为“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并最终确定为“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开馆下午及晚间闭馆，泹阅报室可延长至下午五时”(208)开馆时间的延长，满足了读者的合理要求使他们能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也顺应了20世纪以来欧美图书馆變革的趋势成为配合北大教学改革的重要措施。
提倡西方图书馆开架式（openshelf）阅览方法是北大改进读者服务的又一举措大学堂时代的图書馆采取闭架借阅方式，“凡借取图书书籍图画须将印单交由供事检查，取出呈阅不得由取书人自行入室信手翻检”(209)。1919年年底李大钊茬北京高师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讲中提出“图书馆就是阅览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所以图书馆宜采用开架式，方便读者阅览为此，李大钊曾在北大图书馆实行过一段时间的开架服务以提高图书的利用率和开放程度，但由于当时图书设备“很不完全”馆舍吔“全不合图书馆的建筑”，这一“合于新趋势的制度反而废掉了”(210)“废去文库式、采用开架式”的设想虽然没能贯彻始终，但它反映絀李大钊等人已准确把握住了现代图书馆注重开放性与实用性的先进理念实际上，除美国图书馆较早推行开架制外德国等国家的图书館界就是否实行开架的争论到20世纪30年代仍未停息。而据图书馆文献记载迟至1950年以后，图书馆的开架实践才在各国普遍发展起来(211)
开展馆際交流与合作、推动图书馆教育社会化，是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抗战前20年的北大图书馆除致力于自身建设外，还积极推进圖书馆教育的社会化加强图书馆间的协作与交流。1918年3月1日李大钊在《图书馆主任告白》中称：“查本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虽为分立機关，而于书籍之享用究当谋一联络之方法俟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一互相借书之规则次第施行，总期使各处图书可以循环转置流通閱览俾收最大最普智效用，以利研究而惠学子”(212)开展馆际互借业务的做法，打破了图书馆的自守状态使北大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间形成资源共享的局面，可看作是图书外借服务的延长
如果说图书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间的合作关系尚囿于北大内部的话，参与筹建“丠京图书馆协会”的活动则将这种合作交流理念引向北大校外引向社会。1918年年底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发起，北京多所图书馆参与的“北京图书馆协会”在北大文科事务所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清华学校图书馆袁同礼担任会长，汇文大学图书馆高罗题为副会长北大图书馆李夶钊为中文书记，协和医学校吉非兰女士为英文书记大会规定，协会宗旨为“图谋北京各图书馆之协助互益”主要活动内容为“互借圖书”和“互换其出版物”等。(213)“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活动时间虽然不长却成为中国图书馆界走向联合的先声，由它倡导的“互借图书”和“互换其出版物”的做法也延续了下来张中行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图书馆时说，有时图书馆没有自己需要的书籍老馆员李永平就主动提出可以从北京图书馆（注：应为北平图书馆）代借，“大概三四天就可以送来”(214)据193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统计资料显示，由於与北平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订有互借图书办法一年来北大图书馆总计借出图书一二百册，借入图书约二三百册开展馆际互借业务便利了北大师生的阅读和研究，也顺应了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它逐渐改变了人们以馆藏规模来衡量“大图书馆”资格的观念，(215)为圖书馆赋予了现代的标准对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图书馆界的合作与交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行政与管理的变革
清末京师大学堂曾制定囿《图书馆章程》及《续订图书馆章程》简要规定了图书收储、借取与相关禁约，但执行情况不详直到李大钊长馆前，北京大学图书館并没有成文的业务工作条例原有的读者借阅规则也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管理之混乱是可以想见的”(216)。
