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p></p><p>炮打“司令部”</p><p>“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1967年2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概括了他自1962年夏季以来的主要思索过程。</p><p>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同时也含有对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状况及社会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观察（这是主要的）。然而，实践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践，都是错误的。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脱离社会主义法制这个根本手段，去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清除腐败现象，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无休止的动乱。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悲剧。</p><p>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集中体现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上。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但他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制定了这个通知。</p><p>《通知》开头几段是针对《二月提纲》的，并且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而且上纲说：“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p><p>关于《五一六通知》的酝酿和起草过程，穆欣回忆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要用5年到10年的工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能指望那些老教授，要培养我们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现在，全国只有15个省市参加批判吴晗，还有13个省、市也要动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晗、翦伯赞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有些共产党员也反共，搞的是修正主义。他们培养的人也要搞修正主义。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p><p>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3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p><p>4月9日至1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讨论了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p><p>4月15日，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全部到达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算是相当阔绰的宾馆。这天由陈伯达在饭店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了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名单（根据当时的笔记本：是从印出的名单过录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其后，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说：“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通知》还说：“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8月2日，中央通知：陶铸兼任顾问；8月30日，中央通知由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四大区确定的成员为：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至1967年8月，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等人受到迫害都离开了这个小组，而四大区的成员只在初期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会议，先后在各地受到迫害和批斗。）《通知》的草稿早在北京已经写出并已印出。这个文件是4月初旬陈伯达和王力“关起门来制造”出来的，对原先的五人小组绝对保密。《通知》之外，根据康生的意见，适应他在政治上的需要，由他主持还编造了一份《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作为《通知》的附件。康生提出编造《大事记》的意图时说：“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他就利用这个《大事记》去讲在《通知》中不便讲的话，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将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留给自己。通过《通知》和《大事记》，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大事记》的记述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许多地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或者指鹿为马，是非颠倒。</p><p>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p><p>从4月14日到18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作过多次修改，增添了许多尖锐的词句。这些经他修改、增添的地方，有些印件都用黑体字标示出来了。4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这个《通知》的草稿，决定提交将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4月28日，毛泽东同康生、陈伯达谈道：“你们写了《通知》，我逐次地增加，加油加醋。……”</p><p>毛泽东的修改稿，有的是在杭州修改后交陈伯达、康生带回或派人送来上海的，有些是由秘书徐业夫用电话从杭州传到上海来的。根据笔者当时未必完整的记载，几次修改的情况是：4月14日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9段和文件末尾部分。第9段增加两处，一处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处是指责五人小组：“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文件末尾倒数第2、3段，几乎全是毛泽东添加的。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说“混进”来的“资产阶级人物”有的还未识破，有的仍在信用，被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不仅使人震惊，同时引起种种猜想。就连康生也说：“林总（指林彪）叫这一段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不过起初人们还猜不到刘少奇身上。</p><p>4月17日修改的是第1段和第3段中的3处。第1段增添的是批评《二月提纲》“（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第3段增添两处，前面是引毛泽东说的强调思想战线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和“放”；后者是在同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之后直至这段末尾的一大段话。</p><p>4月18日增添的是第7段一句话。毛泽东添加的原话比较简单：“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经过康生和陈伯达“加油加醋”，结果变成了后来完全用黑体字排出的这样的长句：“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其中的“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话，暴露出这两个“理论权威”以“大学问家”自诩的心态，以后成为“大批判中”不分对象胡乱指责“走资派”的口头禅、套话。</p><p>还有未见用黑体字排印过的《通知》最末一段，是毛泽东于4月17日添加的：“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2月12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关于这一点，联系《通知》这个文件的名称，康生5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时说：“《通知》可以议一下。可以说原《提纲》是对的，《通知》是不对的。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等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他没有解释，但他反复讲过，要大家议论：两个文件，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22日会上，主席讲可以允许推翻《通知》，赞同彭真的文件。允许讲彭真那一套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是主席考虑，大家不容易一下子认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更容易使大家发表意见。”