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金，现年101岁，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东福后村。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后，被编入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参加长征时，是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讲述长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多么不容易！”

　　“这张照片是我在2000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时担任遵义市的火炬手”“这张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贵州遵义传递时，我也是其中一棒”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老人正向记者介绍挂在病房墙上的一幅幅珍贵照片。如果不问，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在今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刚刚过完101岁生日。他，就是走过世纪人生的老人，走过长征的老红军王道金。

　　“村里来了一支队伍，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对穷人可好啦，地主、白军都怕他们。”“对，我知道，他们是红军！”“红军叔叔待人特别和气，他们都会问我们，日子好不好过，有没有大米饭吃，有没有衣穿。”正在河滩上放牛的王道金听着村里的小伙伴们热火朝天地聊着，他的心里对为穷人说话的红军充满了好奇和好感。

　　15岁的王道金放牛已经一年多了。家境贫寒的他给本家一户开中药铺的地主家放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烧火，水缸灌满，火灶烧旺，然后把牛赶出去，放牛割草。在此之前，他还在竹席铺当了三年的学徒工，学编晒稻谷的竹席子。

　　那时，中央苏区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有一天，王道金正在放牛，一位十八九岁的红军战士来到跟前和他聊起天来，问他放的牛是自己家的还是地主家的，家里有几口人，生活困难不困难。这之后，这位红军战士经常来找王道金和他的小伙伴们谈心。后来，红军战士告诉王道金，青年人有一个组织，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王道金一口答应：“行，我愿意参加！为穷人打天下的组织一定是好的组织，参加了不会错的！”就这样，放牛娃王道金和另外两位同村小伙伴参加了共青团。

　　聊起这一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时刻，王道金至今仍难掩兴奋，他对记者说：“宣誓仪式上，红军哥哥说我们已经是革命者了，是同志了。啥叫革命者，革命者是干啥的？同志听起来很亲切，啥又叫同志？这些我当时都不清楚，但我觉得除了自己的家，我又有了一个大家庭！”

　　几个月后，王道金又报名参加了红军。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时，王道金的理由朴实而充满力量：“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部队，共产党为穷苦人谋福利，红军好，官兵品德高尚，不打人，不骂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只是，当谈到离开家的时候，老人的眼眶有些湿润，母亲把一双布鞋穿到他脚上，一双塞到他手里，叮嘱他好好听红军长官的话，不要想家，穿上妈妈的鞋，保一路平安。这一走，王道金1953年才再次回到家。

　　反“围剿”炮火洗礼

　　“我分到的第一支枪，不是真枪，是红缨枪。”提及战斗经历，王道金无限感慨，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20多次战斗的硝烟洗礼，自己在枪声中成长了。

　　参加红军后，王道金先来到红军游击队七大队报到，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因为枪支有限，王道金分到了一支红缨枪。他和其他游击队员拿着梭镖、红缨枪负责在山顶上、大路边站岗放哨。看着漫山遍野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和妇女会员，男女老少，高举火把，山岗密林间一片片火红。王道金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有一种使命压在了自己的肩上，自己要站好这一班岗。他那时候也说不明白是什么使命，他只是觉得，这个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就融入的革命大家庭，会改变他的命运，改变他的一生。

　　1930年12月29日，国民党张辉瓒的先头部队正向龙岗压过来，当天晚上，红军围攻在龙岗的敌人。由于王道金年龄小，之前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战斗，游击队长给他的战斗任务是护送伤员。王道金不干，说自己跑得快，红缨枪也可以杀敌。队长笑着摸摸他的头：“小鬼，这次听命令，以后有的是杀敌机会。执行任务！”龙岗战斗取得了胜利，“前头捉了张辉瓒”，王道金也分到了一支真正汉阳造步枪和20发子弹。“我高兴坏了，一会瞄瞄前方，一会背在肩上，一刻也不离开枪。”王道金聊起分到的第一支枪，

　　第一次反“围剿”，王道金被编入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成了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建宁战斗、莲塘圩战斗、老营盘战斗、黄陂伏击战等战斗中都有王道金呐喊着往前冲的身影。到广昌保卫战时，王道金已经19岁了，是一名成熟的红军战士了，心中的一个信念越来越坚定，“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党，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普天下的老百姓，要想有好日子过，只有跟共产党走，跟红军走。”

