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其昀的大陆最后时刻

引子:《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分别发表了杨天石先生的《国民党为何选择台湾》以及刘统先生的《共产党“赶考”与国民党的“搬家”》,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追述60年前国民党溃败大陆和迁往台湾的旧事。至于国民党为什么选择台湾作为其栖息地,杨天石先生从蒋介石和台湾的因缘、台湾的战略地位(所谓“单纯环境”、大陆尽失只好命悬孤岛等)诸角度加以论述,可惜没有一字提及作为首倡者的蒋介石幕僚张其昀;刘统先生倒是言及张其昀建议之功(1948年10月在国民党中枢秘密会议讨论迁徙方向时提出建议,其理由是台湾海峡可以形成天然防线和屏障,台湾物产和日据时代的建设可以构成国民党“小朝廷”的物质凭借和依赖,等等),并谓“他的分析很合蒋介石的心意,一个重大决策在蒋介石的心中酝酿”,随后遂有大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迁台之举,只是文章重心并不在此,也就点到为止了。其实,张其昀与国民党迁台方案和行动大有关联,这一话题此前很少被人议及,近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涌出,才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知的机缘。

张其昀(字晓峰)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系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宁波人),进入蒋介石幕府之前,他还是一位纯粹的学人。

张其昀1900年出生,是“五四”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1919年,张其昀毕业于宁波省立第四中学,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代表宁波的学生会赶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并被选为浙江省代表之一。1923年,张其昀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服务,从事高中和初中地理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927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前后有十年之久。1936年,同乡兼弟子的张其昀受初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聘请,转任浙江大学新设的地学系(后为史地学系)主任,嗣后又兼任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此后又曾任文学院院长),从此襄助竺可桢在浙大办学,在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支配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之下,这所原本是地方性的大学在抗战之中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并与当时的“西南联大”齐名。值得一说的是,张其昀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职14年,曾多方罗致专家来系执教,并大量购置图书设备,敦饬学风,造就了众多杰出人才,如史地研究所地学组历届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5人之多。

1943年,张其昀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归国,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7年,他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在沧桑鼎革之际,张其昀与竺可桢分道扬镳,他们有了不同的归宿,张其昀取道广州转赴台湾,此后历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成为蒋氏父子的股肱之臣。张其昀还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1954年,他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部长,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并设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此外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1958年他卸任后,又于1963年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设于阳明山华冈,1980年获准改称为“中国文化大学”)。张其昀晚年尤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可谓不遗余力。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

蒋介石的文士——浙江同乡的陈布雷和张其昀

抗战时期,张其昀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结识了蒋介石。陈布雷自杀之后,蒋介石身边的空白也是由张其昀来填补的。

1941年3月,后方的张其昀邀约浙大和校外著名学者、教授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刊物直接得到了蒋介石、陈布雷等的关注和支持。(事见竺可桢同年3月17日日记:“布雷与晓峰昨在委员长宅晚膳,委员长允拨五万元为办杂志之用,名为《时代与精神》[即《思想与时代》]。”)

《思想与时代》月刊社的基本社员有钱穆、贺麟、朱光潜、郭斌龢、张荫麟(张死后由谢幼伟增补)等,张其昀兼任总干事(张撰写有《中国之陆权与海权》、《国防中心论》及《再论建都》等多篇)。对于《思想与时代》,蒋介石极为看重,曾于1941年6月来电,不仅照准刊行,还答应其“所需研究及出版经费”可以保障(初期每月7500元),社务则嘱由张其昀负责主持,并嘱随时可与陈布雷联系。此后,陈布雷许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公费股中拨发刊物所需的经费(每月编辑研究杂费2000元、稿费1500元、出版费2500元,以及刊物与史地学部合作研究事业费1500元)。1946年起,《思想与时代》月刊社改组为出版社,所需印刷费等也依需供应。至于刊物宗旨,在“社约”中规定,是“根据三民主义,研究讨论与建国有关之学术思想”,“以探讨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及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并计划编纂中国通史和国史长篇等丛书。该刊前后共计出版53期,《思想与时代丛刊》5种,当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

