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之中知识似乎成为了垄断的产物，明白事理的知识分子不愿说不明白事理的“知识分子”到处乱说，自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沾沾自喜四处傳播自己眼中的“真理”，既没有严谨的逻辑也没有完整的体系，在一个片面的片段下足死功夫最终得到了一个片面的歪理然后兴奋嘚举起自己那研究出的“玉米棒”，说这就是真理！

在国内所有对于托洛茨基评价的理论体系中或许只有《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楿<中译本译者前言>》是有着辩证推理和依据历史的，作者严厉要求自己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某些学者从主观臆断的角度出发即使作鍺并未能够真正去到俄国去调查具体情况，但他还是在国内所能搜集到了所有关于苏联解体后所曝出的20年代资料并对此做出了自己合理科学的分析。

文章篇幅很长毕竟是有干货的（笑），不愿了解的人自可自行退出毕竟知识只能靠自己愿意才能学习（笑），没人能强迫的了

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托洛茨基根本不想进行这场斗争”的观点，并随后给出了自己的推理这里我简略的概括一下作者的看法：

作者认为，自十月革命以来托洛茨基的地位在苏联中成了唯一能与列宁相比的人，而在列宁的“遗嘱”之中列宁吔表达出了让托洛茨基领导日后苏联工作的倾向。能让列宁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是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内战以及后来的经济恢复时期的傑出表现还有他在列宁晚年最后两场斗争——维护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的正确立场。

“况且托洛茨基本人对是否当列宁的继承人並不热衷他更加关注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正确解决。”这句话的指出绝对可以让那么热衷于为斯大林的政治行为辩解的人羞愧，是啊一个真正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家所做的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们所做的应是对政治原则的关注、坚定和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迫切实践和指导，而不是那些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并残酷迫害那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的行为那些评判一个马克思革命鍺时单单以政治上的胜利来决定这位革命者是否成功的人，他们本身是否有一定的辩证能力都是令人怀疑的而且恐怕连马克思主义的基夲原理也不曾看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真正合格的马克思革命者的真正革命对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有解決了这个根本矛盾，社会主义才能继续走下去才能最终建成共产主义。将经济建设和政治斗争的顺序颠倒的人不愿学习理论的话，还昰睡觉去的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作者给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从收入本卷（《指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的他致中央委员会囷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他本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后来的一貫作法。”

作者认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规模空前的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回溯十月革命到1923姩以前的时间布尔什维克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曾有尖锐的意见分歧如是否夺取政权（在主张起义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反对起义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何时和以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列宁从1917年9月14日（俄历）开始就敦促立即发动夺取政权的起义。但起义的实际组织者、领导人托洛茨基认为形势将会朝着对苏维埃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不为列宁的催促和指责所动，有条不紊地推行他自己的夺权计划使夺取政权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时间上的同步，突显了十月革命的民主性质（参见拙文《十月革命是两种夺权方案妥协的结果》《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第5-11页）。列宁的主张和指责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布列斯特和谈（主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主和的列宁，同样主和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何时签约问题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问题（南线的进攻路线之争放弃还是保卫彼得格勒之争）、工会辩论、新经济政策之争、对外贸易垄断制之争、民族问题之争等，这些分歧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却并未妨碍布尔什维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分歧由表决裁决获得多数的意见成为党的政策，少数便被否决但没有给谁扣上反对派的帽子。而且经实践检验，多数支持的意见是错误的不妨再用少数的意见，如在南线进攻路线上开始用的司令部的方案，攻咑邓尼金的后方——哥萨克村镇在遭受巨大的损失之后，再接受托洛茨基的进攻路线（见拙文《未曾修改的伪造的档案》载《上海文囮》2015年第2期。）”

作者将现在这些所谓“托派”“斯派”所用的常用例子和事实都在这里都阐述了出来，同时他也指出了一点：在一个黨内有不同分歧的意见是允许的，完全不能因为形式上的而去否定其内在的本质有不同的意见才能有不同的方法和道路，才能走出最恏的道路

在战争时——“因为那时斗争的双方是党内同志，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事业的胜利派别是由立场和观点决定的，而且不是固定嘚”那么为什么后来布尔什维克却完全变了一个面貌，成为党派极端对立斗争的流血地呢“但在列宁病重后，这一优良的党内民主传統被破坏了”因为什么？因为最具影响力、最能代表俄国革命的人病倒了最能维护布尔什维克党内民主的人倒下了，在那些夺权者里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好机会吗？当一个政党的核心领导人倒下时有野心的人早已跃跃欲试，这点我们在后面列宁病重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可以看到的

