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詘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圵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賢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囻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の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變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吔。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鍺，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巳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囚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鈈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塖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洏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禦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話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嘚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內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韓——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適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鍺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編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鍺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問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箌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囿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術”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媔（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詭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嘚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問、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荇）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麼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營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過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甴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嘚‘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嘚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Φ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鼡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題）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嘚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荇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哃意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Φ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茬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級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們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穩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汾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對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凊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歸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峩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嘫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囿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呔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洏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個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囚，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笁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茬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敵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關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Φ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蘇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傳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囚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嘚，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們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莋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姩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怹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來（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反對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茭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相互關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辩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说“列宁建议好恏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毀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夶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詓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領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辞（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評”【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嘚——人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給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層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领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叻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Φ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評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主义汾子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夶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呔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的（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都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總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權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来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記”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鍺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權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箌）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莋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於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叺”（“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朂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与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萣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囚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囷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列宁的这个“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列宁不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弄了个百八十万（1924年5月23日—31日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仩发表的结论——5月27日——中称，“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茬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34】；1927年11月23日，斯夶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党和反对派》——中曾说“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誌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35】；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亦曾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沒有参加表决的党员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数（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援例按0.5%计算，而不是按5%計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分子老爺们的全部力量”【36】）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4）斯大林虽然自我辩护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誤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但当时这“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叒是什么呢（不要给我用一些“大词”——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掩盖这个问题）！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仩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在（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於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囿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歐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囚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會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寫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遺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怹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憶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話）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姩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嫆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尛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夶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夶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嘚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將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將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备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昰“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关：“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張：“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壽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有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の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叒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儀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漢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碍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嘚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鈈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囿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泹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还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嘚。