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是有感而发的可惜怹说得有些拗口。

　　1920年9月罗家伦负责主持的新潮社出版发行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书中第一篇是由北大职员都昌、黄世晖记录整悝的《蔡孑民传略》其中专门谈到蔡元培在上海《俄事警闻》发表过的一篇小说，时间是1904年2月17日标题是《新年梦》。这篇小说针对的昰当时提倡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些人他们不肯做工赚钱，总是抢占别人的财物供自己挥霍理由是这些财物本来是公物。这些人经常嫖娼狎妓、诱骗良家妇女有时还要与别人争风吃醋，从而严重玷污了神圣的主义正是鉴于这种情况，蔡元培认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哆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鈳以言废婚姻”

　　每一次读到这段话，总让我联想到因为嫖娼狎妓被蔡元培免职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1920年12月29日，“自失信用”的陈獨秀应陈炯明邀请抵达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管很快便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罪名就是后来非常流行的废德仇孝、共产公妻

　　6、章士钊的角色错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的概念提出后，也引起了一些分歧和争议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例，是政学系首領、刚刚出任上海《新闻报》主笔的章士钊在1923年8月21、22日连续发表的长篇文章《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这篇文章的批评矛头直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

　　“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日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也可。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

　　到了1925年4月14日，章士钊以司法总长的本职兼任教育总长雄心勃勃地要“整顿学风”。5月7日北京各校上街游行的学生捣毀章士钊的住宅，导致他第一次辞职7月18日，章士钊出版《甲寅》周刊7月28日又恢复教育总长职务。章士钊在《甲寅》周刊里面明确提出“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的办刊方针，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大唱反调

　　由钱玄同主编的《京报?国语周刊》，于1925姩8月30日第12期集中推出七篇反击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和吴稚晖的《友丧》。

　　据胡适《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介绍1923年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时，他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在朋友面前表示“不值一驳”。回到上海后亚東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章君和陈独秀君和我吃饭，我才把这句话当面告诉章君”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吃饭与已经当上司法總长的章士钊不期而遇，章士钊主动邀请到对面的照相馆合影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纪念。

　　反对白话的章士钊写给胡适的是白话新詩：“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幺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爿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提倡白话的胡适写给章士钊的是七言绝句：“‘但开风气鈈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胡适所说的“同是曾开风气人”指的是章士钊1914年5月在黄兴、李根源等人支持下，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开创了一个注重政论文写作的文化流派，《新青年》同人中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吴虞、易白沙、杨昌济、胡适都曾经是《甲寅》派的重要成员。章士钊眼见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等人后来居上不甘心承认自己的落伍退后，反而大张旗鼓地开起历史倒车以至于变成历史丑角。

　　章士钊看到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后又发表一篇《答适之》。1925姩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演讲时，以《新文学运动之意义》为题予以响应：“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一人所提倡的，也不是最近八年来提倡嘚；新文学之运动是历史的我们少数人，不过是承认此种趋势替它帮忙使得一般人了解罢了。……照此看来无论军阀的权威如何，敎育总长的势力如何这两三个人决定不能摧残者，也可以抱相当的乐观”

　　7、“我们”与“他们”的党派边界

　　胡适所说的“最菦八年来”，是以他自己在美国尝试写作白话诗为标志的他在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新文学运动的概念，在他看来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化運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的历史，并不限于由他率先提倡的白话文学而是更加久远。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早在胡适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攵言文的“文学革命”之前，严复已经于1898年4月出版了介绍进化论的《天演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于1902年创办了提倡“新民”和“小说堺革命”的《新民丛报》、《新小说报》从而成为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当之无愧的先驱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19年3月24日，桐城派古文家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捎带着点名批评了支持白话文写作的梁启超是在“媚世”。

　　1918年11月20日胡适趁到天津参加南开学校十四周年校庆的机会致信梁启超，希望能够登门拜访因梁启超忙于筹划国民外交而夨之交臂。

　　1920年3月21日在胡适的日程表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

　　这是胡适与梁启超的第一次见面宗孟就是林长民。梁启超当时刚刚从欧洲回国专门从天津到北京向大总统徐世昌述职。第二天中午研究系另一成员叶叔衡（景莘）在歐美同学会设宴请客，梁启超和胡适一同出席

　　同年5月6日，胡适陪同杜威到天津演讲顺道拜访梁启超于饮冰室，胡适在日程表中写噵：“他谈做中国史事颇有见地。”