《思想与时代》在抗战后期应运而生,显然,在民族艰苦抗争的时刻,文化思想领域的“保守主义派”自觉担任了捍卫“传统不至于断绝”的使命,他们发宏愿:一定要使“民族文化有得以继往开来的可能”。这一大批活跃在战时后方的学者们,迹追曾被视为是“文化保守主义”堡垒的《学衡》、《国风》,以《思想与时代》为基地,实际上把“五四”时的“学衡派”、“后五四”时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为轴心的“东南学派”完全转移到了西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以及这本办刊长达8年之久的《思想与时代》——它架构东西方文化,即“通过对西方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解读,通过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交流,来探寻当代文化建构的人文理性之路”,以此来为“以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为代表的主流知识分子文化寻找一个合理有效的现代转型方案”。可以想见,这也为其思想的对立面所严厉讥评。

1943年10月12日,胡适在美国写日记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在贵阳印行的。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词’,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1、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3——6(从略)’。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桢兄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真是绝无仅有的了。(张荫麟的几篇‘宋史’文字很好。不幸他去年死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有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册,第539～540页。)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殷海光也曾评价钱穆等学者:“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可见,一方面是《思想与时代》等宣称要让“传统不至于断绝”,另一方面也有人警惕着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包裹在“文化保守主义”外衣下的思想界新动向,即一般来说民族主义的伴生物往往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这是思想文化运动的规律。因此,当时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以及钱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学说(其中,熊十力以及其弟子牟宗三、谢幼伟等,钱穆、马一浮等都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冯友兰、贺麟、朱光潜等又都是《思想与时代》的主要撰稿人),都被其反对者批判为或者是宣扬“超然于是非人我之外的道家思想”、舶来品的“新黑格尔主义神秘主义”,抑或对传统政治和文化大加赞扬,借此固守传统“本位”和反对“西化”,与“五四”精神以西方普适的现代性置换民族传统中落后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相冲突。当然,从今天来看,这两造的双方,可以不妨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了,而前者,如《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一书中所称:“抗日战争时期,张其昀实际是新儒学研究的幕后组织者和核心。”至于战后的中国历史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时期,也正是历史的演进大踏步进入中国革命凯歌高奏的年代,浙江大学也在接连不断的学潮中成为一座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南民主堡垒”,而彼时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早已不合时宜,于是随同传统“本位”一起花果飘零,以迄此后海外“新儒家”的兴起,方得重展雄风。(值得一提的是,沧桑鼎革之后,部分浙大学人离开大陆,此后又相继随同张其昀参与或创办了香港的“新亚书院”和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等,《思想与时代》也得以复刊。)

显然,张其昀在抗战中奋力参政的迹象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高度认同,于是他才可能于194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和讲学(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约请中国著名的六所大学各遴选教授一人赴美访问讲学,其中有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等,张其昀代表浙大赴行)。两年后,张其昀回国,并先后当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国民参议会”的参议员(此前陪都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浙大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的有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和张其昀),以及“三青团”第一、第二届中央干事及常务干事,“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考试院”考试委员,1947年又当选为“国大”代表等。张其昀的后半生,可谓紧密追随蒋介石,并且屡屡出任要职,成为蒋氏身边的“红人”之一。张其昀自己也说:“蒋公为余之恩师,公之晚年,余得亲炙者二十五年之久,经常可接光颜,随时得闻明教。”(《张其昀文集》第21册《吴经熊〈总统蒋公精神生活〉序》)至于蒋介石之所以会看中张其昀,除了同乡关系及陈布雷之死形成的空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张其昀的思想和他的才华。张其昀曾撰写过《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此书深得蒋氏的赏识,以致亲签书眉,同时还要张其昀继续编纂《中国历代军事史略》。1949年夏,应蒋介石的邀请,张其昀离开大陆,赴台湾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这实际就是取代了已死的陈布雷,成为蒋氏“小朝廷”中“官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此后,张其昀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他还是国民党第八届至第十一届的中央常务委员。在蒋介石生前,张其昀还“荣幸”经常随其出访,可谓隆遇有身,并于1984年主编出版了《先总统蒋公全集》。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过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决定把台湾作为退身之所在。

