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曾是《南风窗》杂志的副总编辑，报道财经和时政类新闻。他于 2006 年结束 10 年的记者生活后，和朋友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关公司，他是上海分公司的 CEO。

2008 年是张良进入公关工作过渡期的第二年，“还做的挺得心应手的”。

2008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最繁华的人民广场来福士广场边上，张良正和客户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开会。下午 2 点 28 分，他没有觉察出任何动静。两千公里外发生的一切离他似乎很遥远。

和地震扯上关系源于当时的客户。张良建议客户资助出版一本记录地震的文本，“不仅能获得良心的平衡、责任感的展现，还可以提升知名度，”张良说。

但客户对此毫无兴趣。联系过的潜在作者也都认为“没有太大价值”。

日，全国默哀日当天，张良到上海人民广场参加默哀仪式前买了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以及四川公路里程图，“他们决定不干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干。”张良说。

2008 年到 2009 年的一年时间，张良利用周末时间往返上海和映秀进行采访。经常是在一个周五傍晚，他穿着一身正装和皮鞋上飞机，下飞机换上登山鞋和户外装。

后来，张良干脆辞去了公关公司 CEO 的工作，全职写作。

他当时对照的文本是记录二战的经典著作《最长的一天》，以及还原 “9·11” 内幕的《巨塔杀机》，前者用了 10 年时间，后者用了 5 年时间完成写作。

2011 年，写作不到 3 年，张良将《汶川地震 168 小时》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

原计划记录整个四川灾区，最后仅限于映秀镇。

原计划记录更长时间，最后只记录了震后 7 天。

原计划采访 300 人，最后只有 170 余人。

张良给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因为继续采访下去，或者换成另外的 170 个采访对象，得到的故事也会大致相同。 ”

《汶川地震 168 小时》选在了一个讨巧的时间点出版，2013 年 5 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

提到书的影响力，张良显得轻描淡写，好像特意要与之划开距离。

“这个书的反响有那么大吗？我都没去关心，现在我也不知道中国卖了多少万册，”张良说，“业界怎么评价这本书，我还真不知道。”

他强调除了 2013 年出版时参加的少量宣传活动外，之后就和这本书毫无交集。

《汶川地震 168 小时》并没有带给他什么实质的东西。

他更乐意强调现在这份教育事业带来的成果，“两轮融资”、“公司 40 个人”、“今年合作的学校就要超过一百所”….

“现在做教育这个方向选择是太正确了，也是非常的喜欢。”

“书写完之后我就面临后面到底要做什么。当时有三个选择，第一转向公益行业，第二就是回公关公司，第三就是继续专职做一个作家，这三个方向后来都被否定了。公关我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公益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写书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东西。

这和我写书很有关系，因为地震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在记录别人的过程中，接触了几百个人，听到很多人生故事，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去思考日常生活中很少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什么事情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做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说“我现在还没有条件，我先把钱挣好”，或者其他条件满足后，我再去做想做的事。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采访映秀村民，每个人我几乎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地震前，你们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生活规划？”

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原来的规划后，很多人对人生都有了新的看法。我接触到很多映秀居民，不约而同提到了一点——他们觉得生活中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不要耽搁，要马上去做。类似这种关于人生的一些新看法，对我是有影响的。

包括地震前他们都提到想去做什么生意，有什么新的事业发展，他的整个生活重心全部放在怎么去获得更多东西。

经历地震后就感觉有很多其他事同样非常重要，比如人与人的关系，自己心理上的调节，地震前他们从来不会去关注这些层面。

在泉源实验班讲台上的张良

所以我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一方面觉得我一直喜欢教育，想要去做，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另外也是地震的采访过程带来的。地震我关注的第一点就是居民在这种灾难中的反映，这个过程中我听到很多故事的共同点，特别是那些被废墟压住，最后一个活着出来的人。

很多人提到最后决定你活下来的，绝对不是你被压的位置，或者你的伤势轻重，最后基本上都是靠心理因素，所谓“内心的力量”撑下来的。尤其是那些埋了五天、六天、七天的这些人。他们提到跟他们一起被埋的，还有不少人都活着，有些处境比他们还好，但是最后撑不下去。