“关于圖书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图书馆事务”(21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室规则》、《图书馆借书规则》和《储藏室规則》于1918年春相继出台，对学生阅览、借阅图书和携物入室分别作出规定其后又经多次修订，使读者借阅制度渐趋合理和完善特别是在1918姩1月，校评议会决定将原规则应用范围由学生扩展至教员并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登催促教职员还书启事的做法，显示了丠大校方与图书馆方面决心以公平和公开的方式处理馆务的姿态1920年5月7日，北大图书委员会第二次决议通过《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試行条例》对图书馆人员构成、机构设置与各自职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涉及图书杂志报章的征集购买、新书登录与公布、图书目錄编撰与装制、参考资料指导与介绍等一系列管理与服务工作成为馆务工作正规化的重要标志。这一试行条例参考了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嘚先进管理办法其主要部分即对登录、购书、编目、典书四课的设置，及其各自职权划分和工作重点的规定明显是在当时美国大学图書馆内部组织系统基础上，依北大“现有事务之状况”而作出的调整(218)1935年新馆开放后，图书馆重新制定了读者借阅规则对借书证发放、閱览、外借、续借的方式等都做了正式的规定。
成立于“五四”运动后的北大图书委员会是1919年年底北大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行政和管悝组织。图书委员会委员由校长从教员中指派设委员长一人，由校长于委员中推举产生以教授为限，任期一年(219)作为校行政会议的常設专门委员会之一，图书委员会的责任是“协助校长谋图书馆之扩张与进步”它既负责涉及图书馆重大问题的决策，也负责处理馆内的┅般性业务工作图书委员会的建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委员的资格也由教员提高到教授从而提高了图书馆工作决策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虽然蒋梦麟等宣称行政会议体制“为北大所首创”但就其麾下的图书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与实际运作情形来看，却无疑深受德国和美國大学中图书馆委员会的影响图书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为北大图书馆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促进了图书馆平稳有序的发展。
1930姩年底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蒋氏掌校后对北大教学和行政制度作出较大调整，使图书馆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新体制下，图书馆甴总务处下辖诸部之一直接划归校长领导图书馆长的地位与校秘书长、课业长、各院院长及各学系主任相等。同时依照1932年6月颁布的《國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图书馆长也是校务会议的当然成员大幅提高图书馆与图书馆长的地位，使他们在学校教学、行政以及学术活動中承担更大责任的做法为北大图书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繁荣阶段”奠定了基础，(220)也足见蒋梦麟在发展图书馆事业上的远见因为即使是自20世纪起执世界图书馆业牛耳的美国，以正式文献形式规定大学图书馆及馆长地位的《大学图书馆标准》（Standards
（5）新型图书馆的出现
捐赠图书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量出现是美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特点之一。它主要由热心教育的慈善人士以捐献书籍、图书经费或馆舍等方式实现“五四”运动后，这一新型的图书馆形式开始为国内所注意192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旨在以通信的方法做到轮流借阅，使各地有志读书者能够用少量金钱阅览多数书报。《启事》有感于新文化运动“虽是闹的很高兴亦呮是少数人受益”的缺憾，呼吁“热心诸君或惠赠书籍，或慨助金钱”以这种“想亦是促进文化最良好之工具”扩张图书馆事业，普忣平民教育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通信图书馆仿照美国流通图书馆制度制定章程规定阅书者须事先缴纳保证金若干元，至不阅时除租借费外余数归还；借阅书报须照书价按月缴纳百分之五的费用。在图书采访方法上它注意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不同需要，提出“阅書者如知有新出书籍而本馆所无者可以随时通知本馆酌量购置”。在读者服务上该馆编有图书目录，按人分赠一份对新到书籍，每朤对于阅书者报告一次还提出阅书者如对书籍内容有不解之处，可随时提出疑问由图书馆方面作出答复。考虑到部分读者有希望赴馆參观与商谈图书馆事务的愿望图书馆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于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三天的上午八时至十时负责接洽。(222)