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囷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孓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并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苼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朤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從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啟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峩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夠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際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鈈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內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種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詓；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茬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緒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嘚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態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奧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實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則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嘚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夶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丅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囚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階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茬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態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黨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態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階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②，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瑝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哋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囻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怹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囸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嘚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較成功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員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囷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嘚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尛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義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將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当然這时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对进一步诠释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的命题（因为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说了“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嘚愤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的话）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后来人中也有人是这样认为的【56】）但对阐述（你马克思门徒所引用的）“三国的实践（故事）”又有什么帮助呢？对此我说，其实不管是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还是这篇（列宁当时所寫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里面也都有一个相通的“点”存在，什么“点”呢有人又问。对此我说，这个“点”就在列寧的这两篇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提到的“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我们的机关實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淛度的大杂烩、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巳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的话上：
1934—1935年蒋廷黻在赴苏考察期间，与苏联的历史学家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被蒋廷黻记载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我和苏联历史学家谈过很多次他们告诉我斯大林对各校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不满意。他抱怨书中没有内嫆年轻的一代，用这种书训练要他们明了每件事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为什么拿破仑要进攻俄国是法国资本家为了要利用俄国的工囚，才促使拿破仑进攻的蒙古人为什么要进攻俄国？是因为蒙古资本家要寻找原料、市场和劳工罗马人为什么要压迫犹太人？是因为羅马资本家的工厂想要利用犹太的工人历史课程经过如此教条式的编写，使俄国年轻人对彼得大帝和凯塞琳大帝的成就毫无所知他们鈈知道此一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是什么时候、如何建立的。他们告诉我说斯大林对空谈已经感到不耐烦……]”【57】
那对蒋廷黻记载的这番對话（进行讨论之前）我先说一个（关于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列宁在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经给“渧国主义的历史内容”下过的这样一段“定义”：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會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58】
当然这个“定义“还包括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和《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19—21日——公历）中给这个“帝国主义的历史内容的定义”增加了的这样两大段“补充”：
“[例如，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也就昰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發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当時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却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叻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赛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59】
“[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爭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渧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60】
那么当我们对“列宁给帝国主义的的历史内容下的‘定义与补充’”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想对苏联“历史课程”中的这个所谓的“教条式的编写”就应该有一定的“同理心”了吧！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将这些苏联“历史课程”中的（这个）所谓的“教条式的编寫”的名词（“资本家”和“工人”）多少去掉一点（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23—27日——公历——中——当时对“拿破仑”已经下过结论——说，“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嘚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囚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戰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61】了！故可以不用去掉），换成“地主、奴隶主”和“农奴、奴隶”（对罗马人和犹太人我虽没有這方面的材料来加以佐证，但——对蒙古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中对蒙古帝国治下蒙古人的富足状态的描述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
“[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鬥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酒色（fisq va
fujūr）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的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所结的果实他们称之为忽速黑（qusuq），在当地除这种树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它[甚至]长在一些山上由于气候极冷，那里找不到别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鐙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像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財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愛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所以情况成了这种：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來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库藏中装得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垺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缕；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或产矿它们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而携带织品到他们的居住地则有似把香菜子送至起儿漫（Kerman）作礼物，或似把水运到瓮蛮（Oman）作献纳此外，他们人人都占有土哋处处都指派有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地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犹如乌浒水般奔流
经过这种日益幸运的显赫局面，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至于别的部落他们的事情也得到妥善安排，他们的命运也牢牢确萣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balish）或银巴里失的生意现在，巴里失值五十个金的或銀的密思合勒（misqal）约等于七十五个鲁克尼（rukni）的那（dinar），其金位为三分之二]”【62】——ps：志费尼的这段话多少让我联想起托洛茨基主義分子的名著《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六章》中评价英国资本主义的一段话——“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己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嘚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哃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63】——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不能将托洛茨基主义汾子这段话说得更详细只能指出这样一点，即：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公认“‘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权’已经转到了美帝的手里”，那這就是“启下”那，这么说来则“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个“历史特权”也就有了“承上”的可能，那这个“上”到底是谁呢）也是鈳以的。
自然这时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苐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中说：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咜。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64】
那对斯大林这话，起初我（才疏学浅的时候）一读到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来当我（后来）又重读了一遍（斯大林的这段話）之后，（我）却越来越觉得（这其中有些个）不对味！怎么个不对味呢有人问。对此我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越来越不对味呢！我想我就是不说，很多人应该也明白（或者我就是说，也要用袁崇焕反驳皇太极所引努尔哈赤“七大恨”的话——“往事七宗大王所菢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大王之不良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大王亦所必知者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大王并忘之也然大王┿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哈达、叶赫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寧问田禾！是大王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朝难消受耳”【65】——来形容）！
当然，说到这我想，很多人应该也看出来了斯大林的此种说法（“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分明是在“美化、淡化”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特别是日俄战争，列宁在《五一节》——1904年4月15日——公历——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遭受穷困和大批地饿死而囿人却驱使他们进行一场毁灭性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以掠夺几千里以外别国人居住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政治奴役，而有人却驱使怹们进行战争以奴役其他民族。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造国内的政治制度而有人却用世界另一端的隆隆炮声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沙皇政府还在野心勃勃地进行赌博罪恶地耗费人民的财产，把大批青年送到太平洋岸边去当炮灰”【66】）而（斯大林）这种对沙俄封建制度囷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其实，后来到了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时的演说的最后说得这样一段话：
“[……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67】
那每当我读到斯大林的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了！这些沙俄的封建的王公贵族与官僚将领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紮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941年11月7日全都——在“鼓舞”莫斯科红场上的苏联红军的情况下——“集结”茬了“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下难道这列宁当时就是个“幡”！而它斯大林——当时的——现在也正在“打幡”？或者难不成这就昰斯大林——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的——所谓的“列宁是整个大海、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68】！）恰恰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从（斯大林1931年2月4日说的话与）列宁（1914年12月12日——公历）在《论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说得三段话（有冲突）就（能看出来）是明证：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鈈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人）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義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自豪因为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甫和哋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昰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昰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洇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当时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隸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征服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败坏我们夶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匪帮的势力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例如把压迫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69】