实际上，这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几乎全党对毛泽东都有个人崇拜，上层也只有少数例外。就在通过这个《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5月18日讲话时就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以后不久，林彪又在中央工作会议说：“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通知》，还有谁能说它“是不对的”、谁敢“推翻”呢？所以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通知》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就通过了。</p><p>历史的实践已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它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严重的政治性质”，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它还根据党、政、军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警号。“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1〕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通知》草稿后，起草文件的工作告一段落。4月30日，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大都离开上海，飞回北京（只江青、张春桥留在上海）。〔2〕在彭真等人受到严厉指责的同时，刘少奇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黄峥在《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认为，此时的刘少奇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推上运动的第一线的。他写道：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序幕。现在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剧中的许多情节和人物活动，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某些意图，都已经在这场序幕里显露端倪。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奇对这场序幕中的许多主要事件却不知情。</p><p>1965年，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刘少奇一无所知。</p><p>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此中内情，刘少奇无从知晓。</p><p>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限制当时的过火倾向。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在彭真等专程去武汉向毛泽东报告之后，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二月提纲》的发出，算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序幕期间唯一了解和经手的大事。但不久此事又发生突变。</p><p>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就在这近1个月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情：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等人谈话，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并严厉批评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毛泽东还提倡各地应多出一些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的谈话，不但是针对彭真、陆定一的，同时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的“修正主义”的“革命”。</p><p>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在会上，康生和陈伯达一起批判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的所谓错误和“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批判《二月提纲》。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p><p>在此期间，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p><p>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已经打倒，《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宣部、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陆定一以及邓拓、吴晗等一大批人挨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极左倾向迅速泛滥，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则心怀叵测，唯恐天下不乱。全国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p><p>4月下旬，刘少奇回到北京。由于毛泽东仍在外地，按惯例，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这使他不得不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当时的处境，正如他在5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所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p><p>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由康生负责向外地的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如前所述，人事处理等决议，实际上已经定案，会上只不过是办理一个通过手续。提交会议的《五一六通知》（草案），通过时一字未改。</p><p>在《五一六通知》中，有一些重要的段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像这样的话，刘少奇应该是注意到的，但是他显然并没有能理解其真实含义。</p><p>6月1日，毛泽东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常委而直接下令将康生送去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其后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造反浪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局面混乱，难以驾驭。出现这种形势，对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的刘少奇来说，显然是难以理解的。6月20日，他在听取北师大附中工作组汇报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8月，刘少奇在同一位老同志谈话时说，他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刘少奇的这些表露，足以说明他当时的困惑心境。</p><p>刘少奇的这种思想状况，同他处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岗位，自然是巨大矛盾。但是又哪里能回避？在他几次请求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未果的情况下，只能按照自己的极力理解和真诚愿望，小心翼翼地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3〕《通知》的直接批判对象是《二月提纲》，但还包含着远为深刻的构想。毛泽东在《通知》里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耐人寻味的话，表明这场运动绝不仅仅是针对彭真等人的。</p><p>人们事后才了解到，共和国主席、中共第2号人物刘少奇是这场运动的首当其冲的人物。然而，在1966年5月，连刘少奇本人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仍然按照以往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这场群众运动。</p><p>黄峥在《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继续写道：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急剧发展，反常现象频频出现，形势一天天恶化。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挨批挨斗的人日益增多，自杀和打死人的事件到处发生，告急的报告从四面八方涌到中南海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可以设想一下，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刘少奇该怎么办？</p><p>首先，作为受毛泽东委托领导运动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必须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当然不能自行其是。