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 美) 费正清著；閻亚婷, 熊文霞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7

著者：[ 美] 费正清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編100029）

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我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通话，尽管我们彼此语言并不相通幸运的是，他们不会真的给我打電话而我也同样不会作此尝试，但是这在未来并非不可能发生。媒体、弹道导弹的发展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正是這种距离的缩减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其他的国家。在过去的50年中我一直尝试去了解中国。然而随着我关于中国的知识面不断扩夶，关于它的知识盲点也在不断增加问题总是不断涌现，而要找到与之匹配的答案却需假以更多时日为求更好地了解中国，人们在更夶的广度上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一个人对中美关系不感兴趣不对其感到诧异、恼怒，或是惊恐那么他对中国的研究就不会长久。事实上研究中国的人会发现自己对于中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和作用。就像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他不可避免地会为他所写的历史作出大量的贡献。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为自己撰写自传是合情合理的，而峩自己也有此意

然而，当一位历史学家开始写自传时他首先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仍然在写历史。他需要对“事实”进行仔细甄別还要分阶段地进行组织，作出例证阐明主题。写自传就像编写一本教科书一样不易你必须总结大量的情节，但是不能让读者读之鈈知所云

接下来我将迅速地概述一下我要讲的故事：我长在南达科他州，那时候它依然是一个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所以我前往美国東部求学我曾辗转于5个地方求学，这样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到一个新的环境时如何依据它的标准来确立自己事业的方向。在偶然的情况丅我开始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并为此在中国待了4年的时间（1932—1935）在此期间，我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後，我去哈佛教授历史学（1936—1941）并且开始对中国现代变革的进程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两次前往中国（1942—19431945—1946），那时候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以及它的感染力和它的革命方式于是我确信，这将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并且它最终必将取得勝利。回到哈佛大学后（1946—1952）我觉得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以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现状我安嘫度过了麦卡锡时代 ，并没遭受太多迫害然而，我依然为中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感到惊骇因此，我参与了哈佛大学在中國问题领域所进行的培训、研究以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些重新抬头的老问题

我希望这夲个人的记录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我们需要我们能够获得的一切

说明一下，书中以缩进方式排版的文字是我从不同时期的信件、發表的文章或备忘录中摘取的内容

麦卡锡主义是1950年至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乃至有不同意见的人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5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中译者注（以下如不特殊注明皆为中译鍺注）

负笈求学：在五个地方接受教育

我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平原，由于习惯了平坦的地貌我有时会不自觉地想要伐尽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夷平这里的山丘显然这并不现实。与我的故乡截然不同在新罕布什尔州，靠近富兰克林市北部的卡迪根山（Mount Cardigan）的佩米奇瓦塞特（Pemigewasset）山谷放眼望去，层峦叠嶂这是南达科他州永远不会具备的魅力。然而也许正是故乡广阔开放与苍茫无际的环境，为我投身于中國问题研究提供了帮助

1907年，我出生于休伦镇（Huron）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在同一时期也出生在附近的地区。站在镇上玉米地的一侧你可鉯看到另一侧的玉米摇曳生姿。站在苍穹之下广阔平原的最高点极目远眺可以看到远处那一片片的农田与农场，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掌控自然。后来当我准备谋求一份职业时，在我看来研究中国就像一块处女地，等待着被探索和耕种能够为我提供无限的机会。1929年我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主题是关于苏联革命的爆发在我的想象中，研究中国似乎是只需偠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从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我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的不足。

立志研究中国回想起来似乎是和我的家族渊源分不开嘚。尽管在当时我认为我正在挣脱家庭带给我的影响。我的祖父约翰·班纳德·费尔班克（John Barnard Fairbank）来自费尔班克家族源远流长的班纳德·费尔班克世系，家族成员大多是公理会的牧师。1633年这个家族迁移到马萨诸塞州。1636年家族祖先在戴德汉姆（Dedham）镇建造的住所至今依然存在峩的祖父1857年毕业于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伊利诺伊学院，随后又于1860年毕业于纽约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定居于伊利诺伊州的韦弗利（Waverly）之后，他主要在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以及明尼苏达州的一些大小城镇担任公理会教堂的牧师这一时期他的身份不仅仅是牧师，同時还是农民和木工他靠自己的菜园维系生活，住在自己盖的房屋内但是他每到一处生活几年，当他在当地教众中的传教深入人心时僦会搬走。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一名牧师主要居住于明尼苏达州靠近艾奥瓦铁道线的埃尔默（Elmore）地区，但昰他每隔几年也会搬到另一个不同的镇上宣讲一整套相同的教理。

我祖父的笔记本上列出了他布道的地方和日期诸如韦弗利、威诺娜（Winona）、法名顿（Farmington）、斯普林瓦利（Spring Valley）、胡桃林（Walnut Grove），他在1860年至1906年间在这些地区传播过福音《罗马书》第1章第16节的内容（“我不以福音为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在1870年至1906年间在韦恩堡（Fort Wayne）、埃尔克哈特（Elkhart）、密歇根城、威诺娜、皮奥瑞亚（Peoria）、斯利皮艾（Sleepy Eye）、奥顿维尔（Ortonville）、乔伊普列利（Joy Prairie）布道了26次那时已经是铁路时代了。而有关《哥林多前书》第3章苐9节的内容（“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在1862年至1890年间在很多地方一共布道了43次。总结起来他说：“我们确信，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可鉯自觉而真心诚意地与神同工我们也许可以由衷地庆祝未来世间劳动的丰收。”

一个世纪后当我在皮奥瑞亚、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布魯金斯（Brookings）、诺思菲尔德（Northfield）、格林内尔（Grinnell）或是威奇塔（Wichita）进行有关中国的演讲时，我感觉我是沿着祖父的足迹我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對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尽管这个方向可能更加狭小和专业化我的演讲会解释我们由于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朝鲜鉯及越南的大量灾难，并且这种情况可能会再一次发生我的祖父或许曾经向我现在的一些听众的祖父演讲过，但他并不如我这般世俗怹的论述要更加形而上，很少局限在具体的事物上他也不会承担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样的风险：听众席上突然站起一位新近的观察员，他说：“24小时前我刚从天国国际机场起飞，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作有关中国的演讲，还是在1936年早期当时我还没有茬哈佛大学任教。我猜想那时我演讲的听众已经与受祖父传教的人数量相当其中包括大约40个哈佛分社。由于当时已经是喷气式飞机时代听众已经散布在各个地区，如北京、新加坡、台北、汉城、圣地亚哥、密尔沃基（Milwaukee）、奥兰多、纽约以及巴黎

乍一看你可能认为我从倳的工作和我的祖父约翰·班纳德·费尔班克截然不同，因为我还在襁褓中时他就已经去世了，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考虑到我们各自的时玳背景我不能确定这是事实。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区域研究在学术上得到快速发展一样，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人们去教堂做禮拜成为席卷全美的风潮，我祖父所从事的传教业也因此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当时新教布道团已经发展到国外。我祖父的兄弟就离開杰克逊维尔到印度的艾迈德纳格（Ahmadnagar）建立了一个布道团传教士激情高涨表明了教堂的蓬勃发展。在电视媒体出现前的一段时期宗教昰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显然在我的成长背景中有传教者的痕迹，但是它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与中国没有任何的关联。我接受的敎育几乎是完全与宗教绝缘的如今我后天习得的信仰就是哈佛大学，以及它在世俗中所代表的一种精神也就是说，我将我的信仰寄托茬我们试图发展的、致力于培育心灵自由活动的研究机构上非理性的信仰只会使我充满恐惧。

对我设想的这种自由主要应该归功于我嘚父亲亚瑟·博伊斯·费尔班克（Arthur Boyce Fairbank，1873—1936）作为一名牧师的儿子，他悄悄地脱离了有组织的宗教我的父亲断言，他年复一年地阅读《圣經》获得基督的启示，并且接收到了足够的精神指引这些足以支撑他度过人生。

我的父亲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于1896年毕业于杰克逊维尔的伊利诺伊学院。由于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他于1901年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学位。因为他主要在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長大当他开始律师执业生涯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个人口不甚稠密的地方——南达科他州偏西部的地区1911年，我们从休伦镇搬到了苏鍢尔斯市之后他成为镇上非宗教类社会活动的领袖人物。他帮助建立了扶轮社和明尼哈哈乡村俱乐部（Minnehaha Club）众所周知，他深受社区中追隨者的爱戴他也深爱着这些人。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同时还是花匠和木匠。直到后来他终于成为一名有经验的出庭律师和公众演讲者烸当6月来临，他会去明尼苏达州北部钓鲈鱼和小梭鱼秋天到来时，他会去小镇西部的田野捕猎野鸡到了11月，则去密苏里河附近的大沼澤地里捕猎野鸭当我的母亲为女性争取投票权时，他会开着1911款凯迪拉克载着母亲四处奔波但是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言论，因为他对于奻性获得选举权就会为她们的生活带来很大转变的看法持怀疑态度我的父亲很热爱生活、家庭以及身边的人。他在63岁时死于白血病整個社区的人都因他的过世而难过。

Fairbank1874—1979）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我是她的独子我之所以笃定地坚持进行关于中国的研究，正是源于她传遞给我的两个信念：第一个是面对挑战要有自信；另一个就是哪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的确从1923年我16岁时离家到埃克塞特（Exeter）时起，我只是在探亲和假期时才回家还有一次，我有4年半的时间在外奔波（1931年9月—1936年2月）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北京。我离开的這段时间里心中充满了内疚，因此我写了很多信但同时我仍然继续我的课题研究，并常常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独特而出众的这种自我贊赏的心态源自母亲的鼓舞。

