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这具有划时代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又喜逢中共闽北分区委创建80周年纪念日，这是闽北党和人民政治生活中两件喜事。

本文仅以纪念中共闽北地方党组织创建80周年为题，分以下三个部分简述中共闽北地方党组织所走过的80年的光辉历程。

闽北最早创立的共产党组织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在闽北各县的逐渐传播，建瓯、崇安、浦城等县许多进步知识青年为追求真理，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以及省城福州等地求学。这批学生在学校或工作期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闽北第一批党组织——中共建瓯支部、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和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的建立，就是这批共产党员中杨峻德、陈昭礼、徐履峻、葛越溪、潘作民等代表人物先后受党中央和党的派遣来闽北创建的。

一、中共建瓯支部的创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随着城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即将发动北伐战争之际，为了配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这年夏，杨峻德大学毕业先期回到建瓯。接着，葛越溪、潘作民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回福建。他们到建瓯后，首先发展了在家乡传播革命的杨峻德入党，并向上海南市部委汇报。随后，杨峻德、葛越溪、潘作民一同赴福州地委报到。之后，他们3人受福州市委的派遣回到建瓯。根据党的指示，他们一面迅速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一面积极筹划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为建瓯党组织的创立作好组织准备。

7月，杨峻德等根据中央“凡有党员3人以上的均得成立一支部”的规定，在建瓯城关大甲巷7号“吉阳货栈”，正式成立了闽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建瓯支部。书记葛越溪，组织委员潘作民，宣传委员杨峻德。隶属于福州地委。中国共产党闽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的创立，揭开了闽北地方党组织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二、中共崇安特别支部的创立

大革命时期，在外地求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江禹烈、衷志纯、徐履峻、董世闻、董涵球、潘超人等，他们利用暑假带回《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籍和刊物，在家乡崇安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这批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使崇安广大工农群众逐步明确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为崇安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7年2月，徐履峻等在崇安兴田的枫坡成立了第一个乡级农民协会，给了全县工农以极大的鼓舞。之后，徐履峻日夜奔走于上梅、岚谷、星村等乡村，创办夜校，组织农会，发展党员，为崇安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月，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四·三”反革命事变后，徐履峻等人在崇安的革命活动已为国民党崇安当局的注意。他机警地躲过警察的追捕，经上饶、九江到了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国民党右派全面发动反革命事变后崇安的形势问题。

这年7月下旬，党中央为了尽快恢复福建党组织，派遣陈昭礼、徐履峻和潘超人等3人回闽北开展建党工作。他们一行经九江、上饶到崇安，与这里因“四·三”事变从福州潜回崇安的董涵球、安宇、衷志纯、董世闻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崇安武夷乡大埠头徐履峻家开会，成立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组织委员董涵球，宣传委员安宇。

1928年1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决定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发展为县委，书记徐履峻，组织委员董涵球（后为陈耿），宣传委员安宇。县委下辖9个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100多人。崇安县委的建立，标志着闽北党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中共建瓯支部创立之后，随后又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为建立一个统一闽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陈昭礼一行在徐履峻、衷志纯等陪同下，从崇安秘密抵达建瓯后，陈昭礼等即与这里的潘作民、季康等接上关系，并着手筹建成立闽北地方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经过短时间紧张的筹备，在陈昭礼的主持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省暂时划分闽南、闽北两区。兴化、泉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各属为闽南；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即建瓯—编者注）所属为闽北。各设临时委员会管理之。闽北临时委员会隶属中央，闽南临时委员会由粤省委指挥”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书记陈昭礼，组织委员潘作民，宣传委员季康。直属党中央领导。临委机关设在建瓯城关五通巷“三·一八”烈士刘葆彝故居。9月，潘作民代表闽北临委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返回建瓯后，闽北临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于9月底召开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增补翁树年和农委（名字不详）为闽北临委委员，并决定成立福州、延平两办事处。会后，陈昭礼到福州成立了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书记葛越溪。

