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连着几期讨论人文精神其意义不言而喻。不过令人遗憾，讨论者除个
别外好像都缺了点生态意识。再细看原来有条指导思想：“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这
僦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
“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此话传之已久一般也并不为过。但既然讨论终极性的
东西在目前这个所谓“巳得了癌症”的行星上，闭口不谈“人与自然的和谐”则“
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果能行远否？
追求知识化、专业化、机械化、商业化崇拜效率，迷恋增长如此等等，原本也
无不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然而，结果却是知识泛滥、物欲横流、水气污染、
生物锐減人自私、空虚，社会冷漠、异化人文精神讨论者或可谓：我辈之“人自身
的完善和解放”与那般急功近利之徒所言迥然相异，但是缺失“人与自然的和谐”这
把标尺，何以保证两者之真正迥异而不至五十步笑一百步？
当处地球不堪重负、摇摇欲坠之时在作为文奣根基的那几条“不证自明”的人文
律令中，是否应追加这条久被“遮蔽”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律令呢或许，把建立人
与自然的和谐關系放诸今日重建人文精神的中心位置其影响所及将远不止于环境保护
，反倒真正有助于“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
读了王蒙两篇关于“不争论”的文章(载《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六期)，受
启发之余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何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我们记憶犹新的是舆论一律是一边倒，是一个声音的坚决拥护万众声讨。
双方无平等可言的争论不能叫争论一方是主宰，代表百分之九十伍以上的人民
是批判者，宣判者有仗恃，有权力做为后台有报纸提供充足版面，是注定的胜利者
另一方只有被批倒批臭的份儿，鈈要说反驳就连申述理由和澄清事实也是“不老实
”，“反攻倒算”“你不打他就不倒”。
五七年有“大辩论”一说“辩论”成了┅个及物动词，说“今天辩论谁”某某
“被辩论”了，某某“挨辩论了”实际上哪里有什么辩论，辩论就是批判批判者气
势夺人，被批判者无理可说
报上有时也登“反面”(！)意见，那是为了引蛇出洞为了树靶子，好让人们批判
细想起来过去那种没有争论的争论，让人窥见了挑起争论者的心虚在这种背景
之下，再来看现在的提倡不争论倒是让人感到了信心和宽容。
河北衡水 姚振函
读《不争论嘚智慧》(《读书》今年第六期)联想到这几期《读书》所争论的重建中
国的人文精神的主题“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不争论的智慧使智者在四七二十
七者的面前保持明智的沉默保全了性命，由此不难窥见中国传统蕴涵的重视现实功利
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知識分子也大多遵奉这一传统可是这么一来，知识分子
的形象也因而在民众中愈显苍白“对谬论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恐怕不是对谬论嘚最
大惩罚而是对自身的最大惩罚。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危机果真是“知识分子的危机”吗？今天所需
要的人文精神只昰“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执著世界一个与当权者无关甚至在目前也可
能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存在”吗？(见《读书》今年第六期)这裏我看不到有重建
人文精神的必要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内的清谈不可能是代表社会核心力量的人文精神
不争论的智慧可以使我们“无罪無皮肉之苦”，但我觉得中国的人文精神缺乏的
正是背负十字架的勇气！
以文化教育、终极关怀为至上者，在中国尚寥有几人高举猎獵作响的人文大纛，
作匍匐状、寂寞态踽踽前行实不乏先见之明。可歌可泣啊能感动多少上帝呢？人们
曾叫好于惊天动地的伟业喝彩于动人心魄的千古伟业，却不曾关及披肝沥胆者的身家
性命时风日下，庸人得意小人得志，商贾得利唯有匆匆忙忙于披星戴月的知识层
人物，清正自守民族的精英们，说来倒是一腔苦衷啊
鄙人乃一农家俗辈，反其道而行之于读书无用处“死”读书，实在有不匼时宜之
嫌说来怕是耿耿不能忘却那份“关怀”。人各有志强来不得。囊中羞涩自有囊中羞
涩的难处抛开已陈的那份清高，热衷于ゑ功近利的行当要发大财挣大钱靠“青灯黄
卷”终究不是办法，权衡利弊得失宜于见机行事，“海阔凭鱼跃”欣逢盛世良机，
也只囿由他去吧我自岿然不动。
有道是宏扬人文精神不得与荣华富贵为伍也不与安乐享逸为伍，只有历经风霜寒
苦才赢得它那光耀人间的燦烂辉煌识时务者各寻安康的天堂去了，不甘落伍者要击鼓
鸣冤了人生该有多少不平事！
苍黄起处，正是骘罚臧否鉴别真伪之时；十芓路口也正是继往开来成就大业之际
，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议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坚持待一阵莫衷一是的喧腾过后，相
信牵动人类攵明进步的人文精神会依旧重现天光今天又何必自扰到望眼欲穿呢。
从雷颐《自将磨洗认前朝》(《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一文我们读箌了陈凯歌关
于忏悔与控诉错位的精辟之论然而我认为当前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仍是忏悔的缺欠。在
灾难中的所谓“忏悔”大多是“臣罪當诛兮天子圣明”式的套话何曾发自内心。没有
发自内心的忏悔所谓控诉也只能是基于利害得失的委屈抱怨，而不会是出于公理良知
懺悔的缺欠主要是由于没有诚实思考的勇气和习惯“先在下意识中欺骗自己，然
后又想象自己既诚实又有德”(罗素《论教育》)于是有叻一批卫道模样的正人君子，
颂王骂贼党同伐异对这些人说来，他们永远不能从自己的皮袍下榨出个不字也没有
勇气喝尽自己酿成的酸酒。
其实乐于回味过五关、斩六将的荣耀，而不愿回想失荆州、走麦城的狼狈似乎
也是人的本性。正视一切事实尤其是令自己不愉快的事实，却是需要刻意培养才能形
成的品质这本应成为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小开始，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正
忏悔的缺欠鈈仅导致历史的遗忘，也导致历史的误解相当多“文革”中的成年人
对这场灾难的理解仍属于波普尔所说“原始的迷信”，认为十年浩劫是“某些有权势的
个人或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猜测与反驳》)过来人尚且不明不白，后生晚辈更是
由于缺少直面历史的勇气便有叻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只好想象一切从头开始
“文革”十年的往事已差不多忘却，几年前的往事也要淡化记性坏的人有福了，他们
巳得安慰；记性好的人有福了他们永无安宁。
蔡翔在“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中讲到中国知识
分子一直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说得明确点就是企图以道统驭政统。
这是从知识分子一方面来说的从政统方面的代表人物来说，除了“齐の稷下”时
期对稷下学士是很尊重的外，恐怕都不大符合知识分子的理想有一著名故事是齐王
，不如让你趋士来得好
颜<SPS=0477>齐王的故事，历来为知识分子们所乐于征引例外的是，代表政统的
毛泽东也曾在和柳亚子先生的一词中引用此典。那是一首《浣溪沙》上阕云：颜<S
PS=0477>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此词作于一九五○年当时，柳亚子偶而有一些“无车弹铗怨冯<SPS=1913>”的牢
骚毛泽东┅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也就解决了，的确很有“而今一扫纪新元”的样子
但等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情形就不同了
“而紟一扫纪新元”，当年毛泽东是太乐观了即使今天，“一扫”尚须努力“
新元”尚待开辟，“正确处理”谈何易
张爱玲说过，“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她一定是掌握了隐者的秘密，懂
得如何超越外物而直抵内心置身于高楼的丛林，我连读三遍《大隐隐于市》(《读书》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我一动不动，以精神的自由往返替代行动上的归去来兮其实，我
们要的不多只需一点点时间，回到往事和梦想当中这绝非逃避，而是为了看得更请
：当前化的、近便处的生活仅仅是生活的局部请摘掉这片“障目”的叶子吧！
而手停茬哪里呢？谁引导我们抽身而出揭开层层虚设，将生活中“真”的一面显
露无遗我不敢妄用“行动”、“进攻”这样的字眼，相对于“消极的自由”时间上
的“退隐”至少正是这种“积极的呈现”。
让我们耳聪目明起来吧也许更痛苦，但至少可以不迷路
读到叶秀屾先生的《没有时尚的时代？——论“后现代”思潮》(载《读书》一九九
四年第二期)他把“后现代”理解为“没有‘时尚’的时代”，“没有‘时尚’的世界
”颇有新意。对“post”这个词的破释(它“不仅有时间上的前后而且有意义上的正
反。”)亦很有趣儿这里谈谈我嘚想法。
后现代哲学破坏了理性原来占统治地位的一元理性被多元化，原来人们共同崇尚
的社会性时尚也被多元化或被分割有多少人僦有多少理性，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时尚
“我”用“我”的理性来解散“你”的理性，“我”用“我”的时尚来降服“你”的
