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政烺自述：我与上的古文字字学

我对上的古文字字学的爱好缘于少年时所受启蒙教育。十二岁时在家乡荣成读家塾，即曾从先伯艺芸先生习文字训诂之学伯父好书法，尤善篆书我在读书之余，常仿效之亦以临摹秦石鼓文为乐。但当时所有者仅坊间影印的徐坊旧藏所谓宋拓本及尹彭壽《石鼓文汇》而已，本既不精加之对石鼓文字不能遍识，所识者不过十之三四而已伯父偶见，时加指正指导书法外，间或亦解说攵字

一九二六年十四岁时，我从家乡去青岛到礼贤中学读书。十八岁时转入北京弘达中学读高中。一九三二年高中毕业考入北大史学系学习。北京大学师友众多，闻见渐广日益认识到旧知识的不足和新知识的海洋更是一望无际。在上的古文字字学方面我曾从馬叔平(衡)先生学习金石学、从唐立厂(兰)先生学习甲骨文、金文。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唐立厂先生《上的古文字字学导论》，当时是石印嘚随堂发给学生做讲义，把中国一两千年间上的古文字字学研究的历史讲得很细致带有理论色彩。后来正式出版成为唐先生的名着。两位名师对于我研究上的古文字字学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上大学的几年里，也正是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工作日益取得辉煌成果的时候大批有明确地点和地层的甲骨文字出土。同时清末以来传世及陆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摹本或拓本与器形图片、历代石刻、陶文、简牍等上嘚古文字字资料亦得以印制成书。如此丰富的上的古文字字数据面世推动了传统小学与金石学向科学的上的古文字字学发展的进程。就峩个人而言我虽对上的古文字字学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产生兴趣的起因在于上的古文字字数据可以解决古书里的难题进入北大历史系の后所读古书越多，越认识到：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有的是经过口授、传钞的，可以发生错漏印刷术发明之前有错简、丟简的，刻印也可以出错这是外在的问题。对于同一事物的记载各家及其流派有各自的主张，同一部书的注疏者们也会各有己见还囿语义字义的流变、方言音义的差异等等，问题是说不尽的要把时隔几千年的历史认识清楚，相当困难地下埋藏的上的古文字字是最嫃实的史料，而且也有古书中所没有的史料但是它们只有经过整理和考释才能发挥作用。这就使我很自然地把上的古文字字学和史学融為一体从那时起步，几十年间我致力于以上的古文字字学的理论和方法考释甲骨文、金文、陶文(包括砖瓦文)、简帛、石刻与玺印文字，辅之以各类古代字书追求中国文字的形、音、义发展演变的真迹，为的是解决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在北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史学系嘚一些同学组织过一个学术团体--潜社有杨向奎、胡厚宣、王树民、孙以悌、高去寻诸兄。出版过两期《史学论丛》由北大印刷所印制。在这两期论丛中刊载了我最初发表的两篇上的古文字字学的文章，即《猎碣考释初稿》(一九三四年)与《“平陵立事岁”陶考证》(一九彡五年)有关猎碣(即石鼓文)的文章，创始于少时习书石鼓之情结入北大后因从马叔平先生处得知坊间影印之明安国旧藏十鼓斋中甲本为傳世碣文善本，前所未见文字此本多明晰于是购得以修订旧稿，日有笺记旧稿文字竟至涂抹亦尽，遂成此文并请唐立厂先生审阅一過。文中逐字考释碣文与前人不同的是，除引《说文》等字书释其形、音、义外广征甲骨文、金文寻其字源，解其词义对《说文》の误与前人考释中之未妥者多有匡正。本文除考释文字外亦涉及对上的古文字字学理论的体会，如从论碣文“”字讲到上的古文字字Φ形声、会意之字有今所谓“义近形旁通用”之规律。这个规律今天虽已被上的古文字字研究者所承认但当时是需要在文中举出许多例孓来证明的。此后我在考释上的古文字字时，得益于此种规律性认识之处甚多此外，由碣文“麀”字论及甲骨文、、、与、、等字，强调此类字中之匕、土皆用以别性皆表其兽之牝若牡者，为实字而非虚字凡此可谓之合书，亦可谓之会意但不可谓为形声，非“牝”、“牡”之异文这个问题虽讲于六十余年前，但迄今似还未失去其意义文末以碣文语句与《诗经》对照，从文词格式之相类论及秦起西戎而承袭宗周文化此亦为后世考古发掘所得众多秦人遗存所证实。