其次，作为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他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集体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再次，作为一名具有长期领导工作经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共产党人，对眼前的运动一定也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在处理问题中难免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他本人的某些经验。在正常情况下，这三者应当是能够统一的，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也正是这样做的。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到下级进行工作，这是党过去经常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鉴于有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已无法继续行使领导职能，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自然地考虑沿用这种方法。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研究后提议向人民日报社派驻工作组，毛泽东当日即批示“同意这样做”。6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市委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表示同意。这时，许多部门、单位和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主持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的领导同志对运动中出现的动乱也极为忧虑，要求政治局采取措施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这时周恩来已出国访问）等开会研究后，同意参照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并要中央有关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学校。此后，许多省市也学习北京的做法，相继向当地一些学校派了工作组。</p><p>对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和混乱现象，在刘少奇看来，理所当然地要加以制止、约束和引导。6月20日，刘少奇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月21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这以后，刘少奇还几次接见北师大附中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要求他们引导学生讲究政策，反复向他们讲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道理。</p><p>刘少奇历来重视经济建设。不难想象，当运动已经妨碍生产的时候，他作为国家主席、几亿人口的“当家人”是何等焦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就受到影响，钢、钢材、煤的产量和外贸都开始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刘少奇清楚地看到，如果再让“造反”浪潮刮进这些部门，生产将更大幅度下降。而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只有在这些生产部门停止“文化大革命”。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毛泽东于7月2日复信表示同意。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于当日迅速发出，指示这些单位的运动要“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并明确提出要“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同大多数干部群众一样，对运动怀有许多美好的期望，希望通过它克服党自身的缺点，改革不合理体制，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真诚地希望，这将是一次克服党内阴暗面的好机会。1966年6月27日，他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变化”。</p><p>对于运动本身的部署，刘少奇也有他自己的设想。6月12日，在杭州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刘少奇就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文化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7月13日，他在听取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规划的汇报时说：“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争取十月开学上课，高中在九十月搞完”，第二阶段的教学改革转入正常工作中逐步解决。从刘少奇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主张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并主张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p><p>然而，刘少奇的上述想法和做法，尽管代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意见，在有的具体问题上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实际上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再加上居心险恶的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捣鬼，使刘少奇根本无法正常行使自己的职权，动辄得咎。毛泽东对刘少奇早已存在的不满，终于借工作组问题而全面爆发了。</p><p>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恶人先告状，向毛泽东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上种种罪名，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强烈不满。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从而否定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随后，毛泽东又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p><p>应该说，对毛泽东的这些指责，刘少奇在思想上是不通的。这从他偶尔吐露的一些言谈中就可以看出。在7月24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的小会上，刘少奇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但仍提出，马上把全部工作组撤出会引起混乱。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直到1967年4月14日，他在回答造反派责问他“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还坦率地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有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p><p>尽管刘少奇并不理解为什么派工作组就好像犯了弥天大罪，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服从毛泽东的决定。刘少奇当然清楚，这样一来，势必会牵连到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工作组成员。因此，任凭问题一再升级，刘少奇对指责他工作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批判”都表示接受，多次表示要一个人把这些错误的责任都承担起来。这是他的良苦用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干部，使其他同志尽量得到解脱。</p><p>在公开的场合，他一再说明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尽量为工作组成员开脱。1966年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8月2日他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工作组问题的群众大会上说：“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在党内，刘少奇反复表示派工作组的责任在他。8月1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头一天就在大会上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p><p>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以后，派工作组的问题升格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既称“司令部”，就不应是一个人，但刘少奇明显地不愿意牵连别人。一次在会议休息时，当一位老同志走来向他表示同情时，刘少奇当即会意地对在场的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在当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正式向大会提出：“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p><p>随着运动的疯狂发展，对刘少奇的攻讦不断加码升级。