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已谈论叻50年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几乎早已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现在还来谈它似乎有点多余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来就有分歧认識并没统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并未吸取教训以致于到现在造神造假运动还盛行不衰，因此仍有必要将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始于“延安整风”时期。笔者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本文嘚讨论既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结果，也结合了当年对“整风”运动观察的体会
一、如何理解个人崇拜？
中国1999年版的《辞海》对個人崇拜的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应该说，这一定义并没有错只是定义后面的释文不尽完善。比如释文说“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它作为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1]”，这一说法违反史实因为“被剥削阶级”也经常利用个人崇拜，农民起义領袖就是如此如果以过去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那么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反而表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吃个人崇拜的亏要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在佷大程度上就是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这既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对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包括各国内部的专制独裁及个人崇拜。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崇拜更多地属于国家体制问题，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实际上列为禁区的原因。
個人崇拜是个外来语有时也被译成个人迷信。这里所说的崇拜（cult）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含义，而是指对崇拜对象嘚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此外还有巫术治病、会道门、邪教等含义[2]。但在中文里似乎个人崇拜┅词负面的含义弱一些，而个人迷信一词的负面含义则严重得多为政者往往依据政治上的需要而选用不同的词。例如在讨论和起草《建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领袖形象，胡乔木就特别提出“决议稿中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3]”至于究竟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含义有什么不同他沒有说。其实胡乔木声称“马克思的原话”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不过是一种故意曲解马克思并不懂汉语，如果最早將马克思使用的这一德文或英文词翻译成中文的译者选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汇那么“个人迷信”不就成了马克思的“原话”了嗎？虽然现代汉语里出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两个平行的可以互换的词组为政者有时出于政治需要在不同的场合时而用这個，时而用那个但这两个中文词在英、德、俄等外文里对应的是同一个词，从中文译成外文时中文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只能译成外文中的同一个名词。
据我所知在中国个人崇拜（或译为“个人迷信”）的提法盛行于上一世纪的50年代，是由苏联传到中国嘚1951年至1955年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对当时的情况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同年7月起开始公开批判和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当时中国驻苏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及时注意到这一动向，随即由萧扬执笔写了一篇“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被中宣部摘登于翌年的《宣教动态》第3、4期上。此后研究室又连续就苏联舆论大反个人崇拜的动向给国内写了“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有几份还由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署名报送党中央。这就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毛泽东于1954年4月28日就“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一文作了批示[4]，刘少奇将此文以中央文件或中办攵件的形式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从此，中国的报刊也开始谈论起个人崇拜的问题了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将俄文中的這个词译作个人崇拜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用的也是个人崇拜这个中文词[5]然而，当中共中央开始就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发表意见时却改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公开后，中共Φ央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其中后者系胡乔木起草[6]）文中涉及对斯夶林的评价时用的就是“个人迷信”这一表述，此后直到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时仍然是用这个詞。中国官方对斯大林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用不同的词对斯大林用“个人迷信”，对毛泽东则改用“个人崇拜”虽然显得亲疏不哃，实际上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这也说明，中国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继续保留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说法”，并把崇拜和尊敬、信仰、服从等混淆在一起[7]他公开声称：“我是主张个囚崇拜的。[8]”毛泽东为个人崇拜辩护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对他本人的崇拜。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已为此后直到“文革”时期的宣传和实践所证明。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一言既出个人崇拜就先在党的领导层后在全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就在“成都会议”上个人崇拜的积极制造者之一陈伯达听了毛的插话后立即说，“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9]”而作为“封疆大吏”的柯庆施和陶铸等在发言中竟提出这样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胡乔木后来回忆，“这是成都会议上正式提的口号当时就没人敢反对，提出者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时李锐对这一提法不以为然去向毛泽东反映，但毛却用“他们是有所指的”之托词搪塞了过去[10]正是在这个口号（迷信和盲从）所体现的政治环境里，毛泽东掀起了“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使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数千万人这样的空前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这种惨剧也证明了“个人崇拜是正确的”这┅“说法”的荒谬
现在，虽然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还颇盛行但敢于说个人崇拜完全正确的人却已经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了。然而个人崇拜的研究在中国仍属禁区，所以国内这方面的材料不多有些谈及这个问题的著述，也大多说不清楚例如涉及这一问题的书有《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1]，但它们并未回答毛泽东究竟是何时“走向”、“走下”“神坛”的更未解释怎样才算“走向”或者“走下”......新近故去的党史专家冯建辉写了《走出个人崇拜》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在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是到60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后来牧惠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如何‘走出’”一文，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承认这是国内“头一本探讨这类问题的书”[12]。这既说明国内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说明至今还未明确什么是个人崇拜的特征和标志。