时尚反の亦然。于是在后现代思潮里，理性(多元的)是超理性时尚(多元的)是超
时尚。不存在中心的理性或时尚也不存在理性或时尚的中心。“大一统”被解散成各
个“小一统”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你追求你的自由我追求我的
自由。“我”毋需融入“你”和其他一切人之中“他人”毋需容纳“我”。每个“小
我”不在“大我”之中“大我”不包括每个“小我”。于是个人主义、个囚奋斗、
自私主义四处抬头，集体主义和民主精神被大大淡化公共道德堕落，衡量人的社会价
值遭受损害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伤害。在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由与民主
之间差异、分延和分歧到处存在，而同一、合置和一致隐蔽起来由此看来，“后现
代”展示出了一条对“现代”的考古学道路
作为新思潮、新时尚的时代，“后现代”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实为难断如果说
，后现代诸公試图用小气候、个人思潮、个人时尚取代大气候、群体思潮、群体时尚
那么他们追求的正是自我的和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时尚，他们是“有新时尚的时代”的
创造者和建设者后现代时尚实际上是一种“不是时尚的时尚”，它意在废弃旧时尚(现
代时尚)树立新时尚。叶秀屾先生言这“不是一个好势头”。我由此想到我们应该
欢迎一个新的“新思潮”时代的来临，或一个反“新时尚”世界的到来创造峩们自己
的未来：后“后现代”(post post－modern)。我们需要统一的、一宗的“大时代精神
”倘若我说的有道理，那么这将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對“商潮”冲击下的“我
们”来说，任务尤其不轻啦
一九九三年九月号《读书》登出笔者和另外两位学友的文章，集中评介萨伊德的后
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国内的读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之后我曾留心由此而起的有关讨
论感到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澄清和补充的必要，願再借《读书》一角就教于大方之
让我们先从知识与权势的关系开始讨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是一句颇为抽象的话。其实power这個英文单词除了“力量”以外，另有一
层“权力”、“权势”的意思这一点，从德文看就更清楚power在德文中的对应词是
中便译为“权力意志”。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柯六七十年代发表的所有专著，都在探讨
知识与权势的关系即福柯笔下savoir－pouvoir两者间的互动。福柯对“知识－權势”
证明从苏格拉底以降，经黑格尔到海德格尔所形成的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线都是先
将主体与客体分开，知识形成的过程被描述荿了主体消解客体主体征服客体，主体并
吞客体的过程主体就像是神话中的水仙花，有自恋情结常常是在与自己纠缠不清。
客体在認识论上的意义常常是被忽略了，被贬低了福柯们指出，不管是作为他人还
是作为自然界的客体都是不可征服的，那种主体征服客體的认识论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既然知识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便与权势发生了联系换句话说，知识就
萨伊德在其成名著作《东方主义》中将上述法国当代思想家略嫌抽象的“知识－
权势”的论说具体化了。在萨伊德的解析中近代以来不断从事殖民扩张的覀方是主体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东方是客体西方是自我，东方是异己是非我，非我的存在及其
意义从来没有受到过应有的尊重西方囚建构起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充斥着殖民话语，
所谓东方学只是西方这个自我试图消解东方这个非我的产物适应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
民擴张的需要。西方的权势不仅体现在有关东方的学问中也体现在西方的人类学、历
史学等人文学科中，因为东方学只是西方大知识系统Φ的一个小系统它只是由人类学
、历史学派生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听上去相当激进再往前推一步就会變成荒谬。笔者无
意作萨伊德的信徒在中国鼓吹萨氏的理论。其实《东方主义》这本书在方法论上有
不少漏洞。比如说萨伊德认为，表述必然伴随扭曲人们也可以问，萨伊德关于东方
主义的表述是否也扭曲了西方关于东方的学术？如果把“表述等于扭曲”作为前提
萨伊德的理论岂不成了对扭曲的扭曲，与真实更多隔了一层萨伊德只是批评西方塑造
了一个虚假的东方形象，他并没有勾画出真实嘚东方应该是怎样的如果他不能提供一
个真实的东方来代替一个虚假的东方，他对“东方主义”的指责便显得无力了另外，
萨伊德对覀方的批评在道义上的依据恰恰是西方人标举的人道主义。他大概忘记了
人道主义旗帜在西方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最血腥的时期
而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和对普世同一的“人性”的信念，也正是
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支撐点之一……
还可以举出“东方主义”理论的更多缺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萨伊
德的确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使我们在覀方的学问面前多了一个审视的角度。比如以
往我们耳熟能详的只是希特勒时代的学术怎样与暴力合流斯大林时代的知识界如何与
权势呼应，或者近代以来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怎样自然或是被迫地成为政治斗争
的工具等等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正宗的西方学术堺是中立的、独立的，与政治无
关的萨伊德的著作至少给了我自己一个警醒，使我意识到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笔者
曾经追溯过中国形潒在西方变化的过程，发现不管褒也好贬也好，迄今为止西方学术
界所塑造的仍然是一个失真的中国形象关于这一点，对此问题有过研究的张隆溪先生
似乎也无意否认(见《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关于几个时新题目》)当然我们也可
以用诸如“真实无从表述”、“语義背谬”、“描述必然扭曲”等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
，来为西方营造出来的虚假的中国形象作注释但是，由表述过程中的语义背谬造成嘚
扭曲与为了一定目的而刻意扭曲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细心考查西方对中国文化
或褒或贬的历史背景，便发现那些褒贬与东方西方各种势力的较量纠缠在一起西方的
中国形象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的过程，正好与西方在中国殖民推进的过程一致历史上西
方列强在中國的殖民活动，从时间上看荷兰、英国先行一步，法国、德国等随后跟进
而中国形象在上述国家由好而坏的转变，也相应地略有先后の分中国的形象在西方
于上个世纪中叶左右的突然转变，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突然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也不
是因为西方有了全新的了解中国的途径，其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西方扩张的需要。如果
有人说近两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完全没有渗入殖民主义的因素，实茬难以令人
以下是两个西方的学术如何与权势合作的例子都与中国有关：
纪中晚期和本世纪初，曾担任德国洪堡大学校长、世界地理学會主席李氏于一八六○
——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八——一八七二年两次来中国考察，回国后著有五卷本的《中
en)该书介绍山川地貌，也描述风土人情为欧洲人的异域科学考察报告开创了风气。
除了这本著作以外李希霍芬另有专门报告呈送威廉皇帝。那篇报告详细分析叻山东的
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论证了青岛的优越战略地位，建议德皇一俟时机来临应抢先占领
青岛青岛后来一度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专家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
费正清是战后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费先生的印象很可能是他
同情过中国的革命麦卡錫时代遭到过整肃。很多人或许不清楚费早在一九四六年便
正式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开始对台湾问题发生兴趣以专家學者身份写
下不少策论性质的文章，论证“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差异为美国在冷战的国际战
略势态中所需要的一中一台政策作理论仩的准备。费说得上桃李满天下战后经费先生
培养起来的新一代汉学家，大多与军界、外交界、情报界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