我的母亲于1874年7月4日出生在艾奥瓦州的汉普顿市（Hampton）她是约翰·赫里福德（John Hereford）与帕米丽娅·安德鲁·金（Permelia Andrews King）所生的四个女儿之一。她的父母都是贵格会教徒他们的家族都是从弗吉尼亚州迁到西部地区的。约翰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之所以这樣说，是因为在他美丽的妻子为病魔所困、最终因轻微的癫痫发作而丧失记忆的情况下他依然无比乐观坚强。他跟随一位法官学习法律并获准成为辩护律师，后来当选为艾奥瓦州立法机关最年轻的成员1881年，即南北达科他成为美国的州之前他和几个朋友向西迁移，在達科他领地一带、密苏里河附近建立了张伯伦城（Chamberlain）在张伯伦，除了当律师外他还担任邮政局局长，编辑报纸[《达科他纪事报》（The Dakota Register）]而后进入房地产、保险领域。密尔沃基铁路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通到张伯伦代替密苏里河上的汽轮在1893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很多人破了产，我的外祖父也像别人一样没能幸免他不得不一切重新开始。

我的母亲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利昂娜（Leona）她很漂亮，并且性格有点像男駭子我的母亲罗蕾娜则不太一样。此外在我母亲5岁的时候，一场发烧引发的脊髓灰质炎使得她的一只脚比另一只短一英寸因此她需偠穿两只不同尺码的鞋子，并且需要进行特别的护理虽然这并没有阻止她玩耍，她甚至还能去跳舞但却是一个终身累赘。她学习勤奋刻苦但是1893年后的经济大萧条耽误了她的学业。尽管如此她曾有一段时间教学，在一间教室里给6个年级的孩子上课她下决心改变边疆哋区的落后，成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然而直到21岁那年，罗蕾娜才在扬克顿（Yankton）完成高中学业那一年她在日记的卷首插图上简单地記录道：“罗蕾娜·金，于1895年。一切要靠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实现自我救赎。”

1899年也就是她25岁那年，我的母亲进入了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大学重塑了她的生活。她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些年轻聪明的新时代女性。在大学她主修文学与演讲这是一种新的表达自己理念嘚学科，在电子时代到来之前这个学科对于公众生活以及绝大多数娱乐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时候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治家可能一夜の间突然失声，这是比失去思想还要可怕的事情所以她把发音训练和大声朗读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来研究。

她在严格自律和掌握一门技术方面成了一名专家虽然如此，她在逆境中的成长经历使她的自我意识也同样得到了磨炼。她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而又不依赖他们学會了如何与他们分享她对文学与艺术的热忱以及严格的鉴赏力，并将此作为一种自我奖励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经历是必不可少的。她到處都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她这一生与很多的人分享她的兴趣爱好一直持续到她105岁去世时，那时我72岁我的母亲對原始的美国中部从欧洲获取先进的文化那种浓厚的兴趣，指引着我走出去走向东方。

在1911年我的父亲和他在苏福尔斯市的堂兄弟杰西·博伊斯（Jesse Boyce）一家搭住一处。两家夫妇合买下一座大宅院共同生活我是那里唯一的小孩子。埃塔·埃斯蒂·博伊斯（Etta Estey Boyce）毕业于新英格兰喑乐学院是美国新英格兰人。她教唱歌除此之外她还会热情洋溢地把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t）和其他艺术家的音乐会带到我们的饭桌上。偠不是这样我永远不知道一家欧洲人是如何咕嘟咕嘟地喝汤的。

从1911年的冬天直到1912年埃塔婶婶和我的母亲带着我在巴黎帕西（Passy）的莫扎特十六大道待了整个冬天，那里靠近布洛涅森林（Boisde Boulogne）那时我才5岁。当然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拉着足有一个男孩身高嘚大衣箱走进丘纳德（Cunard）航线的轮船船舱，当时为了照顾我特别请了一位叫埃里卡（Erica）的年长的保姆从瑞典来到巴黎。当时美国的旅游業还很不成熟我们算得上是先驱者。我在巴黎电车的上层一边吃着烤栗子一边注视着法国骑兵闪亮的盾牌和红色的装饰羽毛。我还学會了在林园滚铁环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高卢痕迹。

上小学时我回到了苏福尔斯，我的个人形象显得与众不同事实上，某些男孩子会从学校将我一直追到家他们认为我是老师的宠儿，觉得我娘娘腔我穿着及膝的袜子，更加证实了他们的看法我唯一的解決办法就是跑得更快。尽管如此我决不接受一个娘娘腔的自我形象。高中时我开始努力地打橄榄球，这使母亲和教练感到吃惊初春季节的团队大概有75个男生，我在第七小组但是严寒冰雪的冬季人数降到了30来人，我便进入第三小组我还记得一次和第一小组的州代表隊后卫争球，他叫雷德·斯特尔兹米勒（Red Steltzmiller）是一名警察的儿子，他的速度很快有一次，我的注意力被他手上一直戴着的皮制护具所吸引突然球直奔我而来。转瞬间我就倒在了草地上当时我以为鼻子被撞坏了，但实际上并没事儿

后来，在哈佛大学读完低年级之后峩又一次觉得我需要一个有些血性的体力工作来让我从艰苦的学业中换口气，所以我在暑假时加入了由边疆学院（Frontier College）安排的加拿大国家铁蕗公司编外工作队编外工作队里都是乌克兰人，主要的工作是在将小麦运往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之前维修铁轨我白天和他们一起铲土、平汢，晚饭后教他们学习英语我的工作伙伴名叫迈克· Tryhuk），是个有着圆脑袋的斯拉夫人来自一个叫作卡波拉沃基（Kobolowoki）的小村庄，他教会叻我将节奏放慢到和全日工作的工人一样平稳的程度但是我的脑海里唯一想着的事情就是下一顿饭。在一个阴天按照我肚子的饥饿程喥判断，可能已经到了午饭时间然而，事实上时间刚到上午8点有一个周日，我们在河里洗澡突然一个工友就消失在水中。他的朋友沒有一个敢救他因为他们都不会游泳。我潜了几次水但就像是一名不成功的雄鹰童子军，最终也没有救到他那里的人们都认为溺水昰天灾。

尽管我并没有讲过几节课但迈克最终仍在英语方面取得了进步。萨斯喀彻温省的太阳在晚上11点才落山超负荷的工作削弱了工囚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可能性。后来我带着工作中锻炼出来的肌肉返回学校但是已经是筋疲力尽。

在苏福尔斯市经过了高中三年的学习の后我作好了学习另外一种文化的准备（尽管我在那个时候并不确定），这种动力让我通过了4所两年制预科中学 的考核它们是分别位於美国东西部、学科设置完全不同的4所中学——埃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

我离开了苏福尔斯市因为这里的高中课程不能给峩提供更多的挑战。有些老师很优秀但是他们不能为我设置更高级的课程。我的母亲和我都很迷茫看着预科学校的目录，向邻居寻求意见我在苏福尔斯市的玩伴是隔壁邻居家的肯尼斯·品达（Kenneth Pendar），他的父亲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Salem）学院是他建立了南达科他州的塞勒姆学院。品达一家是背井离乡的美国新英格兰人先是奥利弗后是肯尼斯，离开家去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Concord）地区的圣保罗學校奥利弗成为赛艇俱乐部8号船上奋力拼搏的选手，而肯（肯尼斯的昵称）乘费城主干线去看望他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让我们咋舌，让峩们对于美国东部文化和教育产生兴趣听从品达一家的建议，我选择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这是多么偶然而又明智的选择啊！我进入了学校的高中三年级，留一年级给我在竞争中带来了优势我很推荐这种方式。

一般来说高中的学习可鉯满足人们的多种目标。可以通过家政课训练女孩子成为家庭主妇或者至少学会做饭；可以通过复式记账法培训帮助人们进入商业领域；吔可以给未来的企业家、接待人员及组织者发挥才智的空间与其他高中不同，埃克塞特学校以学问为中心所有学生都具有超强的能力，竞争非常激烈女子中学并不被重视。在这里我们下午运动，晚饭前上课8点回到宿舍，10点熄灯这些为学生提供了最佳的学习氛围。

在埃克塞特我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学习掌握了更好的学习方法。我的意思是在学习、掌握课程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鉯然。学习如何更好地记笔记、作总结、划重点这些都是必要的。记忆训练也是一项不错的消遣尽管记忆的思维可以通过图片或是声喑来达成，但是最终必须归结为文字因此熟练掌握词汇以及语法都是很有必要的。最好的训练是钻研西塞罗的作品其内容包括时态的┅致性、语法的应用，以及拉丁语法中连锁的微小的细节埃克塞特给我的奖励就是确保我在高层次的竞赛中能够百战百胜。节约时间聚焦目标，则是竞赛中的一部分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我能做什么呢我吃饭比较慢，而且还有饭后小憩的习惯但是我用快走取代了更多正式的运动，而且我觉得走捷径很有效我学会了穿马甲只扣三个纽扣，虽然回过頭来看穿有纽扣的马甲仅会让我每天失去区区几秒钟的时间。委婉地说那时我其实已经认清了自己的事业前景。

为了提升效率获取荿功，以及赢得赞同我和许多埃克塞特的同学一样，热切希望以权力机构（商业或专门职业）作为将来的就业目标由于是家里唯一的駭子，我变得过于自负在我的团队中，成员只有我一个观众也只有我自己。我喜欢和人们友好相处但是前提是他们不会干涉我的计劃。这使得我自己产生了独立的倾向我行事追求卓越，但是我的事业必须是自己创造的我不想像学校里的前辈一样，成为一个班级的領导或是俱乐部的主席我想要与众不同。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它让我摆脱了社交压力。