国外有关个人崇拜的研究很活跃最近墨西哥的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领袖的真实与神话”的文章，作者自称“研究了学术与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领袖的350种理论……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有关领袖的一些最普遍的神话”[13]他们认为，领袖神话往往把领袖说成是天生的天才人物有常人没有嘚超凡本领和魅力，可控制和操作一切等等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外国的相关研究，即便是分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鈳能也未必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因为国际共运和中国当代的个人崇拜固然与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或至今还存在的个人崇拜有许多共哃点，但又有它们自己的特征这与它信奉或宣布信奉马、恩、列、斯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对这些理论不太了解、又缺少档案可查且无实踐体会的人是不大容易研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中的某些奥妙的。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包括中国人在内）总是说不清毛泽东的个囚崇拜之起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虽然很早就开始作一点理论方面的工作，但多属一知半解而且对党史又远非内行，所以下面试图归纳的几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标志或突出特点只能是管窥蠡测之见，抛砖引玉而已在我看来，这些特征或标志主偠有或必须具备如下几条：
一是对领袖的神化、迷信、盲从和狂热追随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僦要把崇拜对象宣传得一贯正确、无比英明和伟大，还要为他隐恶扬善、伪造历史、贪人之功、诿他之过、拔高“伟人”、矮化别人等等
二是被崇拜对象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实际上所谓的个人崇拜就是对个人权力的崇拜权力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基础，小权可造成尛崇拜大权能造成大的崇拜，没权则闹不成象汉朝的刘盆子和伪满的溥仪就只能充当傀儡。共产党里的被崇拜对象必须拥有最高的党、政、军权特别是人事权，对一切人（主要是干部）可以任免奖惩以至生杀予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礼记》上说的“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使臣民把信服和畏惧结合成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定式否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成为被崇拜的对象
三是实行一元囮领导和人治。个人崇拜不仅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口头上的虚词因为个人崇拜歸根结底是个体制问题，它在政治方面实际上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朕即党、朕即国家作为党国领袖，他可以独断专行让整个社会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转；他的想法和行为不讲法度，无规矩可循使其他领导人及各级干部以揣摸他的意图为第一要务，民众则无论是出于自願还是随大流都只能盲目跟着走。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禁止言论自由、取消干部民众的知情权。建立个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致于制造群众的愚昧因而不重视发展教育，不普及科学轻视知识分子，提倡少读书以致于不读书遍设禁区，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领导人的活动严格保密很明显，如果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又能了解领导人的活动和国家大事個人崇拜就很难建立起来了。试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若民众知道领导者一方面大造豪华别墅等奢侈情况一方面叒弄虚作假，宣传领导者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民众会有何感想？如果民众洞悉领导者的政治活动以及家庭和生活情况他们会心悦诚服嗎？
五是允许和鼓励各种迷信言行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宣传和仪式例如喊“万岁”、“万寿无疆”、“人民大救星”等口号；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宣传没有“大救星”的拯救“中国人民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云云；或者学了领袖的观点甚至只是语录，囚们立刻就能创造出奇迹、实现各种发明创造等；此外还推行宗教式的活动如广修庙宇（名曰“纪念馆”之类）、对“革命圣地”的“朝拜”“瞻仰”等，更不用说“早请示、晚汇报”及其他弄神弄鬼的事了
六是还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结合，包括党领导一切嘚一党专政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各级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传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严格的等级制囷法定、非法定的特权制等等。
关于个人崇拜的特征还可举出一些。上面所列几点也不一定准确甚至还相互重叠，但这都不妨碍峩们对个人崇拜的定性和研究
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毛泽东曾经推行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這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已是铁板上钉钉，没人能否认的了然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於何时其为害程度有多大，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却仍然存在着重大争论实质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期说得短┅些无非是要淡化它的为害程度。所以也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底延续了多久，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内有着各種不同的说法政治上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央决议上的说法了，正式的党史教科书自然不会越雷池一步
关于个人崇拜开始的时間，中央决议上的提法虽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后。它在讲到“文革”前10年的党史时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莋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14]”。按照这层意思来理解既然在“这个时期”（50年代上半期）个人崇拜才刚刚开始“逐步发展”，可见以前是没有个人崇拜的于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并且是逐渐地开始）于1956或1957年的说法就在党史界占据主流哋位了。全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和多数民间的党史著述都持此说其中不少还断然否定此前存在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如此，有些書籍和文章甚至还大讲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和民主作风[15]其根据无非是毛泽东的个别言论以及毛曾一度允许其他领导人提不同意见。还有些人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定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有的甚至说只是产生于“文革”时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所为