这年12月15日，党中央决定合并闽南、闽北两临委为福建临时省委。之后，闽北、闽南两临委负责人在漳州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闽北的陈昭礼为省临委常委、组织部长，葛越溪为省临委执委。至此，闽北临委和福州办事处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此时，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设立了中共建安特委，负责人葛越溪，成员潘作民、季康。特委机关设在建瓯城区天主教堂。1928年5月，党中央指示不同意设建安特委，至此建安特委解体。期间，闽北党组织隶属中共福建省临委领导的有1个县委（崇安）、1个支部（浦城岱后），2个特支（建阳、松溪）；隶属福州市委领导的有1个县委（建瓯），1个支部（政和）。党员数总共148人。

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的建立和闽北各地党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闽北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上梅暴动，为创建闽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第一声的响亮回答；中国工农红军55团的诞生，为创建闽北革命武装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一时间，土地革命战争燃起的烈火，使闽北成千上万工农大众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

闽北地方党组织的演变发展

中共闽北地方党组织从诞生到发展，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其发展变化大致分以下6个阶段：

（一）从1927年8月建立闽北临委（含建安特委）到1930年3月成立闽北特委。1930年2月，为加强闽北党组织的领导，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闽北特委，派省委委员杨峻德为特委书记，负责组建闽北特委。3月，杨峻德到达建瓯，建立了闽北特委，下辖2个县委（建瓯、崇安），3个特支（建阳、政和、松溪）、1个小组（邵武党团小组）。

这期间，闽北特委根据中央关于“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将不仅于闽西，必须深入扩大到泉漳各属以至闽北”的指示，以及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的精神，以崇安为中心，加速闽北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步伐。

在闽北特委指导下，1930年5月1日，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梅召开，闽北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胜利诞生。大会还制定和颁布了土地法及其他法令。崇安县苏维埃政府管辖崇安境内13个区，包括江西上饶、铅山、广丰南部边区，以及浦城、建阳交界5个区，共18个区苏和区委，234个乡（村）苏维埃政权，人口20多万。以崇安为中心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机构的发展，影响整个闽北。在革命高潮里，闽北党组织迅速扩大，党员数从148人发展到2347人。

但到了7月，福建省委特派员邱泮林到崇安，传达党中央关于将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调闽北红军到赣东北苏区组建红十军的决定，并将闽北各县党组织划分为两个系统领导：即建瓯、政和、松溪党组织划归福州市委领导；崇安、浦城、建阳、邵武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省委领导。闽北根据地为闽浙赣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期间，由于闽北苏区的划归、红军被调离和党组织一分为二，加之闽北党组织和军队重要领导人杨峻德、陈耿被调离闽北，领导层的力量受到削弱。在敌人重兵“围剿”下，闽北苏区大片土地丧失。到年底，闽北根据地几乎被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这是闽北党组织发展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教训。

（二）从1930年3月建立闽北特委到1931年1月成立闽北分区委。在闽北苏区危急之际，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赣东北。赣东北省委决定取消各级行动委员会，缩编红十军，组建闽北独立团，派回闽北苏区。1931年1月，闽北独立团到达崇安，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同月，肖韶等一行到达崇安洋庄的坑口后，根据赣东北省委的指示，立即组建了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书记肖韶。4月，方志敏等率领红十军进军闽北苏区作战，敌人再次受到重创，扭转了闽北战局。7月，赣东北省委派黄道到崇安担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这月上旬，由黄道主持在坑口召开闽北分区委第一次扩大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在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闽北党组织迅速发展，苏区也进入一个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这年9月，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从坑口迁到大安。此后，大安被誉为“闽北苏区首府”。

1933年4月，中央决定闽北分区从闽浙赣省分出，划归中央苏区新成立闽赣省领导。黄道到闽赣省工作，肖韶接任闽北分区委书记。此时，闽北各县及与闽北地区交界的浙江、江西、闽东等边界的党组织，共有21个县委（中心县委）隶属闽北分区委领导，党员数达到8671人，是闽北党组织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闽北苏区全盛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调集10万重兵，围攻闽北苏区。1935年1月，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撤出苏区首府大安，闽北苏区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以黄道为首的闽北党组织坚强领导下，“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成为南方8省三年游击战争中建立的15块游击根据地之一。这是黄道在闽北党组织发展史上立下的重大历史功绩。

（三）从1931年1月建立闽北分区委到1936年6月成立4个分区委（闽北、闽中、抚东、闽东北）。1936年4月，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等一行与闽东领导人叶飞在政和县洞宫山仰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双方就成立闽赣省委，统一闽北、闽东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来，由于战争环境等种种原因，闽北、闽东实际上仍各归各的领导。

