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 父亲（王清武）

我们的祖籍在永平府抚宁县大王庄。我查地图知道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抚宁县。晚清时期祖辈的小哥三个“闯关东”来到吉林省榆树市的于家乡，后来又搬到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安家乡小铺屯。

父亲自幼就没有了娘，在大娘的呵护下度过了童年。家庭的贫困使他无法步入学堂，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种田劳动。他的一生何只是遭受田间劳作的风吹雨打，中间夹杂着多少惨痛与悲哀。

那时候，我家住在安家乡的小铺屯。日本人正修“九三”的铁路河桥，常到屯里欺压村民抓鸡宰羊。因为不愿受日本人的气，便由亲属介绍举家迁到东边三百里之遥的延寿县青川乡的赵家屯。

在赵家屯落户下脚后，租种当地地主的土地。地主心黑需算地数，种了一年只够地租。父亲他们哥几个都没有文化，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默默流泪。二年以后，在一个有文化的亲属帮助下才算讨回了公道。

该地区属于蚂蜒河流域，崇山峻岭古树丛生，因为延寿在五常以东，父亲他们便叫那里为“东荒上”。当时有民谣道：“你要不愿活，就上蚂蜒河。”解放前的蚂蜒河人多患大骨节病。那里井打得不深，都是地表下沉的水，水面有层蓝皮儿，地方病经常流行。外乡人到了那水土不服，再加上医疗条件不好，我的先房母亲和四个哥哥相继病故了。大哥死时二十一岁，已经订婚了。我们这股一家人只剩下父亲自己。可以想象父亲是怎样地悲痛欲绝。到了夜里，他自己到坟旁去听，听着活了没有——一听就是半夜。后来他们老哥几个商量决定回到“西荒上”来，可是父亲怎么也不肯回来，要自己留在那里。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总算又回来了。四九年全国解放了，父亲又和我的生母组成了家庭，到我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三岁了。

我的出生让父亲重新看到了希望，虽然年事已高，在以后的生活中困难重重，可仍然能够克服。在我记事时候，父亲就近六十岁了，不能跟着大帮到田里干活了，他便尽其所能为队里修理农具，打造拖运爬犁等，——队里的木工活基本都由他来做。晚上回来就用那块大磨石“刷刷”地磨那些工具，用刀子锉“吱嘎吱嘎”地锉锯。父亲也常在家里做木工活。把方木破成板再打成锅盖出去卖，用木板打成水桶等等。父亲也常常为乡邻们做些免费的木工活。为了免除我的措手不及，他预先准备好了母亲他们两个人的后事，用家里现成的木板打成棺材放在仓房李里。(

父亲总是忙碌着，除了做木工活之外还干所有外面的活。领着我到河套割柴火，一扛一扛地背，一爬犁一爬犁地拉。割回柳条编成大筐到收购部去卖，再用那些钱买回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只可惜我那时候太不懂事，不懂得帮助爸爸干零活。他有多累呀，现在懂得真是太晚了！

