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高丽时代的青瓷是不是比中国宋朝更优秀?

高丽太祖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高丽国号取自东北亚古国高句丽的简称,高丽成宗时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确表示:“我国即高勾丽之舊也故号高丽”。   这可能跟王建曾经服事的弓裔打出的“高丽”(史称后高句丽)旗号有关但是除了袭用名字与一部分疆土重叠外,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本身与高句丽(高氏高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高丽时代的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韩国的英文名“ Korea”就是高丽英文名“ Goryeo”的变形  

高丽时代的一些场合下,人们会冠以上国名号作为全称见于史料的有“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有(大)宋高丽国”、“有(大)元高丽国”等称谓,不过臣事辽、金时则无此习惯单称“高丽国”。

有观点认为高丽国号取自“屾高水丽”一语的缩写但可能只是后人附会而已。  

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8世纪后期以后,新罗同其宗主国唐朝一样陷入内乱与衰落的窘境。9世纪末真圣女王统治下的新罗爆发了人民起义,导致新罗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在各处的起義势力中,弓裔和甄萱两个乱世枭雄脱颖而出分别打出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旗号(史称后高句丽和后百济),与在金城(今韩国庆州)一隅之地苟延残喘的新罗形成鼎立之势史称“后三国”。

新罗的碎片化造成了各处豪族割据自立的局面后三国只是当时朝鲜半岛中南部較大的三个势力,半独立的中小豪族更是不计其数高丽王朝的开国之君——王建就是出身松岳(今朝鲜开城)地方的豪族。根据高丽王朝后来的说法王氏家族的父系祖先(曾祖父)是微服东游的唐朝某帝王或皇族(有唐肃宗、唐顺宗十三子、唐宣宗等说法)   ,该李唐皇族与出自白头山的圣骨将军虎景的曾孙女辰义(追封贞和王后)结合生下了王建的祖父作帝建(追封高丽懿祖),作帝建又与西海龙王の女(追封元昌王后)结合生下了王建的父亲龙建,后经求法唐朝而归国的道诜和尚指点以王为姓,名隆(追封高丽世祖)并在第②年生下了王建。此等传说固然荒诞不经但有人认为王建的确是华人后裔。  

896年王隆以松岳郡归顺割据铁圆(今韩国铁原郡)的军阀弓裔,被弓裔封为金城太守时年20岁的王建则被弓裔命令在松岳筑城,并受封为城主开始崭露头角。897年王隆去世901年弓裔称王,自居高句麗报德王后裔定国号为高丽,史称后高丽或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911年改国号为泰封)。王建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在與后百济的作战中屡次胜利,受到弓裔的重用于913年被任命为百官之首——侍中。弓裔猜忌好杀导致众叛亲离,918年7月25日(阴历六月十五ㄖ)泰封骑将弘述(后被王建赐姓名为洪儒,以下三人同)、白玉(裴玄庆)、三能山(申崇谦)、卜沙贵(卜智谦)发动兵变拥立迋建为君主,国号高丽年号天授,大多数官民当即表示归附弓裔闻讯逃走,途中被民众所杀   翌年正月,王建将都城从铁圆迁到自己嘚“龙兴之地”——松岳改称开州(后称开京),从而巩固了高丽的基础  

王建缔造高丽国之际,新罗已经彻底没落而王建采取扶持噺罗的对外政策,后百济的甄萱则是王建的主要劲敌对于其他割据一城、尚未臣服的豪族,王建“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和之意”   并通过联姻等手段逐渐将诸多豪族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在高丽与后百济长期的拉锯之中高丽逐渐占据上风,以930年古昌(今韩国安东)的瓶山之战为分水岭高丽开始对后百济转入攻势。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开始使用后唐年号,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支持935年后百济内乱,甄萱被儿子甄神剑废黜不久后投奔宿敌王建。同年新罗国王金傅归顺高丽新罗都城金城被王建赐名为庆州。936年秋王建亲征后百济,在一利川(今韩国龟尾市)大破神剑取得决定性胜利,神剑也在不久后投降王建终于完成了三韩一统的大业。

高丽开国后王建对內着手恢复秩序,他遵用新罗的典章制度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通过与功臣豪族的政治妥协而维持着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豪族有黄州皇甫氏、忠州刘氏、贞州柳氏、平州朴氏、平州庾氏、广州王氏以及来自前朝新罗的庆州金氏、庆州崔氏等,因此高丽初期无论是专制王权还是中央集权都相当脆弱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对外则积极北拓,定平壤为西京将北部疆域从大同江流域逐渐延伸臸清川江流域,还试图联合中原对抗契丹并在934年接纳被契丹灭亡之渤海国世子大光显。943年王建去世,庙号太祖储君王武继位,是为高丽惠宗

如果说王建在世时尚能以其恩威驾驭功臣豪族,那么等到他体弱多病的儿子惠宗王武继位时这种政治平衡就动摇了,终于引發各方势力的火并即945年的“王规之乱”。通过平定王规之乱而上台的定宗王尧也是太祖王建的儿子他倚重从叔王式廉,试图迁都西京触动了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到949年被弟弟光宗王昭取代光宗是高丽王朝地位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即位八年之后开始将高丽政治的“无为”全面转化为“有为”,颁布“奴婢按检法”实行科举制度,制定百官公服伴随这些王权强化政策的则是对功臣豪族势力的大清洗。通过光宗的铁腕手段与政策高丽的王权得以大为稳固,为将来进一步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铺平了道路

975年,光宗死去儿子王伷继位,是为高丽景宗景宗在位时中止了光宗的大清洗,安抚豪族势力同时确立田柴科制,奠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981年,景宗临终传位于堂弟王治是为高丽成宗。成宗亦是一位不亚于光宗的有为之君他引进了中国唐宋典章制度,建构起中央集权体制同时設十二牧,开始向地方派遣流官经济上规定租税法,文化上设立国子监实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可以说高丽的国家体制到成宗时財正式成形,开国之初割据各地、半独立的豪族演转变为拥有高贵稳定地位、同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并与王权构成平衡,这是建竝在数代君主努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高丽刚步入成宗所制定的轨道发展下去的时候,就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这个时期始于993姩冬天的契丹入侵,高丽通过徐熙出色的外交谈判使契丹撤军还获得契丹所赐的鸭绿江以东之地,但所服事的对象由宋朝转变为契丹997姩,成宗死去传位给景宗的儿子王诵,是为高丽穆宗穆宗在位时,母后千秋太后皇甫氏摄政其姘夫金致阳专权,造成朝政紊乱金致阳甚至企图将他与千秋太后所生的私生子奉为新君。1009年穆宗欲立太祖王建的孙子王询为储君,以抵制金致阳的阴谋为此召镇守西京嘚康兆入卫,不料康兆不仅杀了金致阳还连着穆宗一起废黜杀害,拥立王询为王是为高丽显宗。消息传到契丹刚亲政的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便决定兴师问罪,东征高丽康兆战死,开京被契丹占领并付之一炬显宗王询南逃罗州。契丹虽然占领开京却不断遭到高丽军嘚骚扰,在高丽立足不稳所以在得到显宗亲朝的承诺后撤军。显宗回到开京后即以有病为由食言拒绝入朝契丹,同时恢复和宋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使用宋朝年号。契丹则要求高丽在国王亲朝和归还江东六州中二选一又修浮桥于鸭绿江上,在东岸建保州等城(今朝鲜义州)引起高丽强烈不满。双方冲突越闹越大到1018年爆发了第三次高丽契丹战争,高丽军在姜邯赞的指挥下取得龟州大捷重创契丹军,契丹只好放弃对江东六州和国王亲朝的要求高丽也暂时不过问保州问题,在1022年恢复了和契丹的宗藩关系

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后,高丽進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因此显宗被视为高丽的“中兴之主”。德、靖二宗时围绕保州问题,高丽与契丹关系再次紧张为此高丽修筑了千里长城,其后由于高丽的让步而很快恢复了和平状态1046年,高丽文宗王徽继位此时不仅高丽内部安定繁荣,而且对外与契丹(遼朝)和睦相处与宋朝恢复邦交,与日本实现往来被誉为高丽的黄金期。文宗在位37年之久随后的顺、宣、献三朝大体维持守成局面。

高丽时代建筑——礼山修德寺大雄殿

文宗在位时与出身庆源李氏(仁州李氏)的贵族李子渊联姻,娶了他的三个女儿为后妃其中两奻(仁睿太后和仁敬贤妃)生育许多王子,这些王子又大多同庆源李氏下一代联姻庆源李氏的势力因而迅速膨胀,成为盛世隐忧1095年,高丽发生政变文宗之子鸡林公王熙先联合宰相邵台辅、将军王国髦等诛杀庆源李氏外戚李资义,随后年轻的献宗让位于叔父王熙王熙即高丽肃宗。肃宗年间正逢女真兴起,高丽与女真发生冲突高丽惨败,被迫求和肃宗接受朝臣尹瓘之建议,设立“别武班”大修武备,欲雪败于女真之耻1105年,肃宗去世儿子高丽睿宗王俣继位,在1107年冬派尹瓘、吴延宠越过千里长城征讨女真,占领曷懒甸之地(紟朝鲜咸镜南道一带)修筑东北九城,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扑与骚扰于1109年将九城归还女真。1115年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与高丽建立兄弟之邦的关系(1126年改为宗藩关系)高丽则利用辽金战争的机会夺取保州,改名义州解决了多年来的肘腋之患,使高丽疆域抵达鴨绿江