6月，黄道等由政和返回崇安，在岚谷黄龙岩村宣布成立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原闽北分区委自行终止。在闽赣省委领导下，闽北成立4个分区委，即一分区委（闽北）,书记汪林兴；二分区委（闽中），书记黄立贵兼；三分区委（抚东），书记王助；四分区委（闽东北），书记吴先喜。这4个分区委，共下辖2个中心县委、9个县委、2个特区委、4个中心区委、1个西南战区委员会。在各分区委强有力的领导下，到年底，党领导的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崇安、建阳、浦城、广丰、上饶、铅山、金溪、贵溪、资溪、邵武、光泽、顺昌、南平、将乐、泰宁、建宁、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周宁、寿宁、庆元、龙泉、江山等25个县的广大游击区域。

这期间，还由于邻省邻县边界革命斗争和地理环境等关系，闽北党组织与闽东特委、浙西南特委有隶属领导关系的有：松（溪）政（和）中心县委、寿（宁）政（和）庆（元）中心县委、政（和）屏（南）县委、龙（泉）浦（城）县委。此时，闽北党组织涉及闽浙赣3省边区，赢来了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最佳时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闽北党和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开始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撤销闽赣省委。随之，闽赣省委下辖的闽北4个分区委同时撤销。从2月至6月，原属闽北党组织管辖的3个中心县委、4个中心区委和1个特区委直属闽浙赣特委领导。

（四）从1936年6月建立4个分区委到1938年6月成立闽北、建松政、闽江特委。1938年6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指示，原属闽北管辖的江西部分县党组织划归江西省委，以闽浙赣特委和闽东特委合组，成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省委机关设在崇安的坑口。闽浙赣特委撤销后，闽北地区先后成立闽北特委，书记汪林兴；建松政特委，书记游火明；闽江特委，书记李铁。这3个特委前后管辖的党组织分别是：闽北特委下辖3个中心县委、3个县委；建松政特委下辖2个县委、2个特区委、1个工委；闽江特委下辖1个中心县委、2个工委。此外，闽北党组织还有1个中心县委、2个县委、1个工委隶属闽西北、浙西南、闽东特委领导。

1943年9月至12月和1944年3月，福建省委分两批从闽北南迁闽中。此后，闽北地区在抗日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转变的重要历史时刻，闽北特委、建松政特委和闽江特委，遵循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作战方针和策略原则，独立支撑局面，坚强地完成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期各阶段的历史重任。

（五）从1938年6月建立闽北、建松政、闽江特委到1947年1月成立闽北、闽浙边、闽东北地委。1947年1月，福建省委在南古瓯地区召开的党代会上，决定福建省委改称闽浙赣区党委（后为省委），各地特委改建为地委。期间，闽北特委改为闽北地委，书记王文波，下辖1个县委、3个工委、1个城工部临时工委；建松政特委改为闽浙边地委，书记陈贵芳，下辖2个工委、1个县委、1个城工部临时工委。同时成立闽东北地委，书记左丰美，下辖1个中心县委、2个县委、2个工委。

（六）从1947年1月建立闽北、闽浙边、闽东北地委到1949年6月成立南平、建阳地委。1949年5月底，中共闽浙赣省委与解放大军二野五兵团17军51师在建瓯会师组建军管会，曾镜冰（省委书记）为主任，崔子明（51师师长）为副主任。6月，建瓯军管会宣布成立中共南平地委和中共建阳地委。南平地委，书记王文波，下辖南平、沙县、尤溪、古田、屏南、顺昌、将乐、建宁、泰宁等9个县委；建阳地委，书记陈贵芳，下辖建瓯、建阳、浦城、崇安、邵武、光泽、水吉、松溪、政和等9个县委。

195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建阳专区，所属各县并入南平专区。建阳地委所辖9个县委划归南平地委。同时，原有永安专区的三元、明溪县委和闽清专区的闽清县委也划入南平地委。至此，南平地委下辖南平、建瓯、建阳、顺昌、邵武、光泽、崇安、浦城、松溪、政和、水吉、屏南、古田、闽候、沙县、尤溪、三元、明溪、将乐、泰宁、建宁等21个县委。这期间，是建国后闽北党组织管辖区域最昌盛的时期。

