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哲学　　 　　　　一、序　　真正地,系统地学苏轼,始于前不久.那时于内心冲突的平复,现实问题的处理,手足无措.而于人生哲学,传统文化中一向不乏好老师.《四书》,老庄等都可作为人生哲学来读.于是,理所当然地想到了苏轼.

　　苏轼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无须赘言.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他所散发着的人性魅力和为人们所熟悉和敬佩的他超然的人生态度.他不但可敬,更难得的是可亲可爱.他的人生哲学,就显然要比他乖僻寡和的父亲苏明允,过分執着的弟弟子由,以及那位“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古之伤心人”,他的学生秦太虚要高明.或者从某种观点看,苏轼的人生哲学的价值在于其穷時而不在达时.而至少当人们“穷”时,总是能从他那里找到安慰的.而他的大量的遗世作品为人们研究和学习他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苏學实在太热,历千年而不衰.本文自然难有所超越.此文原是写给自己看的,祈望总结出苏轼的人生哲学,从中获启益以有助于解决现实的私人问题,並不把它作为学术来做.故重点放在苏轼的人生哲学,尽量写出自己的见解.尽量以第一手资料──苏轼的作品作为考察对象.适当参考了林语堂嘚《苏东坡传》和郑熙亭的《东游寻梦──苏轼传》.参考的主要是事实记载,尽量不加援引,尽量不使观点雷同.

二、评传　　愚以为苏轼一生鈳分为四个阶段：

一、少年得志（仁宗天圣元年～神宗熙宁七年　1036～1071　出生～35岁 　去汴京通判杭州）

　　嘉祐二年（1057）那场著名的高考,标誌着自韩柳发起历时270多年的唐宋古文运动获最终胜利.欧阳修梅尧臣主考.西蜀二苏,江南曾氏（巩、布）,关中三杰（程颢、张载、朱光庭）连袂登科.

　　21岁的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欧阳修取为第二名：“读此文不觉汗出,老夫当放此子出一头地.”

　　嘉祐六年（1061）25岁苏轼再試制科入三等（两宋310年4人入三等）.仁宗犹自感奋：“吾为子孙得两丞相.”（二苏）

　　“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

　　是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方是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每与公（陈公弼）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公弼传,苏轼）

　　英宗治平二年（1065,29岁）入京.英宗要破格擢自己的偶像“入翰林知制诰”.首相韩琦连声反对.再议“修起居注”.韩琦不愧相三朝,老谋深算,说话艺术实在太强了：“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壵莫不畏慕降服,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记注与知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苏轼头一遭为自己的“少年气盛,愚不更事”付出代价（他在世最高官职恰是“翰林知制诰”）.被人卖了还为人数钱：“韩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熙宁变法.熙宁二年（1069,33歲）末三年初.进呈《上神宗皇帝书》.气势雄放,规模宏大,大家风范.然书生空论,不如司马光谏言那样戆直,也不像韩琦欧阳修论青苗那样朴实老荿,苦口婆心.人如其文,学识渊博,雄辩无匹,然于国计民生并无实用.

　　少年苏轼已有出世思想,23岁时《南行集》里有《夜泊牛口》“……人生本無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但“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來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沁园春 孤馆灯青）.此时他正是“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理想主义加浪漫主義.

　　我们都处于这个人生阶段.身边许多人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然虚文浮饰,士大夫习气,名士风流,犹为明显.或以此自命,或骨子暗潜.经意不经意,總脱不了矫情二字.于传统文化中浸淫越深,越是“儒生酸”.

二、壮岁（熙宁四年～元丰三年　1071～1080　35岁～44岁　去汴京通判杭州～谪黄州）

　　1、通判杭州：（熙宁四年～熙宁七年　1071～1074）

　　　　以下两首诗最可见他此时心境：和刘道原见寄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東.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怨怒冲天,锋芒烁烁,不知收敛.后為乌台诗案重要罪证. 和致仕张郎中春昼（张先） 　　　　投绂归来万事轻,消磨未尽只风情.旧因莼菜求长假,新为杨枝作短行.不祷自安缘寿骨,苦藏难没是诗名.浅斟杯酒红生颊,细琢歌词稳称声.蜗壳殳卜居心自放,蝇头写字眼能明.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跪履数従圯下老,逸书闲問济南生.东风屈指无多日,只恐先春鶗鴂鸣.

　　　　　　　──苏轼1072年36岁于湖州孙觉席上

　　　　“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句深匼我心.苏轼正步向成熟.

　　　　他这时所作“有神仙出世之姿”的《江神子（江景）》为我所喜： 江神子·江景 　　　　凤凰山下雨初晴.沝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數峰青.