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被指控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以后，又接二连三地升格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看到那些毫无根据的诬陷诽谤，眼见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安上“刘少奇代理人”这类莫须有的罪名纷纷打倒，刘少奇意识到林彪、江青之流根本不是在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进行一场“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的政变”。尽管刘少奇已经无力扭转这种局面，但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的方式，使广大干部得以解脱，使运动尽早结束。1967年1月，他利用毛泽东召见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p><p>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天下大乱”的结果，使“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发展到了连毛泽东也无法控制的地步。而林彪、江青之流，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没有完全得逞之前，是决不会鸣金收兵的。所以，刘少奇一次又一次地出来承担责任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自然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4〕毛泽东的看法与刘少奇恰好相反。他在1967年说过，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有时只剩下他自己。在他看来，在他回北京之前的若干天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刚刚兴起的“大革命”被工作组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他决心召开中央全会，再作一次全面发动。</p><p>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还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明了运动的锋芒所向。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上升为第2位。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任职不再提起，林彪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这些变动，以及全会作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16条决定，为这场运动的全面发动铺平了道路。</p><p>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情况，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仓促召开的，1966年7月24日才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到会，有关负责人和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聂元梓）47人列席会议。从7月27日开始，开了几天预备会，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日、25日的讲话。</p><p>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话。邓小平说：“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5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四、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刘少奇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他叙述了陈伯达提出意见、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的经过，然后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p><p>在这次全会上，有五件大事：</p><p>第一件，毛泽东支持红卫兵。</p><p>8月1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学生为保卫毛泽东、保卫红色政权而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5〕6月初，北大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京二十五中、矿院附中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6〕这张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工作组是反对这两张大字报的。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请那天到会的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肯定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万分。此后这封信在全国不胫而走。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显然也是为了要天下大乱。</p><p>第二件，毛泽东指责中央。</p><p>在8月2日下午、3日下午大会上，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就工作组问题勉强地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同志在发言中谈了自己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对撤工作组搞不通。8月4日，全会发生了异常情况。原定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改开小组会。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是：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p><p>毛泽东的讲话，使人感到震惊。这番话显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他如此严厉指责中央集体，与他认为“已经是多年如此”密切关联，也与与会者多数人实际上对全盘否定派工作组很不理解密切关联。</p><p>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全会议程为之改变。</p><p>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同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如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也是全会的一个文件。”（《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转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加上了：“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第三件，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p><p>8月4日至6日，小组会上没有重要的发言——没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没有对毛泽东8月4日讲话的热烈拥护。8月7日，全会印发了使与会的大多数感到骇然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p><p>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p><p>在这张大字报印发给与会者的前夕，即8月6日晚，毛泽东要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在吴法宪陪同下，乘专机返京。</p><p>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它不仅明显地针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而且明确指出党中央内部有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8〕。这张大字报标志着对党中央状况估计错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以这张大字报在全会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p><p>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小组会上不仅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发挥，而且乘机猖狂攻击刘少奇。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他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后变了。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没有紧跟。这与许多人对这张大字报不理解有关，也与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面相当大、许多人搞不通有关。实际上多数人对它有意见，不过不敢表示罢了。</p><p>第四件，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p><p>《十六条》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7月初就开始起草，改了二十几稿。