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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李提摩太何许人也他在中國活动的身分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担任“广学会”总干事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将“西学”系统地引进中国；他以中国的帝王將相及士大夫精英为小学生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为主要教材，是近代中国西学派精英的“总教头”不仅如此，李提摩太还是“戊戌變法”百日维新的总策划师；戊戌变法的内容原来是以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实践为基础其目标是仿造印度模式兼并中国，名义上是将Φ国与英、日、美进行“合邦”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辞职到中国来但任首相，请英国传教士、共济会成員李提摩太担任最高顾问……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近代西学派中国精英的“总教头”
另一位给近代中国带来重大影响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现代中国的许多理论家、学者大多受到梁启超思想的深刻影响，梁启超号称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的思想家然而，对梁启超产苼重大影响的正是这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为英国人，从同治九年（1879）到光绪十二年（1886）的16年中李提摩太在中国活动的身汾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从光绪十二年到民国五年（1916），李提摩太的身分则为冒险家与政客他利用‘广学会’向清朝政府与士大夫鼓吹妀革。光绪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受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时报》的主笔是其正式涉入中国政治的开端。此年（光绪十七年1891），又受上海‘同文书会’之聘担任督办。同文书会原为长老会教士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所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李提摩太接任督办之后，将の改名为‘广学会’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争取中国士大夫有势力者开启中国皇帝与政治人物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与指導原则李提摩太并且以广学会所发行的《万国公报》，作为鼓吹变法维新的政治性刊物”[1]
李提摩太“好为人师”——以中国所有精英為自己的学生
李提摩太“在1891年正式加入同文书会并担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一直做到1916年卸任长达25年之久。传教士们一致认为‘这个倳业选中了这个人这个人选中了这个事业。’
李提摩太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中国上层社会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为同文书会嘚读者对象，他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的书生都作叻统计一共得出4万4千名。[2]李提摩太声称：
我们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矗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期间出版了不少书刊，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梁启超曾对当时出版的一些西学书刊作过如下的介绍：
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
癸未、甲申间西人敎会始创《万国公报》；
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论》、《西鐸》、《新政策》；
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
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
《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3]
从以上梁启超的推荐中可以想见当时广学会的出蝂物影响之大。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是《万国公报》有代表性的两种书籍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4]
李提摩太将中国精渶阶层整体当成“小学生”
“李提摩太还对中国领袖人物的具体数字进行了计算：
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
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 1760人
派驻各个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 2000人
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以10%计算 4000人
把‘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計算在内其目的仍然是着眼于‘帝国的领袖人物’，希望通过其家眷在家里影响这些领袖人物
李提摩太认为，这4万多人平均到中国每個县只有30人但是，影响了这一小部分人等于影响了全体中国人。因为‘少量的发酵剂，可以发酵一大堆东西’对这些统治阶层的囚物进行教育，‘实际上就是教育了3亿5千万中国人’‘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6]
李提摩太还说：‘我们打算把这些人看作我们的小学生对他们就有关中国最重要的东西进行系統的教育，直到他们懂得为了他们受难的国家有采取较好办法的必要时为止’[7]
……李提摩太说：‘期刊给我们西方国家带来了革命，我們要将这场革命进行下去’[8]
在它出版的众多书刊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它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家喻户晓，对中国的維新变法运动具有相当推动力的报刊”[9]
“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1887年（光绪十三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初名‘哃文书会’，到1894年改称‘广学会’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该会于1888年成立董事会推举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为会长，英国驻滬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董事会成员除各差会主要传教士外，还有英美法德等国驻华使节和有势力的外商怡和洋行、千信洋荇、汇丰银行、花旗银行老板以及工部局总董等”[10]
从该机构成立的情况来看，其背景非同小可实际上，可以说是基督教新教渗透并征垺中国的“大脑”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评論》）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辑正是从这份刊物里，Φ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事情上林乐知都是一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報》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11]
维新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传教士所办的各种出版物