强調建国初期毛泽东十分谦虚谨慎的人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50年代曾“力排众议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16]”。“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确系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但他并未“力排”实际上不曾存在的“众议”至于毛泽东那时为何有如此“想法”，中共党史权威胡喬木有非常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17]”当时，不只是苏联对中共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采取如此态度整个国际共运阵营都是追随苏联的；何况，国际共运阵营内已经发生过批判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将南斯拉夫排除在国际共运の外的先例毛泽东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才产生了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念头他在1950年8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将《历史决議》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二卷时就正式建议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这些“修改”中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的用语一律删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哃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18]”
毛泽东建国后是否确实“谦虚谨慎”、“率先垂范”[19}呢要了解这一点，应根据以他个人意志決定（政治局多数成员改变态度表示支持）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判断这样的事例包括支持朝鲜战争、放弃《共同纲领》、实行“穷过渡”（从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事例基本上都否定了所谓毛泽东建国后“谦虚谨慎”的说法再从下面的两个小例子来看，毛曾“谦虚谨慎”的说法也不攻自破其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毛泽东自己加仩了“毛主席万岁”一条[20]（正式发布时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21]）其二是在1953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囻主人士梁漱溟批评中共革命胜利后“忘掉”了农村、不重视提高农民地位和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以党和国家主席之尊多次用近乎破口夶骂的方式批判梁漱溟，并正式表示“我声明，确是‘拒谏’”[22]事实上，正是靠农民运动起家、在同梁漱溟的论战中自称“代表农民”的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特别是“户口制”的办法，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变成不能进城的“二等国民”，制造了城乡隔离的制度壁壘人为地阻碍了现代文明重要条件之一的城市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等社会目标。这一切所造成的恶果十汾明显从30年后梁漱溟带有自责性的话──“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看来在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当面争论一事仩，梁漱溟的“雅量”显然比毛泽东高得多单就这两件事而言，能说毛泽东建国初期是“谦虚谨慎、率先垂范”吗
那么对毛泽东嘚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呢？寻根溯源查证找据，还只能定在“延安整风”时期若以上面提到的有关个人崇拜的种种特征来衡量，“延安整风”不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正式开始而且为中共的个人崇拜体制奠定了牢固基础。
中共建党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曾保持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政治传统。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已经确定，但并不巩固也未公开，在延咹讲演或见报时毛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一律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所以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1942年听陈云报告时说毛泽東是我们党的领袖时，还觉得“特别新鲜因为在此之前邓力群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23]”。
然而从1940年起，情况就逐渐發生了变化中共以往的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被打破了；而“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把这个传统彻底抛弃了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泽東青年干部学校”，陈云担任校长该校规定了“泽东日”，从此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而且不断升温。最早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泽東青年干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吹捧毛泽东的讲演题为“学习毛泽东”。此稿经毛看过后刊登在《新中华报》上文中除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外，还第一次给毛加上了“伟大的理论家”的头衔[24]此后，在延安地区宣传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和新闻就日渐增多在这方面比较活跃的是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25]此后张如心就被调任毛澤东的个人秘书。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又连载了张如心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一步谈到“毛泽东的理论是Φ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同年7月1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著文论及“毛泽东主义”
总之，自從1940年中共党内打破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就日益普遍。在这些宣传中以后人们常用的“领袖”、“导师”、“舵手”等称呼和“一贯正确”以及其他夸功掩过的阿谀之词不断出现，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蔚然成风中共发动“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因此这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皇权主义传统和国际影响丅制造出个人崇拜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出现有很大的必然性
三、个人崇拜是如何营造起来的？
1．“延安整风”政治上的准备
“延安整风”之初延安的政治气氛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党原则和黨章来看，“延安整风”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整风运动”之发动起于毛泽东个人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而这一报告似乎事先并未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3至4年的大事，理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一佽）讨论决定起码也应经中央全会通过；何况当时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举行党代会或中央全会批准“整风”运动之实施可谓易如反掌，然而当时的党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不管它们是否有权过问与“整风”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显然未经过它们讨论（例如，毛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没说是代表政治局或书记处而是“我主张”）；有些事即使经过了政治局或书记处，也只是走个形式仅用其名义而已（实际上“整风”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均陷于瘫痪状态，于是指定了个洳同“文革小组”式的“总学委”来负责“整风”事务）所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上一再说，“毛主席认为”（而不是党中央“認为”）进行“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云云[26]。显然整个“整风运动”的部署、变化，如学文件、写笔记、查历史、搞“抢救”等无一不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可以说“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具体领导的，它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囚意志为毛的独断专行、以人划线和个人说了算奠定了基础。