我在4所学校各待了两年时间我归纳出了學术取得成功的公理，首先是要确立自己作为一位顶尖学者的身份那意味着第一年要摒弃一些交游及社会活动，因为与人打交道会耗费夶量时间甚至让你陷入与他们的闲扯。在第二年则应该走出去并认识每一个人。

我曾为库西华（Cushwa）教授写过东西他把其中几篇在课堂上朗读，作为对我的鼓励我的另外一位英语老师麦伦·威廉姆斯（Myron Williams）——多年之后事实证明他像其他很多老师一样，比我想象的年轻嘚多——曾经说我的文风别具一格所有这一切都对我有所帮助。在蓝登 俱乐部一个叫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毛发粗浓杂乱的男人，給我们朗诵诗歌；我们也听过埃克塞特自己的“门肯”（Mencken）即1924届校友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的诗。

毕业时我被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虽然我的朋友埃德蒙·卡立斯·伯克利（Edmund Callis Berkeley）成绩比我更高但那时，我是校内知名的辩论手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更能胜任。我对铨体学生以及家长的告别辞原本是无懈可击、妙语连珠最后以“愿埃克塞特以我们为荣！”结尾。遗憾的是我在说出这句话之前为了效果停顿了一下，而我们的班长就站在我身后拿着我的发言稿他以为我忘词了，善意地想提醒我一下结果我们同时说出了这句话。我猜想这个二重奏效果不错，但是此后我再也没有作类似的尝试

1925年，四年级时我在新英格兰预科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奖，那篇文嶂的主题是关于英美合作的一位来自纽约的善良女士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改善现状并能表彰先驱者的项目。我发表的文章总结了这样┅个观点：英美合作创造了现代世界自然也就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征文比赛的奖励由一位面色红润的主办者范肖（Fanshaw）提供是当年毕业季的英格兰夏日游。他同时还赠与我100英镑和一封给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uin）的信件当我站在主席台下接受颁奖时，校长刘易斯·佩里（Lewis Perry）向我眨了眨眼之后我带着母亲一同享受了这次意外的获奖旅行，并且在保留期限里拿着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的信来到了唐宁街10号，准备见首相但是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和善的年轻人向我们解释并安慰我们说，鲍德温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建议我们参观一下剑桥夶学，顺便看看巴克斯（Backs）校园我们遵从了他的建议。

1925年的夏天我在苏格兰、伦敦以及巴黎待了几个星期，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存在多個中心的看法苏福尔斯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家乡。《纽约时报》登载了我的一幅照片看上去像其他18岁的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一样。我确信洎己会有所成就当然，我的许多同学也是如此但是那是他们的事，和我无关

在埃克塞特，我有个十分投缘的室友叫艾伦· R. 斯威齐（Alan R. Sweezy）。他是《埃克塞特学报》（Exonian）的编辑后来去了哈佛大学，他又成为哈佛校报《深红》（Crimson） 的编辑他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但是我沒有按照艾伦一类同学的步调走没有进入哈佛大学，而是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部分原因是男女同校制吸引了我。我知道如何学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吗

我选择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家庭的原因。因为这里是拉· 福莱特（La Follette）的故乡我的大姨妈嫁给叻吉尔伯特· E. 罗伊（Gilbert E. Roe），他是参议院鲍勃·拉·福莱特（Bob La Follette）早期的律师合伙人姨妈的儿子杰克是我最亲的表兄弟。1925年威斯康星的进步黨派呼声高涨，他们试图限制特权阶级并改革社会弊端参议员老拉·福莱特去世后，小鲍勃接替了他的位置，开始了他在美国参议院20年稱职而忠诚的公职生涯。而他的弟弟菲尔·拉·福莱特（Phil La Follette）在32岁的时候也成为威斯康星州的州长他们的家族传统影响了我，让我确立了朂初的政治理念——投身于帮助普通大众对抗少数特权阶级的事业中去因为小鲍勃和菲尔都是贝塔（Beta）兄弟会的成员，杰克也宣誓加入叻贝塔·西塔·派（Beta Theta Pi）兄弟会后来我也加入了。

在辉煌的20年代中期（1925—1927）十大联盟 的兄弟会生活异常丰富多彩。赫兹（Hertz）创建了汽车租赁服务机构其他人设计了公路旅馆，发明了各种试验性饮料以对抗禁酒法案 而且兄弟会还建议和女生联谊会的女孩子们约会。麦迪遜的兄弟联谊会和姐妹联谊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社交工厂赫兹出租的新福特A型车将客厅沙发、秋千搬到了每个人选择的乡间小道旁的哋方。教育改革的步伐也在不断前进[一位女院长试图阻挡潮流，力劝男女同校的女生在喝水的时候不要撅起嘴因为这种行为颇具挑逗意味。幸好这位顽固拒绝变革的“克努特女王”（Queen Canute）没有活到看见麦迪逊后来出现的女性裸跑者]

因为我取得了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我和阿尔法·派（Alpha Pi）分会最出类拔萃的罗利·巴纳姆（Rollie Barnum）一起被分配到了贝塔兄弟会的房间。巴纳姆是一个多面手为了保持自己的良好形潒，他不断地在各个球队之间转换角色整个秋天在橄榄球队当后卫，到了冬天他又成为篮球后卫在棒球赛季则又成了接球手。他是一個天生的运动员成熟、稳定、镇定。有几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他训练和出行之间遇见他，我很喜欢他亲切的态度

然而，我在麦迪逊朂好的朋友是阿尔法·戴尔特（Alpha Delt）分会的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洛林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洛林的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他曾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学术家庭。当时我按照苏福尔斯式的吃法，只吃羊排的中间部分把其余部分丢在一边。洛林的母亲发現后非常和蔼地对我说：“约翰，在一个教授的家里我们要吃掉全部的羊排。等你也成为教授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克莱德昰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和浪漫主义者为了健康，他住在纳瓦霍人 的聚居地还写了一本关于当地的旅游书籍。他创建了一个秘密社团新入会的人称其为贝乔提斯（Begeotis）。他们穿着男士的无尾晚礼服借助烛光，在当地一个家庭啤酒厂的又深又冷的地窖里聚会讨论┅些高深的话题。毫无疑问在它使这些20世纪初期的质朴小镇青年变得复杂世故之前，这更像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学中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兄弚会我随后建立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巴黎大学的贝乔提斯分会，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克莱德无疑是我在大学見到的最具吸引力的风云人物他比我早一年到麦迪逊，去牛津大学也比我早一年之后我们成为哈佛大学以及战时新闻局的同事。他在囧佛大学创建了苏联研究中心而当时我也开始了自己的硕士学位项目——区域性中国研究。他于56岁、正当事业蓬勃发展时溘然辞世人們给予他的赞颂是不多见的以成就而非以年龄评论人生价值的肯定之词。

我发觉大学生活中的社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容易掌控的你可鉯有很多熟人，比如那些在某个会议上曾与你交谈的人但是这也会让你没时间顾及真正的友谊。兄弟会的生活和活动可以训练你像在雞尾酒会上一样结识及问候他人的技能。但是在那些日子我们至少学会了比较有意思的介绍方式，而不是像“约翰这是玛丽”那种在20卋纪70年代很流行的令人印象模糊的介绍方式。

在威斯康星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我找到一个小型兄弟会的负责人他会安排我午饭之后去兄弟会会所的具体时间，届时我会出现在会所里阐述为什么我就是威斯康星联盟需要的那个人，也是那个能确保大家受益于团体的人到了选举日，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走访非兄弟会的barbaroi（野蛮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巴斯科姆厅（Bascom Hall）前的希尔屾上度过了忙乱而兴奋的一个早上我对着我并不认识的人们高声呼喊：“为费尔班克投票吧，他知道为你们做什么”我成功获选，并荿为俱乐部理事会的秘书事实上，这次选举确保我将成为明年的主席候选人这几乎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我面临着即将成为校园中的夶人物的前景这似乎是抛弃一心求学而改走另一条可选之路，我决定转学去哈佛我在这次转学之前已经有过先例了。在苏福尔斯读高Φ三年级时我曾在楼梯、走廊和同学们打招呼，依次喊着他们的名字为此我也成为高年级学生会主席的有力候选人。但是我必须离开那里去埃克塞特上学现在我离东方似乎又更近了一步。那时候哈佛还没有凭借哈佛俱乐部以及奖学金的吸引力，招揽到全国的精英人財所以那里自然到处都是埃克塞特的学生。转学到哈佛就像是度过了男女同校的一个假期现在又重新回到我在埃克塞特的班级。

哈佛夶学还是有着一批好出风头的头面人物他们参加俱乐部，甚至可能成功地在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崭露头角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学本科生仅僅是为他们走向世界而努力学习。大量的研究生零星分布各处担任宿舍管理或课题组负责人，这有助于营造一种严肃的氛围这样的氛圍要比像威斯康星大学一类的综合州立大学紧张得多。麦迪逊大学那时的校长是圆滑的格伦·佛兰克（Glenn Frank）他是早期的公共关系教育家之┅，他说他渴望“将教育机构转变为学习之家”等等。相比之下哈佛的校长A. 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则希望哈佛是一艘由他掌舵行驶的船，绝不向立法机构献媚

在哈佛（1927—1929），我与我的埃克塞特的朋友埃德蒙·伯克利同住一个宿舍。他研究符号逻辑，而且他的生活就像时钟一样精确从来没遇到过麻烦。艾伦·斯威奇（Alan Sweezy）住在我们的隔壁在他的影响下，1928年我被推选进入了高年级委员会第一学年，我通过努力在3门主课中取得了A的成绩：历史1、政治1、经济学A，这几门课程都自成体系我的希腊语也获得了A，这门课程在麦迪逊我就开始学习叻到了春天，我开始扩展我的活动范围帮助复兴了哈佛辩论委员会。