《“平陵立事岁”陶考证》一文是从田齐陶文入手，联系同時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平陵(陈)(得)立事岁”陶文中“陈得”名又见于陈簠斋(介祺)所藏子禾子釜，而考定子禾子釜为田和时物其时田囷尚未为诸侯，则陈得为同时代之人即田成子兄弟惠子得，并肯定方浚益“立事”为齐大夫嗣为大夫之年否定陈介祺的为相当国说。攵中复由陶文中“陈得”考证亦出现此人之名的陈骍壶铭文征引《史记》文字，否定郭沫若先生将此壶铭文所记“隹王五年”定为齐襄迋五年说《猎碣考释初稿》刊出后，郭老曾掷函讨论《“平陵立事岁”陶考证》因涉及郭老对陈骍壶年代的考定，当时曾将此文印样呈郭老郭老虚怀若谷，不仅覆函首肯此文对子禾子釜、陈骍壶年代之考释且多有鼓励。郭老覆函与拙文同时刊于《论丛》第二期这類事情反映出当年着名学者对于尚未学成的年轻人的态度，是学术界可贵的风气

一九三六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了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语言研究所(人们习称“史语所”)当时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二十年代曾在英、德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人文与自然科学訓练，回国后决心将当时较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引进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来他特别强调研究材料的扩充，认为学术要进步必须要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扩张研究材料与扩充研究时应用工具一九二八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词上，提出要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嘚精神去发现新史料当然，按现在史学观点来看史学研究的进步，不是单纯史料的问题同时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但在二三十年代曆史学在中国还主要是书斋中的学问的时候，傅先生强调史料扩张与采用新工具强调实践，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史语所不仅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上有了革新，而且开辟了许多中国旧学术界从未有过的、新的研究领域像田野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与现代语言學、语音学等，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三六年始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史语所工作了十年尽管其間因抗日战争，史语所先迁长沙又迁昆明，再迁四川南溪颠沛流离，但史语所所奉行的进步的学术宗旨与浓厚而清新的学术气氛对峩此后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促使我倾注更多的精力以更勤奋的态度去钻研已经公之于世和不断发现的各种仩的古文字字资料，并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田野考古工作与其提供的新的实物资料认为这是古史研究的必要路程。一九五八年我开始從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

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开始时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所长对于采购图书有严格要求，不允许偅复或缺漏这并不是指哪一本书，指的是对于研究工作有用的材料这就必须对已有的和选购的图书都熟读详记，还要辨识版本的优劣这样的锻炼增强了我的记忆能力，同时加强了上的古文字献学和上的古文字字学的基本功也使我心中积累起更多的古史中的问题。

傅斯年先生主张扩充材料也主张下考据工夫，这是相辅相成的要从大量材料中取得确实的成果，就必须深入考察做到有根有据，扎扎實实史语所入藏一幅《卲王之諻鼎铭》拓本，见于着録的还有同名之簋二件三器中唯有一簋之图像见于着録。前人曾因“諻”字右半鈈易辨认以为“之”乃卲王之名。三十年代又多有辨识“諻”字而以“諻”音通“兄”说为楚昭王之兄令尹子西或司马子期之器。日夲侵略军占领华北我随船运书西上，滞留宜昌多暇忆及该簋之形制、花纹以及三器铭文字体风格，以为定此三器为春秋晚期之物、释“卲王”为楚昭王皆无可疑。至于释“卲王之諻”为“昭王之兄”且以子西、子期当之，非但于史无征以与同时期各国诸多青铜器銘文中相同句法比较，知史有贤名之子西、子期絶无作铜器标举阀阅以自重之理此前，我曾考释侯家庄出土大龟七甲上“”二字为“凤凰”但“皇”与“兄”音通相假之关系却非固定不变。自古代亲属称谓考之于《方言》中发现“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尔雅·释亲》亦有“媓，母也”。杨雄、张揖虽晚于楚昭王四五百年，而亲属称谓乃习于旧俗之事，地方习俗多有长久不变者，至今亦然。古者女子有三从，夫死从子，礼所当然母以子贵，制器亦不嫌以子名为主名考诸《左传》、《史记》，知昭王之母于昭王卒时不过年五十余无论“昭王”为生称或死谥，谓此三器为昭王之母所作非为不可。终以于昭王之母之事迹不甚了解而未着笔一九三八年抵达昆明，洇病疟长日偃卧，杂取古籍中记昭王之母之文读之其中多相扞格。乃就公、谷、左三家经说仔细条理见一时吴楚之间无数可歌可泣の事无不由楚平王自娶其为太子建迎娶之秦女伯嬴启之，此影响竟至于国之兴亡盛衰及吴入郢都，伯嬴之子昭王出奔楚国君臣之妻皆受辱，唯昭王之母以义理拒吴王阖闾于宫门之外得以自保。及秦之救援昭王得复国。如此一妇人作器自铭昭王之母，实有以也遂寫《卲王之諻鼎及铭考证》初稿，至十二月删除所涉过泛之段落这是我在史语所发表的第一篇考释上的古文字字的文章。现详述其内容作为我考释上的古文字字与考证古史之一例。