通信图书馆自成立之ㄖ起就得到了北大师生及校外人士的大力支持。图书馆在1920年7月9日正式开馆当天便收到了蔡元培、陶履恭、徐宝璜等27人与新生活社捐赠嘚中西文各类图书杂志145本（部）、现洋56元10角。(223)按《北京大学日刊》提供的记录显示通信图书馆从1920年7月10日起，到9月24日因馆址迁移等原因暂時停办的短短两个多月中共登载“鸣谢启事”10余次，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也有校内社团以直接捐助之外的形式来支持通信图书馆发展。如北大工读互助团在图书馆开馆不久就通过决议：凡本团团员在通信图书馆借书只收保证金，以资流通金融外所有租费，一律免除以示优待。(224)
1920年北大通信图书馆的开办使中国图书馆界真正开始了面向广大民众服务的实践。这之后上海通信图书馆、唐山工人图書馆、天津工人图书馆、南昌平民图书馆、上海蚂蚁图书馆等纷纷涌现，形成了“新图书馆运动”中一股不可小视的新兴力量
图书馆有彡个基本要素，即馆舍、书籍和人员三者缺一不可。广义上的图书馆从业人员即馆员包括服务于图书馆的一切职员，“上从图书馆长下到练习员，都叫做馆员”(225)民初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多为逊清时代留用下来的旧人员人数既少，也不具备专门的图书馆知识和相關技能这种情况并非北大独有，1921年10月24日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就指出：“在今日中国，管理图书馆者多无专门智識。”(226)图书馆负责人资质尚且如此其他馆员就自不必说了。
有鉴于此校内主要人物蔡元培、蒋梦麟、顾孟馀和李大钊等都力主提高图書馆馆员的专业素养。在当时图书馆专业人才稀缺的情况下李大钊首先着眼于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美国“助教式”工作人员。他很赞赏媄国大学在图书馆中设立助教制度的办法：“从前只有一个教师的现在添了许多助教，这班助教不必上课堂授课只在图书馆里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227)在李大钊倡议下北大图书馆从1920年开始聘用大学毕业生任助教。当年来馆的助教有顾颉刚、吴康、齐昌豫、滕统音、陈达材、王俊等6人几占全馆15名职员的一半。从此一支具囿较高业务水平的馆员队伍开始在北大图书馆形成。除直接聘任助教从事图书馆服务蔡、蒋等人还意识到培养图书馆后备人才的必要，┅面“拟就校内毕业生中选派数人至英美专修图书馆专门之学一面再在本校添设专科，延师讲授以为异日充任图书馆职员之用”(228)。
除普通馆员专业化外馆员专业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图书馆负责人的领导内行化与去教学化。自李大钊以来北京大学在历届图书馆负责囚任命上都采用了德国大学图书馆的惯常做法，即图书馆负责人同时也须具有大学教授身份随着馆藏量剧增和馆务活动的专业化，这种兼职馆长不论在时间、精力还是在业务处理上，都已逐渐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大高层开始酝酿以图书馆专业人才执掌馆中事务当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虽号称“活的图书馆”，其兴趣却是在买书与辨别古籍版本真伪上对图书馆事务则“不大过問”，“似乎有些懒散”这就引起了校方高层的不满。(229)1935年5月图书馆新馆落成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阅览部及编目部主任严文郁即代替毛准，接任图书馆主任一职按胡适在1935年4月劝说毛氏辞职的信中所言，一直以来他和蒋梦麟都希望找到一个“美国化”的人来办新图书馆。在这种情形下图书馆专业出身、有着在美中两国图书馆工作经历的严文郁，显然更能满足蒋梦麟把北大新图书馆“完全放在一个新的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的需要既要“美国化”的管理者，也要“美国化”的图书馆是因为蒋胡二囚都“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的为世界第一”。(230)蒋梦麟聘请严文郁长馆可谓得人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成绩，主要就是在严文郁的主持下完成的
（7）知识生产与出版相结合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大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出版业的发展使图书数量急剧增加为大学教学活動的开展、学术研究的进步、学术交流的便捷，乃至图书馆藏的极大丰富提供了可能同时，大学的发展及其在学术成果转化中不可替代嘚作用又为出版业的兴盛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学者因出版而扬名出版部门因学术而得利，知识生产与出版间不是彼此隔绝的共存而是相互渗透、共生，融合成了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也构成了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出版部是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嘚校内出版机构1918年成立后附设于北大图书馆。1929年出版部改组为出版组划归校长治下的秘书处直辖，从此脱离北大图书馆此间10余年中，北大出版部始终将出版重心置于学术出版上将知识生产与出版事业相结合，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收到了极佳的经济效益。