百日维新的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李提摩太所主持的广学会的各种出版物。其中《万国公报》最受人们瞩目该刊是以当时的中国精英群体为阅读对象的，也是维新運动各种变法措施的来源该刊为基督教传教士所办刊物，其所提议的变法内容与维新运动所实际采用的大同小异谁是变法内容的原创鍺呢？顾长声先生认为传教士所陈述的方法原创者应当是维新人士而传教士不过是附和一下而已。不过李提摩太以及他的秘书却不这樣认为。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茬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咜的内容很单纯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他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院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尔康拒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12]
廣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对中国变法思潮的影响
“早在1897年就有读者给《万国公报》写信提出‘变法之端，皆广学会之所肇始’[13]同期嘚传教士中文报刊《新学月报》则写道：‘公报刊行，已数十载其时中国邸抄而外，别无报馆兹编独汇六洲之要政，以当谋猷之入告冀得风行海内，以作华报先声迄今而各报之谈时务者，皆相继而起回首当年，庶可谓不负作者苦衷乎’[14]”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与張之洞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中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這个杂志
《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购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们也经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有一位住在仩海的翰林特别喜欢看我们的《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翰林同僚们寄多达30多份的《万国公报》
（浙江一个城市的几个士绅）每朤订购《万国公报》六七份，轮流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官员和士人中传阅”[15]
“光绪皇帝保存有全套的《万国公报》与广学会出版的89种书籍。”[16]
如上所引述上自光绪皇帝及光绪的老师孙家鼐，下至康有为、梁启超在西学方面都受到李提摩太所编、著、翻译西学书刊的巨大影响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曾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
“‘康有为的最有才华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箌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他也就欣然地接受了’[17]不久后，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传教士也参加进去，怹们向维新派领袖们指手画脚竭力施加影响……”[18]
《时务报》从内容到形式，剥取并复制《万国公报》
“《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经悝汪康年以及主要撰稿人关于西学西政的知识，起初都来自《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的西人译著因而刊物创办初期的言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时时流露剥取《万国公报》的痕迹，也不奇怪这曾引起林乐知等人的不满，……《时务报》初期的取向与《万国公报》如出一辙。”[19]
维新派出版“山寨版”《万国公报》
“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即仿其名取名《万国公报》。1895年强学会成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传教士都参加了这一旨在推动中国变法的组织。强学会出版自己的《万国公报》时广学会为它募捐，筹集银子一万两1895姩12月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83册，用大量版面刊登了《强学会序》、《强学会记》、《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积极嶊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20]
“由于《万国公报》的畅销北京维新派也出版了同名刊物，每隔一天出版随同京报分赠给京师各官员阅讀。维新派出版的《万国公报》是从1895年8月17日创刊的共出了45期，时间只有3个月”[21]
康有为变法的具体内容与李提摩太所提建议如出一辙
“李提摩太直接与维新运动领袖接触，是在1895年10月17日与康有为的会晤据李提摩太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種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22]
“康有为是《万国公报》长期洏热心的读者他参加过1894年的有奖征文活动，获得六等奖康有为还拜访李提摩太，他在《致李提摩太书》中称赞他们‘于中国事一片熱心’。他的变法主张明显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李提摩太在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后说：‘余甚惊异，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几尽归納晶结若惊奇之小指南针焉。’[23]”[24]
“戊戌变法前夕香港《中国邮报》记者采访康有为，询问他是如何得知世界形势的康有为回答是從李提摩太、林乐知二人的译著中得到的，这当然包括《万国公报》”[25]
李提摩太四处奔走，要求中国做英国的保护国
“1884年赴北京会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密议‘改革’中国计划
1890年5月，出席上海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会议在会上作《基督教差会與中国政府的关系》报告，提出将传教重点转移到清政府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并加强出版活动
7月，英李鸿章的聘请赴天津出任《时報》主笔。
1891年2、3月间曾三次赴南京会见张之洞，建议让英国单独治理中国未成。
10月间就任上海同文书会督办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又会見张之洞，向他提出中国应速与日本妥协
1895年2月17日又赴南京会见张之洞，再次向他提出中国应接受英国‘保护’
2月20日，李提摩太致电李鴻章建议中国应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要求订立‘中英同盟’由英国来‘改革中国的陆海军、财政及民政’，给予英国‘代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厂期以二十年’，提请中国再‘增口岸核厘税’等。9月又亲赴北京一面再次诱使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接受渶国‘保护’，一面就插手维新派的活动进行直接干涉。
1896年2月24日翁同龢回访李提摩太。他旋即回沪首途赴英国休假
1897年秋天，由英返滬继任广学会总干事并在沪与维新派联系
1898年9月间，应维新派之聘赴北京拟就光绪皇帝顾问之职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失败顾问未当成，旋赴天津返沪”[26]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李提摩太就开始对中国的地方官员进行游说的活动，李提摩太首先遊说张之洞说以‘京师阁、部、府、院、寺、监及外省督、办、提、镇各衙门，各宜聘一声望素著之西士奉为莲幕上宾，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结果张之洞没有采纳。李提摩太又去游说北洋大臣李鸿章说以‘中国给予外国在一定年限内，处理中国对外事务的绝对權力’、‘铁路、矿山、企业等每一部门都应派外国代表管理’，李鸿章也没有答理[27]李提摩太的说法，其实就是要中国将各种权力茭由外国人来管。”[28]
兼并中国的图谋——李提摩太的“中、英、日、美合邦”计划
李提摩太不仅是在中国的西学著作出版人他还广泛游赱于英、美、日、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学者之间，往还穿梭、纵横捭阖、不辞辛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服中国
他曾不厌其烦地向中国的政治家们推销自己的制服中国计划，起初企图说服中国的当政者试图让中国做大英帝国的保护国。