1970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南平专区机关迁驻建阳县。9月，南平专区机关正式搬建阳县城，开始使用“建阳地区名称”。这阶段的中共建阳地委，下辖南平市委和建瓯、建阳、顺昌、浦城、崇安、邵武、光泽、松溪、政和等10个县（市）委。

1987年10月，国务院批准建阳地区机关迁回南平市，建阳地区更名为南平地区。1989年1月，中共南平地委正式挂牌办公，建阳地委随即取消。

1995年1月，南平地委改建南平市委，这时期的南平市委，下辖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4个市委，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和5个县委，1个延平区委。

闽北地方党组织光辉的历程、深刻的启示

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学习闽北地方党组织史，尤其是学习建国前那段艰苦卓绝、惊天动地又感人肺腑的奋斗史实，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是闽北地方党组织始终高度重视坚强领导核心的建设，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党支部坚强战斗堡垒的建设。尽管闽北党组织隶属的省级党委有变化、自身名称及领导范围也时有变化，但她从建立起，就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能不断实现各时期战略转移、成为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在基层组织的建设上，分区委通过组织生活会、创办党校、举办支部流动训练班，把党的指示、决议及时贯彻到每个党员中去。分区委编写和发行《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教材，指导与提高党员的政治、政策水平，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因此闽北各级组织虽然遇到数不尽的艰难险阻、血雨腥风、摧残杀戮，仍然傲然挺立、夺取胜利。主要由于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坚强的基层战斗堡垒。

二是闽北地方党组织既坚持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又坚持紧抓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不动摇并密切关心民生建设。在战争年代，闽北党组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特别是组建中国工农红军五十五团等革命武装，使闽北苏区发展壮大，在三到四年内，根据地扩大到跨三省数十县直至与赣南闽西中央苏区连成片。军事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而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闽北党组织放在中心工作位置上。1931年以后，制定和采取了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实行劳动互助、开展生产竞赛、科学种田、鼓励开荒、提供信贷、兴修水利及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贸易、成立银行等方针政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此同时，闽北党组织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广大工农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生活也获得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当时苏区的粮食、食油、蔬菜自给自足，群众无比信任党和苏维埃政府。1931年6月，崇安县城及周遍四五万群众和赤卫队一天之内就把县城的城墙挖倒。可见人民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达到何等程度！这其中党的经济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多么突出。

三是闽北党组织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但抓紧根据地的社会事业建设，而且努力地抓好社会管理，巩固了红色政权。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建立健全文化教育各级机构、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1932年7月还创办了列宁师范学校、开展扫盲运动。在文艺方面，在工厂、农村、学校都普遍建立俱乐部、开辟群众游乐场所，建立列宁公园，办理书报刊物。在体育运动方面，1932年5月，还举办闽北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在医疗卫生方面，建立红军医院，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开展群众性防疫等卫生运动。在敌人四面围困的苏区内，党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建立了各级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解放委员会、儿童团、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商会、贫农团等等，依靠这些基层组织、最广泛发动群众，管理社会，整个苏区在兴盛时期，社会面貌蓬勃富有朝气。在强敌犯境时，组织撤退井然有序，有生力量和党政机关得以保护，红色政权坚如磐石，人民群众是其深厚的根基。

今天，在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和闽北分区委建立80周年的双喜时刻，我们要把学习闽北地方党组织的光辉历史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朝着“十二五”规划的宏伟目标，创造更加壮丽辉煌的明天！

（1）《中共福建省组织史》

（3）《建阳地区组织史》（1926年7月至1988年12月）

（4）《中共闽北党史大事记》（1921年至2000年）

（5）《武夷山革命史》

　　原标题：金一南：不服不行，中国共产党才是世界上最牛的创业团队！

　　97年前的今天，中国诞生了这样一支团队，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短短数十年时间，成为了毫无疑问的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中国共产党历经97年，从苦难中走来，未来仍将坚定地走下去。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本文选自金一南演讲《中共——中国最牛创业团队！》，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这是一支90多年前的创业团队。

　　1921年公司注册，资本金接近于0，靠共产主义的故事拿到了苏联的天使轮和A轮，历经艰辛打败了西方跨国公司和国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49年10月1日在主板市场上市。