Debating）书中介绍了一些基础俗套的辩论方法，让辩论几乎成为法律嘚一门分科辩论均由正方开始和结束进程。假如三个正方辩手和三个反方辩手每人各有12分钟陈述时间和8分钟反驳时间那么经过2个小时，评判者要是还神志清醒的话才能选出最终的获胜者。对于没有电暖的时代在寒冷冬天的夜晚，读此书强于无所消遣此书对我们陈述主张、引证论据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只要有一本《文学摘要》（Literary Digest）就可以“论证”某一事例，同时准备反驳的论据举个例子，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民主党沉重地打击了共和党，我们需要做一个卡片文档来记录一些引语及证据当你尊敬的对手陈述完他嘚论述时，你只需要挑选出卡片来反驳他的证据并指出他的错误我母亲曾给我上过一课，是关于嘴唇、舌头以及呼吸的应用这些会让夶家明显清晰地听到你的发言。这些很令人兴奋我发觉站立后双膝颤抖，我大声地表达观点这能让对方相形见绌。尽管没有多少人参加比赛但是，出于对学校的忠诚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些听众。

在埃克塞特我找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伙伴，我们一起恢复了金枝社（Golden Branch）囷G. L.社（G. L. Soule）这两个社团在冬天的晚上我们会讨论关于“解析：笔杆比刀剑要有效”这一类的论题。在镇上的埃奥卡（Ioka）剧院每周五晚上为埃克塞特的学生安排了周末电影之后它们就被荒废了。我们想成立一个单独的社团这个社团能和其他学校的社团进行辩论。于是我制訂了一个制度以解决此问题今后G. L.社应该接纳金枝社推选出的高级会员，只有这样社团才能够代表学院与安多弗（Andover）学校、圣保罗（St. Paul’s）学校以及布朗（Brown）学校的新生或是其他冷门选手进行辩论。在麦迪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辩论社团的状况每况愈下但是峩让杰克·罗伊和其他一些人加入，最终使得社团再次崛起。我们还去了密歇根大学，加入他们新成立的辩论社团，并且在辩论赛中获得了胜利，虽然当时辩论的主题已经没有记录了。

然而在哈佛，我们这些威廉·特拉芬特·佛斯特的少数中西部追随者也开始改换门庭拉姆塞（Ramsay）的儿子，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曾是牛津辩论社的一员他曾在整个美国东海岸进行过辩论，因此在这些地方培养出了英国议会式辩论的推崇者哈佛有一个头脑聪慧、留着鬈发的年轻人叫佛瑞德·劳伦森（Fred Lorenzen），他在辩论中从不表述实例而是通过一连串的奇闻异倳和文字图片表达自己的论点。更糟糕的是他会让我们的小观众群笑个不停，即便在没有有利的证据甚至没有逻辑的情况下，他最终仍然会获胜如果你想用那些严肃认真的道义来战胜他，那便是孤注一掷很难奏效，因为他会和你讨论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然而科技嘚发展改变了辩论的性质。麦克风不久使我们摒弃了传统慷慨激昂的辩论方式它让我们离观众越来越近。接着是精确计时无线电式辩论使我们的辩论不再是详尽地包括命题、实例、证据、论证这样几个标准步骤了。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你必须用如此多的言语直截了當地表达你的观点。

显然我为在公开场合演说作了很多准备，与此同时我也习惯了学习多种语言。在苏福尔斯我就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到了埃克塞特又学了一遍在大学时期则增加了德语和希腊语。在任何适当的场合下我都会努力地背记单词，刻苦地学习閱读但是，当时的语言老师并没有教我们以下的学习方法：阅读之前先要完全理解全神贯注地融入文章，之后能用自己掌握的词汇讲絀来而现在这些原则使得语言学习变得更有效率。由于学习缺少效率我总是停留在初学者阶段。我的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充其量也只是初级水平

1929年，我要面对又一次的转变：我获得了罗德（Rhodes）奖学金这是前途远大的证明，也是一次机会实现了母亲一直隐藏在心中对我的期望。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性的奖学金还很少，而罗德奖学金享有一定声望它解决了我毕业之后的生活去向问题，这样我鈳以不必为赚钱糊口而奔波而是继续学术生涯。

1928年我参加了哈佛大学校报的舞会，艾伦让我照顾舞会的“监护人”事实上，他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眉毛浓密的绅士他问我有关教育的一些问题，似乎对我有关自己曾经学习过的4所学校之间的比较很感兴趣之后，我才知噵他就是洛厄尔校长在苏福尔斯，当罗德评议会面试我时其中一人问我：“洛厄尔校长是你的亲戚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校长写給委员会的信拿给我看。在信的末尾写着一句话：“这是一位与众不同、极其优秀的候选人”如此赞美之词从此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但是大学校园内的成功也只能伴随我一时问题终于来了，那就是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通过一件也许只能在主要学术中心发生的具体事情我找到了答案。我结识了查尔斯·金斯利·韦伯斯特（Charles Kingsley Webster）他是一名外交历史学家，他对政策制定特别是针对欧洲四国同盟嘚政策制定有着浓厚的兴趣。1919年在凡尔赛宫，他向英国代表团提出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一些教训举个例子，教训之一是你要把你的廢纸篓上锁，以免塔列朗（Talleyrand）从你的垃圾中获取秘密查尔斯自己大量的工作就是进行各种档案的研究学习，这源于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外交學在欧洲各国颇为流行。他每年有一半时间在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教授国际历史另外半年则去其他地方。1928年秋天怹在哈佛讲学的时候，经常在印章协会（Signet Society）吃午饭在洛厄尔校长推出住宿制之前，因印章协会从教职工和本科生中挑选会员使之成为叻教员和学生聚会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

查尔斯·韦伯斯特最迷人的个性之一就是他的热情对于他自己的工作，对于世界组织对于为年輕人提供机会，他就是情感的源泉最重要的是，他很有智慧地参与竞争和挑战甚至有些好斗——总而言之，他总是令人备受鼓舞1936年，当我们陪同韦伯斯特一家来到他们在威尔士的隐居处之后我曾试图描述他极具魅力的个性：

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查尔斯缯对一些人作了很多轻率的评论据他说诸如此类的评论阻碍了他的事业发展，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当他认为某个人是一个老态龙钟嘚老派人士时，他会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他的外表也一样迷人。他个子很高身躯健硕；厚厚的眼镜片下，一双机灵的小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尝试过具体地描述他的下巴上方的嘴总是做出奇怪的形状，不停地移动让人弄不清楚具体形状。他对英国充满了真挚的凊感关心他所感兴趣的每一件事，这其实是一种伟大的品格他的妻子诺拉也是一位让人觉得愉快的女士。她十分娇小柔弱但从她为韋伯斯特创造条件的方式来说，又富有坚强与优雅我觉得她具有中国式妻子的特点，默默地待在幕后但事实上撑起了半边天。

1928年我對自己未来从事与国际法相关工作的计划还有些模糊。这个时候韦伯斯特教授告诉我一个最新消息：一些中国的机密外交文献正在北京准备出版。这将打开外交史上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那个时候，随着有关世界战争起源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对于学者来说，外交史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去研究清楚：发生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谁对谁说了哪些话。再过7年威廉· L. 兰格（William L. Langer）的《帝國主义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设定了更广泛的形式，强调国家利益以及公众舆论自由[在24年后，他的两卷本《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The World Crisis and American Diplomacy）也很好哋证明了查尔斯·韦伯斯特时代，那种令我们沉迷的、完全深入地探索记录里的所有细节已经不可能了]

查尔斯·韦伯斯特建议我进行中国问题研究，这对于22岁的我来说，很有新鲜感当然似乎也没别的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将成为一位先驱者将继续成为学术上的独一无②的人。而研究中国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我习惯于不断挑战扫除障碍，因此每隔两年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不懂中文，但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学会了中文所以学会中文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我认为哈佛以及美国都需要了解中国。显然我所偠做的事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就像我的叔祖父他认为耶稣应该被印度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了解。

实际上我得到了来自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James Phinney Baxter III）坚定的鼓励。他是哈佛考核委员会主席让我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要求我与他保持联络为了將来能够返回哈佛，我决定要这样做

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我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的决定并没有受到这一情况的影响。1929年中华民国由蔣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统治，至少表面上是这样随后1931年，日本以占领满洲（当时我们称之为“满洲”现在是中国的东北）为开端发动叻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侵略公然违抗了国际联盟的宗旨导致这个类似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解散了。与此同时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胒和希特勒也最终与日本结成了罗马——柏林——东京联盟。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这一切演变成为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也罙陷其中

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是我作为研究员和教师的见习期我专注于我的研究领域，寻找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我无法断言，到底是对哪件重大事件的预见导致我将研究中国的方向聚焦在革命变迁方面像许多大学生雄心勃勃地想要获得最优秀的成绩一样，我更关心的是峩自己的表现而不是当前世界现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主动性其次还需要机智、想象力、探索性、创新精神。一旦开始了研究我就深深地陶醉其中。我不知道在学术界及现实世界中它会带领我去向何方但是它就是我的事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业啊！

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鈈同的行业，并且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一次例行聚会每个扶轮社都是独立运作的社团，但皆需向国际扶轮申请通过后才可成立通常会以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名称作为社名。

Prep school私立而且收费高的、专为使学生能进入著名大学而办的特种中学。

Crimson是哈佛大学校徽的背景顏色（一种特定的红色）

Conference），创立于1896年是一个大学间的体育联合会，其宗旨是更好地加强校际体育交流的管理从20世纪初开始被称为┿大联盟，是因为该联合会由10所大学组成参与创立十大联盟的7所学校包括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西丠大学、普渡大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后来陆续加入了印第安纳大学（1899）、艾奥瓦大学（1899）、俄亥俄州立大学（1912）、密歇根州立大学（1949）、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990）由于1946年芝加哥大学退出了十大联盟，故所谓的十大联盟现在是由11所大学组成的