所以我当时就想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比如说以教育的方式系统的培养和激发一个人内心的力量，这对我最后选择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动力。

2012 年我就开始考察，在我们天天谈论的“中国教育”里，在它的第一线，也就是学校和课堂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除了学生跳楼或者捅死老师或者高考状元揭晓这样的新闻，我们就看不到其他可以让我们欣喜的东西？

所以 2012 年整个上半年，我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搜集各种各样的教育创新案例，如果我把我看到的这些创新案例，所有好的做法集中在一个教育平台上，那我想我这个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泉源高中训练营最初的一个由来。

之后我就在江苏茅山创办了一个实验性高中，小型的全日制学校。我每天一边整修老房子，一边开始寻找学生。开课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把高中 9 门学科三年的所有的 120 多本教材全部摊在桌子上，把三年所有的学习内容目录打印出来，贴满了整个教室的墙壁，我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把书撕掉！

然后重新进行编辑。我让他们把他们认为有相关性的知识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学习模块，这个模块里有世界政治思想与制度、基因工程、全球文明史、建筑与城市…

我认为现有的教材结构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在政治必修一里面，它的整个主题思想是讲经济的，在高中历史的必修二里，整个主题也是讲经济的，我们在高中的地理中也看到很多与经济相关的内容，比如区域经济的规划、旅游地理等等。我不太理解，全部是与经济相关的内容，为什么要分散在三个学科里面？

我们第一届只有 6 个学生，第二届 12 个，到第三届有两个班，将近 90 多个学生。我们完整做了三年，带出了一届毕业生。

泉源实验班有非常多的报道，这个比我写这书的影响大多了，更有名气。2014 年，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还跟拍了我们大半年，因为这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教育创新模式。

我们前两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公益机构送过来的，这些贵州大山里的苗族小孩都是公益机构长期资助的，他们起点非常低。还有一些是普通高中不收，去了职业高中的学生。按照常规方法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读大学的，现在他们的出路都非常不错，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还有一批在海外留学。

我们现在定下来教育的目标就是“激发内心力量”。而这个目标的确定和地震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和感受是有关联的。

如果没有地震，我可能现在还一直在做公关，那过得肯定比现在好多了，当时我合伙创立的公司现在已经上新三板了。

但这六年来我做的教育的事，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真正可以称作是“一生的乐趣”；第二，教育是每个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大家抱怨非常多，但是行动少，我觉得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让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现在我们的教学系统已经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学校，从很偏僻的乡村到全国的知名课改名校。今年和我们合作的学校就要超过一百所。

2013 年，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时，张良接受《锵锵三人行》节目采访时称：“我们五年前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我们死了八万多人，我们应该积累了很多经验没有好好去挖掘、总结和积累，包括我们对地震的认识，其实都还是很肤浅的。”

年的中国人对地震和灾难的思考不仅没有太大变化，而且还在倒退，“对雅安地震灾难中的人的关注减退就是一例，”张良在节目中说。

同年，张良回映秀时看到了一片荒芜，当地居民勉强度日。

他称自己曾在媒体上呼吁更多人关注映秀震后“人”的生活现状。

如今，离张良最后一次回映秀，又过去了 5 年，映秀的情况和他离开时几乎毫无差别，甚至更萧条了。

但张良甚至不知道，那个具有象征主义的爱立方博物馆已经关闭。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 2013 年回去的时候，正好是 512 纪念日，映秀都没什么人，当地的很多居民非常担忧自己未来的生活。

作为一个城市，一个有活力的机体，它的这种活力你明显感觉到在慢慢萎缩。

对外迁出的人不少，去周边买房和居住的人也不少，映秀很多房子都是关着、锁着的。

映秀当时的规划有个最大的问题，周边的镇比如水磨镇借助地震重建的机会，打造出的特色小镇非常成功，水磨镇在设计重建思路的时候，为了恢复当地的经济活力和生机，商业上的功能就提前设置了很多，对未来可能吸引什么样的人很清晰。