我们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浪费一点东西，不乱花一分钱。有时候赶上手里没钱，往往把冬天的棉衣拆了后，再用面子做成单衣春天穿，也没有衬衣衬裤、秋衣秋裤。衣服多半有补丁，鞋子坏了掌着穿。我念书时候长年兜里没有一元钱。家里熬菜炸锅只用半羮匙油。还记得在小学五六年级念书时的穿戴：一双旧靰鞡头，一个四耳子老头毡帽。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一双小靰鞡。当时对于我，真是一件佳品，我还记得絮草穿的时候有多高兴。现在早已见不到那东西了，只有古玩店里才能收藏。尽管那时候没有什么收入，可是由于父亲的勤劳节俭，所以还没有破落到什么程度。家里的庭院总是干干净净，东西摆放井然有序；小园里各种蔬菜俱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还没有吃过树皮。最常吃的高粱糠做的饼子，糖厂发放的甜菜渣子再加一小部分豆粒。春天雪化净了后从地里扫回稻稗，用磨磨碎做成饽饽，那也就是上等食品了。我记得有一次放上桌子，父亲看着摆上来的“饭菜”掉泪了。他全力维护这个家，想让一家人吃得好，可是他的努力换来的报酬却是如此惨淡。他实在不愿意直面这一家人举箸踌躇的悲苦，虽然年老力衰，可是还是感到自己身为一家之主却没能使家人温饱的愧疚。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情景：泪珠从眼里滚落挂在脸上，又缓缓地向下滑动。我的心里多难受啊，他和母亲整天干活，需要有些粮食类的食物，可是在那年代—全国都在挨饿，又有什么办法呢！整整三年，父亲也终于熬过来了。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受了一辈子苦，因此他很希望我能念好书，将来能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干。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有几次把教我的老师请到家里吃饭。可惜我那时候学习太差了，在班级总排在丁等，不能给父亲一点安慰。就是这样，他也不管自己有多累，从不指使我干什么，只要我看书写字。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城里的知识青年都在下乡，所有的学校几乎瘫痪，父亲还是往学校撵我。老人年到古稀国家的形式他不能了解，一门心思叫我念书。那时候父亲早已不能再到队里做木工活了，只能在家做些零散活，可对于他的那些工具还是爱不释手，磨得锋快。家里缺少劳动力，我一个小伙子还背着书包上那没用的学，自己真是感到可耻。我怎么好在那一群干活人的田边路过呢？我真的无颜以对。我早就想不念回生产队干活，可是父亲还是用柱棍子往学校打我：父亲对我的用心真可谓苦矣！就这样，我一周上学四天，干活三天，总算对付到高中毕业。

母亲有肺心病去世得早，就剩我和父亲过日子。我那时候在大队（村里）做点事，到年底核算一天只挣几角钱。凄苦的家境，贫困的生活，我的希望在哪里？——我有些低落。父亲很快就发现了，也随着我发起愁来。那一天在庭院里像自语似的和我说：“我也愁——我看你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老也不乐。”那个时候真正需要关照的是他，最主要的是让他精神愉快。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安慰他，只是含糊地过去了。父亲为我操尽了心，费尽了力，已经风烛残年了，还让他为我操心吗？我该有多么糊涂！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父亲那老迈的身心为我背着怎样重的包袱呀！

父亲真的老了，身体也太虚弱了，可是还在不停地干活，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父亲的一生中没有过过多久像样的日子，没有享受过我所给予的一天的幸福；可是在年老力衰的岁月中还为我盖了一座房子，留下了供我生存的家产，并把我培养成人。我的内心是多么惭愧。

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三十年了，在这期间我时常梦见，就如他生前时候一样：艰难地干着活，一语不发；或是在一座还没有完工的泥土房旁边转悠，穿着单薄又破旧的衣裳。从梦中醒来我的心情不免沉重起来：父亲生前贫苦，难道死后也还老境颓唐吗？哀伤过后，父亲的样子又重新浮现；满头的白发，一身伤了补丁的旧式黑衣裳，坐在木料上用斧背吃力地打着左手握住的凿子……

父亲用过的那些工具，在我四十五岁那年的灾祸中一扫而光了，使得我怀念他竟找不到遗物。现住我想起他来只有那些已刻在记忆深处的艰难劳作。

父亲是勤劳的，又是节俭的，这是他一生在贫困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他一生的美德。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父亲活着时候没法比的，可是这些年来，我从不乱花钱，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传家宝。

父亲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半生都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所遭受的，都是整个中国劳苦大众所遭受的。作为他们的晚人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忘记他们，什么时候也不应该贪图享乐。

父亲永远地离去了，我永远不能尽一点孝心了，现在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上坟时候烧几捆黄钱纸，来寄托绵延不绝的哀思！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篇二 : 王鲁云:我和父亲王耀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一次聚会中，当被问及在众多的国民党黄埔系高级将领中哪几位指挥才能比较出色时，粟裕脱口而出：“就是杜聿明和王耀武。”粟裕接着评点这两位老对手：“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

“那么，王耀武呢？”有人问。

粟裕说：“王耀武这个人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比较有指挥才能。陈老总说过，不要小看王耀武，他是国民党那些人里比较明白的一个。”