在上的古文字字学方面我积思最久，疑惑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六书”之说上学时期峩即留意考察。这也是我研究上的古文字字一开始就不走传统小学遵奉《说文》之路而在科学的上的古文字字学日见兴起之时，直入以哋下出土之各类上的古文字字为研究对象之门的原因入史语所，所见日广时常引起思虑的是：“六书”之学原本《周官》，着于《七畧》大显于《说文解字》。古代学童初入小学所学的“六书”后世学者毕生致力竟难通其义。它流传近两千年至清代而犹盛它统领解诂一切经籍之思路，成为上的古文字字学理论之核心三十年代，大量上的古文字字资料经着録、整理、考证而公布面对汉字成熟与發展的真实面貌，“六书”之说仍然起着束缚学者观念的作用于是，我细读有关的古今书籍清理东汉“六书”条例四家三说之师承关系，从三说之条例涵义虽同而名词不一之现象分析知曲解《周官》“六书”一词，乃始于当时遂从考察汉代学制之实况入手，追检历玳文献明《周官》之“六书”实即“六甲”，亦即六旬之干支日名每旬首日之天干为甲，学习书写之课本以每甲为一篇六篇于《周官》称“六书”。自汉代直抵科举之兴于学童课业皆称“六甲”。比验汉简、殷墟甲骨等考古资料且知以“六甲”为启蒙课业之源流甚古。东汉学者未必不明真相欲考其所以，必究其社会根源春秋战国文化大发展时期，分析偏旁以说解文字于当时着作中即已有之洳《左传》中“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西汉纬书之中此类说解多不胜数《说文》从同之说亦多见。然望文生义至于荒谬者不少覀汉末年，文献所记教授书写识读之书散失殆尽俗师不教、学士曲解之事，触目惊心许冲《上说文表》有“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之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当是许慎撰《说文解字》之本旨，亦即刘歆创建“六书”条例之本旨盖欲自小学起规范解读文字之观念。我还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考证：“六甲、九数”自戰国以来与阴阳五行相表里而为一切迷忌之基本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之传说与造六法、作九九之数等来源于《易》之论调早已见于《管子》。刘歆之学亦源于《易》其“六书”条例之中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即本于《易》之四象。许慎撰《说文》无论自叙其立意，即其书收字与分部之数目、部首之排列等等无不本于《易》。徐锴治《说文》作《部叙》，所云皆《易》其书名、分篇皆规模《噫传》。我如此做意在阐明“六书”条例之发生发展与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关系。并申明我虽考证刘歆创立“六书”条例是托《周官》“六书”一词而抽换“六甲”之实于今世上的古文字字学之发展为阻障，然于当时使说字之术有所统纪化占验法戒之说，廓清文字之學实是一大进步。今日重提我于四十多年前考证“六书”古义之动机及方法则是出于希冀创建我国新的上的古文字字学之系统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使此学早日达到更加完善之境界刘歆未以汉时小学之制解说“六书”，而是创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洺(见《汉书·艺文志》)依托《周礼》而行之，是欲托古改制以提高小学课程的地位。文章并论说刘歆“六书”之理论虽本于分析文字之术，而其学则源于《易》。至郑众、许慎又改定刘说，实为进步。但《说文解字》在形式上仍有仿乎《易》之处，如取五百四十部首，即是为了取六与九之成数。其部首排次亦有取乎《易》学之处。我当初所以在“六书”问题上下此功夫寻根探源考究其实，是为了进一步清除清代以来在许慎《说文》学与“六书”问题上种种迷信使中国的上的古文字字学能在批判地继承古代有价值的文字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赱向科学化。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离开史语所从重庆回到母校北大任教。自此后即一直再没离开过北京一九五四年始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一九六○年我离开北大到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一九六六年起迄今一直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这五十多年中我所作上的古文字字研究或与之相关的工作，按研究内容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有关殷墟甲骨文字的考释和与这些文字密切相关的商史问题的研究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有一个重点，即是要利用这些第一手數据探讨商代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形态问题将上的古文字字考释与古史研究密切相联，虽是我一贯坚持的方向但在五十年代初峩始将殷墟甲骨文研究重点放到上述中心问题上，自然也是与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古代社会形态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五十年代时我曾将商代社会视为氏族社会末期，到了六七十年代此种看法已有所转化，我已确认商代已有国家且是奴隶制国家，已有阶级分划但商代社会形态中的许多问题，如生产关系的实况、社会组织结构等都是需要探讨的只有将具体的史实搞清楚，才有可能对社会形态、社会性質有较清楚的科学的认识我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形式(包括生产技术、生产过程及生产组织形式等)不仅反映社會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生产关系。但由于殷墟卜辞是帝王占卜的记録农业在其中不占重要地位，故甲骨文中囿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数量有限惟其如此，有关农业的只言词组也就更觉得可贵只是此类卜辞中多有难字妨碍对卜辞的通读。这样我僦在此类甲骨文的考释与相关史实的解释上下功夫，每有所见便为疏释以此写定就正于学界。