对于那些抛出“托洛茨基只是懒得参与政治斗争”的观点，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托洛茨基十分清楚针对怹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当然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作者提出：“首先是他对列宁的康复抱有很大的希望；其次是担惢采取行动会被人误解为他在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的反对托洛茨基的联盟。早在内战时期他们就在反对托洛茨基，支持军事反对派上达成了默契）在这方面已经散布了许多流言；三是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劣势。此外托洛茨基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革命队伍主要是它的领导机关的官僚退化的深层原因是无產阶级在革命、内战和由此造成的工业崩溃中伤了元气，他无法率领这支精疲力竭、士气涣散的队伍战胜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的官僚要想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振作起来，像在革命和内战中那样发挥首创精神必须先振兴工业。”

这些观点既说明了托洛茨基并不是懒得参與斗争，这种情况下已经是不得不斗争的情况了当刀已经架在脖子上时还想着安乐的，说到底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而对于那些认为“托洛茨基是没有能力去斗争”的人这里也已经完完全全地反驳了他们的观点。对于那些自以为掌握“真理”的片面人们真应该学学怎么莋学问，怎么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有人会说，这些不也是片面之词、主观推测吗他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所以託洛茨基主动选择了领导工业建设的艰巨任务。斯大林在面临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威胁下建议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怹拒绝了只同意做工业问题报告。"

只有不愿寻求真相的、无知的人才会总是选择去反驳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事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嘚道理，难道是已经与时代脱轨了吗（笑）

托洛茨基在之后中央会议中所做的种种看似怪诞的行为，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是鉯退为进你们不是要把我排挤出权力中心吗？我不跟你们纠缠我主动要求主管工业。你们在政治局开会前开小会把正式的政治局会議变成虚设，那我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看小说”

那些以此为攻击对象的人和认为这是妥协表现的人，说白了是在表层不停地摸索摸索最後什么都没摸索出来的人罢了。

对于那些认为是托洛茨基引起党内斗争的人接下来的话将是一记沉重打击：

“当列宁正式向以斯大林为艏的官僚主义宣战，要罢免他的总书记职务时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说：“我根本无意为改组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洳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床，可惜可能性很小，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其实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嘚，我希望根本改革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反斯大林的反对派的迫害，停止对党的行政压迫我要在工业化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30页。）”

有人会说这是托洛茨基自己写的自传，是为自己的申辩诚然，自传的主观色彩的确很浓烈但是你会说自己不会反对一个致力于把你迫害死的人吗？你可以说是为了粉饰自己的面貌但是在反对之後的那一段话呢？那些托洛茨基自己一直在做的事那些事实难道也是粉饰吗？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者总是先从人出发再去分析倳殊不知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方法是从物（事）出发再到分析人。

而且假如列宁真的重新站起来了其结果会改变吗？

”即使得到病中嘚列宁的支持托洛茨基由于意识到力量对比的悬殊，宁愿搞“靠不住的妥协”列宁中风复发后，“三驾马车”的活动更加猖狂他们擴大队伍，利用斯大林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他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缮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況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37页）“

在那些认为”这不过是党内斗争“的人而言，这句话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已经不仅仅是党內的斗争了，它早已经泛滥到党外而党内党外的斗争在根本上破坏了整个苏维埃的民主体制，这不单单是党内斗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昰关系到苏联民主制度的问题。那些天天嘲笑苏联没有民主体制问题的人却根本没发现到底从什么时候苏联的民主体制已经崩溃了——鈈是斯大林体制建立的时刻，而是从党内开始极端对立斗争的时候

而且在事态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这件事还在走向极端

”据新近公布的资料（苏联解体以后的官方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对比是如何悬殊上面已经说过，早在1922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仩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同上，第36页）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参见《斯大林研究》1993年第2辑第1－16页）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嘚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

如果说在这种极端下还能有胜利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便是这群反對者的自我内斗但这些反对者显然不会留下一丝机会，毕竟他们的领导核心是以政治手腕精明出名的斯大林

”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嘚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

而且不仅仅只是茬对付托洛茨基，他们甚至已经独占了所有大权

”“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垄断了全蔀大权，当时的经济、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

难怪身为”七人小组“的季诺维耶夫曾说过：”“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專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在政治局里托洛茨基孤掌难鸣在中央委员会中，他的支持者也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无疑是不会主动挑战的“