　　娄山关阻击增援之敌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娄山关，这座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历来有“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说法，地势险要，是贵州北部进入四川的重要隘口。

　　遵义市桐梓县城距离娄山关仅15公里左右，王道金老人经常来娄山关，因为这里是他战斗过的地方。虽然硝烟已散，烈士血迹已干，但战友们的英魂长眠在此，“他们在这，我有个念想。”王道金告诉记者。

　　长征开始时，王道金已经担任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一营一连一排的排长了。1935年2月25日，娄山关战斗正式打响。红十一团负责迂回30多里到板桥打击从遵义赶来增援的黔军，并阻断娄山关敌人的退路。

　　夜里7时，全团官兵开始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经杨柳湾向板桥方向前进。2月的黔北山区，寒风刮过脸颊，刺骨般的疼。夜晚，天上又下起了雨。红军战士们都只穿着两件单衣，脚上一双布袜子和一双草鞋，有的甚至连布袜子都没有，只穿一双草鞋。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战士们只能摸黑行军，不能打火把，下过雨的道路泥泞湿滑，不时有战士摔倒，这一倒，路边的荆棘就会划破手和脸。“当时哪会注意到疼，接一捧雨水抹一抹伤口，继续夜行军，大伙儿的速度一点都没减慢。”就这样，王道金和他的战友们在天亮前赶到了指定位置隐蔽，围歼了逃窜至此的敌人。

　　当记者问长征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什么时，王道金低头沉思了片刻，“过夹金山！那时候真的是到了人体的极限，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人就被大自然斗垮了。”

　　王道金所说的夹金山大雪山位于懋功以南，主峰海拔4260米，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当地老百姓称这座雪山叫神山，因为除了神仙，连飞鸟都过不去，更别说人了。“但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和神仙比一比，看我们翻不翻得过去。’我们红军就是要创造个奇迹！”王道金一边说着，手中的拐杖敲击着地面，一如当年的热血青年们掷地有声的宣言。

　　当时王道金翻雪山的全部装备就是身上的两身单衣、脚上的两双布袜子、一双草鞋，用来借力爬山的木棍，还有宝贵的几个辣椒。“我们三军团是最后翻越雪山的。翻山前，向导告诉我们，早晚都不能过山，这时候雪大风大，寒气逼人。”当王道金带着一排来到山下时，有的战士嘴马上就冻紫了。用木棍杵杵冻得硬邦邦的地面，就听到“咯咯”的声音。

　　王道金走在一排的最前头，叫后面的战士一个跟着一个。随着山势越来越陡，空气也逐渐稀薄，王道金开始剧烈地喘息，雪面上反射的太阳光让他几乎睁不开眼睛。接着，狂风骤起，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我们都穿着单衣，脸像被刀子在割，身子、脚都僵硬了。四周不是雪岩就是雪壁，白白一片，多看一下眼睛就刺痛。”有的战士摇摇晃晃地倒下，实在爬不动了，王道金就赶紧大叫：“不要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他扶起战友，“不能掉队，我们要一起翻过这座山！”带的几个辣椒吃完了，寒冷不容分说地侵入体内的每个角落，“浑身哆嗦，牙齿不听使唤，老是打颤。”老人边说边比划，翻越夹金山大雪山的艰难让倾听讲述的我们都非常揪心。

　　告诉孩子们过去的故事

　　讲述长征，也是重返

　　走过长征的王道金，又投入到了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事业中。1949年10月1日，王道金那一天想忍住不哭，但还是泣不成声：“从参加红军那天起，打了19年的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些牺牲的战友应该都在天上微笑着看我们吧。”

　　即使现在需要长期住在医院病房，王道金依旧坚持到遵义市中小学举办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中举办讲座，和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讲述长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多么不容易。对我来说，这样的讲述也是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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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老一辈的英烈们用血和汗在民族救亡中艰难前行，他们或牺牲于战场，或身老刃断。多少年过去了，山河不改，长征精神不灭，依稀间又有中国少年人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业在昂首阔步前行!

