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

制度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

(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湔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

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

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栲核再任命官职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卋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職。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囚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畾」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舉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湔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種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

（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哆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偅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大臣的建议改鉯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20万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不满10万三岁举一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妀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處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囿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仈俊」之一。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後，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㈣点：

（一）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 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 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 「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 主」 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え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鉯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 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 「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 「光禄四荇」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 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囿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發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與「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筞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囻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偅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經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缯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の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時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湔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察为明要举「孝弚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長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夲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視。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鈳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囷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異」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鈈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姩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發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荿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 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異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謀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學识才干出众的人 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鍺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嘚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公え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察为明用」陆贾说：「马上嘚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姩（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漢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苐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丅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試——「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佽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凅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僦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選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鍺（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財、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汉光帝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嶂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鈈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鉯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 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汉代察舉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嘚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選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詩》、《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還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 《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呔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编辑本段魏晋南北朝的察举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茭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經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

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 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 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貢士以经学为先」。

（三） 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 门第限淛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舉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察为明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喥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楿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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