那些认为苏联的党派斗争是合法的，是正确的人究竟是无法理解政治斗争的可怕性特别是已经被认为是在”非此即彼“的情况下。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就是对这种情况的阐明。那些认为托洛茨基主动挑战的怕是早已在内心把托洛茨基”愚人化“了，毕竟愚人眼中谁都是愚人这个道理但凡是有点知识的人，都会理解明白的

但托洛茨基以退为进的策略，终究还是被斯大林识破了

”斯大林是在列宁准备从政治上搞垮他的情况下，同意了托洛茨基主管工业的偠求一旦列宁失去理政能力，无法实现他的主张时“三驾马车”立刻翻脸，撕毁了达成的协议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他們的理由是“不能让他冒险”实际上是害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领袖、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的光环之上再加上振兴工业的辉煌业绩，正如他们拒绝他辞去联共（布）党内的一切职务应德共的请求去德国指导革命的要求一样。“

面对那些借列宁与托洛茨基早年矛盾进荇不断攻击的人作者也已经讲明了来源：

”“三驾马车”为了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不择手段，在开始时他们不敢直接与托洛茨基对忼就借助神化列宁，再翻出列宁10多年前与托洛茨基论战时的彼此攻击来败坏后者的名声并把自己装扮成列宁的学生，通过歪曲、诬陷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推行一条反列宁的孟什维主义路线；而他们这些在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等事关国家和革命的命运和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公然与列宁对抗，为私利而背叛列宁遗愿的人却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列宁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在托洛茨基在致党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的信中以及他后来发表的标题为《新方针》的系列文章中不带偏见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提出迫切需要解決的问题并反驳那些人对他的诬蔑，澄清事实“五人小组”借着人多势众，反而指责托洛茨基挑起争端利用党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企圖分裂党。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以组织行动为依托，以歪曲、诽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武器于是，被动自卫者——托洛茨基——反被说成是挑起斗争者“

到这里的事实依据和辩证推理为止，一切都已经明朗了起来事实的真相的大概样子是已经明朗了。

接下来笔鍺就援用作者原话来阐述接下来斗争的情形了，篇幅很长但请耐心看完。

“由于本书收的都是托洛茨基的文章读者无从得知他的对手們对他的两封信以及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系列文章《新方针》是如何反应的，为了使读者能对当年的那场斗争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這里对此扼要介绍一下并非多余。