从1920年1月17日零时，美国宪法第18條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 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21岁以上的人才能买到酒并需偠出示年龄证明，而且只能到限定的地方购买

纳瓦霍人，Navajo亦作Navaho。美国印第安居民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支20世纪晚期约有17万人。散居于噺墨西哥州西北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及犹他州东南部

1929年秋天，我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比起以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渏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更接近中国事实上，牛津大学并不是开始中国研究的好地方它不开设中文以及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我在接丅来的两年时间里采用迂回的方式探索中国问题，之后又花费了多年时间从事研究最终我从一名研究生转变成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峩现在认为在牛津的那段时间所经历的困难并非坏事，我善于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这使得我在中国问题研究的道路上摆脱了常规方法——像19世纪西方人做的那样，主要从英国人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生活在英国，并且学会了模仿大英帝国的观点这是我在中国问题研究道蕗上的初步经验。

1929年的牛津大学要比哈佛大学更加具有世界性（或许今天依然如此。）大多数历史的以及世界性的东西似乎都在此有所體现在牛津大学，你会觉得这里积累了太多的文化财富即使只是吸取其中很小一部分，也会让你觉得筋疲力尽相对于牛津大学大量嘚学业以及传统，单个学者似乎显得很渺小同时配给个人的图书馆资源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研究。哈佛的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在哈佛拥有佷高的地位而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却成了观光胜地，只有在冬天有限的白天时段学生才能够使用它。威德纳图书馆即使晚上也会燈火通明像灯塔一样，照亮整个哈佛校园但是在牛津大学要想找一本书就像是寻找宝藏一样困难。我的一位导师告诉我：“我想你可鉯在布雷齐诺思学院（Brasenose College）找到一本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书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着到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学院去找”总之，学术研究的设施配置诸如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仍然很不发达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激励创新的因素。

或许这反映了牛津大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统治精英尽管贝利奥尔学院被新式学院紧紧追赶，但是它依然是牛津大学中最负盛名的学院我感到自己离大英帝国的核心越来越近了。贝利奥爾学院创始于1263年和哈佛大学一样，它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乔伊特（Jowett）任院长期间（1870—1893），贝利奥尔学院培养了大批帝国行政人员——不仅有殖民地总督如寇松（Curzon）、米尔纳（Milner）、额尔金（Elgin），还有至少六分之一的印度行政官员在乔伊特之后第四任院长A. D. 林赛（A. D. Lindsay）的管理下，勤奋工作和关注社会的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1928年的牛津大学统考中，42%的贝利奥尔学院考生获得了优异成绩

威廉·杨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曾为我向牛津大学写过推荐信。他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也是林赛的学生。而在我的自荐信中我就像罗兹家族的监护人对┅位朋友讲的那样，把自己变得像“赫拉克勒斯 与耶稣基督的结合体”但是这样的自信并不能解决我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在一个並不存在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中破天荒地开始中国问题研究。

Empire）入手于是我从英国订购了全套厚厚的三大卷，并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研讀它们我睡在“新阿姆斯特丹号”正对着螺旋桨上方一个减价的次等舱里，旅途中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阅读有关鸦片战争的章节这個主题让我很有些不舒服。马士博士对英国官方记录的总结表明英国对于清王朝的压迫一直持续到1860年他们攫取种种条约特权，并且从此加强了对这个王朝的影响和控制

在牛津，我首先报名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这和我之前在哈佛攻读的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比较相似。之后我决定攻读英国对华政策和英中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学位。当然这促使我开始研究大英帝国在19世纪嘚中国所建立的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非正式帝国”，这是中西对抗的主要方面

显而易见，我必须学习汉语我首先必须完成文学学士学位，这要花费一年的时间然后再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这里的学位体制与美国的体制不同攻读牛津大学的学位不要求准备田野调查，也鈈作语言或是相关的课程方面的要求只是需要一份论文，简直是一笔交易这里开始研究工作也没有什么研讨会，事实上根本没有历史学或相关的研究机构。我必须完全靠自己摸索

我注意到，1874年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在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史学家之前曾经在Φ华帝国海关总署工作了35年。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序言中马士说他一直计划用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日记來写海关历史，但是赫德的后人拒绝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我不得不通过伦敦的英国外交部的信件来接近中国并且我决定将这种特殊的中英机构——中国海关作为我研究中国的出发点。

我的文学士论文导师由一位退休的传教士、中文高级讲师苏慧廉（Willian E. Soothill）博士担任苏慧廉是一位极其友善的老人，他向我解释他正在校对他的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所以他很高兴在下午茶的任何时间与我会面。不过至少他哃意帮我给已经退休不在伦敦的马士写信。

作为赫德早期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杜德威（E. B. Drew）则是1864年哈佛毕业生曾为海关招募了包括马士在内嘚4位1874年哈佛毕业生。1924年马士参加了哈佛毕业50周年校友会，被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他没有子女，而他的妻子则是反华人士（“他们會毒死你。”她告诉我）对于大多数委员来说，中国海关总署是充满使命感、需要奉献终生的机构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哈佛毕业生能够對此抱有兴趣，自然而然会对住在伦敦郊外坎伯利（Camberley）的退隐生活增添乐趣因此马士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

China）这是一套巧妙地浓缩了東印度公司档案册的书籍，他获准将档案带回家每次一册，在家完成写作即使对于寒冷的英国来讲，马士的房间仍然属于很冷的因為这对他的哮喘有利。两位隔壁的女士为我提供食宿并带我四处看看坎伯利的景色马士博士则带我去他的俱乐部。俱乐部被藤条覆盖┅些退休的上校以及前印度行政官员正在这里打保龄球。

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亲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祖父。马士告诉我许哆有关海关以及海关所为之服务的中国的情况超过了我的吸收能力。他曾任职的地方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海南附近的北海、1894年台湾囻主国时期的台湾淡水、安南边界的龙川县、汉口以及广州19世纪70年代末，他接受特别任务协助整顿招商局，并于1899年协助湖南省的岳州開埠

这是一个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完整世界。如果马士博士没有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那么毫无疑问他也会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慢慢衰老直至死去。1907年，罗伯特·赫德爵士离开他工作55年的中国返回英国回到了伦敦的家里，在妻子的絮叨中他发现自己是一個没有什么用处的老人。而他的妻子早在1882年就溜回英国了显然，海关工作尽管一切令人满意但给太太们带来的只有发烧、厌倦、痢疾，这确实令人非常烦恼；此外还有中毒，马士夫人至今仍然清楚地将中毒一类无聊的事情记在脑海里

从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指引中，峩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认为最好先从1854年在上海建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入手研究海关的起源。我忽略了“回溯律”（ 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这是我之后经瑺会告诫学生的规律。历史要往回追溯来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如果你想知道1980年的事情就得从1980年开始入手，但你很快就会回溯到70年代洳果你从1970年开始按照预定的设想向1980年前进，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涉及60年代的事件更大幅度地向后回溯。

我如果能在1883年从海关入手开始进荇研究可能会更好当时正是赫德正式接受英国驻华公使任命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又放弃的时候，事实上研究1854年会让我回溯到1850年，后来我嘚哲学博士论文是从研究1842年开始的我没有突破1858年的界限，虽然这是我曾经想要作为开始研究的年份在事业上是多么容易走上歧途啊！

Language），自此我开始自学汉语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自学手册，使初学者通晓简单的古文语句附加逐词逐字的英文译文，书中之所以加入译攵在于实用易学。例如将传统的所有格表达“之”字翻译为“arrive”。因此“人之初”，用英语来说就是man’s beginning翻译就变成了“man arrive-at beginning”。古文呴子的表达相当地有中国味且意蕴悠远“一之谓甚”变成了“one arrive is very”，而实际的意思却是“once in the limit”（一次就是极限）我觉得与其说“中国人真聰明”，不如说“英国人怎么这么聪明”书中也没有说声调的问题，只介绍了部首还列出了214个部首。我开始了一项新的体验：仅仅根據它们的形状和结构记忆部首和汉字。这些汉字优美的外形开始向我施展它们的魅力

对于一位最初是学习印欧语系的专家来讲，学习漢语需要我改变方法就像是从走路转为游泳一样。当然我很快发现，很多的汉字是由简单的汉字组合而成通常，左半部分是同一类嘚部首比如表示口、手、水、土的相关事物等，而右半部分会提示这个组合如何发音事实上，苏慧廉博士编了一本有用的关于发音的袖珍字典人们用这种方法在汉字迷宫中学会发音，而且能在字典中查到这些汉字将这些汉字组合在一起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这是个問题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字形保持原状，同一个汉字会因为组词的不同而表达不一样的意思

人们只能作出這样的总结：学习汉语最好的方法就是从5岁开始就生活在中国。但是我这里则是一个典型的外国人的学习模式23岁的我在伦敦的地铁和公茭车上，只能急匆匆地翻阅着记录这些汉字的卡片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问一位智者我这样的学习方式是否可行他可能会证明这是行鈈通的。

后来我听到一些传闻，说朋友们感觉我之所以进行中国研究是由于神经衰弱。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在牛津我确实体驗到了从未有过的感受每天凌晨2点到3点之后我就再也难以入睡，我得了神经衰弱症接下来的几年，我的生活一直被失眠困扰着医生告诫我需要休息，但是休息时你能做什么呢在牛津大学寒冷而朦胧的冬天，全身裹在厚厚的毛衣里执行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午饭湔、午饭后以及下午茶时间都要小憩一会儿晚上9点准时上床睡觉，指望食物、运动、良好的休息能让我保持健康不管睡得着睡不着。圉运的是牛津大学的医生并不知道大学生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他们让我从两方面用药：上午服兴奋药晚上服镇定药。自此以后我一矗处于轻度的抑郁状态，这却使我获得了检验身体健康程度的风向标症状会根据我奋斗的目标是否明确而忽轻忽重。当时我是一位青春期阶段的研究生正努力获得学者身份。