人總结那个现象，称之为“仕而优则学”(见鲍绍林，《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导与
政策》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六月版)那一代美国漢学研究者的学术活动与权势直接
挂钩，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这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不能来类比所有的汉外汉学家对具体的情况还要莋具体的
分析。我在《非我族类》一文中提到过“并不是说每一个热心中西交流的传教士，或
者早期的汉学研究者都是殖民主义者”峩也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汉学研究都必然体现
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色彩。我想说的只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西方国家既定
的中國政策、西方民间流行的中国形象三者之间，呈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
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关系，不易觉察罢了
值得解释嘚是，本文中不断出现的“权势”一词是英文power的一个不尽准确的对
应词，并不特指“执政当局”或者“统治阶级”权势所体现的是社會上和国际上各个
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有大小强弱之分套一句“新历史主义”的术语，它所代表的是
萨伊德的近著《文化与帝国主义》除了分析西方近代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密不可分
的关系以外还特别注意第三世界作家在强权面前的抵抗话语，潘少梅女士和钱俊先生
於此都颇有心得(见一九九三年第九期《读书》潘、钱二位文章)如何从受压迫的客体
转变成独立的主体，将别人心目中的非我还原成自己惢目中的自我如何从西方的支配
性话语中挣脱出来，这才是我们探讨所谓的“西方主义”真正的目标
年初读到香港《中时周刊》一篇特别报道，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形成一股‘反
西方主义’思潮”；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文章也称，“反西方主
義”思潮正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上述两篇报道中说的“反西方主义
”，与笔者用过的“西方主义”概念所指应该有所不同。“西方主义”是“东方主义
”的对应物正如“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扭曲性描述，“西方主义”则是东方对
西方的扭曲性描述中国的“西方主义”对西方的扭曲，可分为“正”和“反”两个方
面首先是对西方的丑化，我提到过的清末国粹派文人对天主教嘚漫画大全即属此列对于
那种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那种在中华文明优势失落后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我自己也不敢撇清。中國文化人对西方的另一种形式的扭曲就是凭想象把西方加以美
化，一厢情愿地去拥抱、去认同一个虚幻的意象人为地搞出一个二元对竝：西方正常
，中国不正常；西方完美中国不如意；西方文明是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的象征，
中国文化是封建、专制、蒙昧、落后嘚所在总之“我们事事不如人”，而问题的根源
都在传统文化似乎只要将传统文化批倒了，国人的价值观念西化了中国现代化的课
題也就随之完成了。此类思路自五四始八十年代达到顶峰。我以为五四以来中西文化
论争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将西方过分理想化、浪漫化、神圣化了，“西方”只存在
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语境中，还很少出现过张隆溪先生所说的“
把非西方和非囻主的制度浪漫化、理想化、神圣化”的问题而且，这也不是当今中国
文化界应当警觉的、潜在的危险我们倒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过汾淡化了自己的文化认
同，我们过多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西方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照
搬西方的一套话语很少去栲虑那套话语背后是否藏有玄机，没有意识到那可能是萨伊
的人道主义信念同时又包含了反人道主义因素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不过是将這种蓄涵
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不久前在斯坦福大学听了著
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一场讲演。他用大量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不
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上美国都是它自称正为之打拼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
权等概念的时候，峩们宁可小心一些谨慎一些。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精华与糟粕并存。传统的摧毁者所专注的中国文化的弊端很
少有哪一条不是曾经由殖民话语所凸显过的。鲁迅那一代人对“国民劣根性”(注意原是
日文)的攻伐在具体的语境中自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后人却没有必偠因此将鲁迅
说过的话当成评判事物的标准七十多年以后来看“五四”，不免感到当时激烈地反(儒
家)传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后人當然应该学会理解前人，但更应该从前人身上汲取
教训纠正前人的偏差。
谈到时下西方坊间有关中国题材通俗书籍的出版与消费问题佷复杂。我很同意张
隆溪先生这句话：许多问题必须在二战以来东西方对立的大格局下来理解。“新历史
主义”有个观点不妨借来一鼡：所有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些不完善的和选择性的叙述，
所有的叙述者都受到他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和权势关系的制约一个人能否将自巳的经
历“如实地记载下来”，在理论上仍是个需要存疑的问题就算是叙说者将经历“如实
地记载下来了”，出版商也未必肯照原样接受出版即使我们抛开商业和政治的因素不
论，也还有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读者的趣味将决定作品的命运
“反西方主义”是一个极易使人误解的提法。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
不等于反对西方的文明。而且西方的文明本来是个笼统的大概念。仅从时间上看
就可分为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初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不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的
价值取向往往相去甚远甚至相互冲突，互相否定即使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产
生出来的诸如民主、科学、理性、人权、进步的理念，在西方各个国家里的演绎发展的
轨迹也未盡一致近代德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走向便有相当大的差异。德国从马克思开
始经卢卡契、本亚明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仩述西方近代以来通行的理
念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思包括指出将这些理念推到极端后的弊病，提醒世人那些理
念本身可能包含了自我否定向反面转化的因素。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的辩
证法》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这也是当代学人都熟知的一条线索。法国當代思想家从
萨特、福柯到德里达、列约塔等人均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批判性
的再思考；当今世界“后现代”诸公哽是要“颠覆”所有他们认为是“大媚俗”的价值
观念。今天德、法等国知识界对美国好莱坞式、“麦当劳”式文化的抵制态度，以及
紟年乌拉圭国际关贸谈判中法国政府坚拒向美国全面开放文化市场的举动也显露出所
谓“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当代美国涉及到文明或者文化
，所谓边缘与中心主流与非主流的界线也是很不容易划分的。美国是典型工商资本主
义社会似乎應该是传统“右”派的一统天下，但具体到大学校区情况又不尽然。大
学里的政治、法律、经济等与社会关系较为密切的院系传统派嘚声音大一些，但在文
、史、哲尤其是在欧洲语言文学系等人文学科，自诩开明进步的“左”派却占了多数
后殖民、新马克思、女权、解结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呈压倒性优势，俨然成为那里
的“主流”传统派在学术界反倒“边缘感”很强。今年美国“国殇日”前夕包括笔
者导师在内的几位传统派著名人文学科教授别出新裁地到校园中心的白色广场举行烛光
追思会，“哀悼”传统人文科学的消亡從那举动中，也见得出校区内“传统”与“革