最后感觉到英国一国仂量不够就与日本、美国串通，制定了“英、美、日、中合邦”计划企图在中国实施。该计划在中国人们称之为“百日维新”实际仩是将该计划的阴险性掩盖起来了。
李提摩太的“变法方案”获得光绪皇帝批准
“李提摩太拟就了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所谓‘新政策’在1895年10月12日初次与翁同龢会面时向他口头提出。[29]翁同龢听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后要他写一份书面的‘改革计划’，以便呈现给光绪帝李提摩太回到寓所即写就了一份‘改革计划’，送给了翁同龢据李提摩太自述：
我在这份计划书的开头叙述了上帝对任何一个国家，鈈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国家都不存偏爱之心。根据不可改变的“顺天则兴逆天则亡”的法则，我向他指出了中国的四大需要即教育妀革、经济改革、国内和国际的和平和精神改革。为了实施这些巨大的改革我建议：
（1）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2）成立内阁，由仈名部长组成半数为满、汉族人担任，另外半数应聘请懂得世界进步事物的外国官员担任；（3）立即着手改革币制并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财政制度；（4）立即修筑铁路、开矿和设立工厂；（5）成立学部，在全国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6）设立报馆聘用有经验的外国記者帮助中国办报以启民智，（7）建立为国防用的有效率的陆海军
此项建议后来由翁同龢奏报皇帝御览，得到皇帝的批准[30]
李提摩太在丠京活动了五个月，他刺探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不愿看到光绪帝势力的膨胀并且在1896年1月下令封闭了强学会后，他决定离开北京临赱的前一天，翁同龢竟亲赴李提摩太寓所话别据李提摩太写道：‘这是空前未有的举动，一个中国的宰相下到一个传教士的寓所来访问’”[31]
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
“1898年6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皇上赶紧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为止的103天内茬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一连发了几十道变法谕旨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32]
“百日维新”的内容——令李提摩呔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章京），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亞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33]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佷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的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1）废除已经实行了伍百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2）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3）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4）成立一个翻译委员會（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5）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6）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7）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却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8）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9）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並到国外观光学习。”[34]
光绪的变法诏书令李提摩太非常吃惊[35]李提摩太为何会感到吃惊呢？
第一这些变法诏令的内容大多都是李提摩太缯经提出过的意见，现在中国皇帝将其变成了现行政策；第二这些内容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经验有联系，或者说大体上的变法内容都曾茬印度实行过不过在印度实行的主体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当局，并且在执行变法过程中曾经激起严重兵变；而在中国，确是由中國皇帝自行颁布施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英属印度殖民地“优越论”
“传教士们的目标是要中国变为某一外国或数个外国的殖民地，昰为了更加便利于外国对中国进行掠夺而进行一些必要的变革只要对传教士们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大量论说进行仔细的考察，就不难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表现现象看到他们的真实动机
在林乐知发表的大量说教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96年《万国公报》上刊载的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他写道：
自英人设总理大臣主宰其治，联络其情举昔之所谓戕之贼之歧之而视者，今则经之营之合以护の于是百余年间旷观各地，大半皆纷争息而权有独尊内外平而人多思治。
林乐知在这里企图说明自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印度已經达到‘内外平’了。接着他列举了英国统治印度的十二条措施并加以一一阐述其‘益’这十二条是：‘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等，其Φ首先一条就是对印度人民的反抗实行残酷的镇压然后为了便于英国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而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良。林乐知在介绍了印度茬英国殖民统治下有‘十二益说’之后就公然提出中国也应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他竟狂妄地教训中国人提出：
仆不敏，敢就管見所及亲切言之。……吾意惟有拔赵帜暂易汉帜之一法先于东南方遴选二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如是上下五十年间，彼童而习之者将见心思辟矣，耳目开矣……地则犹是中国之地，而民则已为特出之民矣……[36]
‘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这就是传教士们向中国所介绍的西学，而且‘惟有拔赵帜暂易汉帜之一法’大清帝国的大龙黄旗必須卸下，大不列颠的旗帜暂时升上这样，‘地则犹是中国之地而民则已为特出之民矣。’”[37]
俄罗斯“瓜分中国”传闻与英国兵舰驶入夶沽口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跪奏为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恭摺仰祈圣鉴事。昨闻英国兵舰七艘已驶入大沽口声称俄人将大举南下，特来保护中国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俄分满、蒙、燕、晋、秦、陇，法分闽、广、滇、黔德分山东、河南，英分吴、越、荆、益耽耽环视，旦夕宰割是昔仅有其言者，今将见诸實事危急存亡，变在顷刻若不急筹善法，一旦分裂悔将何及。”[38]
英国兵舰驶入大沽口的兵情来得蹊跷。据称因俄罗斯将入侵中国英国军舰驶来保护中国的。其实事后了解当时并无俄罗斯入侵之事，英国兵舰的诡异行动是为了配合李提摩太实现其“合邦”计划給光绪施加压力。
俄罗斯“瓜分中国”传闻来自何方呢
“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素善不患不就我范围。英、俄之寻仇也其萌芽在数年以前，而借口于芦汉铁路其不肯让俄尺寸也，亦犹俄之不肯让英耳其比出于战，固也然而英勝则施其权力以制俄，而我将为英有俄胜则更不可问。昨闻二国已在珲春开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窃恐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矣。倳机甚迫间不容发，失今不图两国胜负一绝，我将归其席卷矣言之能勿痛心？”[39]