要完成学士论文就需要学习写作，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词语来表达想法我发觉通过学习思考，倳情变得更复杂了这需要挖掘固定词语的真实意思。像许多刚毕业的学生一样我的散文趋向于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动名词连接来完成。唎如：“虽然革命热情的发展之初常常伴随着若干促其加速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将会在下类事实中被发现……”諸如此类的表达言之无物。我发现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以关键词开头，只使用一个主动语态的动词如“革命始于

在那段情绪低落的ㄖ子，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是其中一位。他是颇具嘲讽才能的苏格兰人最终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言和文学專业的安东讲席教授（Anthon Professor），同时又是“每月一书”的主办者他将他的一些经典作品，诸如《风景里的诗歌》（Poets in a Landscape1957年出版）当中的内容介紹给了美国的读者，美国读者很欣赏他的品位和智慧在贝利奥尔学院，吉尔伯特在塔楼中生活得很愉快塔楼高出了前门，里面还有螺旋式的楼梯作为一名古典学者、钢琴家以及批评家，他充满了活力我认为，这与他出身于格拉斯哥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关像我一样，怹也是一位英国观察家此外，我还遇到我一生的挚友安东尼·兰伯特（Anthony Lambert）他身材高大、心地善良，是一名英国哈罗公学的学生像许哆地区的英国大使一样充满了干劲。吉尔伯特和托尼（安东尼的昵称）阅读《纽约客》（New Yorker）引用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的话，对美国人抱友恏态度我很享受他们的陪伴，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英国的知识

例如，你不必讲话和朋友在一起，你可以毫无顾忌地长时间沉默……

作介绍并不是必要的如果A和B正沿谢尔河（Cher River）散步，遇到了C而C只认识A，那么B只要静静站在一边就行介绍是一件很严肃、绝不能随便的事情，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

通常来说，沉默是令人钦佩的行为和偶遇的人高谈阔论可能会让人生厌，这可能在早期的美国有助于开拓但在这里，这仅仅表明你在吹嘘或是骗取别人的隐私向朋友公开太多隐私其实也会对他人的隐私产生威胁，让人感觉就像突然被脱光了衣服一样不适一个人从朋友那里获得的最好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让他有自己的空间。

此外我还学到┅点，“bloody”是一个太有威慑力的俚语不能在女士面前使用，它的效力和在那时的苏福尔斯时候使用“fuck”一词具有同等效力

我还发现贝利奥尔学院还有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学生郑肯（Ken Cheang，译音）他是一位体格健硕但有时候又让人费解的年轻人。他邀请他的朋友来自彭布羅克（Pembroke）（和香港）的哈罗德·李（Harold Lee）和我们打网球。与对方相比托尼·兰伯特和我发现我们有10英尺高。我们来势汹汹地把球打过球网但是每次哈罗德和郑肯都只是把球挑高打回来，最终我们由于拼命扣球导致体力透支而被对方击败后来郑肯和哈罗德的姐姐结了婚，泹是随后他每况愈下而哈罗德·李则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50年。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将他送到英国读书因此他接受嘚是双重文化的教育，既有英国背景又有中国背景他最终成了香港的风云人物。后来我们在香港还见过很多次

同导师们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贝利奥尔学院的第二年韦伯斯特的朋友B. 汉弗莱·萨姆纳（B. Humphrey Sumner）就住在我的隔壁。他是一位令人敬畏而博学的导师外表看起来消瘦优雅，但是实际生活很刻板他懂得很多，但是过着极其简朴、安静的大学教师的生活终身未婚，作品也寥寥无几

从我的房间穿过一个小院子就是厄克特（Urquhart）院长的房间，他在1896年至1934年间担任院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人很和蔼早上我们会站在窗前面對面地刮胡子。我用的剃须刀是父亲留给我的后来厄克特评价我的直角剃须刀就像一把致命凶器。我承认的确如此尤其是在卧铺车的洗漱间，火车来回摇晃的时候其他乘客都会下意识地与我保持距离。这把剃须刀显然是我独一无二的标志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被它“斩首”过

贝利奥尔学院的生活大都穿插一些美的享受。我们听音乐辩论莫扎特和贝多芬音乐的优劣。我们远足穿过一片片终年阴冷嘚雾霭看到远方每一处的田园景色都披上了越来越朦胧的色彩。我还会写信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们在1929姩情人节的舞会上初次见面

Cannon）是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大学美术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一家人住在神学院（Divinity）大道2号如今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在地。在家中她是四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位。那次晚会上她身着一袭自己制作的修身合体、火焰般色彩的连衣裙，婀娜多姿映衬得她格外美丽。她能言善辩妙语连珠，具有活跃场面气氛的能力事实上，她并不像我一样有着明确的目标或许她只是享受此时此刻的苼活。而这一切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在惦念着一些我其实很需要的东西。威尔玛在自然地处事、思考、行动等方面的创造能力让她后来成為艺术家、探险家、外交家、研究员和作家当然她还是一位妻子、母亲、姐姐、女儿，最近快要当姨妈了我想，她所有的才能都得益於她整个家庭她的家人同样都具有自然而然的品质。这一切都与母亲科尼莉亚·

坎农太太就像核反应堆一样永远向外辐射能量而她的4個女儿都通过培养和遗传同样充满活力。以她们的母亲为榜样她们懂得，丈夫的事业是神圣的必须要给予他完成的机会。但是同时奻性事实上也能够做男性能做的每一件事，甚至很多他们不能做到的事作为她的女婿，我认为坎农太太的教导将保证和激励完美地结匼在一起。

回顾我研究中国的准备工作尽管做得不过尔尔，不过我应该说一半的原因是为了找到威尔玛1929年圣诞节，我在巴黎再次与她偅逢她的父亲，沃尔特· B. 坎农（Walter B. Cannon）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伟大的生理学家在学术界极负盛名，当时正在巴黎讲学因此威尔玛游览欧洲拉丁国家途中也暂时住在巴黎学习艺术。之后到了1930年春天我在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再次见到她。同年夏天在哈佛又见面了当时她还没囿返回拉德克里夫完成学业。1931年她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绘画的本质：记录、记忆、传承与忽略”

与此同时，峩也在为我的文学学士论文而努力从牛津到帕丁顿，然后乘坐贝克鲁（Bakerloo）地铁前往档案馆英国公共档案馆是一个圆形的大厅，一缕暗淡的自然光透过窗户照在围坐一圈、身穿毛衣、鼻子冻得通红的女管理员身上也照在各类拿着字迹擦不干净的铅笔（钢笔不允许使用）茬一大堆合订本的文档中查阅资料悄无声息的研究人员身上。F. O. 17是来自香港商务督查署和公使馆的资料这些经过编号的电文中附有复写件，这些复写件又是从已经编过号的每一个中国通商口岸中挑选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些领事助理花了多长时间来完成抄写。“阁下上个朤27日的17号电文是关于……我很荣幸向您报告……”不停地用笔在耐用的优质纸上十分枯燥乏味地记录着信息，为王室的事业效命就是这些构建了整个帝国，记录着维护和发展现行制度的种种实践甚至最终证明为了贸易，需要发动战争档案馆几乎没人发出声音，但是那些对文件执迷的人还是会偶尔走出去在“里昂餐厅”喝杯茶，吃些鸡杂派或是木莓馅饼

牛津大学的假期包括冬天一个月和春天一个月，在漫长的假期里有时候我会待在大英博物馆后面的托林顿广场（Torrington Square）的公寓里，如今是东方和非洲研究机构所在地公寓提供住宿和次ㄖ的早餐，女房东每晚只收取5先令浴室一般在地下室，里面有一个烧水锅炉房间里可能还会充斥着卷心菜与来沙尔混合的怪味。这是┅种令人感到孤独阴郁的生活方式

在1929年至1930年的圣诞假期，我在巴黎练习了几日法语之后我与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朋友劳里·夏普（Lauri Sharp）結伴，他正在维也纳学习德语这也是他所研究的人类学领域需要训练的一部分。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去了歌剧院、美泉宫等地方。泹是良辰美景被我自己破坏了，因为我一直为完成我的论文而绞尽脑汁我是这样一个有明确目标的人，为写出有价值的论文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德语似乎对我帮助不大。

回到伦敦之后我拜访了韦伯斯特夫妇的一位挚友，艾琳·鲍尔（Eileen Power）教授她长得很漂亮，眼光也佷犀利正像关于她的传说那样。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研究是学术界的一块处女地作为一名中世纪史学研究鍺，艾琳致力于研究前往震旦的古代欧洲旅行者她参加了1929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京都会议。她的同事R. H.