粟裕评价王耀武之际，王耀武还在接受战犯改造。当王耀武经过特赦放出来后，有人问他除了亲人最想见以外，还有谁此刻能让他想起来？王耀武沉吟片刻说：“粟裕。”

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往往也是知己。

这是《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的开篇，它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也许是王耀武先生生平事迹在大陆的首次全面披露，因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对于王耀武这个名字，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但大多数人的了解局限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作为，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对于他的全部人生，特别是他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恐怕多数人所知甚少；而对于他的家人与后人，更是鲜有人知。

王耀武被俘后，毛泽东曾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蒋介石曾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陈毅与粟裕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以客观、全面、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20世纪风云激荡的时代，重新认识王耀武这位抗日名将。

2013年4月，作为《济南日报》特派记者，笔者与同事专赴香港，在香港铜锣湾力宝礼顿大厦，对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女士以及她的五朵金花――王耀武的五位外孙女进行了独家专访，他们引领我们走进了王耀武的真实世界，也走近了王耀武的家人与后人。

他是个仁慈的父亲，称职的军人

王耀武的一生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他带着七十四军打遍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因为王耀武在抗战中的战功显赫彪炳，所以当时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

翻开历史画册，过去的那一幕幕仿佛历历在目：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常德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十六天，全城被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八千人只有一百人生还，余皆战死。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六天激战，终于收复常德城。

常德一战深得国民党最高军事首脑蒋介石的赞赏，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召见他，倍加奖励。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军四个军十万人。

1945年是抗日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该年4月，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当时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六个师团的兵力，约十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击。那时芷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中美混合飞行团所在地。日军进攻芷江的目的就是夺取这一重要空军基地，并企图打通湘桂线，进而西犯入川。

此时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三十万兵力迎击敌人，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使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王耀武年仅四十岁。但这还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这才是王耀武最辉煌的时刻。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王耀武从一个师长开始，历战而至方面军司令官，亲身经历了中国抗日战争，并以战胜国将领身份受降。他的七十四军被誉为“抗日铁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只有七十四军逢战必有战功。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于抗战爆发前两年（1935年）出生，她的童年生活伴随着抗日烽火度过。

“我在江西南昌出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孩子。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的部队走，贵阳、桂林、长沙、汉口……都去过。父亲偶尔会回家来。他每次回家，总是先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儿。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作为军人，总是有点脾气的，但他平时语调多是平稳的。他性格爽朗，喜欢跟小孩子玩，爱笑。有一次，他抱起我来让我说山东话，我就说了，他听后哈哈大笑，用标准的山东地方话说：‘你的山东话还不行啊！’每逢我的生日，尽管他很忙，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但总会惦记，总要托人送回一两样小玩意儿哄我开心。因为离开济南之前行色匆乱，这些东西都散失了。”王鲁云缓缓地叙述着。

在王鲁云的记忆中，父亲回家之时，母亲郑宜兰总会给他做一顿好饭。郑宜兰是福建人，平时吃南方菜多，王耀武一回来，她就做山东饭菜，比如水饺啊什么的。

王耀武治军恩威并用，在个性上自信、倔强、好胜，有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直率，而且难得的是，他的私生活极其严谨。王鲁云说，虽然王耀武与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里却对其人渔色、暴虐等颇多微词。

“父亲与母亲郑宜兰感情一直很好，两人素来和和睦睦，从来不曾拈花惹草。在当时的旧时代环境里，高级军官三妻四妾者比较多，我父亲的感情是难得的专一。”王鲁云说，“父亲本人虽也不能免俗，广开财路，但从未骄奢淫逸、中饱私囊。”

有一次，王鲁云亲眼见到父亲穿着一双新布鞋在污水里踩来踏去，颇为不解，就问缘故。父亲告诉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一人操持全家，节衣缩食，一双新布鞋总希望它能延长寿命。因为鞋底是细麻绳纳的，干透了的麻绳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断。所以，穿了新鞋就要在水里踩一踩，让麻绳吸足水分，增强韧性，自然也就耐穿了。在生活中，王耀武的穿着比较简单但整洁，平素办公，除非迎来送往、宴请宾朋，否则绝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父亲不许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打牌。有一次我不小心说漏了――毕竟我是小孩子嘛。那一次，父亲回家后照例把我抱起来问：‘家里都好吗？’我说：‘很好。母亲也没有打牌。’就是这一句话漏了口风。父亲于是和母亲吵嘴。这也是我记忆中他们唯一的一次吵架。”