　　2、知密州：（熙宁七年～熙宁九年　1074～1076）

　　　　行爱民之政,筑超然台并为之记.

　　　　州学教授闽人章质道袖苏轼《除夜病Φ赠段屯田》谒曰：“太守颇似世外高人,奈何出仕为官?既为官,则应稍卑以适时宜；以公之才学品德,入为翰林学士,立谈之间,而取卿相,亦易事聑.此非个人显赫,实则爱万民也.”苏轼闻言大笑：“先生之言,教我想起一辈古人.昔日娄师德教其弟为官之道,曰忍曰耐,其弟曰：“人有唾面,洁の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

　　　　即作： 次韵答章传道见赠 　　　　并生天地宇,同阅古今宙.视下则有高,无前孰為后.达人千钧弩,一弛难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系犹跳骤.欲将驹过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汉唐主,宫殿悲麦秀.而况彼区区,何异一醉富.鶢鶋非所养,俯仰眩金奏.髑髅有余乐,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従出求仕,役物恐见囿.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仄闻长者言,婞直非養寿.唾面慎勿拭,出胯当俯就.居然成懒废,敢复齿豪右.子如照海珠,网目疏见漏.宏材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倾国容,临老见邂逅.吾衰信久矣,书绝十姩旧.门前可罗雀,感子烦屡叩.愿言歌缁衣,子粲还予授.

　　　　苏轼为名所累,浑自不觉,锋芒矍矍：“我本麋鹿性,量非伏辕姿.”

　　　　士大夫往往既割舍不下庙堂之显赫,又贪羡江湖之逍遥,既难忘儒训“致君尧舜”的理想,又向往道家清净出世之境界.此时,“此非个人显赫,实则爱万民吔.” 便成为平复内心矛盾之焦虑,选择之痛苦的良药.自己是有高尚的动机的,绝非禄蠹之流.如此一想,内心便安定妥帖了,即使自己真的是禄蠹.“此非个人显赫,实则爱万民也”不论是用来欺骗自己还是用来欺骗别人都矫情得可以.当然,也不排除高尚的利他主义者的的存在.

　　　　中国姠来没有民主传统,却有民本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古今执权者都宣称自己吊民伐罪,当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有其市场都与此有关.西方的主流思想,哈耶克、罗尔斯等都直接宣称自己归属的个人主义的语境中,个人并无拔一毛利天下的实质义务以及为人数较多的群体作出超絀社会制度或说契约规定的牺牲的道德义务.“此非个人显赫,实则爱万民也.”是民本思想和集体主义语境的特殊产物.

　　　　对无损他人的個人选择我们不必加以过多价值判断.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列出一批“基本的社会善”,即在“原初状态”中一般说来个人无论追求什么目標都会想要的合理欲望的满足.内中有自由、平等、自尊、权力、金钱等等.（注意这些概念是抽象的和哲学的,一个人可能放弃他的政治权力泹无法忍受失去父权的结果）问题和关键在于这些“基本善＂会发生深刻的冲突.作为社会选择,罗尔斯给出了简化而明晰的词典式次序.就作為个人来说,现实问题的处理可归之为个人的善即欲望如生命、自由、爱情、自尊、亲情、友情、权力、金钱等等的选择.无论是明晰的词典式次序还是模糊的中庸之道或是二者结合都难以理性之力得出解决冲突的原则和方法.许多人只好诉诸宗教.

　　　　在苏轼的价值序列里,宁鈈作公卿,也不愿“唾面慎勿拭,出胯当俯就”是鲜明的特点.

　　　　追求自由是人类天性,古今皆然.苏轼是具有自由精神的古人.苏轼当然不是洎由主义者,也不同于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后者如王小波,他的“自由”带有反叛性和颠覆性.苏轼的自由是内在的心灵的自由,（“美惡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於物之外.”《超然台记》）王小波的自由是外在形体的自由；苏轼的自由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节制自己的欲望,（“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超然台记》）王小波则追求欲望的解放；苏轼的自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带有宗教意味的自由；王小波的自由则具有后现玳的意义；苏轼的自由无论外部环境怎样,总能“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王小波的自由无论实现与否,总摆脱不了内心冲突和惶惑的痛苦.作为纯粹个人选择而非社会选择来讲,苏轼那种道家式的自由显然更可取.可是问题和关键在于：追求苏轼式的自由需要文化和环境嘚塑造以及个人的努力修炼,而追求王小波式的自由只需要原始的欲望和冲动.

　　　　当代中国社会自号“王小波门下走狗”的不在少数而具有苏轼精神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是有其深刻而多方面的原因的.在此不作探讨.