　　经过60几年五代CEO经营，目前市值突破11万亿美金，居全球第二，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一。

　　1921年，初创团队在上海召开团队成立的第一次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期间被同行业垄断对手不断地干扰，后转移至一艘船上顺利完成注册。初期注册资本接近为零，靠着马恩列的商业计划书，拿到了北极熊创投的天使轮和A轮。

　　1924年，为了打破传统行业的垄断，联合了友商发起新战略，但是由于友商的恶意陷害和投机行为，造成了最终计划的失败。

　　1935年，在多次项目地推受到竞争对手打击之后，纠正了团队内海归所领导的错误路线， 选出了行业内天才CEO作为领导核心。

　　1937年，东洋大财团妄图以强力的措施兼并中国市场，消灭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团队上下联合一切力量，巩固用户市场。

　　1945年，击败了东洋财团的不正当竞争，东洋财团彻底被驱逐出中国市场。

　　1947年，国内竞争对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友商，撕毁了公司联席合并发展的协议，通过各种恶意营销和强行干扰用户的行为，引起了广大用户强烈的不满。

　　1949年，在广大用户的支持下，通过拿下了决定性的三个市场的份额，并最终一鼓作气， 击败了竞争对手。

　　1949年10月1日，在北极熊创投等投资机构支持下，在北京上市，正式加入全球市场。

　　1966年，团队中几个投机分子为了一己私利，试图摆脱团队领导核心，妄以要挟公司创始团队，开展了长达十年上上下下的公司内斗。严重扰乱了用户市场。

　　1976年，投机分子的图谋被曝光揭露，接连数位团队早期联合创始人相继逝世，公司情况面临重大机遇调整。

　　1978年，几位公司早期联合创始人临危受命决定复出，一致认为应转变以高层斗争内耗和基层地推停滞的局面，将整个战略目标转移至提升用户体验和实现利润增长上，采取资本入股、商品入股、技术入股等方式，开放引入国外投资机构的模式。

　　1992年，转变了持续数十年的公司管理体制，开展公司市场化发展。

　　1997年和1999年，成功地收回被国外集团长期兼并的两个子公司。

　　2003年，面对高速增长的公司规模和业绩，领导层提出了团队良好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划，要求强调以用户体验至上，树立市场的全局观念，强调产品和市场的协调统一。

　　2012年，新一届高层领导班子上任，此时的团队实力更为强大，面临着更为重要的挑战。为了使公司内部更具有竞争力，强有力地开展了团队内部大考评，欺压员工的、爱用潜规则的、欺上瞒下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不合格员工都被调查，屡教不改顶风作案的被要求离开团队。 净化了团队内部不和谐的因素，又端正了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使之更有竞争力。

　　2015年，国际市场的飞速变化，使得整个团队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领导层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联互通的跨国产业链建设规划以及成立以本团队为核心的投资银行。

　　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的合作模式，将自己团队的优秀技术和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地。在广泛的用户中，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目前市值已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2017年，这个团队又顺利完成交接班，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组建。

　　辉煌九十七年，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他们当之无愧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这个段子故事来自网络，但最初的版本来源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1949年，全国即将获得解放，毛主席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去了封信。当时李达在南方，由于要通过国统区，毛主席担心信被识破，于是就用暗语给李达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

　　金一南将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一封电报准确预言了中国的未来！

　　每当回顾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时，社会上总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有利机缘。

　　持这些说法的人十分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心胜3》，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于我脑中：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二十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而其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二十多年后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这支军队的力量真谛在哪里？在了解和研究中，我越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来自神的赋予，而是来自人的奋斗。不是来自天赐机缘，而是来自千千万万人的英勇献身。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描述了一生中打过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描述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真正了解了那段经历就会明白：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的，伟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

　　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回来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认为在于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毋庸讳言，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过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国民党得到的比共产党要多得多。而毛泽东开创的广大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获得了政治独立，更获得了经济独立。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毛泽东在最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自主的基础。

　　所以中国革命具有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富裕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如果不产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而如果不分散到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红色政权便无法获得充足的给养，红色武装也无法获得坚忍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自觉，就是从来不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种种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在这一基础上，才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两位不屈的民族脊梁

　　近代历史中，国共双方的众多将领，都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了威武雄壮的话剧。有这样两位今天已经鲜为人知的红军战将：一位是红十军团第21师师长胡天桃，另一位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