王鲁云回忆说：“父亲一直在抗战前线，一年当中也就回来三四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回家里来，很难过的样子，说某某卫士长牺牲了，这个卫士长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我们也很难过。”

父亲被俘后，全家曾想要救父亲

抗日战争之后是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王耀武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王鲁云曾撰文提道：“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父亲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军令。他本来从不在家里谈及军务和政务，这次却隐忍不住。据母亲郑宜兰后来对我说，父亲曾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话。”

事实确是如此。据载，王耀武在抗战和内战中的心态极为不同。抗战中，余程万弃守常德，王耀武是不认可的，他认可的是“你余程万死在常德阵地上，也不许丢阵地”。而到了济南，同样面对部下，他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

“1946年我们还在汉口，接着去了山东。去山东时，父亲没有带祖母，她留在了汉口。父亲和祖母照了张合影，然后就去了山东。”王鲁云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在他出战之前、打仗归来都要给祖母磕头，总会说：“让您挂心了！”

在济南时，王耀武全家住在何思源的别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王鲁云和两个哥哥就在那里念小学。

1947年，王鲁云十二岁。解放军大军压境，王耀武让家人先迁往青岛。

“母亲带着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堂兄弟，还有一些护卫，去青岛坐的可能是飞机，我记不太清楚了。之后又从青岛去了上海，再后来坐飞机去了香港。”王鲁云说。

在上海时他们已得知王耀武被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知道得比报纸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这是他的临别嘱托。所以郑宜兰就带着王鲁云等九个孩子从上海去了香港。

事实再次证明王耀武是一个明白人。据说后来蒋介石身边有人曾提议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说到去香港，我记得很清楚是坐的飞机。当时我们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很快，上午一小篮子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必须得用一大篮子钱去买了。终于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父亲的一位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我有恩的人，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顺利去香港。’结果我们就坐上了军用飞机。”王鲁云回忆说。

“香港混杂得不得了，那里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各个国家的各色人等。父亲曾嘱咐我们不要说从哪里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很谨慎。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在念书的年纪，于是都去上了学。我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九个孩子要吃饭，衣服倒还在其次，毕竟每个孩子都有校服。父亲被俘后，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过得很艰难。”王鲁云回忆起在香港的日子，至今仍不胜伤感，“在香港，全家还想着要救父亲，为此曾经上过两次当地人的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就算了，毕竟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大数目的钱。”

我与父亲的一次短暂相聚

济南战役之后，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国共党史的整理、促进两岸和平、为自己一生作总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功德林改造开始时，他的思想还有顾虑，毛泽东叫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王耀武听后十分感动，此后他成了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犯人之一。

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月薪一百五十元。1963年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闲暇之余，他还参观了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的工业建设，巡视各省建设情况。1964年冬，王耀武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之后，我们就没有父亲的消息了，直到1959年。从那时开始，我们才可以写信给父亲。”王鲁云说。

尤其令王鲁云难忘的是，她在北京与父亲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

“记得1965年的一天，家里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他很有办法的，他轻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大公报社，费彝民告诉我，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的，父亲就说在香港。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费彝民问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当时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

惠珍即黄惠珍，是王鲁云的大女儿，当时只有七岁。

“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这时，费彝民（或许是他的手下），我没看清楚，用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到了北京。”

“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王鲁云回忆到此仍心有余悸，“那天北京的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

那天到了宾馆，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在宾馆，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也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

“我请他们吃饭，还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我给每个人都送了一兜。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司令、大指挥官啊！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拿着我送的礼物，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很是感慨。”王鲁云当时见到父亲又心疼又难过，但她又不想让父亲看出来，她努力忍着。“爹爹……”她叫了一声。王耀武应声，依然是一口山东泰安口音。