但映秀我知道，各地规划出来后，映秀居民很羡慕周边的镇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映秀他们自己感觉不到。

因为映秀是震中，它肯定不能当普通小镇来打造，当时定下来的基调就是映秀要做整个震中的展示平台，什么东西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要承担所谓的“国家地震纪念地”、“国家地震博物馆”，所谓灾后重建的样板角色，对居民生活层面的东西考虑的比较少。

最早的规划就把映秀定的好像一个活标本一样，没考虑它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区、社区，还有自己生长的东西。

映秀的镇政府他们在这个大方向的把握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映秀镇的规划要拿到国务院常务会上去讨论，四川省都没资格去定。一旦大的方针定下来，那就是按这个方案去执行了。按照官场的规则，谁也不敢轻易去变动。

所以你看各种主要的地震纪念设施，放在映秀比较多，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域里呈现。

为什么请了很多世界级的建筑师来设计规划很多场馆？像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还有国内顶级的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他们全都只能拿到一个小建筑的设计。凡是大一点的公共设施都在全球范围内招标，都是名家设计，耗资也非常大。

你说爱立方那个地方建那么一个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盒子干嘛？ 很多大型的公共建筑，那真的就是华而不实，占了很多的地，也占了很多投资。如果拿一小块地出来做一些民生的规划和设计，效果会完全不同。

其实映秀作为震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反而保留得非常不好。现在你走在映秀街上，整个地震的痕迹非常非常淡。现在大家唯一可以去看的就是漩口中学，而且里面的很多说明都漏洞百出，完全没有正儿八经去规划这个事。

映秀小学就只剩一个小操场和一个旗杆，游客去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包括映秀湾电厂的很多遗址，真要完整保留下来，反而会有很多人愿意来看，想了解地震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最好的实物。

但现在映秀就变成一个崭新的所谓的“小区”，人们过来，没有任何东西可看。

而且映秀重建比北川还要慢，时间跨度是最长的。因为映秀有特殊性，毕竟它是震中，映秀的规划是国务院常务会亲自批，要总理直接看了以后才能通过，所以前后拖了很长时间才确定重建规划方案。

居民当然希望早点回去重新开始生活，但因为中间的建设周期长，涉及的面广，有段时间所有的居民都迁出来了，基本上变成一个大工地了。后来映秀又遭了几次次生灾害，很严重的 814 泥石流把它全部又冲毁掉了，那个事情打击非常非常大。

我记得那天凌晨，水淹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村民开始给我打电话了，还包括映秀卫生院的院长，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对整个心情的打击很大。

这说明当时建设的规划搞了那么久，还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后来全面建好后回去，大多村民其实非常茫然，因为他的整个生活来源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映秀最大的地主是映秀湾电厂，一半以上的楼房和地都是它的，但地震后重建，政府把它全部征收了，国家给了它另外一块地去重建。

我跟电厂的采访特别多，我和电厂的党委书记很熟，他们非常想继续留在映秀，那个地方他们很有感情，觉得一定要原地重建。但规划没给他们留位置，因为映秀的整个定位是展示灾后重建成果的一个橱窗，所以在功能上就没有给企业这块留出地方。

现在电厂的位置全部做成各种居民区了，或者各种公共设施和所谓的公园绿化带。

大的企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土地没有了，人民基本的生活就没有了；游客数量不足，自己小生意的来源也不足……

这个困境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以前不光有土地，映秀居民还有几个重要来源：跑运输的是一个，重建高潮过后也没那么多生意了。还有很多沙厂，淘河沙的，还有自己搞鱼塘的，很多这种衍生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全部把它切掉了，因为河道要整治啊，一律不准养鱼。

2013 年非常萧条，我当时回去后还特别在媒体上呼吁过，很多村民跟我反映日子根本没法过下去了，很苦。没有收入来源，因为他们的地也没有了，就靠这点小生意，人流量完全撑不起几千人的镇子。

映秀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很多职责，那些国家职责，但它本身就那么几千居民，它其实承受不了那么多东西。