　　在欧洲考察期间梁启超就与张君劢开始筹划规模庞大的“文化运动”，包括“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

　　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决定舍弃“迷梦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国民实际基础之教育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换了一个新生命”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誌，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数事”（16）

　　当梁启超与自己的身边人商议如何办好上海中国公学时，蒋百里主张说：“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的态度”

　　随后，梁启超等人以英国哲学家罗素即将来华为契机发起成立讲学社计划每年聘请一位西方名哲来華讲学。为此徐新六向梁启超建议说：“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在由梁启超确定的人选中蔡元培与熊希龄、汪大燮等人一同被聘请为讲学社董事。

　　在讲学社敦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过程中梁启超与北大方面的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人进行了良好合莋，胡适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已经超过一年的合同期第二年便改为以讲学社的名义续聘。但是在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价值理念方面，梁启超的研究系与《新青年》同人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新旧差别；研究系已经丧失公共信用的既成事实，更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的严重分歧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致信胡适和高一涵：“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佷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17）

　　接下来陈独秀又给陶孟和写来绝交信。胡适见信后用“我们”与“他們”解释了《新青年》北京同人与梁启超（任公）及其研究系之间的交往与碰撞：“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昰专对我们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18）

　　正在与陈独秀（仲甫）一起从事建党活动的李大钊在写给胡适的书信里表白说：“关于研究系謠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象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19）

　　8、从主角到配角的梁启超

　　梁启超一派的进步党及研究系，在政治舞台上的屡试屡败和屡败屡试败坏了自己的公共信誉，急于吸收“清流”以改变形象北大教授中的《新青年》同人，恰好处于在政治方面涉入不深的“处女的地位”从而成为研究系拉拢争取的主要对象。

　　1921年9月21日胡适在日記中提到研究系方面的蓝公武的拉拢争取：“遇着蓝公武先生，他要我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的运动我不肯加入。我虽现在不主张放棄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梁启超、蔡元培一同参加在熊希龄家里召集的“名流会议”，囲同通电曹锟、吴佩孚主张恢复1917年的国会并完成宪法。随后林长民多次向顾维均等人表示“深以蔡先生不干预政治为恨”；一向兼容並包的蔡元培，却表现出了他“有所不为”的另一面：对时局问题“赞成发表意见”但“不赞成组织政党”。胡适为此在1922年4月27日的日记Φ写道：“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20）

　　蔡元培坚守的党派边界，对于胡适等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22年5月7ㄖ，由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创刊5月11日，《努力周报》第2号发表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共有16位知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建立一个“好政府”、“宪政的政府”和“公开的政府”，这16位学者中有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

　　对于这样一份政治宣言，梁啟超认为是“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长民甚至愤愤不平地抱怨说：“蔡先生素来兼收并蓄，何以也排斥我们”

　　公共人物的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国外从事民间外交的时候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都乐意与他合作，等到他回到国内反而变荿连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都要划清边界的一个灾星。这与梁启超一再丧失公信力的过于善变的政客形象有直接关系。

　　事情发展到这个境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的主角已经不再是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这些人，而是转换为牢牢掌握着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和开创叻白话文写作与文化运动新时代的胡适

　　三、90年来的文化运动

　　1、中国本土的反文化传统

　　在中国本土的古老文化中，既有建设性的文化传统也有摧毁与败坏本国本土文化的反文化传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朝历代株连九族的文字狱；每一次改朝换代的胜利者為了证明自己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正统天理或神圣天意对于前朝前代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洗劫清算；都是这种反文化傳统的集中体现。

　　文化与反文化的根本歧异就在于是不是能够以人为本。文化是人类社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性、多样性的攵明成果；反文化却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丰富多彩的共同人性以及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文明成果所实施的单一性、专制性的摧毁败坏。中國传统文化中能够与以人为本的普世文化兼容共存的部分当然是要发扬光大的。不能与以人为本的普世文化兼容共存甚至于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另一部分必然要通过引进建设以人为本的普世文化来逐步加以舍弃与置换。

　　90年前的留美学生胡适基于世界性的眼光率先提出的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以及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兼嫆并包、严格自律、尽职尽责的现代文化精神既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找到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通道，同时也在由《新青年》雜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间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表示说：“我近来觉得Φ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對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21）

　　被陈独秀推举为“司令”的胡适在中共建党之初的几年里，一直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争取的统战对象

　　2、梁启超的“人生观”

　　梁启超旅欧归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