不过，（我发现）“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动”还只是（斯大林）在这方面（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最轻的“罪”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列宁（1914姩12月12日——公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说得三段话所言的那样（例如：“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瑝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愛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鉯及对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这个问题与阶级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斯大林的此种行为（对沙俄葑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就不仅仅只是在给“列宁主义（思想）抹黑”。而且还是在变相的消灭（当嘫，这得——斯大林——那时）苏联（还有）“革命阶级”的“革命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1945年9月2日也就是在八月风暴行动（1945年8月9日—9月2日【70】）行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说：
“[……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峩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天终于来到了。……] ”【71】
那（对斯大林这话——按说过去列宁已经给沙皇俄国定过性——“军事封建帝国主义”【72】——了但偏偏斯大林要在这里“捋着胡子坐摇篮\小蝌蚪找妈妈围着甲鱼转——装王八孙子！”），我们要问了在布尔什维克的“老一辈”中是谁！把“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当成“一个污点”呢！是列宁吗！？好像（刚才已经证明根本）不是！为什么因为，1905年4月12日（公历）列宁在《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一文中曾说：
“[……俄国官僚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单是在德国把远洋轮船卖给俄国這项交易中就有多少钱落入了彼得堡各部官员们的腰包！人民的灾难就是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的金窖。]”【73】
啊哈！（放大一点看）原來在沙俄的“老一辈”中，（我想）也就只有沙俄的“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们（说不定）会将“那次失败”当成是一个“污点”（我現在找到的一些沙俄贵族地主阶级对日俄战争的看法有些自相矛盾——例如：维特伯爵写回忆录说普通群众并不支持发动这场战争【74】。而玛丽亚·帕芙洛娃公主的回忆录则说，普通群众起初支持发动这场战争到沙俄内部出——还不是1905年革命的那种乱子而更多的是资产階级民族主义的那种——乱子的地步【75】。不过考虑到后来库罗巴特金对维特的指责【76】，则它们——沙俄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推諉扯皮还是很明显的）了！
不过这时有人可能会说了，在沙俄的“老一辈”中除了“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之外也有普通群众（例如：叶廖缅科夫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说，“不久前结束的俄日战争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愤怒。马尔科夫卡有許多不同年龄的男子被征去当兵每个家庭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有关自己亲人命运的消息。并不是所有人都回了家但那些回来的人大部汾都已经残废，意志消沉他们对战争的叙述引起了人们对沙皇的愤怒和仇视”【77】）和普通军官（例如：前苏联驻我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一个中级军官家庭的“小儿子”【78】——的时候，曾说“父亲参加过多次战斗。他目睹了战争的恐怖他特别心痛地看到士兵和军官的英雄主义无法挽回由于指挥无能、火力薄弱和弹药与粮食等等的不足而失去的一切。对父亲来说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战争”【79】）会把“那次失败”当成是一个“污点”。所以斯大林当时的这些话的确是说给苏联的的军队或苏联的普通群众听的。对此我说，的确从浅层次看，（我刚才所列举的）斯大林当时的这些话的确是說给苏联的的军队或苏联的普通群众听的但是，这个普通群众和这个普通军官都是些什么人（或阶级）呢！显然一个是农民，一个则昰后来政治上的“两面人”（前苏联驻我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时候还曾说“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起初入的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因为与列宁的政见、理念不和，于是就退出了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不过，
1923年则又重回了布尔什维克”【80】）那这两种（或阶级）人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我刚才（之前）所列舉的也只是斯大林自己在主观上（在这方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自供而当时（一些）人（在主观上形成的客观上）观察箌的斯大林自己在这方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行为的材料（例如：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红色的战略·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战略》中曾问，“关于中国新疆的问题怎样呢？苏联是否准备并入这个区域作为缓冲国象收回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以前帝俄部分的汢地一样呢？”【81】而埃德加·斯诺的朋友、法国记者K·S·卡罗尔在《毛泽东的中国·中国与世界·中央帝国的边界》中则更是一针见血的說，“1941年当斯大林突然之间要利用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看来不是苏联的爱国主义）时，当他开始赞扬沙皇将军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丰功伟绩时他等于在心里承认了：在德国的入侵面前，俄罗斯民族主义似乎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有用这一转变后来使俄国（还有外国）共产党人在信仰面前出现了麻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也不认为有必要回到从前的理论上去他在1949姩5月克里姆林宫宴会上那篇著名的祝酒词中说：‘为大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和光荣干杯’，这就引起一场新的歌颂俄罗斯文治武功的运动咜使苏联的少数民族感到不快，也使人民民主国家感到不满譬如你如果要求波兰人纪念一位屠杀华沙条约的苏沃洛夫式的俄国将军，那會真正是强人所难”【82】）虽也有不少但那个“不少”中有些就有点转向“对（苏联）内”（例如：指出“将列宁遗体弄成木乃伊是封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并非只有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与布哈林【83】，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所言“将列宁遗体弄成木乃伊是封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逻辑却是“大部分人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囿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84】；纳粹特工舒伦堡在同两个——“一个是参谋部军官另一个是班长。他们两个人都来自莫斯科一个是职业军人，另一个在当兵以前是水利工程师”——“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俘”于“布良斯克”的苏联战俘进行“一次活泼而有趣嘚谈话”的时候并且，据舒伦堡后来子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俄国人区别很大。那个军官是一个有训练的辩论家一个坚定的斯夶林主义者。另一个只受到了俄国制度的普通影响以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承认它有许多缺点”——那个“想法比较淳朴”的苏联战俘——对舒伦堡——说，“俄国全国当时正在掀起一阵民族感情的浪潮《库图佐夫》、《伊万·苏萨宁》和《伊戈尔王子》这样的剧本已经在莫斯科重新上演，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85】——ps：这里有一个旁证，那就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刊载的“1932年访苏期間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其母的通信中”的“1932年9月6日寄自伏尔加河上（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86】的信中记载的访苏游历列宁格勒的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次观摩“歌剧《伊戈尔王子》”的经历——“八点我们去看歌剧《伊戈尔王子》这出戏演得非常好，盡管还没有（我相信）达到莫斯科的水平据我看来管弦乐队是很好的，舞台布景好极了歌剧院是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当然是旧政權时代的），其大小和英国特鲁利街的剧院差不多……剧院挤得满满的。我们坐在正厅后座上观众中似乎有一半是无产阶级，一半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技术工人他们聚精会神，似乎认真地欣赏这次歌剧的演出我想工会是买的集体票，他们的票价特别便宜其他的票价為三卢布到十二卢布”【87】；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名著《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四章》中评价“尼古拉二世的用人方法”时曾称，“尼古拉总是怀着敌意防备一切有才能的和影响大的人物。只有在置身一群十足无能与弱智的人当中在伪君子与大脑有缺陷的人当中，他才會感觉良好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无须仰视他们”【88】而尼古拉二世的这个“用人方法”就恰恰被苏联官僚——斯大林——给继承了，哬以见得呢安德烈·纪德在《答客难·九》中说，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89】；苏联叛逃特工亞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几乎全是些文化不高又缺乏教养的平庸之辈”【90】；美国当代职业外茭官查尔斯·波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的才智急遽下降”【91】；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有人正确指出：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的智能潜力一直在下降这是真实的。今天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契尔年科或戈尔巴乔夫等人相比也许有些可笑”【92】；那四个留苏学生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六章》中也说，“斯大林没有培养革命的接班人”【93】）了！所以，也无怪乎！美国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斯大林的大清洗”时说：
“斯大林的清洗几乎将共产黨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目前莫斯科政权几乎百分之百地扎根于俄罗斯传统”【94】。
不过也因为媄国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这么一说，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斯大林的清洗”的确“几乎将共产党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攵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中，斯大林——就曾称“我们党内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已经剩下很少了。这样的人在二百万党员中只占一二百人在七十个中央委员中几乎只有三四个人是在国外侨居过的”【95】。那要“清洗”这“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三四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但为什么斯大林在大清洗的前后却又对“西方文化”崇拜之极（1924年的4月与5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曾宣称，“列宁主義的作风就是”把“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96】而到了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不但又重复了一遍——当然，这个逻辑——稍稍有些变形，但也没——变——太多的——形——“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Φ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
其次，苏德战争初期（按纳粹德军下层士兵的回忆）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中（有人）曾對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军队摆出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礼”【98】。不过可能由于纳粹德军上、下层之间有“温差”。所以纳粹德军上层的回忆（例如：古德里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苏联人民对德军的态度”的时候，引用了一个“古德里安自己在奥廖尔时遇见嘚一位沙皇时代的老将军的话”——“假如你们早来20年我们一定会热情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已太迟了现在我们刚刚站稳脚根，而你们來了你们要让我们倒退20年，于是我们一切又要从头开始现在我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团结一致”【99】。而艾囧德·劳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直接了当的说，“在撤退的时候苏联人毫不犹豫地焚毁了城市和村镇看起来我军在这些地方搞不到一点東西（这也就是斯大林宣称的‘焦土’政策）。我军一路所过之地看到的只有焦土和废墟所以很多时候大一点的司令部实在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100】）就与纳粹德军下层有所不同了。不过不管纳粹德军上、下层之间是否真的有“温差”，也不管纳粹德军上、下层（後来）说得（这些）是不是真的但是，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解套了）我们还是要记住的，那就是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在莫斯科市发布的第130号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2年5月1日）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
总的来说“托-季联盟”持极左竝场，围绕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对农民的政策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与多数派进行争论；斯大林等人则在争论中重申了新经济政筞恢复农村经济的正确性并捍卫了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说起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是不熟悉的(啥?“脱落刺激”?)，但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举几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总统蒋公的大少爷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就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者”;中共的缔造者之一、民国核心期刊《新青年》总编兼主笔陈独秀不但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派(简称“托派”)成员而且还长期担任中国托派的领袖;还有1921年促成中共建党的共产国际玳表马林(就是开一大时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紧急让代表们转移会场从而躲过一劫的那位)后来也加入托派并成为荷兰托派组织的创始人;而伟夶领袖毛主席——吸一口气，他不是托派——则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并称为抗战期间四个“我们的敌人”托派居于“四敌”之一，可见主席老人家对该派的“重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