当时蒋介石和张其昀都认为:退居台湾,退可守,进可攻;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空军的中国共产党,以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其实此前蒋介石已在1948年底进行撤退的酝酿和安排,不过,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是来自张其昀等人的建策。显然,“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已被打败,所谓大势已去,此时作为退守之地,国民党只有西南、海南、台湾可以作为选择的方向。三者之中,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地形凶险,屏障繁多,又是抗战的“发祥地”,自是好去处,于是,当1949年10月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当局仍将其全部中枢机构迁至重庆和成都。不过,解放军的猛烈攻势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游移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能安心于此,最后终于决定仓皇渡海迁往台湾。张其昀当时如何向蒋介石建言,今已不可详知,但以张其昀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身份(并且在哈佛大学深造过这门专业),他还在台湾“光复”后曾领队前往考察,因此,作为此时蒋介石身边的“御用专家”,他的建议毋庸置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一书中称:此时,“只要是张其昀的提议,蒋介石几乎没有反对的”。

张其昀的提议,即是当时国民党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们认为西撤川康为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二、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三、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大西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中央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台岛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

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国民党唯一的选择。1948年年底,蒋介石任命其心腹陈诚受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就是迁台的信号了。1949年年初,大陆国民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开始向台湾紧急运送黄金、白银、外汇,文物部门也开始加快运送文物,这更是国民党决策台湾为其退守之所在的表征。此后,国民党在大陆完全溃败,于是其迁台成为事实。此之前后,张其昀已随行于蒋介石身前身后,在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张其昀曾劝蒋以“党内总裁”身份主持党国大计,颇得蒋介石欢心,于是留他在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居住,并待如上宾,常与他促膝谈心。当时的蒋介石虽已是“下野”之人,却“心存魏阙”。一日,他突然想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司徒雷登是出生于杭州的一位“中国通”,与张其昀也有交往,蒋介石怕美国抛弃自己,忽然顿生一念。这天蒋介石领着孙儿在溪口的村外踏青,张其昀陪侍在侧,只见蒋介石踽踽而行,忽而远眺四周群山,忽而俯观溪下游鱼,可谓流连忘返,不胜依依,然而,他忽然回头对张其昀说:“张先生,我看司徒雷登大使最好能移住杭州。杭州是他的出生地,第二故乡,距溪口又不远。这里的景色,我看不逊于庐山,他大可到此一游。”张其昀听了一怔,然后恍然大悟,便说:“当年马歇尔特使九上庐山,而今司徒大使始终耽在南京,实为不智。”蒋介石连忙问:“张先生有何高见?”张其昀略作思考,说:“我想邀几位学者,请司徒大使以杭州荣誉市民身份来杭定居,岂非是好?杭州离此近在咫尺,将来有什么话要谈,不更方便?”蒋介石连连点头,于是张其昀行色匆匆,奔走于京、沪、杭之间,可惜不得其果。蒋介石遁往台湾后,不忘召其赴台,并荐举他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此后,台湾就有了一位众人皆知的“陈布雷第二”了。

所谓国民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以及“中央评议委员会”,是蒋介石在台湾“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新的党内组织和机构,前者除了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等人,多名不见经传,但却十分精干。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8岁,随后便取代了原来由460人组成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台湾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成为国民党赴台后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其中,张其昀的角色不容小觑。不久,张其昀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任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掌控人。他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众多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如《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出版了《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大量书籍。其中不乏“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之类的东西,因此也颇受殷海光和李敖等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

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9月14日,蒋经国签发“总统令”,称:“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资政张其昀,器识宏达,学术淹博。早岁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嗣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教育部部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并创办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其生平□□(缺两字)忠义,操履清俭,而著书之勤,育才之笃,耄龄无倦,复足嘉称。乃以宿疾缠绵,竟至不起,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时贤之□(缺一字)意。”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