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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p&gt;&lt;/p&gt;&lt;p&gt;发动“大跃进”&lt;/p&gt;&lt;p&gt;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他又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lt;/p&gt;&lt;p&gt;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大跃进”的起点。毛泽东在会上批评1956年反冒进，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重提多快好省，并决定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为中心，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lt;/p&gt;&lt;p&gt;在10月9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lt;/p&gt;&lt;p&gt;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lt;/p&gt;&lt;p&gt;他还说：&lt;/p&gt;&lt;p&gt;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lt;/p&gt;&lt;p&gt;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这个“40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lt;/p&gt;&lt;p&gt;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1〕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谈到农业发展纲要40条时又说：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说，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lt;/p&gt;&lt;p&gt;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lt;/p&gt;&lt;p&gt;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lt;/p&gt;&lt;p&gt;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40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lt;/p&gt;&lt;p&gt;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2〕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说：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40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lt;/p&gt;&lt;p&gt;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提法，认为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lt;/p&gt;&lt;p&gt;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的两个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lt;/p&gt;&lt;p&gt;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审定修改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lt;/p&gt;&lt;p&gt;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工业、科学、文教也要搞40条，各行各业要全面规划，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等等。毛泽东还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说：我们革命的步骤是：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就完成了。&lt;/p&gt;&lt;p&gt;2．土地革命，1950—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5．还有技术革命。1—4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lt;/p&gt;&lt;p&gt;关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李银桥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情节：大约是1957年12月左右，警卫队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lt;/p&gt;&lt;p&gt;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时，毛泽东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看动感情的戏也会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用过的东西旧了，都舍不得换掉……”&lt;/p&gt;&lt;p&gt;毛泽东一边掰一块窝头放嘴里，一边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lt;/p&gt;&lt;p&gt;我也分到一块，放到嘴里，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lt;/p&gt;&lt;p&gt;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着：“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lt;/p&gt;&lt;p&gt;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lt;/p&gt;&lt;p&gt;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日子。他生活极为俭朴，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到他这样的伙食，他就满意了。他也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3〕李银桥还回忆说：&lt;/p&gt;&lt;p&gt;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lt;/p&gt;&lt;p&gt;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同志开会，研究“想个办法”，尽快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起来。&lt;/p&gt;&lt;p&gt;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lt;/p&gt;&lt;p&gt;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lt;/p&gt;&lt;p&gt;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的一种热潮。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热切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lt;/p&gt;&lt;p&gt;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同毛泽东一道走着。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与毛泽东边走边议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lt;/p&gt;&lt;p&gt;“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lt;/p&gt;&lt;p&gt;“《人民日报》上登了。”&lt;/p&gt;&lt;p&gt;“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lt;/p&gt;&lt;p&gt;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lt;/p&gt;&lt;p&gt;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lt;/p&gt;&lt;p&gt;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外出视察，深入群众。他也要求全党集中更大的领导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和大跃进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毛泽东在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时，也确实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失误。&lt;/p&gt;&lt;p&gt;……&lt;/p&gt;&lt;p&gt;那时，全国人民渴望尽快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一心一意要尽快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也是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这场斗争中，想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头脑有些发热，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lt;/p&gt;&lt;p&gt;到了1958年底，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负责同志拿来了文章清样，正式提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的口号。记得文章像大字报一样写出来，三份，摆在主席台旁118厅的地毯上。