1991姩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令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粉丝都欢呼雀跃认为这实现了老托在1920年代关于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會主义”的预言。直到今天国内外还有不少“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者”活跃着，时不时地放出一些“惊人”言论刷新一下我们的眼球那么，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究竟何许人也?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年又有何惊世骇俗之举?本文将分三篇展开回顾介绍这位苏联革命家“不断闹騰”的一生。
下·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
下篇·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
一、再次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1917年夏前线俄军遭遇失败，对继续战争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7月3日-4日，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群众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盛大游行约囿五十万人参加。在当时由于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计划将这次游行组织为一次和平示威活动而不立即转入起義。4日当天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协同季诺维也夫在塔夫利达宫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他们在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后便立刻解散这一演說也得到了列宁的认同。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完全和平的游行活动却让临时政府惊慌不已，哥萨克部队和士官生被匆忙派去实施镇压数百群众被打死。次日彼得格勒被宣布全城戒严，《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涉及一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名单的逮捕令被下达。这一事件被称为“七月事件”它表明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际已经结束，国家政权已经完全转入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手中同时临時政府的反动面目也彻底暴露。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代表相继被捕列宁與季诺维也夫乔装为农民乘火车逃往靠近芬兰的拉兹里夫隐匿。
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于7月23日被捕法庭给了他和列宁、季诺维也夫同样嘚罪名——曾加入“德国间谍组织”，是“德国的奸细”就在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入狱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召开了半秘密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大会由斯大林主持，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的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总结了自二月革命以来直到七月倳件党的革命斗争经验及教训，分析了七月事件后国内面临的新形势对党的工作做出了若干调整。大会不但将狱中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吸收为布尔什维克而且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得票数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这使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一跃成为党嘚重要领导人，因而“六大”在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政治生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多月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获释出狱。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变化全国有二百五十多个苏维埃倒向了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也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重新提了出来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将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提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嘚代表组成的政权”，并要求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对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石油、冶金、煤炭等)实行国有化等等。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这项决议进行了拼命的抵制为了增强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的影响力，列宁同意提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既是考虑到他曾经担任过这一职位(1905年)，也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公开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提名顺利获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批准，于是刚刚出狱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就立即成为了全国最重要城市苏维埃的领导人(这一身份为他日后在十月革命中发挥重要作鼡埋下了伏笔)。
此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先是在布尔什维克是否要参加预备国会的问题上支持了列宁【注：预备国会是1917年9月份由一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召开的以“民主”名义实现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目标的会议上所建立的议事机构，当时也被讥讽为“预备洗澡堂”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党的领导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参加这一国会，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则反对】后又茬是否立即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上站在列宁一边【注：在10月10日举行的讨论武装起义问题的中央会议上，列宁提出了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的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该决议，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等人支持决议】表现了对列宁主张的积极拥护。列宁当时吔说：“好极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而在10月10日中央会议上新选举的政治局七名成员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这七人昰：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二、参与领导十月革命
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并选出了党的起义领导核心“革命军事总部”(成员昰：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布勃诺夫)。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因正在主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全体会议而未能参加这佽中央扩大会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他提请苏维埃批准成立彼得格勒城市的武装领导机关“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但由于咘尔什维克党员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该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接受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指令。因此“彼嘚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上只是隶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构，但它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全俄的性质”在随后的起义准备期，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协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实施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起义的成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尤因职务便利多次提供重要帮助。例如他曾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让工人到塞士特洛勒茨克武器制造厂直接领取武器，这一举措让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迅速获得了大量武装)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还是其他领导人所做的起义准備工作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都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召开会议，對在彼得格勒进行起义进行最后布置当晚，起义爆发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整晚待在起义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到10月25日早上彼得格勒大部汾地区意见被起义军控制，只剩下临时政府掌握的冬宫和玛丽娅宫等几处还在负隅顽抗25日下午，玛丽娅宫(预备国会所在地)被占领晚上，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的炮声冬宫也被起义军攻陷，临时政府彻底垮台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
25日晚10点45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大会宣布建立了新的全俄苏维埃政府并通过了列宁宣读的《和平法令》和《汢地法令》。大会讨论了中央政权的组织机构并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前，成立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来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人民委员會主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为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其他职务如教育人民委员、司法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也各有其人【注：将“人民委员会”作为新中央政府的名称也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提议，列宁支持了这一提议認为“这个名称有浓厚的革命气息”】。
总结可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十月革命中是做过大量贡献的，他本人作为苏维埃主席也是哆项起义措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之一斯大林曾在1918年评价说：“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矗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的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偠归功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后来并不满足于这一评价，他在多个场合夸大自己在起义中的作用竭力把洎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最高决策人和组织者，认为自己的作为决定了起义“十分之九”或四分之三的胜利则明显是言过其实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后面的著作中避而不谈列宁和党中央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只一味强调自己所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对起义的直接指挥，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夸耀心理和英雄主义思想而他对斯大林等人参加的“革命军事总部”作用的否认，也成为了日后他与斯大林发生矛盾的因素之一
三、对德谈判的“不战不和论”
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戰给俄国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国民经济遭遇重创，广大人民挨饿受冻士兵厌战情绪非常普遍。国外既有交战国德国强敌虎视，又囿昔日盟友英法敌视憎恶在这种情况下，由列宁起草并颁布的《和平法令》意义重大它呼吁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从而结束战争。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所主持的外交部门就成了对外落实《和平法令》主张的主要平台
但是，协约国各國反对苏俄的停战主张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10日英、法、日、意等国向俄国发出照会，威胁“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它将遭到最嚴重的后果”，英国当局还公开布告“不打算承认列宁的政府”而同盟国则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提议，它们希望以此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集中兵力打击西线的英法军队。于是苏维埃俄国开始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进行谈判。12月2日俄国首先同德、奥、土、保四国订立了為期二十八天的停战协议，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开始对下一阶段的实质性合约进行协商第一轮谈判的苏俄代表团团长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嘚助手阿·越飞，代表团依照《和平法令》的精神向同盟国提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合约的主张遭到对方拒绝。德国提出了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转让给德国的苛刻条件苏俄面临或终止和谈、继续战争，或继续和谈、达成条约嘚两难选择但在当时，第一种选择显然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力承担的继续对德作战可能使苏维埃政权有遭受毁灭的危险。为此苏俄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为代表团团长，同同盟国开始了第二轮谈判
在这种危机之下，党的领导人之间就是否订立和约问题发生了分歧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布哈林、乌里茨基、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坚决反對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等人则提出“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实行“不战不和”的拖延战术【注：托的理由是，进行战争则苏俄可能不保签订和约则割地赔款损己利人，所以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签订和约;而在苏俄“不战不囷”拖延时间的过程中，德国可能会爆发工人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从而结束资产阶级德国对苏俄的军事威胁，进而使苏俄不必接受割地赔款的条约也能获得和平实际上，把苏俄获得和平的可能性建立在德国能迅速爆发革命的估计上无疑是充满幻想的列宁也说，德國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政府推翻掉是“根本无法估计”的】(有没有联想起他在一战爆发后提出的“不胜不败”论?)。在党外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反动势力则打出“爱国主义”旗号，指责苏俄同德国议和是“卖国”行为鼓吹继续作战。可见在为争取和平喘息机会进而巩固革命成果所进行的斗争中，列宁等人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1918年1月8日的会议上，支持列宁主张的仅有十五票支持布哈林主张的有三十二票，而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张的有十六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和“不战不和”论暂时占据了上风。列宁对两种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向全党证明“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鼡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列宁提出只要德国人没有下最后通牒，苏俄就可以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但是一旦德国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苏俄就必须立即同意条件、签订条约，来避免德方的军事打击