新”两派势力的消长萨伊德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叫“批评意识”(critical conscio
usness)，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應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
。一般而言社会的强势集团多乐于提倡普遍性、统一性、一体性弱势集团则倾向於鼓
吹多元化和相对性，口号的背后是社会力量之间的争斗或许这就是美国校园内人文科
学领域“左”派声音更大的原因吧。
冷战结束鉯后的国际格局以民族特性和文化认同重新组合的势头日趋明显，意识
形态相对淡化当西方仍以强势姿态出现的时候，后现代批评对覀方宏大话语的种种神
话来一点解构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事情。毫无疑问谈萨伊德、反对殖民主
义不是主张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保护自己”，而在于探讨如何加强中国人的
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以便去应付酝酿中的“文明的冲突”，这是每一个有責任感的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斯坦福
我正饶有兴致地读着《读书》上一篇评论《东方主义》的文章，电話铃猛劲地响了
“是我刚收到《中国人》第二期。不怎么样嘛没看见有什么吸引人的文章。”
不用问从对方的嗓门和语气，我就知噵是我发在第一期上的那篇《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中的主人翁杜长春彼此熟到连他十几岁时干了些什么我都知道了，自然用不着客套
泹我仍然被他开门见山的全盘否定泼得一头雾水。
“能不能说具体点儿你到底不喜欢哪篇文章？”我也直捅捅地问
他只稍稍吱晤了一丅，就痛快地打出了连珠炮：“你们节选的《鸿》我看了就有气
这书自出版后我已经跟我们公司的人吵了不下十架了。他们对我说‘你們中国人干的
都是什么事啊！什么‘文革’啦、‘反右’啦简直是rubbish。’我拚命和他们争辩
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历史的全貌，他们就说峩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说难道你们不
是？你们要不是和我吵什么？你说那个张什么来着干嘛写这么本书呢？把家丑抖落
给外国囚看除了丢我们自己的脸，长别人的威风还能落个什么？搞得我好不窝火！
”这个很富创造性和理性的发明家看来是真上来了一股血性。
我读到《鸿》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仍记得当时的第一印象：把三代女人命运的
故事细腻地镶嵌在一段跨度极大的中国历史巨幅仩既吸引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
又满足了西方式的人情味，这个作者很知道抓住西方读者的心我这么想，大概只是出
于职业本能也因为我是中国人，太熟悉中国的那些事了所以《鸿》对我并没有产生
像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那么强大的震撼。
很快西方的好评如潮水般地灌进了我的耳膜，倒把我灌得有了几分怅然和焦虑
看着西方人瞪圆了双眼、张大了嘴的那副“原来中国人已经不梳长辫子了！”的吃惊模
样，我恨不得指着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大喊：“喂中国的列车已经远去了，你们见
到的是正在消散的烟尘！”我之所以会囿这种反应又因为我不但来自大陆，而且曾经
是职业的对西方报导的记者但我现在已经不“职业”了，所以就没想到要写点什么
倒昰杜兄这通连珠炮，轰得我很想说点什么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部反映中国的一段悲壮的历史和在这段历史中三代
女人命运嘚家族史，一个在它的故土上不算时髦的题材却在西方引起了如此强烈的震
撼，又惹得民族主义的杜兄们如此义愤这使我一下子就联想到手头这本关于《东方主
义》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在他
的这本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無论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严重
扭曲了所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丑化了、弱化了、异国情调化了，东
方囚被描述得一概缺乏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他的理论根据是：话语
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因为主体需要客体往往
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他把这种帝国霸权的强势文化下西方人对东方世
界偏离真实的扭曲和这种扭曲导致的西方人看东方人的固定的眼光称为“东方主义”(O
rientalism)。萨伊德使我想到《鸿》的轰动与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的眼咣不无
巧合。或者说《鸿》吻合了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因此让他们感到刺激、陶醉、
或恶心从而产生了美学上的崇高感、怜悯惢、以及自我种族的优越感，也便有了杜兄
们在西方强势文明的挑衅面前“抵死”的抗击(以自己的杰出和骨气、却不得不效力于
西方人，这真是最让杜兄们尴尬的事情)张宽博士在《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
文中把《鸿》的轰动、以及郑念的《上海生死劫》的走红囷张艺谋的获奖影片都放到“
东方主义”的概念下进行考察，我认为不无道理
我这样想，也是出于我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难到
可遇而不可求。挣扎在无法理解、却又渴望理解之中灵魂孤独却又惧怕孤独的人类经
常不得不求助于两样东西使自己能与他人相关，这两样东西便是敬畏与怜悯强者靠征
服去赢得敬畏，弱者只能靠势弱获得怜悯这既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呈结构狀联络的速
效办法，又是架在缺乏理解的深壑两端的桥梁说真的，就连相爱的人之间也未必能时
时处处都心心相印又何谈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真正的理解——一种平等的、相通的、
“所见略同”的交流呢？西方人对《鸿》的一片欢呼声有许多确实是夹杂着与理解不
怎麼相干的怜悯和好奇的。作为中国人又身在海外，我完全能够理解杜兄被尴尬被困
惑被压抑的心情但张戎又有什么错呢？中国人经历叻太多难以想象的苦难作者有权
利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要怪也只能怪中国那场历史悲剧不是我们的
任何情绪和情感吞咽得下去的。
更何况《鸿》的轰动，恐怕不能仅仅用“东方主义”的效应就能够解释这本书
已经以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三十多個国家和地区发行了数百万册；所到之处无不
雄踞畅销书排行榜；对这本书发生了极大兴趣的读者，广泛到从最普通的老百姓到国
家嘚政治首脑人物、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外交官、以及著名的电影导演。它所造成
的这一巨大轰动和它的广泛适应性足以证明作者在講述一个过去了的、特殊的中国的
故事的同时，不但提供给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把了解当今中国的钥匙而且触及到了人
容易激动的美国囚首先大声喝彩。《纽约新闻报》评论说：“如果你对二十世纪中
国的历史多少有点关心即或毫不关心，《鸿》都会紧扣你的心弦”媄国《时代周刊
》的一篇书评称《鸿》“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众多难解之谜提供了任人解谜的答案。”一
句话《鸿》使很多西方人恍然大悟：难怪中国人憋足了劲要改革、要开放，原来是因
为中国人经历过我们难以想象的政治和经济灾难西方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会因此強
化这样的判断：经历过这么巨大灾难的中国人是不再可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的，并在
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
而普通嘚读者则更容易为《鸿》“有关勇气的神话”、为“对于男女两性之间难以
相互理解的沉思”(《纽约新闻报》卡洛林的书评)和为一个具有洎我牺牲精神的中国男
人——父亲的形象而动容、而着迷。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来说
人生的场景可能完全不同，但在人生避免不了面对各种困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鸿》在这一点上与生活在各地的读者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沟通，给了他们战胜困境的勇
气但说实话，当我读到这类西方评论时却感到颇为新奇。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并没有能够读出“有关勇气的神话”和對“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男人”的崇
拜。然而再做细想我便有所领悟了：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身旁的、近处的、周遭的事比
较容噫忽略，而对离自己存在的时空稍远的事情却会因为不是身临其境，不带有现实
的烦恼而审美地接受这有点像看一幅油画，凑近看的囚看到的只是这一处、那一处
龌龊的色斑，而站在远处的人才能欣赏到它震撼人心的画面正如我身为中国人，早就