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中宣部负责同志亲自在那里讲解。我听到说这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针锋相对，喊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4〕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批评反冒进推动的。&lt;/p&gt;&lt;p&gt;薄一波回忆说：&lt;/p&gt;&lt;p&gt;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对这个问题，我在本书上卷第21篇中作过回顾，并提到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意见的。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这次批评，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随之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lt;/p&gt;&lt;p&gt;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进行的。&lt;/p&gt;&lt;p&gt;1957年9月、10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10月9日闭幕会上，毛主席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还说：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毛主席提出要“复辟”被扫掉的这三个东西。&lt;/p&gt;&lt;p&gt;全会后，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逐步公开了。11月13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写道：“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又发表了经过毛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lt;/p&gt;&lt;p&gt;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他于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毛主席在发言中从治淮工程谈起，认为安徽人民1957年一个冬季就搞了16亿土方，超过过去7年的土方数量，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还说：批评右倾，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恩来等同志。〔5〕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和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lt;/p&gt;&lt;p&gt;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会议气氛格外紧张。&lt;/p&gt;&lt;p&gt;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lt;/p&gt;&lt;p&gt;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lt;/p&gt;&lt;p&gt;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地，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lt;/p&gt;&lt;p&gt;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天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lt;/p&gt;&lt;p&gt;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分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lt;/p&gt;&lt;p&gt;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lt;/p&gt;&lt;p&gt;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lt;/p&gt;&lt;p&gt;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新中国成立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lt;/p&gt;&lt;p&gt;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成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作准备的会议。&lt;/p&gt;&lt;p&gt;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作《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lt;/p&gt;&lt;p&gt;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lt;/p&gt;&lt;p&gt;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lt;/p&gt;&lt;p&gt;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lt;/p&gt;&lt;p&gt;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lt;/p&gt;&lt;p&gt;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lt;/p&gt;&lt;p&gt;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lt;/p&gt;&lt;p&gt;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lt;/p&gt;&lt;p&gt;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lt;/p&gt;&lt;p&gt;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是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lt;/p&gt;&lt;p&gt;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3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lt;/p&gt;&lt;p&gt;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lt;/p&gt;&lt;p&gt;在15日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lt;/p&gt;&lt;p&gt;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lt;/p&gt;&lt;p&gt;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4月、5月、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待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6〕薄一波也回忆了南宁会议的情况：1958年1月6日，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原只想找9省2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周总理对毛主席说，2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时间已经迫近，是否先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一下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这样，毛主席同意陈云、富春、先念和我到会。陈云同志因病未出席。会议初步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并议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但会议的重点是批评反冒进，为发动大跃进作准备。&lt;/p&gt;&lt;p&gt;会上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同志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是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lt;/p&gt;&lt;p&gt;1月11日晚，毛主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40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毛主席还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lt;/p&gt;&lt;p&gt;1月15日，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草案）的汇报提要》的发言。发言分为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和1958年计划草案两部分。在1958年计划草案部分，我列举了1958年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并说明：工业总产值定为747.47亿元，比上年的628.1亿元（预计数）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定为642.5亿元，比上年的603.5亿元（预计数）增长6.5％，超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说，这个计划不算保守。而且为了避免被说成保守，我还提出了实行“两本账”的办法，即国家一本账，为必成数；企业一本账，为期成数。毛主席当时想的是搞得更快一点，同时也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对反冒进的不满，对我的发言并不满意，批评我是“中间派”，“假使不是偏右的话”。