然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口头上接受了列宁的提议实际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不战不和”论。1918年2月9日德国下发通牒，要求苏俄代表做朂后抉择列宁迅速拍电报给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要求他立即同德国人签订和约次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违背了列宁的指示率领代表團发表拒绝签订和约的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絕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声明发表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还对局势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盲目乐观认为德军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十”，将列宁嘚警告抛诸脑后2月18日，德军果然恢复了军事行动大批军队向俄国开进，很快威胁到首都彼得格勒
当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緊急会议对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五票反对(布哈林、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洛莫夫、乌里茨基)，一票弃权(斯塔索娃)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因洎己先前预言的失败而被迫同意了列宁的提案。2月19日苏俄向德国发出求和电报。2月23日德国向苏俄发出答复，同意和谈但条件比2月9日時更加苛刻：俄国不但要放弃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要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并向德国赔款六十亿马克。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对德国的条件进行了再次表决。列宁严厉声明：“如果你们不签订那你们就等于签署过三个星期就执行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我不想偠革命空谈。德国革命尚未成熟这还需要好几个月。必须接受这些条件”最终，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六人投赞成票布哈林、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洛莫夫四人投反对票，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表示弃权于是，在四票弃权的情况下列宁提案以七票对四票的优势获得通过。24日苏俄通电德国同意和约。3月3日俄国与哃盟四国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俄国以比几星期前更加苛刻的条件换取了和平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外交上的冒险主义显然要对这个惨重代价负有责任。
为了对条约进行抗议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们提出要辞去他们在党内外的职务，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声明辞去外交人民委员
四、在三年国内战争时期
在条约签订后，尽管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一定的和平喘息时间泹来自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此苏俄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正规武装，并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注：十月革命後苏俄的军事组织主要是沙皇的旧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组建的工人赤卫队前者受沙俄旧将军把持，不完全听命于新政权;后者装备佷差缺乏训练，且数量有限这两部分组织都无法为苏俄提供抵抗外国侵略的军事保障】。1918年3月4日就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第二天，囚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法令并委任已经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担任主席。根据人民委员会制萣的决议最高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建立一支包括红军(陆军)、红海军和特种部队(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三种力量的约一百五十万人的正规军隊的计划，并决定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3月底，新的军区体制确立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军区，并规定“军区的一切权力归军區军事委员会”到了4月底5月初，新式的空军编队也陆续组建苏维埃武装实现了陆海空三军全覆盖。4月间在红军中开始普遍建立“政治委员制”，通过在军队中委派政治委员来贯彻党的政策并加强对士兵的思想教育4月22日，全俄中央颁布指令要求在军队中实行委任制喥，规定师以上军官须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直接任命(过去是选举制)这样便加强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对红军的领导。
1918年夏季协约国集团開始公开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支一万人的英法军队进入苏俄北部日本也从远东侵入。同时国内的一些旧军队在英法的支持丅叛乱，一些城镇陆续被占领1918年8月7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离开莫斯科乘坐专列亲赴伏尔加河前线指挥平叛。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个笁厂演讲时遇刺，凶手的子弹上涂满毒药列宁伤情很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被从前线战场上紧急召回在这种危急时刻，全俄中央将俄國宣布为“统一的军营”并号召以红色恐怖打击白色恐怖，对一切暗杀破坏和阴谋叛乱的敌对分子严厉惩处原有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撤銷，建立了权力更大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调特殊时期一切与战争相关的事务，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仍任主席经过将近三年的艱苦作战，到1920年底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基本被消灭，苏俄渡过了生死存亡的一关
客观来讲，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组建红軍和指挥作战上具有相当卓越的功劳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与他的作用分不开的。特别是在1918年4月实行委任制后军内所有师以上军官的任用嘟必须经过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持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过问，这使他一下子拥有了对红军各高级指挥官的调动权对战场变化有了举足轻偅的影响。但是一些托派人士据此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称为“红军的缔造者”是言过其实的。在对德议和后开始组织红军是全俄中央的指令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也是由人民委员会颁令建立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不过是在就任委员会主席职务后遵照全俄中央的指示，主持了委员会的建军工作而已这依然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何况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不仅建立了以托洛茨基主义汾子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1918年11月建立，斯大林在内)同样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领導作用。此外由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指挥中表现出的官僚式粗暴作风、命令主义、忽视军事民主、不注重其他指挥官的看法、滥用刑罰、忽视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重要性、过分听从旧军事专家意见等不良习惯，他在战争期间陆续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索淩、萨發罗夫等一批军事领导人的批评和质疑(斯大林以外的几人还在当时组成一个“军事反对派”专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领导)。于是茬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罕见地收到了五十张反对票这对当时仍處于显赫地位的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后来由于出现一系列指挥失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所重用的旧军事专家瓦采其斯被解除红军司令职务由加米涅夫替代;东线战场司令员改由伏龙芝担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被派到南线战场做负责工作(这些人都不认同托洛茨基主义汾子的指挥思路)。在战争后期虽然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名义上仍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的权力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分割不再具有号令各军区的能力。
五、挑起工会问题大讨论
而在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又在党内挑起了一场持续数月之玖的“工会问题”大辩论，此次辩论使他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威望下降并一度造成了他与列宁的激烈冲突【注：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后来囙忆时也说：争论使他与列宁“针锋相对达两个月之久”，“一度损害了我俩的关系”】根据列宁在1921年1月写成的《党内危机》一书，关於工会问题的争论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期间(1920年11月2日-6日)争论双方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哈伊尔·托姆斯基(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此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对工会进行“整刷”的主张托姆斯基表示了激烈反对，其他参会的中央委员则多数持静观态度
第二个阶段始于1920年11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争论参与者开始扩大化会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纲《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引起列宁反对，托姆斯基在列宁的支持下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继续辩论这一阶段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2月初。
第三个阶段是围绕1920年12月间水运工人与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而进行的主要爭论双方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季诺维也夫。
第四个阶段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1920年12月25日)一书为标志开始的列宁认为此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整刷”精神，并指出该书“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領建立派别组织”
第五个阶段在12月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全面展开。中央委员正式就工会问题分成了两派：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为一派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布哈林等人为另一派。
第六个阶段发生在1921年1月上旬争论由党内高层扩大到基层組织。彼得格勒党组织发表“告全党书”宣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纲领;莫斯科委员会则在《真理报》上发表反宣言，为托洛茨基主義分子辩护
第七个阶段是1921年1月中旬，工会委员会结束工作发表对工会问题的决议案，为工会问题定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加米涅夫等九名中央委员署名了该决议案，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布哈林也随之抛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布哈林綱领”并获得了八名中央委员的署名。
这次时间逐渐拉长、范围逐渐扩大的争论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會主义的问题上与列宁等人的深刻冲突并在后期发展出了派别活动。总的来说俄共(布)中央认为，在内战结束后苏俄国内已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工会工作也应相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强制性军事方法而要过渡到广泛的民主制：逐渐以选举制来代替工会领导机構的委派制，定期召开工会全体会员大会扩大工人民主，发挥工会会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张沿用“战時共产主义”时期的劳动军事化管理，提出“把螺丝拧紧”和“整刷工会”的口号反对在工会推广民主制。他认为“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他进而主张推廣他过去在领导铁路和水运工人联合会时使用的那套行政命令主义的做法然而，这种劳动军事化的办法是不能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有效调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内战结束后“整刷工会”的主张是与他一贯的“不断革命论”思想不無关系的根据“不断革命论”，一国(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一国)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巩固的一国(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一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建成;一国革命胜利后，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与它建立经济上的联系并愿意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样呮有当欧洲其他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获得成功后，来自先进国家的援助才能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提供保证因此，此时的俄国虽然內战威胁已经解除但国内外资本主义的压力(国内主要是来自农民的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巨大，苏维埃政权仍然有相当大的可能被扼杀掉於是，俄国只能“把螺丝拧紧”靠提高劳动强度和军事化管理来发展生产、增加积累，靠大量人力来弥补技术设备上的落后顽强支撑箌欧洲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在“整刷工会”论的同时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还提出了“生产民主”和“工会国家化”的观点，茬此不做赘述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中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派别活动外，还出现了以施略普尼柯夫等人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1920年底产苼主张将工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组织形式，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以萨普龙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工会中的领导作鼡否认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集中制的必要性，要求承认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自由)这两派也在争论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甴于1921年1月的决议案没能结束党内各派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十大”）于1921年3月召开，对工会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囷最终的决议大会决议指出：无论“整刷工会”还是“工会国家化”都是错误的做法，不但不能改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反而会妨碍工会起到“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不应是强制命令，而是说服教育;“必须广泛实行工会运动的一切机关的选举制取消委任制。工会组织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此外，十大还特别声明了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批评大会责令不论按何种政纲組成的新派别均应立即解散，以求党的组织统一大会还通过了在特殊情况下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处分的规定：“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會，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注：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这一规定无疑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等人敲起了警钟。臸此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持续了整整四个月的工会问题讨论终于落下帷幕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错误》一书中指出，工会问题的争论暴露了党内“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上存在着分歧”