张良曾是《南风窗》杂志的副总编辑，报道财经和时政类新闻。他于2006年结束10年的记者生活后，和朋友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关公司，他是上海分公司的CEO。

?2008年是张良进入公关工作过渡期的第二年，“还做的挺得心应手的”。

年 5月12日，在上海最繁华的人民广场来福士广场边上，张良正和客户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开会。下午2点28分，他没有觉察出任何动静。两千公里外发生的一切离他似乎很遥远。

和地震扯上关系源于当时的客户。张良建议客户资助出版一本记录地震的文本，“不仅能获得良心的平衡、责任感的展现，还可以提升知名度，”张良说。

但客户对此毫无兴趣。联系过的潜在作者也都认为“没有太大价值”。

2008年5月19日，全国默哀日当天，张良到上海人民广场参加默哀仪式前买了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以及四川公路里程图，“他们决定不干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干。”张良说。

2008年到2009年的一年时间，张良利用周末时间往返上海和映秀进行采访。经常是在一个周五傍晚，他穿着一身正装和皮鞋上飞机，下飞机换上登山鞋和户外装。

后来，张良干脆辞去了公关公司CEO的工作，全职写作。

他当时对照的文本是记录二战的经典著作《最长的一天》，以及还原“9·11”内幕的《巨塔杀机》，前者用了10年时间，后者用了5年时间完成写作。

2011年，写作不到3年，张良将《汶川地震168小时》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

原计划记录整个四川灾区，最后仅限于映秀镇。

原计划记录更长时间，最后只记录了震后7天。

原计划采访300人，最后只有170余人。

张良给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因为继续采访下去，或者换成另外的170个采访对象，得到的故事也会大致相同。”

《汶川地震168小时》选在了一个讨巧的时间点出版，2013年5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提到书的影响力，张良显得轻描淡写，好像特意要与之划开距离。

“这个书的反响有那么大吗？我都没去关心，现在我也不知道中国卖了多少万册，”张良说，“业界怎么评价这本书，我还真不知道。”

他强调除了2013年出版时参加的少量宣传活动外，之后就和这本书毫无交集。

《汶川地震168小时》并没有带给他什么实质的东西。

他更乐意强调现在这份教育事业带来的成果，“两轮融资”、“公司40个人”、“今年合作的学校就要超过一百所”….

“现在做教育这个方向选择是太正确了，也是非常的喜欢。”

“书写完之后我就面临后面到底要做什么。当时有三个选择，第一转向公益行业，第二就是回公关公司，第三就是继续专职做一个作家，这三个方向后来都被否定了。公关我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公益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写书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东西。

这和我写书很有关系，因为地震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在记录别人的过程中，接触了几百个人，听到很多人生故事，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去思考日常生活中很少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什么事情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做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说“我现在还没有条件，我先把钱挣好”，或者其他条件满足后，我再去做想做的事。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采访映秀村民，每个人我几乎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地震前，你们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生活规划？”

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原来的规划后，很多人对人生都有了新的看法。我接触到很多映秀居民，不约而同提到了一点——他们觉得生活中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不要耽搁，要马上去做。类似这种关于人生的一些新看法，对我是有影响的。

包括地震前他们都提到想去做什么生意，有什么新的事业发展，他的整个生活重心全部放在怎么去获得更多东西。

经历地震后就感觉有很多其他事同样非常重要，比如人与人的关系，自己心理上的调节，地震前他们从来不会去关注这些层面。

在泉源实验班讲台上的张良

所以我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一方面觉得我一直喜欢教育，想要去做，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另外也是地震的采访过程带来的。地震我关注的第一点就是居民在这种灾难中的反映，这个过程中我听到很多故事的共同点，特别是那些被废墟压住，最后一个活着出来的人。

很多人提到最后决定你活下来的，绝对不是你被压的位置，或者你的伤势轻重，最后基本上都是靠心理因素，所谓“内心的力量”撑下来的。尤其是那些埋了五天、六天、七天的这些人。他们提到跟他们一起被埋的，还有不少人都活着，有些处境比他们还好，但是最后撑不下去。