这个批评既是针对我在反冒进中赞成反冒进说的，也是针对我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计划时，采取了反对计划指标偏高，也反对压得太低这一点说的。&lt;/p&gt;&lt;p&gt;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对柯庆施同志十分欣赏，一再提到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1月15日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还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毛主席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lt;/p&gt;&lt;p&gt;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lt;/p&gt;&lt;p&gt;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毛主席用比较平和的口气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会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7〕为了进一步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还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及《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6次讲话。&lt;/p&gt;&lt;p&gt;吴冷西回忆成都会议的情况说：&lt;/p&gt;&lt;p&gt;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的，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lt;/p&gt;&lt;p&gt;武昌会议（4月1—9日）可以说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lt;/p&gt;&lt;p&gt;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lt;/p&gt;&lt;p&gt;他一开头就提出现在我国进入技术革命时代，但接着又两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lt;/p&gt;&lt;p&gt;他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及其原因时，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在创造中，还有待证明。&lt;/p&gt;&lt;p&gt;他分析教条主义在我党历史上所造成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lt;/p&gt;&lt;p&gt;他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大讲矛盾的互相转化，大讲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40条和促进会这三个东西，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冒进。&lt;/p&gt;&lt;p&gt;他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满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lt;/p&gt;&lt;p&gt;这次会议上，除了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工作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外，毛主席还亲自批示印发了《华阳国志》、《都江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诗十八首、《苏报案》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摘录。&lt;/p&gt;&lt;p&gt;会前我送给毛主席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给会议了。&lt;/p&gt;&lt;p&gt;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3月9日）时即谈道：“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这同他在南宁会议时专门写信要刘建勋和韦国清同志抓好报纸一样，毛主席很重视办好报纸。&lt;/p&gt;&lt;p&gt;在会议过程中，有一次在散会的时候，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我赶上前去问毛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lt;/p&gt;&lt;p&gt;很显然，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讲话的上述主要之点，也是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纲目。特别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约在3月15日左右）谈到总路线时，提醒我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作《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3分、5分还是7分、8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连同他后来谈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宣传要强调鼓劲，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气可鼓而不可泄。&lt;/p&gt;&lt;p&gt;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讲话中谈到“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讲话中批评卫生部，说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说，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胡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按：指《人民日报》2月13日的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四害》）。这两件事都说明办报纸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还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三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lt;/p&gt;&lt;p&gt;当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3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3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7年内实现农业40条，5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蛮好吗？&lt;/p&gt;&lt;p&gt;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lt;/p&gt;&lt;p&gt;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lt;/p&gt;&lt;p&gt;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还说，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lt;/p&gt;&lt;p&gt;成都会议可以说是继续南宁会议的批判“反冒进”。毛主席看到会议开始阶段务实较多（主要是讨论“两本账”）后，提出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从3月24日上午起采取召开大组会议（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3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lt;/p&gt;&lt;p&gt;成都会议就是在大家检讨“反冒进”的空气中结束，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南宁会议，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前的思想准备会议。历史地看，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已经抬头了。这也反映在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上。〔8〕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同当时主持山西工作的陶鲁笳谈起引黄入晋济京的远景规划。陶鲁笳回忆说：1958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的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了初步设想。&lt;/p&gt;&lt;p&gt;毛泽东听了表示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lt;/p&gt;&lt;p&gt;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令人叹服！&lt;/p&gt;&lt;p&gt;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汇报说，官厅水库的水源问题还没有解决，北京市随着城市的发展，缺水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我们想和山西合作，引用黄河的水，这是一个可靠的水源。