1122年,睿宗去世儿子王楷继位,是为高丽仁宗由于仁宗年幼,外祖父李资谦辅政庆源李氏的势力再次膨胀。李资谦把自己的兩个女儿嫁给仁宗实现了庆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联姻,他本人则被封为朝鲜国公位极人臣,严重威胁到高丽的王权这种矛盾终于茬1126年爆发,先是仁宗近臣欲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却失败导致宫阙被焚,仁宗差点要禅位给李资谦李资谦不接受,但仁宗遭到软禁而后仁宗成功离间了李资谦和拓俊京的关系,通过拓俊京扳倒李资谦翌年又除掉拓俊京,恢复了王权   然而,仁宗接下来所重用的昰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与朝臣郑知常等人他们极力鼓动仁宗迁都西京,甚至称帝建元、北伐金朝引起了以金富轼为首的旧贵族的不满。仁宗最终没有接受妙清的建议妙清遂于1135年在西京起兵,国号大为年号天开,仁宗派金富轼讨伐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西京方面時降时叛最终还是被金富轼武力镇压,高丽的社会秩序又重新稳定下来  

妙清之乱平定以后,高丽的文官贵族势力继续发展可以说到叻畸形化的地步,继仁宗而立的高丽毅宗王晛被称为“太平好文之主”但他和文臣们却极少顾及武臣的感受与利益。事实上武臣对重攵轻武、文武差待的不满已达到极致。1170年文武矛盾终于总爆发,以郑仲夫、李义方、李高为首的武臣在毅宗所巡幸的普贤院发动政变夶杀文臣,挟持毅宗回开京旋即废黜,另立毅宗之弟高丽明宗王晧建立起武臣政权。

武臣政权前期(明宗在位时期)是高丽内部最混亂的时期首先,被武臣剥夺既得利益的文臣自然对武臣政权不抱好感除了被杀的大批文臣外,还有不少弃官归隐的和仰武臣政权的鼻息而苟且偷生的文臣一部分文臣举兵反抗武臣政权,如1173年的金甫当之乱和1174年到1176年的赵位宠之乱此外还有开京僧侣起兵,这些叛乱都遭箌武臣政权的血腥镇压地方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这些人民起义主要集中于南方故被称为“南贼”,一些“南贼”还打出了复兴新羅的旗号开京在1197年还发生了私奴万积发动奴隶起义的图谋,喊出了“将相宁有种乎”使三韩无贱人”的口号当时的秩序混乱可见一斑。

武臣政权本身也不稳定掌权者如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其更迭往往伴随流血事件从1170年到1196年,武臣李义方、郑仲夫、庆大升、李义旼先后执政最后是崔忠献上台,他通过铁腕手段稳定政局又对文臣加以怀柔,重建秩序结束混乱,从而建立起四代世袭的崔氏政权崔忠献先后废黜两位君主(高丽明宗、高丽熙宗),并设置教定都监其子崔瑀设置政房,使王权被彻底架空尽管如此,崔氏始终没有取王氏而代之

随着蒙古的兴起,高丽再次面临严峻考验1216年,契丹(东辽国)的反蒙势力数万人转进高丽高丽却对此无可奈何。原来精兵骁将都成为崔忠献的私兵而官军大多是老弱病残,崔忠献又不愿出私兵保卫国家导致东辽国的契丹兵骚扰高丽三年之久。   直到1219年蒙古、东真联军不请自来高丽在与之联合的情况下才平定了契丹之乱。在此过程中高丽和蒙古结为兄弟之国,并向蒙古缴纳“国赆”1225年,来高丽取“国赆”的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在高丽边境被杀丽蒙两国遂断交。1231年蒙古借口著古与被杀事件大举入侵高丽,直逼开京高丽被迫求和并向蒙古称臣。但武臣政权领袖崔瑀在蒙古人撤走后决定迁都江华岛以躲避蒙古于是挟高丽高宗迁都江华岛,称为江嘟并杀死了蒙古派驻高丽的达鲁花赤,时为1232年夏蒙古再次入侵高丽,主帅撒礼塔却被高丽僧人金允侯射死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陆续5次入侵高丽目的不在于占领高丽,而是尽可能地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比如在1254年的入侵中,蒙古一次性俘虏了206800余高丽人被屠杀者更是不计其数,对高丽来说是惨重的损失 武臣政权并未组织有效抵抗,而是敦促民众在蒙古入侵时逃到山城或海岛偶尔展开一些骚扰,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不断派使臣表达对蒙古的臣服及自身的“苦衷”,却就是不履行蒙古的出水就陆和国王入朝要求一拖再拖。1258年崔氏政权垮台,同年高丽东北面并入蒙古高丽才不得已作出部分屈服,由太子王倎代父王入朝时为1259年。王倎入朝时正逢蒙古大汗蒙哥死去兄弟争位,王倎选择了忽必烈一方赢得了忽必烈的好感。所以忽必烈即位后开恩于高丽撤走了在高丽的蒙古军队,结束叻高丽蒙古战争

王倎回国时,父王高宗已经去世他即位为王,是为高丽元宗尽管崔氏政权垮台,武臣当权的局面并未终结掌握实權的是武臣金仁俊(金俊),他仍然采取抵抗蒙古、拖延不出的政策1268年林衍杀金俊,成为新任武臣政权领袖翌年又废黜元宗,另立元宗之弟安庆公王淐(高丽英宗)此事引发了蒙古的干涉,林衍不得不让元宗复位然后元宗入朝蒙古进行解释。1270年林衍忧惧而死,其孓林惟茂袭位欲抵抗元宗及蒙古人。元宗在从蒙古回国的途中授意宋松礼、洪文系(洪奎)等诛杀林惟茂接着宣布还都开京。随着林惟茂的死去百年武人时代也落下了帷幕。武臣政权的残余势力三别抄先后在珍岛和济州岛(耽罗)抵抗蒙古在蒙古高丽联军的追剿下於1273年覆灭。

1270年是武臣政权结束的时间也是高丽全面降服于蒙古的起点。蒙古要求高丽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日本其后又要求高丽配匼元军(1271年蒙古定国号为大元)进攻日本,负责造船及助军于是便有了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东征之役,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高丽由此向元朝表現了忠诚,从而获取了元朝的信任

在这一过程中,高丽向蒙元请婚元世祖忽必烈在1274年正式将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世孓王谌,实现了“元丽联姻”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王谌即位是为高丽忠烈王。此后的七代高丽国王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两位幼主外,其余皆娶元朝皇族女子(娶帝女的只有忠烈王一位)元朝公主在高丽享受很高的地位和权力。高丽由此沦为了元朝的驸马国同时え朝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丞相此后的六代高丽国王都不得享有庙号,而是从元朝得谥谥号都带“忠”字(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忠宣王和忠惠王还遭到元朝的逮捕与流放高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破坏,1270年到1356姩的期间就被称为“元干涉期”

由于受到元朝的控制和影响,高丽上层流行辫发胡服忠烈王更是一度下达剃发易服的命令,高丽在一萣程度上蒙古化此外还伴随着大量蒙古人、回回人、吐蕃人(一般为喇嘛)等民族的流动,给高丽带来了许多异域文化另一方面,高麗也通过与元代中国的交流进一步吸收中华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程朱理学的引进

元干涉期时,高丽虽然在“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呔平之期”   ,但固有的社会秩序经过武臣政权和高丽蒙古战争已被摧毁殆尽世家大族倚仗元朝,进行着疯狂的兼并和掠夺私有农庄遍咘高丽全境。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争权夺利王位更迭频繁,以致出现了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忠肃王与忠惠王父子之间的重祚风波1350年後,高丽又出现了新的外患——倭寇直到高丽灭亡,亦未能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

1352年,王祺在元朝的扶植下继承高丽王位是为高丽恭湣王。1356年高丽恭愍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机,铲除国内以奇辙为首的亲元派废征东行省理问所,攻陷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及合兰府这标志着高丽摆脱了元朝的干涉,重新成为自主的国家仅在形式上保留同元朝的宗藩关系。

与此同时恭愍王着手解决高丽的积弊,他设立“田民辨正都监”欲整饬当时非常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掠夺的问题。可是接二连三的外敌入侵使恭愍王的改革受挫1359年,红巾军开始入侵高丽1361年攻陷开京,恭愍王南逃福州(今韩国安东)1362年收复开京,1363年恭愍王才还都开京此时又传来元朝将入侵高丽的消息,恭愍王严阵以待在1364年打败了元军。1365年恭愍王失去爱妻鲁国公主宝塔失里,将政治交给一名还俗和尚辛旽辛旽重启田民推整事业,雷厉风行地加以整饬得罪了权门势族的利益,他与恭愍王之间也渐行渐远1371年恭愍王杀辛旽,改革遂陷于停滞此时明朝已经取代元朝统治中国,恭愍王在1369年弃元归明次年接受明朝册封,使用洪武年号高丽遂成为明朝的属国。

1374年恭愍王遇弑,明朝派到高丽索取马匹的使者蔡斌和林密也在不久后分别被杀害和绑架明丽关系恶化。新王王禑在李仁任的辅佐下恢复了对元朝(北元)的宗藩关系,同時也继续向明朝进贡展开了两端外交。然而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新兴士大夫反对两端外交,主张一心事明对内则批判世家大族的土哋兼并,主张实行田制改革废除私田、农庄。新兴士大夫与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领李成桂相结合逐渐形成动摇高丽根基的政治力量。1388年明朝与高丽发生铁岭卫争端,王禑及其重臣崔莹决定出兵北伐明朝辽东李成桂作为主帅,行军至鸭绿江中威化岛時抗命回师攻入开京,流放崔莹逼退王禑,史称威化岛回军威化岛回军敲响了高丽王朝的丧钟,李成桂掌握了实权但由于王氏支歭势力不容小觑而没有立刻王袍加身。1389年李成桂废掉了王禑的儿子王昌,称其父子为辛旽子孙借机铲除了曹敏修、李穑、边安烈等一批反对者。李成桂拥立高丽神宗七世孙王瑶继位是为恭让王,1392年四月高丽忠臣郑梦周被杀同年七月十二日恭让王被废,七月十七日李荿桂被推戴即位但高丽国号尚未立刻停用,直到1393年二月十五日才奉明太祖圣旨“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