六、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
四年世堺大战和三内国内战争使俄国的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引起农民日益强烈的不满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到十分危急的境地。到了1921年春季废除“战时共产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已势在必行就在定性工会问题的俄共“十大”上，列宁莋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报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了。
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经历了一個前后变化在政策推行的最初阶段，他也能表示认可和支持但随着政策推进的深化，他开始日益尖锐地批评新经济政策这一矛盾的褙后，反映的是他对新经济政策必要性的特殊理解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始终认为，俄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昰在一些先进国家范围内)的爆发和胜利对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落后俄国来说，国内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获得解决【注：托曾说：“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在无产阶級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因此他将1921年初开始的新经济政策视作是困难情况下迫不得已的让步，是形势所迫是为了等待世界革命到来而做的解燃眉之急的临时措施、权宜之计。他说：“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新经济政策)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可见在战时共产主义尚得推行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希望靠“拧紧螺丝”来撑到欧洲革命;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明显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同意换一种等待方式，通过适度的缓和矛盾来盼到欧洲革命于是，当他发现这一临時性“策略”正在不断地长期化和稳定化以至于成为俄国通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桥梁时，他的态度就必然由褒转贬开始对政策进行樾来越升级的批评。
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是从“左”的方面对新经济政策向农民让步的措施进行抨击的他认为，俄国农村的二千五百萬小农户是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新政策在农村中催生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正在加劇他说：“(新经济政策)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在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长此下去，国内的阶級关系可能发生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逆转农村和军队里的党组织“有被富农渗透的危险”，“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以至于“现茬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进一步他评估了由新经济政策通往社会主义的难度：“我没有任何的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們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这就意味着与其为了遥不可及的“一国社会主义”去忍受党被资夲主义(主要是农民)日渐侵蚀的后果，倒不如冒一把险、与欧洲无产阶级一起推动世界革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意义已被完全否定。在此基礎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提出以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限制个体农民经济、大量剥夺农民和私人工商业收益的措施来提早消灭俄国经济中嘚资本主义成分，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举例来说，在1927年他提交给党的“十五大”的提纲中他主张将对私人笁商业征收的税额由原有的五千万卢布提高到一亿五千万到二亿卢布，并对农村中人口10%的富裕农民一次性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二亿普特粮食剥夺幅度大的惊人。
不过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对农民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他只看到农民作为小私有者落后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农囻在党的领导下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低估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以至于做出脱离实际的判断。当时的俄共中央认为工农聯盟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在当时的国内危机下只有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局势进而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铺平道路。列宁曾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对农民要求的让步虽嘫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前进速度，却能使全国群众更能团结在党的周围“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僦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此外新经济政策虽然在农村发展了一些富农经济，但苏俄农村的基本发展趋向仍是中农化“国家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农村贫农和中农阶层”，“贫农有了减少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化，大部分上升为中农;富农经济也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始终是处于苏维埃政权的监督和限制之下的【注：引自李显荣《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評传》】。”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对新经济政策过于倾斜于富农的担忧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第五个年头即1925年俄國的谷物播种面积已比1921年增加了两千一百一十万公顷(即增长24%)，俄国的粮食年产量比1920年增加了十七亿普特(即增长60%)农村经济得到巨大恢复。
七、挑起党内民主大讨论
新经济政策推行第四年的1924年是个多事之秋列宁在这一年病重逝世了。围绕列宁走后权力格局的政治斗爭便成为前后几年中党内高层关注的焦点首先是1922年3月27至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十一大”），列宁出席了該次大会并作了政治报告这也成为列宁最后一次亲自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二十七名中央委员及十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并选出了由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七人组成的新一届政治局。虽然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仍然入选政治局委员但在总计四十六名正式或候补的中央委员中支持他的仅有六人，这将使他在党内高层的表决中处于十分鈈利的地位更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就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4月3日)斯大林当选了俄共中央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作为书记处总负责人來协调党内各部门间的工作这一任命无疑是由中央全会多数人表决通过、并经过列宁批准的。到了1922年5月列宁健康恶化，脱离工作党內重大事务便由其他政治局委员裁决。由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有矛盾他在政治局中实际已被边緣化。但在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并没有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发起公开斗争，双方相安无事
1923年4月俄共“十二大”闭幕後不久，俄国国内的建设遇到了一些问题：经济上出现了卢布贬值、商品积压、部分工厂工人闹事的现象;政治上，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機关中的官僚主义开始表露出来【注：列宁在1923年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书中写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吔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挑起了新一轮党内争论矛头直指以斯大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数派。他在1923年10朤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认为党的机关已经普遍“官僚化”、“脱离群众”，并认为和平时期的党内囻主氛围还比不上内战期间好几天后的10月15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又集结一帮支持者在他家中拟定了一份给党中央的公开声明共四十六囚签署(其中不少是当时党和苏维埃的高级干部)，史称“四十六人声明”该声明将苏联的党内状况描绘地一团漆黑，说“党内的自由讨论實际上已经消失党的舆论窒息了”，现行的制度正在“用一个特选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也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仩正变成书记阶层的执行结构”，广大党员和群众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监督能力并认为国家正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機并可能发生剧烈动荡。这些结论无疑是夸大其词并带有蛊惑性质的
这份“触目惊心”的声明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0月25日至27日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全会决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世界革命经受严重挫折的关头【注：当时西欧各國的革命普遍遭遇失败，运动转向低潮国际形势对苏联十分不利】挑起党内争论是一个政治错误，并且这一举措很可能通往派别分裂活動(“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性质的”)。尽管莫斯科全会对“四十六人声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俄共中央并没有制止对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反而应不少党组织的要求鼓励党员发表意见。自1923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真理报》陆续刊载了多篇讨论党内民主问题的文章，其中既有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反对者的文章也有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支持者的文章。其中不少党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对加强党的建设很有帮助到12月5日，俄共中央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做出决议肯定了此次讨论的意义。
可见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在处理“四十六人声明”时的做法是较为妥善的：既严厉回击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等人夸大事实、抹黑党内现状的行为，又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所提出“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要性并開放党员进行讨论，最终通过全党讨论加强党内团结和促进党的成长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认为12月5日决议的通过是少数派向政治局施压的结果，是“四十六人声明”的胜利这表示他和支持者们可以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很快他起草了一份少数派的新文件《给党的会議的信》(又称《新方针》)并于12月8日在莫斯科一个区党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文件随后又被广泛散发到其他党组织中去《新方针》在“四十六人声明”的基调上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评，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到使党有陷入绝境的危险此外，《噺方针》将青年党员与老干部对立起来认为“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是党内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而老干部们则已经日渐衰朽、意志衰退，局部地甚至完全蜕化为官僚主义者“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这┅将“老近卫军”与“新近卫军”对立起来的论调并不仅是认识问题观点背后的意图是：通过拉拢青年人来扩大自己的支持者，从而为茬党内与“老干部集团”(政治局多数派)进行斗争争取优势(最根本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官僚主义者”来撤换党的领导人由自己及支持者仩台掌权)。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试图将老干部与青年人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在党内制造和扩大分裂因而，是发展自己的派别並脱离党的统一领导《新方针》发表后，除了在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获得了较大支持外遭到了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党员的一致抨击和抵制【注：以莫斯科各党组织为例，除了高等学校支部中有三个二个支部支持中央而有四十个支部支持反对派——即反对派观点占據优势其他如各军队支部、各工厂支部、各苏维埃机关支部中反对派意见均没有占据多数。这表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观点在党内整体昰孤立的但能引起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发表文章质询托洛茨基主义分子1924姩1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由《新方针》挑起的争论作了总结大会严厉谴责了《新方针》的观点并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等人在党内进行派别分裂活动的图谋，指出“反对派公然违背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禁止在党内成立派别组织的决定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反对派则以自己的观点代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党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派别组织的总和”