&lt;/p&gt;&lt;p&gt;毛泽东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之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使轮船可以开到北京；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一条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的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lt;/p&gt;&lt;p&gt;接着我说，山西10年9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lt;/p&gt;&lt;p&gt;说到这里，毛泽东问我，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说不知道。他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1000多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lt;/p&gt;&lt;p&gt;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注：当年闻喜县所属范围与现在不同）。&lt;/p&gt;&lt;p&gt;上述毛泽东远见卓识的谈话，给了山西、北京、内蒙古三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极大的启示和鼓舞。1958年6月，我在北京主持过一次三省市区负责人的会议，初步确定在山西偏关修建万家寨水库的方案，并由山西、内蒙古成立了万家寨水电站工程指挥部，随后，即着手进行了施工准备，至1959年下马时，已用去费用360万元。1958年7月，北京市派了一个小组，为了引黄济京到内蒙古清水河、浑河及山西右玉、左云两县进行过勘察，山西水利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此项工作。1958年10月，山西省成立了引黄领导小组，组建了引黄入晋勘察队。经过勘察和研讨，至1959年1月，初步选定浑河引水线即在万家寨水库库区岔河口引水，引水规模初步定为100立方米/秒左右，解决工农业用水，结合区间通航。但如何给北京分水问题，经过勘察和研讨未定下来。1959年以后，此项工程就停下来了。〔9〕成都会议以后，毛泽东乘兴从重庆登船，沿长江直下武昌，沿途畅游了名胜三峡。当看到神女峰时，还背诵了宋玉的《神女赋》。&lt;/p&gt;&lt;p&gt;195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昌召集部分省委书记汇报会，并向他们通报成都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lt;/p&gt;&lt;p&gt;随毛泽东乘船东下，并出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lt;/p&gt;&lt;p&gt;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lt;/p&gt;&lt;p&gt;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lt;/p&gt;&lt;p&gt;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lt;/p&gt;&lt;p&gt;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lt;/p&gt;&lt;p&gt;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lt;/p&gt;&lt;p&gt;毛主席又讲了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想法。〔10〕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说：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lt;/p&gt;&lt;p&gt;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关于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lt;/p&gt;&lt;p&gt;关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情况，薄一波回顾说：1958年3月11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8年中间逐步形成的。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里论述它的形成过程时，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1958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lt;/p&gt;&lt;p&gt;1956年提出《论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开始。1956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反冒进，经过了一次曲折。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1958年春南宁、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5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lt;/p&gt;&lt;p&gt;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毛主席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此，毛主席夙兴夜寐进行研究和探索，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和重大方针政策；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对反冒进的批评。经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毛主席的主张基本上被各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广大农村在1957年冬季迅速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提上了议事日程。&lt;/p&gt;&lt;p&gt;至于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快些、好些，当时是缺乏深入研究探讨的。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关于这一点，党内是存在着思想认识分歧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针对这种分歧，毛主席先是提出了两种建设方法问题（即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和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后来在批评反冒进中逐步把它上升到两种建设方针、两条建设路线的高度。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插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比如水利建设，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他说：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过去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毛主席在另一次插话中又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多次讲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和姿态，要像古今中外那些创立新思想、新学派和搞出新创造、新发明的青年人那样，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成都会议对总路线进行了酝酿和讨论。&lt;/p&gt;&lt;p&gt;3月18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论证我国正进入“1天等于20年”的时代，经济可以高速度地发展。毛主席在他发言时插话，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上与邓子恢同志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陈伯达说，1956年以来的分歧就是建设速度问题的分歧。&lt;/p&gt;&lt;p&gt;“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先后出现的。这次会上毛主席又多次提到这些词。但直到3月26日以前，总路线的正式提法还未最后形成。&lt;/p&gt;&lt;p&gt;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毛主席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采纳李富春同志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我在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后来在反冒进中，这个口号很少被提及。召开八大时，周恩来同志在修改一个文件时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话。但经过批评反冒进，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口号。&lt;/p&gt;&lt;p&gt;“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词，是在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的。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月上旬，毛主席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谈起元旦社论，周说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多次提到这件事。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将它们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lt;/p&gt;&lt;p&gt;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同志讨论。由于会议定于26日结束，与会同志没有来得及对《报告草稿》进行深入讨论，只有少数同志提出了意见。&lt;/p&gt;&lt;p&gt;《报告草稿》发给会议后，陈伯达又作了修改，毛主席也作了修改。