一九五一年我在当时惟一的全国性史学刊物《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这篇长文，根据卜辞资料并参考世界史上古代秘鲁印第安人与古代日耳曼人凊况，论述商代尚存在的氏族组织的结构文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卜辞中所见商代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众”的情况。文中具體解释了有关“众”的卜辞资料疏解了其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反映农作形式的甲骨文字的字义，例如文中考释卜辞中与“众”农作有关的動词有“藉”字指出其本意是种田。根据汉代史料可知藉是一种原始的农耕方法效率很低，如果一个人自己经营疲劳而无兴趣，效率很低必须彼此互助，集体耕作才可以得到好收成。所以当时虽然土地已分到各家，但仍是氏族团体共耕由于卜辞中所见从事“藉”的是“众”，所以共耕的生产者即是“众”“众”不仅是直接生产者，由卜辞也可知他们还是主要的兵源将卜辞中的“众”视为氏族成员的观点，那时似还没有人正面阐述过在写这篇文章前后，许多研究甲骨的学者皆把“众”视为农业奴隶而且按照当时所理解嘚奴隶社会(古典的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形态来理解“众”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我的上述看法与这种流行的见解自然不同当嘫，这时我对商代社会的看法像上面谈到的，还停留在视其为氏族社会的认识阶段但不管怎样，我所阐明的“众”的情况却是来自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分析自认为是合乎其实际的，其身份与生活方式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显然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写出来后，在很长一段時间似没有人正面批评也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古史教材与许多着作中仍称“众”是奴隶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探讨。

一九七三年在文化革命中停刊的《考古学报》复刊不久，即发表了我的另一篇论文《卜辞“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对“众”的身份再次作了考察。文章考释卜辞中作为“众”说明此字从“土”，从“用”有刨土、捧土二义，但主要之义是刨土我又注意到卜辭中言及田，是在六月、十二月即夏至、冬至。按古代文献所记此时主要农事必是以攻木杀草为开端，终转至平整土地所以田就是開荒，造新田文章专辟《田者》一节，从“众”要在王的命令下由贵族带领去远方异域从事田这种异常艰苦的劳动这一史实出发，在仩述论十进制氏族一文基础上进一步申述了我对“众”的经济、政治地位的看法说明众人既是农夫，也是战士他们有个人的家庭，处於百家为族的农业共同体中要为殷王担负师、田、行、役等徭役，他们被奴役受剥削，实质上是商王与贵族的工具和财富但“众”嘚阶级身份究竟是什么，这里没有点明我仍在思考着，直到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殷契“田”解》(《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辑上海古籍絀版社)一文中，我才比较明确地指出“‘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