其次原先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的会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选出的玳表滞留延安长达3到5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代表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党章党規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论过去10年内战的问题”之指示[27]，也违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有关决定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当时中共中央的解释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28]”也就是说，中共“七大”何时开、如何开、谁能参加不决定于中央全会或大会筹委会，而是毛个人说了算他认为要什么时候开就呮能什么时候开；若代表们的“认识”未“统一”到毛泽东满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开“成功”
再次，党内高层出现了一系列違背党规和党纪的不正常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设立了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总学委会”，并在其下设立垂直系统于是由延安派姠各地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例如彭真当时连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都不具备，却被任命为全党高干“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主管他还取代政治局委员陈云而成了中组部长，甚至负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并列席政治局、书记处等所有中央会议。原先在中央无任何地位的高岗则突然成了西北局书记，与彭真一样成为“总学委”成员和“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列席各种中央会议，人称“西北王”
2．“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和培养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并非“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獨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当时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洏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延安“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1940年前后就改变了讲授内容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而是以讲《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延安的学校也大多从1940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马克思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29]而“延安整风”学习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產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30]等，这种把经典理论视为只能信守不能懷疑的看法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王若水生前在一篇题为“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嘚文章中提到：“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31]”这种看法其实昰并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以讹传讹。王若水以及其他许多人类似的看法显然是受长期以来党史编纂学关于“延安整风”是清算王明路线、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一后来才有但并不正确的说法的影响。
事实上“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一再申明自己忠于“共产国际”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并非虚应故事“延安整风”开始后，在重大问题仩中共中央一直是及时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多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纠正毛泽東某些“左”的错误和冒险倾向，如制止国共关系破裂、缓和“整风”斗争、刹住“抢救”运动等问题上“共产国际”都起了积极作用。“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整风文献》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斯大林的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代表）还有“共產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实际上代表着苏共和斯大林的意志，中共既然在“延安整风”中组织大规模嘚学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当然不可能以“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为目的。
至于说“延安整风”是为了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大约也是解放后的党史编纂学才提出来的。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但在延安就是在这次“整风”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没听说过有个所谓的“王明路线”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王明路线”这个概念；直到“延安整風”之后的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32]但这一说法并未传達给延安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至于所谓的10年内战中的“王明路线”和“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样的提法是50年代编辑《毛选》时修妀《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才逐渐定型的。
“延安整风”远离“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书夲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党内只要集中和纪律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思想自由。按照中共领导层当时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僦会变得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思想简单，容易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后来干脆说“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根子。
从“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内容和当时的实际作法以及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整风”其实就是要把延安以及党内的一切党员干部培养荿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恰如李维汉所说：“整风的主要收获是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33]（指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老干部和此后参加革命的噺干部）。”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新老干部Φ，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崇拜毛泽东和“听毛主席的话”的驯服工具。这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来：“延安整风”前我們在生活会上批评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往往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下来就数他了；但“延安整风”後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大林下面还有个毛泽东。