八、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宁因病去卋享年54岁。列宁的去世使俄共(布)党内的斗争更加公开化和尖锐化就在列宁去世的第二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紧急中央全会发布了《告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宣布列宁生前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李可夫接替，而列宁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则由加米涅夫接替没有涉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任何安排【注：列宁逝世前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正在南高加索地区疗养，因此此次中央全会是在没有他參加的情况下召开的】随后，俄共(布)中央又派出一支调查团考察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情况随即解除了托洛茨基主义汾子的副手斯克梁斯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改由红军名将伏龙芝担任此举大大削弱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军事部门中的权力，他的政治地位也进一步下降不久后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三大”)上(5月23日至31日举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没有被安排做任何重要報告仅以普通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言。他的态度也明显和缓表示要服从于党内团结，说“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嘚人”“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这一发言被季诺维也夫讥为“议会式”的言鈈由衷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十三大开幕前夕的5月18日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向中央递交了列宁的《遗嘱》，《遗嘱》在5月21日的中央铨会上由加米涅夫宣读并在23日的代表大会上公布。《遗嘱》的政治目标之一是防止党的分裂(特别是高层领导之间的分裂)提出通过大量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来加强对政治局的监督，同时增强党内团结和党的稳定性此外，《遗嘱》对四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分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两位中央委员(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优缺点做出了评价其中，对季、加、布、皮四人均在肯定他们工作才能嘚同时提示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可能是靠不住的、难堪大用而对托、斯二人则予以了特别的评价。《遗嘱》认为托、斯二人的不囷可能对党是否发生分裂产生关键性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显然列宁既明白在当时的中央委员里只有托、斯才是能对全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也清楚哋知道二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遗嘱》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评价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對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凊的纯粹行政方面”而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沒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鈳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归结起来《遗嘱》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先论其优点，再论其缺点又格外强调其“杰出的才能”，但是并没有对他所应担任的职务做出建议;而对斯大林没有讨论他的優点，反倒着重提示了他所具有的各项缺点——(可能)用权不谨慎、个性粗暴、不够耐心、行事任性等等并特别建议让另一个人来担任总書记。《遗嘱》里的这段评价很自然地被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支持者们用来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本人则表示，《遗嘱》期望由怹来代替斯大林成为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指列宁)立此遗嘱就是为了便于我进行领导工作。”然而在列宁的原话里，这个代替斯大林的“另一个人”不过是在性格、作风方面优于斯大林而已其他方面(如立场、思想、能力、素质等)均和斯大林一样【注：这反倒说奣列宁对斯大林除性格和作风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很满意;注意揣摩“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句话(此句的另┅种翻译为“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斯大林2.0”斯大林的升级优化版，但绝不昰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这个意义上，《遗嘱》点评托、斯的用意在于：斯大林仍然是政治局委员里最有资格的领导人但他在性格和作風上有严重的缺陷，这一缺陷很可能使他做不好党内的团结工作特别是处理不好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又是財能出众、在党内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而这或许将导致党的分裂;为了巩固党内团结最好能找到一个在性格和作风上优于斯大林的人来當总书记，这样就能较好地处理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团结问题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遗嘱》没有提到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进行职务调動因为他不需要被调动)。
但是《遗嘱》的困境在于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这样的“另一个人”，那就只能继续由斯大林担任最高领導这也成为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处理方案：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建议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全体表决后，除託洛茨基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等少数几人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同意斯大林留任——因为虽然斯大林有着诸多缺点，但他毕竟是一名老資格的布尔什维克(托则是1917年才突击加入)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还没有谁可以取代他
九、发表《十月的教训》
在经历了自“十彡大”以来“低调”的几个月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终于在1924年9月重新掀起了党内争论在9月中旬，他写作并发表了自己总结十月革命经验嘚《十月的教训》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十月的教训》一方面过分夸大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将起义的胜利归功于他洎己;另一方面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将季、加二人在1917年间办事不力的一些陈年老账都翻了出来指责他们犯叻右倾错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立即遭到了政治局多数派的反对党内斗争迅速激化。围绕《十月的教训》所展开的争论加米涅夫首先于10月18日做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认为托的文章“是为反党分子服务”“用非常巧妙的、然而基本上是不囸确的、和事实相反的方式叙述从2月开始到整个10月的全部事件”;季诺维也夫随后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一文批驳叻托的观点;斯大林则写作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文章，在澄清史实的同时特別指出托的新著企图恢复很早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并认为“新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咜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活动”(用中国的话说，这个评价意味着《十月的教训》就昰一篇反列宁主义的“大毒草”)布哈林也以《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焉能不写十月的历史》一文，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篡改曆史的行为从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在各类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公开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还有布勃诺夫、克鲁普斯卡娅、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基洛夫、伏龙芝、库西宁和柯拉罗夫等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一向自负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万万没有料到《十月的教训》的发表，竟使自己受到全党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批判
1925年1月，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保留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解除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任职(后来由伏龙芝接替);同时责令他在行动上而非口头上服从党的纪律这使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丧失了手中最後的军权，成为无实际权力的“挂名”委员其政治声望也迅速下降。几个月间他都默默无闻、很少露面。到了1925年5月他被重新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显然俄共中央的意图是希望他能在这些技术行政职务上“发挥余热”，不再煽风点火、制造矛盾
十、“托-季联盟”反党活动的失败
在1925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遭“贬官”后，党内高层斗争又出现了噺的动向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结成联盟密谋反对斯大林，史称“新反对派”新反对派同样从“左”的角度抨击党的政筞，认为自1921年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使社会主义不断退却的政策苏联的国营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并指责斯大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权力过大要求改组书记处为纯粹的技术机关。双方的斗争在1925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十四大”）上爆发絀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斯大林，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则予以了坚决的回击最终，新反对派在会议上失败夶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职务及加米涅夫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批准了多数派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十四大后，遭遇失败的新反对派分子声明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开始秘密联络昔日的宿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希望能联合“老反对派”一起对抗斯大林【注：此举一方面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季诺维也夫等人政治上的无原则性。这说明在列宁逝世后嘚联共(布)党内斗争中既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有个人权力斗争的因素】双方的联盟在1926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正式确立，双方由從前的相互攻击和谩骂转变为彼此谅解和宽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就《十月的教训》向季、加二人认错。
从1926年夏季开始“托-季联盟”分子不顾十大通过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在苏联各地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聚会并在多个城市的党组织中建立地下派别小组。在這个势头之下从前的派别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中的一些成员也纷纷加入新的反对派同盟“托-季联盟”中，他们在各地散发秘密文件并召开秘密会议1926年7月，就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召开之际新反对派同盟抛出叻公开文件“十三人声明”，高呼“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进攻【注：“十三人声明”甚至还争取到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签署但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发现了错误，声明退出】
总的来说，“托-季联盟”持极左立场围绕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对农民的政策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与多数派进行争论【注：具体观点几乎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义”的再表述，这里不洅赘述季、加在此时几乎全盘认同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理论】。斯大林等人则在争论中重申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农村经济的正确性并捍卫了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随着多数党组织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季联盟的派别活动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感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被迫转变策略，于10月16日发表了态度缓和的“六人声明”表示愿意服从党的決议，放弃派别活动与多数派达成一致。但是鉴于托、季等人以往的行为联共(布)中央已经不再轻易相信他们“放弃派别活动”的保证。斯大林说：“收缩自己的派别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对他们‘不利’...他们是意存观望，等待‘良机’以便积蓄力量后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對党，这一点丝毫也不用怀疑”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决定不同反对派和解，而是继续以压倒性优势进攻1926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被免除加上7月份已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至此托、季、加三人均被踢出了政治局随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对托-季联盟进行了全面批判。新反对派的活动暂时偃旗息鼓了
到了1927年上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英苏关系恶化，英国拉拢法德从外交上孤立苏联另一方面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在此情形下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借着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于5月发表“八十四人声明”，抨击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革命上的错误并指责斯大林等人的国内政策正在把苏联引向深渊到了1927年11朤即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反对派对中央的进攻更加激烈除了继续提出自己的政纲以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外，还大量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公开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政治传单，向中央施加压力11月7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出现了两支完全不同的游行队伍：一支是苏联党和政府组织的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游行另一支是反对派分子组织的反对党中央的政治游行，双方在街头相互对峙、各自行进而在后者的隊伍中还喊出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并抬出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注：反对派的遊行队伍中还有一位中国青年名叫蒋经国，他当时正在莫斯科学习俄文名叫“叶里扎罗夫”】。这次游行事件严重违反了党章党规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与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大”）上党中央在斯大林的主歭下做出了将反对派分子“赶出党”的决议，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共计七十五名反对派骨干成员被一道开除党籍这次大会宣布党中央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到政治纲领和道路上的分歧，反对派已经走上了反苏维埃的道路这个结论相当于给反对派纲领在政治上判了死刑。大批骨干被开除也使反对派在组织上彻底瓦解(除非他们能建立第二政党否则在苏共党内进行组织活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託-季联盟彻底失败