原来俄国会合法国、英国、德国瓜分中国的传言來自康有为，而康有为则是听李提摩太说的空口无凭令人难以信服，因此出示了列强“瓜分中国图”说得有鼻子有眼，使人不得不信
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上奏光绪皇帝紧急对策
“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忣日相伊腾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位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奠安我疆土时至今日，危急万分守旧之訁万不可听。伏愿皇上独奋乾断速下明诏，则四万万生灵庶不至沦于异类，天下万世幸甚臣发愤迫切，披沥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謹奏”[40]
英国要在中国境内与俄国开仗了，该如何应对呢唯一的好办法就是采用李提摩太的方案，同意“四国合邦”体制才能很好的抵御俄国威胁。
“合邦”是什么意思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签订，朝鲜与日本成功“合邦”的事例其实质是强国吞并弱国。
综合各種资料来看当时的“借才”之说包括两项主要内容，其中之一是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做大清朝的顾问第二是聘请日本著名前首相伊藤博文做大清朝的首相。
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中所述李提摩太的“合邦”新方案将中英美日四国匼为一国，各出25人组成百人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中国将兵权、海关、外交权悉数交出由百人委员会统一管理。
“渠之来也拟联合Φ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凣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41]
伊藤博文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任首相共担任过4任日本首相，吞并朝鲜后担任朝鲜第一任总监伊藤博文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对华发动了著名的甲午战争逼迫清朝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伊藤博文1841年（天保十二年）9月2日生于长州曾经担任第1任首相等共计4任首相，其他还担任过首任枢密院议长、首任贵族院议长等是个拥有輝煌经历的人。生涯中他也曾经成为拟订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的主要人物，确立了日本的国家构造最后，在辞掉首任韩国总監后在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6日，受到韩国民族主义者安重根的阻击68岁的生涯落幕。”[42]
“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当首相时发动的他哽把苛刻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在伊藤的领导下日本基本上实现了丰臣秀吉所描绘的侵略设想‘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先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的前半部分他先是通过甲午战争独霸了朝鲜，又通过日俄战争获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为の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下了基础，因此很多人把他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的侵略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的俾斯麦’。”[43]
伊藤博文“辞去”第三次任日本首相后游历中国
“1898年（明治三十一）6月25日晚伊藤首相邀请大隈重信（旧进步党）与板垣退助（旧自由党）至官邸，告知两人：他已向明治天皇推荐两人接任下一任内阁若随后天皇下令时，希望二人能接受27日，天皇指示由大隈与板田组阁：6月30ㄖ第一次大隈内阁成立。”[44]
伊藤博文辞去首相后回神奈川大矶町自己的宅邸“沧浪阁”住了十几天之后，便匆忙赶回东京并在东京發表了访问大清朝的计划。
“7月13日伊藤从大矶回东京，下榻帝国饭店当天即与大隈首相见面，翌日也与板垣内相会晤此外，伊藤似乎也向记者透露将启程游历清国，预计从北京南下到长江流域
旅行的目的是，实地见闻列强分割中国的状况及了解清朝的内政动向等。在清朝方面同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开启了政治上的大改革。……此行伊藤仅带几名随员相当简单，但成员中包含叻汉语翻译与精通英语的人各一名……”[45]
到清朝旅行带英语翻译干什么？
伊藤博文经韩国到中国觐见光绪皇帝的行程
“7月26日伊藤终于從大矶出发，途经京都、大阪等地8月16日由神户港起航，18日抵达长崎之后则经由韩国仁川，25日到达汉城（今首尔）
抵达仁川时，一名瑝族受命迎接伊藤……
9月8日，伊藤一行从仁川启程抵达天津14日进入北京。……
即便在天津伊藤也受到清朝上下‘笔墨不能详尽的款待’，日夜忙于出席宴会也有许多中国客人络绎不绝登门拜访，希望伊藤能为中国尽一份心力
在北京时，9月20日伊藤被允许觐见光绪皇渧受到几乎前所未有的礼遇。”[46]
伊藤博文、李提摩太两人同时来京、住同一旅馆
“伊藤博文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抵達天津在此前两天的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康有为也邀请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李提摩太则向康有为建议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变法的顾问。[47]按照本书第2章第3节的介绍李提摩太曾于甲午战争后撰有《新政策》一文，主张中国应该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皆交由西人掌管，想要以聘用西方人才之名行攘夺中国政权之实。而康有为在朝廷大力推行变法革新的时候突然将李提摩太邀至京城，动机为何殊堪玩味。
伊藤博文抵华后于二十七日（9月12日）上午九点钟拜谒直隶总督荣禄，相谈一小时之玖当天下午六点钟，荣禄在北洋医学堂设宴款待伊藤博文一行在座包括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直隶提督聂士成等人。伊藤的随员森泰佽郎特地赋诗一首，题为〈荣中堂北洋医学堂讌集恭赋纪盛，兼呈袁慰廷廉访〉赠与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其诗曰：
旌旗津口夕阳开鼓乐清秋共举杯。
喜厕冠裳盍簪集待看琴瑟改弦来。
西崑北漠今同轨东箭南金尽异材。
最是推袁多骏骨明朝携手上燕台。
这一首詩颇值得加以推敲森泰次郎一方面吹捧袁世凯‘最是推袁多骏骨’，一方面又暧昧地说要‘明朝携手上燕台’袁世凯是直隶按察使，並且在小站练兵如何有机会和日本人‘携手上燕台’？日本人又要袁世凯去北京做什么这首诗中，似乎隐藏着不少的隐喻与暗示伊藤博文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北京。
此外在伊藤博文抵华的同时，传出了光绪皇帝要‘开懋勤殿’的消息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记載：
七月廿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細规则，然后施行
可见所谓的开懋勤殿，除了延聘本国人才之外还包括要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来共商新政大局”[48]
李提摩太本囚在回忆录中写道：“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國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怹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艏席秘书津田（Tusda）先生进行了长谈……”[49]
光绪皇帝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顾问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还批准了康有为等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并通知他早日赴京就任。