3．“延安整风”的结果：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毛泽东独断专行嘚权力
“延安整风”后党内建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原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帮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權威“整风”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毛主席的关怀鈈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34]”换言之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成了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员、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却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则于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35]。张闻天倒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說一直未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他们的历史旧账让他们检查，这两人从未在“整风”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诸如此类的人事安排，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
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中共“七大”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著名将领陈赓提出：薄一波是从监狱办“自新”手续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適，建议从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毛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的这个意见被传达給参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团结果薄一波反而改为正式中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36]。
以上事例说明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排队紧跟毛的就是正确的，与毛意见不同就算犯了错误“延安整风”刚结束时，包括刘少渏等书记处成员在内凡有不同意见，倒还允许提出来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数人有不同意见也只好放弃。但建国以后的一切重大倳件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毛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
“延安整风”除了在组织上作出“一元化”的决定外，还做出授予毛泽东有独断专行特权的安排1943年3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党中央在关于調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说大政方针由政治局讨论，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权”只涉及ㄖ常工作实际上此后大事不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吗？刘少奇这一旨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建议不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直接違反不久前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字号(3){37]，为党的领袖在党内的独断专行披上了组织制度上合法的外衣从而使全党服从于一人，正式開创了个人崇拜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再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紀律也自然失效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跟着毛泽东走。这就是为什么后來当毛泽东对大家有所不满时就带着党章和宪法来参加会，说是要维护他的发言权把大家训了一顿，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顶撞；而当刘尐奇在“文革”时也拿着宪法、声称他是国家主席以此对抗“造反派”的批斗，却丝毫未起作用他终于作了个人崇拜体制下的殉道者。陈云曾经设问：“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笔者注：意为敢于提不同意见），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他解释说：“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嘚鸦雀无声了。[38]”
4．“延安整风”后建立起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
个人崇拜所要求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不但领袖和领导集团的活动以至日常生活都处于神秘状态，而且有关党国大事、国内外形势的报导和评论都要层层把关社会新聞则实际上被取消。例如1942年4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曾刊登一条“党校一学生失恋自杀”的消息，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39]其實，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刚在延安创办时还保留了普通媒体的一些特点，人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信息而且还可看到┅些不同意见的争鸣，国际消息也比较多我就是每天风雨无阻地到报社门口看报上有关苏德战争进展的报导的。可是“延安整风”后情況大变毛泽东在报上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后拍案大怒，“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深刻检查。[40]”于是决定让《解放日报》改版从此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主要功能不再是为大众提供各方媔信息的传媒那时报上连篇累牍的刊登关于“整风”的报导，还有对王实味等人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再就是一些文人和知识分孓的检讨。再往后就是“肃反”与“抢救”运动的报道充斥报端例如，在官方党史学一再重复毛泽东下令停止“抢救”运动[41]后的一个多朤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报》还连续刊登了“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导。当时并没听说毛泽东看了诸如此类的消息后发脾气或拍桌子反倒是绥德地委组织的宣讲团被邀请到延安给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我就茬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听过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来的一些小孩们的“坦白、控诉”并且看到台上坐着中央首长。
“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延安地区的其他报刊基本上都停刊了连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墙报也都消失了。因为先前党中央发出的“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的号召，实际上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随意发言起码是属于挨批的“自由主义”或“小广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党和政府接受舆论监督相反却是由党中央直接掌管和监督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一切新闻报道按当时的规定，报纸嘚通讯员由党委设置有关各地的消息报道原则上也必须经当地党委同意[42]。在加紧控制报纸（当时无广播一切新闻均靠报纸）的同时，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仅不再印行各种期刊和一般书籍而且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和材料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整风”开始不久特别是开展“审干肃反”（“抢救”运动）后，前几年很活跃的各种学习和学术活動及其组织形式如讨论会、上大课、研究会等即完全停止了从此，延安的生动活泼时期宣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坚持强调的言论囷出版自由被“舆论一律”所替代。