陈伯达将第1页上的“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句，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主席又将这段话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可见，成都会议对于总路线的形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lt;/p&gt;&lt;p&gt;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毛主席认为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从1921年到1942年，用了21年时间才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8年中逐渐形成的，时间不算长，严格说还不算完全形成，大约再有5年就差不多了。还说：许多东西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些东西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至少还要看5年。我们证明了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只是有了初步的东西。&lt;/p&gt;&lt;p&gt;……&lt;/p&gt;&lt;p&gt;成都会议结束后，由少奇同志主持，胡乔木同志负责，对《报告草稿》进行了大的修改。4月7日少奇同志致信胡乔木同志，谈了他关于修改的一些设想。根据他的意见和成都会议上大家所谈的意见，4月17日、18日改出报告初稿，篇幅比原来的草稿增加将近两倍。初稿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4月21日，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决定进一步修改。5月2日，中央政治局第47次会议又对报告修正稿进行了讨论，决定提交八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lt;/p&gt;&lt;p&gt;5月5日，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对总路线进行了系统论述，把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提出：虽然这条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lt;/p&gt;&lt;p&gt;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五次讲话，同总路线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主席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跟先进看齐。又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口号跟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合起来，我看很好。这样一个提法恐怕也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这是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好像大跃进中间的干劲，反映了人民要争上游。这个干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有1分干劲，也有2分干劲，有3分干劲，有4分、5分、6分、7分、8分，至少也得个6分、7分，最后是8分、9分，lO分就足了。干劲会有不同的。“鼓足干劲”，这个话是个新话。“力争上游”是从前就有的，但是现在有新鲜意义。什么叫力争上游？在我们国内，无非是争“四五八”〔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亩产达到800斤——作者注〕。又比如，长春汽车厂增加的投资不多，而产量要比过去的设计能力增加一倍以上。鞍山钢厂，现在不增加投资，而钢产量可以提高。《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有些项目明年可以完成，有些项目第三年可以完成。跟外国比较，就是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7年赶过英国，15年赶过美国。&lt;/p&gt;&lt;p&gt;对于我们的党、人民和民族来说，毛主席提倡自强不息、不甘落后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无可厚非的。但在这里，毛主席所做的具体解释，把它同“四五八”的发展目标联系起来，要求把原定在12年内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一下子缩短到3年，特别是把它同加速赶英、赶美的目标联系起来，显然就不恰当了。当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上，把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以激励大家的士气，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问题在于赶超的时间和办法，一定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定得合乎实际。如前所述，开始提出是7年赶过英国、15年赶过美国，可是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这样问题就来了，就很难避免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其他不切实际的行动了。&lt;/p&gt;&lt;p&gt;2．为什么总路线省略了主词？毛主席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在外国人看来恐怕不大懂。这里头也没有个主词，什么人鼓足干劲？本来想前边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积极因素”当作个主词。现在想，世界上也有那么一些怪事，不要主词也可以。我们这个6亿人口就是我们的主词。所谓鼓足干劲，大家知道，就是6亿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干劲（后来，少奇同志在1962年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曾说：我们在1958年制定总路线的时候，提的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把主词去掉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谁鼓足干劲呢？应该说，全国人民是主词。以后说的时候，把主词省略了——作者注）。&lt;/p&gt;&lt;p&gt;3．总路线是怎么产生的？毛主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既然这个合作社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那个合作社不可以？既然这个工厂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别的工厂不可以？这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的，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多少年的经验。毛主席又说：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lt;/p&gt;&lt;p&gt;在少奇同志报告和毛主席讲话以后，与会代表分组进行讨论，提出了一些意见。广西、河南、湖南组的代表提出，这条总路线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不明确，过渡时期总路线包括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包括不了这个主要矛盾，两个总路线的关系究竟如何，希望加以解释；既然多快好省是指方法而言的，这条总路线可否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lt;/p&gt;&lt;p&gt;绝大多数代表对这条总路线的提出表示拥护。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有117人，书面发言的有140人，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他们列举本地区的成绩、经验，说明总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和指标。例如在农业方面，许多省都提出了“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全省面貌”；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4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河南长葛县提出当年要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湖北谷城县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1000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争取1500斤；广东汕头地区提出争取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3年左右达到1500斤。在工业方面，机械工业部门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的产品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50％；冶金部门提出，实现“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任务，“二五”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41.5％；煤炭部门提出“二五”期间煤产量要达到7亿吨，“2年赶上英国，10年赶上美国”；铁道部门提出全民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达到27万公里；纺织部门提出5年内主要纺织品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轻工部门提出造纸工业的产品产量5年超过英国；水利电力部门提出5年内全国初步实现电气化；第一汽车制造厂介绍了“苦战半个月，3万变7万”，班产百辆车的经验；包头钢铁厂提出要实现“产量增加一番，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半”的目标。