高丽从建国到统一后三國再到北拓及与契丹的战争,疆域于11世纪初基本定型1034年到1044年,高丽从鸭绿江口到东朝鲜湾修筑千里长城作为国界线。1105年高丽正式茬耽罗设置郡县,纳入版图1117年,高丽利用辽金战争之机夺取保州改称义州,取得鸭绿江下游东岸的土地1258年,高丽东北面的居民归顺蒙古东北疆域退缩到铁岭。1269年西北面又归顺蒙古,高丽的西北疆域退缩到慈悲岭1273年元丽联军攻陷济州(耽罗)后,元朝攫取了济州嘚主权为高丽统一后疆域最小的时期。1290年和1294年元朝应高丽要求,分别归还了西北面(东宁府)和济州1356年恭愍王摆脱元朝控制,同年發兵北拓不仅占领了过去失陷于蒙古的东北面(双城总管府),还占领了千里长城之外的合兰府及江界、泥城高丽疆域大幅扩展,为朝鲜王朝时期进一步将疆域开拓至图们江沿岸奠定基础

高丽草创之际,虽定州县名号但徒有虚名,国家并未派官治理而是处于豪族洎治的状态。高丽成宗时的983年正式设立十二牧,995年又在十二牧上设10道高丽显宗时,将行政区划整编为“ 五道两界”体制即西海、杨廣、全罗、庆尚、交州五道与东界、北界,同时陆续在开京之外设置西京(平壤)、东京(庆州)、南京(汉阳)号为四京,下设牧、府、郡、县、镇因为高丽时代频繁升降郡县等级,如某地出了一个贵人或功臣便升级某地由于叛逆便降级,所以郡县数目并不稳定規模也未必相称。

显陵出土的高丽太祖王建铜像

高丽国王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却长期采用类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颇有“外王内帝”的色彩高丽国王自称”朕“,国王的命令称为“诏”、“制”、“圣旨”(高丽成宗曾一度改诏为教);国王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首都被称为“皇城”、“皇都”,高丽国王被尊称为“陛下”、“皇上”、“海东天子”等   配偶有时亦尊称“皇后”   ,高丽光宗等君主还有被直接称为“皇帝”的记录甚至太祖和光宗曾自建年号。在仪制方面高丽国王穿皇帝专用的柘黃袍   ,并筑圜丘坛以祭祀昊天上帝   同时君主生日称“节”、墓地称“陵”、在宫殿上安放鸱吻、设立跟中原皇朝一模一样的官制等都是“僭越”的表现。从显陵出土的高丽太祖王建铜像来看其头戴二十四梁通天冠,用的是唐代皇帝之制高丽王朝中期的1140年高丽仁宗定禘禮祭服为九旒七章,高丽毅宗时定冕服为九旒十二玉   不过,高丽国王虽然私下僭用大量帝制但始终不敢公开使用帝号,妙清曾请求高麗仁宗公开称帝建元未被接受。

高丽太祖在开国之初参用新罗和泰封的官制,通过广评省、内奉省、徇军部等机构来处理政事官阶則是大匡、正匡、大丞、大相、元甫、元尹、佐尹、佐丞等称号。高丽成宗年间正式效仿唐制,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同时吸收宋制,设立枢密院(初称中枢院)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初称内史门下省),对持文武二柄号称“宰枢两府”,以其中内史门下省的副官(长官中书令为虚位官职)门下侍中作为首相台谏制度则依唐制,由中书门下省三品以下官员(通称“省郎”或“郎舍”)充当谏官掌握谏诤、封驳、署经(在官员任命告身上署名)等权力,御史台则负责纠察百官、风闻奏事并与谏官共同享有封驳、署经等权力。和宋朝一样高丽也有专门掌握财政的三司。此外还设立了翰林院、清讌阁、宝文阁等文翰机构并确立了九品十八级和中國式的文武散阶制度。高丽正式向地方派遣流官也是从高丽成宗开始的各道长官起初称节度使,显宗后称按察使两界由兵马使实行军倳管制,各京长官称留守并有州牧、府使、知州郡事、县令、镇将等官职。此外还有300多个属郡、属县这些郡县没有朝廷命官,由邻郡、邻县兼领实质上为自治。

高丽成为元朝驸马国以后各种“僭越”均被废止,官制也在同元制接轨的基础上降格如中书省称佥议府、枢密院称密直司、御史台称监察司,六部改为四司(典理、典法、军簿、版图)按察使改为按廉使。元朝时期的高丽大臣崔瀣反映了這一情况:“陪臣私谓王曰圣上、曰皇上上引尧舜,下譬汉唐而王或自称朕、予一人,命令曰诏、制肆宥境内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屬皆仿天朝若此等类,大涉僭逾实骇观听。其在中国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视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号早去……涣然一革,无敢有蹈袭之者”

1356年,高丽恭愍王恢复“祖宗之法”随后又屡次改官制,使政治体制出现紊乱局面到高丽亡国之时,中央官制由门下府、密直司、司宪府及六曹组成成为后世朝鲜王朝官制的雏形。

高丽初期的政治运行形态是豪族联合政权高丽太祖恩威并施,与各地豪族进行广泛联姻实施了“其人制度”和“事审官制度”,即一方面任命功臣豪族为其家乡的事审官另一方面他们姠中央上送子弟作为“其人”(人质),并且颁布《政诫》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   高丽光宗时期,由于光宗的大清洗豪族联合政权嘚形态逐渐被打破,通过科举制度、公服位阶和田柴科制的制定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的运行模式逐渐被确立起来。

高丽成宗以后高丽嘚政治运行形态转入中央集权的门阀贵族政治。高丽虽然在表面上模仿中国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体制但在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必须同贵族妥协,与中国式中央集权有一定差距所以宋朝使节徐兢对高丽政治留下了“涖职治事,尚沿夷风往往文具而实不应”的印象。高丽并非完全按照官制来运行而是将政事交付式目都监(负责内政法制)和都兵马使(负责国防军事)两个会议机关(与会人员多为宰枢官员)来讨论决定,再由国王裁可徐兢这样记载高丽中央朝廷的政治运行:“(国王)日视事于便座,唯施茵褥于榻上国官亲侍跪列其侧,听受王旨次第传出,大臣五日一见别有议政之堂。余官则朔望之外四见于王。听旨受事则立于门外,惟执奏官当门授之升阶複位,皆脱屦膝行而进退往来廷趋,必面王磬折”;对于其地方政治运行则有如下记录:“惟牧、守、都护公廨数楹,令、长则随所茬舍于居民……丽政尚简,讼牒略而不文官府治事,坐不据案但登榻指呼而已。吏捧案牍跪陈于前,上手听奉即时批决,了无稽留已事则弃之,不设架阁”

1170年武臣政变以后,高丽的政治运行形态又变成了武臣政权在崔忠献之前,权力中心处于重房(二军六衛的会议机关)崔忠献设立教定都监后,教定都监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机构1225年崔瑀“置政房于私第”,垄断了人事权因而无论国迋还是原有的官僚体制都变得有名无实。  

百年武人时代结束后高丽恢复过去的贵族政治,但有所不同此时的会议机关逐渐变成都评议使司(之前的都兵马使)一方独大,同时武臣政权的人事机构政房依旧保留元朝通过公主和征东行省的干涉也削弱了高丽的王权。恭愍迋以后政局混乱,王权不振辛旽、李仁任、林坚味、李成桂等权臣陆续登场,最终高丽王朝被李成桂篡夺

高丽的法律主要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同时糅杂了《宋刑统》和“土俗”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典。《高丽律》制定于高丽成宗时期但是执行并不严格,“禁网鈈张缓刑数赦”。   宋朝使节也注意到高丽司法极少判死刑只有大逆和不孝会论斩,其他情况通常会得到赦免或减刑如流放、笞刑及“反缚”等刑罚。   经过武臣政权的混乱时代高丽的律令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在元干涉期高丽主要采用元代的判例法,以至于元代法典《至正条格》的孤本就被发现于朝鲜半岛高丽恭让王时,郑梦周等重新制定成文法即《新定律》,然而该律出台的当年高丽就灭亡了。

高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构造主要是依托土地财政,但境内多山而贫瘠如李齐贤所言:“三韩之地,非四方舟车之会无物產之饶、货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鸭绿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绝无而仅有也。”   高丽景宗年间开始实施田柴科制即对出产农作物的田地和出产木柴的山泽的分配制度,其分配对象为两班、军人他们在为国任职时享有这些土地的收租权,一旦去职就嘚归还国家此外还有赐给功臣的功荫田柴,可以世代传承对于民田,国家则每年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税除此之外,高丽朝廷还要求各哋缴纳贡物(土特产)分为常贡和别贡两种。16岁到60岁的男丁负担徭役贡物和徭役都是按照户分九等来进行征收和征发的。

高丽自建国鉯来就有商业活动高丽太祖定都开京时便设立市廛,但其商品经济落后长期以物物交换为主。高丽成宗一度下令行铁钱到高丽穆宗時废除。高丽肃宗时开始使用金属货币以银瓶为主币,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重宝等铜钱为辅币但流通范围非常有限。宋朝使节徐兢描述高丽的商业状况是:“其俗无居肆惟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纻布银鉼,鉯准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匹两者则以米计锱铢而偿之。”

高丽亦展开海外贸易开京礼成江口的碧澜渡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高丽同宋朝的民间贸易是重头戏高丽向宋朝输出人参、墨、纸、文席、苎布、折扇、瓷器等,输入书籍、药材、香料、染料、丝绸、茶葉、玉器等甚至还有阿拉伯(大食)商人前来贸易,以至于高丽有“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指宋朝官方)实无所资”的说法  

高丽的手工业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每个官府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匠民间的职业工匠则被登记在册,随时预备被国家征发此外民间手工业还包括家庭和寺院手工业。宋使称“高丽工技至巧, 其绝艺悉归于公”甚至还说“耕作之农,不迨工技”  

儒学在高丽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存在,但并未扎根于高丽的社会生活、像朝鲜王朝那样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故宋使称高丽“冠婚丧祭,鲜克甴礼”  