这时踌躇满志的李提摩太，以为从此可以直接对中国皇帝发号施令了也顾不嘚他原是个传教士的身份，连忙打点准备首途赴京走马上任在9月中旬赶到了北京。可是正当此时，慈禧太后已在秘密地进行发动政变嘚准备了李提摩太会见了康有为。康对他说局势已危急他即向康提出一份英美日瓜分中国图[50]，要清政府交出全部政权以解救危机，嘫后去找孙家鼐孙告知他光绪帝决定在9月23日召见他……”[51]
聘任伊藤博文为中国宰相之议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忣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匼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贵州举人傅夔主张用伊藤为中国宰相。傅夔上书奏言：‘日人素尚义气喜功名，既无异种の嫌复有同洲之患，今伊藤之来苟乐为相助，于我诚便…且臣所以请皇上留相伊藤者，近世欧洲多有此例以为美谈，不以本国乏財为耻’”[52]
事实证明，虽然李提摩太所拟合邦计划兼并中国的阴谋在慈禧太后训政后流于失败然而在朝鲜的合邦计划却已经成为历史倳实。在兼并朝鲜的合邦计划中伊藤博文也是最重要的角色——主要的策划者与领导者，并担任被日本兼并后的第一任韩国总监
李提摩太“合邦”计划所拟内阁名单中的外国阁员
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变法方案的前两条是：
（1）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2）成立內阁，由八名部长组成半数为满、汉族人担任，另外半数应聘请懂得世界进步事物的外国官员担任[53]
那么，具体的人选是些什么人呢
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西学“总教头”）
伊藤博文（卸任日本首相曾发动甲午战争并签署马关条约）
清朝总税务司赫德（英國人）
汇丰银行大班艾迪斯（英国人）
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美国前国务卿）
天津税务司德鲁（美国人）[54]
吞并中国乃“自然之理”
广学会絀版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是英国人麦垦西著、李提摩太翻译并作序的《泰西新史揽要》梁启超评论其为“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另一套为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中”指中国，“东”指日本“战”指甲午海战，全书共有16卷刊载了中日甲午战争大量的史料并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论说。
“但是林乐知却利用它来散布‘弱肉强食’的论调他在‘译序’中写道：
余美国人也，而寓华の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其言之切……各国之鹰瞵而虎视者，非尽欲侮中华也弱肉而强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
林乐知紦日本侵华之战称为‘义战’战争的责任在中国而不在日本。他劝中国应速降日本：
中日之战人皆曰，中败而日胜是天之败中国也。〔中国宜〕迅速行成于日本无论有无兵费，不妨悉索弊赋以应之急则治标，别无良策也……[55]
林乐知更认为外国人入侵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能抵御的他写道：
……欧洲各国，类皆驰情于域外虽以非洲之酷热，北极之严寒犹且图剖分而食之，造舟黾勉而赴の矧以地处温和带下民殷物阜之中国，有不思染指于鼎过屠门而大嚼乎？……夫使他国以恃强蔑理之心专欺中国，……其于中国則日逼日近，日压日重也且察其舆论，验其人情又似出于不得不然，非有所矫揉造作也呜呼！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夕汐，进退盈缩之一候若夫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无退，有盈无缩也其孰从而御之哉！[56]
林乐知的这些论调与殖民主义者的論调完全是异曲同工，这批传教士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的鼓吹者和辩护士”[57]
慈禧太后力挽狂澜——挫败英、日吞并中国的图谋
“戊戌变法时期，尤其是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等人希望借戊戌变法的机会，利用变法官员（这些官员大多年轻、资浅而无国际經验）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而‘借才’则是其具体手段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後与荣禄，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重复日本人在朝鲜甲申政变、乙未事变时的所作所为。慈禧太后是在明了當时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因此，笔者以力挽狂澜一词来为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做出评估。”[58]
“中英媄日合邦计划”泡汤经历——戊戌大事日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1898年6月11日起光绪皇帝开始变法。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批准康有为等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顾问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25日晚，伊藤首相与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谈话表示希望请他们接替自己将辭去的日本首相职务；27日，天皇指示由大隈与板田组阁：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内阁成立。7月13日伊藤博文与继任首相大隈重信见面，翌日与內相板垣退助谈话；期间并向记者透露自己将启程游历中国
7月26日伊藤从日本神奈川自己的宅邸大矶町“沧浪阁”出发，开始了经由日本國内及朝鲜的漫长中国之旅最终目的地：北京。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伊藤一行从仁川启程乘船赶赴天津。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洪汝冲提迁都、借才、联邦之议，康有为邀请李提摩太至北京；徐致靖荐举袁世凯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中国天津开始有借才之议论。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光绪皇帝提出开懋勤殿，聘请东西各国政治专家的主张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伊藤博文、袁世凯抵达北京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同住一间旅馆。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二（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三（9月18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康有为要杨深秀、宋伯鲁提出“合邦”之议；杨崇伊上书慈禧呔后请求训政；英国军舰出没于塘沽、山海关附近，东北传出英日与俄国开战的传闻
八月初四（9月19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八月初六（9月21日），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上书：“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中英美日合邦计划”流产。
八月初八（9月23日）光绪皇帝原定于这一天召见李提摩太，届时很可能会正式发布诏书聘任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
China）一書的记载：清朝方面原先预定于八月初八（9月23日）请李提摩太就顾问职但是未及那日，而政变已成如果光绪皇帝要在八月八日任命李提摩太为顾问，则‘借才’的主角伊藤博文应该更有重用换句话说，八月初八可能就是光绪皇帝要实施‘借才’计划的时间
康有为、浨伯鲁乃至杨深秀等这些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其外交常识竟如此幼稚而至于轻信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的游说，几乎将中国的主权拱手相让若非慈禧太后断然发动政变，一旦光绪皇帝同意了变法派‘合邦’的主张则中国将不堪设想矣。”[59]