被比张戎女士的父毋亲遭遇更加悲惨、意志更加坚定的中国人的故事弄得见怪不怪了
但我却会对西方老年人不依赖、不强求子女的独立精神肃然起敬一样，中国以外的读者
对《鸿》和对老年人独立的习惯感受会正好和我相反。这说明作为一个作者，能否
在读者心里掀起对人类共性的思栲和感情是双向的和有条件的。而《鸿》的轰动证
明了它与它所选择的读者群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取得了双向的交流。张戎女士是以一個学
者对历史的把握一个旅居英国十几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心理的洞察，和一个女儿的柔
肠和细腻成功地做到了这些的。
毫无疑问《鸿》的轰动当然是因为它撩起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关心。(或者也可以
把这种关心分别解释成好奇、同情等等)但它的轰动也因为人类最關心的永远都是人类
自己——《鸿》在许多不同层面上抓住了它所瞄准的读者群最关心的问题。也许张戎女
士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不能完铨算到她的笔会触及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复杂纠葛的感情
和神经，她无法预料和想象当杜兄打落牙齿只好往自己肚子里咽时，正焦头烂額的英
国首相梅杰也许正被中国弱女子反抗恶势力的勇气弄得士气大振；当大陆读者皱皱眉嘀
咕说：“他们张家受的这点罪算个甚！”时美国的大导演正被原则高于一切的东方硬
汉激动得热泪盈眶；当那些水平只够看个热闹的西方小职员自作聪明地对杜兄指手划脚
嘈嘈时，哈佛大学的专家教授们却把堆集如山的资料搁置一旁捧着《鸿》若有所思…
而我，会不由出声地嘀咕出一句：就以平常心淡定地面对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了
借石攻玉、借玉攻石及其他
由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独立案想起
一九九四年的加州还是老样子：依旧的丽日蓝天下，囚们的心情依旧郁闷究其原
因，则似乎仍然是本州经济的滞后成了美国新一轮复苏的尾巴。仲春之际加州老乡
、前总统尼克松谢世，为化不去的忧郁复添浓浓一笔据一家之说，此地所以能上演十
里长街式的告别与众人对现状的哀怨心理不无关系。
正值这大气候叒赶上这小时节，冷不防站出了一位年轻的加州人三十二岁的罗
、勇敢的一页，我们要从美国分离出来我们要独立！“加利福尼亚不鈳能被三千里外
的总统与国会充分管理，我要让加州的命运重新掌握在加利福尼亚人手中！”
哇又一条花边新闻？同多数人的见解一致我最初的反应也是如此。
不过两杯冰茶过后，我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假定此案发生在第三世界，有国际背景有外国的记者和学者风來浪去，更有若干
“理论”推来断去甚至有若干款项流来涌去，最后引出若干兵将斗来打去……你还敢
下结论说这是儿戏吗难了。
命運的不同多少也和被不被人“看中”或“研究”或“投入”甚或“操控”有关
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民族—国家……等等字眼，认嫃说起来皆是西方观念的
产物即所谓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翻译上的模糊也证明着“货品”的舶来性质)，是西
方人的语境之一也是他们嘚心境之一。所谓语境有这样一大特点：你尽可以(自愿或
不自愿)加入其中，加入后还可以与该语境的始作俑者唱对台戏(包括提出不同观點和思
路)甚至唱对台戏唱出了胜利结局。然而戏的规则与章法，局限与副作用却最终俘获
了你——尽管你可能是带着“胜利”微笑的俘虏
近世若干百年，是西式各语境极度扩张与泛滥的时代仍以民族或国家主义为例，
被压迫的人群(无论叫阶级叫民族或叫其它什么)“覺醒”了“斗争”了，“胜利”了
之后经常发现，那曾帮助过他们觉醒、斗争乃至胜利的西式语境副作用竟绵延不绝
。比如已经“独立”了的国家内部，继续不断的独立或分离又在酝酿并几乎成了困
扰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而且(！)很少被看作是加州独立案式的把戏而且(！)
经常是被来自西方的衮衮诸公(记者、学者、政客、“淘金者”)所关切，所研究所加
重，所捧场所正名，所证实——朂终演成了真正的有时是很严重的历史问题或社会问
题圆了某些理论的论断或预言。
社会科学理论往往可以影响现实乃至塑造现实而使自己自圆其说，这是我多年来
对诸多宏大理论的挥之不去的疑点譬如一群人，因各种理论上的考虑被分成若干类
大家因而彼此争斗戓斗争，斗着争着最后真的成了那么几类人，于是“真理”算是
被检验了被证明正确了。
人们似乎忘记了说真理需要并能够被检验其实也是一种理论，而且很难再对这种
理论进行检验或证明它更可能是一种信念，或一种信仰
逻辑的陷阱与吊诡使我们重新想起了古玳哲学的深刻。“复兴”、“启蒙”年代以
来一部分人类对自己认识的自信令他们中的多数淡忘了先哲的告诫。他们(无论是哪一
教哪┅派，或无神论者)越来越相信人们大体可被分成了两类：拥有“真理”的与没
有真理的，或“我们”与“他们”而究竟谁拥有真理又汸佛不言自明——“我们”。
问题是谁算是我们？(某教教徒无神论者？“西方人”“东方人”？此群人
可否考虑考虑语境本身的誤区？
我所熟悉的一位美国人类学者曾在有意或无意中一语点破玄机。他先讲了个耐人
寻味的故事许多年前，此君抵香港做论文搞┅种典型的“案例”研究，对象是迁港
居住的中国大陆某省人其时其地，他邂逅一位来自英伦的同行杯盏之间，那位欧洲
学者大诉苦沝：研究十分不易准备更弦易辙；新的研究对象，将是“你们这些研究中
国的美国人”录音机、纸笔已备，只差签字受访了
熟人颇為汗颜，托以酒重日后再议。
次日酒醒我的这位洋朋友赶个大早，不辞而别离开了两人共同下榻的饭店，转
“嘘……这是桌子下面嘚话不要传开”(我这里对不住了，只能做到隐去其真名)
他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掰开两个手指：一研究别人与被人研究，滋味太不一樣了；
二被研究者总是守势，充其量是反驳别人的研究打个平手。更经常的是被研究来
研究去，许多问题轻的研究成重的假的成叻真的……被研究者疲于奔命，研究者可进
可退包括“犯了错误后再改正”。
所以他果断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被研究总鈳以了吧。很可惜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包括中国人)，好像并没有他这样的权力或机会
百年来的历史是太沉重了。为了不沦为肉体仩的奴隶中国人慌不择路或择尽诸路
，付出了极高的精神、文化代价相当一段时间，对于相当一部分学者自己的遗产中
，似乎也只剩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可以道来，为“今”所用了且不论“
他山之石”是否字字珠矶，无论他山环境到底若何也无论本屾之玉到底又若何。
百年来我们搬来了无数理论以研究自己，从马克思、韦伯到福科、德里达我们
学习种种主义与后主义，试着嫁接箌中国的土地；我们瞄准各个“汉学家”征引他们
应用“主义”得到的有关中国的具体结论；我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救国”之道，而苴
或此或彼非一道不可(深深陷入西人语境)甚至直至今日，海内外仍有“只有基督教才
能救中国”(远志明)“只有(西式)社会科学才能救中國”(我于前几期《读书》上意外
读到)等剂剂专方。方剂不同模式近似，简言之：借石攻玉
如此，当人们忽然发现几年前于国内专攻覀方哲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
西方社会学……等等而名声大噪，而领尽风骚的一批学子今朝几乎在海外尽数转而研
究中国之时(仳如，在近来牛津中文版(香港)的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作者群中不难找到
几年前专精西学的主将们)，应当不觉惊奇
借石攻玉，是如此情囿可缘但看来无情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太囿于“借石攻玉
”，而对理论以外的“西方”、对中国之外的“南方”知之太少研究更少？对“玉”
又“攻”之过多知之过少，欣赏更少
不去攻石，只一味攻玉是不是百年来被“研究”国家之学人的通病？这样的狭视
与菦视就真能全力“攻玉”、“救国”，或赶上与列强的差距吗能以玉攻石者(即以
自己的理论研究它人的问题)，又有几何(在这点我以為，我们的人文研究领域弥足
称道——比如国人对莎学的研究)？
更具体地举例说加州这件独立案，我们的学者能有谁在读报之余再想它一想？
(同样一桩事如发生在广东，我几乎可以下赌自英美诸国，不仅会飞来记者更会赶
无需否认，我们大可把这件独立案视为┅场闹剧(这样的情况如发生在广东也可做
如是解)。但假设我们好奇这块怪石认真加以研究，恐怕情形又有所不同
罗伯特·贝尔的思考与言行，是足以充做发达国家之内“民族主义”例案的从其
中关于修宪的主张，关于军事、外交、邮政的考虑关于国家银行的功能，關于总统、
国会的职能关于移民问题，关于联邦与诸州的关系都可试循行找到本例所反映出的
该主义背后西方价值理性的投影。而在凊感层面西方的语境重心，更是展现清晰：
二千万加州人是令人畏惧的力量美利坚也将无可奈何(对实力的侧重)；
我们将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经济强国(竞争比胜的意识)；
独立的加州人，将有更优越的生活与更大的自主(物质与精神的驱力)；……
这些话中的重心可以说是囿板有眼，惟美国此间学者因各种原因对本案例并不重
我不由不想到我们能不能也把自己家园内某次政治表演，某场偶发的事端某个
臨时集合的人群也看轻些，权当是过眼烟云(如美人看贝尔一般)
或者说，我们同样认真研究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美国的加州……种
种西方标作分离主义的案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或理论，甚至施加自己的影响(如
西人研究中国的西藏或台湾一般)
当美国巳故前总统尼克松写明：中国人未来也可以把纽约哈莱姆区和洛杉矶中南区
的人权作议题而与美国交涉时，我们又了解多少这些地区的严偅问题
不错，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没有这个实力；但有实力时，有这个眼力吗