所以我当时就想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比如说以教育的方式系统的培养和激发一个人内心的力量，这对我最后选择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动力。

2012 年我就开始考察，在我们天天谈论的“中国教育”里，在它的第一线，也就是学校和课堂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除了学生跳楼或者捅死老师或者高考状元揭晓这样的新闻，我们就看不到其他可以让我们欣喜的东西？

所以 2012 年整个上半年，我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搜集各种各样的教育创新案例，如果我把我看到的这些创新案例，所有好的做法集中在一个教育平台上，那我想我这个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泉源高中训练营最初的一个由来。

之后我就在江苏茅山创办了一个实验性高中，小型的全日制学校。我每天一边整修老房子，一边开始寻找学生。开课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把高中 9 门学科三年的所有的 120 多本教材全部摊在桌子上，把三年所有的学习内容目录打印出来，贴满了整个教室的墙壁，我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把书撕掉！

然后重新进行编辑。我让他们把他们认为有相关性的知识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学习模块，这个模块里有世界政治思想与制度、基因工程、全球文明史、建筑与城市…

我认为现有的教材结构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在政治必修一里面，它的整个主题思想是讲经济的，在高中历史的必修二里，整个主题也是讲经济的，我们在高中的地理中也看到很多与经济相关的内容，比如区域经济的规划、旅游地理等等。我不太理解，全部是与经济相关的内容，为什么要分散在三个学科里面？

我们第一届只有 6 个学生，第二届 12 个，到第三届有两个班，将近 90 多个学生。我们完整做了三年，带出了一届毕业生。

泉源实验班有非常多的报道，这个比我写这书的影响大多了，更有名气。2014 年，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还跟拍了我们大半年，因为这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教育创新模式。

我们前两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公益机构送过来的，这些贵州大山里的苗族小孩都是公益机构长期资助的，他们起点非常低。还有一些是普通高中不收，去了职业高中的学生。按照常规方法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读大学的，现在他们的出路都非常不错，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还有一批在海外留学。

我们现在定下来教育的目标就是“激发内心力量”。而这个目标的确定和地震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和感受是有关联的。

如果没有地震，我可能现在还一直在做公关，那过得肯定比现在好多了，当时我合伙创立的公司现在已经上新三板了。

但这六年来我做的教育的事，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真正可以称作是“一生的乐趣”；第二，教育是每个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大家抱怨非常多，但是行动少，我觉得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让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现在我们的教学系统已经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学校，从很偏僻的乡村到全国的知名课改名校。今年和我们合作的学校就要超过一百所。

2013年，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时，张良接受《锵锵三人行》节目采访时称：“我们五年前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我们死了八万多人，我们应该积累了很多经验没有好好去挖掘、总结和积累，包括我们对地震的认识，其实都还是很肤浅的。”

他认为和2008年相比，2013年的中国人对地震和灾难的思考不仅没有太大变化，而且还在倒退，“对雅安地震灾难中的人的关注减退就是一例，”张良在节目中说。

同年，张良回映秀时看到了一片荒芜，当地居民勉强度日。

他称自己曾在媒体上呼吁更多人关注映秀震后“人”的生活现状。

如今，离张良最后一次回映秀，又过去了5年，映秀的情况和他离开时几乎毫无差别，甚至更萧条了。

但张良甚至不知道，那个具有象征主义的爱立方博物馆已经关闭。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 2013 年回去的时候，正好是 512 纪念日，映秀都没什么人，当地的很多居民非常担忧自己未来的生活。

作为一个城市，一个有活力的机体，它的这种活力你明显感觉到在慢慢萎缩。

对外迁出的人不少，去周边买房和居住的人也不少，映秀很多房子都是关着、锁着的。

映秀当时的规划有个最大的问题，周边的镇比如水磨镇借助地震重建的机会，打造出的特色小镇非常成功，水磨镇在设计重建思路的时候，为了恢复当地的经济活力和生机，商业上的功能就提前设置了很多，对未来可能吸引什么样的人很清晰。