毛泽东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修改，陶铸等与周恩来商量，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全会于8月8日上午通过的是毛泽东8月7日定稿的第31稿。</p><p>《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干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抓革命，促生产。”“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p><p>《十六条》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规定，如：把干部分为四类，认为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指出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有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明确规定：“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毛泽东加上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也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十六条》的基本方面是：高度评价“革命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充分肯定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规定了“一斗二批”的任务，强调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会者有些人要求说明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没有对“党内走资派”定出判别标准），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求“坚决依靠”同样没有定出判别标准的“左派”，规定采取“四大”的形式，区分干部和群众为左、中、右三派，还确定“文化革命小组”等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根本没有说明党组织与“文化革命小组”等组织的关系，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未作规定。这样，《十六条》在主导方面是错误的，它明确确认了“左”倾指导思想。《十六条》中比较正确的规定，从来没有被遵守。〔9〕《十六条》要求“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产生“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如上所述，由于“文化大革命”所支持的各行其是等原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普遍地难以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类群众组织普遍未能成立。</p><p>8月9日，《十六条》公开发表。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广大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p><p>8月8日晚，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他说：“这次经过大震动、大战役，打下基础，是很必要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彪的讲话，在全会上作了传达。8月11日，全会又印发了林彪“五·一八”讲话。</p><p>第五件，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p><p>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p><p>8月12日下午召开大会，大会内容有四项：一是通过了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六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10〕二是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p><p>三是选举。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谢富治、刘宁一。全会并未重选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于会后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p><p>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不满；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利用个人权威，通过合法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11〕，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p><p>四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个公报，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很多的。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三面红旗”，突出毛泽东和林彪，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状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新定义，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30字方针”，都很值得注意。</p><p>在这之后，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九次大会大概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讲了若干具体事项。林彪在闭幕会上说，“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p><p>《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的实际情况说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好多人思想不通。陈伯达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泽东1967年5月与外宾谈话时说道：……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毛泽东说“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实际情形未必如此；“很多人仍然不通”则是符合事实的。不通尽管不通，人们还是投了赞成票。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全会不可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当时全会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p><p>全会8月12日闭幕，8月13日至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与全会是不同的，全会在名义上是集体议事、决定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则是贯彻中央精神。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毛泽东找一些人谈话，打通思想。林彪则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讲了两大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和“干部问题”。在第一个问题里，他说：“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在第二个问题里，他说：“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p><p>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p><p>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p><p>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p><p>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p><p>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p><p>林彪在结尾部分还说：“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泽东8月16日对这个讲话作了批示：“赞成”。这个讲话印发全党。它宣称在组织上采取“罢官”的措施，作“全面的调整”，这并不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显然是施加压力。三条又没有确定的标准，可以任意解释，野心家们得以打击和诬陷别人。〔12〕林彪是毛泽东看中的人物之一。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某些做法，也表示了担心。这种担心集中地表现在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这封信是毛泽东回北京之前在武汉写的。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记载，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p><p>“我的朋友的讲话〔13〕，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p><p>“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p><p>“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p><p>“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p><p>“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p><p>“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p><p>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将原件销毁。