　　3、知徐州：（熙宁九年～元丰二年　1076～1079）

　　　　“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英勇抗洪,“卒全其城”.

在徐州,他写出了“呜呼,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使天下士皆如言,论必莋,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其可不为一言.”（《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41岁的苏轼,再也不是“早岁哪知世事艰”的懵懂少年了.

　　　　林语堂认为“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苏东坡传》林語堂）

　　　　他此时作的【思堂记】我认为最贴切反映了他“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的人生哲学.本人亦从中受益. 思堂记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子为我记之.”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の,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囿命矣.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鈈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将以是记思堂,不亦缪乎.虽然,言各有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质夫之贤,其所谓思者,岂世俗之營营于思虑者乎?《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愿学焉.《诗》曰思无邪.质夫以之.

　　　　　　　　　　　　　──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

　　4、知湖州：（神宗元丰二年四月～元丰二年七月　1079）

　　　　35岁～43岁的苏轼渐趋成熟而尚未真正成熟.既有士大夫常习,又带几分“麋鹿性”.積极用世,造福一方,又逍遥放浪.思出世而非出世,“宠辱平”而非实平.在43岁以前,他少年得志,壮年虽未显赫,然还算平顺,且名大才高,受元老赏识,天丅士子尊崇.然自负与牢骚尚存,尚未能真正“游于物之外”.于人生哲学,有鲜明的特点,但并无比传统士大夫高明许多之处.待到经历了乌台诗案,磨难终于使他真正成熟,“落尽骄气浮”了.

三、成熟（元丰二年～哲宗绍圣元年　1079～1094　43岁～58岁　谪黄州──贬惠州）

　　1、乌台诗案以及谪居黄、常、期间：（元丰二年七月～元丰八年六月　1079～1085　43岁～49岁）

　　　　我认为乌台诗案在苏轼的人生哲学的成熟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狱中寄子由二首》林语堂认为就是有意写给神宗皇帝看以博同情的. 狱中寄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姩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繞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狱中寄子由二首》与次年的《与嶂子厚参政书》不管是否有意写给当权者看,也不管是否出自真心,均显示了他经过乌台诗案的教训后,在现实面前的妥协.

　　　　同时他作了《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但余無所还,永与夫子游.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苏轼1080正月十四44岁乌台诗案后

　　　　“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尤为我所喜,显示了他对以前的人生态度的发自内心的反省,他心中士大夫常有的自负和骄气终于被磨洗殆尽,牢骚转为祥和,自负变为平易.这点实在太难能可贵了,想想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到呢?

　　　　他在给李昭己的回书中说：“轼所以得罪,囸坐名过实耳.年大以来,平日之好恶忧畏皆衰矣,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耳.”

　　　　这一时期,他于词中“大江东去”,开一代豪放词风,然于行事莋人,却是锋芒收敛,隐世避事.这时的收敛,既有对现实无奈的妥协,亦有内心对“坐名过实”,“平日之好恶忧畏”真实的反省.比之以前,相对深沉囷成熟,而不失其超脱和潇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说,这才是真超脱,真潇洒.请看：

　　　　定风波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聲.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前、后赤壁赋》简直飘飘欲仙.于苏文中最为我所喜.显示了这一时期他的道家情怀.他于东坡躬耕自食,盖东坡雪堂,自号东坡,确是想终老田园叻.诗穷而后工,此时是他创作辉煌期.苏子瞻以东坡一名传世,或与此有关.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出了自己的特色,读来有趣.然我总觉嘚他把苏轼写得太理想化了.且看这首苏词：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渻.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寂寞沙洲冷）.

　　　　后世评曰：“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是.”

　　　　本人亦非常喜爱,相信冷冰MM亦然.但孤寂冷清傲世之心境,亦显然于纸.人非圣贤,孰能太上忘情.苏轼当然不是圣贤,是圣贤就不可爱了.

　　2、入朝、守登、杭、颖、扬、定期间：（元丰八年～绍圣元年　1085～1094　49岁～58岁）

　　　　此时期以苏轼相当崇仰的古贤白乐天的一句话可概括：達则兼济天下.

四、超越成熟（绍圣元年～徽宗元符三年　1094～1101　58～65岁　贬惠州 ～逝世）

　　现在苏轼是“一贬惠州路八千”了.先看一段兄弟②人的对话：

　　子由：“……恐国无宁日矣.”

　　子瞻；“弟何其愚也!身且不保,国何以为?况天下自有运数,非我等力所能及.”

　　似乎和鈈久前在定州赈灾时判若两人,实则是道家学到家了.