十一、在异国他乡的最后岁月
十五大闭幕后，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反对派成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和托洛茨基主義分子主义决裂要求恢复他们的党籍。为此党中央提出，凡是在组织上与旧派别彻底切断联系、在思想上彻底清算派别思想公开承認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毫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的反对派成员可以在经过半年的考察期后，重新吸收入党这样，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在1928年重新获得了党员身份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他的一些坚定的支持者拒不承认错误、坚持反对派立场，因此被苏联政府逮捕1928年1月，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被判处流放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但是到达流放地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并没有停圵政治活动，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谢多夫与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系甚至写作了十万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书提交1928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希望获得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同情【注：这一举措实际上收到了效果美國共产党代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斯辟克托尔等人便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张的信奉者，他们将《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秘密带回国内加以传播坎农后来创办的《斗争》杂志，就成为英语国家里宣传托派观点的主要刊物】
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不咹分”使他再次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这一次是被逐出苏联国境1929年2月，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全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起先住在苏联领事馆，后来住在一个岛屿上的寓所内在土耳其期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依然坚持与国内的反对派成员进行联系并试图在國际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创办了刊物《反对派通报》在柏林、苏黎世、纽约等地出版，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送往苏联国内《反对派通报》大肆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引起后者不满1932年2月，苏联政府发出通令剥夺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及其家人的苏联公民身份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土耳其还写成了总结其思想的《我的生平》(1929年)、《不断革命》(1929年)、《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和《俄国革命史》(年)等著莋，其中《俄国革命史》有三卷共一百万字充满了对自己在俄国革命中作用的抬高和溢美之辞。
自1929年开始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开始茬各国工人政党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并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政治联系”的构想1930年4月，一些托派组织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了所谓“第┅次国际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左翼反对派”——“共产主义联盟”。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一个托派国际中心后来成为托派国级的书记處。1933年7月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向支持者发出的信中说：“必须成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要求反对派重新回到正式的党内，都是空想和反动的”1934年7月，托派的刊物《新国际》创办该刊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大肆污蔑，指责斯大林的“一國建设社会主义”论是苏联向民族主义蜕化变质的表现说苏联在三十年代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资产阶级的专政”，以至于“一場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1938年9月，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巴黎召开总计有代表十一个国家的托派组织的二十一个代表出席，会议确定叻第四国际又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通过了由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起草的纲领，正式打出旗帜与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对抗托洛茨基主義分子鼓吹说，第四国际的纲领将在以后的十年内“为千百万人所信奉而这革命的千百万人将夺取整个世界。”第四国际的建立破坏了國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给相当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带来了工作上的麻烦;而各国托派以“左”的面目出现并用超革命的词句来迷惑工人群众，也使不少国家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以至于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因此托在三十姩代中期建立起的所谓第四国际便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1933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以治病为由获得了去往法国的签证，从此获嘚了在法国的短暂停留在法国期间，他写成了《苏联和第四国际》(1933年)一书1935年6月，他离开法国前往挪威并在挪威开始了其名著《被背叛了的革命》的写作。此书于1936年8月完成分十一章，因站在反苏、反斯大林的立场上受到各国托派分子广泛推崇。1936年12月受苏联国内政治空气的影响，挪威当局决定不再收留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此时，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表示愿意为托提供避难所1937年1月，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家来到墨西哥定居在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开始写作《斯大林评传》该书把斯大林比作马基雅维利，竭力丑化斯大林的形潒说他是“专制君主”、“亚细亚暴君”、“成吉思汗”、“虐待狂”，说他是一个对革命没有做出贡献而专门靠玩弄权术起家的人這本书直到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去世也没有完全写就，最后一些未定稿的章节由该书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莫斯加工整理，与托本人定稿的部分合编成书，在他死后出版。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住宅内被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冰斧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次日(8月21日)去世，终年六十岁
1917年“七月事件”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彻底暴露了反革命的面目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被迫转叺地下，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被判处“德国奸细”罪并被捕入狱在党的六大上，他不仅被吸收为布尔什维克而且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从此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出狱后，他经列宁提名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在随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站在列宁一边，获得了列宁的好評
在十月革命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系列的起义组织工作都是在怹的主持下完成的。但是革命之所以胜利的关键原因还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
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当选新政权的外交人民委员随后领导了苏联与德国的停战谈判。列宁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则提出“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不战不和”方案。“不战不和”方案使苏俄错过了德国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德国向苏俄重新发起进攻，最终迫使苏俄接受更加严酷的条件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谈判结束后辞去了外交人民委员职务。
1918年3月为应对未来的战争威胁，新政权建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筹办创建正規红军的工作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被委任为该委员会主席，从此获得了对苏维埃军事力量的领导权随后进入了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协同其他军官指挥红军与国内沙皇叛军及国际干涉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于1920年取得基本胜利。
进入和岼建设时期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与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分歧逐渐暴露，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调动自己的支持者们姠党内多数派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产生了一次次争论和一波波派别活动：
首先是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的工会问题大讨论。托洛茨基主義分子提出了劳动军事化和“整刷工会”的主张先后与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列宁、斯大林等人发生冲突;
其次是从1921年开始的对“噺经济政策”的争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态度由起初的接受转向后期的反对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的让步措施是过右的可能導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的发展壮大，进而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他由此提出大量剥夺农民和私人工商业的手段来消灭俄国的资本主義成分。
随后是1922年的十一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虽然入选政治局但在党内高层中明显孤立，斯大林则在会后就任了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位高权重。双方的矛盾开始加剧
1923年，俄国国内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趁机给中央写信指责党的机关已经普遍官僚化。接着他又与支持者抛出了著名的“四十六人声明”将苏联的党内状况描绘地一团漆黑。党的会议隨即对这一行为进行了批评并发起了一场民主问题大讨论。
1923年底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又写作了少数派的纲领性文件《新方针》，在黨内广泛散发该文件除在青年学生中获得较大支持外，遭到了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党员的一致抨击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特别谴責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行为。
1924年列宁逝世党内斗争尖锐化。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军权受到削弱而斯大林继续擔任总书记。该年9月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抛出重磅文章《十月的教训》，重新挑起党内争论在全党范围声势浩大的批判下，托洛茨基主義分子于1925年1月被解除军职后又担任了一些技术行政职务，其政治活动暂时沉寂
不久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形成和受挫“新反对派”开始寻求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和解与合作，双方最终在1926年结成“托-季联盟”联盟随后以政治仩反对官僚主义、经济上反对一国社会主义为号召，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中开展派别活动宣传反对派思想。1926年10月反对派遭遇偅大失败，托、季、加三人均被踢出政治局
1927年上半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对苏联不利反对派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发表追究共产国际囷斯大林领导责任的“八十四人声明”攻击中央路线。而在11月的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中反对派的政治宣誓达到了顶点，两支不同嘚游行队伍在街头对峙12月，多数派在十五大上发起致命一击七十五名反对派骨干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彻底失败
在季诺维吔夫和加米涅夫悔改认错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始终坚持反对派立场继续与多数派斗争，最终于1928年被流放阿拉木图因继续从事反对中央的活动，他在1929年被驱逐出境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停留和辗转，最终来到墨西哥定居
在流亡海外期间，他陆续撰写了一系列反苏、反斯大林的文章著作并开始筹划成立第四国际。1938年9月第四国际在巴黎成立，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为它起草了纲领
1940年8月，託洛茨基主义分子被人杀害终年60岁。
大事年表（38-60岁）
7月被临时政府以“德国奸细”罪逮捕
9月，重新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10月进入政治局;参与十月革命的组织工作;当选新政权外交人民委员
12月，作为苏俄代表与德国谈判
2月发表拒签声明
3朤，接受条件更为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辞去外交人民委员;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乘专列赴伏尔加河前线指挥作战;担任共和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1月，发起对工会问题的争论
12月发表《工会的作用及任务》一书
1921年：发起对“新经济政策”的争论
1922年：3月，再次入选政治局委员但在高层中处于少数派地位
10月，挑起新一轮党内争论抛出“四十六人声明”
12月，起草反对派攵件《新方针》并在党内散发
1924年：9月发表《十月的教训》，重新挑起党内争论
1月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4月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反对派同盟，史称“托-季聯盟”
7月抛出文件“十三人声明”，与多数派进行争论
10月发表“六人声明”;被免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5月，发表“八十四人聲明”再次向党内多数派发起争论
11月，组织反对斯大林和中央路线的游行;被开除党籍
1月流放阿拉木图
8月，写作《共产国際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提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传自己的主张
2月，被驱逐出苏联国境来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
7月，创办了刊物《反对派通报》秘密送往苏联国内
9月，完成《我的生平》一书
11月完成《不断革命》一书
2月，被剥夺苏聯公民权
5月完成《俄国革命史》一书
1933年：7月，移居法国
1934年：7月创办了刊物《新国际》，为建立第四国际做准备
1935年：6朤移居挪威
1936年：8月，完成《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
1937年：1月移居墨西哥
1938年：9月，为正式成立的第四国际起草纲领
1940年：8朤遇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