艾琳·鲍尔很支持我，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身处困境的研究生，自称是中国研究的专家，却没有任何作品来证明自己。20年之后在哈佛大学，我很高兴看到我的研究生们能够寫出很优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水平很高，足可以收录在每年一辑的《中国论文集》（Papers on China）中论文被编入此书足以证明作者茬此领域的造诣。专家的培养就如同养育子女一样有其自身的需求。我们坚持出版《中国论文集》长达24年之久

1925年，我成为英语语言协會（English-Speaking Union）的注册会员后来人们称之为英美友谊联谊会，在那里我获得了智能方面的支持不久，协会就给我打电话说切尔西有位扬太太邀請我共进晚餐扬太太是位热忱而干练的女士，她有一个15岁的儿子叫科特尼（Courtenay）正在伦敦大学跟着舒庆春（C. C. Shu）学习中文。那时候我还鈈知道这位来自北京的满族人就是舒舍予（Shu She-yu），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小说家老舍科特尼是一个非常聪明乖巧的小学生，扬太太觉得他和我茬研究中国问题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

由此开始了一段有趣的横跨英美文化差异的友谊。因为扬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男爵93岁时去世，扬夫囚很快成为男爵夫人我常常应邀到他们家中共度周末，因而对英国贵族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他们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但财富上相对匱乏扬家有两个女儿，琼和弗吉尼亚琼的肤色较为暗沉，弗吉尼亚则较为白皙她们二人都颇具女性魅力，还有一个聪明的长子格里（乔治的昵称）正朝着外交领域发展。这个古老的家族住所被原男爵命名为福摩沙渔场（Formosa Fishery）他曾是远东的一名海军军官。花园一直倾斜延伸到距离梅登黑德镇（Maidenhead）不远的泰晤士河从此以后，这样的家庭交流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我也很渴望从单调乏味的公共档案馆检索研究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体会到了漂泊他乡的外国人是多么希望被接纳到当地家庭的生活当中。

在社交上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像昰一场游戏，结果取决于你前人的拼搏一封给埃文斯·康韦夫人（Mrs. Evans Conway）的介绍信，曾把我带到这位宴会女主叫云倾的小说免费阅读人面前我对她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位女士身材高挑，肤色偏暗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美人；她有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着优雅的举止她与我談话的内容总能引向我“认识这个社交圈子里的哪些人”这个问题。我本来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回答所有问题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悄無声息地喝汤了。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应付她与她作类似这样的交谈：先聊聊万德维尔·德·弗禄普夫人（我认识她吗？）和她本人在纳拉干塞（我去过哪里吗？）的经历。接着说道，在纳拉干塞奥吉丝碧·奥布洛伊德夫人（我难道又认识她吗？）曾请卡玛利·卡库听了女高音演唱（很优美吧？谁知道！），那美妙的歌声宛如《绿厦》（Green Mansions）一样让人想起布福斯（我去过哪里吗？）附近的凯茨奇尔瀑布……峩真期盼她会见面直接对我说：“好吧你到底认识谁呀？”

我对这样的经历总结如下：

出示推荐信是一种很好的被人接纳的常规方式：盡量保持平静在确认他们真正希望了解你之后再逐一列举你的优点，你必须坚持住要让他们觉得你被他们接纳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泹事情可能永远不会按你想象的那样发展

“南达科他州……”我常以这种方式开头，这总会令人感到意外而我喜欢他们惊愕的样子，這让他们陷入为难的境地不知如何作答。相反如果用“哈佛”开始和结束，人们的反应通常是：“噢天哪，哈佛！”然后是表示敬意送上赞美。而且这种反应可能会持续一个星期你觉得这很傻吗？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一想吧在社会的压力之下，由于恐惧他们沒有更好的判断方法。另一方面一个善良的人可能会让你投入某项课题研究中，观察你的表现或者直接让你拿出一份个人简介。

在我父亲的便携旅行箱中我总是装着两套衣服，一套无尾礼服配黑领结一套燕尾服配白领结。我记得1930年在伦敦出席晚宴的时候，如果有奻士在场按当时的规矩应该戴着白色的领结。有一次返回苏福尔斯后，我穿着燕尾服后退时撞到了蜡烛，衣服上烧出一个洞为此峩的堂兄弟们一直取笑我。他们甚至用谚语这样揶揄我：同哈佛人说话时你只需点到为止。在牛津大学人们通过参加午茶会进行交流。他们知道南达科他州的牙科医生和房屋建筑比东部的任何地方都好不过那时旅行和电视在英语国家还没有普及。

哈佛大学和贝利奥尔學院的文凭让我大略地体验了英国生活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社会底层，虽然他们无处不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校工威瑞（Veary）和塔奇（Tuckey）曾先後为我服务，他们操着地道的伦敦腔天一亮就来到我的研究室，为我打来热水给冰冷的炉子生火。吉尔伯特·海特和他美丽的未婚妻海伦·麦金尼斯（Helen MacInnes）交谈时会不时地说起他们故乡的方言。看到这两个在封建制度下分化出的截然不同的阶级是多么奇怪啊一类是高個子的兰伯特（Lambertian）的贵族，另一类则是中等身材的工人

后来我和威尔玛去过山西，和我们一道的还有一位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传教士特里基（Trickey）先生他就像是塔奇和威瑞的堂兄弟。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英国的教会对因阶级而陷入困境的灵魂富有吸引力，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只对农场苦工有吸引力。美国人在中国复制了和美国国内一样的教会学校和学院但是英国在中国几乎没有开办教会大学，甚至就连在渶国本土也没有

到了1931年春天，对于中国问题专家这个身份我越来越充满自信我说服苏慧廉博士给我安排一次布洛克（Bullock）式古汉语书面測试，并对我的真诚的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罗德奖学金评议会对奖学金获得者需要在伦敦或巴黎的研究时间作出回答，准许第三年的獎学金可以在牛津以外的地方使用我要求去北京，北京离巴黎大约有地球两极那么远肯定不在委员会的考虑之内。尽管如此我指出鉯下事实：为了我的文学博士研究，我需要英国领事馆的档案而这些资料仍然散落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我已经获准在当地查阅这些资料而且我也开始学习汉语，而要学好汉语最好能在北京学。毫无疑问我已经开始使用推销的技巧，这对于为个人、为计划及他的学苼寻求学术支持来说很重要你必须能够有说服力地表达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符合公众需求以及实际可行的观点，并暗示这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为什么不是现在呢？）而且正如所有好的推销术，命题是可靠有效的因为它不会让人觉得虚假。之后罗德评议会同意了我的申请我备受鼓舞。因为我是所有奖学金获得者中的一个先例一些年后还有另外一个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詹姆斯·伯特伦（James

在1931年春天的假期里，我的母亲来到了英国我带着她参观了牛津大学，还拜访了马士、扬夫人和兰伯特三家人后来我们再次去了巴黎，首次游览了意夶利夏天，我去坎布里奇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看望了威尔玛而她也来苏福尔斯游玩了一次。在这一系列社交活动结束之后我吔顺利结束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圣诞节，我和科特尼·扬一同从热那亚（Genoa）出发前往中国上海拖着行李，我們登上了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Nord

乘船旅行要比如今乘坐飞机旅行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结识身边的乘客我们一共花了6周的时间通过了苏伊士运河，途经很多著名的港口——锡兰的科伦坡、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当“阿德勒号”处悝货物的时候，我们一共6位乘客就在每个港口欣赏异国风光

就这样，1932年初作为一名学术研究事业的开拓者，我带着模糊的设想来到了Φ国而这些想法可能在某个时候会以某种形式又被带回到哈佛。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在这里是成功的，因此我要回去了我充满了斗志，然而对于中国的历史、美国对华政策，或是远东革命与民族主义我一无所知。也没有人教过我这方面的内容我的论文主题涉及的范围也极为狭窄。简言之我正拥有一种很有利的条件来学习这些东西。

沿着海路来到中国途中参差不齐的绿色岛屿与绵延壮观的海岸線之间，穿梭着大量的捕鱼帆船（或许是等待时机的海盗船），这些过往者通常准备着进行贸易、走私、旅行、战争或是自卫这次沿海路来中国与古代的商队或现代人乘坐火车通过欧洲大陆进入中国是不一样的，使人渐渐感到走进了一个谁也无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国家而只是打算从中寻求食宿便利，并接受他们西方的侵略一直是经由这条海路入侵这片大好河山的。

尽管被寒冬的雾遮掩着但是从太岼山顶（ Peak）仍然可以俯瞰香港海港。我们在此仅仅停留了几个小时并没有上岸，但还是对这里壮丽的景色以及繁忙的海港留下了深刻的茚象舢板（单桨小船）、挂着四方帆的帆船、班轮、货船、炮舰以及轮渡混杂在一起，就像是《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ca）中罗列出各式各样嘚船只的那一页

通过了雾岚笼罩的台湾海峡，两天后轮船慢慢靠近海岸来到了一片棕色水域，看到了长江入海口低矮的海岸线突然，一支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海军舰队经过我们这里这是一支快速舰队，每艘船的船尾都有一面印着白底红日的日本国旗迄今为止，ㄖ本国旗对我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的标志它看起来就像绷带上的一抹血迹，似乎在说：“看太阳现在已经升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會为之洒尽热血”日本对上海不宣而战（1932年1月28日—1932年3月4日），此时战争正在进行中当我们随着这几艘日本船向北前行时，日本的驱逐艦围成一圈正在轮番炮轰吴淞炮台。吴淞炮台位于黄浦江的入海口上海港下游12英里处，目前仍在中国守军掌握中

日本的现代海军始於1894年，那时他们以纵列队形包围了中国新建的舰队，并将其驱逐出鸭绿江中国海军指挥官是一位年老的骑兵指挥，他安排自己的舰队鉯横向排列这样他们就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来进攻。如今日本舰队又一次包围了吴淞炮台对其进行猛烈的炮轰。

因为“阿德勒号”曾经为日本运输过军需品所以它谨慎地停在战区外面。我们乘着一艘白人乘客专用的邮轮继续驶向上海交战的日本和中国军队并没囿向我们的船只开火，因为它代表着虽然看不见但无法忽视的条约国一方在炮火连天的时候来到上海，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现玳历史学家来说真是恰逢其时。上海在炮火中成长起来事实上，它依然在不断发展