&lt;/p&gt;&lt;p&gt;这些提法和说法，在今天看来，不免有许多令人哑然失笑之处，然而当时许多同志的实际思想、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来理解和希求多快好省的，就是这么来理解和表现敢想敢说敢做的。每当重温和思考这样的历史材料时，心情总不免感到沉重，当时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切实际的、严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举措呢？原因应该深深地探究，教训应该好好地找寻。但人也好，事业也好，总是从不成熟走到成熟。对于创业者们的幼稚、笨拙之处以至干出的明显蠢事，不应过多地去责怪或讥笑，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严肃研究，吃一堑长一智，从中得到有益的东西，并作为殷鉴，永远记取。&lt;/p&gt;&lt;p&gt;……&lt;/p&gt;&lt;p&gt;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起草小组对《工作报告》又进行了修改。5月22日，胡乔木同志将修改稿送交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5月24日，毛主席批示：“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11〕&lt;/p&gt;&lt;p&gt;&lt;/p&gt;&lt;p&gt;吟就《送瘟神》&lt;/p&gt;&lt;p&gt;1958年6月底，毛泽东写出名诗《七律二首·送瘟神》。在诗前小序里，他说自己读罢报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卫士封耀松回忆了毛泽东这一夜命笔作诗的情景〔12〕。他说：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榭，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lt;/p&gt;&lt;p&gt;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lt;/p&gt;&lt;p&gt;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lt;/p&gt;&lt;p&gt;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人民日报》。&lt;/p&gt;&lt;p&gt;“主席，我回来了。”&lt;/p&gt;&lt;p&gt;“唔。爸爸妈妈都好吧？”&lt;/p&gt;&lt;p&gt;“都很好。他们……”&lt;/p&gt;&lt;p&gt;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翕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疑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lt;/p&gt;&lt;p&gt;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lt;/p&gt;&lt;p&gt;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地说：“你把笔和纸拿来。”&lt;/p&gt;&lt;p&gt;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的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lt;/p&gt;&lt;p&gt;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lt;/p&gt;&lt;p&gt;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清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莫非是作诗？我仍然不敢肯定。&lt;/p&gt;&lt;p&gt;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团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lt;/p&gt;&lt;p&gt;“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lt;/p&gt;&lt;p&gt;“睡不着呀。”毛泽东撤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lt;/p&gt;&lt;p&gt;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作诗了！&lt;/p&gt;&lt;p&gt;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lt;/p&gt;&lt;p&gt;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诵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又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地说：“真好，太好了。”&lt;/p&gt;&lt;p&gt;毛泽东望着我：“什么地方好？”&lt;/p&gt;&lt;p&gt;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lt;/p&gt;&lt;p&gt;“那你明白意思吗？”&lt;/p&gt;&lt;p&gt;“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lt;/p&gt;&lt;p&gt;“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lt;/p&gt;&lt;p&gt;我说：“人民好，诗也好。”&lt;/p&gt;&lt;p&gt;“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lt;/p&gt;&lt;p&gt;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lt;/p&gt;&lt;p&gt;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lt;/p&gt;&lt;p&gt;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lt;/p&gt;&lt;p&gt;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二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lt;/p&gt;&lt;p&gt;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誊誊。”&lt;/p&gt;&lt;p&gt;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的《人民日报》，重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13〕当时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沈同还回忆了毛泽东关心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他说：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要求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lt;/p&gt;&lt;p&gt;主席召集的会议开始后，我们几个同志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走进一个村庄，因为是农忙时节，青壮劳力都下了大田，只遇到一个农民在家做木工，准备盖房子。我们又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倚着树干仰天躺在那里，只见他两手抱头，眼里满含泪水，呆望着天空。我们走近他身边，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我们，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我们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没有说话先叹气，呆了半天才说：“都是我的命不好，有福不能享，谁也怪不得，没得好说的。”说完又是叹气，显出一言难尽的样子。为了弄清情况，大家都坐在他身边，等待他解说。他见我们诚恳的样子，想了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lt;/p&gt;&lt;p&gt;……&lt;/p&gt;&lt;p&gt;大家听着这个老实憨厚的农民痛诉自己悲惨的身世，都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好日子还在后边。他说：“这种大肚子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我们向他解释：……共产党毛主席就是要给人民解除苦难的，你们这里有危害人民的地方病，毛主席一定会领导大家来消灭地方病，为人民除害，会把你们的病治好的！&lt;/p&gt;&lt;p&gt;他一直耐心地听着，这时他忽然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我们，很久，竟充满激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是实情，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助我们穷人翻了身，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剥削压迫了，这是我头一次佩服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领导大家斗倒了地主恶霸，给我们分了土地，从此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不但救活了我们一家，也救活了全国的穷苦老百姓。这是我又一次佩服毛主席！要是毛主席又知道我们这里的人们还受着地方病的害，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这种从来没有办法治的害人病，他老人家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人民的大救星！我这一辈子都佩服毛主席了！我还要教育子孙后代都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说完他兴奋地露出憨厚的笑容。