〔14〕尽管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党内“修正主义”的头号人物，但在一段时期里仍表明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p><p>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说：社会上越来越混乱了，少奇同志也越来越不安了，他多么想让这场无为的大动乱早日结束啊。但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他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无能为力。</p><p>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p><p>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更何况是你呀。”</p><p>为什么他要华沙牌车来接少奇同志？我不理解。但毛主席要找少奇同志谈话总是个好消息。我还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的。</p><p>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他没有听懂，“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那好。”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p><p>徐业夫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p><p>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p><p>“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p><p>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捋捋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p><p>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她又问。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她心中无数。</p><p>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大家猜测，这次谈话可能对少奇同志的错误交了底。别看造反派叫喊得凶，毛主席要保他只要一句话就行了。</p><p>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内容和搜集到的一些小报、印刷品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p><p>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前一段时间少奇同志就给毛主席写过一个东西，其中就有这些内容。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p><p>说到这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说：“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有三本还没找到，咱们分头找找吧。”我接过来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p><p>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p><p>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p><p>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p><p>但我却始终没有搞清楚，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话的用意是什么，虽然我也知道从讲话的内容看，毛主席并没有打倒少奇同志的意思。但为什么毛主席就不能说句话，使这位老战友得到解放呢？</p><p>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局势的发展就连毛主席本人也无法控制了。而林彪、江青之流在没有篡夺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前，是绝不会鸣金收兵的，更不会对少奇同志刀下留情的！〔15〕</p><p></p><p>“天下大乱”</p><p>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在全国迅速兴起，成为导致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p><p>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1100多万人次，对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p><p>中央文革小组乘机煽动“造反”狂热，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法制被打乱，许多地方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一大批党政军负责人被游街、揪斗。</p><p>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伊始，急风暴雨，铺天盖地，火药味浓极。《五一六通知》，批判“彭、罗、陆、杨”，红卫兵破“四旧”，学生“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林彪当“接班人”，全国学生大串联，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p><p>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的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16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p><p>11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肖华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11月13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10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那时，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陈毅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贺龙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叶帅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上次开会，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4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p><p>11月29日，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13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加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的讲话。</p><p>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p><p>1967年1月6日，杨成武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往来，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p><p>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了三条：（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像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11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16〕1966年8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匆匆结束在北戴河的休养，赶回武汉。他回忆说：我一回到武汉军区，精神上的“弦”，立即绷得紧紧的。</p><p>那时候，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军区机关和部队的事情，处理起来还不算棘手，可那些紧跟形势的工作，却使人疲于应付，你不理解也得硬着头皮去干，否则，就会犯下天大的罪过。哪个当领导的敢有半点怠慢啊！</p><p>各种消息不断从北京传来。</p><p>9月初，首先传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接着，又传来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p><p>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此后，一连几天的报纸、广播，对以上内容作了大量宣传。</p><p>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号召同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斗争下去。