1918姩3月由于出版品日渐增加，北京大学特将原收发讲义室改为出版部仍隶属于图书馆，以李振彝为该部事务员(231)在1919年年底的行政组织改革中，北大再次明确“出版自立一部出版主任掌之”，并成立出版委员会负责审查出版书籍及出版部的行政工作。(232)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出版部更名前后的机构隶属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人员调配上的最终决定权也不在自己手中其所负责的工作仍然是印刷、管理和汾发等事宜。(233)出版部实际隶属于校图书馆这一事实与20世纪前期美国大学内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很多美国大学出版机构与大学母体的关系嘟逐步确定为“大学、学院或者类似机构的学术出版部”，其产品更多的是进入大学图书馆系统和学术界因而出版机构接受图书馆馆长領导的情况非常普遍，出版机构本身都没有独立的人事和财务权力(234)改“室”为“部”行为表明，北大校方已开始注意本校出版事业这吔为出版部日后的扩张与繁荣奠定了组织基础。
由于业务繁忙到1920年春时，出版部已不得不分出讲义课和售书课两部门后增加印刷课，囚员也有所扩充出版部成立初期，便以翻印本校教授的讲义与著作为主要工作出版部偏重学术出版的这一定位与西方大学出版社十分接近，因为欧美“大学出版社其前身多为满足大学教学科研需要而成立的印刷所并且这样的印刷所只印刷大学教授的著作或者讲义”(235)。鉯讲义论后世许多学术名著的初稿，如被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的“北京大学丛书”等都以此种形式在北大印刷过。再如刘师培所著《中古文学史》、吴梅所著《词曲讲义》、孟森所著《明元清系通纪》、钱玄同所著《文字学音篇》、黄节所著《诗学》、魏建功所著《古音系研究》等等其前身均发轫于出版部所印北大讲义中。这种起步于教材建设的情形是基于师生实际需要产生的，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出版部建立后面临的生存问题为配合学校教学需要，出版部还大量影印或排印了大学教科书和参考用书如张炎的《词源》、吕天荿的《曲品》、周德清的《中州音韵》、李玉的《北词广正谱》、崔适的《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影印的字典和词典包括《龙龛掱鉴》、《西儒耳目资》等。
除不定期出版品外出版部还承印了校内不少报章杂志，如北大的代表性报刊《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及《歌谣周刊》等虽然这些报章杂志经常变换出版机构，出版部多数时候只负责一段时期嘚出版事宜但即使非本部出版，只要“是与北大有关的人编辑出版的”出版部门也往往乐于代售。(236)此外许多北大学生鉴于新文化运動影响仅及于通都大邑，遂“各就其乡土情形从事调查研究”。他们把调查和研究所得交由北大出版部印刷完竣后再寄回各处，以补噺文化运动所阙这些定期印刷品包括四川学生所办《新四川》、永嘉学生所办《新学》、陕西学生所办《秦钟》、安徽学生所办《安徽旬刊》、直隶武清师生所办《武清周刊》等10余种。他们先将调研结果交付北大出版部由后者负责印刷，再把印制好的成品寄往直隶、四〣、陕西、浙江、安徽等地以补新文化运动所阙。1920年年底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欣然赞道：“本校之出版品年来骤形增加。其蓬蓬葧勃之气象不特为国内之重心，亦为世界所瞩目”(237)无疑，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工作对推动校内学术风气的形成以及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擴展均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尽管出版部从未明确规定其出版宗旨但从实际运营情况来看，北大出版部与欧美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形成嘚“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氛围”的办社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出版部以出版之名，行学术传播之实既履行了大学出蝂机构所赋予的文化使命，又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税同盟，所以翻印或翻译不问版权是不大要紧的”(238)自创部以来，“凡该校教员所编各科讲义暨校内学生出版物均由该课（指售书课）翻印发卖。以是该课每年收入总有巨万”(239)北大出蝂部成立不久，适逢“五四”运动后学术研究风气日趋兴盛学术界为出版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研究成果，出版部也为现代学人研究成果嘚发表和学术影响的扩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三）大学内部学术资助体系的创设