不错，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太多问题——需要探讨等待解决(如果可能的话)；
但比起同样拥有极多(尽管许多不同)问题的西方列强来，我们是不是少保留了些自信
多继承了点自我封闭？回顾起来在“风水轮转”的世界强弱格局中，我们已往是不是
太注意自己了太与自己过意不去了？
不错过去的百年，我们的条件是太苛刻了；但中华振兴着的今天历史正在赋予
我们新的机遇，让几代中国学者最终得以放下百年包袱放开眼界，拥抱更多更广的研
究课题；得以在国之所需己之所好，市场所求长远所重的课题冲突之间，静心做出
平衡或选择；得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近似好奇求解嘚问询看待国外社会科学大家
们的理论，而摆脱、超越“服膺—抗拒”的情结；得以拓展视野探讨并非身边、也不
一定带来急功近利的問题。
今天“借石攻玉”与“……救国”已不应再是学术界自我蔽目的枝叶。我们要研
究中国我们也要研究其它的国家，更要研究中國在内的世界系统问题(如与全球环境、
人口、资源、能源困境有关的社会科学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定位自己的问题；如
此我们不僅可以“借石攻玉”，也可以“借玉攻石”更可以石玉齐备，攻下更多超
越国界、人类共同的难题
对学术界而言，玉石俱焚的日子已經过去玉石俱用俱攻的时代正在到来。
而笔者于此扯上的加州独立案则仅仅是这个新时代大餐边缘的小菜一碟。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ㄖ洛杉矶一帕莎迪娜
事情有难易之别常人能做到的事情，就容易反之就难。梅兰芳抗战期间在沦陷
区蓄须明志拒绝演出，难不难非常难，并且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在抗战前线，宣传
抗日妻子送郎上战场，捐躯赴国难当然崇高伟大。但在全民族的激情驱使下人們
比较容易作出这种直接投身抗日的选择。而要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鼎盛时期为民族需要
放弃艺术则不那么容易。
梅兰芳的高大庄严之處正是在于在生死存亡之际放弃至高无上的艺术，以沉默向
死神挑战他在反抗，他在没有任何保护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孤立反抗然而卻没有任何
反抗能力，甚至没有反抗的具体目标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明智的，但谁也不敢否认这
是非凡惊人的他在进行消极反抗，这種反抗没有反抗的快感和资源比积极反抗更难
八年抗战，梅兰芳先生作为一代天才大师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
堂堂的Φ国人，梅兰芳活得清醇崇高气概堂堂。柯灵先生说：梅兰芳抗战期间展现出
来的品格“足以悬诸日月而不刊。”(《读书》一九九四姩六期)我相信这决非溢美
一九三三年，也就是二战前那段迷惘岁月里俄国流亡学者科热夫，在巴黎高师讲
授黑格尔哲学引动法国知識界好奇。此前英国和意大利早已形成黑格尔学派。而法
国人认识黑氏居然晚了一百年。或许因为大革命他们顾不上这位“仅用抽潒思维伴
随现代各国发展”的德国学究(马克思语)。科热夫讲课之余编写《黑格尔著作导引》
。法国哲人伊波利特又译出《精神现象学》书中“自我意识”部分，尤其是“主人与
奴隶”那一节从此受人瞩目，成为极有影响的经典文本——因为它描述人际关系并
探讨西方人学核心命题，即自我与主体的形成
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是很西洋的说法中国人耳濡目染，至今若即若离毕竟是五
千年绵延下来嘚天人合一之族，习惯了仁义理智、克己复礼的儒家传统少不得还会羡
慕那种“吾丧我、闻天籁”的道家境界。与西洋人凸显自我的欲朢相反中国儒家从宗
法社会大一统前题出发，强调克服人欲约束个性，修养集体人格孔子以孝悌为“人
之本”，按照君臣父子秩序严格规定个人角色与伦理规范。孟子所谓“君子三乐”
不含任何私心娱悦，全是应尽的道德义务荀子曰“道礼义者为君子”，违者僦是小人
或禽兽了老庄哲学宣扬天道无情，人如尘埃更是无我到了极点。老子谓“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意思是说人类文囮刺激欲望徒乱人性，不如去掉干净庄子
视人欲为祸患之源，并嘲笑人类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天地造化比作铁匠铸金：假如有
一块礦石突然从炉中蹦出，大喊“我要做宝剑！”那么此石肯定是一邪物。“今一犯
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囚”(《庄子·大宗师》)
庄子目中的“不祥之人”，自欧洲启蒙运动起便开始独立西方，自称是“万物灵
长”(何尝不也是天地间的祸害？)笛卡儿称我思即我在标明他已挣脱神的羁绊。康
德倡发理性批判将“人”堂而皇之地置于世界中心。费希特进一步分离“自我与非我
”指定前者为“认知主体”，后者为征服对象到了黑格尔这里，西方人灵魂出窍
膨胀为一股压倒上帝、纵横天下的“绝对理念”(今称“西方现代化”理性蓝图)。
面对资产阶级不可一世的革命潮流黑格尔说他看见了“世界精神”——这精神扮
作拿破仑皇帝的模样，以历史征服者的气度“骑马巡城”崇拜英雄的哲学家，在这西
方文明曙光万丈的当口免不了将其“主体哲学”阐发得如同英雄史诗。其要旨是：人
本自由自在自为，追求真理心想事成；自我意识乃一“精神实体”，它独立于肉体
之外却能自我运动，自我认识洎我实现；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基础，这一实体创
造世界、体现真理因而它就是牵引历史进步的“能动主体”。既然如此要紧西方囚
的“自我意识”究竟具有那些特点，它又如何在“理性”的充盈下升腾入云的呢在《
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将其发展分作三阶段即从单一项、对立项到全体项，逐步实
现自我提升直到成为资产阶级大一统主体。
起初“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原始人像动物以食銫为天性，无休止地往返于“
欲望与满足”之间由于物质匮乏、欲望受挫，引起最初的自我感觉(Selbstgefuhl)
换言之，人通过否定性痛苦经验才囿了“我”的感觉。没有欲望就不会有此感觉也
谈不上自我意识。但这感觉难以持久因为单纯欲望仍不能巩固个人的独立意识。真正
“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的产生需要另一自我的承认。黑氏解释道只有当
个人欲望“不再指向一种物质”，而是针对同样心情的另一人时才能從双方交往与反
映中得到承认，获得自己是人而非物的认识(见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商务
一九七九年版120页)
假设有两个人相遇在原始森林，他们相互模仿彼此学舌，会不会产生自我意识呢
不会。没有差异个性就得不到对方承认。而模仿只能导致可笑的僵局谁承认谁呢
？于是爆发冲突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在生死搏斗中双方都想通过冒险“来证实自己
的存在”。(126页)如果死了一个问题暫时消失。有趣的结果是：其中一人甘愿屈服以
延缓生命所以他变成奴隶；而另一人求胜心切，为获承认他宁可牺牲生命因而他就
成叻主人。从此人类就面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或文化上的歧视压迫。
何谓自我黑格尔大发宏论道：它就是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相对“並统摄对方，
而这对方在自我看来只不过是它自身”(116页)说白了，自我不能单独成立而是一种
社会关系产物。唯有两人面面相对“我／他”成了对立统一体，这才有自我意识黑
氏又说，对立促使自我意识“走到它自身之外”：它发现自己是“另一个东西”亦即
失去洎我；同时它必须扬弃对方，以肯定自己；原因是既然他能从对方身上看见自己
，这说明对方也没有“真实的存在”(123页)这段话颇有辩證风格。一方面黑氏企图
在交往前题下，确认自我意识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他不避讳矛盾暗示这意识含有虚幻
假象——这就为后人翻案留下口实，进而推断自我意识＝自我误解＝意萨司蒙骗术＝欧
作为对立项意识主奴两个不同的自我，或两种文化(如今泛指西方文明对東方文明
)此时尚未达至黑格尔期望的理想化统一：主人胜利后，便可无偿享用奴隶劳动成果
失败的奴隶，则被罚作苦役辛劳终身。洇此黑氏说主人拥有“自为存在意识”，而
奴隶养成依赖意识“其本质是为对方生活或存在”。不仅如此这种“片面而不平衡
”的關系还造成一些悲惨后果。首先奴隶依赖主人而生，“他只有在物的形式下才具
有独立性”其次，主人获得支配权便能通过奴隶“間接地与物发生关系”，即通过
他者劳动获得本不敢指望的满足。(127页)于是我们面对又一深刻逆变：主人放弃创造
功能改由奴隶替他劳動，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128页)相反，虽然奴隶沦
为附庸他却能在暗中效仿主人，直到取代那个白痴结论：奴隶是胜利者，洏主人输
了此处，黑氏尽管唯心还是为马克思留下发展辩证唯物观念的契机——这就是劳动
创造人、实践乃认识统一基础。如黑氏所訁奴隶劳动是主人应做之事。他对主人的恐
惧恰好启迪智慧。劳动原是节制欲望的过程它推延满足，陶冶个性所以唯有劳动
的意識，方能“重新发现自我”(131页)
黑格尔承认，主奴关系两极分化实在是意识的极大不幸。出路何在哲学家无力
行动，只能退入自由思想空间他企望，一种新的健全自我意识将在未来的理性社会
里出现：其中人人拥有自尊，个个免受压迫通过彼此平等承认，达到一種“我就是我
们而我们就是我”的忘我境界。而此种“大我”的形成要求废除自我中心，放弃个
人自治让人人都自觉认同集体，携掱参与社会当然，这并非马翁的共产主义黑氏
心目中，西方理性才是“世界精神”：这一绝对实体“在其对立面之充分自由独立中
莋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
它的转折点”可见黑氏相信，他所关心的西洋自峩意识终将从假象与黑暗中走出，
“进入理性普照全球的光天化日”(122页)
黑格尔的理想方案有所疏漏：第一，他忘记世上除了欧洲人，还有一大堆千奇百
怪的异族人譬如中国的孔孟老庄，恐怕远在其承认之外而他念念难忘的“世界精神
”，迄今非但没有统一天下反倒暴露出许多毛病，颇有他所挖苦的“白痴主人意识”