</p><p>这之后，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会上，江青发表了“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讲话，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大会还通过了《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p><p>10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明确地指出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在大字报中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p><p>1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的社论，公开披露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p><p>紧接着，在北京街头出现了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从此，“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便公之于世了。</p><p>随后，在武汉的街头巷尾，在武汉军区大院内，也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p><p>对此，我当时的看法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且不说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就他们担负的工作任务来说，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如果认为他们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把他们打倒。况且，实际情况又不尽如此，就更不应该把他们打倒了。</p><p>俗话说，山河易改，禀性难移。说来真是这样。我这个人说话，总是口对着心，厌恶那种看风使舵的做法，也不愿为顺逆荣辱所动。因此，我的这个看法，曾经向一些同志讲过。他们听了我的看法，都为我捏一把汗，劝我不要向外人讲，更不要在公开场合流露，免得惹出“罪该万死，罄竹难书”之祸。可是，我有时候在一些场合，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火”。</p><p>有的老同志对我说：“你这个人啊，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又因此吃过了苦头，老毛病还是没有改……”</p><p>有的老同志对我说：“你呀，对于想不通的事情，还是硬得像大别山的石头，犟得像大别山的牛……”</p><p>每当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就觉得热乎乎的，也曾多次下决心改掉它，可就是说什么也改不掉。</p><p>谁知，我的这个看法，后来真的成了被打倒的材料。</p><p>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七二○事件”，罗织我的种种罪名的时候，从成都跑到武汉的王力，曾经对北航“红旗”来武汉的造反派说：“陈再道在1967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17〕尽管毛泽东对党内分歧产生了错误的估量，采取了不正常的处理，但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领导干部免受冲击。</p><p>时任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回忆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上了天安门。毛主席看见我们以后，主动过来和我们握手、交谈，要我们团结起来，毛主席对李作鹏、王宏坤等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毛主席还与我在天安门上合照了一张相。这张我拿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苦笑表情的相片，是那时我的精神面貌的最好反映，如今已有了历史意义。以后李作鹏说，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握过手的人，都是毛主席要保的人。据说，毛主席几次听了林彪等人告状，要对我罢官夺权时，讨嫌了，说了海军司令还要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的话。我想，这些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多次想打倒我而不敢明目张胆搞的主要原因吧！〔18〕“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也影响到外事活动。当时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的伍修权回忆说：我第二次去阿尔巴尼亚，正是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并震惊世界的时候。那是1966年10月，我国派出党的代表团，去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建党25周年庆祝活动。我党代表团团长是康生，副团长是李先念，成员有刘晓、我和彭绍辉。由于国内到处“造反”，影响到同外国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出国时就没有发消息，10月28日到达地拉那后才予公布。到达当天，霍查、谢胡等阿党领导人就会见了我们，同我们“进行了十分热烈和亲切友好的谈话”。阿党代大会11月初才开，我们就应邀先去各地参观访问。由于卡博同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有过战友之谊，就由他陪同我们出去参观。我们参观了中国援建的拖拉机配件厂，听他们大加赞美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的重大成就。又访问了阿最大的海港都拉斯，那城市本来人口不多，可是却组织了9000人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代表团，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康生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康生此人本来就爱卖弄他的知识和口才，当时又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暴发户”而正红得发紫，他洋洋得意地一边抽烟一边信口开河地讲，一讲就是好长时间。正好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发表演说的爱好，主客轮番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讲，翻译再依次照说一遍，大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把我们搞得十分疲倦。</p><p>……</p><p>10月31日，地拉那市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阿党“五大”开幕。我们和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和印尼等29国党的代表团和观察员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天下午，霍查等阿党领导人又会见了各国党的代表和观察员。11月1日，阿党“五大”正式开幕。当大会主席介绍到中共代表团时，全场都起立，一面热烈鼓掌，一面欢呼“恩维尔—毛泽东！”成为当天会议的高潮。</p><p>11月2日，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并宣读了毛泽东同志署名的贺电。当康生向大会展示贺电上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签名时，全场简直沸腾了，一次又一次地欢呼、鼓掌和起立，有时鼓掌10来分钟都不停息。在这份贺电中，阿尔巴尼亚及其领导人被称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耸入云霄的高山”、“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另一份贺电中又说阿尔巴尼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红色根据地”，是世界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现在看来，这些话都成了对霍查和我们自己的讽刺，但是在当时却是很有鼓动性的热烈语言。康生致辞和宣读贺电完毕，又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赠送了巨幅锦旗，上面用金线绣着中阿两种文字：“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和战斗友谊万岁！”霍查亲自接了旗，又同康生长时间地热烈拥抱，全场欢呼鼓掌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实际上，那时这些吹捧虚夸之词，都是康生制造出来的，他当时已经一手把持了我党的对外联络工作。〔19〕在庐山会议上蒙受冤屈的彭德怀元帅，“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能幸免。红卫兵把他从成都“押送”北京，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p><p>彭德怀是1965年9月到西南三线担任第三副总指挥职务的。郝和国、侯俊智在《彭德怀去西南三线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1965年9月11日，庐山会议后被解职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赋闲”的彭德怀，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当他走进江苏厅时，彭真会见了他，并向他转达了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调他去西南三线任第三副总指挥工作的决定，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感到很突然，当即坦率地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但这个工作对我有困难，一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一是我缺乏这方面工作经验；一是政治上犯了错误，说错了人怀疑，说对了人也会怀疑，说话没有人听，出了问题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会使工作受损失。