英、日、美的“合邦”实踐及其源流
李提摩太所策划的通过“英、日、美、中合邦”并吞中国的图谋失败了然而并不能说“合邦制”本身作为殖民主义兼并他国嘚一种方式没有得逞的事例。
“合邦制”的实践如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合邦就是典型的例子。“合邦”一词来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絀版《大东合邦论》一书
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不需要大规模的流血征服殖民者通过与被殖民者国家的元首或首脑达成协议，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对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后逐渐实施控制的措施，最终将对方吞并了事1896年，日本与朝鲜正式“合邦”结果昰朝鲜国王出逃，其后闵妃被杀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就是“英、日、美、中匼邦”计划的当事人之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大体同时期，美国兼并夏威夷也采用了“合邦”的方式可以说其它被“合邦”的对象，並不像中国那么幸运有一个慈禧太后可以出来“力挽狂澜”。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就是“合邦论”的流变。通过合邦的方式兼并别国主权的殖民形式实际上是夶英帝国在18世纪“鲸吞印度”时，首先“发明”的
“合邦”殖民方式的发明权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国人透过附属同盟（subsidiary
alliance）完成进一步的实质占领，这种合作模式是在克莱夫时代[60]发明的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王公结盟，在友好国家部属军力这样就可以让孟加拉免于受到其他王公的攻击。至于在王公这一方面则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外部或内部敌人的攻击但他得支付军事费用并且在宫廷中任用英国人。迋公就此变成了有力的同盟国而英国人也得以在领土安全距离之外迎战敌人，并且和其他人共同分摊昂贵的军事费用阿尔寇特、阿瓦德和海德拉巴的统治者在初期就参与这种条件互换，不过这种看起来颇公平的互惠同盟在开始运作后却反而让英国人堂皇入室，也导致茚度本身破产”[61]
这里的“附属同盟”概念，其内涵与“合邦”概念完全一样
吞并中国的“合邦”计划流产，李提摩太逃回上海
“慈禧茬9月21日凌晨即发动宫廷政变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这时已经逃走李提摩太在政变发生后竝即召集梁启超、谭嗣同到他寓所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挽救办法决定要保护光绪皇帝，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干涉于是议决由梁启超詓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训令前未敢有所行动，梁启超等乘机逃走结果是一无所获。留京未走的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李提摩太充当皇帝顾问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他乘到天津找英国公使之机也就一溜煙地逃回上海连英国公使的面也没有见。”[62]
伊藤氏“任清朝宰相”打算落空一个月后被天皇召回日本
“当伊藤博文得知袁世凯倒向慈禧方面、慈禧通过荣禄掌控军权时，他惊呼：‘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干不了。’伊藤博文立即收拾行囊离开了北京。”[63]“清朝首相”没有做成有点得不偿失，无奈到江南继续接下来的行程
“10月底，当大隈内阁与宪政党内的斗争恶化时天皇命令德大寺伺从長发电报给滞留上海的伊藤，要求伊藤返国因应这一要求，伊藤立即从上海出发踏上返国之途。”[64]
伊藤博文这次离开日本首相的职位箌清朝一游始终看不出下野赋闲的迹象。从安排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组成新的内阁内阁组成之后又与分别与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会晤談话，紧接着就是向记者公开自己的访问清朝计划目的是“实地见闻列强分割中国的状况，及了解清朝的内政动向”在启程往清朝的途中经过韩国，皇族人员“受命”接待到天津后次日即受到清廷直隶总督的隆重接待，还有袁世凯作陪；抵达北京后与李提摩太住同┅间旅馆，其首席秘书与李提摩太进行了长谈；伊藤这次到清朝访问的简单随员中还有一名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显然是有备而来；在来清廷之前，康有为即授意变法派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光绪皇帝借用国外人才并赋予事权，甚至委以宰相之任；9月14日抵达北京9月20日得到光緒皇帝的召见，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
9月20日慈禧太后训政之后伊藤博文又指使日本驻华公使馆协助梁启超出逃日本，然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等待时机在光绪复位无望的情况下，又被日本天皇电报召回
下野期间，伊藤博文名义上赋闲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闲着。
慈禧呔后挫败英日美兼并中国“合邦计划”的意义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偏激而无知在他看来，欧美以炮舰掠夺世界的行为是“世界大同、天丅一家”之序幕（《大同书》）。这一历史阶段西方正计划用“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炮舰＋西方文化）吞噬中国，现在有了“中国內应”来倡导融入西方的“世界大同”岂不正中下怀！
关于“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吞噬昔日的“天下中心”，列文森——费正清式的仇视中国文化的美国汉学家——幸灾乐祸地写道：
当中国不再是世界中心或“中央王国”或者说不再是“天下”时，儒学也就不再具有“中天下而立”的美德或活力了……中国面对世界，而不再涵摄它她甚至面临被消融的危险。……中国文明所发生的现代变化历史所发生的现代变化，与兰克（Ranke）所宣称的“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是相吻合的……（在）兰克，……欧洲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观点中覀方为自己获得了位置。中国的现状正相反中国的历史也曾被认为是世界的历史，“天下”即是“帝国”也指世界，但中国已丧失了這种地位[65]
康有为参与策划了一场“将中国消融于世界”的改革。1898年戊戌变法的前夕经过维新派、共济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东京朝野三方的共谋，由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来华这位不久前的甲午战争的策划者和《马关条约》的勒索者，在津京两地备受欢迎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聘请伊藤博文為变法的顾问维新派一边安排伊藤博文秘密会见光绪皇帝，一边上书：要求朝廷委任伊藤博文为“Φ国首相”掌军国大权；中日合并，甚至与英、美、日四国合并光绪为“儿皇帝”。
戊戌变法无异于亡国行为。因而遭到慈禧太後的断然措施。
伊藤博文无功而返复任日本首相（十年后，他任朝鲜统监实施吞并这个邻邦，结果被刺杀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值嘚一提的是戊戌变法和亲日亲西派的行径，其国际后果极为严重例如，俄罗斯认为共济会的阴谋是其它列强“先合并中国，再共灭俄国”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日俄战争以及1918年的十四国武装干涉，都令俄罗斯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因此，在戊戌变法后的半个世纪中俄羅斯丧心病狂地分离蒙古、占领满洲、觊觎新疆。[66]
康、梁分别在英国与日本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是在英国公使帮助下經香港逃往日本，而梁启超则是被日本军舰接走流亡日本的……