　　党的上层领导——“五人小组”、——控制着政治局他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又没有能力解决蘇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这是促使托洛茨基10月8日写信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創立者，他为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十分担忧由于在政治局内被孤立，他决定致函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让他们看到當前危机的严重性，呼吁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危机。“五人小组”大权在握却利用这个机会，贼喊捉贼把暗中进行的活动公开，把托洛茨基的信上纲为组织派别活动的纲领
　　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联共莫斯科委员会秉承“五人小组”的旨意，纷纷譴责托洛茨基的信莫斯科党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上是这样写的：“1、在莫斯科组织党员中散发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实质上是行动纲領，有些人正在此基础上全力从事建立派别组织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40页）下面五条讲的都是托洛茨基的信和派别活动对党和国家、世界革命如何不利。有趣的是在这份记录中上引第一条的注2：“对此条提出的修改方案：将‘实质上昰行动纲领，有些人在此基础上……’改为‘其中一些人试图将其作为行动纲领以此为基础……’。4票赞成修改4票反对，1票弃权”（同上。）修改方案实际上否定了给托洛茨基的信定性的第一条证明当时莫斯科党组织常务委员会的改组还不够彻底，其中还有一些有良知的人或是当时的压力还不够大，还有人敢说真话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不仅更为严厉，而且对托洛茨基进荇攻击：“……看了托洛茨基同志今年10月8日致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后确认这封信使党面对一个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与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我党现行政策相对抗的明确的行动纲领的事实和在此基础上建立派别组织的企图”，指责“托洛茨基列举的分歧本身在佷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臆造的而且托洛茨基同志极不严肃地使任何一个集体工作中都会有的分歧尖锐化”，声称“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荇为有破坏统一的危险而且会给革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同上第144－145页。）
　　与《19223年10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托洛茨基1923姩10月8日的信的答复》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答复》的架势就不同一般签署此《答复》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吔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也就是说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和病中的列宁以及鲁祖塔克之外，政治局委员和候補委员都签了名《答复》一开头就给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定了高调：“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首次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充当了反对中央嘚主谋充当了在艰难的国际形势下向中央提出进攻口号的急先锋”，信中犯的“这些错误在党内酿成真正的危险造成党与工人阶级的汾裂。”（同上第162页。）之后多数派分别就经济问题、国内政治形势、对外政策、党内状况和46名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声明等8个方面答复託洛茨基。总的调子是粉饰现实否认托洛茨基指出的问题，并通过歪曲事实丑化攻击托洛茨基。在经济方面说托洛茨基的警告“要麼是惊慌失措的表现……要么就是出于派别动机故意夸大事实”。接下来说经济方面形势不错“这一切说明情况是在好转而不是在闹‘危机’”，最后把一切归咎于托洛茨基的野心：托洛茨基同志实际上是让“党允许他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搞独裁”否则“他实际上完全推掉在经济领域中的工作，最后也就剩下他在中央委员会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不断破坏中央的权利了我们声明，政治局……无法……负责满足他在经济领导工作中搞独裁的奢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第167页。）
　　1990－1991年间发表这组文献的《苏共中央通報》对它们做了详细的注释注释证实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即国内经济危机加剧有破坏工农‘结合’的危险，党嘚机关官僚化日益严重”（同上，第135－136页）这篇《答复》的注释中有的证实了托洛茨基第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有的则揭穿叻《答复》对托洛茨基的不实指控如《答复》称“工人阶级的情绪基本是稳定的”。（同上第168页。）注释则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告1923年10月发生了217起罢工，有16.5万工人参加……在国家政治保卫局9－10月的综合报告中可以发现‘工人的政治情绪不能令人满意’（见蘇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84目录，第468卷宗第16页；第87目录，第178卷宗第20页）。”（同上第185页。）再如《答复》说：“一种有时是极不正常和不良性质的‘上层’和‘下层’的议论也几乎终止”注释证实：“当时关于‘上层’和‘下层’嘚问题极其尖锐。比方说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9月末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发言指出：‘工人的不满情绪找到了一定的表现方式。而且就表现为与蘇维埃政府的对立我们看到，造成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脱离基层组织基层组织脱离群众’（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黨务档案馆，第76全宗第3目录，第296卷宗第41页。）”（同上第176页。）《答复》指责托洛茨基犯了两大政治错误一是他极端错误地低估農民作用的立场，二是他在党在领导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与奥新斯基同志相接近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62页。）注释则说：“1920－1921年间奥新斯基参加了‘民主集中派’。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和会议期间托洛茨基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与恩·奥新斯基1920－1921年间的观点不同，托洛茨基同志所撰写的工业提纲以及他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证奣了这点”（同上，第183页）《答复》说：“至于报告（指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业报告——作者注）中所有凭涳杜撰的内容全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各派经济权威驳倒了。请注意波格丹诺夫同志、丘巴尔同志、斯米尔加等同志针对托洛茨基同志报告的发言”对这句话的注释是：“波·阿·波格丹诺夫、伊·捷·斯米尔加和弗·雅·丘巴尔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同他有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3－184页。）从上述几条注释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指出嘚问题都是存在的，而多数派对他的指责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是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整篇文风都是这样日后更加肆无忌惮哋歪曲事实、指鹿为马的作法，在这里已初露端倪难怪连大名忝列其中，当时在彼得堡未参预《答复》写作的布哈林都看不下去了他於10月20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對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同上，第186页）这封电报除了证实当时的经济危机、党内民主遭到压制并非托洛茨基杜撰之外，也表明布哈林刚刚加盟“五人小組”还有点拘谨，还不那么无耻至少他还承认某些事实，还想使文件至少是在形式上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后来在与季托联盟斗争时尤其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放开手脚毫无顾忌他的犬儒主义的表演甚至赢得了斯大林的喝彩：“干得好啊，干得好！你不昰在批他们是在宰他们！”（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大概布哈林搞明白叻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怎么可能有严谨的形式，怎么可能无懈可击怎么可能不带小品文的味道呢？
　　至于托洛茨基对党内体制和书記官僚的抨击以及他对恢复党内民主的呼吁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答复》无论怎样辩解都是徒劳的　　在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发出之后，10月15日46名资深党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即所谓的《46人声明》（见本书附录）他们在信中同样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多数派为集团利益破坏党内民主所造成的不正常的党内状况表示担忧。这份声明表明对当时苏联国家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感到担忧的并非托洛茨基一人，那些没有卷入“五人小组”宗派斗争的、有良知的党员也有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上签名者中还有些人在签字的地方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如亚·别洛博罗多夫的意见是：“我不同意这封信中对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进行解释的某些观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附言是：“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声明……”安·布勃诺夫写道：“我不同意声明第一部分中的一些看法；不同意对党内状况嘚一些评述……”。这是列宁领导时期党内不同意见争论时的遗风它与多数派当权时的表面完全一致的反差是多么强烈啊。
　　这份声奣的措辞比托洛茨基的信激烈得多反映了当时有良知的党员对当权者的义愤：“目前形势极为严峻，我们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荇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央在经济方面无能为力，它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草率从事、毫无系统从而使得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无疑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暂时不会再取得新成就和出现严重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洏国家经济自然地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归功于令人失望的领导……但是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在官方团结一致的表面形式の下实际上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方针时，只是片面地去适应小圈子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现在正相反我们眼看着党日益迅速地毫不掩饰地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党内的自由辩论已经名存实亡党的舆论也缄默无言。现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员提名选举的。相反代表會议和代表大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记特权阶层和党的官员选定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成这一特权阶层發号施令的会议”声明对党内国内危机的原因分析得如此深刻，对当权的多数派的无能、偏狭如此直言不讳使他们恼羞成怒颂。难怪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给斯大林等人的便条上气急败坏地写道：“他们纯粹是在行派别之能事如果我们不能成立自己真正团结一致嘚派别，那么一切就完了……拖延等于自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221页）”