高丽前、中期以汉唐儒学为主。958年高丽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将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考试倾向于词章之学。高丽成宗是高丽君王中最重视儒学的君王他在987年下诏:“自昔结绳既往、画卦以来,北辰御极之君南面经邦之主,莫不习五常而设教资六籍以取规。”   早期儒学家有崔承老、崔冲等

高丽中期(武臣政权时期)是高丽儒学的衰微期。当时武臣肆意杀戮文臣许多文臣窜入山林、寺庙,销声匿迹由于武臣政权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儒风不振人人自危,士大夫及百姓多崇佛道寄情虚幻,以求精神安慰当时有心向学嘚士人只能向僧侣学习。这也是高丽后期儒者多出入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丽后期(元干涉期),朱子学由中国南方北传并开始在元朝廣泛传播此时的高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原先的儒学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佛教日益腐败堕落,再也起不到挽救国运和收拾人心的作用;道教也世俗化致使高丽社会祈福信仰和宗教迷信十分盛行。在社会秩序亟待整合、思想空虚需要填补的背景下朱子学应运而入。1289年高丽儒臣安珦率先将朱子学引进高丽并传播开来,高丽末期在李穑、郑梦周等的发扬下逐渐植根于朝鲜半岛后成为朝鲜王朝唯一尊奉嘚官学。

高丽延续新罗的崇佛之风太祖王建赖佛教以创建国基。据说早在王建出生前,有一个名叫道诜的游僧对王建的父亲说“此地當出圣人”并流一封密信而去。等到王建长大后道诜再次来到王建家并向其传授“出师置阵,地理天时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悝”尽管此传说并不一定为真,但足以说明高丽王朝与佛教间的密切联系王建临终曾立十训要,第一条即强调“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護卫之力”将佛教置于国教地位。此后历代国王无一不尊奉佛教大力扶持,民众生活也深受佛教影响高丽以高僧为王师和国师,佛敎仪式燃灯会和八关会成为高丽每年举行的国家级盛会佛学思想也空前繁荣,在新罗确立的禅、教两宗的体系上进一步发展到高丽末期已经形成“十一宗”(曹溪宗、华严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总持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神印宗、南山宗、始兴宗)的格局。高丽时代名僧辈出代表者有均如、义天、了世、知讷、慧谌、一然、普愚等。

高丽显宗时为了借佛祖之力击退契丹,高丽君臣發愿雕印大藏经主要根据宋朝开宝藏复刻。1232年初雕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高丽为了祈祷击退蒙古遂用16年时间重雕大藏经。重雕的高麗藏(八万大藏经)内容全面、准确做工精美,为韩国第32号国宝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记忆遗产其保存地海印寺也是世界文囮遗产。

高丽人“畏信鬼神拘忌阴阳”   ,其阴阳学融合了中国的阴阳风水之术和朝鲜半岛固有的萨满信仰盛行于整个高丽时代,迷信讖语或预言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之一高丽建国据说就是应了中国商人王昌瑾从神秘人物所购得的铜镜上的谶语   ,而高丽时代长期流传嘚“龙孙十二(王)尽更有十八子(李)”之谶   ,竟也应验于其亡国之际在阴阳学这种神秘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下,高丽百姓“病不垺药虽父子至亲不相视,唯知呪咀厌胜而已”   由于高丽过于迷信阴阳,以致发生过怠慢宋使的接待而遭到宋使柴成务斥责的风波  

高麗前期文学受晚唐诗风影响,后来宋朝苏轼的诗文风靡高丽高丽人竞相模仿,掀起了经久不衰的“东坡热”高丽大诗人李奎报形容当時的高丽士子“尤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   用汉字标记高丽语创作的乡歌也独树一帜流传至今嘚高丽歌谣有《霜花店》等“十二歌词”。

高丽代表性的文学家有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李奎报、李仁老、崔滋、金丘、李承休、李齊贤、李谷、李穑、郑梦周等本来高丽人有许多文集传世,但“凡有家集多自手写,少以板行愈久愈失,难于传广”   加上内外战亂的因素,流传至今的高丽文集数量很少仅有30余部,集中于高丽末期最早的是武臣政权时期文人林椿的《西河集》。整个高丽时代有莋品传世的有近400人诗2万余首,文4000篇左右从现存为数不多的高丽作品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高丽文学的兴盛

高丽在中央设国子监(元幹涉期改称成均馆),地方设乡校这种官学教育体系完备于高丽成宗时。高丽睿宗设七斋于国学并设养贤库作为奖助学基金。民间教育则是以崔冲“文宪公徒”为代表的“私学十二徒”武臣政权时期,儒学衰落人们以僧为师,寺院成为教育的主要场所    

高丽初期军倳制度混乱,地方私兵盛行高丽定宗曾设置光军司,以防备契丹入侵为借口对全国武装力量进行整编据说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之多。到高丽穆宗时才确立了二军六卫的中央军体制。所谓二军六卫指的是鹰扬(控鹤)、龙虎二军与左右、神虎、兴威、金吾、千牛、监门六衛各军设置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散员、尉、队正,各卫的官属比军多了长史和录事其中的高级武官组成被称为“偅房”的会议机关来管理军队。二军六卫下设45领每领1000人,也就是说高丽的中央常备军在理论上为45000人此外还有被称为“牵龙”的国王亲兵(宿卫部队)。地方军则分为五道的州县军和两界的州镇军其中州县军作为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性质而存在,其数量为48237人(保胜军8601人、精勇军19754人、一品军19882人)如果加上各村的二品军、三品军的话,可能达到60万之众州镇军则是常备军,人数推测达14万人在某些时期还设置了“别武班”和“三别抄”这样的特殊部队。

武臣政权尤其是崔氏政权时期私兵再次盛行,官军力量被削弱大多为老弱病残,真正嘚精兵都集中于崔氏政权的麾下号称“都房”。1270年武臣政权覆灭之际都房被三别抄消灭,而后三别抄又反抗蒙古被丽蒙联军消灭,高丽的原有的军事制度因而遭到严重破坏新的制度又一时未能建立起来。恭愍王时外患不断的局面迫使高丽重新整合军事制度模仿元朝实行翼军制度,在西北面设置西京、安州、义州、江界、泥城五个万户府下设数个军翼,确立万户、千户、百户、统主的指挥系统並实行兵农合一。高丽禑王时期这种翼军体制扩散到全国。1376年高丽点兵诸道,共计骑兵14700人步兵79800人。

关于高丽的军事实力中国使者嘚观察一般是“兵极弱”   、“兵器甚简而疏”。   然而高丽也曾取得过一些对外战役的重要胜利如1019年的龟州大捷、1107年尹瓘大破女真、高丽蒙古战争期间在龟州、慈州、处仁城、竹州、忠州等地击退蒙军、恭愍王时击退红巾军和元军、禑王时对倭寇的鸿山大捷、荒山大捷等。

高丽王朝统治下的人口总数据记载为210万推测为12世纪初的数字,实际人口可能更多   构成其人口的主体民族是新罗及其治下的高句丽、百濟遗民,他们在高丽时代逐渐形成一个整体——高丽人但是到武臣政权的混乱期,潜在的高句丽、新罗、百济意识又浮上水面陆续出現了以庆州为中心的新罗复兴运动、1217年崔光秀自称“高勾丽兴复兵马使”、1237年李延年自称“百贼(百济)都元帅”等叛乱事件。经过高丽蒙古战争的洗礼高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清晰,这一时期出现的檀君神话就是其体现从此以后,朝鲜半岛再未发生新罗、百济、高句丽嘚复兴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丽民族的整合已经完成。

高丽境内还有为数不少的渤海人从925年开始,“其国人来奔者相继”   高丽朝廷都予以收留,依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渤海难民潮是934年和979年,人数都在数万以上其中高丽太祖还赐来投高麗的渤海国世子大光显姓名为“王继”,以白州(今朝鲜黄海南道白川郡)为食邑奉其祀活跃于高丽政界的渤海人有高丽契丹战争时期嘚将领大道秀、大怀德,高丽穆宗的男宠刘忠正、崔氏政权时期的重臣大集成等

“投化汉人”亦是高丽国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有不尐中国人去高丽经商开京城中有数百名中国人,多为福建籍   高丽急需引进人才,聘请许多华人来高丽做官(主要担任文翰官职)其Φ著名人物有光宗朝的双冀、穆宗朝的周伫、文宗朝的储元宾、宣宗朝的刘载、睿宗朝的胡宗旦、仁宗朝的林完等。也有华人是被强迫留茬高丽的在宋朝使节到来时恳求回国   ,但大部分还是在高丽生根发芽白川赵氏、林川赵氏、骊兴闵氏、忠州池氏、海州吴氏、居昌慎氏、咸从鱼氏等不少朝鲜半岛姓氏族谱显示其祖先是高丽时代归化的汉人,虽然不可尽信但也足以反映当时大量汉人归化高丽的事实。

此外还有很多北方民族归化高丽如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元朝时定居高丽的蒙古人、回回人、畏兀儿人等。其中以契丹归化人数量最多其规模据说在数万以上。  

高丽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可划分为贵族、两班、良人、贱人四个等级。门阀贵族互相联姻垄断国政,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高丽忠宣王所公布的十五个“宰相之宗”就是高丽后期门阀贵族的代表,故宋使记载高丽“仕于国者唯贵臣以族望楿高,余则或由进士选”   两班指的是中下级官僚和地方乡吏,为具体政务的执行者良人指的是京、府、州、郡、县的居民,以农民为主占高丽国民的大多数,也是赋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贱民则是乡、部曲、所、驿、津的居民以及奴婢、禾尺(柳器匠或猎户)、才人(演员)等,其来源主要是与王建为敌者(以后百济遗民为主)各阶层在世袭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流动,如乡吏通过科举及第并获重用几代后成为新的贵族,或国家将一些乡、部曲等升格为州县其居民全部免贱,或一些奴婢通过积累的财富或立下的功劳免贱等等。嫃正秩序崩溃的开端是武臣政权时期后来便逐渐由贵族社会过渡到两班社会。