　　1935年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悍将王耀武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他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与他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他一笔一笔地记录下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在什么地点？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家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虽然被枪杀了，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褛、脚穿两只各异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利者。

　　另一位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2师第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开湘当年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任第4团团长，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为红色铁流斩关夺隘，使红4团威上加威。即使过去多少年，今天到泸定桥头驻足参观的人们，看着那惊心动魄的13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氛围。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口便无路可走。

　　当时第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50米的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宿将连声感叹：“不知昨天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当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差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矗立的战神。

　　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难以计数。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今天，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有利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治华出卖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在这种空前的白色恐怖和空前的投敌叛变浪潮中，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认定：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一些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经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被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不是靠运气和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最终获得了最为稳固的胜利基础。其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就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还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娇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的作用，就知其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计，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温情主义和虚无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绝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可能至今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没有这一切，从湖南湘潭走出来的毛泽东，从四川仪陇走出来的朱德，从江苏淮安走出来的周恩来，生命轨迹也会向其他方向延伸。他们可能务农、经商、执教、从政，平平淡淡直到生命的终结。

　　但是有了这一切，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民族命运空前危急的时刻，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空前奋起。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行列之中，随之也就失去了务农、经商、执教、从政的可能。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革命者，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成为新中国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也从此挺直了长期弯曲的脊梁。

　　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奋斗的年代。

　　又是一个胜利的年代、非凡的年代。

　　没有苦难，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

　　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洗礼。这一洗礼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中国人民不但站了起来，而且也富了起来。今天这一现实，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的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人，不论是国家拥有的财富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五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中国模式”正成为全球议论的话题。

　　这样的时代，能说不是大时代吗？大时代提供了大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剩下的就是主观条件了，能否真正地感受它、领悟它、描绘它、表现它。奥地利学者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要想去超过它。”

　　却有人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不承认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热衷于以“个人野心”或“个人苦难”图解历史，将时代描绘为个人意志的产物、苦难堆积的产物；还有人以“揭秘”“回归真实”为旗号，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将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进而提出“告别革命”。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了。

　　精神有高地，也有低地。如果无法认清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用“告别革命”来否定这部历史，用“个人阴谋野心”来糟蹋这部历史，只能证明我们处于以小胸襟、小视野、小利害、小恩怨构成的精神低地，证明我们无能力触及这部历史的时代深度，更无资格探究它的时代宽度。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灾难深重的民族苦难史，更是一部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的辉煌奋斗史。这个民族在空前的灾难面前空前觉醒，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的呼声。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尊卑长幼，搭建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放眼全球，哪个国家有过这样跌宕起伏的命运？哪个政党付出过这样重大的牺牲？哪支军队像这样在围追堵截的血战和万水千山的阻隔中凤凰涅槃？哪个团队曾以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成为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为理想与信仰献身的真人。如果说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真人前仆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

　　真正认识与对待这部惊天动地的救亡史、复兴史，我们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剧变，都不由自主要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就成了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细节不见总体、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使得我们居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从1840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应该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中国在高速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一代代人在迅速成长。一位战友曾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工作都要转让给今天的‘80后’和‘90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我党、我军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有感召力的部分，最能凝聚我们党、凝聚我们国家、凝聚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使我们的事业永葆青春活力，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的责任。”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因这个时代而激动，因这份责任而效力！

    孙中山先生曾感慨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言之确凿，在他所领导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中，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陈楚楠是其中之一，并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

    陈楚楠，祖籍福建厦门，别号“思明州之少年”，1884年生于新加坡一个木材商人之家，家境富裕，早年与兄长合营树胶种植业，属当地颇有名气的工商界人物。

    孙中山先生创立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后，陆续派员赴海外华侨聚居区建立分会。1901年，尤列受中山先生指令前往新加坡，设立名为“中和堂”的革命机关，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召唤华侨转向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下。陈楚楠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存有疑惑，专门拜访了尤列。尤列深入浅出讲解了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包括革命方针、方法、目标，揭露保皇党鼓吹开明君主专制、反对革命的实质。陈楚楠茅塞顿开，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反清革命。