但映秀我知道，各地规划出来后，映秀居民很羡慕周边的镇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映秀他们自己感觉不到。

因为映秀是震中，它肯定不能当普通小镇来打造，当时定下来的基调就是映秀要做整个震中的展示平台，什么东西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要承担所谓的“国家地震纪念地”、“国家地震博物馆”，所谓灾后重建的样板角色，对居民生活层面的东西考虑的比较少。

最早的规划就把映秀定的好像一个活标本一样，没考虑它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区、社区，还有自己生长的东西。

映秀的镇政府他们在这个大方向的把握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映秀镇的规划要拿到国务院常务会上去讨论，四川省都没资格去定。一旦大的方针定下来，那就是按这个方案去执行了。按照官场的规则，谁也不敢轻易去变动。

所以你看各种主要的地震纪念设施，放在映秀比较多，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域里呈现。

为什么请了很多世界级的建筑师来设计规划很多场馆？像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还有国内顶级的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他们全都只能拿到一个小建筑的设计。凡是大一点的公共设施都在全球范围内招标，都是名家设计，耗资也非常大。

你说爱立方那个地方建那么一个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盒子干嘛？ 很多大型的公共建筑，那真的就是华而不实，占了很多的地，也占了很多投资。如果拿一小块地出来做一些民生的规划和设计，效果会完全不同。

其实映秀作为震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反而保留得非常不好。现在你走在映秀街上，整个地震的痕迹非常非常淡。现在大家唯一可以去看的就是漩口中学，而且里面的很多说明都漏洞百出，完全没有正儿八经去规划这个事。

映秀小学就只剩一个小操场和一个旗杆，游客去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包括映秀湾电厂的很多遗址，真要完整保留下来，反而会有很多人愿意来看，想了解地震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最好的实物。

但现在映秀就变成一个崭新的所谓的“小区”，人们过来，没有任何东西可看。

而且映秀重建比北川还要慢，时间跨度是最长的。因为映秀有特殊性，毕竟它是震中，映秀的规划是国务院常务会亲自批，要总理直接看了以后才能通过，所以前后拖了很长时间才确定重建规划方案。

居民当然希望早点回去重新开始生活，但因为中间的建设周期长，涉及的面广，有段时间所有的居民都迁出来了，基本上变成一个大工地了。后来映秀又遭了几次次生灾害，很严重的 814 泥石流把它全部又冲毁掉了，那个事情打击非常非常大。

我记得那天凌晨，水淹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村民开始给我打电话了，还包括映秀卫生院的院长，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对整个心情的打击很大。

这说明当时建设的规划搞了那么久，还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后来全面建好后回去，大多村民其实非常茫然，因为他的整个生活来源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映秀最大的地主是映秀湾电厂，一半以上的楼房和地都是它的，但地震后重建，政府把它全部征收了，国家给了它另外一块地去重建。

我跟电厂的采访特别多，我和电厂的党委书记很熟，他们非常想继续留在映秀，那个地方他们很有感情，觉得一定要原地重建。但规划没给他们留位置，因为映秀的整个定位是展示灾后重建成果的一个橱窗，所以在功能上就没有给企业这块留出地方。

现在电厂的位置全部做成各种居民区了，或者各种公共设施和所谓的公园绿化带。

大的企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土地没有了，人民基本的生活就没有了；游客数量不足，自己小生意的来源也不足……

这个困境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以前不光有土地，映秀居民还有几个重要来源：跑运输的是一个，重建高潮过后也没那么多生意了。还有很多沙厂，淘河沙的，还有自己搞鱼塘的，很多这种衍生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全部把它切掉了，因为河道要整治啊，一律不准养鱼。

2013 年非常萧条，我当时回去后还特别在媒体上呼吁过，很多村民跟我反映日子根本没法过下去了，很苦。没有收入来源，因为他们的地也没有了，就靠这点小生意，人流量完全撑不起几千人的镇子。

映秀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很多职责，那些国家职责，但它本身就那么几千居民，它其实承受不了那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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