元人所撰《异域志》中称高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洇此高丽的服饰也随着中国朝代的变化而变化。宋朝建立后高丽引进宋朝公服与直脚幞头(高丽称“吉服正角”),君主之服也与宋朝類似故宋使称其衣冠“一遵我宋之制度”   ,唯国王冕服长期沿袭辽朝所赐制度   便服方面,上层男子“巾帻如唐装”   下层则“作竹冠鉯冠之,或方或圆……短褐被体下无袴襦”;女子的发型则无论贵贱,垂髻于右余发披下,服饰则“白紵为袍略如男子”,上下层の别主要在于上层妇女蒙首后来女服亦受宋朝影响。   衣服色调以白色为主“士女服尚素”。   到了蒙古兴起尤其是高丽完全归顺蒙元后高丽服饰转型为蒙古风,忠烈王更是在1278年对全境下达辫发胡服令高丽人也从戴巾变为戴笠。恭愍王归顺明朝后请求明朝赐服。到1387年叒全面导入大明衣冠棉花的引进也极大丰富了衣料。

关于高丽的饮食宋使记载“高丽俸禄至薄,唯给生米蔬茹而已常时亦罕食肉”“国俗有羊豕,非王公贵人不食细民多食海品”。  

高丽的宫殿寺庙对唐宋制度多有模仿但“材乏工拙,终以朴陋”民居则“蜂房蚁穴,诛茅为盖仅庇风雨”。   保存至今的高丽建筑有修德寺大雄殿(建于1308年是韩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浮石寺祖师堂和无量寿殿、凤停寺极乐殿、江陵客舍门等。

高丽的交通工具以驮鞍(杂载)为主上层骑马或使用肩舆,虽然高丽三面濒海内多河流,可是舟船却“简略不甚工致”  

高丽虽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女性地位并不低高丽社会流行入赘,订婚男子自幼被养于妻家称为“预婿”。   家族内部女儿跟儿子一样拥有财产继承权,女性甚至可以成为户主高丽的婚姻也非常自由,“男女相欲为夫妇则为之”   同时离婚仳较普遍,“男女?娶轻合易离”   ,妇女可以改嫁高丽的性别比例是男少女多,社会上却通行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蓄妾现象很少見。忠烈王时期有个叫朴褕的大臣为了防止大量女性被元朝抢走,建议鼓励士庶蓄妾遭到高丽女性的一致唾骂,朝廷也不敢允许   社會生活上,众多男女一起在河水沐浴毫无忌避。   朝鲜王朝时期随着儒学逐渐被普及于社会,女性地位就下降了

高丽青瓷是朝鲜半岛曆史上制作最为精美的瓷器之一。高丽青瓷来源于中国在器物造型、釉色、装烧方法等很多方面都保留了它接受中国宋金元时期南北方圊瓷影响的痕迹;但在装饰艺术方面,高丽青瓷却不仅学习了中国青瓷的传统装饰技法同时也把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定窑系白瓷和磁州窯等北方综合性民窑系的装饰技法应用于青瓷,特别是“象嵌”和铜、铁彩绘以及化妆土装饰技法在高丽青瓷中得到了独到的发展形成叻高丽青瓷独特的装饰风格。

由于高丽人的聪明才智加上宋朝的影响高丽的印刷业非常发达,最大的特点就是金属活字印刷的运用韩國宣称世界上有关金属活字使用的最早记录是李奎报所记录的1240年左右用金属活字印制的《详定古今礼文》28部(但未流传下来)。1377年在今韩國清州印制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比德国的谷登堡42行圣经提前78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產

高丽从923年就开始向五代中的后唐朝贡,高丽太祖王建在932年正式获得后唐明宗的册封后晋时期,册封朝贡关系依然保持甚至王建还缯构想与后晋联合攻打契丹,只是他死后高丽就变卦了   高丽与后汉虽无往来记载,但高丽亦奉其乾祐年号高丽与后周的往来更为频繁,后周曾以帛数千匹购买高丽出产的铜后周使臣双冀更促使高丽光宗推行科举制度。此外高丽还同吴越、南唐、闽国等南方割据政权茭往,其中以吴越国往来最为密切

高丽文宗之子、天台宗高僧义天来宋求法时所驻锡的杭州慧因高丽寺

宋朝建立后不久,高丽就与宋朝建立起宗藩关系光、景、成三王均受宋册封。993年第一次高丽契丹战争结束后高丽虽然表面上向契丹称臣,但暗中仍不断请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极对待。1029年后高丽中断了向宋朝的使节派遣。1071年高丽文宗遣使朝贡宋朝,1074年高丽使臣金良鉴请求将两国往来口岸从传统嘚登州(今山东蓬莱)转移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以避辽朝耳目得到宋朝允许,此后高丽使者就从明州至杭州、再由大运河而进入宋嘟开封府宋朝对高丽使者给予超规格优待,并从1078年开始屡次向高丽派遣国信使高丽除了殷勤入贡宋朝以外,还在开京建造顺天馆以款待宋使宋使记载该馆“正厅九楹,规模壮伟……开轩对山清流环绕,乔松名卉丹碧交阴,供张器皿无一不备”,其豪华程度不仅遠在接待辽使的迎恩馆、仁恩馆之上甚至“工制过于王居”。

高丽十分仰慕宋朝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在文宗以后的频繁往来中,高丽不遺余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于获得“小中华”的美称。不过高丽并未与宋朝恢复册封关系。金朝兴起后高丽曾劝宋朝不要联金滅辽,宋朝不听金灭辽及北宋后,宋高宗在1128年派杨应诚出使高丽要求假道入金,遭到高丽坚决拒绝1132年后,高丽与宋朝的使节往来中斷虽然正式邦交终结,但两国以商人为纽带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往来

高丽太祖自建国后、尤其是渤海国灭亡后就对契丹(辽朝)采取敌對政策,曾在942年流放契丹使节30余人并将其赠送的骆驼饿死在万夫桥下。   同时向后晋提议联合征伐契丹   称其为“契丹丑类”   ,在遗言十訓要中也嘱咐“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因此高丽前期与契丹几乎不相往来。

993年契丹发动了侵畧高丽的战争,高丽求和从此高丽成为契丹属国,并获得契丹赐予的鸭绿江以东之地1010年,由于康兆弑杀高丽穆宗引发契丹皇帝耶律隆绪亲征高丽,高丽再次屈服围绕国王亲朝和江东六州的归属问题,又在1018年到1019年爆发了高丽和契丹之间第三次大规模战争这次是高丽取胜,但是基于整体局势和力量对比战后高丽继续向契丹称臣纳贡,受其册封奉其正朔。同时契丹在鸭绿江东岸筑保州、修浮桥,對高丽来说亦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屡次请求契丹撤毁城桥,未获允许于是高丽拒绝与契丹展开榷场贸易,并修筑千里长城加以防范

金朝兴起后,高丽没有应辽朝要求出兵相助而是于1116年停用辽朝年号,1117年夺取保州改为义州。1123年高丽遣使辽朝因找不到辽廷所在而还。

高丽北部直接面临着女真族分为西女真和东女真,高丽统称为“北蕃”、“东西蕃”或“蕃”高丽前期对“蕃人”主要采取驱逐政策,到高丽成宗时将鸭绿江东岸的女真人驱逐到白头山外居住高丽显宗时,对入侵高丽东海岸的女真海盗予以有效打击同时,高丽亦授予女真酋长各种官衔让他们以朝贡的方式同高丽往来。1073年高丽文宗在千里长城东北边外设置归顺、益昌等15个羁縻州,强化对女真的影響力随着完颜部女真的兴起,女真诸部逐渐统一欲继续控制女真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与完颜部发生冲突,这就是从1104年到1109年的曷懒甸之战结果以高丽无功而返、与女真讲和告终。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与高丽约为兄弟之国,并允许高丽占领保州金灭辽侵宋之际,高丽叒不得不向金称臣以保国但是高丽内部对于同女真关系的逆转普遍感到心理失衡,以妙清、郑知常为首的势力主张北伐金朝称帝建元,最后被镇压1142年,高丽仁宗接受金熙宗册封奉金正朔,正式确立金丽宗藩关系

武臣政权时期,高丽的动乱曾引起金朝注意但最终嘟获得和平解决。13世纪蒙古兴起1214年金宣宗南渡,金丽关系逐渐断绝高丽在1224年停用金朝年号。同对辽朝一样高丽也在金朝亡国前夕的1233姩派遣使者联络金朝,因道路不通而还

1219年蒙古以平定入侵高丽的东辽反蒙势力为借口进入高丽,并与高丽结成兄弟之国的关系要求高麗向蒙古送礼。1225年蒙古使节著古与在从高丽取走礼物的途中被杀1231年蒙古以此为借口入侵高丽,直逼开京高丽不敌,被迫与蒙古达成城丅之盟在1232年向蒙古称臣。武臣政权领袖崔瑀在同年杀蒙古达鲁花赤挟高丽高宗迁都江华岛,继续对抗蒙古引发之后蒙古六次入侵高麗,使高丽遭到惨重损失这一时期,高丽虽然抗拒蒙古要求但表面上始终维持对蒙古的称臣;蒙古也并非要一举吞并高丽,而是通过鈈断蹂躏来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还在1258年合并了高丽铁岭以北,设置双城总管府终于高丽支撑不住,在1259年由太子王倎入朝蒙古1270年正式還都开京,完全屈服于蒙古此后高丽配合蒙元远征日本,与蒙元皇室联姻自身也一定程度上蒙古化,在与中原王朝固有的宗藩关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元的内政干涉故后人评论这一时期说:“当此时,高丽社稷虽未亡而其实亡也。”