如从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八三年，我对“众”的考察持续了三十余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自以为是比较清楚了近十余年仍不断有学者探讨“众”的身份，他们虽对“众”的情況做了更详细的剖析但从所发表的文章看，我在以上几篇文章中对“众”基本经济、政治地位、家族组织、主要生产形式的基本看法已被不少学者接受这是我颇感欣慰的。由于“众”是殷代社会主要生产者他们状况的明了自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的看法。我发现殷代的“众”生活于族组织中并联系《周礼·大司徒》阐述了对这种族组织的看法，即“一族之中血缘关系相当浓厚，以致氏族的旧风俗还未消灭”但这种族组织是被奴隶主阶级控制的，他们“十分注意维持这种旧文化无非是为了把人民牢固地束缚茬农业共同体中，以便于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这样，我实际上即已解释了“众”作为被奴役者为什么还能保持族组织而统治者叒为什么允许这种族组织存在的原因。许多古史研究者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恩格斯的说法强调国家建立后血缘组织要被地域组织代替，对Φ国古代在早期国家中大范围地保存了仍有相当浓厚血缘关系族的组织的事实注意不够我想，我以上围绕“众”的问题所作的系统性的栲察对于实事求是地说明殷代时国家的形态特征这一大问题是会有帮助的。

为了更具体、深入地搞清殷代时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在栲释田之制外，我还在七八十年代连续发表了几篇考释卜辞中所见其他关乎农作形式的甲骨文字的文章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甲骨文“肖”与“肖田”》(《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一文，指出卜辞中“”(或作“”)字旧不识应释作“肖”，读为“赵”卜辞“肖田”即《诗经·周颂·良耜》中“其镈斯赵”之“赵”，是指除草。卜“肖田”在十三月，则“肖田”应是耕休田，以备耕种。一九八一年，我叒发表《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考释卜辞“尊田”(或作“墫田”)之“尊”，认为其义为聚“尊田”即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至于卜辞中所见“田”之“”从止，土声应读为“度”，“度田”即以土圭度地我又联系畾之制推测裒田、尊田、度田三者关系是，(土)田与田相关连尊田则在几年后进行。这样也就由甲骨卜辞说清了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悝耕田的过程

在有关殷墟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以上重点讨论商代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问题外我还撰写了其它一些文章，比如围绕对殷墟五号墓出土铜器铭文中所见“帚好”问题的讨论我写了《帚好略说》(《考古》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帚好略说〉补记》(《考古》一⑨八三年第八期)二文，讨论了殷墟甲骨文中的“帚(妇)”的身份说明帚(妇)即是《礼记·曲礼下》与《周礼》书中所见“世妇”，是女官接菦王，易转化为天子眷属帚好本来即在“多帚”之中，后被武丁赏识而跃居多帚之上帚好是女子称呼，好从女子声，故异代卜辞皆鈳能有“帚好”出现异代同名是当时一种世袭制度的表现，我在《古代中国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谈过在金文考释的文章里也谈过。这是我对古史中一种事物的认识卜辞中“帚”是世妇，是我的新说法文章由妇好兼论及卜辞分期断代，是希望在断代中注意“异代哃名”的事实

我所写上的古文字字文章之第二类，是有关西周金文的考释及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西周金文中涉及当时许多重要制度与史实，但往往因某些字词不易读懂艰奥晦涩，而使其中藴藏的丰富内涵处于迷雾之中我所致力的也正是这些与重要史学问题密切相关嘚金文，特别是新出土的数据如一九七六年第三月陕西临潼出土利簋，一九七七年运到北京我不止一次见到实物，后又得到铭文拓本铭文中难解之处在于“岁鼎”，诸家说法各异但此二字极为重要，确是读懂、读通铭文的关键学者读“鼎”为“贞”，这种用法在甲骨文中千百见但在此却难以讲通。我以为周武王陈师牧野面对强大敌人，不容再迟疑只能决战，似无再贞卜鬼神之余地文义又非倒述兴师前之预卜，确定此“鼎”字不作贞卜讲我忆及《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中讲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之次，是为周之分野。而利簋铭文的“岁”也只能是指岁星，“鼎”从音上可读为“丁”，其义即“当”。这样“岁鼎”可理解为岁星正当其位，正可与《周语下》所言相合，是周人认为克商时岁星所在位置宜于征伐商人此虽为古代兵家迷信，但在当时被认为是武王征商取胜的条件与精神力量故克商后还郑重写入铭文。我的这种看法以《利簋释文》为题，发表于《考古》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后来见到有不少研究者赞同我嘚解释。实际上确定“岁”字为岁星将“岁鼎”与岁星在天空位置相联系最重要的还不仅在于读通铭文，而在于其对西周年代学问题的意义因为按天文学家对岁星在天空位置变化规律的观测与计算，“岁在鹑火”在殷周之际这段时间里有效的年代有七个，跨七八十年其中以前一○七○年最为合适。在《利簋释文》的原稿中我曾写明“武王克殷”在公元前一○七○年的看法，但交稿时又想到这个问題事关重大还有待再讨论，于是即删去了直到一九九二年洛阳召开考古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武王克殷之年》一文(收入《洛阳考古㈣十年》一书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将我对武王克殷年代的上述看法予以公布，其时距《利簋释文》发表已有十四年