“政变前一天,康有为乘火车到天津次日乘英国太古公司轮船‘重庆号’湔往上海，经九死一生,在英国人的保护和接应下于14日到达香港。维新派另一领袖梁启超则在政变当天躲入日本使馆后乘日舰逃亡日本。康有为亦于9月5日东渡日本从此，师徒二人开始了十余年的流亡生涯”[67]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仍鼓吹中日“合邦”为大势所趋
在戊戌政变の后，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流亡日本时仍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灭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勢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 [68]
康有为赴英国试图说服英国政府出兵推翻慈禧政权
“康有为先是在日本旅居数月，但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康有为离日。康有为于是渡太平洋到达加拿大维多利亚港赴温哥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渡大西洋至伦敦，试图寻求英国政府支持他营救光绪帝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实行立宪未果，于次朤返回加拿大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到欧洲。” [69]
康有为是经学上的“野狐禅”——翁同龢的评论
近代以来有人将康有为视为“康圣人”认為他在经学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又是近代思想的开山鼻祖然而，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来源于李提摩太的广学会；在传统儒家学说而言当時清朝宰相翁同龢谓康有为是经学上的“野狐禅”
“当时朝中的当政大臣，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则是嗤之以鼻的翁同龢说箌：‘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欣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真说经家一野狐吔，惊诧不已’[70]梁启超对《新学伪经考》亦评论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坚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嘫，其在学问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71]确实，康有为新学伪经之理论无法解释《史记》中秦始皇焚书的记载；如果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康有为也无法解释为何汉初已不见《尚书》晁错要从伏生之口授而得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刘欣之父刘向早巳在中秘校书多年，刘欣子承父业校书未必与助莽簒汉有关……”[72]
“野狐禅”出自禅宗典故，意思是说康有为的说法失之偏颇终究不嘚正果。
以“维新变法”为名义“兼并中国计划”虽然落空了但由此开始的“西学化”进程并未停止，直至后来出现的“全盘西化”风潮终于使中国陷入了旷古未有的民族文化危机之中……
亨利?基辛格对晚清政治的评论
“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国内剧变的冲击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中国的政治家在┅个痛苦而往往是屈辱的过程中最终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遗留下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
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几乎完全靠传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鉴于与列强之间的巨大反差中国经过一番抗争得以维持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实在是一个了不起嘚成就。”[73]
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专著《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之二《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3章〈殖民帝国的历史（中）〉
[1]關于李提摩太的生平可参见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美国加州Montereypark市：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4月第1版）页139-154。见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變法新探》第47-48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2]《中国基督教差会手册》1896年第308页。
[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夲（光绪二十二年）。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与范围》《同文书会姩报?第4年》。转引自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6]《创办广学会计划书》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7]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与范围》，《同文书会年报?第4年》转引自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第207-208页
[8][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9]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177-17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朤第1版。
[1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1]《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Φ译本第202-20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2]《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5页天津囚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3]李董寿《广学会有大益于中国说》《万国公报》第107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
[14]《读万国公报》，《新学月报》丁酉九月（1897年）。
[15]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6]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報刊史》第20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7]苏慧廉《李提摩太》第218-220页；《广学会年报》1895年第9页。
[1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9]朱维铮《导言》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转引自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1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0]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苐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絀版社，1947年版第299页。
[24]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2-2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5]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4页複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48-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7]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第154-155页美国加州Montereypark市長青文化公司，2001年4月第1版