“我淌眼泪了。父亲问哥哥好吗，妈妈好吗，我当然说好了。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就问没有生男孩，公公婆婆没把你怎样吧，还问我的小女儿好吗，我当然都说好。”

当时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在黄惠珍的记忆中，那一次“讲话都是悄悄地，室内光线也不足，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很暗，脸色也暗，声音低沉”。但王鲁云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她心里颇感安慰。

说到母亲郑宜兰，王鲁云说母亲后来与父亲离了婚。

“离婚是母亲提出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在北京找一个人伺候他。母亲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母亲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再未嫁人。1981年1月11日，母亲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 终年七十三岁。”

王鲁云曾撰文提到母亲郑宜兰：

父亲前半生的事业中也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军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父亲却从不拈花惹草，对母亲的感情始终如一。济南城破前夕，他送走祖母、母亲和孩子们。之后，母亲带着我们九个孩子（六位兄弟和两位堂兄弟以及我本人）来到了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全家又去了中美洲，母亲终老于哥斯达黎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书刊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着母亲后来同父亲的一位副官结成夫妻、背叛了父亲一类的传说，令我深感惊诧，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谣诼，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现在借温相先生大作出版的机会再度表明一下事情的真相，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祖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只不过因为主客观原因，以至于他们始终未能聚首，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1966年冬，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王耀武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六十四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溥仪、廖耀湘三人补开了追悼会，骨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鲁云说，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安放父亲的英灵。

有资料记载，王耀武育有四子两女。此次香港之行，王鲁云亲口对笔者证实，王耀武其实育有六子一女。

“父亲总共有六个男孩子，现在已经有三个不在了，其他三个全在哥斯达黎加，和当地女子结婚，他们的孩子以当医生的为多，都不太会说中文，对中国也没有太多印象。我相信如果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他们会这样在中美洲永远居住下去。

“父亲晚年曾致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惜乎早逝，未能贡献良多。所幸我们目前尚能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的经济良性互动略尽绵薄之力，或可弥补父亲的遗憾。”

晚年的王鲁云，依然优雅美丽，她为我们展示了王耀武后人的风采。

王鲁云的丈夫黄振辉是一位富有远见与开拓性并很有商业头脑的建筑师。夫妻两人经过多年经营，为家族留下了香港首个，并且至今仍为最大的低密度环保住宅式洋房群地产――“锦绣花园”，以及另一个颇为壮观的高档大型地产――“康乐园”。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也是王耀武后人中唯一留在香港，但与大陆有多方联系，关心热爱中华文化的子女。她近年致力于教育事业――目前已设立两种国际奖学金：其一是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的“王耀武将军奖学金”，优先颁给大陆学生，其次再考虑香港、台湾的学生，获奖者中就有一个来自青岛的林粼，她给王鲁云写过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其二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设立的黄振辉奖学金、黄振辉研究生奖学金。无独有偶，王鲁云的女儿黄惠琪也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奖学金。

王耀武生于山东泰安，又曾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军政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对于山东，他有一种深厚的历史联系。同样，王耀武的女儿与外孙女们也与山东有很多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王耀武的大外孙女黄惠珍。她是山东省政协委员，现在已开始了第二届的任期。黄惠珍在政协会上提过多个提案，其中一个是有关官员喝酒太多的提案，现在已证明是适时之作。还有一个提案与教育有关。未来她有可能做一个关于建立展示王耀武抗日救国形象的纪念馆的提案。此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她与内地企业联手，在山东莱州有大量的建设投资。

王耀武的五个外孙女个个气质不凡，她们有着平和而坚毅的神情，身上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王耀武血缘的传递。

排行第二的黄惠琪是一位物理学博士，香港俊业资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家族公司，实力不容小觑。

排行第三的黄惠君是香港弘立书院主席，举手投足中书卷气尤为浓郁。

排行第四的黄惠菁是一位心理学家，现在正在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内地女性到香港当妈妈的话题。

排行第五的黄惠婷目前在韩国生活，也是一位优秀的学子，在我们采访期间她打来了国际长途。

五朵金花育有子女多人，王鲁云女士可谓子孙满堂，幸福美满。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的就有十二位之多。

王耀武的传奇，依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