我以前几次表示过，愿到农村一个生产队去做些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意见希望向中央反映一下。”彭真解释道：“这不是让你去具体搞设计、施工的技术工作，而是参加三线总指挥部的领导组织工作，那里有很多人，有总指挥李井泉，有二副总指挥，还有中央一些部门的部长、副部长，要靠集体领导。三线地区有矿山、工厂、铁路、国防工业，也有农村，你想下去，到处是基层单位。虽然你犯了这么大错误，但你改正了错误，你的意见正确，人家还是会听的。”然后彭真又说：“你错了别人会提意见的，至于给工作造成多少损失，也不一定。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你的意见，给你反映。”</p><p>这次会见后，彭德怀仍对接受此项任务顾虑重重。9月2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自己的一些想法。</p><p>主席：</p><p>八中全会已经过去6年多了，常在电视中看到您的身体很健康，实在高兴。我这6年中除读些书报外，还学点园艺，初步掌握了果木嫁接等技术。并从书报杂志上收集了一些有关农业生产、管理和作物栽培等材料，增加了一点农业生产知识。</p><p>十中全会时，中央办公厅转来了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言对我的问题正在审查，因而这三年中除1963年3月写过一次简短的信给中央，请求允许我下乡长期蹲点，此信未蒙示复后，也就没有再向中央请求工作，以免增加中央同志麻烦。</p><p>彭真同志于本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我，转告了中央意见，要我去西南地区参加第三线工作，当时觉得突然，有些疑惧。国防工业与其他工业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联系，我对此行本来就无知，又离开中央工作已6年之久，特别近三年以来，一切文件均已停止发我，对国民经济情况也就更无知了。……我对这些问题是有顾虑的，这些顾虑我已向彭真和贾震同志谈过，并请转报中央，是否能分配我去范围更小些的地方去做点基层工作，例如去农村蹲点或到一个厂矿中去做部分工作，我愿意在这样基层工作岗位上做到最后一天。但是一个共产党员接受党分配的工作，应该是完全无条件的。上述情况，经中央考虑后，对分配我的工作之事，无论改变或不改变决定，我都服从。在对我的工作决定后，希望主席或者刘、周、邓副主席（当时邓小平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引者注）约谈一次，给予教益。</p><p>谨致</p><p>敬礼！</p><p>彭德怀</p><p>1965年9月24日</p><p>第二天，毛泽东就约见了彭德怀。当彭德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所时，已经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笑着迎了上来，说道：“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谈话很快转到去三线的问题上。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他又对在座的人说：“沿海各省搞小三线，西南区、西北区搞大三线，华北区、中南区、东北区也搞大三线与小三线的结合。但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针对彭的顾虑，毛泽东说：“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最后，他亲切地对彭德怀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会见后，毛泽东又招待彭德怀吃饭。</p><p>这次会见，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打消了彭德怀的一切顾虑。当他乘车离开中南海时，高兴地对他的警卫员说：“毛主席点了我的将，我同意去西南。”</p><p>3天以后，彭德怀带着司机、警卫员、机要秘书3人，乘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p><p>……</p><p>彭德怀在近10个月的参观视察调查研究中，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开始形成了一套如何更好地进行西南三线、尤其是西南基础工业建设的思路。如果假以时日，彭德怀定能像当年带兵打仗那样，在西南经济建设中打一个漂亮仗。可惜，历史的脚步已经跨进了1966年，一个大动乱的年代开始了。是非混淆，人妖颠倒，一切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都被无情地打破了。就在彭德怀正满怀信心勾画他心目中的三线建设图景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却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的诬陷、诋毁和长达8年的铁窗生涯。</p><p>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股无所不至的风暴，很快就刮到了西南。5月27日，正在四川大足重型汽车厂视察的彭德怀突然接到三线建委的电话，要他回成都学习。次日，彭德怀就匆匆返回成都。</p><p>彭德怀一到成都，就参加了西南局三线建委召开的副局长以上干部学习小组会。“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姚文元臭名昭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毛泽东则称“彭德怀也是‘海瑞’”。此时彭德怀正在成都，当然首当其冲。于是这个所谓学习小组会很快就转成对彭德怀的围攻会议。会议从6月初开始，开了近一个星期。彭德怀在6月6日、8日、11日作了3次发言，谈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认识，对一些问题作了辩解。6月17日，西南局紧接着又召开了三线建委18级以上干部会议，专门讨论彭德怀的问题。会议宣读并印发了彭德怀在不久前的3次发言和一次插话。据当时印发的一份《会议情况简报》记载：“会后分组讨论，参加讨论的同志情绪激愤，发言踊跃。”6月25日，西南局还转发了一份三线建委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彭德怀同志半年来的主要情况简报》，对彭德怀在西南半年来的视察工作和言论进行批判。</p><p>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封信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手里。信是关锋、戚本禹于1966年6月16日写的，他们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信中写道：“上次来上海，曾经对彭德怀担任三线副总指挥事，提出了我们的担心。我们觉得，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圈阅了这封信。其实，在他们划入打倒之列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名单中，又怎么能少得了彭德怀的名字。但这封信无疑加快了他们打倒彭德怀的步伐。</p><p>自8月下旬起，彭德怀每天坚持晚7时半至10时，到成都街头看大字报，拾传单，听演讲。9月1日，西南三线建委办公厅两次打电话给彭德怀，要他立即离开成都。彭德怀不明白为什么，省委办公厅同志说：“红卫兵闹事，很严重，很紧张，也很乱。”但彭德怀胸怀坦荡，他说：“群众我不怕，你们看了报纸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能躲开党中央发动的群众运动吗？”他没有离开成都，继续看大字报，分析当时的形势。不久，不少红卫兵开始“光顾”彭德怀的住所，彭德怀一律予以接待。</p><p>进入11月、12月份以后，当时的西南局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彭德怀更无事可做，每天白天在家看书，晚上看大字报。11月16日，彭德怀给西南局写了一封信，要求到綦江、红安、遵义等地参观，但未获回音。</p><p>12月4日，困惑中的彭德怀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他写道：“我到西南区工作已经过了一年，在京临行前，承约谈数小时，给予很多教益，并嘱常写信给您，愧无工作成绩，致未提笔。今值您73岁寿辰不远之际，谨祝您健康！乘此，对西南区建设的某些看法和体会奉告如下。”信中汇报了他在西南三线视察、开会的情况。信末，他表示：“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不信任，怕我扩大个人影响，既然如此，请求去参加农业生产。”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十几天后的16日，彭德怀修改了此信，把“对西南区建设的某些看法和体会”改为“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看法”。通篇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这封信彭德怀十分重视，他一再嘱咐警卫员要把信亲自送到省委有关部门转呈北京，当警卫员送信回来，他忙问信送到了没有。警卫员看他口气有些紧张，就问：“后悔了？”彭德怀说：“什么后悔！我是觉得我要给毛主席说的话没说完。”他又长叹道：“我现在能见着毛主席就好了。”</p><p>信到北京，毛泽东看了此信，并批示：“送陈伯达同志阅存”。</p><p>此时，在江青的指挥下，戚本禹给“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一个“揪彭兵团”成立了，很快到了成都。</p><p>12月24日晨5时，天气阴冷漆黑，刚到成都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闯入彭德怀的住所，把他从家里绑架到了成都地质学院。中午，三线建委立即给中央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很快，周恩来得知此事，批示：“通知总参，如带来京，应乘火车，不乘飞机。”为了保证安全，他还对护送和接待彭德怀来京做了周密的布置。当天下午，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北航“红卫兵”手中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