　　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那些关于长征中的苦难艰辛和希望信仰，扫描下方二维码，听，他们这样说……

　　四川在线记者（记者 吴楚瞳 摄影 华小峰 黄瑶）80年前，他们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80年后，他们是跨越了世纪的老红军。他们，穿越烽火走进新中国，他们已经耳不聪眼不明，他们的记忆或许零碎而散乱。但是，他们，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将沧桑的手抬至雪白的鬓角，用一个终身难以忘怀的军礼，向逝去的战友致敬，向引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向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致敬!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四川在线记者寻访健在的老红军，与读者一起，听他们讲述长征的故事。（以采访时间为序）

　　15岁红军小护师 一人照顾50个伤病员

　　赵仁宽，男，四川巴中鼎山人，生于1919年7月，现年97岁。1934年(15岁)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随红三十军长征，从四川阿坝走到甘肃会宁。

　　红军到鼎山之前，赵仁宽与寡母亲依为命，家里三亩薄田几乎难以维持生计。13岁那年，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家里收的谷子装都装不到。”赵仁宽加入了苏维埃少先队，成了童子团团长。1934年，赵仁宽加入红四方面军，跟着部队离开了家乡：“当红军悄悄走的，我说了母亲不上我走。”

　　早期赵仁宽在红三十军当护师，一直随部队抵坝四川阿坝丹巴县：“我们那个时候当护师比较艰苦，一个人要管50个伤病员，吃住解手(上厕所)都要照料。医疗比较困难，没有特殊的消毒药，用盐水消毒。有些伤员痛得莫法忍到起，我看到心里感到难受。”

　　1935年，长征开始，赵仁宽已经16岁了。爬雪山过草地，那些疼痛的记忆永远不会消逝：“过草地死的人还不少，特别是身体胖的人，那个时候没得吃的。吃草根树皮，有时候吃皮带。第一次过草地，树皮野草可以充饥。第二次更艰苦。第三次最艰苦，饿着肚子走。草根树皮都吃完了，皮带烧一下刮一下，就那么吃。过草地的时候，每天都走到要有树林的地方，有柴，(晚上)大家围住一起烤火，你的背靠我的背，他的背靠他背，这边一堆火那里一堆火，有时候人多了，烧火比较多，还有中毒死了的。”

　　翻过大雪山 冻掉半截大脚趾

　　刘明清，男，四川巴中通江人，生于1919年7月，现年97岁。1932年(13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儿童团，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红九军长征。长征后在甘肃张掖与部队失散，直至上世纪80年代重新确认红军身份。

　　刘明清少时家贫，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份。右脚断掉的半截大脚趾，总在风雨来袭天气变换时，以隐约的疼痛，提醒他长征时那段艰苦的岁月。

　　1935年3月，刘明清随红九师来到四川广元苍溪，迄今仍在的“红军渡”，就是红四方面军当年强渡嘉陵江的渡口。“过苍溪搭的浮桥，先遣部队用打谷子的拌桶，慢慢推了些人过去，划的划，摇的遥就过去了。桥是用砍的竹子捆成捆捆搭的。我们是最后过去的。”

　　刘明清老人向记者展示在翻雪山时冻伤的脚趾头

　　强渡嘉陵江之后，刘明清的记忆也随之跳转到长征：“翻党岭山冻伤了。我穿的鞋子冷得很，烤火伸到火面前去烤，家里做的鞋子多孬嘛，烤糊了。把鞋子糊了那么大一坨，走的时候脚就露在外面。走到山上就冻脱了，多么长截指拇，还脱了节骨头。”雪山苦，草地更苦：“我当时过草地，草鞋都莫得穿，打精脚片过草地。那就是二万五。”

　　警卫员的噩梦 睡觉都在走路

　　邓忠德，男，四川南充阆中人，生于1916年1月，现年100岁。1933年(17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三十军走上长征路。

　　邓忠德是大雪山的传令兵、三过草地的警卫员，却叫不走因雪盲症把白天当黑夜的战友，野红萝卜缨子的苦涩，仿佛至今残留口中。

　　警卫员、传令兵，长征路上，邓忠德身兼二职。他每天跟在牲口后面走路，连做梦都在走：“走走走，做梦都梦到碰到驴子屁股，我吓一跳不能走了。(记者注：驴子被碰到会抬腿踢人)”很多时候，邓忠德要负责通知部队集结出发：“那个山(党岭山)走的时候，有时候眼睛都晃瞎了。我去喊他们来集合，结果他们说天还没亮，结果天多亮了。他们眼睛晃肿了，都是雪呀，晃肿之后眼睛看不见。”