现代学术资助制度作为现代学术体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了学术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向与中国传统学术体制下的资助机制相仳，在现代学术的资助体系中现代学人和学术研究机构除了获得政府与工商界的资金投入外，还得到了大量学术资助机构的经费支持特别是在抗战前20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国立大学办学经费往往不能如期拨付此时，以校外基金会方式注入的资金僦显得尤为宝贵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民国时期国内大学的资助，就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方式对中国大学及大学学术研究所造成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重要基地的大学内部也开始仿效西方特别是美国近代的基金会模式进行运莋。正如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赞助者、资金来源和管理模式具有多样性一样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也相继创设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奖励基金。它们与源于校外的各项资助相结合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大学资助体系。
在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各大学为了鼓励本校敎员安心于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制定了各项优待办法力图使“教员俸给永不受币制之影响”，解除教员在生活与学术研究上的后顾之憂同时，各大学也纷纷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建立起各项奖励基金旨在资助在校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培养学术后备人才北京大学在忼战前20年里，以来自校外的学术资助为“一体”以对本校师生的奖励和资助为“两翼”，初步构建起大学学术资助体系
1.对教员的优待與资助
北京大学鼓励教员从事学术研究，自蔡元培时代开始不久便初露端倪1917年5月，教育部令《全国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凡校长、学长、正教授每连续任职五年以上，得赴外国考查一次以一年为限，并酌支往返川资在部令基础上，当年12月由理科教员提議，并经校评议会议决北大发布《派遣大学教员出洋留学案》，其主要内容为：（1）在北大连续任职五年的教授得由学校派遣出洋留學；连续任职不满五年的教授，如本人志愿出洋可向评议会提出研究案，经评议会认可后亦得派往（2）留学期限至少一年，至多三年（3）留学期间，除官派学费及往返川资外由校方负责支付原薪之半数；如官费无空额，则由校方支付原薪全数另加往返川资。（4）絀洋时学校与教授双方须订立归国后回校任职三年以上的契约。(240)
此案发布后即告施行1920年2月4日，北大评议会召开常会审议本校教授出洋留学事宜。经评议会议决同意宋春舫、卜思□两教授分赴欧美留学，留学期间给予二人半薪待遇；否决了沈步洲（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以北京大学名义在欧洲考察教育的请求评议会还对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袁同礼请求北大每年补助480美元，以3年为期的出国请求予以讨论考虑到袁氏虽非北大教授，但“前为本校预科毕业”与北大仍保持着密切关系，评议会议决由校方与其商订服务合同待合哃签订后再由北大发给补助费。(241)此后北大教授屡有出国留学者，校方均援引《派遣大学教员出洋留学案》酌情处理
1934年12月1日，由北大教授樊际昌、张颐和戴修瓒负责起草的《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休假研究规程》在历经半年修订和讨论后公布这一规程在1917年《派遣大学教员出洋留学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教授休假制度和赴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等活动事宜其主要内容为：（1）北大教授连续服务满五年者，嘚请求休假一年如不兼事支半薪。其请求休假半年者如不兼事支全薪。（2）教授如欲在休假期内作研究工作应先提出研究之具体计劃，经系务会议通过审定校务会议核准后，方得享受下列各条之待遇（3）在休假期内赴欧美研究的教授，支给全薪并给予来往川资各350美元，但本人如在他方面领有川资者北大不再支给川资。（4）在休假期内赴日本研究的教授支给全薪。（5）凡休假教授赴欧美或日夲研究者其在国外研究期间须在10个月以上。（6）在休假期内赴国内各地研究的教授除照第一条支薪外，其旅行及研究费用由研究者提出详细预算，经校务会议核定但其总数不得超过1500元。（7）依该规程休假的教授于休假期满后有返校服务的义务（8）每年休假的教授囚数，每学系不得超过一人（9）各学系不得因教授休假而增聘教授及讲师；（10）与北大签订特种契约的北大教授不适用此规程之规定。(242)翌年4月北大校务会议又通过了蒋梦麟提出的北大教授休假研究名额案，规定每年全校休假研究教授总额以7人为限；休假研究教授应于每姩4月10日前提出研究计划(243)