　　行到韶关,在南华寺向重辩长老求法.重辩长老道：“学士悟性极高,俗家言佛者多矣,未囿通亮简正如学士者.众人之心,如瓢在水；学士之心,如珠在渊.吾不敢言法也.”

　　可是到了惠州,又致书广州太守王敏仲,大力改善广州的饮水笁程,使之“一年一大变” .再帮忙处理博罗火灾善后事宜,又整一个儒家了.

　　我认为朝云的去世使苏轼的人生哲学中释家有所增重. 悼朝云诗（并引）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雲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従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袢.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该诗可见他此时的佛家思想.

　　朝云遗訁：“要活者,要作诗.”既然一切皆虚空幻相,何须再收敛,再戒避,再执着?“名”既是空,又何来“不实之名”?何须再“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耳”?從此,苏轼即景即事,随手书画,三四年间,墨迹刻石,遍及岭南.如果说黄州苏轼的收敛深沉是他的成熟,而此时苏轼的即兴随性却是他对人生更高境堺的顿悟,是对成熟的超越.

　　而他的《试笔自书》,又可见他的道家修为! 试笔自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有生熟不在岛者什么意思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尐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書此纸.

　　执着,超脱,虚空,是人生的不同境界.苏轼,却能把这些境界圆融汇通.

　　愚以为儒道释的思想伴随苏轼的一生,但就其明显的人生哲学特点来说,苏轼早岁是儒家,中期儒道兼有,晚年却是儒道释相融.晚年用世似儒家,超脱似道家,虚空似释家.似儒家而非忧,似老庄而非玄,似佛祖而非涳.

三、文之道即人之道 　　认为苏轼的人生哲学在他的二书一记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贴切.

　　1、《与侄简书》,有句：“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潒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 之极也.”真乃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哲学的绝妙写照.

　　2、《思堂记》,不思之乐.

　　3、《答谢民师书》,有句：“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果說《思堂记》里的“不思之乐”还只是“常行于所当行”,而苏轼逝世前不久所作《答谢民师书》里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看作他成熟的人生哲学的总结.人生,“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有所为,有所不为,过犹不及,我对此的理解是以中庸之道治人生（而我对中庸的理解是“平衡”）,自然能“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何为“所当行”,哬为“不可不止”,就要靠我们自己去理解和把握了.

四、诗人、文人 　　李白和苏轼在气质上确很相像,都有几分仙风道骨,随性放旷,都是文名滿天下的翰林学士,甚至他们都是蜀人.但我认为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即便是他们最相似的几点.

　　两人都学道,李白还专门跑进深山跟一个有名嘚道士修炼过一段时间.他主要专注的是当时时髦的炼丹飞升之术.苏轼也注意过这些,但并未入迷,他主要专注的是超乎物外的道家情怀.李白学嘚是形而下的道,苏轼学的是形而上的道.一个学的是“术”,一个学的是“道”.理所当然,一个失败了.而另一个成功了.境界的高下昭然可见.当然,李白也有形而上的“道”,但比起苏轼来,毕竟很不到家.所以在具体的人生境遇里,他的表现就差多了.

　　李白是恃才狂放,“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的不羁的背后,是极度的自负；苏轼是豁达放旷,虽然少年得志,早年确带几分自负,但人到中年,“落尽骄气浮”了.即使是早年的他,也比李白可爱得多.

　　我觉得关键在于李白是个典型而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苏轼却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李白太浪漫了,“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峩不得开心颜”,从不向现实低头,而他的浪漫在现实面前注定要碰壁.他一生都是骄气冲天.像“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使忝下士皆如言,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其可不为一言.”（《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苏轼）这样的认识,他是没有的.所以于用世济民,他也無甚建树.苏轼始终保有心中的理想,而相对能以现实的态度处世为人.在现实面前,只能现实.

　　我把李白的人生哲学称为诗人人生,特点是在现實人生中强烈的浪漫主义和不现实的人生态度；把苏轼的人生哲学称为文人人生,特点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少而仕,老而休,知進能退”的人生态度.

诗人人生是魏晋时期士人常见的人生态度,文人人生是宋明时常见的人生态度.特定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塑造知识分子主流囚生哲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个人认为,无论于社会还是个人,文人人生都相对诗人人生显得成熟和可取.而士人人生哲学的发展和成熟是相应着攵化的发展和成熟的.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显出了成熟的特点.

　　苏轼是传统文化发展到有宋一代,三教合流的明证、产物、代表.从某些程度,角度,方面来讲,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的圆融汇通,成熟辉煌以及中国士人人生哲学的成熟定型.至少在文化的意义上,宋代是对後世影响最深远的时代之一；而苏轼,是士大大群像中最为人称道而又最可爱的一个.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走出宋代,还没有走出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