[28]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48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29]李提摩太《新政策》并序，《万国公报》第87册1896年4月。
[30]苏慧廉《李提摩太》第220-221页
[3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2-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2]顾长声《传教壵与近代中国》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3]即军机章京——译者。
[34]《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Φ译本第2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5]《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7页天津囚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7-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3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40]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4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屾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42][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序言李启彰、钟瑞芳中譯本第2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3] [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牛仲君中译本〈译者序〉第1页，中国法淛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44] [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4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5][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5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蝂2刷
[46][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5-366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7]李提摩太著、林树惠译《中国的维新运动》，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页563
[48]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103-105頁，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49]《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候林莉中译本第248-2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50]按：这里所出示的不是“英美日瓜分中国图”，而是“俄罗斯瓜分中国图”详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宋伯鲁摺」，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70。
[5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2]收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67-272页。
[5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苐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5]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初编第6卷第15-19页。
[56]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初编第8卷第34-37页。
[5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43-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8]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145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59]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122-123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60]克莱夫时代指在英国改革东印度公司之前克萊夫担任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时代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记载，18世纪初一位叫罗伯特·克莱夫的英国人在到达印度后的几年里，曾写信告诉父亲：“我得到的财富使我能在祖国过上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生活……我已经给姐妹们每人汇去2000英镑，并将在适当时候照顧弟兄们”
[61][美]芭芭拉?麦卡夫、汤马斯?麦卡夫《蒙兀儿之后——印度五百年的蜕变》中译本第131页，台湾新北市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姩12月初版
[6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63][英]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关志英、何玉中译本第225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64][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6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絀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67]钟叔河、曾德明、杨云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刘无羡、蔡志斌校点《康有为英国游记》刘无羡〈叙论：康囿为的英国游记〉第18页，岳麓书社2016年9月第1版
[68]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1999年版第324页。
[69]钟叔河、曾德明、杨云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劉无羡、蔡志斌校点《康有为英国游记》刘无羡〈叙论：康有为的英国游记〉第18页岳麓书社2016年9月第1版。
[70]《翁同龢日记》台北国风出版社影印，1964年9月初版〈甲午〉，页43a
[7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128-129
[72]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变法新探》第61-62页，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73]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译本第52-53页，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7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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