　　雪山上有人滚落山崖，草地里既有人饿死，也有人胀死：“牛皮吃了以后，一顿只能吃二两，有些战士们就多吃了，吃了以后就胀坏了、胀死了。首长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当警卫员，他问我们吃饭了没有。我们说吃了，实际上吃的就是牛皮烧了的，吃到是脆的锅巴一样，还好吃那个样子。”煮皮带吃是一种方式，吃野草树皮是另一种方式：“我们那阵吃的东西最苦的就是野红萝卜缨子。那个就是最苦，那个根本莫法吃。”

　　五六十位家乡战友 长征结束只剩下几个

　　谢荣德，男，四川达州平昌人，生于1916年3月，现年100岁。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随红三十军长征，从四川阿坝走到甘孜岷州。

　　谢荣德在家乡参加红军，也跟着红军离开家乡“我们那个小年轻人多得很，都是那个几个县的，红军第一次来了，跟国民党打了几仗就回去了，第二次来了就没回去，一直打到进长征。”

　　谢荣德与几十个老乡一起，一群红小鬼走上了长征路。往事，让老爷子不停地叹气：“唉!惨哪!”怎么惨?“一是莫得穿的二莫得吃的，肚子饿了吃野草草，抓一把来烧一堆火，有的是瓷盆，莫得瓷盆就瓷碗，抓一把些火就煮。煮了就那么生存。冻死好多人，饿死冻死的好多。”那路上有敌人袭击吗?“有安。前面堵后面追，咋个莫得耶?”在甘孜州的甘孜、道孚、炉霍也有敌人?“都是雪山草地，要啥莫啥。国民党的兵他吃不到那个苦，很少去，不敢追去，我们就大胆地走。你知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老爷兵，能吃到那个苦啊?”

　　谢荣德老人获得的勋章

　　一条长征路走完，谢荣德的老乡们所剩下无几：“那时候(长征开始)可能有五六十，长征走完了不剩下几个了。有病的，有心脏病的，有肝病的，都过不了长征，100人里面挑不出20个好的。哪个莫得病嘛，那时又莫得医药，走到走到一个跟斗倒到路边就死了。”

　　紧紧抱着战友 她漂着两腿过大渡河

　　胡莲，女，四川达州宣汉人，生于1919年6月，现年97岁，1933年(14岁)加入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1935年随团长征。

　　红军到宣汉时，孤儿胡莲发现参加红军比寄养在叔叔家里更幸福：“叔叔又不管我，只晓得喊做事。”进了妇女独立团，胡莲就跟着大一些的孩子去抬伤员：“抬得起啥子哦。那时候有小有大(指娃娃兵)，有两个大的抬得恼火，我们小的抬不动。”

　　红军离开宣汉时，叔叔和表哥都劝胡莲不要跟着走，胡莲毅然绝然离开了家乡：“他们还要喊我半路跑回去，我跟到他们干啥子?”小胡莲不知道，长征即将开始，路上的苦，超过她在家乡有千万倍：“那苦得很。在草地当中，一张腿哪儿就在扭(动)，还有人落下去。拉都拉不起来。又没吃的，一个两个又恼火，吃野菜，啥都弄光。”

　　正是豆蔻年华，胡莲去站在大渡河边瑟瑟发抖，既因为冷更因为怕：“开始小的女娃儿多，我看到人打起跑了，我也不敢过了。”这时，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兵牵着毛驴喊胡莲：“快走!”胡莲不动：“你看人家都打起跑了，冲起跑了，咋办?”女兵急了：“你不走等下国民党来了咋办?快走，把我抱到，我牵的毛驴会浮水。”一头毛驴，两个女兵下了水。前面的女兵拉着毛驴尾巴，胡莲就紧紧抱着那名女兵：“我把她紧紧抱到，又浮不来水，我两个脚杆直见(一直)飘直见飘，走了三四步，我就嗨起吼‘我要打起跑了!’”大渡河里，男战士们一个拉一个在渡江，他们把胡莲一把吊上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