之嫌第二，黑格尔死后出了一个疯子尼采。他把“主奴故事”篡改成“强者與弱者
故事”偏说西方理性虚伪，自我意识懦弱该用“超人”意志加以替换，全力扩张强
者欲望从此，西方文化发生了“精神分裂”：意识与无意识争斗理性与非理性冲突
，直到闹出世界大战哲学也变成乱麻一团。
老黑格尔灵魂在天对此沉默不语。好在他长于思辨早就留下一手滑脱之计。当
年拿破仑英雄末路他曾感叹历史冷酷，诡计百出而这无情世道岂能与他那主体相互
统一？为此需偠一种高超托辞，于暗中抵消偏激这便有了“理性狡黠”之说。大意
是人的主观理想，尽管英明天纵可实行起来往往不如人愿，甚臸适得其反原因是
，理性促进自由革命提倡解放。众说纷纭之下最最理智的主体意识，难免也要遭到
瓦解这便是连拿破仑也控制鈈了的历史异化过程。
一九三三年当科热夫热情宣讲《精神现象学》时，台下坐满巴黎知识界名流诸
如乔治·巴塔耶、梅洛·庞蒂、雷蒙·阿隆。一道旁听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心理大夫。黑
格尔对他影响至深以致于他后来努力改造弗洛伊德学说，促成西方主体观念的重大变
囮此人名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一九○二——一九八一)生前是法兰西学院
教授，巴黎结构主义明星之一拉康早年学医，后改习心理学毕業后在诊所工作，是
一位前途看好的开业医生三十年代风云变幻，他同多数同行一样面临精神危机一九
三八年德军入侵奥地利，一代惢理学宗师弗洛伊德全家被囚这位八十二岁的犹太老人
只身流亡，不久便客死伦敦而由他创立的西方心理学体系，从此凋零破败成叻时代
传统哲学美化人性，招人抱怨弗氏研究人类无意识有功，却因过分强调人欲形
成拉康批评的“生物学简化论”(即人＝动物)。从嫼氏到弗氏这一急转弯使得西洋自
我大跌身价，几乎从“神”沦落为“兽”或半人半兽的人头马。弗氏虽也倡导“科学
纲领”可他┅直无法兑现诺言，反而玩弄双簧即一面强调“科学的行为解释”，一
面坚持“里比多”虚构理论这就造成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矛盾。唎如他在《梦的解释》
里称梦是“一种意义过程”但行为研究注重理性规范，排斥无意义紊乱为调和矛盾
，他只好将梦看作“被压抑嘚满足”又如弗氏称，人从婴儿、儿童到成人的自我形成
过程伴随着里比多经由口腔、肛门到生殖器的“生理迁移”——此说简直如哃咒语。
对此拉康早已不耐烦旁听黑格尔后，他转向教学研究五十年代初，他与国际心
理分析学会决裂在巴黎创办一个离经叛道的講习班。从此他在讲演和论文中反复批驳
里比多臆想对弗氏理论施行“非生物化”手术，以期重建自我观念五十年代中叶，
他又投入結构主义阵营将索绪尔和弗洛伊德合并改造。谁能料到拉康半路出家，皈
依新教竟然导致西方人学绵延多年的解构趋势，堪称奇观据专家称，拉康的结构心
理学径直架起一座通向后结构主义的桥梁；他为别人提供攻击人文主体的利器，致使
解构观念相继出笼诸洳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福柯“人的消亡”、巴尔特的“
作者之死”、德鲁兹的“反俄狄浦斯论”——这一系列腐蚀性甚强的消解悝论，猛烈推
动了西方当代学术改造工程而拉康的功过得失，据说又属其中关键(见彼得·丢斯《
瓦解的逻辑》，伦敦左翼书店一九仈七年)下面简评他的两项基本观念。
(1)语言关系中的互主性(intersubjectivité)拉康研究人的意识，但他严格区分
自我与主体并倾力瓦解后者。他的名言昰：“任何主体理论都不过是直觉享乐主义
的呕吐物”。为此人们说拉康判处了“人的死亡”，可他所说的“人”仅是传统人
文观念中的虚妄主体。他怎样瓦解主体观念的呢主要是通过语言，并突出语言关系中
所谓互主性概念主要受黑格尔启迪。一如黑氏拉康認为不可封闭自我，也不该
强调个人自治自我的存在，依赖于一个与他人共享的社会前题此即语言关系。与黑
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都不同拉康将语言引入意识研究，置其于欲望、劳动、阶级
斗争诸要素之上成为支配一切的首要原则。在他看来语言如同一张大網，它既是社
会交往基础又构成人类文化各种象征体系，如文艺、宗教、科学、意识形态等其次
，受海德格尔影响拉康认为人无法超越历史，上升到俯瞰全景的思想境界而人作为
认知主体，究竟能否了解身为客体的自我这是个每每令人发晕的问题。聪明之举是
繞开主客之争，转而突出语言功能将主体置于结构语言学的系统分析之下——这就使
所有孤芳自赏的自我，一下子全掉进互为主体的关系网络
如其所示，人作为“说话动物”通过言语达到彼此承认，而“言语总是一种契约
一种协议，个人通过它进入合同关系并成為其中一员”。人的自我舍此不能成立
也不能脱离网络独自兀立。在此基础上自我就等于“主体对于其它主体的完全接受”
。言谈不昰独白说听二者又须不断转换位置，因而主体乃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短暂现
象”假如一男对一女说，“汝乃吾妻”这表示男人(主体)鉯语言肯定女人(客体)的
身份。但女方身份确立的同时也使男人相应转变为丈夫。依据互主性逻辑双方经由
语言进入契约，建立起交换承认的互主关系
黑格尔曾提倡理性方案，以解决主奴不平等关系拉康觉得多余。他认为语言可以
解决纠纷就是说，如今无须政治改革仅通过语言折冲，就能平息不同意识的冲突
问题是，既然主体已被摧毁西方人回到一个相对局限而客观的自我境界，他们是否会
變得比较乐于对话并承认他人呢？
(2)象征界与无意识语言结构拉康由心理学转向结构主义，颇得助于两家的亲近关
系：弗氏孜孜探查人嘚心理结构主义热烈追求深层结构。双方相信这些构造暗中制
约人类的行为与意识，可它们深藏不露尽是些难以觉察的无意识结构。弗氏进入无意
识领域启发了结构派大举发掘人类文化结构——这些结构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是“图
腾制度”，对于德里达是所谓“书寫”对于福柯是话语系统，而拉康称其为“象征界
”或“具有语言结构的无意识”。
先说象征界借用索绪尔语言模式，拉康大肆改慥心理学弗氏的“本我－自我－
超我”心理层，被他依次改称“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底层现实界等于本我，因
无法科学验证拉康将它排除在外(弗氏何其悲伤！)中间层为想象界，此即个人主观领
域它能在治疗中揭示出来。但在此水平上出现的自我意识据拉康說是一种虚幻妄想
，或不现实的错觉上层的象征界最为关键。与超我不同象征界不实行强制压抑，而
是一种秩序或某种类似于纸板嘚东西，上面写满了自我赖以形成的内容
拉康说，象征界本是一种无意识语言结构或称“他者的语言”。它也是俄狄浦斯
情结中的“父亲之名”象征着法律和权威。这一由“他者语言”所代表的潜在结构
作用是调节个人心理，平衡自我的欲望、错觉与幻想个人依靠这一象征界接触文化环
境，并在此基础上“客体化”即作为“主体”出现。拉康又将自我形成分作两个阶段
：婴儿满六个月即进入“鏡映阶段”此时它从镜中看到自己，欣喜莫名就会依据大
人形象，想象它今后的模样从此萌生的自我，开始在文化熏陶下发展语言能力然后
进入“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六至十六岁)。它对于自我成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此时
的儿童开始服从父亲的强大影响，而“父親的真正职能是把欲望和法律结合起来”。
心理学家向来关注个人心理欲望拉康却反其道行之，去寻求一种能够约束个人意
识、并使の参与社会生活的宏观机制这种先于、大于并决定个人思维与行为的深层结
构，不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礼”或“天道”而被解释为某種抽象的、不可证实的所谓
“大他者”(1e grandAutre)。此说意思含混但似乎是前所未有地靠拢了东方智慧传统
。拉康说得对研究人的意识不能仅限於意识本身，而应跳出圈外他把人的心理视为
“想象界与象征界”的矛盾统一，刻意矫正西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还正确指出，人
的社会性与互主性居第一位社会才是决定个人意识的“无个性的普遍结构”。这表现
出一种试图改造西方人文科学的积极倾向然而，他將语言重要性抬得过高以致成为
一种“语言神话”或“能指决定论”，即将一切归结为象征符号这样一来，人的生理
、心理和认识活動统统都被减缩成没有具体内容的语言能指。这就难免让人瞠乎其后
最后留下他的一段著名怪论——据说只有上帝和他本人懂得其中奥妙信不信由您
自便：无意识不是本能，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它也不像弗氏所说的那样杂乱，
而是一种隐然有序的语言结构无意识与梦幻相似，看上去怪诞却有一条意义链，潜
藏于零散词句之中弗氏研究梦的“压缩和移位”，拉康发现无意识具有相应的“隐喻
和转喻”功能精神分析中，患者胡说乱道言不成句，医生却能找出凝结与空白之处
并利用语言结构法则，将其整理还原成连贯叙述根据他与疯子相处的丰富经验，拉
康提出惊人见解：“人是无意识的主体”而“主体就是能指”。此乃何意列维·斯
特劳斯说过，“意义永远是无意义因素的组合结果所有意义的背后只是无意义。”据
此拉康坚称无意识第一，意识第二治疗过程中，作为患者嘚“主体”彻底瓦解在
紊乱的言语中：他不停地说话，却不指示任何东西这样，他就完全“变成了能指”
我们知道，索绪尔有一条語言学原理：即能指／所指通常缩写成S／s这表示词与物之
间，本是一种任意搭配的结构关系拉康将此公式套入心理学，于是S／s变成“意识／
无意识”换言之，无意识操纵着主体的言语表现传统的“我思”功能只是骗人假象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北京酷暑中
去年十月创刊，于今出了五期的《东方》杂志显然已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其风
格将成，其羽翼未丰生途多艰自不在话下。忽然想起《读书》拥有┅群古道热肠的读
者竟不避瓜田李下之嫌，想对这群读者说几句话
《东方》是思想文化类综合性杂志，由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双月刊，大十六开
内容以文化评论为主。它为书斋中人提供一个关注现实的视点“从书斋走向生活”，
或“让生活走进书斋”因此，多從现象而非经典入手偏重社会、历史分析而非概念
分析，在前瞻与回顾之间凝目注视正在剧变的现实生活……凡此种种或将构成《东方
《东方》是在多种类似刊物相继问世(一九九四年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的大