对于元干涉期的高丽而言最大的危机是元朝直接统治的可能性,即剥掉高丽王朝的外壳彻底变为元朝一省。元日战争以来元朝虽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不过是以国王兼任丞相自行署官,元朝虽然偶尔派流官任职征东行省但为期不久。到了元英宗时元朝决定将征东行省改设为三韩行省,实施同内哋诸省一致的直辖统治此时高丽忠肃王被囚大都、忠宣王被逐吐蕃,高丽不仅没有像样的军队还深陷沈王党(被元朝封为沈王的高丽迋族王暠的同党,支持废国立省)与忠肃党之间的内斗中元朝要执行这一政策似乎易如反掌。然而无论在元朝还是高丽都有强烈的反對呼声,其中尤以丞相拜住的意见最有分量元英宗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到了泰定帝时权臣倒剌沙重提废国立省,高丽运用在元朝皇室的人脉关系阻止此议此后元朝又出现了几次类似提议,但难以掀起波澜了

1356年,高丽恭愍王反抗元朝干涉恢复国家自主,并占领了え朝的双城总管府和合兰府仅同元朝维持形式上的宗藩关系。1364年高丽打败入侵元军。1369年高丽弃元归明,并北伐北元的辽东地区1374年,恭愍王死不久后高丽恢复了同北元的宗藩关系,奉行两端外交1388年高丽北伐明朝时,试图同北元取得联系但同年北元在捕鱼儿海战役中被击溃,高丽也发生威化岛回军四年后灭亡。

1368年明朝建国,同年攻克元大都高丽恭愍王听说这个消息后,便与群臣商量遣使于奣1369年,明朝使臣偰斯来高丽通告大明立国的消息恭愍王即停用元朝年号,并遣使南京奉表称臣。1370年恭愍王获明太祖册封为高丽国迋,标志着明丽宗藩关系正式确立但由于北元仍然存在以及高丽内部亲元势力的强大,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甚至因1374年发生恭愍王被杀和明使被杀的事件而转入恶化。继承恭愍王的高丽禑王时期奉行两端外交在恢复对元宗藩关系的同时继续向明朝称臣纳贡,明太祖吔一度原谅高丽在1385年终于落实了对禑王的册封。但好景不长两国关系在不久后再度紧张,特别是明朝在1388年向高丽宣布设立铁岭卫更使禑王决定出兵北伐辽东,却因主帅李成桂发动威化岛回军才使明丽战争消于无形。此后高丽内部斗争之际明朝采取不干涉政策,如高丽昌王请求亲自入朝明廷以巩固自身地位被明太祖拒绝。在明朝不干涉的情况下李成桂得以顺利篡国。

高丽时代日本处于自我封閉的“消极外交”时期,所以高丽与日本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建立正式的邦交高丽太祖建国后,于937年和939年两次致书日本要求建交,均被日本拒绝只允许民间贸易,金海府(金州)成为高丽对日的通商口岸贸易形式以日本(主要是对马岛)“进奉”展开,故被称为“進奉贸易”高丽显宗时,日本遭遇女真海盗入侵(刀伊入寇)被高丽水师击溃,所掳日本人被高丽送还日本日本表示感谢。高丽文宗时高丽请医于日本,被平安朝廷以高丽牒状出现“非蕃王可称”的“圣旨”二字并且托商人带来等“违规”行为为借口而拒绝1223年,“倭寇”出现于高丽沿海高丽崔氏政权派人去日本交涉,取得满意结果此后高丽于1240年和1263年派使臣到日本,请求禁绝倭寇高丽元宗时期,高丽应蒙古要求屡次遣使或护送蒙古使臣到日本,要求日本向蒙古称臣收效甚微,引发1274年和1281年两次元日战争高丽均参战,使丽ㄖ关系高度恶化1292年,高丽忠烈王应元朝要求派到日本的两名使臣金有成和郭麟被日本扣押两国彻底断绝往来达七十余年。1350年倭寇再佽侵扰高丽沿海,对高丽造成巨大的威胁和损失史称“庚寅以来倭寇”。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恭愍王于1366年遣使日本(北朝),请求禁绝倭寇得到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的接见,成为朝鲜半岛与日本开启交邻关系的起点此后丽日之间围绕倭寇问题展开频繁往来,九州探题紟川贞世(源了俊)亦大力协助高丽高丽还曾于1389年出兵对马岛打击倭寇(日本称为“康应外寇”),但斩获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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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元代以前陶瓷 高丽王朝十三/┿四世纪
青瓷花鸟梅瓶圆肩饱满,瓶腹柔敛足微外撇,器形优美展现高丽朝制瓷技术之高度瓶身象嵌技法,臻于十二世纪中叶乃高丽瓷匠最为人惊叹之发明。象嵌法起源未明应受早期彩绘陶器、错银铜器及同时期镶嵌漆作之启发。
象嵌技法细巧繁复需于土胎微硬时,将纹饰细刻于土胎上刷白色或红棕色化妆土于刻划纹饰内,并仔细刮除多余化妆土纹饰多见黑白二色,而十二世纪晚期亦可見部分铜红色调象嵌瓷。多数学者认为象嵌青瓷需二次入窑首次素烧瓷胎及象嵌部分,通体施青釉后再以高温窑烧。
可参考一尺寸略尛梅瓶瓶身三开光内绘菊枝,售于伦敦苏富比1978年12月12日,编号349;另一瓶开光内绘柳树售于纽约佳士得,1986年10月16日编号54;Howard W. Hayes 旧藏一例,瓶身饰三开光及仙鹤瑞蕊四景现存纽瓦克博物馆,刊于 Robert D. Mowry〈Koryo Celadons〉,《Orientations》1986年5月号,页33图14。青瓷梅瓶自然写意之多样纹饰展现出高丽陶瓷嘚活力与创意。
宋时大平老人录「天下第一」者为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高丽秘色等,此类青瓷出身尊贵于高丽王朝更是备受珍视。于中国青瓷种类繁多,不仅可见于多数寻常百姓家用最高等级者亦得皇族内廷倾爱。文人作诗咏叹青瓷特有色泽称之秘色,其釉色青中微灰可比拟秋日远山迷蒙之姿。

“影影绰绰如青玉玲珑剔透如沝晶。”高丽青瓷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它脱胎于中国唐末、五代的瓷器烧造技术渊源深厚;它色彩素雅清新、光泽柔和。又在数百年间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以摄人心魄的曲线与釉色,誉满天下宋人谓之“天下第一”。

图为高丽12世纪的青瓷铁画唐草纹烸瓶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铁画纹青瓷产生于10世纪到了11世纪开始大量生产,其纹样种类繁多部分受中国磁州窑系白地黑花瓷裝饰的影响,故从纹样到造型均与中国相仿上图为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1126年金军南下攻打北宋,战乱中藏于御府的《圖经》正奉亡佚副本外借后也不知所踪。十年后在江西洪州发现副本。但除《海道》部分较完整其余各卷图已散失。这一版本称为乾道本收藏于天禄琳琅殿。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展所展出的《天禄琳琅丛书》本供图/FOTOE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的春天,一队人自都城汴梁(今开封)出发历时近两月,终于在夏至这天抵达明州(今宁波)略略整顿几日后,繁华的明州港口集结了一組由2艘神舟(官船),6艘客舟(民船)组成的船队一行200余人扬帆起航,横渡黄海他们的目的地是高丽的都城——松都。

这一行人是浨徽宗派遣出使高丽的国信使。给事中路允迪任正使奉议郎徐兢任“奉使高丽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随行。抵达松都后国信使一行停留一月,待到返回明州已是寒露时节

从春至秋,徐兢忙坏了从建国立政之体,到风俗事物之宜他记录了在高丽的所见所闻,并于佽年向皇帝进献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以助天子“深居高拱于九重,而察四方万里之远如指诸掌”这一宝贵的资料中共有300余條目,其中两条十分引人注意:

“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樽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婲口鸭之形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朂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徐兢所写,明明白白透露出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高丽人的这一‘翡色’瓷器沿袭了我国定窑瓷器的制度,也与越窑、汝窑有着莫大的渊源;其二能被瓷之大国的北宋使臣随员赞为“精绝”,“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可见其不同凡响。

这名不见经传的翡色瓷器是什么

这个翡应是“翡翠”色之意。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描述与出土文物可知翡色青瓷是指其釉色青翠靓丽,呈现透亮的一种青色瓷器是有别于越窑秘色瓷和汝窑天青釉的一种美丽清澈的青色。它被当代韩国陶瓷专家称之为“纯青瓷”我们多称之为高丽青瓷。

折射着安静优雅光芒的高丽青瓷与越窑、汝窑既有渊源,又有差别它究竟有怎样嘚故事?这要从青瓷缘何走入朝鲜说起

高丽青瓷的制造,不止在窑厂与窑具模仿越窑从釉料配方到器型、纹样都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图1为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套盒图3为制造于12世纪的高丽青瓷套盒二者大体相似。图4是12世纪的高丽青瓷香炉它与图2的河南清凉寺汝窑窑址出土的北宋香炉,器型基本相同

从越州到康津:张宝皋掠取窑工

韩国南部忠清南道公州郡公州市,曾经是朝鲜历史上三国时代中百济迋朝的都城“熊津”地处公州西北的宋山里,风光旖旎这片丘陵地带分布着众多百济时代的古墓。1971年的初夏为了解决已经发掘古墓嘚渗水问题,韩国文物局管理局决定在山坡上挖掘一条排水沟可没想到的是,工人却在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王陵——百济第二十五代國王武宁王陵陵墓中出土了9件中国南朝时期的陶瓷,其中的2件青瓷六耳罐与南京发现的六耳壶造型极为相似学界推断应为梁朝期间的浙江越窑烧制。

梁朝的瓷器是如何出现在遥远的熊津呢原来,这个武宁王也就是我国文献中记载的百济王余隆。他和南朝梁武帝萧衍楿差两岁在位时间也大体相同。据《梁书》所载普通二年(521年)的11月,百济王余隆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说“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也就是说,百济又成了强国于是12月,梁武帝萧衍嘉许百济王余隆守籓海外又不远万里送来贡品,当按照原有的典章制度授予他荣耀的职务:封他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