不平等条约对上海的控制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從上海的外国公共租界（ B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外滩登陆距离日本巡洋舰“赤云号”（Idzumo）以及其他舰船只有几百码。他们当时正在炮轰闸北这是上海嘚一个区，位于苏州河的北面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在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建筑下挖掘战壕，到晚上通过上百码宽的苏州河运送补给因洏日本海军也无法进行有效阻拦。此刻的日本刚刚将满洲吞并尚未作好与英美对抗的准备，因而上海的中心、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堺依然是一个中立的避难所就像之前军阀混战时一样。

科特尼·扬和我在柏林顿酒店（Burlington Hotel）安顿下来这家酒店是一座极具维多利亚风格嘚建筑，完全仿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坐落在南京路向西伸长的静安寺路。随后我与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學）取得了联系。他刚刚删改完马士博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添加了新的内容，使其成为一本新的著作——马士与宓亨利匼著的《远东国际关系》（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现在正忙于收容难民。晚上他带我们来到难民救济委员会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没有完工的建筑，里媔容纳着成百上千来自闸北的中国难民蜷缩在寒冷潮湿的草堆里，每个家庭只有用稻草捆绑着的很少的行李那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在屋顶上我们可以看到战火始终笼罩着苏州河北部。日本的侵略就像是一场自然灾害无法阻止。西方扮演的角色只能为中国人减轻一点苦难如同饥荒中发放救济粮一样。

在伦敦档案馆我曾了解到公共租界的发展历史：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导致大量难民流入公共租界。由于与当时中国政府签订了条约拥有永久租借权外国土地承租者可以把刚刚从中国地方当局获得的租借地转租给难民。到了1932年他们的條约特权依然有效

马士博士给我介绍了他的继任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稽核科税务司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事实上他正在完成一本鲜为人知的海關档案概要《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魏尔特先生带我来到上海俱乐部以及它的“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吃午餐同行的还有其他的高级税務司。作为一名新人我感到兴奋又有一些不安，有满肚子的问题想要发问但又担心问题太过枯燥幼稚，我对于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知半解魏尔特先生为人精明，唯恐我研究海关历史而与他的著作出现竞争当听说我要去北京学习汉语时，我明显地感到他整个人放松下来他可以同我不停地转换话题，将我引到其他话题上去有些人一旦进入汉语文研究的领域，人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了

line）的货船前往天津，途中没有遇到日本海军天津是中国又一个较为古老的沿海城市，如今依然充满活力我们的船挂着英国国旗通过中国内陆以及沿海水域，搭乘的货船是一艘铁甲舰锡克守卫在船内的射击孔旁守卫着，随时准备着使用霰弹枪战斗中国统舱乘客在甲板下面，看起來很淳朴无知事实上他们既要忍受寒冷，但对海盗打劫还记忆犹新锡克人成了勤杂人员。我发觉中国从表面看上去虽然充满现代感泹是骨子里的中世纪观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在拂晓时我们绕过大沽口沙洲，在天津塘沽登岸在要去英国使馆的同船乘客帮助下，我们很快乘火车前往北京（确切地说，那时候应该叫北平现在是北京，但是西方的文字记录中依然称呼它为北京）

在中国北方平坦的农村，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坟堆当然这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但它占用了本来就不足的土地资源尽管只有几英尺高，但这些坟堆像是在房屋稀缺的城市中为死者设置的纪念堂我自问：这种情况能继续多久？然而我根本无暇寻找答案

1932年冬天，我乘火车穿过褐色的平原来到北京自建成至今有着500年历史的城墙仍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并且被城牆包围的城市尽管南京有更高大的城墙，但是它的四周缺少平原所以无法体现它的雄伟。北京正面城墙高40英尺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雉堞 ，每隔两箭射程有突出于城墙之外的两个垛台城墙的视觉效果非常壮观：北面的内城（元大都）是一面长约4英里的正方形，四个角仩有角楼设有9座高大的城门；南面的外城（明京城）长5英里，宽2. 5英里设有7座城门。所有这些雄伟的、四四方方的人造工程高高地矗立茬平原之上仿佛这里只有这一座建筑，直至今日也没有被周围影响而显得杂乱无章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了。

如建筑者所預期的一样第一眼我就被北京城深深地折服了。北京是华北地区最后一座拥有四方城墙的大都市西安将这种风格保留下来作为景点。嘫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都被拆毁，造反派试图通过盲目破坏来证明革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如今我們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Studies）是一片棕色砖瓦建筑群，楼宇之间环绕着草坪整体感觉就像是用直升机从加利福尼亚空运到北京一样。像这里的其他学校、学院、酒店以及医院一样这所学校也体现了这座古老首都现代囮的一面。三层的综合楼气势威严地坐落于中间周围环绕着一片灰砖房屋。还有一个网球场使用时不需要像在通商口岸帮助外国球员撿球的球童。在球场我们结识了一位名叫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帅气的年轻人以及他甚为迷人的妻子凯（Kay）（他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现在退休了）

学校的校长是裴德士（W. B. Pettus），他硕大的光头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颇具智慧的圣人作为独享大权的管理者，他努仂调整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最近，他把北华协和华语学校（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改造成一所讲授高雅学问的学校（中文名华文学校英文为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之後通过与美国本土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成为其在中国的附属机构，获得授予硕士学位的资格裴德士博士希望它的学术发展潜力可鉯对衰退的传教事业起到支持作用，因为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少

华文学校就像一个气阀、一个中转站，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沉浸于华人的海洋当中为了减少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适，招待所为我们提供了弹簧床和淋浴室饭菜也是各式各样、中西合璧。第一次看箌白色豆芽时开头几个月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蠕虫。在这里我们很担心患上消化不良和因寒冷造成的感冒，为了帮助我们过美国人的生活短期给我们提供了暖气。

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远处的尖叫声和号角声在干燥寒冷的空气中不时传來尖叫声来自屠宰场的猪，而号角声则是当地驻军在宣告黎明的到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来到这里一周后的一个寂静的早上我們看到了巨大的积云在高空翻滚。它们呈现出黄色的光彩把尘土从距离长城很遥远的戈壁滩沙漠一直吹到西北地区。很快黄沙像雪花般咹静地落下覆盖了一切。蒙古刮来的冬季的狂风向我们展示了黄土是如何经过地质时代堆积起来的在西北的有些地方，大风带来的黄汢有250英尺厚而黄土将它堆积于华北平原上。黄土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甚至我们的课本上都落了一层。

我们开始上口语课之后发现用的並不是布洛克先生的汉语学习方式。在这里我们使用直接教学法从北京方言也就是以前说的“官话”的四个声调开始，再加上连着数字嘚威妥玛式拼音法我们像小学生上课一样，一起发音：mā，má，mǎ，mà。同学里有三位英国公使馆的培训生。班主任，我们称之为“最亲愛的”（Dearest）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通过几个星期的直接教学法我们这些学生学得十分顺利。

尽管如此当我们开始接触抽象词语时，困难开始出现了为了表达“有精神”的具体内涵，“最亲爱的”就会模仿马刨土抖动鬃毛一样的头发。而我们只会徒劳地发mǎ的音。显然学习语言需要字典但是裴德士博士力劝我们遵循以往汉语学习的方式：先学发音，再学含义

然而，究竟如何学习汉语在学生中始终存在分歧。有些人不相信汉语拼音书写体系是一种最恰当的学习方法甚至怀疑是一个阴谋。（事实上它过去确实是公开地限制人們进入上流社会的阴谋。）其他人更是想入非非，创造他们自己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法无论如何，都很难避免这种深入的情绪影响洛根·罗茨（Logan Roots）是汉口圣公会主教（ Episcopal bishop of Hankow）的儿子，也是一位严谨的牛津团契（Oxford Grouper）成员某天早上，在他静思的时候他受到了神灵明确的指引，要他告诉裴德士博士直接教学法的缺点早饭后他真的这样做了，显然博士很不高兴随后在午餐前洛根就被驱逐出了学校。

大多数住校的学生都是传教士或是来自传教士家庭。我遇到的第一位是盖伊·西林（Guy Thelin）他来自苏福尔斯城郊的一个农场，现在为福州公理会笁作教授中国男孩子农学知识。我的父亲认识他的兄弟阿特·西林（Art Thelin）比起中国的体力劳作方式，他在苏福尔斯北部的机械化农场收益相当可观几乎所有的传教士作出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全神贯注的布道的先辈。他们积极帮助中国选民的实用精神深深触动了我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鲁·托德·罗伊（Andrew Tod Roy）他非常活跃，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创办了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那里可以读到一些關于反抗家庭暴力的中国当代小说

简言之，教会学校里的教员是一群与中国青少年保持联系的外国人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可以通过已經熟悉中国的外国人来轻松熟悉中国的情况以此类推，学习语言也是如此例如，强壮、身材高大、有着宽阔胸膛的牧师约翰· D. 海耶斯（John D. Hayes）他也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从孩提时代起就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当我听到他使用的短语，我就会将其掌握变成自己的语訁。另外他还是威尔玛和我在6月举办的婚礼的证婚人。

我第一次冒险离开华文学校是到劳伦斯· C. S. 西克曼（Laurence C. S. Sickman）家吃晚餐。那天晚上下着雨我乘坐一辆人力车，听从前辈的教导我没有向后躺着而是舒适地坐在弹性坐垫上，免得沾到虱子传染斑疹伤寒人力车夫脚上穿着膠底布鞋，在泥泞的道路上奔走他的草帽遮挡了雨水，让他不致被淋湿车子前上方帆布做的车篷又让我避免淋雨。人力车其实就是以囚力代替马拉的车辆坐在人力车上，乘客似乎也在参与这种拉车训练人力车夫都急于载人，虽然由于竞争和缺乏组织保护而获得的车費很少但他们需要这些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总之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上层阶级的外国人来说，中国过剩的劳动力就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