&lt;/p&gt;&lt;p&gt;我们带着这个农民破涕为笑的心情，回去把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lt;/p&gt;&lt;p&gt;毛主席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据初步的调查了解，正如后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影响发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如江西省丰城县的梗头村，百年前有1000多户，到1945年只剩下2人，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有90％；安徽省贵池县的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金雨一户4口人，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血吸虫病已成为我国现在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危及到民族的健康和繁荣。&lt;/p&gt;&lt;p&gt;毛主席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多万人受害，1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马上开展工作。&lt;/p&gt;&lt;p&gt;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经过研究，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lt;/p&gt;&lt;p&gt;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开展起来，又在这些地区纷纷组织了领导干部和医疗专家相结合的防治血吸虫病的医疗小组。边治疗，边预防，边研究，既治标，又治本，全面展开了工作。&lt;/p&gt;&lt;p&gt;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于12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专家们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指出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lt;/p&gt;&lt;p&gt;在受害地区，党和政府进行了全民动员，利用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深受血吸虫病之害的广大群众，都有过惨痛的亲身经历，一听说共产党毛主席派人来治血吸虫病，要为民除害，人人拍手称快，兴奋异常，都积极响应，个个争先。在防治血吸虫病医疗小组的科学指导下，各项防治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同时全国各地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无私支援，更加鼓舞了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决心。&lt;/p&gt;&lt;p&gt;毛主席一直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又去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lt;/p&gt;&lt;p&gt;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lt;/p&gt;&lt;p&gt;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徐运北同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3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lt;/p&gt;&lt;p&gt;1956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lt;/p&gt;&lt;p&gt;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lt;/p&gt;&lt;p&gt;1958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lt;/p&gt;&lt;p&gt;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lt;/p&gt;&lt;p&gt;中共中央随即于1957年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lt;/p&gt;&lt;p&gt;全国上下总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一年、两年过去，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降低了；又过了一年，有些地方的血吸虫病患者逐渐恢复了健康；捷报频传，人民一片欢腾。&lt;/p&gt;&lt;p&gt;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lt;/p&gt;&lt;p&gt;……&lt;/p&gt;&lt;p&gt;毛主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年来，血吸虫像瘟神一样，夺去了无数同胞的宝贵生命！统治者不管人民的死活，竟害得祖国大地“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人民坐以待毙，好不凄惨！今天一声春雷，祖国解放了，人民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在党的号召下，动员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无穷的力量，多少人间的害人虫都被消灭了，现在又同大自然展开了搏斗，而且全民振臂，一举成功，终于消灭了多少年来一直在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使得那些遭受血吸虫病魔危害的千村万户的同胞起死回生！顿时一幅新的图画又展现在眼前：绝处逢生的广大人民群众，将重整衣冠，斗志昂扬地走上建设祖国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他们个个如生龙活虎，都有无穷的力量，银锄落处将使青山绿水间，遍地稻菽成浪；铁臂摇起可以开山辟地，击起钢花飞溅。瘟神呢，就只有死路一条了。&lt;/p&gt;&lt;p&gt;毛主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直在踱步浮想。微风送爽，不觉已是旭日临窗。他凭窗遥望南天，要歌颂这人间奇迹，于是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挥写成《送瘟神》七律二首的不朽诗篇。他歌颂人民力量的伟大，歌颂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气势如虹，把被瘟神践踏了的八万里大好河山，培育成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神州大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14〕&lt;/p&gt;&lt;p&gt;&lt;/p&gt;&lt;p&gt;北戴河会议前后&lt;/p&gt;&lt;p&gt;毛泽东在追求经济建设的多与快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追求所有制上的大与公。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了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变成中央的决定和实践，形成小社并大社的热潮。&lt;/p&gt;&lt;p&gt;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发端形成，薄一波回忆说：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动几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正是因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思想火花。&lt;/p&gt;&lt;p&gt;……&lt;/p&gt;&lt;p&gt;1956年秋后，一些地方出现闹退社、分社风潮。后来查明某些社规模过大，难于管理，吃“大锅饭”严重，是酿成风潮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党中央在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20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之后，应该宣布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但是，在经历了批评反冒进的曲折之后，现在遇到了因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开展带来的新问题，加之许多地区进行了撤区并乡工作，因此，毛主席就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了。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主席就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后来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lt;/p&gt;&lt;p&gt;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意见》于3月20日在成都会议通过，4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意见正式下达。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侯县在3月间，把城门、下洋、龙江3个乡合并为1个乡，把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个社的消息，并用《编辑的话》的形式，将《意见》中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lt;/p&gt;&lt;p&gt;这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辽宁、广东两省最快。辽宁于5月下半月，即将9272个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2000户，最大的为18
000多户。紧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相继完成并社。河南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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