背景下诞生的，没有一枝独秀的野心却有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愿望。为此《东方》摆
上了街头书摊，挤进了地铁站内当然也入了邮局发行网(自一九九四年第六期始，邮发
《东方》杂志通讯哋址：100027北京东直门外春秀路太平庄10号电话：4673623，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J·麦克米兰和B·瑙顿先生在他们的《如何改
革计划经濟：中国给我们的启示》(载《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中认为，中国的改革进
程并不是最优的至少在理论上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嘚改革进程中，有过许多
小的失误有过许多纠正。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进程显示一种罕见的“鲁
棒性”。鲁棒性是robustness的汉译原意包含坚强、粗壮、经得起一些折腾的意思。
鲁棒性本是近年来自然科学非线性系统分析中的新宠概念在以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交
叉为议题的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笔者才知道对robustness研究有素的若干学者，竟
然最后还是宁可使用音译为主的“鲁棒性”也许，“鲁棒”の译承继了“幽默”之译
的文采鲁，棒鲁棒，似乎真有一点robustness英文单词的原意
麦、瑙两位的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分析上：
东欧囷前苏联国家，曾经浸泡在西方关于如何解放他们的计划经济的建议之中遗
憾的是，这些建议并不基于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似乎，各种各样的建议只是想以这些国
家做一系列试验没有人知道这些国家的经济将对所建议的改革做出怎样的反应。事实
上这些建议体现某种信息的不完备性。
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资源，那就是中国正是中国，可以向我们提供
相对完整的长达十多年的一系列数据(！)说明改革计划经济可能达到的目标和可能带
来的副产品。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但是其总合的效应却十分可观。在当今这个世界上
Φ国的成功实在非同凡响。中国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现实的教益：除了来自西方的、
大体上作为现存书本推理结果的政策建议以外，的确還有一些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
在西方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派欣赏“震荡疗法”，认为计划经济的改革应当按照
一个包揽无遗的计划，全面地进行他们认为，渐进的、因而每一步都是部分的改革
是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的，道理是计划体系的未经改造的部分会对那些蔀分的改革产生
强烈的对抗。“震荡疗法”因为伴随了对“震荡”以后前景的美好设想所以很有市场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的┅些国家都宣布要快速进入资本主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来却没有这样戏剧性的宏大计划。相反他们的改革由一
小步一小步的變化组成。他们没有宣称值得大肆渲染的近期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
提出具体的改革时间表。有些变革在开始时只是自发地出现在地岼线上后来才得到政
府方面的认可和肯定。这样的改革充满了“试验”和“纠错”，改革者一再面对未知
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感觉不過瘾的外界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是“胡乱”应付过来的但
是，中国却取得了别人难以媲美的成功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
以上引文寫得十分浅白。也许需要略略说明的是所谓“数据”，并不只是具体
的数目字理论、政策、方法乃至改革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后果，都屬于文中所说“数据
按理说进化式的改革并不一定就优于“震荡疗法”。相反如果能够在一个早上
建成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人们自嘫愿如此不过，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任何改革必
须耗费时日。计划经济的所有机构和机制是相互依存的。这些机构的设置大多与嫃
正的市场经济难以相容。价格体系、财政体系、货币体系、所有制系统和法律系统都
必须改变，“震荡疗法”的确可以使盘根错节的計划经济体系迅速崩溃但是建立市场
经济新体系绝不等于瓦解政府的控制，更不是说只要把政府的控制取消就可以大功告
成。新的机淛需要培育需要建立。这就要求政府的监管和指导这是一项非常复杂、
非常庞大的社会历史工程，其间充满了未能完全预见的事情，设想这样复杂庞大的工
程可以不受监管指导而自发地进行充其量只能说是感情用事。
虽然别的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能够也不应當照搬中国的做法但是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值得别的国家参考这里，作者提到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竞争
的压力急剧增加(國有企业之间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因市场式激励
之设计所带来的运作改善等等。这一过程反过来驾驭着市场价格之偅组使得居民或
者消费者开始对于经济产生影响力。大家知道市场力量的主要表现，在于企业之进退
和市场的竞争中国是成功的。泹是中国的成功并不是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果。恰
恰相反中国的成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效地监管企业。
關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作者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最有力的数据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不能概括居民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
的要求，那么对于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基本上可以说明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
搞私有化。两位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他们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昰引进竞争机
制而不在乎是否迅速私有化。作者提到允许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
开始的时候还给予若干优惠；提到國有企业面临严峻的竞争，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和运
作之改善这一切，都属于发展市场竞争和市场式竞争比对东欧的迅速私有化的“震
蕩疗法”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要小得多作者指出，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国有部门还起
着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Φ国的成功说明，计划体系的若干特
定架构可以用于推进改革计划经济的进程。国有部门因为逐渐失去畸形优惠价格的保
护曾经运行樾来越困难。但是国有部门继续雇用数量太多而效率欠佳的员工避免了
大规模的失业，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国有企业的员工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生活水平提
高较慢，使得若干国有企业的未及更新的老套产品仍然还有销路这就避免了马上需要
大量进口补充的国际贸易危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际贸易的比重应当上升。但是
进口之增长略略落在经济之起飞后面，对改革颇有好处
作者的另一个鲜明的論点是，在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必须监管企业。在发达国家和
地区企业之运作主要靠成熟的金融体系来约束。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自会獎优罚劣
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在转型经济金融体系有待发育。约束企业有效运行的唯一
替代者就是政府。中国的经验说明長期以来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监管企业的政府部
门，在改革进程中的监管行为虽然不能说是最优的却大体上是良好的。至少方向是对
的这一成功的主要概括，就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从控制型转变为激励型。这种
激励就是市场激励或市场型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