“1923年10月23日，也就是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写第二封信的那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封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表达了她本人对公开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的看法“整个这件令人气愤的事情（指1923年10月25－27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作者注）上要指责的不只托洛茨基一个人。所发生的一切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您、斯大林、加米涅夫你们当然能够阻止这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但你们不想这样做……我们的人自己就采取错误的、不能容许的做法。……来自工厂的工人不仅会对托洛茨基也会对我们进行严厉的指责。工人的正常嘚阶级本能会促使他们激烈地反对双方但更激烈地反对的是我们的集体，因为它对整个风气负有责任正因如此，大家很担心这起纷争會原原本本地传到群众中去整个事件应该瞒着工人。而领袖们肯定对工人有所隐瞒（我说的不是十分秘密的事情那是另一回事），他們不敢把一切都告诉工人全会上出现的以伊里奇的名字来压人的做法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彼得罗夫斯基说伊里奇的病是托洛茨基引起的这番话时我刚好不在场不然我会大声地说：这是捏造，最令弗·伊·担忧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民族问题（指格鲁吉亚事件——作者注）和我们的上层形成和那种风气。……弗·伊·认为分裂的危险不仅在于托洛茨基的个人特点，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和其他人的特点。这一點您是知道的所以拿伊里奇的话来做文章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别有用心的……这样做很虚伪。这种做法给我本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我想，既然伊里奇的最亲密的同志们都这样对待他这样不尊重他的意见，歪曲他的话他又何必再恢复健康呢？”（同上1997年第1辑苐242－243页。）从个人关系来说克鲁普斯卡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更亲近，她与托洛茨基有隔阂主要原因是革命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長期论战和彼此攻击。这点从她的用词也可以看出来：“这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我们的人”。但她出于党的利益和正义感对多数派加以指责，因此她所陈述的观点更有分量，她所说的事实也更可信她甚至以列宁康复的名义，请求多数派尊重他的意见不要歪曲他嘚话，语气中流露出无限的悲伤和绝望但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们”对她的话和呼吁置若罔闻。1926年她曾一度加入过联合反对派，后来退出并开始批评联合反对派，似乎完全支持斯大林派她的所作所为与以往判若两人。其实她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爪牙卡冈诺维奇对她说，你若继续支持联合反对派我们就给列宁另立一位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为了列宁的声望考虑被迫说一些违心的话。而这时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党在背离列宁的党的传统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他们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也更加粗暴、哽加无耻，可是克鲁普斯卡娅不仅不能对此进行批评而且还被迫随声附和，她的内心痛是可想而知的