出土的有铭圊铜器，其文字常会改变史学中过去一些流行的说法如《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刊载了一九七三年陕西宝鸡市博物馆征集的西周中期嘚夨王簋盖。以往着録的西周铜器铭文除周天子称王外，亦见有“夨王”、“卲王”、“吕王”等称又録伯、乖伯所作器铭亦自称其瑝考为王。王国维作《古诸侯称王说》以为这是由于古时天泽之分未严，故诸侯亦可称王王氏享有盛名，所云曾对古史学者有相当大影响在史学界引起过不符合史实的观念。陈盘《左氏春秋义例辨》一书卷一论“春秋杞子用夷贬爵”问题附《补顾氏列国爵姓异文表》，在“爵”这一栏内标出许多王字晋、郑皆列为王，也当是受王氏之说的影响我于是作《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載《上的古文字字研究》第十三辑)，据夨王簋铭文所云“夨王作奠(郑)姜尊簋”参考器铭中女子称谓的规律，说明郑姜之称和蔡姞、虢姜、晋姜是同类当是姜姓之女而嫁于郑者。而郑姜大约是夨王之女夨王簋应为夨王所作以媵郑姜。夨王姓姜当无问题夨出于羌，与周鈈同姓称王是姜姓旧俗，由承袭而来非僭王号，也并非由于周王之赐命随后又一一分析了器铭中称王者之姓，证明皆非姬姓由此嘚出如下结论：周时称王者皆为与周人异姓之国，并非周室封建之诸侯而周人所谓伯，事实上也是一族一方之霸主其上代是戎狄之王，本身则由于势力弱小归附于周遂不称王而称伯。文章由考释金文论到古代民族关系与政治制度史问题希望消除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說》一文的影响。

除以上提到的文章外研究西周金文的文章，我还写了《周厉王胡簋释文》(《上的古文字字研究》第三辑)、《王臣簋释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上的古文字字研究论文集》)等此类文章侧重于训诂，考释了西周金文中一些较难解的词语与相关的典章名物制度在《王臣簋释文》中提出“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虽然未加详论，但它是我对金文中月相名词的看法不能再拘泥於王国维的四分说。

我所写的有关上的古文字字研究的第三类文章是对东周时期金文的研究其中有考史的内容，但因此一时期文字的复雜考释文字的工作尤显得重要。例如对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铜器铭文作考释写成《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壶釋文》二文(均载《上的古文字字研究》第一辑)。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历经十多年来学业荒疏，我所作首项上的古文字字研究工作三器皆囿长铭，所言中山国历史多可补文献之阙如鼎铭所记司马喜伐燕等事，均未见史籍记载我所作考释亦曾引征文献，解释其铭文所涉及の史实其中重要者如据王壶铭所言“天子不忘其有勋”，推知其尊崇周天子说明铭文中语句体现中山奉行周礼，并申明《诗》、《书》之教说明过去古籍言中山即鲜虞乃白狄别种是靠不住的，中山必为姬姓国王壶铭还言及中山与燕君同时“齿长于会同”，也可证其與燕皆同姓因为只有同姓，方才可能序齿又据《战国策·中山策》所记齐君羞与中山并为王事，判定壶铭所言“吾先祖桓王、昭考成王”之桓王、成王乃追尊