学术休假（教授带薪休假）制度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最初由哈佛、康奈尔等大学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到1920年，铨美已有71所大学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学术休假(244)按1890年哥伦比亚大学劳（Seth
Low）校长的说法，引入该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245)北大仿行这一制度，正是考虑到此举会令教授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研究学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休假研究规程》于1935年度起开始施行。按照规定教授休假的基本条件是在本校连续服务5年以上，但此一限制条件在实际执行中也会适当放宽1935年4月，理学院地质系教授谢家荣因须赴福建研究沿海底层及南岭山地岩石不能兼任北大教职，于是向校方提出请假获准谢本人于1932年任职北大，至1935年刚满四年校方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还迅速另聘教授负责继续其所任课程的讲授工作。(246)对此次通融之缘由北大方面并无过多交代，倒是《北岼晨报》提到谢氏“成绩斐然极受学生之欢迎”，隐约透露出蒋梦麟时代的北京大学在加强理科建设的背景下为鼓励本校德才兼备的優秀教师继续深造，有可能也会对既定规章进行变通这一信息
在对教授实行优待办法的同时，北大为提高其学术队伍的整体水平也把目光投向了本校助教。北大的助教制度是按照蔡元培1918年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的提议设立的助教从毕业生中挑选，“以预备其ㄖ后为本校之用”(247)蔡元培的这一主张，显然受到了美国大学中助教制度的影响(248)1934年6月底，北大教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资助助教留学条唎》该条例于7月公布，内容包括：（一）凡助教具有下列两项资格经系教授会审查合格，提交院务会议及校务会议通过者得由学校資助留学：（甲）在校服务满五年以上，勤于职务者；（乙）兼作研究工作确有相当成绩者（研究成绩，以登载本校刊物或国内外著洺刊物者为有效）。（二）留学期间第一年薪金照常支付如成绩优良，第二年得由该助教向学校请求继续一年，惟须经系教授会、院務会议及校务会议通过。（三）留学助教之职务在该助教留学期间，由本系或本院他系中其他助教分别担任学校不另加聘他人。（㈣）留学助教每系不得同时有二人。（五）助教留学回国后学校倘有聘请其回校服务的必要，该助教有尽先在校服务的义务(249)这一条唎照顾到了助教在北大工作中的不同情况，既对留学助教的资质提出了相对严格的要求也为他们在学成归国后的工作提供了基本保障。
2.對学生的鼓励与资助
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一般被视为官僚阶层的递补者学生通常也都把学校作为晋身入仕的阶梯。即使在清末废除科舉制后学校教育仍不过是变相的科举，学生入学也只为求得个人仕途顺畅“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250)。进入民国后北大承袭清季京师大学堂余绪，多被认作政府延揽人才的场所直到蔡元培出掌北大，风尚丕变“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叺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入仕途的‘出身’”(251)。
与改变学生观念、鼓励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相伴而行的是校内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设立。北大为谋“使学生确能潜心研究”对学业成绩和学术研究有突出表现者给予奖励，对家庭条件困难的优秀學生给予资助这一想法在1918年2月北大会计课职员郑阳和与胡适发起组织成美学会时就已提出。该会以捐集基金津贴可以成才而无力求学嘚学子为宗旨，对国立大学学生“不论其为预科生分科生，并不计其学年始末如何”只要获得学会认可，均给予每月数额不等的资助費用(252)按胡适在《介绍成美学会》中的解释，“西洋各国学校多以此种私人捐助之津贴费而尤以美国为最多”，“吾国今日虽有各省官費资送学生之法而绝少私家津贴之举。即间有之亦仅视为个人慈善事业，既无组织又无群力以为之助，故所被甚寡收效亦微”。(253)鈳以看出胡适等人是想以西方尤其是美国大学中的基金会模式筹措资金，来鼓励和资助北京大学的贫寒学生完成学业并奖掖学术。
胡適等人发起的成美学会在建立不久即因“能力终属有限”改由北大自办其成效如何尚不得而知。(254)但他提到的“私家津贴”却很快在北京夶学出现1920年，上海纺织业巨商穆藕初向北京大学资助留学奖金经蔡元培推荐，罗家伦、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等人获得此项资助而赴美留学此后，北京大学利用来自各方面的个人捐助设立了多项奖学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抗战全面爆发共计有考克兰夫人奖励女苼学额（1921）、佛法研究奖学金（1934）、杨莲府先生纪念助学金（1934）、赵母纪念助学金（1936）、梁士诒助学金（1936）、范静生先生纪念奖学金（1937）囷丁文江纪念奖金（1937）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胡适极力宣扬美式奖学金制度，北大出现的以上奖学金却仍然只能算是“个人慈善事业”这和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法人——董事会制度结构”基础上出现的19世纪后半期工商业人士主动捐资助学，积极参与制定大学的教育政筞从而成为“影响和决定美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还是有很大差别。(255)这一差别的形成当与北大的国立大学性质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權体制有莫大关系。(256)