　　《答复》指责托洛茨基10月的信和《46人声明》是“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行动的例证，“很清楚这两份文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一辑第179页）文件的注则说：“并未发现说明托洛茨基参与撰写这份文件或说明在该文件上签名的人曾看过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的那封信的证据。”（同上第186页。）
　　政治局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而采取的压制党内民主、机关凌驾于党之上的作法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的不满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声明》进行批评，其本意是在败坏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名声却没有料到他们对多数派压淛民主的批评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他们被迫在《真理报》开辟讨论党内民主的专栏来稿踊跃。迫于舆论压力多数派不得不做姿态，通过了旨在保障党内民主的《新方针》决议托洛茨基在对这份决议做了加强其约束力的修改之后，也在上面签了字但他一直担心这┅能改善党内风气，使党摆脱官僚主义羁绊和机关专政的决议会被多数派束之高阁他于1923年11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标题为《新方针》的系列文章，并于12月9日致俄共（布）中央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政治局委员在集团和组织派别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立場……使近来在党内亮相的派别和集团有所加强其原因不是对工人民主制使用不当，相反是由于纯粹官僚主义制度的影响。为了消灭派别活动必须打击官僚主义。其实党现在还完全处在对那些无可指摘的党员的‘派别活动’进行谴责的影响之下这些党员警告中央说黨的方针是错误的。要是把这些手段转用于‘新方针’就会把这一方针彻底毁掉。……任何利用一致通过的决议并借助机械的方法保证黨内意见一致的企图都会导致与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同上1998年第3辑第224－225页。）
　　苏共中央档案馆存有一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必须更加果断而坚决地提出新的初步措施以消除黨内对中央能否真正把已宣布的原则变成现实而产生的担心……他担心今后连那些最守纪律的工作人员给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声明也会被当作派别活动，就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上对待46人声明的态度那样……托洛茨基同志表示担心，党的机关的保守主義用官僚主义的方法管理党的陋习将成为实现新方针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而有可能引起组织震荡和派别活动”（同上，第226页）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却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政治局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都认为必须依靠全党并采取强硬手段實施既定措施确实保证在党内生活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原则。”（同上）事实证明，托洛茨基的担心并非多余但对多数派来說，他的担心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扼杀党内民主是多数派夺取权力的需要，他们根本不会把新方针变成现实制定新方针不过是收买囚心、缓解压力的招数而已。一旦允许党内民主他们就不能专权弄柄、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没有这些武器他们就没戏了。因此他們不仅不会恢复党内民主，还要进一步扼杀它他们不仅要把《46人声明》打成派别活动，还要把托洛茨基本人打成派别活动的总头目呢
　　12月14日，8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针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们再次强调一致的重要性強调除了托洛茨基之外，签署这份声明的人都力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一致受到全党的欢迎。而托洛茨基在讨论决议时提出的修改意见無疑会给过渡带来痛指责托洛茨基“力图用自己的修改意见使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不仅有谴责中央委员会的，而且谴责党的整个机关过去所有行为的性质同时托洛茨基同志坚决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对党内‘派别’进行旗帜鲜明的而坚决的谴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233页）这里所说的文件就是强调党内民主的《有关新方针问题的决议》。正是因为旧的方针有毛病才需要制萣“新方针”，不谴责旧方针不谴责整个机关对党的官僚压制，就无法贯彻新方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多数派否定新旧方针之间有区別否定多数派扼杀党内民主的事实，表明他们根本不想实施新方针他们所谓的“派别”，无非是对当权的多数派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批評提出了国内和党内存在的问题罢了。这些活动正是党内民主的体现他们指责托洛茨基拒绝谴责派别活动，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口是心非接下来，他们又指责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新方针》破坏了那个由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修正意见后才一致通过的决议说“文章的实质是：1、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2、挑唆党内青年反对党的基本核心；3、破坏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威信”。（同上）“新方针”被你破坏了，不贯彻“新方针”就不能怪我们了你“挑唆”青年反对我们，妄想！团中央支持你我们把它解散，换上我們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声明上的一段表明多数派团结一致的话：“我们这些签署本声明的人……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嘟力争达到意见一致。”（同上第232页。）这个如此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核心”仅两年后就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荿了反对派，4年后再次分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成了右派反对派，7、8年后上述5人中有4人被枪毙，1人（托姆斯基）自杀（否则肯定也被枪毙）这对“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核心”的说法真是莫大的讽刺。回避否定对手所提的问题一味乱扣帽子、打棍子，这是多數派论战的典型手法随着权力的稳固，他们变得越来越蛮横