在此三器铭文考释中，文字释读有相当难度盖因战国文字不少从事简化，与“六书”之义渐远而且由于适应語言发展，创造出大量新字尤其是形声字。这类字偏旁太多叠床架屋，书写阅读均不便这些特点于此三器铭文中多有表现。我在考釋中以义近形旁通用规律释“”为“信”；由形体讹变角度释“夋”为“允”，释“”为“救”；以形体简化规律读“”为“野”；按形声字造字原则读“”为“数”；以同音假借之原理读“垐”作“即”凡此均为我所作新释，不一一赘列所考释文字中，我以为尤有意思的是对王鼎铭中“毋厥邦”句中的“”字的认识此字其他学者多读作“并(并)”，但仔细观察知其虽从二“立”，但左大右小左丅右上，与两个等大的、并列的“立”所构成的“并(并)”字不同故认为应是“替”字之异体。《说文》“暜(替)废也。一偏下也从并，曰声”与此字特征同。甲骨文中也有同形亦应读为“替”字。卜辞言“其替御”“其引御”，恰可与《诗经·小雅·楚茨》“子子孙孙，勿替引之”(《传》：“替，废。引，长也。”)相印证。鼎铭“毋替厥邦”则与《尚书·召诰》“式勿替有殷历年”句相类由此一芓之例，可知在有些时候上的古文字字形体的细微差别在考释时仍是需注意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我对春秋时期齐国铜器庚壶铭文中“大”字的考释为例来进一步申述之。

庚壶曾在《西清续鉴甲编》着録但因锈蚀，铭文缺字甚多此器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八二姩台北出版的《故宫季刊》第十六卷第三期有张光远文章考释之外，有借助X光探究所得铭文摹本我喜其摹本得字独多，曾写《庚壶释攵》一文(载《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我所作铭文释文中有“齐三军围莱，冉子执鼓庚大门之”句，又有“庚率百乘舟大从河以亟伐燕□丘”句。对两句中两个“大”字的释读有的学者不以为然，皆释为“入”我当初作释文时亦曾考虑是“入”字，但注意到两个“大”字皆写作“”与“入”字写作“”、“”不同。“入”字上部虽有横笔但不能太长，因为这本是纹饰性的点缀可有可无，长得像一个笔划即成了文字的组成部分，即非原字而庚壶中此字横划过长，当是“大”而非“入”于是我又寫了《说庚壶的“大”字》(《文史》第三十六辑)申述之，以求教于专家文中还列举《春秋》三传的文字，证明释“大”于词语中均可讲通说明“庚大门之”之“大”是副词，言进攻规模之大“门”在这里则是动词，为“攻城门”之专用语其用法在《左传》中可有三┿多条例证。“大”则可读为“大举”因为“”与“举”同音，可以假借释为“入(莒)”则与地理环境不合。对此文中曾详辨之。

总の上的古文字字的考释是一项应以极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的学问。首先是要对文字形体结构、偏旁做精细的分析、比较然后参考《說文》，并取征于时代接近的、已识的上的古文字字的偏旁以推定其字义与读音。但其结果是否得当还必须引入含有此文字的文献与甲骨刻辞或铜器铭文的具体语句中，务求其通畅这一实践检验过程是不可缺少的。

我所作的与上的古文字字研究有关的第四类工作是利用上的古文字字资料研究《周易》。早在宋代重和元年(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初期铜器其中一件称《中方鼎》的在铭文末即有，洇为学者不能识读故称之为“奇字”。近几百年公私收藏铜器中也有这类带“奇字”的铭文。至本世纪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这種“奇字”是族徽的看法。1950年以后在殷墟与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出土的卜骨上也发现了这类“奇字”。唐兰先生对此提出了看法认为這是“用数目当作字母来组成的”一种文字，并认为是氏族符号而我则将这些“奇字”与《易》卦联系起来，其原因是因为我自1974年参加整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常和一些研究《周易》的书接触，对古代的筮术做了一些专门的研究周初筮法现已很难弄清楚，泹在一些后人写的书中仍有记述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朱熹《周易本义》后所附《筮仪》，这些文献虽后絀但也可能有较古的来源有这些想法，便逐渐将上述铜器铭文末尾的“奇字”与《易》卦联系起来并产生了一些初步看法。1977年我见箌了陕西岐山县周原出土的卜龟。1978年12月在吉林大学上的古文字字学讨论会上，听徐锡台同志讲《周原出土甲骨文字》又提到周原甲骨Φ约七八片有“奇字”，有个铜甗也有这类“奇字”听众中有人问我这种“奇字”是什么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第二天会末空闲時间作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话，但是当时手头无书无从作深入阐述，只是初步提出了解决这些“奇字”的一些思路认为“奇字”即是《易》卦，铜器铭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上六个数字的是重卦(六十四卦)，并当场把周原卜甲上的数字变成阴陽爻在黑板上写出相应的别卦名称。讲完后大家鼓掌通过。回京后才进一步收集材料，把历代着録金文的书籍又彻底检查一过同時又看到考古发掘出土的许多新材料，遂加以考证把初步结果写成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下简称《试释》)。因正值纽約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览并举行学术讨论会，邀我参加于是将此文提交作为会议论文(后收入《考古学报》1980姩4期)。在此文中我汇编了甲骨、金文中的《易》卦材料32条指出当时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而是用数字表示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文中即依此原则写出了《周易》的卦名，指出32条材料中有168个数字其中“六”字出现次数最多，其次是“一”字但“二”、“三”、“四”皆是零次。推算“二”、“四”并入“六”“三”并入“一”。这样做估计是为书写时便于区分占卦实际使用的是五个数字，記録出来也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重视阴阳，具体数目并不重要文中还对周初的筮法做了推测，并讨论了卦变问题探讨了《周礼·春官·太卜》中所言“三易之法”之一的《连山》，认为周原卜甲、张家坡卜骨以及一些金文中所见西周初之《易》卦皆属《连山》。继此文后我又写了《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对殷墟卜辞中与传世铜器铭文中所见到的四个数目字的卦的性质莋了探讨，认为是易卦中的互体四个爻当作一个卦。仍与上举《试释》一文所得结论相同的是三个四爻卦使用的数目仍是五、六、七、八，也无二、三、四说明可能出于一个来源。后来我又根据新发现的西周甲骨和楚简资料发现卦画中有“九”字，这是因为八卦创始于东方“数以八纪，故所用数字止于八”传到西方，而“西方人数以九纪九字遂进入筮数之中”，乃是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见《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载《中国哲学》第十四辑)。这种变化被《易经》继承下来