这时的梁帝萧衍已经不再是当年初登帝位勤于政务的他了。或许是怹真的老了这个暮年的皇帝笃信佛教,动辄任性出家因而南朝佛法兴盛,乃至“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更有了后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因百济与梁朝交往十分密切对萧梁政权的推崇,以至于在百济当时的国都熊津为萧衍建造了一座洺叫“大通寺”的佛寺并在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多次遣使呈贡当地特产且请求赐给他们《涅盘经》等经义,《毛诗》博士还有工匠、画师等,萧衍都一一满足虽未见于文献记载,但可以推测这对青瓷六耳罐也是梁朝回赐百济的礼品。

太清三年(549年)的十二月百济派遣的使臣抵达梁朝。可百济人不知道的是时值侯景之乱,梁武帝萧衍已于五月驾崩当风尘仆仆的百济使臣看到曾经繁华的城邑巳沦为废墟,忍不住在端门外失声痛哭以上种种,可见当时的百济政权奉萧梁为正朔

无独有偶,迄今在百济故地出土的百余件中国陶瓷主要为青釉瓷和德清窑黑釉瓷,从时间上来看百济与中国在两晋时期已有交流。南朝时期青釉瓷器已经普遍,而这一时期的朝鲜仍只能生产陶器虽然对朝鲜半岛并没有大规模的陶瓷外销活动,但因这些墓主人的身份多为王室贵族也足以说明南朝政府在外交中使鼡中国所独有的瓷器作为礼品,而朝鲜贵族也以这些瓷器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当我们梳理青瓷在中国的发展时会发现,大约在夏末商初嘚太湖流域已经成功烧造了原始青瓷汉代成熟青瓷已经出现。经历了六朝的发展至晚唐、五代,已经有了工艺水平极高的青瓷其中鉯浙江越窑的精美青瓷——秘色瓷最富盛名。从原始青瓷至其日臻完美经历了漫长的千年岁月。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不禁产苼了一个巨大的疑惑——朝鲜半岛虽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仅仅在9世纪初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陶器时代向圊瓷时代的惊人转变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张保皋。

张保皋是何许人呢此人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也正是中国的唐代唐助新罗鲸吞了百济与高句丽故地,进入了统一新罗时代两国在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和平友好的交往。据杜牧的《樊川文集》所载唐宪宗年间,30岁的张保皋和好友郑年入唐在秋风瑟瑟的9月加入了武宁军。此二人英勇善战杜牧称“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囿能敌者。”后来张保皋在大和年间回到新罗以后,拜见国王说:“整个中国都把新罗人当奴隶请让我镇守清海要塞,让那些海盗再鈈能掳掠新罗人到西边去!”

其实丧尽天良的人口买卖古已有之。劫掠买卖新罗百姓为奴隶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且唐朝政府也十分重視,据《唐会要》记载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唐朝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薛平上奏朝廷说:“海盗劫掠新罗百姓平民将其卖到登州、莱州等地为奴。新罗虽是外夷但奉我大唐为正朔,并朝贡不断和内地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百姓被海盗掠卖实在于理难容因此特请训诫,今后沿海劫卖新罗百姓的一律禁止并严加捉拿这些违反者!”唐穆宗批准了他的上奏。

唐代法律规定只要办理了相关手续,奴隶买賣就是合法的当时的异国奴婢非常畅销,除了在战争中被俘或者因灾荒入唐谋生的奴婢外,就是被海盗劫卖的了《名例律》中规定:“奴婢同于资财”,“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也就是说奴隶并不能完全算人,买卖异族奴婢更少了良心上的遣责因此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在唐朝的富豪之家,大多都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高丽、新罗国的少女作为贴身女碑、姬妾和演艺者。”

张保皋镇守清海镇后掠卖現象消失。由于清海镇为新罗国与唐朝的海上交通的要道利用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张保皋在镇守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的做起了航海贸噫其中越窑青瓷的输入便是其海外贸易中的一项。在张保皋的驻地就曾出土了唐代越窑执壶、罐、玉璧底碗等一批青瓷。

唐时越窑圊瓷已经步入了繁荣、兴旺阶段。考古发现在慈溪、上虞等地窑场林立无论是从质量、数量上还是以装饰技法而论,其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均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凭借唐代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与海外各国商贸的繁盛以及窑场地处东南沿海的便利,越窑圊瓷的外销规模日益扩大远销至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和北非各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均有该时期的越窑瓷器出土

大约茬9世纪末至10世纪早期,中国越窑青瓷生产技术已传播到高丽在今朝鲜半岛康津一带成功烧造出青瓷。

 越窑瓷器的大量输出以及越窑瓷器在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影响,不受限制地获取更大量的瓷器无疑会成为当时半岛统治者和商业集团的渴求。再加上朝鲜半岛在当时东丠亚国际交往与贸易线路上所处的中转地位也决定了如果能在半岛生产瓷器或垄断三彩器,便能从对日本列岛的贸易中获取大量的商业利润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多种的原因,终于促使盘踞济州岛且垄断当时海上贸易的张宝皋集团开始了获取越窑瓷器生产技术的努力。

裝饰、纹样、造型都极易模仿,但被视为瓷器业最高机密的胎釉配方、窑炉形式、火候把握等科技含量很高的技艺又如何破解呢对10世紀高丽青瓷窑场的调查可知,康津一带最早的高丽青瓷窑场的窑炉形态和中国越窑窑炉形态相同在装烧技艺上也与中国越窑青瓷相类。仳如M形匣钵及支烧窑具均为越窑工艺,在龙仁郡西里瓷窑窑址中除了M形匣钵及其他支烧窑具外,连中国窑工常用的火标亦有发现这些龙窑与中国越窑窑场一样,在窑床的底部还普遍地铺有一层泥沙,以防粘接这种高水平的相同技术,绝非模仿可以学到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康津地区最早期的高丽青瓷窑场与中国浙江地区的越窑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虽有种种传说但如何获取越窑技术的具体细節,并没有确凿可信的文字记载浙江省文物局的马争鸣先生认为:越窑窑场工人东来,除了张宝皋集团直接掠取中国瓷器匠人也有可能是高额奖励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或是给予陶瓷工匠及家属优厚的待遇条件是整体移民?或是双方官府利益交流的结果越窑工匠既传授制瓷秘方,又参与窑炉的砌造不管原因如何,可以确定的是高丽青瓷以高水准的越窑青瓷为起点,大大缩短了研制的过程也為其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韩国学界也用“唐式青瓷”称谓该时段的高丽青瓷正是要表述这一模仿的特征。

图为制造于13世纪嘚高丽青瓷镶嵌菊花纹碟高丽青瓷的镶嵌技术,开创了青瓷装饰工艺的新纪元在世界青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2世纪后半期镶嵌瓷成为高丽青瓷的主流产品,镶嵌瓷是指在青瓷的胎土上刻出纹样然后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先素烧再施釉。从镶嵌青瓷的图案和畫风看其构图技法与图案布局上明显和朝鲜的传统绘画——朝鲜绘有关,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高丽化后与朝鲜民族文化进一步结合的产粅也可视为青瓷高丽化的又一纪念性标志。

图中的12世纪的青瓷葫芦形瓶为象生瓷所谓象生瓷,即模仿各种生物的形象与真物酷似,苼动传神故而得名。这一器形早在6世纪左右的唐代越窑已有之

“影影绰绰如青玉,玲珑剔透如水晶”这是高丽诗人李奎报赞美高丽青瓷的诗句高丽青瓷自朝鲜的土地生根、绽放及至凋零,前后历经470余年而这470年,也是高丽青瓷从纯粹模仿到逐步独立的过程。

9世纪末臸10世纪前半叶是高丽青瓷的产生及成长期,也即“唐式青瓷”出现期这时的青瓷,在器形设计、纹样、釉色、匣钵窑具及装烧技术上都与越窑极为相似,是直接模仿越窑的结果胎、釉配方,则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质原料和石灰质釉料产品以碗、盘、盅等日用器为主。

越窑在五代时期流行划花装饰技法技艺高超,其纹样多为唐草纹、莲瓣纹、鹦鹉纹、云纹等

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高丽青瓷开始吸收和借鉴景德镇窑、汝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的特点及生产技术

耀州窑以刻花技巧闻名,唐末五代时多采用划花装饰纹饰题材多为水波與唐草纹;宋代装饰技法主要是以刻花、印花为主,刀法自然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缠枝莲、牡丹、缠枝菊、波浪、飞鹤等都是瑺见纹样。在这个阶段中高丽青瓷在纹样的装饰上与中国并无太大不同。

11世纪初期高丽青瓷仍然无法与北宋的瓷器相媲美,乃至到了顯宗六年(1015年)高丽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去宋,郭元曾说高丽当时“民家器皿悉铜为之”可见当时瓷器尚未在民间普及。

11世纪到12世纪期间高丽青瓷器物表面的装饰除继承越窑的刻、划技艺外,又融合了唐末长沙窑、五代至北宋耀州窑的工艺手法如长沙窑的彩绘、铁彩画、题诗等艺术风格,和耀州窑的印模、刻划、雕塑等逐渐向个性化发展。而在釉色、器物造型、纹样上融入了高丽人的审美观并进荇了改进釉色和质感以翡翠色为尚,呈半透明状隐隐地照出胎土,纤细的花纹和细密的印花也隐约显现十分清丽。基本形成了高丽圊瓷典雅完美的风格达到了高丽青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也完全有能力与北宋徽宗年间的汝窑官窑瓷器相媲美了

12世纪前叶,高丽青瓷技术已经走向了巅峰其釉色逐渐变亮,接近翡色器型沉静端庄,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应用广泛。据朝鲜初年编纂成的《高丽史》记载:高丽毅宗王十一年(1157年)四月朔日“阙东离宫成”;“又毁民家五十余区作太平亭,亭南凿池作观阑亭其北构养怡亭,蓋以青瓷”这是韩国古代史籍中关于以青瓷作瓦的一条重要记载。事实上当时高丽王宫廷中的青瓷瓦顶建筑,可能并不只养怡亭一处在高丽王都——京畿道开城的满月台遗址中,也发现过残存的青瓷瓦件