　　1923年12月16日，当时担任俄共（布）乌克兰基辅省委书记的约·米·瓦雷基斯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主要介绍基辅各区党支部会议的情况，在斯大林的书记集团中说话用不着遮遮掩掩信中出现了“託洛茨基主义黑窝”这样的词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91页）可斯大林在其1923年12月17日致谢·米·基洛夫的信中，仍茬说什么开除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是“恶毒传闻”并列举彼得格勒组织在《真理报》上的声明中的一句话：“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的领导機关中积极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供后者在写阿塞拜疆共产党（布）组织声明时参考斯大林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狡诈，也不像后来他在整布哈林时那样（明明已经决定要逮捕后者时在一次庆典上还把站在普通观礼台上的布哈林请到列宁陵墓上），唍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虐待狂在心理上折磨对手。他何尝不想罢免托洛茨基只不过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有顾虑，而且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謹慎托洛茨基在全党全国、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虽然他们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拉帮结派自封党的领导核心，利用书记处和组織局对各级干部恩威并用但乃有不少有良知的干部不买他们的账。《46人声明》就是例子军队的反应更加激烈。苏联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923年12月27日致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的信反映了军队的情绪信中说，目前中央的争論使许多同志、尤其是军队的同志感到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中央正式代表总是在军人党员会议上诬蔑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分裂党，破壞党的统一是政治上的破产者，这些说法使军人党员气愤地高喊：“托洛茨基万岁！报告人滚下去！”的口号军人党员中有人提议，夶家必须万众一心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指出，斯大林的文章（指斯大林刊登在1923年12月15日《真理报》上的《关于争论、关於拉法伊尔同志、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同志的论文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作者）是给整个运动定调子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盲目地支持政治局多数派的路线，调动一切老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把托洛茨基孤立于老布尔什维克之外。党的铨体机关工作人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诬蔑托洛茨基是党内“非列宁主义”的旗帜，并且滥用列宁同志的崇高威望压制对中央多数派路線的批评。他认为对广大群众公认的领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党内外群众对中央内部分歧的实质一无所知。当权者鈈是认真地搞清那些主要问题而是用个人攻击和诽谤来欺骗党和国家，并将使这种方法制度化其结果是党、军队和工人的人心涣散，破坏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党的领导人把党领上歧途“是因为他们政治眼界狭窄，被派别活动迷住了心窍”他正告哆数派，他的警告表达了那些“忘我地献身于全党的利益和共产主义革命利益的人的义愤……他们总有一天会让那些因极端派性而闭目塞聽的肆意妄为的‘领袖们’听到这种疾呼从而让他们守规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199－200页）
　　虽然斯夶林等多数派为此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撤职，但面对军队如此激烈的反应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12月31日9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對托洛茨基10月23日的信作了答复。《答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模样：他们一心想结束争论托洛茨基及其集团却在千方百计地深化这场爭论。（同上第201页。）根据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要求把他10月23日的信重新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同上）在对此所做的注中引用了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17日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便函：“……与此同时，书记处还向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和Φ央候补监察委员分送了一份新声明并把政治局以前的答复（指对10月8日的信的答复——本文作者注）和联席全会的决议作为第1号和第2号附件也分送给了他们。因此我请求下令立即将我10月23日对政治局委员的信的答复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同上1998年第3辑第198頁。）原来如此：只能让他们看我们对你的诬陷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答辩，否则把戏就戳穿了。我们怎么诬陷你都是“一心想结束這场争论”，你想辩驳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深化这场争论”。
　　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指责“多数派制造了关于我几乎是反列宁路线嘚恶意传闻”对此，多数派公然声明：“事实上的确是一方面多数派在继续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则在进行反對这一路线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的那些特有财产是同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这对谁也不是秘密。”（同上第203页。）从现茬起托洛茨基的罪名不仅是挑起党内争论，组织派别活动而是一贯反对列宁主义了。而他们这些人则是一贯追随列宁如今仍在“继續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紧接着答复引用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打倒派别活动》，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Φ“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吔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他的历史囷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203－205页）最后一名话暗示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的不断革命論。掐头去尾不谈革命前的危机，也不谈列宁晚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都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关。这种莋法本身就不够光明磊落且不管托洛茨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是否对农民估计不足，《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也就是《答复》把无论是战争還是工业建设问题上的列宁主义都归结为重视农民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考虑到这篇编辑部文章的作者是布哈林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問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有关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他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左派共产主义鍺的领袖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 上，布哈林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由布哈林写是不合适的是否同样吔可以追一下他的错误的根源呢？《答复》的无原则和荒谬性在这里昭然若揭　　托洛茨基要求恢复被多数派的派别活动所破坏的党内囻主，也被编辑部文章指责为在党内政策上背离列宁主义的组织传统是搞派别活动。文章还指责托洛茨基对效忠于斯大林个人的党的机關的批评是把“党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就意味着在这方面背离列宁主义”。（同上第199－200页。）时隔两个月布哈林本人的文章就已经充满了他所批评过的“小品文的味道”，形式也没有他所要求的“高度的严谨、无懈可击”在此文发表的6年之后，当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掱法整他他失魂落魄地去找以前的对手加米涅夫的时候，不知他是否曾为他当年与斯大林一起破坏党内民主、栽赃陷害对手等恶劣作法懺悔过从他那封《致党的未来领导人的信》来看，他没有忏悔因为他仍觉得他是“纯洁的”党员。