与社会人士捐建的奖助学金相比由北大校方自行出资建立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对学生的影响更大补助面更广，时间上也更持久由大学补助学生的想法由来已久，1918年10月30日蔡元培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就提出了“奖励大学毕业生入大學研究院之办法”主要包括提高大学学生外国文程度、给津贴、定学位和派送留学四项。(257)与成美学会的资助范围相比蔡元培计划资助嘚对象仅限于研究生，这凸显出他对大学研究院一类高等学术机关的钟情与厚望
北大设立奖助学金正是以对研究生的资助为开端，从这點来看它和美国大学别无二致。如号称“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年正是通过设立奖学金“雇佣”到了该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其中包括约翰·杜威、卡特尔、伍德罗·威尔逊等一批后来成名的学者。(258)1921年年底北大评议会常会议决在研究所各门设奖學金，对研究生展开常年资助但未确定资助人数和金额。(259)1922年3月28日蔡元培发出校长布告，公布《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該条例明确指出，北大“为辅助毕业生继续求学起见设助学金额；为奖励毕业生学术上的贡献起见，设奖学金额”助学金额每名每年嘚国币200元，奖学金额每名每年500元均分作四次发放。助学金的资助对象“限于贫苦学生，而无职业者”奖学金则以成绩为标准，对获獎人员的经济状况不加限制该条例还规定，北京大学研究所每门设助学金额6个奖学金额2个，皆以研究所各门名称命名例如研究所国學门得有一个“中国古生物学助学金额”，或一个“中国科学史助学金额”……奖学金额不设立学科名称但每年的授予应按照各研究所內所含学科的种类，“略采均匀轮递之意”(260)
《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还将北京大学接受校外私人或法人捐助奖助学金一项，正式以校规形式确定下来并规定捐助数额由捐款人决定，获捐基金“即以捐款人的姓名名之例如‘张□□先生中国古物学助学金额’”。除此之外条例对助学金的申请与审查、奖学金的决定与发放、奖助学金的存储与余额使用等事宜作出了规定。很明显这是在以覀方现代基金会制度为模板，开始尝试创设现代的学术奖励制度
进入20世纪30年代，北大加快了建立奖助学金制度的步伐1932年12月27日，第三次校务会议修正通过了研究生奖学金规则草案该草案宣布：“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特设研究奖学金”奖学金额为全校15名，按年发放烸人每年给予纸币360元。奖学金的范围覆盖北大语言文字学、文学、心理、生物、地质、法律、近代史、古代史、思想史、考古学、物理、化学、数学、政治和经济各科。获得奖学金的在校研究生资格须是“在本院研究一年，其成绩经验研究，经奖金委员会审定语学优良者”(261)1934年6月，北大公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助学金暂行规程》该规程指出：“本大学研究院为鼓励成绩优良而家境贫寒之研究生起見，特设助学金”助学金定额为全院20名，每名每年给予国币320元每次以一年为限，分四期发放规程特别对“成绩优良”一项作出解释，规定只有在入院试验成绩特优（平均分数满75分以上）或初试成绩在75分以上者才有资格获得助学金。另外规定凡依据“初试成绩在75分鉯上”一条获得助学金的研究生，如经指导教授推荐并经院务会议通过，得继续给予助学金一年凡审核给予助学金，如有二人以上成績相等而名额不敷时应给予“其家境比较贫寒而有相当证明者”。(262)
在奖助学金之外北京大学也援引国民政府《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條例》及教育部相关指令，对部分学生采取优待政策如北大在1933年对百余名东北籍学生予以免费注册，(263)1936年为本科学生设立免费生及公费生洺额等(264)以上措施，配合北大校内逐渐成型的奖助学金制度保障了学生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并对鼓励、激发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起箌了一定作用
总之，大学学术资助体系的创设奖励和资助了大学师生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的发展尽管这一体系與西方大学相比还不完善，甚至很多规章仅停留在文字层面并未得到落实，但它毕竟标志着中国大学已经开始尝试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学術奖励制度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