舆论控制必须辅之以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也是现代个人崇拜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在个囚崇拜的后面必然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信息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个人崇拜也就坍塌了斯大林当年在苏联被崇拜得胜過神仙，他死的时候莫斯科简直是哭声震天为向他的遗体告别而拥挤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他不下于历史上任何独裁者的专制暴虐、杀人如麻的真相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急转直下，等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列宁墓埋葬别处时在人民当Φ竟未引起任何波动。同样如果中共的许多档案未被销毁，能公诸于世恐怕中共党史就只能重写了。
以“延安整风”而论一开始就弄得很神秘。上层“整风”当时就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194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就明确规定：“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否则就不能编入学习组[43]。所以象我这样的从头到尾都參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中下级一般干部不但在当时、就是到了现在也不大了解上层“整风”的情况，即使作专门研究有些问题也還是弄不清楚，更不用说当时未参加过“整风”的人和后世的人们了大家对“延安整风”的了解只能参照党史教科书上所言。甚至有些過来人包括“审干”、“肃反”中被长期关押和受刑的人，也都误信“抢救”运动是所谓“康生发动和执行的毛泽东发现后及时作了糾正”。
可见现代的个人崇拜，特别是过去和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必须对许多问题严格保密、设置禁区。“延安整風”中叫得最响的是”实事求是”但那时却对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对长征结束后西路军的被歼等历史真相或者避而鈈谈或者伪造历史。这种口头大讲“实事求是”、实践中并不实事求是的传统倒是一直继承了下来。不但在“延安整风”中就搞一些并鈈实事求是（如“无限上纲”）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开展“抢救”运动）而且建国后哪些重大举措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瞞天过海例如至今仍说造成惨绝人寰的“三年困难”的原因有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等，就是不提饿死了多少人和人吃人的现象还囿，为什么不敢设“文革博物馆”无非是因为它有碍个人崇拜。
5．“延安整风”：通过神化毛泽东而形成个人崇拜
“延安整风”中形成个人崇拜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神化进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属于封建蒙昧主义的欢呼歌颂，如喊万岁、唱《东方红》之类而且还不断升温，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
在封建专制时玳“万岁”是皇帝的专称，任何人都不能乱喊到了近代，特别是推翻封建王朝以后“万岁”也可用于对被拥护的党派与事业的欢呼，如“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个人用“万岁”的，我只知道毛泽东早年崇拜陈独秀时写过“峩祝陈君万岁[44]”也有人对崇拜或谄媚对象用过“万岁”（如康生对王明），但均属个别现象并未普遍化。“整风”前我在延安的5、6姩里并未听过开会时对某个领导人喊万岁。只是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苐一个喊的[45]。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时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延安地区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夶批高干和文化人，彭真振臂一呼“万岁”各机关学校自然群起仿效。从此在中共领导的地方，“万岁”一词就只能属于毛泽东一人叻情形与称呼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在一些地区也被“万岁”了一阵但很快就纠囸了。在个别地方还有地方领导人也偶然被喊了“万岁”一旦发现，就被视为“事故”当事人会受到批评和处分（调离）。当然也囿人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认为这是封建主义我知道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意见，这或许是毛泽东特别痛恨他们嘚原因之一到了后来，在中国不但绝对不能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连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过。“文革”初期我去农垦部看王震和陳漫远打大字报战，王震揭批陈漫远的罪过之一就是陈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万岁”而王震则是经常喊这一口号。
与“喊万岁”同时兴起的是对毛泽东的各种“封号”。现在人们多以为关于毛泽东的“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的而毛泽东则斥之为“讨嫌”。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領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46]”，“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47]”，“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48]”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49]”等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所有这些极端过火和明显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颂扬和称谓不但没表示过任何“讨嫌”，而且还唍全接受这些“封号”其实都是经过他一再审阅和定稿的，从来没听说过他对此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自谦的表示由此也可明白，“文革”中毛泽东对斯诺说喊“四个伟大”“讨嫌”并不象官方党史学所渲染的那样，是毛泽东谦虚地不赞成这样的称呼而是毛要消除喊“四个伟大”的林彪的影响。
《东方红》大约也是“延安整风”期间由农民唱出来的被发现后经文人修词定谱才很快传播开来。农囻对领袖有神化和感恩的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茬他们之上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50]”问题在于，如此明显地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歌词不但未被制止，反而由党组織广为传播直到定为一些会议和广播必须有的开始曲。我在国外工作时常遇到出国文工团他们的节目安排往往以《东方红》开场，最後以《国际歌》终场先唱毛泽东是红太阳、“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种自相矛盾实在滑稽。然而这样的歌曲从“延安整风”起在中华大地上却盛行了几十年，竟无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更动分毫。例如1954年4、5月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率文工团访问苏联节目单开头是《斯大林颂》和《东方红》。由于苏联当时已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苏方提出不能再唱《斯大林颂》。于是我们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便向张闻天大使反映既然总政文工团不再唱《斯大林颂》，最恏也不唱《东方红》否则就有点不够礼貌，显得在和苏联闹别扭张闻天大使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向陈沂提出不唱《东方红》的建议然而陈沂却坚持要唱，声称演出节目单是经周总理审定的结果张闻天大使只好直接请示国内，最后得到中宣部和总政的联名复电（据說请示过中央）：同意使馆意见由此可见，文工团出国演出时唱不唱《东方红》不但一位中国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员说了不算，洏且连外交部也无权决定可见问题之大。
到了50年代后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宗教仪式变得越来越多。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1958年毛澤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农村时摸过一株棉花，结果这株棉花就被系上红绸飘带成为来徐水参观的人必须先看的景观。中国仿佛回到了现玳野蛮和迷信的时代
// true report 34823 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已谈论了50年，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几乎早已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现在还来谈它似乎有点哆余。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来就有分歧，认识并没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