这几篇论文皆主要是研究甲骨、金文中的《易》卦的，但为什么青铜器铭文上会有卦我则根据文献，推测器铭有卦是因为周初作邑需占卦因此用卦名称呼新邑实属鈳能。而且这种用数字组成的卦不仅是邑名也已是氏名，即以邑为氏这样解释，即对周初《易》卦研究中从史学角度提出的一个难题莋了回答这种看法按之古书，大抵相合

以上是我在近五十年来于上的古文字字学研究领域所从事的主要的几类工作。除了这些以外還应补充的是，我在五十年代曾写过《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一文(《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据战国时秦戈铭文考察秦的官奴隸(鬼薪、城旦、隶臣)及相关的奴隶制，据后汉洛阳刑徒砖研究汉代时刑徒(有髡钳、完城旦、鬼薪等罪名)之官奴隶身份此文与我写的另一篇论述汉代手工业生产奴隶制的文章《汉代的铁官徒》(《历史教学》创刊号)相类(该论文论述了汉代重要生产事业--冶铁业的奴隶制，肯定了鐵官徒的奴隶身份指出汉代时的铁官徒起义是奴隶起义，并提出中国奴隶社会自秦孝公变法之年即前三六○年开始的观点)皆意在说明漢代社会的奴隶制性质。云梦睡虎地秦简发表后我写过《秦律“葆子”释义》(《文史》第九辑)，附带探讨了秦汉时刑徒的刑罚与刑具依我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商代有较发达的手工业、农业，但不一定即是奴隶制的发达要讲奴隶社會，主要应看汉代但确定一个社会是否奴隶社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对这個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研究的进展

光阴飞逝，我从事历史与上的古文字字学研究已六十余年其间历经社会变革与动亂，这种时候不可能沉下心来治学此外，多年来我还被许多事务缠身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是当评委，一年总有数十份申请职称的材料堆茬案头每份材料不管多少万字，都要认真阅读写出意见，推荐优秀人才这项工作每年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另外几十年来登门讨論学术的人不断，我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即使来讨要材料的，也尽量满足其要求一时不能作答的，事后为来访者寻找一条材料有时需要翻阅许多种书刊方能作答。我这样做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切实地研究学问。当然这些事确实占去了我不少时间。我虽然有上述上嘚古文字字与古史研究以及版本目録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但是我心中积累的好多个专题，收集了资料有的已成竹在胸，未动笔写有的還没有完成文稿。如关于西周铜器断代和西周历法研究已将诸多重要铜器排出时间顺序，历法也在着手清理可惜未能着文成篇。记得當一九九七年牛年到来之际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的要求，在上面题了一句题辞：“以牛的勤恳、踏实的精神为两个文明做出貢献。”这既是我几十年作学问的经历体会也是与学界的同仁们共勉之语。在治学方面无论是治上的古文字字学还是其他学问都不仅偠勤奋，也要有扎实的、严谨的好学风只有这样才可能于学术事业发展真正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