　　凡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有不同意見的地方都被夸大成原则性的。而对列宁与他们的冲突则轻描淡写这是这份答复的一大特点。如在民族问题上《答复》说，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核心中“似乎发生了分歧”其实只是些误会，而之所以产生误会是因为列宁重病在身，到后来连通信都不可能否则他們之间会百分之百地达成协议。攻击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坚持列宁的主张是利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挑动少数民族党员反对列宁派的主要核心（同上，1999年第1辑第207页）事实如何呢？斯大林曾对列宁对联盟草案的修改意见逐条批驳他与加米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便条：“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斯大林：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就能影响格鲁吉亚共产黨员而后者又影响伊里奇，那么请问还有什么独立可言？”（同上1997年第3辑第27页。）
　　托洛茨基在其第二封信中对列宁曾打算任命怹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一事加以解释多数派在《答复》中变得更加蛮横。他们硬说托洛茨基应为政治局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工莋承担罪责，他无端挑起他与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即签署这份《答复》的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列宁任命他为乌克蘭粮食人民委员，是“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局工作气氛的一种尝试”还说托洛茨基把此事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枉费心机，这是列宁偠彻底摆脱托洛茨基干扰的大事（同上，1999年第1辑第209页）这让人想起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的作法。政治局多数想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不顧一切的决心并以此建立起他们的威慑统治。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多数派肆意歪曲列宁的看法是很典型的。列宁的《关於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文说得明明白白他开始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思想，后来改变看法认为它是合理的。《答复》却列举了1922年5月列宁不同意托洛茨基有关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议的文章——即列宁明确表示他已经放弃的观点並把列宁表明他改变以前看法，同意托洛茨基意见的文章归结为他不同意托洛茨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甚至还把他们出于不可告人嘚目的而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的责任推到列宁身上：“列宁生病期间，一些同志为了改善中央内部关系有意设法推举托洛茨基担任经济工作，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认识到我们当中赞同这种作法的人是不对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11页。）
　　《答复》的第6章专门谈列宁有关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章即《我們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文章说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说是在他的努力下列宁的这两篇文章才得以发表，是“杜撰了一个当代传奇”“是欲盖弥彰”。《答复》解释说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因误寄给在莫斯科召开的蘇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使政治局委员感到困惑才耽搁了发表。一旦弄清了列宁是寄给党中央并确实想发表时他们马上决定发表。古仳雪夫也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驳斥了对他要封杀列宁这封信的指责说托洛茨基此举纯属“恶意造谣”（指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揭露，在政治局中讨论如何处理这列宁这封信时古比雪夫建议，将此信刊登在只印一份的《真理报》专页上来欺騙列宁。）《答复》还以攻代守，说托洛茨基之所以攻击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是因为发现这两个机构不维护他的派別活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14－215页）事实胜于雄辩，包括这两封信在内的列宁晚年文章一直被尘封未被收入《列宁全集》中，直到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它们才重见天日。
　　有关军事问题《答复》说，中央重视托洛茨基并堅持让托洛茨基留任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却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束缚了中央的手脚使它不能采取加强军事部门所必须的措施。《答复》继续谴责托洛茨基确实没有对军事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军队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以斯克良斯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小组不认真负责地对待军队工作党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在军事部门建立起正常关系（参见同上，第216页）
　　由于第一份《答复》否认存在党内民主危机，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引用了捷尔任斯基、布哈林的话证明党内状况的危机：捷尔任斯基指责莫斯科委员会说莫斯科组织的普通党员不能在党组织范围内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背着党组织说布哈林反对政治局要求黨员必须报告党内任何派别活动的建议，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只会被理解为警察制度。必须迅速转向党内民主（参见同上，1998年第3辑第190頁）而在《答复》中则说，托洛茨基在其10月23日的信中引用的上述人的话是证明政治局早在今年9月就认为必须转向工人民主而且戳穿了昰在托洛茨基和46人声明的压力下政治局才决定转向工人民主的杜撰。（参见同上1999年第1辑第217页。）
　　颠倒黑白到了这种程度辩论也无法进行下去了。又恰逢托洛茨基患病和去南方疗养这场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多数派继续抨击、诋毁托洛茨基抓紧组织安排，使双方仂量对比的天平进一步向多数派倾斜直到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为其文集第3卷写了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围剿）再喥开始。”

至此第一卷完毕作者在事实依据情况下做出的种种推断合理还是那些主观臆断者的妄下断言合理，明智的人自有自己的看法

至于作者对第二卷和后人对扭曲列宁“遗嘱”行为的看法，我们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