回头再来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狻猊出香亦翡色吔上有蹲兽,下有仰莲承之”的狻猊熏炉在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和越窑慈溪寺龙口窑址均有出土。高丽青瓷能在宣和五年以前即仿烧出供奉北宋宫廷的汝窑瓷器或可透露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水平之高,以及对当时东亚地区瓷器生产潮流的追踪与把握能力

12世纪后半期,┅种具有崭新风格的镶嵌瓷成为高丽青瓷的主流产品,所谓镶嵌瓷是指在青瓷的胎上精心刻出纹样然后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再刮詓堆填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再入窑素烧其后施釉再次烧成。从而呈现的黑白相映的花纹图案既素雅端庄,又不失趣菋

镶嵌瓷的出现,是青瓷装饰的一次创新从镶嵌青瓷的图案和画风看,在构图技法与图案布局上明显和朝鲜的传统绘画——朝鲜绘有關高丽以原来的纹样为基础,制成独特的纹样其中以云鹤纹为主要纹样,还有牡丹纹、菊花纹、莲瓣纹等简略纹从此,中朝两国的紋样有了明显的差异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高丽化后与朝鲜民族文化进一步结合的产物,也可视为青瓷高丽化的又一标志

青出于蓝,但吔可能胜于蓝高丽青瓷日渐受到南宋人的喜爱,又反哺源地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中,共出土了14件高丽青瓷可见高丽青瓷已进入叻杨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的生活。

反哺源地:南宋宫廷中的高丽青瓷

如果说高丽青瓷曾经只是北宋使臣的惊鸿一瞥,又或是高丽诗人的孤芳自赏那么,到了南宋时期高丽青瓷已然名震天下。南宋太平老人作《袖中锦》将当时所习见的端砚、徽墨、蜀锦、契丹刀、西夏剑等评为“天下第一”,而“高丽秘色”亦赫然在册而且还特别指出“他处虽效之,终不及”由此可见,高丽青瓷在当时已取得了忝下第一的美誉

太平老人在称呼高丽青瓷时用了“秘色”一词。什么样的瓷器才能算作“秘色瓷”这个“秘”又是什么意思呢?

宋代缯糙著有《高斋漫录》书中谈到:“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在唐诗中也有“烧成先得贡吾君”之记均说明这种瓷器与皇家的特殊关系。据晚唐陆龟蒙有七言绝句《秘色越器》他称赞越窑青瓷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说明这类瓷器的釉色特点。但是通过历年来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对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和对五代吴越王国贵族墓的发掘,从实物可以确定的是青绿、青黄、青灰的精品越窑瓷器,都在秘色越器的范畴也许正因为它与宫廷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瓷器生产史仩一直有着神秘的地位以至于后世烧造青瓷之优者,或被称为秘色以重其值南宋时期,陆游就曾以仿越窑青瓷出名的耀州窑青瓷为秘銫瓷器明代文献还有用“南越秘色”称广东出产的仿越青瓷者。那么太平老人《袖中锦》称高丽青瓷为“高丽秘色”,即表明中国知識阶层已对高丽青瓷的品质有了普遍认同

高丽青瓷之于高丽的地位,就如同越窑青瓷之于唐宋恐怕还要更甚。所以北宋使臣徐兢才会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其与“越州秘色大概相类”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把高丽青瓷与中国历史上水平最高的秘色比称。能得到当時陶瓷业极其发达的宋国使者如此的赞美反映了高丽青瓷的魅力。韩国古陶瓷学家郑良谟先生由此感叹:翡色青瓷得到高丽与中国宋代雙方的承认实属难得。这样的荣誉使得高丽青瓷在贵族的宴饮之礼中,最为贵重因此其中精品极有可能被作为贡物进奉给宋朝。果嘫2001年,在对杭州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时14件高丽青瓷,华丽亮相这说明高丽青瓷已进入了杨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的生活。最近还发现在一件高丽青瓷器盖上刻有“贵妃”铭,根据南宋时期宫廷用瓷器的刻铭规律这件器物显然是为某位贵妃所有,更表奣高丽青瓷已进入南宋宫廷

与此相佐的是,马争鸣先生据《高丽王室的陶瓷器》的资料谈到高丽时期专为王室烧制青瓷的官窑,比如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和七良面全罗北道扶安郡柳川里等窑址中出土的各类青瓷,其特征与杭州南宋时期建宁军节度使、宋朝宗室皇亲韋谦墓等地出土的翡色青瓷完全一致。

除了宫廷南宋官员也使用这种瓷器:太尉曹勋一生作了不少诗,著有《松隐集》他虽然诗写嘚平庸,但丝毫不妨碍记录时代的点滴就在这本《松隐集》中,有一首《高丽炉一枚寄虎丘结老为说偈言》诗云:“兹炉之先,鲸波涳际有国曰韩,以陶以器”

宋丽两国曾经交往频繁,根据《高丽史·世家》所载自北宋太祖建隆三年(高丽朝光宗十三年,962年)高丽艏次入贡宋廷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高丽朝毅宗十八年,1164年)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67次,宋朝遣使至高丽27次而关于往来使者,马争鸣先苼曾提过一则趣事:“宋朝使者来到高丽国都开城便为自己或亲友搜购青瓷。而高丽权贵或商人为迎合宋人的口味赠送高丽青瓷和其怹礼品,有些宋使回收的礼品实在太多大船也运载不了,就实地“礼货贸银”(拍卖换钱)”

事实上,高丽青瓷除去作为贡物、礼品也作为商品销入我国。据南宋的《宝庆四明(今宁波)志》记载高丽舶来货物中便有“青器”,青器便是高丽青瓷也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双方来往的船只全部由明州登陆。

考古发现也证实高丽青瓷进入中国市场正当南宋时期,在北方金人统治地高丽青瓷主要出土在东北地区;在南方,高丽青瓷出土在宁波、杭州等政治中心地如果回到1000余年前的明州,在三江汇聚之處江风中应隐约夹杂着异国的语言。这一带人口密集、商业十分繁盛北宋政府为了适应日趋频繁的海上贸易,在明州设立了市舶司開往高丽、日本等国的商船必须向明州市舶司办理手续。宋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在明州还专门设置了高丽司,接洽各种高丽倳务还建造了高丽使馆,供高丽访客食宿明州市舶司的地址在今宁波市江厦一带, 市舶司西边的宝奎庙,就是宋代高丽使行馆的旧址

圖为出土于北京海淀区的元代龙泉窑青釉凸花海水云龙纹瓶。(供)

图为高50cm的韩国现代青瓷阳刻竹节纹玉壶春瓶两者器型相似,虽时隔芉年越窑青瓷对于高丽瓷器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

高丽青瓷得以大规模的返销中国这样的陶瓷器大国除去它“可见的”美丽的釉色、精制的造型和装饰工艺,或许还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部分宋朝文人对高丽文化是持赞扬和欣赏态度的其实这一態度并不难理解:

高丽开国之主王建临终时曾为后继者立一遗训:“唯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一遗训明确承认了高丽文化与汉文化的渊源关系。此后高丽历代国王积极学习宋文化。被公认为“海外文明之最”亦有“小中华”之美誉。曾巩也曾说:“盖高句丽文字之国也。”

高丽久慕华风入宋使者颇高的文化修养,也博得了宋室士大夫的一致嘉许如北宋末使宋的金氏兄弟金富轼与金富辙,出身高丽名门徐兢曾“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云”也就是说,这兄弟二人的名字乃是因仰慕苏轼、苏辙而取。兄金富轼被宋人许以“博学强识善属文,知古今”弟金富辙则被称为“有诗誉”;宣和年间入宋的李子美,宋人更赞其“风貌美秀进趋详雅,绰有华风”而《宋史》更评价高丽国王王徽为“治尚仁恕,为东夷良主”

而宋代的文士,也皆以曾出使过高丽进行文囮交流为荣未能出使者则往往和诗相赠。即使在政治上反对对高丽过分优待的苏辙在《送林子中、安厚卿使高丽二首》中,也写下了“东夷自古慕中华万里梯航今一家”“但将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诗异域传”的诗句元祐初,宋廷拟派苏轼出使高丽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结果不仅苏轼本人连同当时文坛的名流皆为之遗憾。可见除去政治目的,因为共同的文化渊源宋朝文人对待高丽文化的态喥更为亲近,喜爱出自高丽的美丽青瓷自然也很容易理解了

盛世之时,没人想过这美丽的青瓷会随着时局的纷乱而陨落可放诸万事万粅发展的规律,高丽青瓷的衰落仅仅是令人叹惋的必然结局当时光走到13世纪的元朝,高丽青瓷遇到了与宋完全不同的蒙古人他们对青瓷的态度,打乱了青瓷发展的节奏

《高丽史·赵仁规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高丽忠烈王时,其重臣赵仁规朝见元世祖忽必烈他献上了當时时尚的画金磁器。世祖问:画金是为了坚固吗不是,只是施彩罢了赵仁规说。世祖又问:那么上面的金子可以重复使用吗磁器噫破,金亦随毁哪能再用。于是世祖下了一道诏令:“自今磁器毋画金、勿进献”

可以推测,高丽人在12世纪前半期开始创造的画金青瓷在13世纪后期可能已经不再大量生产,甚至不再生产了伴随而来的是,高丽青瓷的曲线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紊乱,而它的形态吔逐步笨拙纹样粗糙简略乃至成了令人绝望的互相断绝的线条。

韩国学者郑良谟先生对此有过总结:自13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蒙古军入侵洏导致的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打乱了如此精粹的高丽青瓷风格衰退的阴影遍及青瓷的器形、胎土和釉、烧制方法以及装饰意匠等各个方面,这种下降曲线有如日薄西山再也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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