    陈楚楠在尤列支持下，与志同道合的侨胞张永福、林义顺等，建起了“小桃园俱乐部”，商议反清覆满。他还以“思明州之少年”的笔名，在香港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保皇派，鞭笞清王朝。

    1903年夏，在上海的进步报章《苏报》，因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如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清廷恐慌与震怒，遂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的罪名，求助租界当局巡捕房出面，查封了《苏报》，拘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章、邹两志士被捕后，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清政府随即要求工部局将两志士“引渡”，企图加以杀害。对此，陈楚楠愤懑不已，一边与张永福等致电英国驻沪领事馆，请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章太炎、邹容引渡清廷；一边筹集资金翻印了《革命军》5000册，改名《图存篇》，以掩当官者耳目，派人携带回福建老家，及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广为散发，扩大影响。

    从《苏报》案中，陈楚楠省悟到报纸的威力，遂与张永福着手创办《图南日报》。1904年春，《图南日报》出版发行，陈楚楠自任经理，张永福为副经理，开创了南洋革命党人创办书报宣传革命的先河。《图南日报》创刊之初，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注意，希望能与创办人陈楚楠会面。1905年7月初，孙中山先生从欧洲乘轮船去日本，途经新加坡在港口稍作停留时，陈楚楠及张永福、林义顺由尤列领着上船，拜谒了中山先生。孙中山对他们的成绩赞扬备至，叮嘱适时成立革命党团体，以利活动之有序进行，末了寄以无限期望，道：“革命党总要苦斗，将来自然会有好结果的。”1906年2月16日（距今112年），中山先生第二次到达新加坡，下榻于晚晴园。安顿完毕，即与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商讨组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事。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很快宣告成立了，陈楚楠任会长，张永福副之，会址就设在晚晴园。

    《图南日报》因受保皇派变本加厉的压迫，发行量锐减。陈楚楠虽然苦心支撑，却实在难以维持了，不得不歇业。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决计再办新的报纸，并取名《中兴日报》，作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机关报。1907年8月20日，《中兴日报》面世，与保皇派展开舆论激战。同盟会的胡汉民、居正等著名理论家也来助战。这场笔战分外激烈，吸引了各式人等争阅《中兴日报》，日销量高达4000余份。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在南洋华侨中日益深入人心，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员也由成立之初十余人，增至为400余名。

    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后，组织领导了7次反清武装起义，起义费用，大都来自海外华侨的筹款，陈楚楠主持的新加坡分会，曾屡屡担任了筹款的重任，他自己也多次慷慨解囊。

    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前，中山先生写信给陈楚楠及张永福，希望能得数千元之数专为起义用。他接信后，立即开会，分头筹款，及时汇给起义指挥者许雪秋。

    陈楚楠除为起义筹款助饷外，又尽力营救义军官兵。如黄冈起义失利后，退往香港避难的同盟会员、三合会首领余既成，被清吏诬告入狱。陈楚楠筹集诉讼费用2000多元，聘请新加坡大律师前往辩护，终于使关押了8个月的余既成胜诉出狱。

    云南河口起义失败，近500义军退入越南，被法国殖民者驱赶出境，义军转去新加坡，又被英国殖民当局以乱民拘留。陈楚楠忧心如焚，多方奔走交涉，终于准予担保入境。他随之与张永福、林义顺等在蔡厝港开设“中兴采石场”予以安置，又介绍部分去槟榔屿、吉隆坡等埠的工厂、农场、矿山，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后，省库空虚，连军饷都发不出，又地方不靖，民心不安。福建筹饷局总办黄乃裳通电南洋华侨要求援助。陈楚楠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身份，成立以陈嘉庚为会长的福建保安会，一个月内募捐得20多万元汇回福建，安定了危局。

    1917年7月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陈楚楠回国任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陈楚楠担任福建省实业厅长，到任后规划创办银行、开发矿山及水产资源，以发展家乡经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染指福建，加上民国乱世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以致成效无多，壮志难酬，陈楚楠遂于1932年重返新加坡，此后息影家园。

    汪精卫叛国投靠日本，紧锣密鼓筹组伪政权，于1939年派人去新加坡，以“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的高位，诱骗陈楚楠赴南京任职，以壮声势。陈楚楠坚辞不就，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71年9月21日，“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病逝于新加坡，生前著有南洋同盟会早期文献《晚晴园与革命史略》，传诵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